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槍殺地點不遠處有一個飯店，裡面有個人聽見了那個婦女的尖叫聲，他向窗外望去，然後藉飯店經理的電話撥通了03，叫來了一輛救護車。
救護車的工作人員原以為他們是在搶救一名心髒病患者，但是他們看到的卻是對襟的藍色夾克衫的前面有兩個子彈孔，地下流淌著鮮血。救護車向著最近的醫院急速行駛，車上的人同時給警察通了電話。
一個小時之後，謀殺案分部的瓦西里·洛帕京檢查員悶悶不樂地盯著博特金醫院外傷科推車上的屍體，而夜間值班的外科醫生正在脫去他的橡膠手套。
“沒希望了，”那位外科醫生說，“一顆子彈打中了心臟，是近距離開的槍。子彈還留在體內的某個地方。屍體解剖時會找到的。”
洛帕京點點頭。了不得！莫斯科城內有手槍的人太多了，足夠重新裝備一支部隊。他知道，根本無法找到那支殺人的手槍，更不用說那支槍的主人了。他確信，外面的基賽爾尼大街上目睹槍殺案的那個婦女已經不見了。她似乎看見了兩個殺手和一輛轎車，沒有描述細節。
在台車上，死者那多雀斑的蒼白面孔上憤怒地突起了薑黃色的絡腮鬍子，臉上帶有略微吃驚的表情。一個勤務兵將一個綠色的單子蓋在屍體上，從而遮住了他那雙再也看不見東西的眼睛。
現在屍體身上的衣服全被脫掉了。衣服放在旁邊的一張桌子上，有幾件個人物品放在一個鋼製的腎形狀的盤子裡。偵探走過來，拿起了夾克衫，看了看衣領內的商標。他的心情沉重了，是外國商標。
“你認識這些字嗎？”他問那位外科醫生。
醫生凝視著夾克衫裡鑲著的標籤。
他慢慢地讀著一個運動用品商的名字：“邦德街。”
洛帕京指著襯衫的商標問：“這個呢？”
“馬克斯和斯彭斯，”外科醫生讀出聲來，“是在倫敦，”他友好地補充道，“我認為邦德街也在倫敦。”
俄語裡，與人的排泄物和兩性生殖器有關的罵人的詞共有20多個，洛帕京腦子裡全部過了一遍。上帝！這是一名英國旅遊者。壞事了，肯定是個英國記者。
他把個人物品翻了一遍。沒有幾件物品。當然，也沒有硬幣。俄羅斯硬幣早就毫無價值了。有一塊疊得很整齊的白手絹，一個小包，一個圖章戒指和一塊表。他假設，那個婦女的尖叫聲把兇手嚇跑了，使他們沒來得及將手錶從死者的左手腕上取下，或者將戒指從手指上抹下來。但是沒有任何證明身份的東西。最糟糕的是，沒有錢包。他翻了一遍衣服。鞋子裡面印有“教堂”的字樣：普通的黑色繫帶鞋子。襪子是深灰色的，無商標；短褲裡印的同樣是“馬克斯和斯彭斯”字樣。
醫生說：“領帶毫無疑問也是來自倫敦某個街上的產品。”
洛帕京失望地又拿起了那件夾克衫。醫院的勤雜工忽略了一樣東西，在人們經常裝眼鏡的上兜里有個硬東西。他趕緊把它掏出來，是一個穿孔的硬塑料卡。
它是一把酒店的鑰匙，不是那種老式的鑰匙，是那種由計算機塑造的鑰匙。為了安全起見，鑰匙上沒有房間號碼，這樣可以防止小偷進入房間行竊。但是，鑰匙上有國際酒店的徽標。
“電話在哪兒？”洛帕京問道。
假如不是在8月份，國際大酒店的經理本尼·斯文森就會一直呆在家裡。可是，由於酒店來了許多旅遊的客人，而且有兩名工作人員因為熱傷風請了病假，所以酒店經理一直工作到深夜。這時他自己酒店的接線員接通了電話。
“是警察打來的，斯文森先生。”
經理按下“連接”開關，在電話另一端是警察洛帕京。
“什麼事？”
“您是經理嗎？”
“是的，我是斯文森。您是哪位？”
“莫斯科民兵總隊謀殺案分部的檢查員洛帕京。”
斯文森的心情沉重了。對方說他是謀殺案分部的人。
“你們酒店是否住了一名英國旅遊者？”
“當然有。好幾個呢。至少有12個。你為什麼要問這件事？”
“我給你描述一個人：一米七高，薑黃色短髮，薑黃色鬍子，身穿深藍色對襟夾克衫，領帶上印有可怕的斑紋。”
斯文森閉上了雙眼，以吞嚥動作抑制著強烈的感情。哎喲，不可能。只能是傑裴遜先生。晚上還在酒店大廳裡見到他在等車呢。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
“他被搶劫了。現在博特金醫院裡。你知道那個地方嗎？在賽馬場附近！”
“當然知道。但是你提到的是謀殺案分部。”
“恐怕他已經死了。似乎他的錢包和所有身份證件都被偷走了，只留下了一把印有你們酒店的房間鑰匙。”
“請別走開，檢查員。我馬上就到。”幾分鐘之後，本尼·斯文森坐在他的書桌前，心情驚恐萬分。他做了20年酒店生意了，還從未遇到過客人被害的事情。
他淮一的業餘愛好是打橋牌，他想起來他的一個橋牌搭檔在英國大使館工作。查閱了一下私人電話本，他找到了那位外交人員的住宅電話號碼，然後撥通了電話。
“天哪，本尼，是那個記者嗎？為《每日電訊》寫稿的那個記者？我們不知道他到了莫斯科。不管怎樣，還是要感謝你的。”
那位外交家放下了電話，他想這可真要引起驚慌了。英國公民一旦在國外遇到麻煩，不管是死是活，理所當然屬於領事的負責範圍，他感到應該在早晨之前把這個消息告訴某個人。他撥通了喬克·麥克唐納的電話。
1988年6月，莫斯科瓦列裡·克魯格洛夫回家已經10個月了。在國外招募的間諜回國後總是有改變主意和失去聯繫的危險，回國後可以銷毀密碼、隱顯墨水和紙等在國外得到的秘密聯絡工具。
招募方對此無能為力，即使公開指責那個間諜也毫無意義，而且顯得殘忍，不會起什麼好作用。在敵人內部做反對暴君的工作需要頭腦冷靜，有些人並不具備這一點。
像蘭利的其他人一樣，蒙克從來不把反對莫斯科政體的人與美國的叛徒相提並論。後者是背叛了整個美國民族以及他們通過民主方式選舉的政府。他一旦被捕，將受到人道主義的待遇，經過公平的審判，可以找最好的律師。
蘇聯人要反對的是一個已征服了90％的國民、僅代表不到十分之一人的利益的野蠻專制政府。一旦被捕，將遭受毒打，不經審判就會被槍斃，或者送進集中營勞改。
然而，克魯格洛夫信守了他的諾言。他曾經通過秘密信件的約定存取點，投遞過三次從蘇聯外交部內部得到的高級政策性文件，從而使美國國防部在蘇聯人坐到談判桌之前了解了他們的談判方針。 1987年到1988年期間，東歐衛星國開始公開反抗蘇聯的領導，波蘭已經離開了她的懷抱，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很熱鬧，這時迫在眉睫的是，要了解蘇聯將要採取的對策。重要的是了解莫斯科自身的感覺，他們自己都感到力量不足，人心渙散。克魯格洛夫將這類信息透露給了美國人。
