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火星”
我試著回想起來，我的中篇小說卡拉布迦日海灣的構思是怎樣產生的。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
我小的時候，在基輔德聶伯河岸烏拉基米爾小丘上，每天晚上，有一個戴著滿是塵土的帽子、帽緣下垂的老人。他天天拿來一個脫了漆的天文鏡，慢吞吞地把它安在三支彎曲的鐵腳上。
人們把這個老人叫作“天文學家”，而且說他是一個意大利人，因為他故意用外國腔調把俄國話說得怪裡怪氣的。
老人把天文鏡安好，然後用機械的單調的聲調說：“親愛的老爺太太們！Buonagiorno！①只花五分錢，您就可以從地球飛到月球和其他星球上去。我特別建議你們看看可怕的火星，它有人類血液的色調。誰要是火星照命，就會在戰場上—下子給火槍子彈打死。”
【①意大利文：晚安】
有一天我和父親在烏拉基米爾小丘上，從天文鏡裡看火星。
我看見一個漆黑的深淵和一個微紅的小球，這個小球沒有任何支柱，大膽地掛在這個深淵中。當我看著它的時候，這個球，開始悄悄地走到天文鏡的邊上，躲到銅圈後面去了。 “天文學家”把天文鏡輕輕一轉就把火星拉回原來的地方。但它又開始往銅圈那邊移動。
“怎麼樣？”父親問道。 “你能看見點兒什麼嗎？”
“當然，”我回答說。 “我連運河都能看見。”
我知道火星上有人——火星人，而且知道他們不曉得為了什麼原因，在自己的星球上挖了許多大運河。
“會有這種事！”父親說。 “別信口開河！什麼河你也看不見。只有一個天文學家——意大利人斯恰帕勒利——發現過，而且還是用大天文鏡。”
同胞斯恰帕勒利的名字，對“天文學家”沒起任何作用。
“在火星左邊我還看見一個什麼行星，”我沒大把握地說。 “不曉得它為什麼在天上四面亂跑。”
“那哪兒是什麼行星！”“天文學家”溫厚地揚聲說道。 “那是什麼蟲子跑到天文鏡上去了！”他摘下了帽子，用帽子趕走了鏡片上的甲蟲。
火星的景象使我渾身發冷，有點害怕。離開天文鏡之後，感到很輕鬆；基輔的街道上幽暗的燈光、來往馬車的轆轆聲、正在雕謝的栗子花混著輕塵的香味，這一切都使我覺得舒適而安全。
不，在那個時候我一點兒也不想從地球飛到月亮或者火星上去！
“為什麼它跟磚一般紅？”我問父親。
父親告訴我說，火星是一個正在死去的星球，火星曾經和我們地球一樣美麗一—有過海，有過山脈和茂密的草木，可是海和河逐漸乾涸了，草木枯死了，山脈整個兒風化了，於是火星就變成了一個大沙漠。大概火星上的山是由紅岩石組成的，所以火星上的沙子有點發紅。
“就是說，火星是一個由沙子作的星球？”我問道。
“是的，大概是，”父親同意說。 “火星上發生的一切，地球上也可能發生。地球會變成沙漠的。不過這要在多少億萬年以後。所以你不要害怕。人到那個時候，總會想出辦法來改變這種豈有此理的情況。”
我回答說，我一點也不害怕。但是說實在的，當時我既害怕，又替我們的地球擔憂。而且，在家裡，我從哥哥那兒打聽到，現在沙漠已經佔有地球的一半面積了。
從那個時候起，對沙漠的恐怖(雖然我還沒看見過沙漠)，時時刻刻縈繞在我的腦際。而且縱使我在環遊世界雜誌上，讀了敘述撒哈拉沙漠、沙漠的熱風和“沙漠上的船隻”——駱駝等等的出色的文章，但這些東西都沒能夠誘惑住我。
其後不久，有一個機會我嚐到了第一次接觸沙漠的滋味。這一次，更加加強了我對沙漠的恐怖。
我們全家到鄉下祖父馬克西姆·格利高里耶維奇家去消夏。
是一個多雨而暖和的夏天。雜草繁茂。籬畔的蕁麻長得一人多高。田里莊稼都抽了穗。從菜園子裡飄出來一陣陣濃厚的茴香的氣味。一切都預示著豐收。
但是，有一次，我和祖父坐在河岸上釣白楊魚，祖父突然間慌忙地站了起來，用手掌打著遮陽，往河對岸的田地上望了好半天，然後激憤地啐了一口吐沫，說道：“劊子手、惡魔，滾來了！怎麼能夠把它永遠剷除呢！”
我往祖父看的那邊望了一望，但除了一道長長的模糊不清的波浪而外，什麼也看不見。這道波浪很快地靠攏過來。我以為風暴來了，可是祖父說：“這就是熱風！萬惡的陰間的火！從布哈拉，從沙漠吹來的風。一切都要燒光！你看多大的災難來到了，柯斯契克！要出不來氣了。”
這道不祥的波浪，貼著地面，一直朝我們奔來了。祖父急急忙忙收起了他的胡桃木的長魚竿，對我說：“快跑回家去吧，不然會迷了你的眼睛。我隨後跟著就來。快跑！”
