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邁奧爾的車站食堂的一角里，坐著一個清瘦的老人，生著滿臉硬鬍子。裡加灣的上空，冬天的暴風一陣陣呼嘯而過。海岸上覆著很厚的堅冰。透過煙雪可以聽見波濤衝擊岸邊堅冰的聲晉。
顯然這位老人是到食堂裡來取暖的。他什麼也沒有點，無精打采地坐在長椅上，把兩隻手籠在補得很壞的漁夫短大衣袖子裡。
和老人一起來的還有一條毛茸茸的小白狗。它蹲在老人的腳邊哆嗦著。
在老人的鄰座上，有一群年輕人，後腦勺繃得很緊，而且通紅的，大吵大嚷地喝著啤酒。帽子上的雪融化了。雪水滴到啤酒杯裡，漏到熏腸麵包上。不過，那些年輕人正在爭論一場足球賽，所以沒注意到這個。
當一個年輕人拿起麵包一口咬下一半時，這條狗忍不住了。它到小桌邊，舉起前腳，阿諛地望著年輕人的嘴。
“彼契！”老人輕輕地叫它道。 “你多不害臊！彼契，你幹嗎去打擾人家？”
可是彼契仍然站在那裡，只是它的前腿不住地哆嗦，因為舉乏了，搭拉了下來。等到兩腳碰到潮濕的肚子上時，便忽然醒悟過來，又重新舉了起來。
但是那些年輕人沒注意它。他們正談得津津有味，且時時把冷啤酒倒到杯子裡。
雪粘滿了窗戶，當你看見人們在這樣的嚴寒裡喝著冰冰冷的啤酒時，背脊上不禁會起一陣寒戰。
“彼契！”老人又叫。 “餵，彼契！過來！”
小狗很快地擺了幾下尾巴，好像告訴老人它聽見了，請他原諒，不過它一點辦法也沒有。它不看老人，甚至完全背過身子去。它好像在說：“我自己知道這不好。不過你又不能給我買這樣一塊麵包。”
“唉，彼契，彼契！”老人低聲說，因為心裡難過，聲音有點發顫。
彼契又重新搖了一下尾巴，順便哀求地看了老人一眼。它好像請求他別再叫它，別再責備它，因為它自己心裡也不好受，若不是萬不得已，它當然絕不會向陌生人討的。
一個顴骨高大、戴著綠色帽子的年輕入終於看見了這條狗。
“要吃的嗎，狗崽子？”他問道。 “你的主人在哪兒吶？”
彼契歡喜地搖搖尾巴，看了老人一眼，甚至輕輕叫了一聲。
“您是怎麼回事，先生！”年輕人說。 “您既然養狗就得給食吃。不然就不文明。您的狗跟人家討食吃。我們這兒有法津規定不許討飯。”
那些年輕人哄堂大笑起來。
“淨是胡說八道，瓦爾卡！”其中一個人喊道，擲給狗一片香腸。
“彼契，不許吃！”老人喊道。他那風吹雨打的瞼和乾癟的、青筋嶙嶙的脖子都漲得通紅了。
小狗蜷縮起身子，搭拉下尾巴，回到老人身邊來，甚至連香腸看都沒看一眼。
“一點渣兒都不許動他們的！”老人說。
他開始痙攣地翻他的衣袋，掏出幾個銀角子和銅子來，放在掌心上，一面數著，一面吹掉錢上粘著的髒東西。他的手指不住地顫抖著。
“還生氣呢！”那個高顴骨的年輕人說。 “瞧啊，多大的自尊心！”
“唉，你別去理睬他吧！你耍他幹什麼？”一個青年人用調解的語氣說，一面給大家倒了啤酒。
老人甚麼也沒說。他走到櫃檯邊，把幾文零錢放到潮濕的台子上。
“來一塊香腸麵包！”老人啞著嗓子說。
小狗夾著尾巴站在他身邊。
女售貨員在碟子裡放了兩塊麵包，遞給了老人。
“只要一塊！”老人說。
“您拿去吧！”女售貨員低聲說。 “我不會因為您受窮的……”
“謝謝！”老人說。 “謝謝啦！”
他拿起麵包到月台上去了。月台上一個人也沒有。一陣暴風已經吹過，第二陣暴風正在刮來，不過離得還很遠、甚至可以在利耶盧皮河對岸的白色樹木上，看見微弱的陽光。
老人坐到長凳上，給了彼契一塊麵包，把另一塊用灰色手帕包起來，藏在袋裡。
小狗痙攣地吃著，老人看著它說道：“哎，彼契呀，彼契呀！真胡塗啊！”
小狗沒聽他說話。它在吃東西。老人看著它，用袖子揩著眼睛——風吹下了眼淚。
這就是在裡加海濱邁奧爾車站上發生的小故事的全部經過。
幹嗎我要講它呢？