5月份，克魯格洛夫表明他需要一次會面。他搞到了一些重要的東西，他想見他的老朋友賈森。哈里·岡特心煩意亂。
“雅爾塔的情況很糟糕，這裡沒人能安心睡覺。你是僥倖成功的，這次有可能是個陷阱。密碼表明他是誠實的。但是，他也有被逮捕過的可能性。他有可能全部都招供了。這類事情你知道得太多了。”
“哈里，這些天來有100萬美國旅遊者參觀莫斯科。今非昔比了，克格勃不可能把他們全部監視起來。如果隱蔽得好，一個人藏在100萬人當中是不成問題的，除非你在現場被抓獲。”
“現在他們還敢折磨一名美國公民嗎？我會偽裝得很巧妙的，我會謹慎行事的。我懂俄語，但要裝出不懂的樣子。我只是導遊帶來的一名美國傻瓜。在沒有確定是否有人監視之前，我是不會暴露身份的。相信我吧。”
美國有一個龐大的藝術基金會網絡，其藝術內容涉及社會的各個方面。其中一個基金會正在組織一個學生團組赴莫斯科研究各類博物館，重點是訪問奧布克哈街上的著名東方藝術博物館。蒙克作為一名中年學者隨團訪問莫斯科。
菲利普·彼得博士的背景資料和證件都是真實的，該學生團乘坐的飛機於6月中旬降落在莫斯科機場。蒙克已經作好了思想準備。
蘇聯國際旅行社的導遊義不容辭地在機場接機，把他們安排在非常糟糕的俄羅斯酒店住宿，該酒店的面積非常大，但是卻缺少酒店必備設施。來到莫斯科後的第三天，他們參觀了東方藝術博物館。蒙克在美國時就對該博物館作過仔細的研究。在博物館的兩個玻璃陳列櫥窗之間有足夠的空間，他堅信假如有一夥人尾隨克魯格洛夫，他肯定會有所察覺。
20分鐘後，他看見了克魯格洛夫。蒙克忠實地跟隨著導遊走，克魯格洛夫尾隨在他們後面。在確信沒有“尾巴”後，他朝博物館的咖啡廳走去。
東方博物館湊巧有個咖啡廳，咖啡廳裡有洗手間。他們二人各自喝著自己的咖啡，但是蒙克捕捉到了克魯格洛夫的眼神。假如這個人被克格勃逮捕過，而且經過嚴刑毒打後已招供，他的眼睛里肯定要洩露出某些神情，例如恐懼、絕望的眼神。克魯格洛夫的眼裡卻充滿了喜悅的神情。要么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雙料”間諜，要么他就是清白的。蒙克起身進入了男廁所。克魯格洛夫也進去了。一直等到最後一個上廁所的人都離開後，他倆擁抱在一起。
“你好嗎，我的朋友？”
“我很好。我現在有自己的公寓了，有自己私人的空間感覺真好。我的孩子們可以來看我，我能留他們過夜了。”
“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懷疑嗎？我指的是錢。”
“沒有。我離開蘇聯的時間太長了。現在，人人都在趁機大撈一把。所有的高級外交官都從國外帶回來很多東西。我太天真了。”
“這麼說事情真的在發生變化，我們所做的工作是有益於改變社會的事情，”蒙克說，“這個專制制度不久就要完蛋，你將永遠生活在自由之中。不會太久了。”
進來了一些小學男孩，他們喧嘩著，撒尿後，就離開了。這兩個人一直在洗手，直到孩子們離去為止。蒙克沒有關水管，他故意讓水一直流淌著。這是一個老把戲，流水的響聲通常可以掩蓋說話人的聲音，除非竊聽器在很近的距離內，或者說話人提高了嗓音。
他們談了10分鐘，克魯格洛夫把他帶來的包裹交給了蒙克。裡面有真實的文件，是從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的辦公室拿出來的硬拷貝。
他們再一次擁抱，然後分手了。蒙克又重新加入到他的團隊裡，兩天之後他與團隊一起飛回了美國。離開蘇聯之前，他把那個包裹交給了美國大使館內的CIA工作站。
白宮從得到的文件中獲悉，蘇聯正在撤回其對第三世界國家包括古巴在內的各個國外援助計劃。蘇聯的經濟正在破裂，末日屈指可數。蘇聯再也無法利用第三世界這張底牌來勒索西方了。國務院喜歡這類消息。
這是蒙克第二次在蘇聯的國土上執行一項秘密任務。家裡正有提升職務的消息在等待著他。而且尼古拉·伊里奇·圖爾金，即特工萊桑德準備去東柏林擔任克格勃整個作戰K分局的指揮官。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是唯一有權接觸蘇聯在西德工作的各個特工資料的人。
蘇聯國家大酒店的經理和英國大使館內秘密情報站的站長均來到了博特金醫院，他們到達的時間相差不到幾秒鐘。他們被帶到停放屍體的小房間裡，洛帕京檢查員等候在那裡。雙方進行了介紹，麥克唐納只簡單地說了一句話：“大使館的人。”
洛帕京首先關心的問題是死者的身份。這不成問題，斯文森已經帶來了死者的護照，護照裡的照片與死者面容相符。斯文森確認了死者身份後，又看了一眼死者的面容。
“死因是什麼？”麥克唐納問道。
“一顆子彈擊中了心臟。”洛帕京回答道。
麥克唐納再一次檢查了外衣。 “這裡有兩個子彈孔。”他輕聲說。
他們都重新查看了外衣，確實有兩個子彈孔。但是襯衫上只有一個孔。洛帕京又重新看了一眼死者的軀體，他的胸部只有一個子彈孔。
“另一顆子彈肯定打在錢包上，沒穿透。”他笑了一下，“至少那幫混蛋不能使用全部的信用卡。”
“我要回酒店了。”斯文森說。顯然他難以承受這麼重的打擊。假如這個人接受了酒店提供的豪華轎車就不會出這種事情了。麥克唐納陪他來到醫院門口。
“這件事對你來說太可怕了！”他同情地說，斯文森點點頭。 “現在咱們盡快清理一下他的物品。我想他在倫敦一定有妻子。要將個人的東西轉交給她。也許你可以清理一下他的房間，整理一下他的箱子，好嗎？上午我會派車去酒店的。真是太感謝你了。”
回到隔離房間後，麥克唐納與洛帕京交談起來。
“朋友，我有話要對你說。這是一件不妙的事情。死者曾經非常有名氣，他是一名記者，這件事將會公開的。他的報社在莫斯科有一個辦公室，他們將把他作為一個重大題材加以宣揚。而且，它所有的外國通訊社也會如此。為什麼不讓大使館來處理這類事情？事實已經清楚了，不是嗎？這是一個悲劇的劫路事件。幾乎可以肯定，劫匪使用俄語叫過他，但是他不懂俄語。可以想像在他反抗時，劫匪開槍了。真慘啊。情況肯定是這樣的，你說呢？”
