托比夫婦的歐洲之行，是一連串洋溢著勝利的喜悅的旅程。當他在倫敦守護神像前公演的時候，牛津廣場上擠滿了人群，大家發狂似的想一睹托比和吉爾的風采。首都警察在阿蓋爾街周圍佈滿了警戒線。當群眾無法控制時，又趕快調來了騎兵警察予以協助。時鐘敲了八下，王族駕臨，表演開始。
托比簡直使人驚異不已。他的臉煥發出那種天真的光彩，他幽默地諷刺英國政府和它的那一幫固守陳規還洋洋自得的老古董人物。他說，英國呀，搞得還不如烏干達呢。要是換一個好一點的國家，那可就不會有這種事了。人們哈哈大笑，因為他們知道托比·坦波爾完全是在說笑話，他沒有一句話是當真的。托比熱愛他們。
他們也愛托比。
巴黎的接待，氣氛更是熱烈。托比和吉爾前往總統府邸作客，並且乘坐豪華轎車周遊全市。每天報紙頭版都有他們的照片。在他們去劇院的途中，總統派警察維護治安。有一天托比演出結束後，當人們護送他和吉爾上汽車時，人群突然衝破了警戒線，數百名法國人，衝到他們面前，叫著：“托比，托比……我們要托比！”他們爭著拿出筆和簽名簿，擠上前去，想和偉大的托比和了不起的吉爾攀談幾句。警察無法阻止他們。人們把警察推到了一邊，他們甚至把托比的衣裳撕破了，為了爭得一點點的紀念。托比和吉爾幾乎要被擠死了。但吉爾毫不畏懼。喧鬧錶明人們對托比的致意，也正是為了這些人，她才幹出了這樣的功績——把托比帶回來交給他們。
最後一站是莫斯科。
六月的莫斯科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城市，黃色的花壇整齊地排列在寬敞街道的兩旁，優美的小白樺和菩提樹，長滿了濃綠的枝葉，鬱鬱蔥蔥，像一片望不到頭的海洋。居民和旅遊者，三五成群地在陽光下漫步，這是旅遊的季節。但是，除去官方訪問外，凡來俄國旅遊的人，都歸國際旅行社接待。後者是一個國家的機構，負責安排交通、住宿和導遊等事宜。但是，當托比和吉爾到達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時，一輛大轎車已停在那裡等候他們，把他們送到通常用來接待衛星國要員的大都會飯店。大套房間裡堆滿了首都的伏特加和黑色魚子醬。
黨的高級官員尤里·羅曼諾維奇將軍前來飯店，表示歡迎：“坦波爾先生，我們國家放映貴國的影片並不多，但是我們對您很熟悉，這裡常常放映您的影片。俄國人民認為天才可以逾越一切界限。”
托比準備在莫斯科大戲院演出三場。開演的那天夜晚，吉爾也一起受到了歡呼。由於語言的障礙，托比在表演時主要採用啞劇的手法，觀眾讚歎不已。他用冒充的俄語亂說一通，龐大的戲院裡充滿了一片掌聲和歡笑聲，就像愛的祝福一樣。
以後的兩天裡，羅曼諾維奇將軍陪著托比和吉爾，到各處觀光。他們到高爾基公園，乘坐巨型的，參觀有歷史意義的，他們到了莫斯科國家馬戲場，並前往阿拉格維大飯店出席招待宴會，在宴會上他們吃上了金色魚子醬，那是八種魚子醬中最珍貴的一種，他們還吃了冷拼盤，照菜譜上的意思是“小吃”；還吃了肉餡餅，餡餅外面是酥皮的，裡面是鮮美的肝或魚肉的餡。作為飯店的甜點心，他們吃了帶杏子醬的蘋果奶油布丁，味道鮮美，令人難以置信。
繼續觀光。他們到普希金藝術博物館、列寧墓和兒童世界——莫斯科吸引人的兒童商店。
他們還被帶到一些對多數俄國人不開放的地方。格拉諾夫斯基大街，街上密集著由專職司機駕駛的高級官員的轎車。街里有一處外觀很普通的大門，門上標明“特別通行證辦事處”。人家帶他們走進去。從世界各地進口的高級食品，在這裡應有盡有。這就是蘇聯當局，俄羅斯貴族和特權階層購物的商店。
他們又到了一座豪華的別墅，在那裡，有特權的人，可以在秘密放映室裡觀看外國電影。這是人民國家有趣的內幕。
托比舉行最後一次演出的那天下午，坦波爾夫婦準備出去採購物品。托比說：“你一個人去好嗎？寶貝兒？我以為我得睡一會兒。”
她打量他片刻。 “你沒有不舒服吧？”
“好極了，我就是有點累。你去把整個莫斯科都買回來吧。”
吉爾猶豫著。托比看來臉色蒼白。這次旅遊結束以後，她一定得注意讓托比好好休息一段時間，然後再開始拍新電視片了。 “好的，”她同意說，“睡一會吧。”
