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詹姆士大街、皮卡迪利大街和蓓爾美爾大街上俱樂部裡的先生們來說，8月不是一個好月份。 8月是假期的日子，在這個月份裡，大多數會員都希望與家人一起外出。在這個月裡，有一半的會員都在鄉村和國外度假。
許多俱樂部都關門了，那些由於各種原因沒有離開首都的會員們，不得不在奇怪的環境裡與他人一起湊合著睡覺，為數不多的幾家仍在營業的俱樂部，卻成了那些已關門俱樂部的會員們喝酒和吃飯的地方。這個月的最後一天，懷特俱樂部又開張了，亨利·庫姆斯爵士就是在這裡，他邀請了一位比他大15歲的人共進午餐。許多人都在秘密情報局局長這個職位上工作過，今天邀請的這個人就是其中一位前任局長。
奈傑爾·歐文爵士今年74歲，他解甲歸田已經15載了。這前10年，他像以前離任的其他人一樣，過的是“城市生活”；他成功地利用了對世界的體驗，對權力渠道的了解以及他的天賦，獲得了一系列管理者的職位。從而為他的老年生活，儲備了足夠的資金。
就在吃午飯那天的四年前，他徹底退休了，回到了位於多塞特郡波貝克島上斯沃尼奇附近的家鄉，他在那裡讀書、寫字、沿著天然秀麗的海岸散步、俯瞰英吉利海峽，偶爾乘火車回倫敦看看他的老朋友。他的朋友中，有些是過去的老朋友，有些是年輕的新朋友。他仍然是那麼充滿生機，積極向上。看他那雙睿智的藍眼睛，溫和目光裡隱藏了一個像剃須刀一樣鋒利的大腦。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對所有會見者都彬彬有禮，這種傳統的禮儀掩蓋了他那鋼鐵般的意志，這種意誌有時會變得冷酷無情。雖然，他們之間年齡差距很大，亨利·庫姆斯卻對他非常了解。他倆都來自傳統的研究俄羅斯的部門。歐文退休後，秘密情報局分成了兩個部分，東方分部和一個阿拉伯分部，亨利·庫姆斯上台後又重新恢復到原來的一個部門。那時，他們已經在反對蘇聯的鬥爭中得到了鍛煉。
奈傑爾·歐文當局長時，庫姆斯在柏林工作幹得非常出色，他與克格勃的東德情報網，甚至與該網的間諜頭目馬庫斯·沃爾夫鬥智斗勇。
歐文同意在熙熙攘攘的樓下酒吧間裡與朋友聊聊天。但是，他像平常人一樣很想知道為什麼他以前的下屬要邀請他，他乘火車從多塞特趕到多霧的倫敦不會只為吃一頓午飯吧。直到他們換到樓上的一個雅間，在一張靠窗的可以俯瞰詹姆士大街的桌子旁就座時，庫姆斯才提到了邀請他吃午飯的真實意圖。
“俄羅斯正在發生一件事情。”他說。
“應該說是很多事情，都是壞事，我從報紙上知道的。”歐文說。庫姆斯開口笑了，他知道他的老上級的消息來源，遠不止那些晨報。
“我不打算細說，”他說，“這地點和時間都不允許我細說，我只講個大概。”
“當然可以。”歐文說。
庫姆斯不緊不慢地把過去六週以來在莫斯科和倫敦發生的事情大概敘述了一遍。特別提到了倫敦。
“他們不打算採取任何行動，已經決定了，”他說，“事件必須按照他們所定的方向發展，雖然這樣做很可惜。幾天前我們尊敬的外交部長就是這樣對我說的。”
“或許，你認為我還能做什麼事情，能使查爾斯王子街里的官吏們重新振作起來，我擔心你過高估計了我的能力。”奈傑爾爵士說，“我年事已高，而且已經退休了。正像有位詩人所寫的那樣，所有的競賽都到頭了！所有的熱情都耗盡了！”
“我想讓你看兩份文件，”庫姆斯說，“其中一份，是我們根據所發生的事情寫的詳細報告，報告從一個勇敢、但卻愚蠢的老頭從科馬羅夫的私人秘書的書桌上偷走了一份文件說起。您可以親自作出判斷，看看是否同意我們的觀點，我們認為那份黑色宣言無疑是真實的。”
“另一份是什麼？”
“另一份正是黑色宣言的原稿！”
“謝謝你的信任。我應該怎麼處理這兩份文件呢？”
“把它們帶回家，把兩份文件都看一遍，我想听聽您的意見。”
他們把拌有果醬的米飯布了吃完後，服務員便把餐具拿走了。亨利·庫姆斯要了兩杯咖啡和兩杯俱樂部自製的佳釀——博爾德葡萄酒。
“假如我同意你們的觀點，肯定了那份宣言的可怕性和真實性，然後怎麼辦呢？”
“奈傑爾，我剛才還在考慮著，下一周要你去美國，會見的是哪些人？……”
“亨利，你不應該打聽這件事情！”
庫姆斯輕視地聳了聳肩，但是他心裡還是挺高興的，他的午飯起作用了。顧問委員會將召開會議，歐文將參加會議！
“用由來已久的話說，到處都有我的間諜。”
“我離休以後的情況沒有太大的變化，我很高興，”歐文說，“好吧。如果我到美國去見到一些人，又會怎麼樣呢？”
“你自己決定吧！如果你認為這些文件應該被拋棄，你就把它們燒成灰好了；如果，你認為它們應該隨著你跨越大西洋……你看著辦吧！”
“天啊，太有意思了。”
庫姆斯從他的文件包裡掏出了一包密封好的文件，遞給了歐文。歐文把它放進自己的包裡。包裡還有他剛在約翰劉易斯買的一些東西，他為歐文太太買了一些織物，老夫人喜歡在冬天的晚上，擺弄些針線，縫縫被褥。
他們在大廳分了手，奈傑爾·歐文爵士乘了一輛出租車到火車站，再乘火車趕回多塞特。
1989年9月，蘭利奧爾德里奇·埃姆斯返回華盛頓工作了。他已經為克格勃當了7年的間諜了，這種令人驚奇的間諜生涯至少還要持續4年半。
他發財了，金錢滾滾而來，他用了50萬美元的現金購買了一棟房子和一輛嶄新的美洲虎轎車，開始了一種嶄新的生活。他整整一年的薪金收入才5萬美元，然而並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奇怪的現象。
儘管羅馬已經併入了西歐站的工作範圍，他在羅馬時還是一直負責蘇聯方面的工作。因為他本身仍在關鍵的蘇聯／東歐分部保留著職務。從克格勃的角度來說，他保留的這個職務很重要，因為他可以再次有機會接觸那301份檔案。
