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冬，我住在敖德薩從前的服裝商店“阿爾斯王公司”裡。我用先斬後奏的辦法，搬進了二樓的試衣室。
我佔了三大間鑲著波希米亞產的大方玻璃鏡的屋子。鏡子鑲在牆上鑲得那樣結實，我和詩人愛德華·巴格里茨基要把鏡子拆下來拿到新市場上去換吃的東西，想盡一切辦法都不成功。連一面鏡子都沒弄動。
試衣室裡除了三個裝著爛刨花的箱子而外，一件家具也沒有。好在玻璃門很容易從鉸鏈上卸下來。每天晚上我把它拿下來，搭在兩個箱子上，攤上鋪蓋當床。
玻璃門非常滑，所以一夜裡舊褥墊和我要一齊滑下來滾到地板上好幾次。
褥墊一動，我便立刻醒來，氣都不敢出，連手指都不敢動彈，愚蠢地希望褥墊不要滑下去。可是它慢慢地、毫不容情地滾下去，我的巧計便破產了。
這一點也不可笑。那午冬天非常冷。從海口到小噴泉都結了冰。猛烈的東北風把花岡岩的馬路刮得千乾淨淨。一次雪也沒落過，這此街上鋪滿了雪還要覺得冷。
試衣室裡有一隻白鐵的“小鐵爐”。沒有可燒的。而且要想用這麼一個可憐巴巴的小爐子烘暖三大間屋子也不可能。所以我只在“小鐵爐”上燒燒胡蘿蔔茶。這用幾張舊報紙就夠了。
用剩下的一個箱子當桌子。晚上在上麵點一盞油燈。
我躺下，把所有暖和的東西都蓋在身上，就著油燈讀喬治·申格爾譯的何塞·馬利亞·艾萊狄亞的詩①。這些詩是在這饑饉的一年，在敖德薩出版的，我可以證明這些詩並沒有使我們的剛毅精神鬆懈。我們覺得自己象羅馬人一樣堅強，並且想起了申格爾本人的詩：“朋友們，我們是羅馬人。我們流盡鮮血……”
【①何塞·馬利亞·艾萊狄亞(1803—1839)：古巴傑出的詩人，革命的浪漫主義者。 】
我們，當然，沒流盡鮮血，不過我們這些快樂的年輕人，有的時候，曾經感到非常寒冷和飢餓。但是誰也沒發過牢騷。
在樓下，在店面的一層，美術館展開了一種忙忙碌碌的有幾分形跡可疑的活動。為首的是以“招牌王”這個綽號馳名敖德薩的一位嘮嘮叨叨的老畫家。
美術館承製招牌、女帽、“假腳”(一種女鞋，古代的樸素風格為其製造特點：在木底上釘上幾條扁帶便完了！)和電影廣告(這些廣告是用油畫顏料畫在不平的膠合板上的)。
有一次，他們的畫室很走運，接到一件給當時黑海唯一的輪船“伯斯特爾號”的所謂“船首裝飾”的工作，這艘輪船要到巴統去作處女航行。
這件裝璜是用鐵板製成的，然後在黑底上畫上金色的植物圖案。
這件工作吸引了所有的人，有的時候，連民警若拉·科茲洛夫斯基都離開了鄰近的崗位，跑來看看。
那個時候，我在海員報社作秘書。有許多年輕作家在這家報社工作，其中有卡達耶夫、巴格里茨基、巴別裡、奧列沙和伊利夫。寫作經驗豐富的老作家中常到我們編輯部來的只有安德烈·梭勃裡，——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總是為了什麼事激動不安。
有一次，梭勃裡給海員報一篇短篇小說，這篇東西層次不清，雜亂無章，雖然題材很有趣，而且確實寫得很有才氣。
大家讀了這篇小說，都覺得很難處理：就以這樣潦草的樣子發表是不行的。但誰也不敢去請梭勃裡把它修改一下。在這一方面棱勃裡是說不動的——這倒不是因為作者的自尊心(正好棱勃裡差不多沒有這種東西)，而是因為神經過敏：他不能回過頭來看他自己寫的作品，對它們已經失掉了興趣。
我們大家想來想去，不知道怎麼辦好。我們的校對布拉果夫老頭子也和我們在一起想辦法，布拉果夫過去是風行俄國的俄語報的社長，著名的出版家塞欽的左右手。
他不好說話，被自己的過去歷史嚇壞了。這位體面的人物和我們編輯部的衣衫襤褸、吵吵嚷嚷的年輕人完全不相稱。
我把棱勃裡的原稿拿回阿爾斯王商店去，預備再看一遍。
夜晚(不到十點，但浸在黑暗中的城市，薄暮時候就已經斷了來往的行人，只有風幸災樂禍地在十字街口呼嘯著)，民警若拉·科茲洛夫斯基來敲商店的門。
我把報紙緊緊地捲成一卷兒，點起來，拿著它，好像火把，打開了用一截生銹的黑鐵管頂著的沉重的店門。拿洋油燈去開門是不行的——小洋油燈不僅輕輕一晃就會熄滅掉，連盯著看一眼都會熄滅的。
當思索得出神的時候，只要向它凝視一下，它便立刻開始哀怨地發出吱吱聲來，閃閃爍爍，然後便悄悄地熄掉了。所以我甚至盡量避免去看它。
“有位先生找您，”若拉說。 “請您證明一下他的身份，我便放他進去。這兒是畫室重地。據說光是顏料就值三千億盧布。”
