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的鼓舞者，自己的守護人，一般說這些人也是作家。
只要讀上幾行這個鼓舞者的作品，自己便立刻想要寫東西。從某幾本書中好像能噴出酵母漿來，使我們心神陶醉，感染我們，使我們不自主地拿起筆來。
奇怪的是，這樣的作家，守護人，在作品性質、風格和題材方面多半和我們迥乎不同。
我認識—個作家，是一個道地的現實主義者，他專門描寫日常生活，人穩重而沉著。但他的守護人卻是那位落宕不羈的空想家亞歷山大·格林。
蓋達爾把狄更斯稱作他的鼓舞者。至於我呢，司湯達的羅馬通信的任何一頁都能引起我的創作欲，而且我寫的東西與司湯達是那麼懸殊，連我自己都威到驚訝。有一年秋天，我讀了司湯達的作品，便寫了一個短篇273護林區，這篇小說是描寫普拉河岸禁伐林的。但在這個短篇中全然找不到一點與司湯達的作品的共同之處。
不過說實在的，我並沒尋找其中的原因。顯然，是可以找到的。我之所以提到這點，僅僅是想談一談，有許多粗粗一看並不重要的事情和習慣卻能幫助作家們寫作。
大家都知道普希金在秋天寫東西寫得最出色。無怪“波爾金諾的秋天”成了驚人的創作力旺盛的同義語。
“秋天來了，”普希金寫信給普列特尼約夫說。 “這是我喜愛的季節——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健壯起來——我的文學創作的時期開始了。”
大概不難理解這是什麼道理。
秋天，清澈而涼爽，有“飄零的美”（語出普希金1833年寫的抒情詩），遠景明晰，氣息清新。秋天給自然添上一種淡淡的色調。絳紅、金黃的樹林時時刻刻在雕落，剩下光禿禿的枝椏，使線條更形突出了。
眼睛會逐漸習慣於秋日景色的明朗。這明朗的秋色便漸漸地吸引一個作家的意識、想像和作家的手。詩和散文的噴泉噴出冷冽的清泉，偶爾發出冰屑的響聲。頭腦清新，心強烈而均勻地跳動著。只是手指有些兒發冷。
到秋天，人類思想的禾稼也熟稔了。關於這個，巴拉廷斯基說得很好：“珍貴的莊稼成熟了，你在思想的穀粒裡收刈；達到了人類命運的圓滿。”
照普希金的說法，每逢秋天，他的精力又重新旺盛起來。每年秋天，他都覺得年輕了許多。歌德說得對，有天才的人一生之中，常常有幾度恢復青春。
在一個這樣的秋日，普希金寫了幾行詩，述說了詩人極其明顯的複雜的創作過程：
我常常忘記世界——
在甜蜜的靜謐中，
幻想使我酣眠。
這時詩歌開始甦醒：
靈魂洋溢著抒情的激動，
它顫抖，響動，探索，像在夢中，
最終傾瀉出自由的表現來——
一群無形的客人朝我湧來，
是往日的相識，是我幻想的果實。
於是思想在腦中奔騰、澎湃，
輕妙的韻律迎面奔來。
於是手指兒忙著抓筆，筆忙著就紙，
剎那間——詩句就源源不斷地湧出……
（引自普希金的秋）
這是對創作的驚人的分析。只有在高度精神振奮的熱潮中，才能作出這樣的分析。
普希金還有一個特點。他寫東西碰到寫不下去的地方，便索性跳過去，繼續往下寫，決不停頓。以後他再回到漏過的地方，但這只是在他稱作靈感的那種精神振奮到來的時候。他從來沒勉強地喚起靈感。
我看見過蓋達爾寫作。和作家一般的寫作情形完全兩樣。
當時我們住在麥紹爾森林區一個村子裡。蓋達爾住在一幢臨街的大房子裡，而我住在花園深處的一間浴室裡。
當時蓋達爾正在寫鼓手的命運。我們倆講好從早晨到中午一心一意工作，在這個時間內，彼此決不以釣魚來誘惑對方。