對他來說，這方面還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
米爾頓·比爾登剛調回到蘭利，他監督阿富汗的反蘇情報工作。
作為蘇聯／東歐分部新的負責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設法擺脫埃姆斯。但像他的許多前任一樣，他在這方面的努力失敗了。
肯·馬格盧，那個典型的官僚，已經上升為非作戰部門的人事主管。他對人事的分配和任職影響很大。他和埃姆斯很快就恢復了碰杯共飲的友情，埃姆斯現在有能力提供最好的酒。馬格盧將埃姆斯留在了蘇聯／東歐分部，從而挫敗了比爾登的企圖。在這期間，CIA已經把大多數秘密檔案儲存為電子文檔，將核心秘密委託給了世上所發明的最不可靠的機器。埃姆斯在羅馬時已經自學了計算機。現在他所需要的只是輸入密碼；一旦有密碼，他不離開書桌就能接近那301份檔案。再也不需要把大量的文件袋裝進購物塑料兜里了。他再也不需要人工提取文件，並為所提取的文件簽字了。
馬格盧首先為他的伙伴在蘇聯分部的對外作戰部門安插了一個職務，任命他為對歐情報部的負責人。但是該部門僅負責管理蘇聯境外或蘇聯集團的外部特工，並不包括正在東柏林負責克格勃K分部的斯巴達戰士萊桑德和蘇聯莫斯科國防部內的獵手獵戶星座，也不包括在莫斯科前沿陣地的哲人特爾斐，以及第四個，那個想著飛躍大西洋的化名為飛馬星座的特工，此人正在莫斯科與烏拉爾之間的一個秘密核研究所工作。
埃姆斯很快就利用職權調查了賈森·蒙克，但是賈森·蒙克現在是GS-15，比他的職位高，他仍然停留在GS-14上。他的調查毫無結果。然而儘管他在對外作戰部工作，與蒙克毫無接觸，他還是知道一件事：即被蒙克所募的所有特工全部隱藏在蘇聯境內。馬格盧以及閒話為他提供了其它的消息。
辦公室的人們都在傳說，賈森·蒙克是最佳的職員，他是東歐分部裡最耀眼的一顆偉大的新星。還傳說他很不合群，喜歡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工作，經常冒險。
像任何一個使用偽造支票的人一樣，馬格盧討厭蒙克。他不滿意他的獨立性，因為蒙克拒絕按常規的一式三份的方式保存文件，他對於馬格盧這類人的抱怨置之不理。
埃姆斯利用了這種不滿情緒。他們兩人當中，他的酒量較大。他在喝過大量的酒精之後仍然可以繼續思考，而馬格盧則經常被酒灌醉，變得自吹自擂，酒後饒舌。
1989年9月一個深夜，他們的話題又一次轉向那個獨立的弗吉尼亞州人，馬格盧對埃姆斯透露了他聽說的消息，據說蒙克徵募的某個特工“幾年前在阿根廷是個重要人物”。
雖然這個人既沒有真名，也沒有化名，但是克格勃還是推斷出了其它資料。 “重要人物”意味著是二等秘書或是更高的職務。他們推算“幾年前”可以指前18個月至三年前的事情。
他們查閱了外交部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任職名單，將其中17人列為可疑對象。埃姆斯暗示那個人並沒有第二次在國外任職的經歷，這就將名單縮減為12人。
與CIA不同，克格勃的反情報機構不存在神經質的人。他們開始調查工資以外額外的收入，生活方式的變化，甚至購買了一棟小房子等等細節情況。
今天的天氣不錯，是9月份的第一個好天，微風從英吉利海峽撲面吹來，遠處諾曼底海岸與懸崖之間，海風掀起了層層白色的浪花。
奈傑爾·歐文爵士大步走在德爾斯頓岬角和聖阿爾邦岬角之間的懸崖小路上。他最喜歡在這裡散步，已經有好幾年的習慣了，在煙霧繞繞的會議室裡開完會，或者研究了一晚上秘密文件後，他要到這裡來換個環境，以便恢復精力。
他發現，海風使他的大腦清醒了，注意力更集中了。海風吹散了那些無關的、欺騙性很強的幌子，暴露出了問題的核心所在。
整個夜晚，他都在專心致志地閱讀亨利·庫姆斯給他的那兩份文件，被他所讀到的東西震驚了。他對從一個流浪漢往斯通小姐的車裡投進了東西開始，所進行的偵探工作表示滿意。假如他要是還在位的話，他也會這樣做的。他隱約地想起了喬克·麥克唐納，那個在世紀大廈當差的年輕人。顯然，他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最終他肯定了這一論斷：黑色宣言既不是偽造的謊言，也不是在開玩笑。
接著他想到了那份黑色宣言本身。如果俄羅斯的煽動極強的政治家真想實施那個計劃，想到將要發生的事情，他的思緒又回到了那駭人聽聞的年輕時代。
1943年，他18歲，那年他終於被英國軍隊征聘，派往意大利就職。他在蒙特卡西諾的大規模進攻中負傷，因而被送回英國，並因病退役。身體恢復後，雖然為能重新加入部隊而高興，但是這次他被分配到情報單位工作。
作為一名剛過20歲的中尉，他隨第八軍跨過萊茵河，遇到了他那個年齡或任何年齡的人都不應該看到的事情。一位受驚的步兵少校，叫他去看看他們在行軍途中發現的東西。卑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裡的情景，給他和比他年齡大的人留下了難以擺脫的噩夢。
他到達聖阿爾邦岬角後轉身向回走，沿著內陸小道，到達愛克森小村後再轉彎，走在蘭頓的鄉間小路上。該怎麼辦呢？有希望產生任何效果嗎？現在就把文件燒掉，從此不再想這些問題了，行嗎？它們太有誘惑力了。或者把它們帶到美國去，那樣很有可能遭到東道主的嘲笑，他將在那裡開一周的會議。想起來讓人害怕。