於是我便向小房跑去，但熱風在半路趕上了我。旋風打著轉，把沙子吹得沙沙地響，鳥雀的羽毛和木屑都吹上了天。四周一片昏暗。太陽立刻變得毛茸茸的，成了紫紅色，就跟火星一樣。爆竹柳開始搖搖擺擺，發出哨聲。從背後噴過來那麼一股熱氣，燙得就好像我的襯衫在背上燒著了似的。滿嘴都是沙子，灰沙迷了眼睛。
我的姑母費奧道露·馬克莫芙娜站在門坎上，手裡捧著繡花手巾包著的聖像。
“上帝呀！救救命吧，發發慈悲吧！”她恐怖地喃喃著。 “最純潔的聖母，別讓我們著上吧！”
這時，龍捲風打著轉，向小屋刮來了。彌得不好的玻璃嘩嘩響了起來。屋頂的稻草掀起來了。一群麻雀象黑色子彈似地，從稻草下面，一齊飛出來了。
父親當時沒和我們在一起，他在基輔。母親顯然極其不安。
我記得，最難過的是，熱度不斷增高。我想，再過兩個鐘頭光景，房頂上的稻草就要燒著了，連我們的頭髮和衣服也都要冒煙了。所以我哭起來了。
快到傍晚的時候，扶疏的爆竹柳的葉子蔫了，低垂下來，好像一條條灰色的破布。在所有籬笆旁邊，都吹攏了一堆堆象麵粉一樣黑糝糝的沙塵。
第二天早晨，葉子都變色了，枯焦了。把葉子摘下來，可以用手指搓成粉末。風更大了。它開始掃掉枯敗難看的葉子。許多樹木都已光禿，黑黝黝的，就像在深秋一樣。
祖父到田裡去了一道，回來的時候，心裡很亂，樣子怪可憐的。他怎麼也解不開麻布汗衫領子上的紅繩，因為手在發抖，他說：“夜裡要不停下來，莊稼便要整個兒燒光了。小花園和菜園子也在內。”
但風勢並沒減弱。一直刮了兩個禮拜，然後減弱了一點，又重新刮了起來。大地眼看著變成了一片灰色的荒原。
家家戶戶女人們都大哭大叫。男人們垂頭喪氣地坐在牆根土堆上，躲著風，用棍子戳著土。偶爾說道：“這是石頭，哪兒是土！簡直是死神抓住了袍子，沒處躲，沒處藏。”
父親從基輔來了，把我們帶到城裡去。當我絮絮叨叨地問他熱風的時候，他愛理不理地回答說：“收成完了。熱風到了烏克蘭。”
“那麼不能想點什麼辦法嗎？”我問。
“什麼辦法也沒有。你不能修一道兩千俄里長的高石頭牆。”
“為什麼不能呢？”我問。 “中國人不是修了萬里長城嗎？”
“那是人家中國人，”父親說。 “中國人都是了不起的有能耐的人。”
這些童年時代的印象逐年淡忘下去丁。不過當然它們仍然留在我的記憶的深處，偶爾還會衝上來。天一旱，我就總是感到模糊的不安。
在我成年的時候，我愛上了俄羅斯中部。其原因可能是那裡的自然清新、有無數清涼的溪水，濕潤的密林，陰沉沉的濛濛細雨。
所以當旱災象灼熱的楔子，插到俄羅斯中部來的時候，我的驚慌便變成了對沙漠的無力的憤怒了。
2、泥盆紀石灰岩
許多歲月過去了，又使我想起了沙漠。
一九三一年我到奧爾洛夫省利大內城去消夏。當時我正在寫我的第一個長篇，我滿心想躲到一個小城市去，最好一個熟人也沒有，那樣可以專心致意於寫作，誰也不會來打擾我。
我以前沒到過利夫內。我喜愛這座小城的整潔、無數盛開的葵花、整塊石板鋪成的馬路和那條貝斯特拉雅索斯納河，這條河在黃色的泥盆紀石灰岩最厚的地方，流出了一個峽谷。
我在城郊一棟破板房裡賃了一個房間。這棟板房在臨河的懸崖上。房子後面有一個半荒蕪的園子，已經成了河岸上雜草叢生之所。
靦腆的老房東在車站售貨亭裡賣報，他的老婆是一個憂鬱、肥胖的女人，他有兩個女兒：大的叫安菲莎，小的叫波琳娜。
波琳娜是一個柔媚、涓潔的姑娘，她跟我說話的時候，總是羞羞答答的，把金黃色的辮子解開又編上，編上又解開。她當時是十七歲。
安菲莎是一個約摸十九歲的端正的姑娘，面色蒼白，兩隻灰色的眸子很嚴肅，嗓音很低。她穿一身黑，好像一個見習修女，在家裡差不多什麼事都不做——光是半天半天躺在花園裡枯乾的草地上看書。
在頂樓上堆著許多書，給耗子咬得殘缺不全，大部分是索依金版①的外國古典作家的作品。我也從頂樓上拿過這些書看過。
【①索依金(1862—1932)：俄國出版家，印刷廠主，書商。 】
好幾次我在花園里居高臨下地看到安菲莎在貝斯特拉雅索斯納河岸上。她坐在峭壁下山楂樹叢旁，並肩坐著一個羸弱的十六歲模樣的孩子，頭髮淡黃，沉靜，長著兩隻凝神的大眼睛。
安菲莎常常偷偷地把東西拿到河岸上來給他吃。這個孩子吃著，安菲莎溫柔地望著他，有的時候撫摸著他的頭髮。
有一次，我看見她忽然雙手蒙住臉，哭得全身顫抖。那個孩子停下了吃東西，吃驚地望著她。我悄悄地走開了，久久地抑制自己不去想安菲莎和那個孩子。