洛帕京同意他的看法，“肯定是這種情況。我也這樣認為。”
“那麼你們負責查找殺人兇手。咱倆私下說，作為專業人員，我知道這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讓我們的領事人員負責屍體的遣返回國事宜。也由我們去和英國通訊社交涉，你同意嗎？”
“同意，這樣做似乎很明智。”
“我只需要他個人的東西。他們與本案已經無關係了。最重要的是錢包，希望能找到它。還有信用卡，我懷疑是否還有人敢使用它們。”
洛帕京看著腎形盤裡放著的幾樣東西。
“這幾樣東西需要您簽收。”他說。
“當然要簽收。準備轉交文書吧。”
醫院的人拿來了一個信封，信封裡面裝了一個圖章戒指、一塊鱷魚錶帶的金手錶、一塊疊好的手絹和一個里面裝著東西的小包。麥克唐納簽收後，把他們帶回了大使館。
這兩個人都沒有意識到殺手在執行了他們上司命令的同時，無意中有兩個失誤。他們接到的命令是拿走裝著所有表明身份資料（包括身份證）的錢包並不惜一切代價拿走錄音機。
他們不知道，英國人在境內時身上不需要攜帶身份證，只是到國外旅遊時使用護照；護照經常留在酒店裡。殺手還忽略了上衣兜里的酒店的房間鑰匙。這兩樣東西結合在一起，使有關人員在發生槍殺案後的兩個小時內，就完全驗證了死者的身份。
第二個意外事故不是他們的責任。其中一顆子彈根本沒有擊中錢包。他擊中了掛在胸前夾克里面的錄音機。子彈打中了錄音機的敏感元件，把微型磁帶撕成了碎片，錄音機再也無法回放了。
檢察員諾維科夫已經與愛國聯盟武裝黨總部的管人事的頭目約好於8月10日上午10點鐘見面。他感到有點緊張，不知會出現什麼情況。日林先生喜歡穿深灰色的三件套西服，舉止很刻板，面部突出的特徵是他那牙刷狀的小鬍子和眼上戴的無邊眼鏡。他外表給人的印像是他年輕時就是個官僚主義官員，事實也是如此。
“檢察員，我的時間很緊張，請直說你的來意。”
“好的，先生。我正在調查一個我們認為有可能是罪犯的人。我們的一位目擊者看見他在這附近晃悠。我很自然就聯想到，他可能一直在尋找機會企圖夜間非法進入這裡。”
日林淡淡地笑了：“我懷疑他進不來。檢查員，現在世道很亂，這棟辦公樓的安全警衛不得不特別嚴。”
“聽你這麼說，我很高興。你以前見過這個人嗎？”
日林盯著那張照片看了不到一秒鐘。 “天啊，是蔡塞夫。”
“是誰？”
“蔡塞夫，那個老清潔工。你說他是夜賊？不可能。”
“請您告訴我有關蔡塞夫的一些事情，好嗎？”
“沒什麼可講的。大約是一年前僱傭的。以前當過兵，似乎人還老實。在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晚上來打掃辦公室的衛生。”
“最近沒來吧？”
“他最近沒出現。他兩個晚上沒來上班，我不得不另僱傭了一個人。戰爭使他成了鰥夫，但是他工作卻非常仔細周到。”
“他什麼時候不來上班的？”
日林走到一個櫥櫃前，從中抽出了一份檔案。他給人的印像是什麼東西都有檔案記載。
“他的資料記錄在這個工作表裡。7月15日晚，他正常來上班。像往常一樣打掃衛生。離開的時間與往常一樣，大概是黎明前。第二天晚上沒有來，以後再也沒來過。你的目擊者肯定是看見他在下半夜離開這裡的。非常正常，他不是在行竊，他是在打掃衛生。”
“這樣一來，事情就都清楚了。”諾維科夫說。
“還不完全清楚，”日林突然打斷了他的話，“你說他是個夜賊。”
“他離開這裡兩天后，顯然參與了庫圖佐夫斯基大街上的公寓的非法進入案件。房主認出他來了。一周之後，發現他死了。”
“真可恥，”日林說，“這類犯罪真讓人惱火。你們這些人應該採取些措施。”
諾維科夫聳了聳肩：“我們在努力。但是他們的人多，我們的人少。我們是想做些工作，但是上面不支持我們。”
“事情是會變化的，檢查員，會發生變化的。”日林的眼裡露出了救世主似的光芒。 “從現在起再過六個月，伊戈爾·科馬羅夫將成為我們的總統。那時你就會發現一些事情會得到改觀。你看過他的發言嗎？鎮壓犯罪是他的一貫主張。他是一個偉大的人。我希望我們能得到你的選票。”
“那還用說。您有這位清潔工的家庭住址嗎？”
日林把地址迅速抄在一張紙上遞給諾維科夫。
蔡塞夫的女兒哭得很傷心，但是她還是很順從的。她看看照片上的人，點點頭。然後她瞥了一眼靠在客廳牆上的那張輕便小床。至少屋裡的空間會大一點了。諾維科夫離開了。他想通知沃爾斯基，但是這家顯然沒有錢舉行葬禮。最好讓莫斯科政府去處理吧。正像在他家裡的情況一樣，太平間的問題也是缺少空間的問題。
至少沃爾斯基可以結案了。對於謀殺案分部來說，蔡塞夫一案的資料也像其他97％的案件一樣堆放在那裡從此無人問津了。
1988年9月，蘭利按照例行公事程序，蘇聯代表團成員的名單從美國國務院轉交到了CIA。當理論物理學矽谷會議第一次討論邀請蘇聯代表團參加會議時，根本沒有希望通過這項提案。
但是到1987年下半年，隨著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方案開始見效，可以看出官方對莫斯科的態度有明顯的緩和趨勢。使會議組委會感到驚奇的是，蘇聯同意派一個小型代表團來參加會議。
代表團的名單和細節必須經過移民局的審查，移民局請國務院把關。蘇聯有關科學家姓名及其所做貢獻的資料屬於內部絕密文件，因此除了少數幾位蘇聯明星科學家外，西方對其他科學家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
當代表團名單轉到蘭利後，CIA把它交給了蘇聯／東歐分部，放到了蒙克面前。蒙克湊巧在場。蒙克的兩名莫斯科特工通過秘密信件的約定存取點提供情報，工作得很出色，圖爾金上校正在東柏林提供了一整套有關克格勃在西德活動的分類材料。
蒙克按照慣例審查了準備參加11月加利福尼亞會議的蘇聯科學家代表的名單。 CIA從來沒有聽說過名單上的任何人，更不用說接近或招募他們了。