有一次，我在這間浴室裡靠近敞開的窗子寫東西。連一頁的四分之一還沒寫完，蓋達爾就從那幢大房子裡出來了，從我窗前走過，裝出極其自由自在且漠不關心的樣子。
我假裝沒看見他。蓋達爾在花園裡踱來踱去，自言自語地嘟囔著什麼，接著又從我窗前走過，但這一次已經分明要找我麻煩了。他吹著口哨，然後又假裝咳嗽。
我不作聲。這時蓋達爾第三次走過來，怒沖沖地盯了我一眼。我依舊不作聲。
蓋達爾忍不住了。
“餵，”他說，“別裝傻啦！你寫東西這麼快，扔下一會兒，有什麼道理啦。嘿，好一個波波雷金①！我要是也這麼寫，我早就有一部一百一十八卷頭的全集了。”
【①波波雷金(1836—19e1)：俄羅斯作家，對時代精神敏感，現察力強。但用自然主義的方法寫作，急於概括自己的觀察。 】
他非常喜歡這個數目。他津津有味地又重複了一遍：“一百一十八卷！一卷也不少！”
“夠啦，”我說，“你乾脆說吧，你要怎的？”
“要你聽聽，我想出來一個多麼美妙的句子。”
“什麼句子？”
“好，你聽著：'受罪啦，老頭兒，受罪啦！——乘客們說。'妙不妙？”
“我打哪儿知道！”我回答說。 “得看放在那兒，跟什麼發生關係？”
蓋達爾大為不滿。
“'跟什麼發生關係，''跟什麼發生關係'！”他學著我的語氣。 “應該跟什麼發生關係，就跟什麼發生關係！嘿，去你的吧！坐在那兒琢磨你自個兒的文章吧。我可得去把這句話記下來。”
但他沒忍了多久。過了二十分鐘，他又開始在我窗前走來走去了。
“怎麼樣，又想出什麼了不起的句子來了？”我問。
“餵，”蓋達爾說，“從前我只不過是模糊地猜想你是一個放肆的知識分子和一個諷刺家。今天看來果然不錯。我感到很悲哀。”
“去去，走開吧！”我說。 “咱們好說好商量，別打擾我！”
“了不起，一副拉熱奇尼科夫①的架子！”蓋達爾說，不過還是走了。
【①拉熱奇尼科夫(1792—1869)：俄羅斯作家。 】
過了五分鐘他又回來了，而且老遠就對我高聲說了一個新句子。這個句子，說實在的，出乎意料，好得很。我很讚賞這個句子。蓋達爾就需要這個。
“得啦！”他說。 “這一回我再不到你這兒來了。決不來了！不用你幫助寫寫看。”
他忽然用說得很糟的法國話添上一句：“再會，俄羅斯蘇維埃作家先生！”
當時，他剛開始學法文，學得非常起勁。
蓋達爾又到花園裡來過好幾次，但沒打擾我，在遠處的一條小徑上踱來踱去，一邊自言自語地嘟囔些什麼。
他就是這樣寫作的——一邊走一邊想著句子，然後記下來，隨後再想。他整天從屋子裡到花園這樣出來進去。我很奇怪，並且肯定蓋達爾的中篇寫得很勉強。但後來才知道，他一向如此滑頭，這樣寫下來的遠比一句一句積起來的多得多。
大約在兩個星期以後，他寫完了鼓手的命運，然後興致勃勃、心滿意足地走到我的浴室裡來。
“給你讀一篇小說好嗎？”
我當然很想听聽。
“那麼，聽著！”蓋達爾說，在房中央站住了，把雙手插在衣袋裡。
“原稿在哪兒呢？”我問道。
“只有那不中用的樂隊指揮，”蓋達爾用一種教訓的口氣回答說，“才把譜架放到面前。我要稿子乾嗎！稿子在桌子上養神哪。你到底聽不聽？”
他把小說從頭到尾背誦了一篇。
“你總歸會在什麼地方，把什麼背錯了，”我懷疑地說。
“咱們打賭！”蓋達爾喊道。 “不會超過十個錯誤！要是你輸了，明天就到梁贊去，在破爛市上給我買一個老式的晴雨表來。我在那兒看好了一個。在那個老太婆的攤子上——你記得嗎？——下雨她就頂個燈罩。我馬上把稿子拿來。”