可我曾天真地指望在寂靜的利夫內，我可以聚精會神地寫我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誰也不會來打擾我！但生活立刻就把天真的希望打得粉碎。顯然，在我不知道安菲莎是怎麼回事以前，什麼專心致意和安靜地工作都談不上。
在我還沒看到她和那個孩子在一起之前，我看到她的痛苦的目光，就曾經想到過，在她的生活中，一定有什麼悲慘的秘密。
果然不出所料。
幾天之後，夜半時分，我為雷聲驚醒。利夫內常常有雷雨。當地居民說這是因為利夫內地下有鐵礦，好像這個礦在“招引”雷雨。
夜在窗外折騰著，一會兒進射出急速的白色閃電，一會兒凝聚成漆黑一片。隔壁傳來激動的聲昔。然後我聽到安菲莎氣憤地喊道：“這是誰想出來的？在什麼法律上寫著我不許愛他？拿來給我看看！既然給了我一條命就別想奪回去。都是壞人！他一天比一天瘦，像一支小蠟燭似的。像一支小蠟燭！”她大聲喊著，嗆了起來。
“孩子的媽，你讓她平靜平靜！”房東沒大把握地對妻子大聲說道。 “讓傻瓜順著心意活著吧。由她去吧。可是錢哪，安菲莎，我是一個子兒也不給。你也別痴心妄想。”
“誰要你那臭錢！”安菲莎喊道。 “我自個兒會掙，我把他帶到克里米亞去。他在那兒或許能再多活一年。反正我非離開你們不可。你們怎麼也免不了丟醜。你們可要明白這一點！”
我開始推測發生的是什麼事情。房門外在小過道上有誰也在唏唏噓噓地哭泣著。
我開了門，在一個雷電閃光中，我看見了波琳娜。她前額貼著牆站在那裡，圍著一條長披巾。
我輕輕叫了她一聲。一個霹雷劈開了天空，好像一下子把這座破房子齊屋頂打到地下去似的。波琳娜恐懼地抓住了我的手。
“天哪！”她囁嚅著說。 “這可怎麼辦呢？又下著這麼大的雨！”
她悄聲告訴我安菲莎全心全意地愛上了柯利亞，他是卡爾波夫娜的兒子。卡爾波夫娜挨家挨戶給人洗衣服。她是一個性情平和、不愛講話的女人。柯利亞有病，是肺結核。安菲莎脾氣大、性子急躁，誰也管不了她。要不依著她，她就自殺。
隔壁的聲音忽然沉寂下來。波琳娜跑回自己房裡去了。我躺下來諦聽著，久久不能入睡。房東那邊默然無聲。於是我也打起瞌睡來了。在蒙隴中，我聽見了懶洋洋的雷聲和狗吠聲。然後我沉沉入夢了。
大概我剛睡了一小會兒。一陣猛烈的敲門聲把我叫醒了。是房東敲門。
“我們家出了事情了，”他在門外說，聲昔簡直像個死人。 “請原諒我打擾您。”
“怎麼回事？”
“安菲莎跑了。就穿著那身衣裳。我到斯洛博德卡，到卡爾波夫娜家裡去看看。八成她奔那兒去了。我求您照顧一下我家里人。我內人昏過去了。”
我急急忙忙穿上衣服，給老太婆送去了纈草酊。波琳娜喊了我一聲，我跟她到台階上來。我雖然說不出什麼道理來，但我知道馬上大禍就要來了。
“到河邊上去，”波琳娜小聲說。
“你們有燈籠嗎？”
“有。”
“趕快拿來。”
波琳娜拿來一盞不大亮的燈籠，我們順著泥滑的絕壁，往河那邊走下去。
我深信安菲莎就在這左近。
“安菲莎！”忽然波琳娜絕望地叫了一聲，不曉得為什麼這聲喊叫卻把我嚇了一跳。 “她喊也沒有用！”我想。 “白喊！”
閃電在對岸無力地悄悄地閃爍著。雷聲勉強能夠聽見。峭壁上的叢莽中，雨點在沙沙地響著。
我們順著河往下流走去。燈籠勉強照亮了。不一會兒，正在頭上—個遲來的閃電，好像把天燒著了，在電光中我看見前邊岸上，有點什麼東西發白。
我走到這個白東西旁邊，彎下腰去。我看見了安菲莎的衣服和襯裙。她一雙沾濕了的鞋子也扔在這裡。
波琳娜尖叫了一聲，往家裡就跑。我跑到渡船跟前，叫醒了擺渡的。我們坐上了平底小船，漂流下去，不斷從這岸向彼岸劃，仔細看著河水。
“難道在夜裡能找到嗎，還下著這麼大的雨！”擺渡的打著呵欠說，他睡意還沒有消呢。 “沒漂上來以前，反正找不著。就是說，死神連漂亮的人兒都饒不過。就是這樣，我親愛的朋友。把衣裳脫了，就是說，好死得容易些。嘿，好個姑娘！”
第二天清晨，在堤堰旁邊，找到了安菲莎。
她躺在棺材裡，顯得說不出的美麗，一雙浸濕的沉重的金色辮子搭在兩邊，慘白的唇上掛著一抹歉仄的微笑。
有一個老婆婆對我說：“你不要看她，親愛的，不要看。因為這是那種使人心碎的美。最好別看。”
但是我不能不看安菲莎。我生平第一次親眼看到那比死還強的無限的女人的愛。在那以前，我只是在書本上看到過，但不大相信會有這樣的愛情。不知為什麼，當時我以為這種愛情大都注定落在俄羅斯女人身上。