在我開始寫它的時候，我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說也奇怪，我想著細節在散文中的作用，便想起了這個故事，並且認為，假如在這個故事中不敘寫最主要的細節，即不描寫小狗用各種樣子請求主人原諒，沒有這條小狗的這種姿態，那麼這個故事便要比實陳情況拙劣。
而如果把別的一些細節——證明這老人是鰥居或者獨身的補得很壞的短大衣，那些年輕人帽子上滴下來的雪水，冰冷的啤酒，衣裳裡拿出來的粘著臟東西的零錢，以及連象白色障壁一樣從海上襲來的暴風——也都擲掉的話，那麼這個故事就會因此而變得更加枯澀而蒼白了。
近年來，細節的描寫在我們的小說中，特別在年輕作家的作品中消失了。
缺乏細節描寫的作品，會失去生命力。任何一篇短篇小說都會變成契訶夫所說的熏鮭魚的干棒子。魚倒沒有了，光剩下了乾棒子。
描寫細節的意義，如普希金所說，忽略過去的瑣事，在大家眼裡會大放光芒。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作家正吃著枯燥無味、令人厭倦的精細觀察的苦頭。他們在作品裡塞滿了成堆成垛的瑣碎的細節——毫無選擇，不明白細節只有當它具有代表性的時候，只有當它能夠象光線一樣，立刻從黑暗中照出任何一個人或一個現象的時候，它才有生存的權利，才是必需的。
譬如，想要給人一個剛開始下大雨的概念，只要寫出，最初的雨點啪噠啪噠地打在吹散於窗下的報紙上，就盡夠了。
或者，想要給人一個嬰兒的死的可怕的感覺，像阿歷克賽·托爾斯泰在苦難的歷程中所寫的便盡夠了：
“精疲力竭的達莎睡著了，當她醒來時，她的孩子已經死了，孩子柔軟的頭髮豎了起來。
“'我睡著了，死神到他這裡來了……'達莎哭著對捷列金說。'你想想——他那柔軟的頭髮都豎起來了……他一個人掙扎著……我倒睡著了。'
“不管怎麼勸導，也不能把她小兒子跟死神單獨博鬥的景像從她心中抹掉。”
這個細節（豎起來了的孩子柔軟的頭髮）抵得上最確切地描寫死亡的許多篇幅。
這兩個細節的描述都達到了目的。細節的描寫就應該是這樣的——能說明整體，並且是不可缺少的。
在一位年輕作家的手稿上，我看到過這樣一段對話：
“您好哇，巴莎大嬸！”阿歷克賽進門來說。 (在這以前作者說阿歷克賽用手打開了巴莎大嬸的房門，就好像開門還可以用腦袋似的)
“你好，阿遼沙，”巴莎大嬸親熱地叫了一聲，丟下了活計，看了阿歷克賽一眼。 “怎麼好久不來了？”
“總沒有工夫。開了整整一星期會。”
“你說什麼，整整一星期？”
“一點不錯，巴莎大嬸！整整一星期。沃洛季卡不在家嗎？”阿歷克賽環顧著空房間問道。
“不在家。他在班上。”
“那我走了。再會，巴莎大嬸，祝您健康。”
“再會，阿遼沙，”巴莎大嬸回答說。 “祝你健康。”
阿歷克賽朝門走去，把門開開，走了出去。巴莎大嬸目送著他，搖搖頭說：
“麻俐的小伙子。滿活潑。”
除了寫得草率馬虎不算，整整這一段都是完全不必要的空話(如打上重點的)。這全是一些沒用的，沒特徵的，什麼也不能說明的細節。
尋找和決定細節，需要最嚴格的挑選。
細節和我們稱之為直覺的那種現像有最緊密的聯繫。
所謂直覺，我以為是由個別部分，由細節，由某一個特性能構成整體的景象的能力。
直覺幫助歷史作家不僅再現過去生活的其實畫面，而且重現那些和我們日常生活比起來當然有些不同的時代氣氛，人們的情調和心理。
普希金從未到過西班牙和英國，但是直覺卻幫助了他寫出輝煌的描寫西班牙的詩，寫出石客，而在瘟疫流行時的宴會中，描寫的英國的圖畫，較諸在這個煙霧迷濛的國度里土生土長的瓦爾特·司各脫或者彭斯所能寫出來的毫無遜色。
描寫得出色的細節，能使讀者對整體——對一個人和他的情緒，或者對事件以及對時代產生一個直覺的、正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