當然，譬如說，按照我在海員報每月拿十億元的工薪(這些錢在市場上只夠買四十包火柴算來，那麼這筆數目，並不像若拉所想的那樣驚人。
門外站著的是布拉果夫。我證明了他的身份，若拉把他放進店裡來，並且跟我說再過上兩個鐘頭他到我們這兒來暖和暖和，喝杯開水。
“我跟您講，”——布拉果夫說。 “我總忘不了梭勃裡的那篇小說。寫得很有才氣。不能讓它擲了。您知道，我像老報人似的，有一個不放過好作品的習慣。”
“有什麼辦法呢！”我回答說。
“把原稿給我。我用人格擔保，一個字都不動。我就住在您這兒，因為回家往蘭若龍去已經不行了——非把我剝光不可。我當著您面把原稿遛一遛。”
“什麼叫'遛'？”我問。 “'遛'不就是修改麼。”
“我不是跟您說過一個字都不加一個字都不減嗎。”
“那您怎麼辦呢？”
“您就會看見的。”
從布拉果夫的話裡，我感到有點莫名其妙。有一個神秘的東西，在這朔風凜冽的冬夜，跟這位沉靜的人物一同到阿爾斯王商店來了。應該打破這個謎，所以我接受了他的要求。
布拉果夫從衣袋裡掏出一個非常粗的香蠟燭頭。蠟燭上繞著一條條的金紋。他把這個蠟燭頭點著了，放在大箱子上，坐到我的破皮箱上，俯在原稿上，手裡拿著一支木匠用的扁鉛筆。
半夜裡，若拉·科茲洛夫斯基來了。我剛好燒開了水，沏好了茶，不過這次的茶不是乾胡蘿蔔作的，而是用切碎烤過的糖蘿蔔做的。
“你們應該知道，”若拉說。 “從遠處看你們兩個在這兒，象造假鈔票的一樣。你們在這兒乾什麼？”
“改一篇小說，”我回答說。 “下一期用。”
“你們應該知道，”若拉又說道，“不是每一個公安人員都懂得你們在幹什麼。要謝謝上帝，當然上帝不存在，是我在這兒站崗，而不是別人。我是最看重文化不過。要說起造假鈔票的，這種騙子用一塊馬糞既可以作出金元，又可以作出居住證來。據說在巴黎羅浮宮博物館裡，一塊黑天鵝絨的墊子上，擺著一支大理石的手，簡直是美極了。不過不是薩拉·柏倫哈爾①的手，也不是蕭邦或者薇拉·霍洛德娜雅的手。而是歐洲最有名的造偽幣人的手的塑造品。名字忘了。在那個時候，把他腦袋砍了下來，而手卻展覽了起來，就好像他是個提琴名手似的。不是一個很有教益的故事嗎？”
【①薩拉·柏倫哈爾(1844-1923)：法國女演員。 】
“並不見得，”我回答說。 “您有糖精嗎？”
“有，”若拉回答說。 “是糖精片。可以分給您一點。”
布拉果夫在將近破曉的時候才搞完。在我們沒到編輯部，打字員沒打出來之前，他沒給我看原稿。
我把小說通讀了一遍，呆住了。這是一篇簡潔而流暢的散文。一切都變得清晰明朗。先前的雜亂無章和語言的渙散，一點影子都沒有了。而且實實在在一個字也沒增，一個字也沒減。
我望了布拉果夫一眼。他在抽一支很粗的用象茶葉一樣黑的庫班煙草捲成的煙卷，一面冷笑著。
“這真是奇蹟！”我說。 “您是怎麼搞的？”
“光是打上了標點符號。梭勃裡搞的一場胡塗。我特別仔細地打上了句點。還有分段。這是件大事情，親愛的。連普希金都提過標點符號。標點符號就是標出思想，擺正詞和詞之間的相互關係，使句子易懂、聲調準確。標點符號好比音符。它們牢固地縛住文章，不讓它撒落。”
小說發表了。第二天棱勃裡衝進編輯部來。和往常一樣，沒戴帽子，頭髮亂蓬蓬的，不過眼睛裡閃著一種令人不解的光芒。
“誰動了我的小說？”他喊道，聲音大得不得了，並且把手杖往桌子上用力一揮，正打在報紙合訂本上。於是灰塵象火山爆發一樣，飛揚起來。
“誰也沒動過，”我回答說。 “您可以對對原稿。”
“撒謊！”棱勃里大喊著說。 “胡說！我總會查出來是誰動的！”
看樣子要出亂子了。膽小的同事們開始很快地躲出去。而我們的兩個打字員柳先娜和柳夏，和往常一樣，穿著“假腳”，呱噠呱噠地飛奔來看熱鬧。
這時，布拉果夫沉著地，甚至是無精打采地說：“假如您認為在尊稿上打上了標點符號，就算改動的話，那麼就算是我動了您的大作。因為我必得盡我校對員的職責。”
棱勃裡向布拉果夫跑過去，握住了他的雙手，用力地搖搖，然後抱住這個老頭子，按照莫斯科的規矩，親了他三次。
“謝謝您！”棱勃裡激動地說。 “您給了我一個再好沒有的教訓。不過就是可惜太晚了。我感到我對以前的作品有罪。”
晚上，棱勃裡不曉得從哪兒弄到了半瓶白蘭地，拿到阿爾斯王商店來。我們把布拉果夫、巴格里茨基和下了崗的若拉·科茲洛夫斯基都請來了，我們為文學和標點符號喝光了白蘭地。
這以後，我完全相信，適當地打上去的一個句點，對讀者起著多麼驚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