出殯的時候有很多人。柯利亞遠遠地跟在後面——他怕安菲莎家裡的人。我想走近他，他撒腿跑開，拐進一條小巷裡不見了。
我的心靈整個為這件事擾亂了，簡直一行也寫不下去。只好從城郊搬到城裡去，不過，說城裡，莫如說是車站，搬到鐵路上的醫生瑪利亞·德米德利葉夫娜·沙茨卡雅的一所潮濕的陰暗的小屋裡去了。
在安菲莎死前不久，有一次，我打城里花園走過。在露天電影院旁邊，有四十來個小孩子坐在地上。彷彿在等著什麼，吵吵嚷嚷，好像一群麻雀。
從電影院裡出來一個頭髮花白的人，把電影票分給孩子們，然後，這些孩子便擠著罵著擁進了電影院去。
這個頭髮花白的人，面貌倒年輕，看上去不到四十歲。他善良地眯縫起眼睛看看我，向我揮揮手走了。
我決意要問問這些孩子，這個奇怪的人是誰。我走進電影院去看了一個半鐘頭舊片子紅色小鬼，聽著這些孩子打哨、跺腳、歡呼、驚叫和哼哧。
散場的時候，我和小孩子們一齊出來，我就問他們那個頭髮花白的人是誰，為什麼給他們買電影票。
立刻在我周圍集聚了一個大喊大叫的孩子大會，情形大致弄清楚了。
原來這個頭髮花白的人是鐵路醫生瑪莉亞·德米德利葉夫娜·沙茨卡雅的弟弟。他有病：“腦振盪”。蘇維埃政府給他數目很大的撫卹金。什麼原因卻不得而知。每月在他領撫卹金這一天，他把車站附近的小孩子都集聚到一起，領他們去看電影。
小孩子們準確地知道哪一天發撫卹金。在這一天，他們一大早便擠在沙茨基的房前房後，坐在車站前的小園子裡，裝著完全是偶然來到那裡的樣子。
這就是我從小孩子那裡能夠知道的一切。當然，還有一些與本題無關的細節。譬如，揚姆斯卡雅鎮的小孩子們也想混進來，但車站的小孩們無情地反擊他們。
我的女房東在安菲莎死後一直沒起床，總訴說她心裡不好受。有一次，瑪莉亞·德米德利葉夫娜·沙茨卡雅醫生來看她，於是我便和醫生認識了。她戴著夾鼻眼鏡，身材高大，是一個很果斷的女人。雖然上了年紀，但她仍然保持著女學生的外表。
從她那裡我得知她的弟弟是一個地質學家，有神經病，確實是由於他寫過在國內和在歐洲都有名的科學著作，領著個人撫卹金。
“您不要在這兒住下去啦。”瑪莉亞·德米德利葉夫娜·沙茨卡雅用一種不慣於提出反對意見的醫生的語調說。 “快到秋天了，下起大雨來，這個地方泥濘得很，連行人都不好走。而且環境也陰沉，能寫出什麼來！搬到我那兒去吧。我家裡只有一個老母親，一個弟弟和我，鐵路的宿舍裡有五個房間。我弟弟很懂事，他不會打攪您。”
我同意了，便搬到瑪莉亞·德米德利葉夫娜家裡去。這樣我就認識了地質學家華西里·德米德利耶維奇·沙茨基——他成了我後來的中篇小說卡拉布迦日海灣中的人物之一。
家裡的確寂靜得很，甚至有些死氣沉沉的。瑪莉亞·德米德利葉夫娜終日在診療所或到外面去看病人。老婆婆整天擺牌陣解悶，而地質學家很少走出自己房間。他從一清早起來，便把當天報紙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通讀一遍，然後，很快地寫著什麼東西，差不多要寫到深夜，一天寫滿一厚本筆記。
偶爾從荒涼的車站上，送來幾聲那部唯一的調車機車的汽笛聲。
沙茨基一開始畏避我，後來熟了，便開始跟我攀談起來。在談話中，明白了他的病的性質。從早起，當沙茨基還沒疲乏以前，他是一個完全健康的人，而且是一個有趣的談話的對手。他博學廣聞。但當稍微有一點疲乏的時候，便語無倫次了。這些譫語都是根據一種癲狂的思想的，而這種思想是按照嚴格的邏輯發展的。
瑪莉亞·德米德利葉夫娜把他的筆記拿給我看。這些筆記簿上密密層層地寫滿了單詞。沒有成句的話。差不多是這樣：“匈奴，德國，霍亨索倫，文明的毀滅”，“利夫內，狡猾，偽善，謊言”。
是一組俄文中同一個字母起頭的單詞。但偶然也可以從中找出一些思想的暗示來。
在我工作的時候，沙茨基從不來打攪我，而且在自己房裡都踮著腳走路。
他得病的緣由已經寫在卡拉布迦日海灣里。他到中亞細亞作地質考察時，被巴斯馬奇反革命匪徒抓去了。他每天和其餘的俘虜一起，被拉出去槍斃。但沙茨基很幸運。當按照次序槍決第五名時，他是在第三名，當槍決第二名時，他是在第一名。他雖然倖免了，但神經出了毛病。他的姐姐好容易在克拉斯諾達德漸克一個給破壞了的貨車裡找到了他。
每天傍晚時候，沙茨基到利夫內郵局去寄給人民委員會一封掛號信。瑪利亞·德米德利葉夫娜關照郵政局長不要把這些信發到莫斯科去，她拿回來都嬈掉了。