他拿來了原稿，把小說又背誦了一次。我看著原稿。僅僅在幾個地方弄錯了，而且不是什麼重要的地方。為了這個我們吵了好幾天，蓋達爾到底算不算贏，但這已經和本題沒有直接關係了。
總之，我買了晴雨表，使蓋達爾高興萬分。我們決定按照這個銅質的笨重器皿，來安排我們的釣魚生活，但立刻就上了當，晴雨表上指著“大旱”的時候，而事實上卻下了三天傾盆大雨，兩個人都變成了落湯雞。
那個時期真是妙不可言：無盡無休的胡鬧啦，“抽籤”啦，文學上的爭論啦，在湖上和舊河床上垂釣啦。所有這些都不知不覺地幫助了我們寫作。
當費定開始寫他的長篇《不平凡的夏天》的時候，我剛好和他在一起。
我由衷地希望費定原諒我冒昧地寫出這件事來。但是我覺得每一個作家特別像費定這樣的巨匠的工作方式，不僅對作家們，而且對所有文學愛好者，都很有意思，而且不無益處。
我們住在加格拉緊臨海濱的一幢小房子裡。這幢房子好像革命前廉價的“公寓”，是一幢體面的貧民窟。
每當風暴襲來的時候，它便為狂風和巨浪的衝擊所搖撼，發出嘎吱嘎吱、喀嚓喀嚓的聲音，眼看就要塌似的。門上的鎖都銹了，穿堂風一吹過，門便慢慢地、可怕地敞開來，停止幾秒鐘不動之後，又猛丁砰地一聲關上，於是灰泥便從天花板上紛紛落下。
所有新加格拉和舊加格拉的野狗都在這幢房子的露台下過夜。它們趁主人暫時外出的時候爬進屋來，躺到床上，心安理得地打起呼來。
不管盤據床舖的野狗的性子如何，進屋子時總要多加小心。狗不大好意思、羞答答地跳起來，失望地叫著跑出去。假如你碰著它的腳，它會因為恐懼而咬你一口。
假如碰上一條不要臉的老油子，它就會躺在床上，用仇恨的眼光盯著你，可怕地叫起來，使你不得不請鄰居們來幫忙。
費定的一面窗戶朝著臨海的露台。風暴咆哮的時候，把露台上的藤椅都堆到這扇窗子旁邊來，怕淋濕了。狗總躥在這堆椅子上，從上面望著在桌旁寫作的費定。這群狗低聲嗥著，想到他這有燈光的暖和的房間裡來。
起初，費定抱怨說這群狗簡直使他發抖。只要他的眼睛離開稿子，看著窗外開始思索時，便立刻看到幾十隻惡狠狠的眼睛盯著他。他甚至有幾分不自在，好像因為他住在暖和的地方，卻在白紙上畫黑道，乾著一種分明是無意義的事情而成到歉疚。
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妨礙了費定的工作，但不久他便習慣了，不再理睬這群野狗了。
大多數作家在清晨寫作，也有一些作家在白天，但絕少數在夜裡。
費定能在任何時刻寫作。僅僅是偶爾歇歇乏才停下一會兒。
他每夜在大海的呼嘯聲中寫作。這種聽慣了的喧囂聲非但不妨礙他，甚至有助於他的文思。相反，寂靜倒使他煩亂。
有一次，在深夜裡，費定把我叫醒了，焦灼地跟我說：“你可知道海沉默了。我們到露台上去聽聽。”
一片深沉的、好像非常靜穆的沉寂籠罩著海岸。我們默不作聲，想要在黑暗中聽到哪怕一聲微弱的浪花拍濺聲，但是什麼也聽不見。只有耳膜嗡嗡地響著，這是我們的血液流動的聲音。在高空，在那瀰漫蒼穹的黑暗中，撒著幾點朦朧的星光。我們習慣了這大海的喧聲，甚至為這種靜寂所窒息了。費定在那一夜裡沒有寫作。
所有這些都說明：他不得不在他所不習慣的環境中工作。我以為這種生活的樸素與簡陋使他想起青年時代，青年時代我們能夠在窗台上，在洋油燈旁，在墨水都上了凍的房間裡，一句話，在任何條件下寫作。
我無意中觀察了費定，才發現他只有在把下一章嚴格地考慮過、調理過、用沉思和回憶充實過之後，直到個別字句都在思想中推敲成熟的時候，方才下筆。