吉爾穿過門廳走向出口時，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約瑟芬。”就在她回頭的時候，她已經知道是誰了。一瞬間，奇蹟又重現了。
大衛·肯尼文向她走來，微笑著說：“看到你真高興。”這時，她覺得她的心都停止跳動了。他是唯一能使我如此的人，吉爾心裡想。
“你能同我喝一杯嗎？”大衛問。
“好的。”她說。
飯店的酒吧間大而擁擠，但是，他們終於找了角落上的一張比較清靜的桌子，可以好好坐下來談談心。
“你來莫斯科做什麼？”吉爾問。
“政府邀請我來的。我們在設法談成一筆石油的交易。”
一個很不耐煩的侍者，懶洋洋地走過來，收了他們要酒的訂單。
“薩塞好嗎？”
大衛向她看了一會，然後說：“我們幾年前就離婚了。”他有意換個話題：“我注意著你的一切遭遇。我從小就是個托比迷。”不知為什麼，這話聽起來，似乎托比已老朽了。 “我很高興，他康復了。當我從報上看到他中風的消息時，我很掛念你。”他的眼睛裡流露出那種吉爾依然記得的神情，一種懇求，一種需要。
“我想托比在好萊塢和倫敦都是了不起的。”大衛繼續說著。
“你到那裡了嗎？”吉爾驚異地問道。
“是的，”然後，他迅速補充說，“我在那裡有點公務。”
“你為什麼不到後台來？”
他猶豫了：“我不想去打擾你們。我不知道你們是否願意看到我。”
酒來了，裝在矮墩墩的厚玻璃杯裡。
“好，為你和托比干杯！”大衛說。話語中帶有那麼一種情調，一種潛在的傷感，一種熱切的渴望……
“你一直住在大都會飯店裡嗎？”
“不。事實上，我花了一段很糟糕的時間才……”他想改口已經來不及了。他苦笑了笑：“我知道你會在那兒。我本來五天前就該離開莫斯科的。我一直在等待，希望能碰到你。”
“為什麼，大衛？”
他過了好一會才開口說：“現在一切都太晚了。但是，不管怎麼樣，我都想告訴你，因為我認為你有權知道。”
於是他對她講述了他同薩塞的婚姻，她怎樣欺騙他，怎樣企圖自殺，講那天晚上他為什麼讓吉爾在湖邊空等。他滿懷情意地傾訴了那滿腹的積怨。吉爾感動萬分。
“我一直愛你。”
她坐在那裡聽著。一種幸福的熱潮像酒一樣在她全身流淌。就像美夢真的要成為現實了。要知道，這也正是吉爾朝夕夢寐、期待已久、綰繫心間的一切。吉爾端詳著坐在她對面的男人，她記得，他曾用他那雙有力的手緊緊地把她摟在懷裡，迫切地要求著她的身體，這時，她感到了一種內在的衝動。但是，托比已經成為她生命的一部分，他是她身上的肉，而大衛……
這時她身旁傳來一個聲音，“坦波爾夫人！我們到處在找您！”這是羅曼諾維奇將軍。
吉爾望望大衛：“明天早上給我打電話。”
托比在莫斯科大劇院最後一次演出，空前激動人心。觀眾向他拋鮮花、歡呼、跺腳，久久不肯離開。這是托比勝利的，恰如其分的頂點。演出結束後，預定舉行一次大型宴會。但托比對吉爾說：“我累壞了，女神。你自己去赴宴不好嗎？我要回飯店裡躺一躺。”
吉爾獨自一人去參加宴會。大衛彷彿時時刻刻都在她的身邊。她同東道主交談、跳舞，為他們對她的讚美而表示謝意，但她的頭腦裡始終縈繞著她同大衛那次會見的情景。 “我當初實在結錯了婚。薩塞已經和我離了婚。我從沒有一天不愛你。”
深夜兩點，吉爾由人護送到飯店門口。她走進去，發現托比躺在房間正中的地板上，不省人事，右手伸向電話機。
托比·坦波爾被緊急用救護車拉到斯維爾契科夫大街三號外事人員總醫院。三位一流專家深夜趕來就診，大家對吉爾深表同情。醫院院長陪她到一個單間辦公室，她在那裡等侯消息。一切又彷佛再次重演，吉爾想。這一切，以前都發生過。但這一次卻潛在著一種模糊的、虛幻的……
幾個小時過去後，辦公室的門開了，一個矮矮胖胖的俄羅斯人搖搖擺擺地走了過來。他穿著剪裁得併不合體的服裝，看起來像個失意的保安人員。 “我是杜洛夫大夫，”他說，“我負責主治你丈夫的病。”
“我想知道他現在怎樣了？”
“請坐，坦波爾夫人。”
吉爾本來沒有意識到，自己站了起來。 “告訴我！”
“您的丈夫患的是中風症，從醫學上講，是由腦血栓形成的。”
“嚴重嗎？”