面對這個問題，他使用了他的最後一招。雖然CIA與它的國內對手——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反情報機構之間關係一直很緊張，有時甚至是對立的，自從霍華德事件後，更多的是後者，但是他還是決定去找FBI。這是一個很少機會成功的嘗試，但是他知道聯邦調查局所掌握的要求到美國避難並經批准的蘇聯僑民的名單要比CIA多得多。難點不在於FBI是否同意提供協助，而是蘇聯是否允許在美國有親戚的科學家離開蘇聯。這種希望很渺茫，因為克格勃認為在美國有親屬的家庭是安全防範的一個重大缺口。
代表團名單上的八個人當中，其中有兩個人的名字在FBI尋求避難者的記錄中也出現了。經核查發現有一個名字是偶然相同的；在巴爾的摩的那家與將要到來的蘇聯科學家毫無關係；另一個名字有些奇怪。在奧地利的臨時難民營裡曾有一名俄羅斯猶太人難民通過維也納美國大使館尋求避難，經批准後她在美國生了個兒子，但是她的兒子卻註冊了一個不同的名字。葉夫格尼亞·羅津娜現在住在紐約，她為她的兒子起名為伊凡·伊万諾維奇·布利諾夫。蒙克知道那是伊凡的兒子的意思。顯然這個男孩是婚外之子。他是在美國結合的產物還是在奧地利臨時難民營的產物，或者更早一些？蘇聯科學家名單上其中一個人的名字叫伊凡·伊万諾維奇·布利諾夫教授（博士）。這個名字不一般，蒙克以前從未見過。他乘“美鐵”到了紐約，尋找羅津娜太太。
檢查員諾維科夫想在下班後喝啤酒時，把好消息告訴他的同事沃爾斯基。他們再一次選了上次吃飯的那個食堂：那裡的啤酒便宜。
“猜猜看，我在哪兒呆了一上午？”
“在床上與一位慕男狂芭蕾舞女在一起。”
“真希望有這樣的機會。我在愛國武裝聯盟的總部。”
“什麼？在他們保留在魚巷的那個垃圾堆裡？”
“不，那裡只是擺樣子的。科馬羅夫真正的總部在環路大街附近一個非常漂亮的別墅裡。順便說一下，啤酒應你請客。我為你破了案了。”
“哪個案子？”
“那個在明斯克公路旁邊的樹林裡發現的老頭。他曾是愛國武裝聯盟總部的清潔工，後來作為兼職夜賊掙點錢。這是詳細資料。”
沃爾斯基將諾維科夫給他的那單獨一頁紙瀏覽了一遍。
“愛國武裝聯盟最近的日子不好過。”他說。
“為什麼這麼說？”
“上個月科馬羅夫的私人秘書去河裡游泳淹死了。”
“是自殺嗎？”
“不是，不是自殺。他下河游泳，再也沒有上來。上個星期，有人在下游把他撈上來了。我們有一個聰明的病理學家。他發現了一個結婚戒指，那上面有他的名字。”
“這位聰明的病理學家說他是什麼時候下水的？”
“大約7月中旬。”
諾維科夫細想了一下。他應該買啤酒了。他畢竟是要向那位英國人收取1000英鎊的。現在他還要額外再給他一點。是白給的。
1988年9月，紐約她大約有40歲，皮膚較黑，充滿活力，很漂亮。當她從學校接回了兒子到家時，蒙克正在公寓樓的大廳裡等她。
當蒙克自我介紹說自己是移民局的官員時，她頓時嚴肅起來。對於任何非美國出生的移民來說，即使他的證件十分完善，一聽到移民局這個字眼，足以使他擔心起來，假如不是害怕的話。她別無選擇，只好讓他進屋。
她的家面積不大，卻很乾淨，當她的兒子在廚房裡聚精會神地做家庭作業時，她和蒙克坐在客廳裡談話。她戒備心很強，處於守勢。
但是蒙克與她八年前爭取進入美國時所遇到的那些生硬的、面無表情的官員不一樣。他臉上露出了迷人和自信的笑容，她開始鬆了一口氣。
“您知道我們公務員是怎樣工作的吧，羅津娜太太。我們一天到晚總是與檔案打交道。如果檔案齊全，老闆會很高興。那麼後來會怎樣呢？不怎麼樣。它們只會放在檔案文件裡慢慢積攢灰塵。但是如果它們不見了，老闆就會變得急躁不安。因此像我這樣的小人物就被派出來收集細節材料了。”
“你們想知道什麼？”她問道，“我的證件齊全。我的職業是經濟師和翻譯。我支付我的生活費，我交納稅款。我不欠美國任何東西。”
“夫人，這些我們都知道。您的證件沒有什麼違規之處。你是一位公民，一個自然人。所有的事情都井然有序。只是您給您的小伊凡註冊了一個不同的名字。你當時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給他起了他父親的姓。”
“當然可以。你看，現在已經是1988年了。對我們來說，沒結婚的兩個人生的兒子不存在什麼問題。但是，檔案畢竟是檔案。您能告訴我他父親的姓名嗎？求您了。”
“伊凡·伊万諾維奇·布利諾夫。”她說。
瞧！正是名單上的名字。在整個蘇聯幾乎不會有與他重名的。
“您當時很愛他，對嗎？”
她的眼睛裡露出了一種朦朧的神色，似乎沉浸在遙遠的回憶之中。 “是的。”她低聲說。
“請給我講講伊凡。”
蒙克有幾項特殊的才能，其中之一就是能說服人們與他交談。他們談了兩個小時有關孩子父親的事情，直到那個男孩手裡拿著整齊的數學作業從廚房裡跑出來為止。
伊凡的父親1938年出生於列寧格勒市，是一名大學物理教師，他的母親是一名小學數學老師。父親奇蹟般地躲過了戰前斯大林的肅反運動，但是在1942年的德國封鎖期間不幸遇難。母親懷裡抱著五歲的瓦尼奧脫險了。 1942年她乘一輛卡車跨過拉多加湖上的寒冰，離開了那個供應不足的城市。母子在烏拉爾山脈的一個小鎮裡定居了，孩子在那裡漸漸長大了，孩子的母親下定決心要把兒子培養成像他父親那樣有才氣的人。
18歲那年，他來到莫斯科試圖進入蘇聯高等教育機構中最有名望的技術院校——物理技術研究院。使他驚奇的是，他竟然被錄取了。雖然他的地位微賤，但是他父親的名氣，他母親的精心培育，也許是遺傳基因，當然是他的個人努力終於打翻了平衡。在這所學院平凡的名稱後面培養了核武器領域裡最尖端技術的設計人員。
六年後，這個年輕人在某個科學城找到了一份工作。這個城市很保密，以至於幾年都過去了，西方人還從未聽說過它。阿爾紮馬斯-16立刻成為這位年輕才子的一個有特別恩典的家，也是一座監獄。
按照蘇聯的標準，他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是很奢侈的。他住在一套小公寓，公寓面積雖然不大，但是屬於他自己的；公寓周圍的商店比蘇聯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好；他的工資待遇較高，研究設備可以無限使用。所有這些都是屬於他的，但是不屬於他的是離開那個地方的權利。