他打開花園門上的門栓，推門進入了花園，穿過彭妮夏季種著水果和蔬菜的小塊綠地。花園裡有一大堆篝火，火焰正在慢慢熄滅，而火中心未燃盡的灰燼仍然燒得發紅。現在很容易將那兩份文件扔進火裡燒掉，從此不再為此事而煩惱。
他知道亨利·庫姆斯不會再詢問他乾了些什麼，或者索要任何進度報告。不會再有人知道文件的來源，因為他們倆都不會說出去的，這是規定。他妻子從廚房的窗戶裡面叫他。
“你在哪兒呢？茶放在客廳裡了，我剛才去村里買了些松麵餅和果醬。”
“太好了，我就喜歡吃松麵餅。”
“我就知道你愛吃！”
佩內洛普·歐文比他小5歲，曾經是有名的美人，有許多比他更富有的男人追求過她。只有她自己知道為什麼她選擇了這位身無分文的年輕情報軍官，她拜讀過他的詩，在他害羞的外表裡面隱藏了一個像計算機一樣的大腦。
他們曾經有一個兒子，是他們推一的兒子，1982年他在福克蘭群島戰爭中遭遇不測。他們試著盡量不去想他們的兒子，他的生日和忌日除外。
在丈夫30多年來的秘密情報生涯中，她耐心地等待著他深入蘇聯心臟招募特工，或者在柏林牆的陰影下，頂著刺骨的寒風，等待某個既勇敢、又擔驚受怕人，他拖著沉重的腳步通過檢查站向西柏林的路燈下走來。當他回到家時，爐膛裡的火焰總是在燃燒著，她總是準備好了喝的茶和松麵餅。雖然他已經74歲了，他仍然認為她是那麼美麗，還在深深地愛著她。
他坐下來，用力咀嚼著他的小吃，兩眼盯著火焰。
“你又要走了。”她輕聲地說。
“我想，我必須走。”
“多長時間？”
“哦，在倫敦準備幾天，然後去美國呆一周。再往後，我也不知道了。也可能不會再離開你了！”
“唔，我會很好的。我在菜園裡有許多事情要做。去了之後要經常打電話回來，好嗎？”
“當然！”
然後他說：“你知道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
“肯定不會再發生了！現在，快喝你的茶吧。”
1990年3月，蘭利CIA的莫斯科情報站首先發出了警報一自從去年12月份以來，與特工特爾斐的通信聯繫被中斷了。賈森·蒙克坐在他的書桌前，凝視著向他匯報的已經譯好的電文。開始時，他只是擔心，後來就變得瘋狂了。
假如克魯格洛夫仍然活著，那麼他就違反了所有的規定。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CIA的莫斯科情報站已經兩次在適當的地方用粉筆標上了合適的記號，表明他們已經為特爾斐放好了東西，等待他去秘密地點取回。
然而這兩次信息均無人理會。他是否還在城裡？還是突然調到國外工作了呢？
如果是這樣，他早就應該發來標準的“生活”確認信息了。他們查閱了已約定好的期刊雜誌，尋找那條小廣告，廣告信息通常是：“我很好”，或者是正相反的內容：“我有麻煩了，請救救我”。但是，沒有找到所需的廣告。
到了3月份，情況似乎已經更明朗，特爾斐既沒有因心髒病或其它的原因而完全喪失生活能力，也沒有發生嚴重的意外事故。因此，他要么是死了，或者是被捕了。
蒙克心事重重，他有一個未能解答的問題。假如克魯格洛夫被捕並遭受審訊，他應該全都坦白——抵抗是沒有用的，只能延長他所受的痛苦。
一旦坦白，他將洩露秘密信件投放點的位置和CIA約定的獲得情報的秘密粉筆記號。
但是，為什麼克格勃不利用那些粉筆記號，當場抓住一名美國外交官呢？這顯然是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莫斯科必要時可以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其它的事是由美國人決定的。
蘇聯在東歐的帝國地位正在瓦解。羅馬尼亞已經任命了新的獨裁者；波蘭已經跳出了她的手心，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正在公開反抗蘇聯，柏林牆在去年11月份已經被拆除。如果莫斯科當場抓住美國間諜，就可以彌補克格勃正在遭受的羞辱。然而到目前為止，蘇聯還未這樣做。
蒙克推測這意味著兩件事情。要么克魯格洛夫的悄然失踪是個意外事故，以後會搞清楚的；要么克格勃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他們的某個情報特工。
在美國的國都裡，盛產許多東西，其中不乏那些非政府組織，稱為NCO。美國有數以千計的非政府組織。他們的工作範圍從財產託管到捐贈，內容涉及方方面面，有些讓人搞不清楚它們究竟是乾什麼的。有政策研究中心、思想庫、各種各樣的促進會、各類項目的提高委員會，以及那些多得幾乎無法一一列出的基金會。
有一些致力於研究，還有一些從事慈善事業；另外一些針對某個單一問題進行廣告宣傳，疏通關係，在公眾中推廣，提高公眾的參與意識；或者，是為了廢除另一個項目。
僅華盛頓就主辦了IAN多達2000的會議，紐約也有1000多個組織。而且，他們都有資金來源。有一些資金至少一部分來源於稅收，還有一些來源於很久以前去世的人物的饋贈。另外，還有一些由私人企業和商人提供的讚助，其它的由唐吉河德式的、博愛的、或者精神錯亂的百萬富翁們提供的捐贈。
它們為學術人員、政治家、離任的大使、不實際的社會改良家。偶爾還有一些神經不正常的人提供棲息之地。但是，有兩點是得到公認的，它們都承認自己的存在，而且在某個地方都會設有一個總部。
然而，有一例被排除在外。也許是由於會員數量和規模有限，會員的質量要求很高，而且是根本看不見的。 1999年夏季，林肯委員會的會議可能是所有類似會議中最有影響力的一個會議。
在一個民主的國家裡，權力是具有影響力的。只有在獨裁國家裡，法律才允許不公正的權力存在，例如逮捕、拘留、扣押、毒打。審問、譴責和秘密監禁等等權力。
