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這裡是英國大使館。”索菲斯卡亞碼頭的電話總機說。
一個人發出令人困惑的聲音在電話線的那頭講了一句俄語，這邊的總機也用俄語回答了一句。
“給我接大劇院售票處。”那邊的人說。
“對不起，先生。你打錯電話了。”總機回答道，然後掛上了電話。
俄羅斯電子監聽局（FASPI）總部的監聽員聽到了這個電話，並把它記錄了下來，但是，聽到結尾後又不去理睬它了。電話誤碼太多了。
大使館內，總機沒有理會另外兩個正在輸入的電話信號燈的閃光，她翻閱了一下小筆記本，然後撥通了一個內部電話號碼。
“是菲爾德先生嗎？”
“是的。”
“這裡是電話總機交換台，剛才有人打電話要大劇院售票處。”
“知道了，謝謝你。”
格雷西·菲爾德撥通了喬克·麥克唐納的電話。安全局的工作人員定期“打掃”內部分機，安全性應該沒有問題。
“我在警察局的朋友剛打電話過來，”菲爾德說，“他使用的是緊急密碼，需要回電話。”
“有事及時向我匯報。”站長說。
菲爾德看了下他的表。按規定兩次電話間隔的時間應該為一個小時，已經過去5分鐘了。在一個距離民兵大廈兩個街區的銀行大廳公用電話旁，諾維科夫檢查員也在看表，他決定去喝杯咖啡來消耗這50分鐘的等候時間。然後他要再往下走，使用下面另一個街區裡的公用電話向菲爾德匯報情況。
10分鐘後，菲爾德驅車慢慢地向位於米拉的科斯莫斯酒店駛去。科斯莫斯酒店是1979年按照莫斯科風格建造的一座現代化建築。在它的大廳附近，有一排公用電話亭。
在與英國大使館通了電話一個小時之後，諾維科夫又從夾克兜里掏出一個記事本，核對了電話號碼後，撥通了電話。
“是鮑里斯嗎？”諾維科夫不叫鮑里斯，他姓葉夫根尼。但是當他聽到“鮑里斯”這個名字時，他就知道對方是菲爾德。
“是的。我要告訴你關於你給我的那張畫像的事。已經有些眉目了。我想我們應該見見面。”
“好吧。在俄羅斯酒店與我一起吃飯。”
他們二人都無意去豪華的俄羅斯酒店吃飯。但是他們都知道那是指特韋爾斯卡亞大街上的一個酒吧。那裡有空調，光線很暗，利於進行秘密活動。時間間隔又是一個小時。
像許多較大型的英國使館一樣，莫斯科英國使館工作人員裡也有一名稱為MI5的英國內部安全局的官員。英國內部安全局是收集對外情報的秘密情報局的姐妹機構，後者通常被錯誤地稱為MI6。 MIS的任務不是收集所在國家的情報，而是保證使館、使館的各類分部辦事處以及使館人員的安全。
使館的工作人員並不總是把自己像囚犯一樣關在室內。莫斯科的郊外有一處非常美麗的游泳的地方，莫斯科河水在那兒拐彎，河水常年的沖刷在那裡形成了一個小沙灘，那裡是人們夏季經常光顧的地方。對於外交人員來說，那是他們最喜歡的野餐和游泳勝地。
葉夫根尼·諾維科夫被提升為檢查員後，調到謀殺案分部工作。在這之前，他曾負責那片避暑區域的工作，包括博爾或銀色樹林區。
正是在那裡他逐漸認識了一名英國秘密警察局的軍官，那位軍官又把他介紹給新來的格雷西·菲爾德。
菲爾德努力培養這名年輕的警察，最後建議每個月給他一小筆硬通貨聘用費，這就使這位在通貨膨脹時代靠固定薪金生活的俄國警察能生活得更自在一些。諾維科夫檢查員從此變成了英國人的耳目，雖然層次不高，但是有時挺實用。謀殺案分部的這位偵探打算在這一周報答英國人所付出的努力。
當他們坐在酒吧昏暗的光線下慢慢地飲著清涼的啤酒時，諾維科夫對菲爾德說：“我們有一具屍體。我敢肯定他是你給我的畫像中的那個人。他年老體瘦，嘴裡有幾顆鋼牙……”他把從他的同事沃爾斯基那裡聽到的有關身份不明的那個人的情況敘述了一遍。
“幾乎三個星期了。在這麼熱的溫度裡，死亡時間可是太長了，他的面部肯定很嚇人。”菲爾德說，“也許，不是同一個人。”
“他只在森林里呆了一個星期，然後又在冰櫃裡躺了九天，應該可以辨認出來。”
“鮑里斯，我需要一張照片。你能搞一張嗎？”
“我不知道，資料都在沃爾斯基那裡。您認識有個叫切爾諾夫的調查人嗎？”
“認識。他經常到使館來。我也給了他一張畫像。”
“我知道，”諾維科夫說，“現在我們那裡到處都有他的畫像。切爾諾夫現在該回來了，沃爾斯基肯定已經告訴他了。沃爾斯基有死者面目的照片。”
“那是他自己用的，不會給我們的。”
“是有些困難！”
“試一下吧，鮑里斯。試試看，你不是謀殺案辦公室的人嗎？就說你想與黑社會打交道，編什麼理由都行。這就是一起謀殺案。這就是你分內的工作，不是嗎？查找兇手呀！”