費定在動筆之前，全神貫注地從各個角度來審查這部未來的作品，他只寫他深思熟慮過的、輪廓分明的、同時和整體有完整的關係的東西。
費定的明豁而堅定的智慧和嚴峻的目光，不容忍那構思和表現的模棱兩可。按照他的意見，散文應該寫得確切無瑕，錘煉到金剛石的硬度。
福樓拜在文字的慘淡經營中度過了一生。他不能夠停止追求散文的晶化。有的時候，對他說來，修改稿子並不是使散文完美無瑕的手段，而成為目的本身了。他失去了鑑別的能力，疲憊不堪，悲觀失望，而且顯然地枯竭了，把自己的作品弄得沒有生氣，或者如果戈理所說的，“描寫呀，描寫呀，變成個描寫迷了”。
費定知道在琢磨文句時應該恰到好處，適可而止。他身上的批評精神從不疲倦，但也沒有讓作家灰心。
在福樓拜身上高度地表現了那種文學理論家們稱做作家的“人格化”的特性，簡言之，這是一種禀賦，作家以強烈的力量，使自身與人物合成一體，親身極其痛苦地體驗作品人物(按照作家的意志)所遭遇的一切。
如所周知，福樓拜描寫愛瑪·包法利服毒臨終之際，他自己也感覺到中毒的種種徵候，因而不得不向醫生求救。
福樓拜是一個痛苦的人。他寫得那樣慢，他自己絕望地說：“寫出這樣的東西來，真應該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他住在盧昂附近塞納河畔的克魯阿斯。他書房的窗戶便臨著塞納河。
在福樓拜的有異國情調的書房裡，終夜點著有綠罩的燈。福樓拜在夜裡寫作。到晨光熹微的時候燈才熄滅。
燈光是通宵達旦的，好像燈塔。真的，在暗夜裡，福樓拜的窗戶成了塞納河上漁夫們的燈塔，甚至從哈佛爾往盧昂溯遊而上的海輪的船長們也把它當作燈塔。船長們知道在一段航路上要想不迷失方位，應該“以福樓拜先生的窗戶”為目標。
他們偶爾看見一個體格健壯的人，身穿一襲華麗的東方式的睡衣。這人常常走到窗邊，前額貼在窗上，望著塞納河。這是一個疲憊不堪的人的樣子。但那些弄潮兒卻未必知道窗子里站著的是一位法國的偉大的作家。他為爭取散文——這個“可詛咒的、無論如何也不能定型的、沒有形狀的東西”——的完美，已經精疲力竭了。
在巴爾扎克看來，他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親密的朋友，他忽而氣得呼哧呼哧地罵他們是壞蛋、傻瓜，忽而微笑著，稱讚地拍拍他們的肩膀，忽而拙笨地安慰他們的不幸。
巴爾扎克相信自己的人物確實存在，相信他對他們的情況所描寫的確切性，這種相信完全是虛無縹緲的。他的生活中一件有趣的故事可以說明這個事實。
在巴爾扎克的一個短篇裡，有一個年輕的修道女(她的名字記不清了，姑且叫她作貞娜)。修道院長有一次派溫柔的貞娜到巴黎去給修道院辦事。年輕的修道女在首都五光十色、滿眼繁華的塵世生活前目瞪口杲了。她在煤氣燈光下一連好幾個鐘頭望著從未見過的富麗堂皇的商店櫥窗。她看見了穿著香氣四溢的薄紗衣衫的婦女。這種衣服好像使這些美人兒曲絡畢露，突出了窈窕的項背、細長的腿、小巧高聳的酥胸的美。
她聽見了奇異的、醉心的告白，暗示愛情的話，男人悄聲的甜言蜜語。她既年輕又漂亮。人們在大街上盯在她的後面。跟她也說著同樣奇異的話，她的心怦怦地跳得非常厲害。在一個花園裡，梧桐的濃蔭下，被人初次的強吻，像一聲霹雷一樣，把她震昏了，奪去了她的理智。