“是最最——怎麼說呢——目前還很嚴重，很危險。如果您的丈夫搶救過來——當然，現在還很難說——他也不能說話，不能走路了。他心裡是清楚的。但是，已完全癱瘓了。”
吉爾離開莫斯科之前，大衛打電話給她。
“我無法對你說，我是多麼難過。”他說。
“我要守候在你的身邊。什麼時候你需要我，我就來，一定記住。”
歸程是一場難堪的舊戲重演。飛機裡放著醫院的擔架，急救車從機場徑直開回家，然後是開設了一間病房。
不過，這次有點不同的是，吉爾一經允許探視托比，她就完全明白了，他的心臟仍在跳動，他的主要器官都還活著，從各方面說，他還是個活體，然而卻又不是。應該說他只是一個有呼吸、有脈搏的屍體，一個氧氣罩裡的死人。身上插著的針管和針頭像導管一樣，輸進各種液體，維繫他存活下來的生命力。他的面孔已完全扭曲，鼻、眼歪斜得特別難看。嘴唇翻著，露出牙床。整張臉看上去總是在笑。 “恐怕我不能使你抱多大希望。”俄國大夫是這樣對她說的。
那是幾個星期以前的事了。現在他們已回到貝萊爾市自己的家裡。吉爾到家後，立即打電話給凱普蘭大夫。凱普蘭大夫又找來一些專家。這些專家又找來更多的專家。答案完全一樣：一次嚴重的腦血管損傷——摧殘中樞神經的重度中風。康復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晝夜都有護士輪番守護，還有理療醫師來替托比治病，但全都是擺擺樣子而已。
接受這種全面治療的對象，已完全奇形怪狀了。托比的皮膚全部呈黃色；頭髮大片大片地脫落；癱瘓的肢體出現萎縮，皮膚完全鬆垮下來。臉上始終是那副無法自控的怪笑。他難看極了，簡直是一具可怕的骷髏。
但他的眼睛還是活的，而且是何等活生生的啊。他的眼睛仍在發光。這是被殘廢身軀禁錮著的一種精神的力量，它清清楚楚地表達出他所遭受的挫折。只要吉爾走過他的房間，托比的眼睛就如飢如渴、發狂似的跟隨著她，央求著她。為了什麼？為了求她使他再能行走？再能說話？使他再度成為一個完人？
她常常低頭盯著他，不聲不響，她想：“我的一部分已經躺在那張床上了，正在受禁錮，受煎熬。”他們已經結成一體了。她願意不惜一切代價挽救托比，挽救她自己。但是她知道這次她已無能為力了。這次實在不行了。
電話鈴不斷地響，那是其他一切電話的重複，一切表示同情的語言的重複。
但是有一個電話是不同的。大衛·肯尼文的電話：“我只想讓你知道，凡是我能做到的——任何事情——我等著你的吩咐。”
吉爾想到他的模樣，高大而健壯，風流倜儻；她再想想隔壁房間裡，那個不成人樣的怪物。 “謝謝你，大衛，我衷心感謝。沒有什麼事。暫時沒有。”
“我們在休斯敦有些大夫，”他說，“世界上最好的大夫。我可以派飛機把他們接來看他。”
吉爾感覺到自己的喉嚨在發緊。哦，她多麼想請大衛來看她，把她從這個地方帶走！但是她不能。她已經同托比結合了，她知道自己永遠不能離開他。
永遠不能離開，只要他還活著。
凱普蘭大夫已經替托比做了檢查。吉爾正在書房裡等著。他走進門時，她轉身望著他。他笨拙地試圖以幽默的語言說：“唔，吉爾，我這裡可有個好消息，也有個壞消息。”
“先說說壞消息。”
“我恐怕托比的神經系統損傷得太厲害了，無法恢復，這已是毫無疑問了。這次絕沒有再康復的可能。他永遠也不會走路和說話了。”
她盯著他好大一會，然後說：“有什麼好消息？”
凱普蘭大夫微微一笑：“托比的心臟強壯得驚人。護理得當，他還能活上二十年。”
吉爾望著他，不能置信。二十年。那是個好消息。她想到自己被樓上那個可怕的怪物拴住，不禁陷入一場無法擺脫的惡夢裡。她永遠不能同托比離婚，只要他活著，她就不能。如果她現在遺忘了他，人人都會覺得她是在背叛，人人都會認為托比受了騙，甚至包括大衛·肯尼文。
大衛現在每天都來電話。他不斷地誇她既忠誠，又無私，真是難能可貴，但是，他們兩人都意識到：一種深沉的、潛在的愛流，正在他們彼此之間流淌。
無法說出口的是，等托比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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