他每年有一次休假的機會，休假的地點是上級安排好的，花費僅是通常價錢的幾分之一。假期結束後，再回到那帶刺的鐵絲網裡面去，那裡面通信要經過檢查，電話上安裝了竊聽設備，朋友之間的交往受到監視。
在他30歲之前，他遇到了瓦利啞，並娶她為妻。瓦利姬是一名年輕的圖書管理員和英語老師。她教會了他英語，因此他可以閱讀大量的西方原版書刊。開始時，他們很幸福，但是他們的婚姻由於某個原因出現了裂痕：他們急於要個孩子，但是怎麼也懷不上。
1977年秋天，伊凡·布利諾夫在北高加索山脈的基斯洛沃茨克礦泉療養地度假時遇到了葉夫格尼亞·羅津娜。在那個豪華的籠子裡面有規定，夫妻雙方必須分別在不同的時間休假。
羅津娜四歲，比他整整小10歲，她與明斯克的丈夫離婚了，沒小孩，她很可愛，但是較傲慢，經常收聽外台廣播（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經常閱讀新奇的雜誌，例如《波蘭》，該雜誌在華沙印刷，與那些枯燥、教條的蘇聯雜誌不同，它的內容比較自由，豐富多彩。那位閉關自守的科學家被她迷住了。他們同意進行書信來往，但是布利諾夫知道他的信件將受到檢查（因為他手裡掌握著許多秘密），因此他讓她把信寄給在阿爾紮馬斯-16工作的一個有通信自由的朋友那裡。
1978年他們再一次見面，這一次是在黑海的索契度假區。布利諾夫的婚姻已經名存實亡，而他與羅津娜之間的感情已超出了友情的範圍。 1979年他們又在雅爾塔第三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見面，雙方都意識到他們仍在相愛，但是那是一個毫無結局的愛情。
他覺得他不能拋棄他的妻子。假如還有另外一個男人在追求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事實是沒有其他人在追求她，她長得併不漂亮。但是15年來，她一直是一名忠誠的妻子。如果愛情已經死亡，那就順其自然吧。他們仍然是朋友，他不願意用離婚來羞辱她，至少不會發生在他們生活的那個小團體裡。
羅津娜同意了，但是由於另一種理由。她告訴他一件以前從未提過的事情。假如他們結婚，那將毀了他的事業。她是猶太人，僅這一點就足夠了。她已經向（蘇聯的）簽證和登記處提出申請，準備移居以色列。在勃列日涅夫的統治下，有一條新的特許令。他們親吻，做愛後分手了，以後彼此再也沒見過面。
“其它的事情你就了解了。”她說。
“你在奧地利的臨時難民營裡向我們大使館提出了避難申請？”
“是的。”
“那麼伊凡·布利諾夫呢？”
“在雅爾塔度假之後的六個星期後，我發現我懷了他的孩子。伊凡是在這裡出生的，他是一名美國公民。至少他將在自由的環境里長大。”
“你從未寫信告訴過他真情嗎？”
“為什麼要與他聯繫？”她痛苦地問道，“他是有家室的人。他生活在奢侈的監獄裡，像任何一名在勞改營裡的罪犯一樣。我能做什麼呢？使他回想起這所有的一切？明明知道他無法實現，為什麼還要讓他在那裡苦苦追求？”
“你給你的兒子說過他父親的事嗎？”
“說過。我對他說他父親是一個偉大的人，一個善良的人。但是他在很遠的地方工作。”
“事情都在發生變化，”蒙克和藹地說，“他現在也許能自由地來往於莫斯科了。我有一個朋友。他經常去莫斯科。他是個生意人。你可以給那位在阿爾紮馬斯-16有通信自由的那個人寫一封信。請孩子的父親到莫斯科來。”
“為什麼？告訴他什麼？”
“他應該知道有關他兒子的事情，”蒙克說，“讓孩子寫。我來安排孩子的父親收到這封信。”
在孩子睡覺之前，小男孩用俄語寫了兩頁紙的一封信，信的開頭是：“親愛的爸爸……”
格雷西·菲爾德在11日中午之前回到了使館。他敲開了麥克唐納的門，卻發現站長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去泡沫會議室嗎？”年紀較長的人問。菲爾德點點頭。
當他們來到A會議室後，菲爾德將一張照片扔在桌子上，一個老頭死亡後拍攝的面部照片。
那張照片是在樹林裡發現死者的現場拍照的，與切爾諾夫調查員在大使館拿到的那張類似。
“你看見你的人了？”麥可唐納問道。
“是的。他是愛國武裝聯盟總部的清潔工。”
“清潔工？”
“對，是打掃辦公室的清潔工。像切斯特頓式的隱身人一樣。每週除了一天外天天晚上去上班。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晚上約10點上班，上下左右逐個打掃辦公室。這就解釋了他又髒又窮的原因。他住在一個貧民窟裡。掙點小錢。還有更多的消息。”
菲爾德把尼基塔·阿科波夫的事又敘述了一遍。科馬羅夫的私人秘書在7月中旬下河游泳淹死了。
麥克唐納站起來在房間裡踱步。
“我們的工作是應該以事實為依據，”他說，“但是現在咱們還應該進行這樣的假設。阿科波夫把那份文件忘在他的書桌上。那個老清潔工看見了，翻了翻文件，他不喜歡文件中的某些內容，就把它偷走了。這樣能說得通嗎？”
“挑不出來毛病，喬克。第二天發現那份文件不見了。阿科波夫被解聘，但是由於他已經看過那份文件，不能留下他這個活口。他與兩名身強力壯的小伙子一起去游泳，那兩個人把他按到了水下面。”
“也許，他們是在一個大水桶里幹的。事後把他拖到了河裡。”麥克唐納咕噥著，“清潔工再也不出現了，他們終於明白了。接著就是四處搜捕他。但是清潔工早就把文件扔到西莉亞·斯通的車裡了。”
“為什麼扔到她的車裡呢，喬克？”
“我們永遠也解不開這個謎。那個清潔工肯定知道她是大使館的人。他說為了啤酒要把它交給大使先生。到底是什麼該死的啤酒啊？”
“他們到底還是找到他了，”菲爾德提示道，“他們毆打他，他最後全部招供了。然後他們就把他幹掉並拋棄了。他們是如何找到西莉亞·斯通的公寓的呢？”
“很可能是跟踪她。就從這裡開始跟踪。她並沒有察覺到。找到她的住處後，用錢收買了門衛，檢查了她的車。文件不在車裡，他們就進入了她的房間。這時正好她進屋了。”