因此，在一個民主國家裡，並非只有通過選舉的權力才可以產生影響政府的機制。產生影響的方法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例如通過動員公共輿論、新聞媒體的報導、堅持不懈的遊說或直接提供資金支援。而這種影響的最純潔的形式是通過發起人的不容置疑的豐富經驗、正直品質和智慧默默地向選舉出來的執政人提出忠告。這種方式被稱為“無聲的命令”。
這個看不見的林肯委員會拒絕承認自己的存在，它是一個自負盈虧的組織，它致力於對現實問題的研究、評估和討論，並最後達成一個決議。鑑於其會員的質量以及會員接觸當政最高領導層的能力，這個委員會所產生的真正影響力可能比任何其它的NGO都大，或者把它們加在一起的分量也抵不上這個委員會。
該委員會的會員均來自英國和美國，該委員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逆境中，兩國結下的深厚的伙伴關係，儘管該委員會的真正成立時間是80年代早期，是福克蘭群島戰爭後在華盛頓的一傢俱樂部就餐時商討決定的。
它的成員必須經過正式的邀請，方可具備該委員會的會員資格，會員僅限於那些被其他會員認可的，具備某種特定資格的人。其中包括有長期的人生經驗，品質絕對正直，睿智、準確的判斷力，以及被證實有堅定的愛國心等等。
此外，那些在公共機構裡任職的會員，必須是已經退休的人員，這樣就不存在特殊辯解問題；而那些在私人企業任職的人可以繼續保留職位。並不是所有的會員都很富有，然而，據估計至少有兩個在私人企業任職的人，他們個人擁有的財產價值數10億美元。
那些來自私人企業的會員，在商業、工業、銀行、財政和科學等方面有豐富的經驗，而來自公共部門任職的會員，具有政治才能、外交才能和公務才能。
在1999年夏季的會議上有六名英國人，包括一名婦女，還有34位美國人，包括五名婦女。
鑑於他們將把世界各地的經驗帶到社團討論會上交流的這一特點，與會人員一般都要求是中年人或老年人。 60歲以下的人很少，年齡最大的為81歲，但身體非常健壯。
該委員會並沒有按照英國的城市命名，而是以美國最偉大的總統的名字命名的；該委員會的精神實質，以那位總統的名言反映出來，即：“一個屬於人民、依靠人民、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將會永垂不朽。”
該委員會經過友好的電話協商，決定每年召開一次會議，會議地點選在某個極其隱秘的地方。每一次都有一名富有的會員作為東道主，他從來不拒絕這份榮譽。會員自己支付到開會地點的差旅費，到達目的地後，他們將變成東道主的客人。
在美國懷俄明州的西北角，有個被稱為傑克遜霍爾的山谷，它是以第一個敢於在那裡過冬的、誘捕野生動物人的名字而命名的。該山谷的西面與高聳的特頓山接壤，東面與格羅文特嶺相鄰，北面被黃石公園封口，南面群山會聚，群山之間的峽谷裡流淌著蛇河水，翻滾著白色的浪花。
在那個叫做傑克遜的滑雪小鎮的北面，191號公路穿過飛機場前邊，一直通往莫蘭交叉口，然後繼續延伸，最後通向黃石河。剛過了飛機場就到了穆斯村，村里有一條羊腸小路可以把與會者帶到詹尼萊克湖。
在公路西邊的特頓山的山腳下有兩個湖泊：由加尼特峽谷的急流形成的布拉德利湖和雪崩峽谷中的塔加特湖。僅有一條山澗小道通往這兩個湖泊，除此之外別無它途。一個名叫索爾·內桑森的華盛頓金融家在這兩個湖之間的那片土地上建起了一個方圓1見英畝的度假農場。
它那獨特的地理位置，可以為主人和客人提供絕對獨立、安靜。不受外界干擾的環境。這片土地，兩面環水，背後全部是山。前面的公共小路比農場的地勢還低，農場本身形成了一塊遮擋的高地。
根據協議，第一批客人於9月7日到達美國科羅拉多州的首府——丹佛，內桑森派私人專機在那裡等候，然後載著客人翻山嚮那邊的傑克遜飛機場的方向駛去。在高飛機場終點站還有很遠路程的地方，客人再乘上內桑森的直升飛機，飛5分鐘就到了農場。英國代表團已經辦完了在美國東海岸的所有人關手續，因此他們也不需要接近丹佛，可以到航空線路的終點站辦理人關。他們換機的地方，可以遠遠避開那些窺視者的眼睛。
農場裡有20套客房，每套客房裡有兩間臥室和一個公用會客廳。由於天氣暖和，陽光明媚，只有在太陽落山後才有一絲涼風，許多客人願意坐在房間前面的陽台上消遣時光。
伙食，是經過精心烹調的食品，吃飯的地方是農場惟一的一個大房間，那裡是農場的焦點。吃完飯後，把飯桌收拾乾淨，那裡又變成了會議室。
這批客人是經過內桑森的慎重考慮，然後親自請到這裡來參加會議的。為了加強警戒，在山坡下，農場四周的帳篷里布置了秘密哨兵，以便隨時阻擋任何誤入歧途的人。
這就是林肯委員會的1999年全會，它持續了五天，直到會議結束時，外人也沒有人意識到這裡有來往的客人。到達農場後的第一個下午，奈傑爾·歐文爵士打開行李，洗了個澡，換上寬鬆的褲子和一件斜紋襯衫，出去坐在屋前的木板露台上向下俯瞰。他與一位前美國國務卿共住一套房間。
從那個有利地勢，歐文可以看見一些其他的客人在活動，他們在冷杉、白樺和美國黑鬆的叢林裡，以及下面的各個湖邊散步，真是令人心曠神恰。
歐文看見了前英國外交大臣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前秘書長卡林頓勳爵，一個身材高大而乾瘦的像鳥一樣的人，與他並肩行走的是銀行家查爾斯·普賴斯，他是美國派往英國宮廷的，最受人歡迎的和最成功的前大使館官員之一。歐文擔任英國秘密情報局局長時，彼得·普賴斯在對外辦公室工作，因此彼得是他的上司。那個1.9米高的美國人，大大地高出他的英國同伴。再往遠處的是他們的東道主索爾·內桑森，他與美國投資銀行家和前首席檢察官埃利奧特·理查森一起坐在板凳上曬太陽。