她在巴黎留下了。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迷人的巴黎女郎，她把修道院的錢都花光了。
過了一個月她到大馬路上去了。
在這篇小說裡，巴爾扎克用了當時一個修道院的名字。巴爾扎克的書落到了修道院長的手裡。修道院裡正好有一個年輕的修女叫貞娜。修道院長把她叫了來，嚴厲地說道：
“您知道巴爾扎克先生寫您什麼了嗎？！他侮辱了您！他誣衊了我們的修道院。他是一個誹謗者和凟神者。您去讀一讀！”
這位少女看完了小說大哭了起來。
“立刻！”修道院長厲聲說。 “立刻準備準備到巴黎去，找到巴爾扎克先生，請求他向全法蘭西承認，他這是誹謗，他玷辱了一個根本沒到過巴黎的純潔的少女。他侮辱了修道院和我們全體天主教徒。讓他懺悔他這十惡不赦的大罪。您一定要辦到，否則最好不要回來。”
貞娜到巴黎去了。她找到了巴爾扎克，好不容易使巴爾扎克接見了她。
巴爾扎克穿著一件舊袍子，坐在那裡呼哧呼哧地像一口閹豬。煙味充滿了房間。桌子上堆滿了大堆的匆匆忙忙寫就的紙片。
巴爾扎克皺起了眉頭。他沒有工夫，因為他早就預定好要在一生中寫五十本以上的小說。不過巴爾扎克的眼睛裡閃耀著異樣的光輝。他凝視著貞娜。
貞娜臉孔緋紅，垂下了頭，祈求上帝幫助她，然後把修道院裡的一切經過告訴了巴爾扎克先生，並且請求他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這是巴爾扎克先生不曉得為了什麼目的硬加在她的貞節和聖潔上的。
巴爾扎克顯然沒明白這個美麗而嬌柔的修女要求他什麼。
“什麼不白之冤，”他問道。 “我所寫的永遠是神聖的真理，”
貞娜又把她的要求重新說了一遍，並且輕聲補充說：“可憐可憐我吧，巴爾扎克先生。您要是不願意幫助我，我就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了。”
巴爾扎克跳了起來。眼睛裡有慍色。
“怎麼？！”他喊道。 “您不知道怎樣才好？你所應該作的事我不是已經寫得清清楚楚了嗎！完全清清楚楚了！還有什麼可懷疑的？”
“難道您想要說，讓我留在巴黎嗎？”貞娜問道。
“就是呀！”巴爾扎克喊道。 “一點不錯，見鬼！”
“您想要叫我……”
“不對，見鬼！”巴爾扎克又喊了起來。 “我只是要您脫掉這身黑道袍。要您像一粒活珍珠一樣的年輕而美麗的身體，懂得什麼叫歡樂和愛情。要您學會歡笑。走吧！走吧！不過不要到大馬路上去！”
巴爾扎克抓住了貞娜的手，拉到房門口去。
“我都寫在那上面了，”他說。 “去吧！貞娜，您非常可愛，不過因為您，我已經少寫了三頁小說。而且是多麼出色的三頁！”
貞娜不能夠回修道院，因為巴爾扎克先生沒給她洗刷掉可恥的污點。她在巴黎留下了。據說一年以後有人在一家叫作“銀馱”的大學生酒館裡，在一群年輕人中間看見了她。她快活，幸福，而且動人。
有多少作家，便有多少樣寫作習慣。
在我前面提過的那間梁贊附近的木板房裡，我找到幾封我們著名的雕刻師約爾旦致波查洛斯欽的信(這些信我也提到過)。
約爾旦在其中一封信裡說，他花了兩午工夫雕刻一幅；意大利畫。他工作的時候，總是拿著雕板圍著桌子走來走去，磚地上都磨出了清楚的足跡。
“我累了，”約爾旦寫道。 “不過我仍舊走來走去，活動著。那個慣於站在斜面寫字台前寫作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果戈理該多麼感到疲乏啊！這才是自己事業的真正的殉道者。”