我很想知道沙茨基在這些報告中盡寫些什麼。不久，我就知道了。
有一天晚上，他到我的房裡來，我正躺著看書。我的鞋子擺在床前，鞋尖朝外。
“什麼時候也不要把鞋這樣放著，”沙茨基怒氣沖沖地說。 “這樣危險。”
“為什麼呢？。
“您馬上就知道了。”
他出去，一分鐘後，拿來一張紙。
“您看一看！”他說。 “看完了敲敲牆叫我一聲。我再過來，若有不明白的，我講給您聽。”
他走了。我讀起來：
“致人民委員會。我會屢次警告人民委員會：預兆我國毀滅的嚴重危險已迫在眉睫。
“如所周知，地層中合有強大的物質能(如在煤，石油、片岩中)。人已學會解放這類能並加以利用。
“但很少有人知道，就是在這地層中，還壓縮著地層形成時代的精神能。
“利夫內市位於歐洲泥盆紀石灰岩最深厚處。在泥盆紀，殘酷的、無人性的混沌意識在地球上剛剛萌芽。當時佔統治地位的是介殼類的遲鈍的腦髓。
“這種未發達的精神能，濃縮在介殼——菊石內。泥盆紀石灰岩地層中，可以說全是菊石化石。
“每一塊菊石，都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小腦髓，包含著巨大的惡毒的精神能。
“許多世紀以來，人們幸而沒學會解放地層中的精神能。我說'幸而'是因為如果能把這種能從靜止狀態中放出來，它便會毀滅整個文明。中毒的人們便會變成殘忍的野獸，只遵從盲目的獸性本能。而這便是文化的毀滅，
“不過，如我一再向人民委員會報告的，法西斯分子已找到了解脫泥盆紀精神能的方法，且複活了菊石。
“因為我們利夫內有最富厚的泥盆紀石灰岩，所以法西斯分子正想在這裡放出這種能來。假如他們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全人類精神的以及肉體的滅亡便是不可避免的。
“法西斯分子解放利夫內區泥盆紀精神能的計劃，備極詳密。象所有最複雜的計劃一樣，這個計劃是容易破壞的。只要事先疏忽了一個無足輕重的小節——計劃便會失敗。
“因此，除了必須迅速派大兵團包圍利夫內外，且必須嚴格命令市內居民，改變習慣的行為(因為法西斯分子的計劃，正依靠利夫內的習慣的生活過程)，違反法西斯分子所期待的常規。譬如，通常一切利夫內居民，在就寢前，把鞋子脫在床前，鞋尖朝外。而日後應鞋尖朝里。就是這種小事情，計劃可能事先估計不到，而由於這種本來是不足道的事情，可以使這個計劃歸於失敗。
“應該附帶指出，精神傳染病毒，即使從利夫內泥盆紀地層中自然滲出(雖然極少)，也能使這個城市的風尚較之其他同樣大小、同樣形式的城市，要粗野得多。有三個城市建立在泥盆紀石灰岩的深厚處：克羅麥，利夫內和耶列茨。無怪關於這三個城市有一句古諺：'克羅麥——竊賊的大住宅，利夫內——竊賊成群結隊，耶列茨——竊賊的祖師。'
“法西斯政府在利夫內的密使是當地的藥劑師。”
現在我明白沙茨基把我的鞋子調轉過去的原因了。但同時我也覺得恐怖。我明白了沙茨基家的寧靜是極不穩固的，隨時都會爆發。
不多久，我便注意到這種爆發並不稀罕，不過，沙茨基的母親和瑪莉亞·德米德利耶夫娜會在外人面前把它掩飾過去而已。
第二天晚上，我們一邊喝茶一邊平靜地談著類似療法的時候，沙茨基拿起牛奶壺來，若無其事地把牛奶倒到茶炊的煙筒裡去。老太太叫了一聲。瑪莉亞·德米德利耶夫娜嚴厲地看了沙茨基一眼說：“作什麼禍？”
沙茨基抱歉地微笑著解釋說，就是這種野蠻的舉動，法西斯分子在他們的計劃裡一定預料不到，所以，當然能破壞這個計劃而拯救人類。
“回到自己房裡去吧！”瑪莉亞·德米德利耶夫娜和以前一樣嚴厲地說，生氣地敞開窗戶，讓牛奶燒焦的氣味出去。
沙茨基低下頭，馴順地回到自己房裡去了。
但當沙茨基“神誌清晰”的時候，他很喜歡說話，而且滔滔不絕。就在這種時候我知道了他在中亞細亞工作的時間最長，而且是最初勘查卡拉布迦日海灣人員之一。
他走遍了東岸。在那個時候，這差不多是一種出生入死的事業。他把這些地方記述下來，畫到地圖上去，而且在海灣附近的童山上發現了煤礦。
他給我看了許多照片。這些照片使我毛骨悚然。只有地質學家才能這樣攝照山脈，這些山脈給奇異地掘了許多縱橫交叉的深溝，極像人的腦髓，也只有地質學家才能這樣攝照龐大的斷層——險峻的烏斯秋爾特高原。它聳立在沙漠上好像一座陡峭的黑牆。