那邊是前內閣大臣和內務部部長阿姆斯壯勳爵，他正在敲門，屋裡的撒切爾夫人正在打開行李。
另一架直升飛機隆隆地降落了，從飛機上走下來的是前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前去迎接他的是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靠近集會中心的一張桌子前，一名繫著圍裙的女服務員提著一壺茶走向另一位前大使館的官員——英國的尼古拉斯·亨德森，他正與倫敦的金融家和銀行家伊夫琳·德·羅思柴爾德爵士在同一張桌子前喝茶。
奈傑爾·歐文瞥了一眼這五天會議的日程安排。今天晚上沒有什麼安排。明天與會人員將像以往一樣分成三個分會，即地理政治、戰略和經濟分會。前兩天，每一個分會將分別開會。第三天將聽取他們商討的結果並就此展開討論。第四天是全體會議。在他的請求下，會議在第四天結束前為他安排了一個小時的發言。最後一天將通過進一步的行動方案和建議提案。
在特頓山斜坡上茂密的森林裡有一頭處於發情期的健壯的駝鹿，它吼叫著正在尋找配偶。一隻魚鷹撲搧著黑色的翅膀飛翔在蛇河的水面上，當它發現自己的捕魚領地被一個禿頭鷹侵占了，便憤怒地吼叫起來。這位老間諜頭目心想，這真是一塊田園詩般的境地，只可惜，他帶來的那份來自俄羅斯書桌上的文件中的黑色魔鬼把這一美好的景色破壞了。
1990年6月，維也納從去年12月開始，埃姆斯在蘇聯分部對外作戰處的工作被逐漸停止了。他又一次被迫放棄了對那301份檔案的查閱權。
埃姆斯開始從事從羅馬返回後的第三項工作。他擔任了捷克作戰分部的負責人，但是並沒有授予他訪問那301份核心秘密檔案的計算機密碼，從那些檔案裡可以查到在蘇聯境內為CIA作的特工情況的詳細描述。
埃姆斯向馬格盧提出抗議。他爭論說這樣做不公平。他曾經負責過蘇聯分部反諜報的全部工作。此外他需要多方查證那些雖然目前在蘇聯境內，但是曾經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作過的CIA特工的情況。馬格盧承諾盡力協助他解決這一問題。
5月份，馬格盧把計算機存取碼交給了他的朋友。從那時起，埃姆斯坐在他的捷克分部的辦公桌前，對檔案資料進行沖浪，直至找到“蒙克的特工”為止。
1990年6月，埃姆斯飛往維也納與弗拉德·阿卡上校再一次會晤。自從他返回華盛頓以後，有聯邦調查局的監視，使他的處境很危險，他無法再與任何蘇聯外交人員接觸。於是他選擇了維也納作為會面地點。
會面時由於他喝酒喝醉了，以至於把下一次10月份還在維也納的會面地點搞混了，10月份他飛到蘇黎世去了。
然而6月份會面時他並未完全糊塗，至少在他拿到一大筆現金時還是清醒的。使阿卡上校欣喜若狂的是埃姆斯交給他三份敘述材料。
第一份描述的是一位陸軍上校，很可能是在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工作過，現在莫斯科國防部任職，1985年下半年在中東被CIA招募。另一位是一名以前住在被隔離的秘密城市的科學家，但是他是在美國加利福尼亞被CIA招募的。第三位是一名克格勃上校，根據記載他是六年前在蘇聯境外被CIA招募的，現在工作在蘇聯境外的蘇聯集團的國家裡，會講西班牙語。
阿卡上校一回到莫斯科，便從第一總部的大樓裡開始，開展了對三名特工的搜捕活動。
“我親愛的兄弟姐妹們，你們聽見晚風中她的聲音了嗎？你們聽到她在向你們呼喚了嗎？俄羅斯的孩子們，你們能聽見我們敬愛的俄羅斯母親的聲音嗎？
“朋友們，但我能聽見她的聲音。我聽見她在森林裡嘆息，我聽見她在雪地裡哭泣。你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她問道。你背叛我的程度還不夠嗎？我為你流的血還少嗎？你這樣對待我是因為我受的痛苦還不夠嗎？
“為什麼你要把我像娼妓一樣賣到外國人和陌生人的手中？他們像黑兀蟹一樣蠶食著我痛苦的身軀……”
在農場公用大房間裡設置的中心會議室的一端，支起了一塊電影銀幕，它是農場裡最大的一張屏幕。電影放映員站在大廳的後面。
40雙眼睛注視著影片裡放映的人物，影片反映的是夏天早些時候，在莫斯科以南的圖拉市召開的一次群眾集舍上慷慨激昂的演講，翻譯的聲音配上了音樂的旋律。
“是的，兄弟姐妹們，我們能聽見她的聲音。而莫斯科城裡那些身著皮上衣的紳士們及其他們的情婦們肯定聽不見她的聲音。那些在她的身軀上尋歡作樂的外國人和社會渣滓也聽不見她的聲音。但是，我們能聽見母親在對我們述說著她的痛苦，因為我們是偉大土地上的人民。”
年輕的影片製造商利特維諾夫拍了一部非常成功的影片。他在影片中插入了激起憐憫的動畫切換鏡頭：一位金發母親懷裡抱著她的嬰兒，兩眼敬慕地望著上面的講台；一名英俊的士兵面帶著失望的表情，淚痕滿面；一個額頭長滿皺紋的農民肩上挎著長柄鐮刀，一副飽經風霜的面容。
沒人知道那些切換鏡頭是通過演員分別拍攝的。人民更不知道那人群是偽造的；其它鏡頭展示了一排又一排1萬名群情激昂的支持者，兩側是青年戰鬥團裡領頭喝彩的歡呼者。
科馬羅夫的聲音從高聲呼喊突然降為近似耳語的低聲，但是麥克風將他的聲音傳遍了整個會場。
“有人敢來嗎？誰敢上台來說：夠了，不能再發生這樣的事情了！俄羅斯的弟兄們，忍耐吧，再等一小會兒，姐妹們……”
他的聲音又升高了，從低聲細語一下子升級到高聲呼喚。 “我來了，親愛的母親，您的兒子伊戈爾正向您走來……”