“因此，科馬羅夫知道他的珍貴文件丟失了，”菲爾德說，“他知道誰把它拿走了，他知道清潔工把它扔到哪裡了。但是他不知道誰碰巧把文件從車裡拿走了。西莉亞可能已經將它拋棄了。俄羅斯的每一個怪人，都可以給權大位尊的人們遞請願書。請願書多得就像秋天的落葉。或許科馬羅夫並不知道他這樣做的後果。”
“他現在知道了。”麥克唐納說。
他從兜里拿出來一個小錄音機，這是他從喜歡用錄音機聽音樂的一個秘書那裡借來的。然後，他取出一個微型磁帶，放進錄音機裡。
“那是什麼？”菲爾德問。
“我的朋友，這是對科馬羅夫訪談的全部錄音，一共兩面，每面一小時。”
“我以為殺手把錄音機拿走了。”
“他們確實把它拿走了。他們還用一顆子彈擊中了它。我在傑裴遜右手邊，胸部內衣的口袋裡發現了塑料和金屬碎片。子彈打中的不是錢包，而是錄音機。因此，它的磁帶再也無法放音了。”
“但是……”
“但是那個蠢貨肯定在街上站住了，把這個寶貴的訪談磁帶抽出來，放進去了一盤新磁帶。這是在他的褲兜里一個小袋子裡發現的。我認為它能告訴我們他的死因。聽聽吧。”
他打開錄音機，屋里頓時充滿了那個已去世的記者的聲音。 “主席先生，關於對外事物問題，特別是有關與蘇聯其它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問題，您打算如何再現俄羅斯民族的輝煌？”
稍微停頓了一下後，庫茲涅佐夫開始翻譯。當他翻譯完畢後，有一段更長時間的停頓，接著是地毯上的腳步聲。錄音機被關上了。
“有人站起來離開了房間。”麥克唐納說。
錄音機又重新打開了，他們可以聽到科馬羅夫回答的聲音。他們無法知道傑裴遜究竟把錄音機關了多久。但是，就在關機之前，他們能聽到庫茲涅佐夫開始說：“我肯定主席不會離開太久……”
“我搞不明白。”菲爾德說。
“這非常簡單，格雷西。那天整個晚上，我在博克斯堡親自翻譯了那份黑色宣言。是我把它翻譯成'再現俄羅斯民族的輝煌'的詞語的。他寫的就是這個意思。”
“馬奇班克斯讀了那份黑色宣言的翻譯稿。他肯定對那位編輯提到過這個詞語，而編輯又對傑裴遜引用了它。傑裴遜喜歡這比喻，因此昨天晚上他又對科馬羅夫使用了這個字眼。科馬羅夫這個傢伙發現自己聽到的正是他說過的話。我以前從未聽到有人使用這個詞語。”
菲爾德拿過來錄音機，把那一段又重放了一遍。傑裴遜講完後，庫茲涅佐夫開始翻譯，他確實使用的是“再現俄羅斯民族的輝煌”的詞語。
“上帝啊，”菲爾德低聲說，“科馬羅夫肯定認為傑裴遜看過他用俄語寫的那篇文章。他肯定推斷傑裴遜是我們其中的一個人，他是來測試他的反應的。你認為是黑色衛隊幹的事嗎？”
“不，我認為是格里申召集他的黑社會同夥幹的。行動非常迅速。如果他們有更多的時間，他們會把他從街上抓回去慢慢審訊。他們得到的命令是乾掉他，取回磁帶。”
“喬克，現在你打算怎麼辦？”
“飛回倫敦。我們準備動手了。我們了解清楚了，科馬羅夫也了解我們的情況。我們的頭兒曾說過，他需要證據來證明它不是偽造的。為了那份惡魔的宣言，已經死了三個人了。我真不知道他還想要多少血腥的證據。”
1988年，聖何塞矽谷真的是一條山谷，夾在兩座山之間，西面是聖克魯斯山，東面是漢彌爾頓山脈。它的起點是聖克拉拉，一直延伸到門洛公園，這是1988年的界限。 1988年之後，它已經擴展了氣叫它矽谷這個綽號是因為這裡聚集的企業數量令人驚奇，這裡有一千至兩千家工業企業和研究單位，它們都致力於高科技的尖端項目的研究和生產。
1988年11月的國際科學會議在矽谷的主要城市聖何塞舉行，該城市原先是一個西班牙教區小鎮，現在已變成一個蓬勃發展的、以寶塔為特色的大都市。蘇聯代表團的八名團員下榻在聖何塞的費爾蒙特酒店。他們辦理入住手續時，蒙克就在酒店大廳裡。
這八名基本團員由一個陣容更大的保護團陪同著。有一些人來自紐約的蘇聯大使館，一名來自舊金山的領事館，四名來自莫斯科。蒙克坐在那裡，他面前放著一杯冰茶。蒙克穿著一件花呢上衣，身旁放了一本《新科學家》雜誌，他正在現場觀察情況。保護人員總共五名，顯然都是來自克格勃。
來這里之前，蒙克與一位來自勞倫斯利弗莫爾實驗室的高級核物理學家進行了很長時間的談話。這位美國物理學家為終於有機會見到蘇聯物理學家布利諾夫教授而欣喜若狂。 “你必須認識到的這個人是個謎，在過去的十年裡他逐漸顯露頭角。”這位技術專家在利弗莫爾對他說過，“早在十年前進行科學交流時我們就開始聽到有關他的傳說。他是蘇聯境內的一顆明星，但是那幫幽靈般的人不讓他在國外發表文章。
“我們知道他得到了列寧獎章，同時還獲得許多其它的獎。他肯定收到過眾多的國外講學的邀請，我們就給他發過兩封邀請信。但是我們不得不把信寄給科學院常務委員會。他們總是說：'把這事忘了吧。'
“他已經作出了巨大貢獻，我想他肯定想得到國際上的認可——我們畢竟都是人啊。因此很可能是科學院把邀請函扣下了。現在他要來了，他將講述先進粒子物理學的理論，我一定要去聽。”
我也去，蒙克想。
他一直等到那位科學家發言完畢，接著是熱烈的掌聲。蒙克在聽眾席裡聽了他的演講，在喝咖啡時四處走動了一下，他覺得自己像外星人一樣，根本聽不懂他們在談論什麼東西。
在蘇聯代表團回國的前一天晚上，蒙克一直等到布利諾夫教授回到了他的房間，這時他敲響了教授的房門。
“誰呀？”一個人用英語問。
“客房服務員！”蒙克回答到。
門開了，但是只開到門上鍊條開口那麼大。布利諾夫教授朝外望了一眼。他看見一個穿西服的人，他手裡端了個碗，碗裡展示的是水果，水果上面覆蓋了一條粉色緞帶。
“我沒有要客房服務。”
“先生，您是沒要客房服務。我是夜間經理。請接受經理的致意。”
在美國呆了五天了，布利諾夫教授仍然對這個奇怪社會裡的無限物質消費感到不知所措。他所認可的只有科學交談和嚴密的安全措施。但是免費送一碗水果真是一件希奇事。他不想顯得失禮，於是打開了門上的鏈條，克格勃曾經囑咐過他不要這樣做。蒙克進屋後，放下水果，轉身關上了門。科學家的眼裡露出了警覺的目光。
“我知道你是誰。你現在就出去，否則我要按警鈴叫我們的人來了。”
蒙克微笑著開始用俄語交談了：“教授，我肯定要出去的，按您的要求，隨時都可以走。但是在我走之前，我想讓你看一件東西。先看完這封信後再按警鈴。”
科學家疑惑地拿過那封孩子寫的信，看了第一行字。