從沙茨基口裡，我第一次聽到卡拉布迦日海灣——里海海岸的這個可怖的、謎一般的海灣，知道那裡的海水中合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芒硝，以及可以消滅沙漠的辦法。
沙茨基痛恨沙漠的程度，只有有生物才會那樣——強烈而又堅決。他把沙漠叫作幹癰疽、蠣殼瘡、腐蝕大地的癌瘤、自然界的令人不懂的卑鄙。
“沙漠只會毀滅一切，”他說。 “沙漠是死神。人類應該明白這一點。當然，要是人類還沒失去理智的話。”
聽到一個神經病患者說這種話，非常奇怪。
“應該征服它，不給它喘息的工夫，不停地、致命地、無情地打擊它。在它沒死滅以前，要不倦地打擊它。那麼在它的屍體上便會升起一座濕潤的熱帶樂園來。”
他喚醒了我身上對沙漠的在昏睡中的仇恨——我的童年時代的迴聲。
“假如人們，”沙茨基說，“把用在互相殘殺上的財力，只消拿出一半來根除沙漠，那沙漠早就不存在了。把人民的全部財產和千百萬人類的生命都獻給了戰爭。還有科學和文化。甚至連詩歌都變成了大規模屠殺的同謀者。”
“瓦夏！”瑪莉亞·德米德利耶夫娜在自己的房里大聲說道。 “你放心吧。不會有戰爭了。永遠不會有戰爭了。”
“永遠沒有，胡說八道！”沙茨基突然回答她說。 “今天晚上都過不去，菊石都要復活。你們知道在什麼地方嗎？就在阿達莫夫斯卡雅磨房附近。走去散散步，連帶檢查檢查。”
開始說胡話了。瑪莉亞·德米德利耶夫娜把他帶去，給他服了“別赫切列夫合劑”，讓他睡下了。
我很想快一點寫完長篇，好開始寫一部關於消滅沙漠的新書。這樣就出現了卡拉布迦日海灣的模糊的構思。
我離開利夫內已經是深秋時節。在臨行之前，我到以前的房東家裡去告別。
老太太還躺在床上。老頭子不在家。波琳娜一直送我到城邊。
是黃昏時分。薄冰在車轍裡喀嚓喀嚓地響，花園差不多都雕零了，只在幾處蘋果樹上，還掛著幾片淡紅色的枯葉。在凝凍的天室中，飄散了最後幾朵寒冷的殘照中的白雲。
玻琳娜和我並肩走著，她信任地挽著我的胳膊。這顯得她是一個小姑娘，我的心裡充滿了對她的柔情，那種孤獨而羞澀的柔情。
從城內電影院裡飄來一陣聽不真切的音樂聲。已經是萬家燈火。花園上空繚繞著茶炊的輕煙。在疏枝的後面，已經瑩然升起了幾點寒星。
一種模糊的焦灼，緊壓在我的心頭，於是我想，為了這美麗的大地，甚至只為了象波琳娜這樣的少女，也應該喚起人們為爭取歡樂的、理性的生活而鬥爭。應該剷除所有使人類痛苦、憂傷的東西，一切即使引起人們一滴眼淚的東西。還有沙漠、戰爭、不義、謊言和對人類心靈的蔑視。
波琳娜和我走到城邊。在那裡，我和她告了別。
她低下頭，開始解開她淡黃色的辮子，驀然說：“以後我要多讀書，康斯坦丁·格奧爾吉耶維奇。”
她抬起那雙羞澀的眸子，握了握我的手，急速地回家去了。
我坐在一節擁擠不堪的硬席車上，到莫斯科去。
夜裡，到門廊去抽煙，我放下窗子，把身子探到外面去。
火車順著路堤馳過落葉蕭蕭的森林。森林幾乎看不見。而是聽聲音猜測出來的——根據車輪在森林深密處產生的急促的迴聲猜測出來的。枋佛由於飄著大粒雪花，空氣變得冷颼颼的，吹到臉上有一股凍結了的樹葉的氣味。
深秋的太空在森林上面飛馳著，緊跟著火車，給眩目的星光弄得模模糊糊。有時橋在車輪下轟轟作響。雖然火車在疾馳，仍然可以看見星星在橋下黑暗的——不知是沼澤地還是河道——水中倏忽的反光。
火車轟隆轟隆地響著，煙氣繚繞。顫動作響的燈籠裡，將盡的燭炬，分外明亮。窗外，順著列車流過紫紅色的火花。機車歡呼著，沉醉於它的飛快的速度裡。
我深信火車正把我帶向幸福。一本新書的構思正在我腦中湧現。我相信我一定能寫出來。
我把身子探到窗外，哼著一些不連貫的字眼，歌誦這夜，這世上最迷人的地方——俄羅斯。夜風輕拂著我的臉，好像鬆散的少女的鬱馥的髮辮。我滿心想吻這辮子，這夜風，這沁涼而濕潤的大地。但我不能這樣做，只是不連貫地唱著，好像一個中魔的人，驚異於東方天邊的美，那裡現出了一抹淡淡的、極柔和的碧藍色。
當我還沒明白這是新升的朝霞的時候，我對東方天空的美，對它的澄徹的微光感到驚異。
我在窗外看到的一切，使我心神激蕩的種種歡樂，神秘地交雜在一起，使我決定——寫，寫，寫！
但寫什麼呢？我對大地美麗的讚嘆，防止它涸竭、枯萎、僵死的熱望，究竟會集攏在什麼周圍，或者象磁石一樣，粘牢在什麼題目上，在那一瞬間，對我都是一樣的。