列夫·托爾斯泰只在早晨工作。他說每一個作家身上都具有一種批評的精神。這種最尖苛的批評精神經常在早間出現，夜里便酣睡不醒，所以在晚上，作家完全是為所欲為，毫無顧忌地工作，於是寫出大量胡說八道的廢話。托爾斯泰舉出盧梭和狄更斯的例子，他們都只是在早晨寫作，並且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拜倫就因為喜歡在夜裡寫作，而違背了他們的天才。
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的累贅當然不只是在於他在夜裡寫作而且不斷喝茶。這畢竟不怎麼嚴重影響他作品的質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繁累在於他總沒擺脫貧困和債務，所以他被迫多產而且總是倉卒急就。
他總是迫不得已時坐下來寫作。他的作品沒有一篇是平平靜靜全力以赴寫出來的。他總是草率地結束自己的小說(不是按照寫好的篇幅的數量，而是按照敘述的廣度)。所以他的作品比它們可能有的樣子和原來構思的樣子壞得多。 “想的遠比寫得好，”陀思妥耶夫斯基說。
他常想和他未寫完的小說在一起多留連一些時候，時時修改和充實它。所以他拚命拖長寫作時間，——因為每天每小時都會產生新的思想，當然不能把這些新思想倒填進去。
債務逼著他這樣作，雖然當他坐下來寫作的時候，他常常意識到作品還沒成熟。多少思想、形象、細節都白白地放過去了，就因為它們浮現在腦際時，已經為時太晚，不是小說已經寫完了，便是在他看來，已經無可挽救了！
“由於貧困，”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他自己，“我被迫為金錢而匆忙寫作，所以接二連三地失敗。”
席勒只有喝完半瓶香檳，把腳放到冷水盆裡才能寫作。
契訶夫年輕的時候能夠在莫斯科擁擠而嘈雜的住宅的窗台上寫作。而短篇獵人是在浴棚裡寫的。但這種滿不在乎的習慣已逐年消失了。
萊蒙托夫把自己的詩寫在隨手抓到的東西上。這些詩篇總好像在他的意識中頓時形成的，它們先在他的靈魂裡歌唱，然後他才急急忙忙把它們一字不改地記下來。
阿歷克賽·托爾斯泰，假如在他面前擺上一迭潔淨的上等質量的紙，便能寫作。他曾坦白地說過，他坐下來常常不知道要寫什麼。在腦子裡先有一個生動的細節。他從這個細節開始，而這個細節像一條魔術的線似地逐漸引出全部故事來。
托爾斯泰照他自己的說法，把工作狀態、靈感叫作來潮，“假如來潮，”他說，“我寫得便快。若是不來潮，那就得擱筆。”
當然，托爾斯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即興作家。他的思想總使他下筆神速。
寫作之際即當新的思想或新的畫面突然湧現，從意識的深處象閃光一般衝到表面上來的時候，這種絕妙的心境是每個作家都親身經歷過的。假如不立刻把它們寫下來，它們同樣會消失得無踪無影的。
其中有光，有顫動，但它們象夢一樣易逝。有一些夢，在我們剛剛醒來的那一瞬間，還記得其中的一些片斷，但立刻便忘了。以後無論我們怎樣費盡苦心，無論怎樣努力想回憶，總歸徒勞。這些夢只殘留下一種異樣的，謎一般的東西的感覺，若是果戈理，他就會說是一種“妙不可言的東西”的感覺。