“這是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他抗議道，“你強行進來了，而且，咱們就談5分鐘。然後我就走。輕點聲，不要吵鬧。請先聽我說。”
“羅津娜現在在紐約。”蒙克說。教授不說話了，他驚得目瞪口呆。他今年50歲，灰色的頭髮，看起來要比他的實際年齡老一些。他彎腰去取眼鏡以便看信，他把眼鏡架在鼻樑上了。他從眼鏡的上方窺視蒙克，然後慢慢坐在床上。
“是羅津娜嗎？她在這裡？在美國？”
“你們在雅爾塔度過最後一個假日後，她收到允許她赴以色列的許可證。她在奧地利的臨時難民營裡與我們使館取得了聯繫，我們給她簽了到美國的簽證。在難民營時，她意識到她已經懷了你的孩子。請讀信吧。”
教授在困惑中慢慢讀著那封信。當他讀完信時，他手裡舉著那兩頁紙，兩眼直盯著對面的牆。他將他的眼鏡取下來，揉了揉眼睛。兩行熱淚慢慢地湧出了眼眶，順臉頰滴下來了。
“我有個兒子，”他低聲說，“上帝啊，我有個兒子。”
蒙克從他的口袋裡拿出一張照片。那個男孩的頭上戴著一頂壘球帽，笑得很開心。他臉上有雀斑，掉了一顆牙。
“他的名字叫伊凡·耶·布利諾夫，”蒙克說，“他從未見過你，只是從索契那裡見過一張已經褪色的照片。但是他很愛你。”
“我有一個兒子。”這位能設計氫彈的人重複說。
“你還有妻子。”蒙克低聲說。
布利諾夫搖搖頭：“瓦利姬去年患癌症去世了。”
蒙克的心跳了一下。他是個自由人了。他可能想留在美國。原先的計劃沒料到這一點。布利諾夫先發製人了。
“你想讓我幹什麼？”
“從現在起還有兩年時間，我們想讓你接受到西方講課的邀請，呆在這裡。不管你在哪裡，我們都將用飛機把你接到美國。這裡的生活將非常優越。我們將為你提供在一所重點大學任高級教授的職務，在森林里為你安排一棟大房子，兩輛轎車。羅津娜和伊凡將與你永遠住在一起。他們倆都非常愛你，我想你也很愛他們。”
“你說的是兩年。”
“是的，再在阿爾紮馬斯-16呆兩年。我們需要了解它全部的情況。你懂嗎？”
布利諾夫點點頭。在黎明之前，蒙克教他記住了東柏林的地址，收下了那罐剃須泡沫，在那裡的懸浮微粒中藏有一小瓶，裡面的隱現墨水能寫一封信。滲透到阿爾紮馬斯-16肯定沒問題。還將有一次會面和移交，自那時起一年後他將帶上所有能拿到的東西逃離蘇聯。
當蒙克走出酒店大廳時，一個聲音在悄悄地對他說：“你是頭等卑鄙的人。你應該讓他現在就留在這裡。”另一個聲音說：“你不是在進行家庭團聚的慈善活動。你是一名間諜。那才是你應該做的事情，你的職責就是這些。”真正的賈森·蒙克發誓總有一天要讓伊凡·伊万諾維奇·布利諾夫來到美國與他的妻子和兒子住在一起，山姆大叔將彌補他在那兩年當中每時每刻所作出的犧牲。
兩天后，在博克斯堡亨利·庫姆斯爵士的頂層辦公室裡召開了會議，這裡被詼諧地稱為光明文化宮。這個稱號來源於很久以前去世的一個名叫尤尼·布盧姆的老戰士。他曾是東方通，在北京時他發現有座建築物是起的這個名字。這使他想起了自己在世紀大廈的總部。於是這個名字誕生了。
參加會議的還有東半球和西半球分局的兩名分局長，俄羅斯分部的部長馬奇班克斯和麥克唐納。麥克唐納匯報了近一個小時，他的上司偶爾作些補充。
“好吧，請各位先生髮表意見。”局長最後說。
每個人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們的意見很統一。他們不得不相信黑色宣言真是被偷出來的，它確實是科馬羅夫執政後打算實施的宏偉藍圖，即建立一黨專制的暴政以便對外實施侵略，對內有計劃地滅種和屠殺。
“喬克，你必須把你所講的內容寫一份書面報告。請在今晚之前，交上來。然後，我再進一步向上匯報。我認為我們應該讓我們在蘭利的同事知道此事。肖恩，你負責處理這事，好嗎？”
西半球分局局長點點頭。局長站起來了。
“該死的交易，一定不能讓它成功。我們的政治家們必須為我們開綠燈，以便採取措施使科馬羅夫完全停止他的活動。”
結果並非如此。就在8月末的一天，亨利·庫姆斯爵士奉命去參見查爾斯國王大街外事辦公室的高級公務員。
作為常務副部長，雷金納德·帕菲特爵士只不過是秘密情報局局長的同事而已，但是他是所謂的五位哲人之一，其他四位分別工作於財政部、國防部、內閣辦公室和內務辦公室；這五個人將有權向首相推薦情報局局長的接班人。這位副部長和情報局長很早之前就認識，他們之間的關係很友好，他們二人都敏銳地意識到他們都有各自不同的勢力範圍。
“上個月你們的人從俄羅斯帶回來的那份該死的文件。”帕菲特說。
“是黑色宣言。”
“對，是它。很好聽的標題。是你命名的嗎，亨利？”
“是我的莫斯科情報站站長翻譯的。似乎很合適。”
“黑色這個詞用得很不恰當。我們只讓美國人分享了這一情報，沒告訴其他任何人。這份文件已經轉到了上層。我們的老闆（他指的是英國外交部長）去托斯卡納度假之前已經看過了。美國國務卿也看過了。不用說，革命是很普遍的現象。”
“我們準備有所反應嗎，雷吉？”
“這正是問題所在。政府對政府之間的反應是官方性質的，而不能針對國外的反對派政治家。”他敲著他桌上那份外事辦復印的宣言稿說，“從官方來說，這份文件幾乎可以肯定是不存在的，儘管我們雙方都知道它確實存在。”
“由於它毫無疑問是被偷來的，從官方來說，我們很難擁有它。恐怕按照常識，政府是無法作出反應的。”
“那是指官方，”亨利·庫姆斯小聲抱怨著，“我們的政府非常明智地利用我的情報服務，其目的毫無疑問就是為了有能力作出反應，必要時，可以是非官方的反應。”
“亨利，你肯定是指某種形式的隱蔽行動。”
使用“隱蔽行動”這幾個字眼時，雷金納德爵士的表情彷彿是看見一個傻瓜打開了一扇窗戶，放進來的卻是煤氣廠的怪味。
“以前我們曾悄悄地破壞過那些邪惡的狂人的如意算盤，雷吉。這是我們的工作，你是知道的。”
“但是成功的事例不多，亨利。問題就在這裡。大西洋兩岸的所有政治家們似乎都有一種觀念，即某個行動在某個時刻無論似乎隱蔽得多麼好，將來它終究是要暴露的。一旦露餡，政治家們將非常難堪。”