過了一些時候，這些思想鑄成了卡拉布迦日海灣的構思。但也可以鑄成另外一本書的構思，不過也必須充盈著同樣的主要內容，充盈著同樣的當時佔據我心靈的戚受。顯然，構思差不多永遠是從心裡流出來的。
從那個時候起，生活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所謂構思的“醞釀階段”，說得確切一點，是以現實材料充實構思的階段。
3、地圖的研究
在莫斯科我找到了一本里海詳圖，且久久地徘徊徜徉(當然是在想像中)在它乾涸的東岸上。
還是在童年的時候，我就對地圖有一種偏好。我能夠幾個鐘頭不離開地圖，就像看一本引人入勝的書似的。
我研究了人跡稀至的河流，古怪的海岸，深入到原始森林裡，那兒只有用小圈圈標示的無名的貿易站，我像念詩一樣吟味著那些音調鏗鏘的地名——尤戈爾沙爾海峽和赫希里底群島，瓜達爾拉馬和印維爾內斯，奧涅加河和科迪勒拉山系。
這些地方是那樣清楚地在我的想像中逐漸復活起來，我甚至覺得能夠寫出不同的大陸和國度的幻想的遊記來。
甚至我的富有浪漫情緒的父親，都不贊成我這種過分的對地圖的熱中。
他說這會使我處處失望。
“假如碰上機會，”父親說，“你能夠去旅行，你會得到一肚子煩惱。你看到的完全不是你想像的。墨西哥可能會是塵土飛揚、餓殍載道的國家，而赤道上面的天空或許是灰暗而愁悶的。”
我不相信父親的話。我不能想像赤道上面的天空，甚至會有一個時候是灰暗的。照我的想法，赤道上空的顏色是那樣濃重，甚至使卡里曼迦羅的積雪都變成了靛藍色。
不過無論如何我也丟不開這種嗜好。而日後，在成年的時候，才清楚，父親說的不完全對。
譬如，當我第一次到克里米亞(事先我詳盡地研究過地圖)的時候，當然，完全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樣。
但正是因為我對克里米亞預先有個概念，所以才能夠更敏銳地觀察它，這此我對克里米亞一無所知要好得多。
每走一步，我都看到了我想像中所沒有的東西，而克里米亞的這些新特點在我記憶中留下了特別強烈的印象。
我覺得這種看法，不論對地方，不論對人都同樣適用。
每一個人，譬如，對果戈理都有概念。但假如我們能夠在生活中看到他，那便會發現許多和我們的概念不同的特點。而正是這些特點會鮮明有力地銘記在我們的記憶之中。
但假如沒有這個預先有的概念，說不定我們就不能在果戈理身上發現很多東西，而把他看成是一個完全普普通通的人。
我們總是把果戈理想像得有點陰鬱、敏感、淡漠。所以我們馬上就會發現與這個形像大相徑庭的那些特點——譬如目光奕奕、活潑，甚至有些局促、好笑、衣著雅緻以及很重的烏克蘭口音。
這些思想我很難表達得有充分的說服力，但我認為是這樣的。
在地圖上流浪，在想像中游歷各地，可以幫助你們在現實中正確地認識這些地方。
在這些地方，總好像留下你們想像的極輕微的痕跡，留下一抹渲染上去的顏色，一層魅人的光澤，一層使你們不能用寂寞的目光去看它們的薄霧。
就這樣，我在莫斯科已經遊歷了里海的愁慘的海濱，同樣讀了很多書和科學報告，甚至還念了許多描寫沙漠的詩——總之，我差不多讀過了我在列寧圖書館所能找到的一切。
我讀了普爾熱瓦里斯基和阿努欽，斯文。格金和萬別爾，馬克—加哈姆和格隆—格爾日邁洛等人的作品，謝甫琴柯在曼格甚拉克半島的日記，希瓦和布哈拉的歷史，海軍上尉布塔科夫的報告書，卡列林的遊記，地理調查報告和阿拉伯詩人的作品。
在我面前展開了人類研究慾和求知欲的壯麗世界。
已經是應該到里海，到卡拉布迦日海灣走一趟的時候了，但我沒有錢。
我到一家出版社去，向社長，一位白髮枯燥的人，提議訂立關於卡拉布迦日海灣的書的合同。社長懶洋洋地聽完了我的話，然後說道：“要嗎是您喪失了所有對蘇維埃現實的認識，要嗎您對它乾脆就沒有認識，否則您不會叫出版社出這麼一本書。”
“為什麼呢？”
“在您的海灣上可以提取芒硝。難道您當真要寫一本關於瀉利鹽的長篇嗎？要不然您在跟我開玩笑吧？您是怎麼的，指望有這種傻瓜出版家為這個荒唐的想法哪怕花一個銅板嗎？”
我費了很大的氣力在別處弄到了一筆錢。
我先到薩拉托夫，然後從那裡取道伏爾加河，順流而下，到阿斯特拉罕。於是就困在那裡了。我的幾個微薄的川資用光了，為了繼續往前走，在阿斯特拉罕便不得不給三十天雜誌和阿斯特拉罕的報紙寫幾篇隨筆。