最後一個詞語幾乎被淹沒在人聲鼎沸之中，在影片的最後，全場參加集會的人全都站立起來，奮臂齊聲高呼：科——馬——羅——夫。
放映機被關閉了，影片中的形象消失了。接著是一陣寂靜，然後聽見全場的觀眾都集體長出了一口氣。
會議室裡的燈被打開以後，奈傑爾·歐文走到那張用懷俄明松木製成的長方形餐桌的前頭，開始發言。
“我想，大家都認識剛才影片中出現的這個人物，”他平靜地說，“他就是伊戈爾·科馬羅夫，俄羅斯愛國武裝聯盟的領袖，該黨很有可能贏得明年1月份的總統大選，即科馬羅夫將步入總統的寶座。
“正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樣，他是一名感召力非凡的煽情演說家，顯然具有領袖人物的超凡魅力。
“大家也知道，俄羅斯80％的實權已經掌握在這個人手中。自從葉利欽上台後，像在我們的社會中推行的那種對權力的審查和製約的機制，已經被俄羅斯廢除了。當今的俄羅斯總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隨心所欲地頒布法令和法律。當然，這肯定也包括恢復一黨制。”
“了解該黨目前的現狀不是挺好嗎？”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問道。
“夫人，也許情況並不是這樣，”歐文說，“我請求在此發言的目的，不是討論伊戈爾·科馬羅夫當選後可能採取什麼路線，我的目的是藉此機會向委員會提供一些科馬羅夫擬定方針的確鑿證據，及其他將要採取的行動的本質問題。我從英國帶來了兩份報告，我已經用這裡會議辦公室的複印機為到會的每個人復印了一套，一共39套。”
“我剛才還在想，為什麼要調人這麼多複印紙？”他們的東道主笑著說。
“索爾，很抱歉磨損了你的複印機器。無論如何，我不願意將每份文件在英國複印，並帶著它們跨越大西洋。我並不想請求大家現在就開始閱讀這份文件，我請大家每人拿一套回去私下閱讀。請大家首先閱讀標有'驗證'字樣的那份報告，然後再讀那份黑色的宣言。”
“最後，我還要告訴大家，由於與你們今晚要讀的文件有牽連，已經死了三個人了。這兩份都是絕密文件。因此，我必須請大家注意，看完後務必將它們全部退還給我，以便能在我離開此地之前，將它們全部銷毀。”
所有的疑慮都消失了，林肯委員會的會員們拿著各自的文件複印件回自己屋去了。食堂的師傅們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沒有一個人去食堂吃晚飯。會員們都請求將晚飯送到各自的房間裡去，在屋裡就餐。
1990年8月，蘭利從蘇聯集團的CIA作站傳來的消息很不好，而且越來越糟。到7月份，情況已經明朗了，那位獵手－獵戶星座，肯定出事了。
上一個星期，他未能露面，沒有像往常一樣進行“輕觸情報傳遞”工作，這種事情以前從未發生過。
所謂“輕觸情報傳遞”是一種簡單的情報交接行為，通常不危及任何人。在某個預先約定好的時間，傳遞情報的雙方中的某個人沿街道散步。也許有人跟踪他，也許無人跟踪。在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下，他突然離開人行道，拐進某個咖啡廳或飯店裡。在任何一個擁擠的地方都行。就在他剛要進入時，另一個人已經結了賬，起身正朝門口走去。這兩個人不進行任何眼神接觸，他們相互擦身而過。一隻手把一個沒有火柴盒大的東西，悄悄地塞進另一個人的側身兜里。然後，這兩個人都繼續走自己的路，一個人進門，另一個人出門。即使身後有“尾巴”，進門時他也看不見什麼。
除此之外，索洛明上校已經兩次未按照粉筆標記的明確要求，領取秘密投遞點的信件了。
惟一的結論是，獵戶星座已經自己突然消失或被迫突然消失了。而且，也沒有使用生命救援標記程序。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都是很突然的，預先沒有任何警告。心髒病、車禍或者被捕了？
來自西柏林的消息說，東柏林的安全地址這個月沒有收到飛馬星座寄出的正常信件。在俄羅斯的寵物飼養雜誌上也沒有任何廣告消息。
由於布利諾夫教授離開阿爾紮馬斯－16到蘇聯境內旅遊的可能性不斷增加，蒙克建議他每個月給東柏林的安全地址發一封毫無任何危險信息的平安信。該信不需要書寫任何秘密內容，只要籤上尤里的名字即可。他可在隔離區外的任何一個信箱投遞他的信件，即使該信件被截獲，永遠也不會追回到他那裡去。
被拆除的柏林牆變成一堆碎磚爛瓦之後，再也不需要使用傳統的投遞信件的詭計了。作為一種新的手段，蒙克建議布利諾夫買了一對西班牙獵狗。在阿爾紮馬斯-16裡面養狗不會存在任何審批問題，對於這位搞學術的鰥夫來說，還有什麼事情比養狗為幌子更好的呢？每個月，他都會有正當的理由在莫斯科寵物飼養周刊上發表一條小廣告，說明有小狗要出售、要丟棄，或者有新生狗娃期待著哺乳，母狗期待著配偶，等等事情。但是，通常在每月周刊上登的廣告卻突然沒有了。
現在，蒙克已經精疲力竭了。他總是向最高層的領導抱怨說出事了，然而，又總是被告知再等一等，不要驚慌。而他再也無心等下去了。他開始寫他的備忘錄，其大意是，他認為蘭利的內部有很大的漏洞。
有兩個人可能會認真對待他提出的問題，即凱里·喬丹和格斯·哈薩韋。但是，他們兩人已經退休了。新當政的領導中，大多數是1985年冬季以後從外面新調來的，他們很生疏。然而，在該組織的另一個機構裡，自1986年春天就已經正式開始慢悠悠地搜索長期潛伏的雙重間諜了。
早飯後在全體會員中展開了討論，“我真是難以相信！”前美國首席檢察官說。