“我們的美國朋友為自己設置了許多防範'門'，例如水門、伊朗門、反政府門等。我們自己可以回憶起那些洩露的情況，接著就是調查委員會的查問和他們討厭的報告。議會裡的小動作，向伊拉克運送武器等等……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亨利？”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沒有膽量。”
“這個詞雖然未加修飾，但是用得很準確。你一直有巧妙用詞的天才。我認為假如這個人能執政，英國和美國政府將來都不會與他擴展貿易往來或提供貸款援助。僅此而已。至於主動採取措施的問題，答案是否定的。”
那位常任副部長陪同情報局長走到門口。他那藍色眼睛閃爍的目光與情報頭目的目光相遇了，他的神態非常嚴肅。 “亨利，這件事答案非常明確，絕對不行。”
當他的轎車載著他飛速地穿過寂靜的泰晤士河碼頭返回博克斯堡十字路口時，亨利·庫姆斯爵士別無選擇，只好接受政府內部已經決定的現實。以前遇到這種情況，雙方只要握手言和就行了，各自可以保留斟酌處理權。但是他們會經常回來糾纏那些簽字的人。倫敦或華盛頓的人都不願意為其隱蔽服務部門簽署採取“主動措施”的命令，以便阻止伊戈爾·科馬羅夫前進的步伐。
1989年7月，弗拉基米爾美國學者菲利普·彼得博士已經來過一次莫斯科了，當時表面上他的目的是為了研究東方藝術和古老的俄羅斯遺跡。在莫斯科甚麼情況都沒有發生，他甚至連眉毛都沒抬。
12個月之後，有更多的國外旅遊者湧入莫斯科，對他們的控制就更加放鬆了。蒙克面臨的問題是能否再次使用彼得博士的名字。他決定就這麼辦。
布利諾夫教授在信中已經寫得很清楚。他已經拿到了美國人想要的所有科學問題的答案，內容極其豐富。在蒙克與布利諾夫教授在費爾蒙特酒店他的房間裡接觸之前，美國最高層學術界專家就經過緊張的討論，而後擬訂了一張清單。伊凡·布利諾夫把這張清單帶走了。現在他準備遞交這份清單。他的問題是他無法去莫斯科，怕引起懷疑。
高爾基是充滿科學研究機構的另一個城市，從阿爾紮馬斯-16乘火車到那裡僅需要30分鐘，布利諾夫去那裡不成問題。經過本人多次抗議後，克格勃已經取消了他離開核能研究區時身後跟隨的“尾巴”。按說他已經去過了加利福尼亞，為什麼不能去高爾基？而且政委還支持他的這一想法。如果沒有監視，他可以乘火車繼續向遠走，到大教堂城市弗拉基米爾去。然而他最遠只能到那裡了，因為他晚上必須趕回來。他將日期定在7月19日中午，地點是聖母升天大教堂西樓座下面。
蒙克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研究弗拉基米爾城。它是一座中世紀的城市，因兩個宏偉的大教堂而聞名。其中較大的那個教堂是聖母升天教堂，裡面有許多15世紀畫家安德烈·魯布廖夫的作品；較小的叫聖迪米特里角教堂。
蘭利的研究部門找不到那一天要去弗拉基米爾附近旅遊的團組。作為旅遊者單獨一個人去很危險：因為沒有團隊的掩護。最後他們找到了一個迷戀於俄羅斯老式教堂建築的狂熱者組成的團組，他們準備於7月中旬訪問莫斯科，19日乘長途汽車去扎戈爾斯克參觀那個神話般的三位一體的聖塞爾吉烏斯修道院。彼得博士加入了這個團組。
彼得博士滿頭銀灰色捲髮，他手舉著旅行指南放在鼻子前面，他們花了三天時間遊覽了克里姆林宮的華麗教堂。第三天活動結束時，他們的國際旅行社的導遊告訴他們明天早晨七點半在酒店大廳等候開往扎戈爾斯克的長途汽車。
第二天早晨7時15分時，蒙克派人給導遊送了一張請假條，他說由於自己胃疼得很厲害，他想吃過藥後臥床休息。 8點鐘，他悄悄地離開了酒店，步行到喀山車站，買了一張去弗拉基米爾的火車票。快到11點鐘時，他到達了那個教堂城市。
正像他所預料的那樣，那裡已經有許多旅遊團了。由於弗拉迪米爾沒有國家機密，旅遊者幾乎不受到監視。他買了一張城市交通圖，繞著聖迪米特里角教堂漫步，欣賞著教堂牆壁上1300個淺浮雕，其中有野獸、鳥、花、希臘神話中的獅身騖首的怪獸、聖徒和先知。在差10分鐘12點時，他漫步300米向聖母升天教堂走去，他獨自一人在西樓座下面欣賞魯布廖夫的壁畫。他身後有人咳嗽了一聲。蒙克想，假如他被跟踪了，那我就是死定了。
“教授，你好，你身體好嗎？”他平靜地問候他，眼睛沒有離開那生氣勃勃的壁畫。
“我很好，但是有點緊張。”布利諾夫說。
“我們不都一樣緊張嗎？”
“我給你帶來了一些東西。一封羅津娜寫的長信。另一封是小伊凡寫的，還有幾張他在學校裡畫的畫。順便說一下，你兒子肯定遺傳了你的大腦細胞。他的數學老師說他的數學成績在班裡名列前茅。”
那位科學家，雖然嚇得額頭上滴下了汗珠，他還是喜出望外。
“慢慢跟著我走，”蒙克說，“眼睛一直看壁畫。”
他向前走著。似乎要看完全部的拱頂。一群法國旅遊者走開了，只剩下他兩人了。他把從美國帶來的信件包裹和為美國核物理學準備的第二份任務清單交給了教授。教授把它們放入了外衣內兜里。教授給蒙克帶來的東西要多得多——是他在阿爾紮馬斯-16拷貝的1英寸厚的一捆文件。
蒙克不喜歡它，因為沒有地方放它；他把它塞到襯衣下面，把它轉到背後。他們握手，雙方都露出了笑容。
“鼓起勇氣，伊凡·伊万諾維奇，不會太久了。還有一年的時間。”
他們二人分手了。布利諾夫返回高爾基，然後回到他那闊氣的籠子裡去；蒙克乘火車返回莫斯科。在長途客車從扎戈爾斯克返回之前，他已經回到了床上，教授交給他的東西已經存放在美國大使館裡了。每個人都很同情他，對他失去了一個欣賞人間珍品的機會表示遺憾。 7月20日，該團組乘飛機離開莫斯科飛往紐約，途經基地上空。在同一個晚上，另一架噴氣式飛機進入了肯尼迪機場，但是它是從羅馬飛來的。飛機上的乘客是奧爾德里奇·埃姆斯，他在意大利呆了三年後，又返回蘭利，繼續為克格勃做間諜工作。他比三年前更富了，擁有200萬美元。離開羅馬之前，他把莫斯科給他的九頁紙的任務清單都背下來了，然後把信件燒了。其中主要的任務是尋找更多的被CIA控制的蘇聯境內的特工，重點是克格勃人員、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人員、高級公務員和科學家。信裡有一條附言：集中精力調查那個叫賈森·蒙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