為了寫這些隨筆，我到阿斯特拉罕草原和愛姆巴河去旅行。這些旅行對我寫卡拉布迦日海灣這部書很有幫助。
我是在里海上，沿著蘆葦叢生的海岸，到愛姆巴河去的。一艘舊式輪船名字很奇怪，叫作“天芥菜號”。和一切舊式輪船一樣，到處都鑲著紅銅。欄杆扶手，羅盤，望遠鏡，一切儀器，甚至連船艙的高高的門檻，都是銅的。 “天芥菜號”好像一隻漂蕩在波浪上用磚頭擦得通亮冒煙的粗腰茶炊。
海豹象些洗海水浴的人，肚皮朝上，躺在溫暖的水里。偶爾懶懶地擺動一下肥軟的鰭腳。
在捕魚的浮碼頭——即漁船——上，有一群皓齒的姑娘，穿著水手的藍外衣跟在“天芥菜號”後面，又打口哨又哈哈大笑。臉上都粘滿了魚鱗。
白色的雲朵和白色的沙島，倒映在閃光的水中，有時簡直很難分辨。
荒僻的小城古里耶夫瀰漫著幹牛糞的炊煙，到愛姆巴市我是坐著新近開始行駛的新型火車穿過無水的草原去的。
在愛姆巴河上的多索爾，在粉紅色濃重的湖水之間有石油的唧筒在霍洛霍洛響著，四下里瀰漫著一股鹽水的氣味。人家的窗子上沒有玻璃，都用細密的金屬網來代替。在網外面有那麼多的小蟲，把屋子裡都遮黑了。
在愛姆巴我熱衷於石油，腦子裡想的盡是“石油穹地”、勘探沙漠、輕重石油和委內瑞拉著名的含油的馬拉開波湖。愛姆巴的工程師們都到馬拉開波湖去實習。
我親眼看到一個工程師，給避日蟲咬了一口，第二天就死了。
中亞細亞蒸散著暑氣。每夜星星透過塵埃發出閃光。哈薩克老人們穿著雜色花布（粉紅色底子上零亂地印著許多大黑芍藥和綠色葉子）做的寬腿細口短褲，在街頭蹣跚著。
但每次旅行之後，我都回到阿斯特拉罕來，回到阿斯特拉罕報紙的一位記者的小木房裡來。他把我拉到他家裡去，我就在他家裡住下了。
小房子在瓦爾瓦齊耶夫運河河岸一座小花園裡，那兒的金蓮花一大叢一大叢地盛開著。
我的特寫，便是在花園的涼亭裡寫的，涼亭是那樣小，只能容下一個人。我睡覺也在那裡。
記者的妻子是一個羸弱的、和藹可親的少婦，整天躲在廚房裡，一邊翻著小孩子的衣服，一邊愉偷地啜泣——她剛生下來的一個男孩，在兩個月前死了。
我從阿斯特拉罕到馬哈奇—卡拉、巴庫和克拉斯諾沃德斯克。以後的事，我都寫在卡拉布迦日海灣里了。
我回到了莫斯科，但過了幾天，我又不得不以記者的身份，到北烏拉爾——到別列茲尼基和索列卡姆斯克去。
從難以置信的中亞細亞的溽暑，一下子落到了那佈滿陰鬱的樅樹、沼澤、覆滿蒼苔的群山和冬天降臨很早的地方。
就在那裡，在索列卡姆斯克的旅館裡，我著手寫卡拉布迦日海灣。這家旅館過去是修道院。房間是拱形的，很陰冶，除我以外，還有三個化學工程師——一個男的兩個女的——好像在前線似的擠在那裡。他們在索利卡姆斯克鉀礦里工作。
旅館裡有一股十七世紀的氣味——神香的氣味以及麵包，毛皮的氣味。夜裡穿皮襖的更夫們敲打鐵板報時，在飛雪的幽明中，隱現著一座“斯特羅岡諾夫家族當權”時代古老的花石膏人教堂。
在這裡沒有一點令人想起亞細亞的地方，不曉得為什麼，反而倒容易寫了。
這就是卡拉布迦日海灣寫作經過的很簡單的梗概。所有我在旅途上的邂逅、遊覽、談話和種種事故，不要說一一講述，就連從頭數—數也幾乎難以辦到。
你們當然已經看出來，寫到中篇裡面去的只是所蒐集的材料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大的一部分卻扔掉了。
但無須惋惜。這些材料隨時會在新作品裡用上的。
我寫著卡拉布迦日海灣時，並沒有考慮到材料的正確佈局。我按照在里海岸旅行時蒐集來的次序編排。
在卡拉布迦日海灣出版之後，批評家們在這個中篇中發現了“螺旋結構”而高興起來了。但這無論在哪方面我都沒有責任。
當我寫卡拉布迦日海灣的時候，我主要想的是我們生活中的許多東西，可以用抒情的英雄的音響來填滿，生動如實地表現出來。不管它是芒硝的故事也好，或者是在北方森林中建築造紙廠的故事也好。
這一切都能以極大的力量襲擊人心，但一個必要的條件是作者必須力求真實，堅信人類理智的力量，堅信人類心靈的拯救一切的力量，熱愛大地。
新近我讀到巴夫洛·安托科爾斯基的一首詩，有兩段，巧妙地表達了熱愛生活的人類心靈的狀態。這顆心不能夠聽不見，應該聽見：
預感到春的跫音的
遠方琴弦的哀吟，
和靜寂的千萬聲
落珠般的迴響——
這世世代代清新不朽歡娛人類的宇宙的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