“我的問題是，我發現很難不相信它，”國務大臣詹姆士·貝克對答道，“我們雙方政府都知道此事……奈傑爾？”
“是的。”
“他們不打算採取什麼行動嗎？”
其餘39名委員會成員圍坐在會議桌四周，目光都集中在這位前間諜頭目身上，似乎在尋找一些表示保證的話：它只是一場噩夢，一種虛假的東西，不久就會以某種方式消失的。
歐文說：“按照常規的做法，官方對此無能為力。因為，黑色宣言的一半內容，有可能代表了許多俄羅斯人民的心聲。西方根本不該擁有它。科馬羅夫將公開指責它是偽造的。其效果將會更加增強他的勢力。”
接下來是一陣令人沮喪的寂靜。
“我能發表些看法嗎？”索爾·內桑森說，“不是作為你們的東道主，而是作為一名普通成員……”
“八年前我有個兒子。他在海灣戰爭中死了。”
許多人憂鬱地點點頭。在座的會員中，有12位曾經在海灣戰爭的多國聯合部隊中擔任過重要職務。在桌子離他較遠的那一端，科林·鮑威爾將軍兩眼盯住了這位金融家，他想起當時在一次戰鬥即將結束時，由於父親顯赫的地位，他親自收到了一名美國空軍中尉不幸陣亡的消息。
內桑森說：“假如說，這一損失有什麼值得安慰的東西，那就是，我們知道他是在為反對真正意義上的魔鬼而戰死的。”
他停頓了一會兒，搜索著恰當的詞語：“像我這個年齡的人，足以認識到魔鬼的含義。我認為魔鬼有時可以潛入人身。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我還小，不能參加戰鬥。二戰結束時我才8歲。我知道在座的會員中有一些是參加過那場戰爭的。當然，後來我知道了。我認為阿道夫·希特勒是個魔鬼，他做的事也就是魔鬼幹的事。”
會場非常安靜。政治家、政客、工業家、銀行家、金融家、外交家和行政官們都習慣於強調生活的實用性。他們意識到他們正在聆聽的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索爾·內桑森探身過去，輕輕地敲擊著那份黑色檔案。 “這份文件是魔鬼，寫這份文件的人也是魔鬼。我真不明白，我們怎能置之不理，難道讓它再一次發生！”
會議室裡仍然保持著寂靜。人人都意識到他說的“它”，是指的是第二次大屠殺，不僅僅是針對俄羅斯的猶太人，還有許多其它的少數民族。惟一的英國前首相打破了寂靜。
“我同意。沒有時間猶豫不決了。”
三名在場的會員用手摀住了嘴。她最後一次使用這個詞語時是在美國科羅拉多州阿斯彭的一所公寓裡，是薩達姆·侯塞因入侵科威特的第二天。當時喬治·布什、詹姆士·貝克和科林·鮑威爾都在場。她今年雖然73歲了，但是，她仍然能夠非常清楚地表達她的意思。
全世界每一個股票交易所都知道的洲際通信公司的負責人拉爾夫·布魯克，探身過去插話。
“好吧，那麼我們能做什麼呢？”他問道。
一名前外交官說：“從外交方面下手……通知各個北約政府，敦促他們提出抗議。”
“那麼科馬羅夫將譴責這份宣言完全是假的，而且大多數俄羅斯人會相信他。俄羅斯人的排外主義不是什麼新鮮事兒。”另一個人說。
詹姆士·貝克側過身去對奈傑爾·歐文說：“是你把這份令人震驚的文件帶給我們的。你有什麼建議？”
“我什麼也不主張，”歐文說，“但是，我要作一下防止誤解的說明。假如，我們委員會準備製裁，而不是採取行動。僅僅是個制裁計劃，它必須是非常隱蔽的東西，將來所發生的事情絕不能與這間屋子聯繫起來，不能有損於我們委員會的聲譽。”
委員會的39名會員都非常清楚，他所談的是事情的要害。他們中的每個人都曾參與過，或目睹過政府的隱秘行動失敗的結局，然後直接由最高領導層澄清的事實。一名前美國國務卿在桌子的那一端用很重的德國口音說話了。
“奈傑爾，能否採取一個秘密行動？”
兩個聲音一起說：“可以！”在歐文擔任秘密情報局局長時，他服務的對象既有瑪格麗特·撒切爾，又有她的外交大臣卡林頓勳爵。
林肯委員會從不通過任何正式的書面決議。他們達成協議後，利用各個會員的影響力，去促進所達成的協議在各個成員國的執政部門產生效果。
對於黑色宣言，所達成的協議是將會員的意願委託給一個更小的委員會，由這個更小的委員會考慮一個最佳方案。林肯委員會全體成員一致同意既不制裁，也不譴責，甚至不去理會任何有可能隨之發生的事情。
1990年9月，莫斯科阿納托利·格里申上校坐在列福爾托沃監獄里辦公室的書桌前，查看他剛收到的三份文件。此刻他的心情很複雜，各種情感交彙在一起。
首先，是成就感。整個夏天，第一和第二總局的反情報機構的同事們，很快就將三名叛徒連續轉交給他了。
第一名是外交家克魯格洛夫，他在兩個方面暴露了身份：一是他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館擔任第一秘書的職務；第二是他剛從國外回國不久就買了一套房子。
他毫不猶豫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向桌子對面的陪審官和旋轉的錄音機徹底坦白了。六週之後，他已經再也沒有什麼好交代的了，於是被關進了監獄的一間地下室裡，那裡的溫度即使在夏天也很難超過零上一度。他坐在那裡渾身上下顫抖不已，等待著他的噩運。他的命運就掌握在格里申上校書桌上的一份資料裡。
7月份，一位核物理教授被帶到了監獄。到加利福尼亞參加會議的科學家人數極為有限，人員名單很快就局限於四個人。當局突然搜查了在阿爾紮馬斯-16布利諾夫的公寓，在壁櫥裡發現了一雙捲起來的襪子，在裡面藏有一小瓶用於隱顯的墨水。
他也很快就將所有的事情都坦白了，只要看到格里申和他的審訊陣容以及他們行業使用的刑具，就足以使他們鬆口了。他甚至說出了他向東柏林秘密通信的地址。