應該馬上記下來。一秒鐘的滯延，這思想會倏然一現便永遠消逝了。
或者就因為這個緣故，許多作家不習慣在小紙上寫作或像記者那樣在窄條排樣上寫作。手要不停地寫，因為甚至這個最不足道的剎那的耽擱，都可以成為不可彌補的損失。顯然，意識的工作是料想不到地迅速的。
法國詩人貝朗瑞能夠在低級咖啡館裡寫他的歌謠。就我所知，愛倫堡也喜歡在咖啡館裡寫作。這很可以理解。因為沒有比熱鬧的人群中更好的孤獨，當然，這必須沒有人直接打斷你的思路，沒有人分散你凝聚的注意力。
安徒生喜歡在森林中構想他的童話。他有極好的、差不多是顯微鏡般的洞察力。所以他能夠清清楚楚地觀察一塊樹皮或一顆老松球，並且象通過放大鏡一樣精密地看到這些東西上的一切，用這些微小的細節很容易地編成童話。
總之，林中的一切——每一根覆滿苔蘚的殘株，每一隻褐色的螞蟻強盜，它們曳著綠色透明小翅的蟲兒，好像拉著竊來的美麗的公主一般——都可以變成童話。
我本來不願談自己的文學寫作經驗。這未必能給上文談到的增添些什麼重要東西。不過我仍然認為有必要說上幾句話。
假如想使我們的文學無限繁榮發展，那麼必須明白，一個作家的社會活動的最有成效的形式，便是他的創作工作。在出版前為大家所不知道的作品，一經出版，便成了全人類的事業。
應該珍惜作家們的時間、精力和才華，不要在累人的文學以外的忙亂上浪費它們。
作家在工作時需要安靜，盡可能沒有操心的事。假如有什麼事等著要做，甚至是細微的煩惱，那最好不要提筆。不然不是筆從手裡滑下來，便是寫出勉強擠出來的連篇廢話。
我一生中有幾次在寫作的時候心情輕鬆，注意集中而且從容不迫。
有一年冬天，我坐一艘內燃機船從巴統到敖德薩去。船完全是空的，什麼也沒裝。海面一片灰色，寒冷而平靜。海岸隱沒在灰色的煙霧中。濃重的烏雲，好像在迷夢中，橫在迢迢的山嶺上。
我在客倉裡寫作，有時站起來走到舷窗旁看海岸。強大的機器在內燃機船的鋼鐵的內倉裡輕聲地歌唱。海鷗呷呷地鳴叫著。寫起來感到輕鬆。誰也沒打斷我珍貴的思路。除了我正在寫著的小說而外，什麼也不用想，一絲雜念也沒有。我覺得這是莫大的幸福。遼闊的海使我避開了一切外界的煩擾。
在廣闊的海洋上行駛的威覺，對我們要登岸的許多港埠，或者對一些令人亢奮的偶然邂逅的模糊期待，都大大地幫助了寫作。
鋼船首劃開了慘白色的冬日海水，我覺得這艘船正在把我帶向那命中註定的幸福中去。我這樣想，顯然是因為小說寫得很成功。
我還記得，一年秋天，我一個人在一座木房的頂樓上，在燈花爆炸聲中，工作得多麼順利。
暗黑的、無風的九月之夜，也像海一樣包圍著我，使我避開了一切外界煩擾。
窗外鄉間花園徹夜在飄零著落葉的感覺，很難說出理由來，但是大大地幫助了寫作。我像思念一個人似的懷念著這座花園。它安詳沉默，耐心地等著我在夜晚到井邊去打水燒茶。當它聽到水桶的哇哇聲和人的跫音時，或者可以減少一點忍受這漫漫長夜的痛苦吧。
但是，在任何情況下，荒涼孤獨的花園，村子四周蜿蜒數十里的寒林，林中的湖水——當然，在這樣的夜裡，湖畔絕無人影，只有星星和千百午前一樣倒映在水中——這一切給人的感受都幫助了我的寫作。我敢說，恐怕在這樣的秋夜，我是真正幸福的。
當一種有趣的、歡樂的、心愛的事情，甚至像到遠處的舊河床邊垂柳下去釣魚這類小事情在前面等著你，你都會寫得很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