格里申組織人力對那個地址進行了搜捕，尋找那裡的一名東柏林K分部的上校。但是很不湊巧，就在他們搜捕的一個小時前，那名上校已經步行穿過新開放的城市，逃入了西柏林。
最後，在7月下旬，逮捕了那位西伯利亞的軍人，根據他在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的職銜，他在國防部的任職以及他在亞丁的服役情況，對他實行了集中監視。在監視期間對他的住宅進行了搜查，發現他的其中一個孩子在尋找聖誕節禮物時意外地發現了爸爸的微型照相機。
彼得·索洛明與其他人不一樣，他忍受了極大痛苦進行了抵抗。格里申最後還是攻破了他的心理防線，格里申總是會成功的。他威脅索洛明要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送到政府開辦的最殘酷的集中營裡去。
他們每個人都敘述了那位面帶笑容的美國人是如何接近他們，他是那麼急於傾聽他們的問題，非常合理地提出他的建議的。這就激起了格里申心裡另一種情感，他對那個叫賈森·蒙克的人恨之入骨。
這個厚顏無恥的傢伙不止一次、兩次，甚至三次踏上蘇聯的國土，與他的間諜頻繁接頭。然後，又安然地走了。就在克格勃的眼皮底下，從事這樣的間諜活動。他對這個人的事情了解得越多，就越仇恨這個人。
他自然查閱了當時的資料，逐個審查了那次進入蘇聯旅遊的美國人的名單。但是，沒有發現偽造的名字。工作人員模糊地想起來有一個來自德克薩斯州的美國人，他身穿索洛明描述的那種他們在植物園見面時穿著的德克薩斯服裝。那個蒙克很可能就是諾曼·凱爾森，只是還沒有得到證實。
克格勃的偵探在莫斯科的工作比較順利。他們通過調查簽證申請記錄和國際旅行社的旅遊記錄，查出了那天在首都的所有美國人的資料。最後他們的焦點集中在那一個謊稱胃疼而沒有去聖塞爾吉烏斯修道院旅遊的人身上。蒙克就是在那一天，在弗拉基米爾大教堂與布利諾夫教授見面的。格里申想起來了，那個人名叫菲利普·彼得博士。
當這三個叛徒向陪審團坦白了他們在那個美國人的鼓動下為他提供的所有情報時，克格勃官員的臉色嚇得煞白。
格里申把這三個人的資料放在一起，用辦公室的電話與他的上級取得了聯繫。他總能意識到最後的勞改判決。
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將軍已經從第一總部部長提升為整個克格勃的負責人。在那天上午，是他把那三張死刑批准書放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辦公室的書桌上，等待簽字的。總統辦公室位於新紅場中央委員會辦公樓的頂層。他送去了死刑批准書，待死刑命令被適時地簽署後，便轉到列福爾托沃監獄，按照上面的命令“立即執行”。
格里申上校給後院裡的犯人30分鐘的準備時間。太突然了，正像他常對他的學生講的那樣，沒有時間能夠預料。他下樓後，便看到那三個人已經跪在太陽永遠也照不到的高牆下面的碎石地面上。
那名外交家是第一個被執行死刑的。他的精神似乎受到了嚴重的刺激，當軍士長把9毫米的馬卡羅夫槍對准他的腦後時，他嘴裡還咕噥些什麼。看到格里申一點頭，軍士長就摳動了扳機。一道閃光後，血肉飛濺，瓦列裡·克魯格洛夫便一頭栽倒在了地上，從此便離開了人世。
那位科學家本是一位無神論者，現在卻開始禱告了，他乞求萬能的上帝，把他的靈魂帶到一個安生之處。他似乎沒有註意到離他兩碼遠的地方已經發生的事情。他像那位外交家一樣隨著槍響臉面朝下一頭倒在地上了。
彼得·索洛明是最後一個。他雙眼仰望著天空，可能是最後一次看見家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當他感覺到腦後冰涼的槍口時，他舉起左手，伸出僵硬的中指對準靠牆的格里申上校。
“開火！”格里申一聲呼叫，接著一切都結束了。他命令，在當天夜裡就要將他們埋葬到莫斯科以外森林裡無標記的墓穴裡。即使死了，也不能對他們有任何仁慈。他們的家人永遠也找不到給親人送鮮花的地方。
格里申上校走到那位西伯利亞軍人的屍體前，彎腰認真地看了幾秒鐘，然後直起身大步走開了。
他回到辦公室，正要撰寫報告時，他電話上的紅燈亮了。打電話的人是第二總局調查組裡他認識的一名同事。
“我們認為，我們就要查到第四名叛徒了，”那個人說，“現在就剩下兩個人了。兩人都是上校，都是在東柏林反情報處工作。我們把他倆都監視起來了。遲早我們會有機會的。你想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動手嗎？你想參與我們的逮捕行動嗎？”
“給我12個小時，”格里申說，“12個小時後我就會到那裡。我想要這個人，我要親自去處理這個人。”
調查官和審訊員都知道一名經驗豐富的反情報軍官是最難對付的。他在K局的反情報部門呆過幾年，當自己面臨危險時，他知道該如何處置。他不會在捲起來的襪子裡邊貯藏隱顯墨水，也不會購買豪華住房。
過去要逮捕一個人很容易。如果懷疑某個人，就將他逮捕審訊直至他坦白為止，這樣也可能有冤枉人的時候。到1990年，當局堅持要犯罪證據，至少在嚴刑逼供之前必須有明顯的證據。萊桑德沒有留下任何證據，必須現場抓住他。這需要巧妙的佈置，需要的是時間。
此外，柏林是一個開放城市。從技術上講，東柏林仍然是蘇聯的勢力範圍，但是柏林牆已經拆除了。罪犯很容易逃跑，只要開快車，一旦駛入西柏林街道明亮的燈光下，一切就難以控制了。那時要逮捕一個人，真是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