“應該是這樣。”諾維科夫沮喪地承認了。他心裡想，這個英國人是否知道，黑幫謀殺案的破案率僅佔3％。
“如果你搞到它，我們將給你發獎金。”菲爾德說，“我們的人被襲擊了，我們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脅。”
“好吧！”諾維科夫說，“我試著去搞一張照片。”
事實上他根本不用費勁。那個神秘的人的檔案很自然地就轉交到了謀殺案辦公室。兩天后，他從一捆照片中抽出那張在明斯克公路旁的樹林裡拍攝的死者面部的照片。
1986年11月，蘭利凱里·喬丹的心情特別好。在1986年下半年難得有這種好心情，因為伊朗反政府醜聞正在傳遍華盛頓，而喬丹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CIA已經在伊朗深深地紮下了根。
他剛接到通知，局長威廉·凱西召他到辦公室去接受最熱烈的喝彩。老局長這種不同尋常的舉動來源於賈森·蒙克從雅爾塔帶回來的蘇聯最高層次的消息。
在80年代早期，當時是尤里·安德羅波夫擔任蘇聯總統，這個前克格勃頭目親自擬定了一系列反對西方的猖狂進攻的政策。垂死掙扎的安德羅波夫的最後一個迫切願望就是，通過威脅而達到破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聯盟（NATO）的目的。
這一政策的核心，就是通過東歐的蘇聯衛星國部署新型中程導彈Y-20，每顆導彈裡面都裝有三顆瞄準不同目標的核彈頭。從北邊的挪威到南邊的西西里島，Y-20導彈對準了歐洲的各個城鎮和城市。
那時，華盛頓的領袖是羅納德·裡根，唐寧街英國政府的首相是瑪格麗特·撒切爾，這兩位西方領導人認為他們不能被恫嚇住。因此，他們決定對於每一枚瞄準西方的導彈，西方都必須裝備一套相應的反導彈系統。
儘管歐洲左派不斷地遊行示威，英國和西歐還是研製出了潘興式11型導彈和巡航導彈。裡根和撒切爾拒絕讓步。
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迫使蘇聯不得不試驗自己的反導彈系統。安德羅波夫死後，契爾年科上台又下台，接著是戈爾巴喬夫執政。但是，工業強國之間的戰爭準備仍然在繼續。
1985年3月，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擔任了黨的總書記的職務。他是在紅旗下長大的堅定的共產黨員。他與他的前任的區別在於他很注重實效，拒絕接受已編造好的謊言。他堅持要了解蘇聯工業和經濟的真實情況和數字。當他看到結果後，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他仍然認為，蘇聯的共產主義經濟像一匹氣喘吁籲的拉車馬，經過微小的調整，可以改造成為一匹高效的千里馬。因此要進行改革或者重新組合。
到1986年夏天，在克里姆林宮的核心和國防部，人們普遍清楚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已經不起作用了。軍事裝備製造業和武器採購計劃的投資佔蘇聯國民生產總值的60％，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承受的數字。人民終於被窮困逼得難以控制了。
那年夏天，蘇聯進行了一次重大的調查，其目的在於看看它的和平究竟還能夠維持多久。然而，該報告的結論壞得不能再壞了。在工業方面，資本主義的西方在每個層次都超過了俄羅斯這具“恐龍”。索洛明帶到雅爾塔板凳上的微型膠卷正是拍攝的那份報告。
報告中所寫的，也正是索洛明口頭匯報的內容，如果西方的強硬態度再堅持兩年，蘇聯的經濟將瓦解，克里姆林宮就不得不崩潰。正像玩一副撲克遊戲一樣，索洛明把克里姆林宮手中的全部底牌都告訴西方了。
消息很快傳遞到白宮並越過大西洋傳到了撒切爾夫人那裡。裡根和撒切爾正在為內部的敵視和懷疑態度所困擾，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即振作起來。美國總統辦公室給比爾·凱西發來了賀電，並轉達對凱里·喬丹的喝彩，喬丹把賈森·蒙克叫來分享他的快樂。談話的最後，喬丹再一次提出了他以前談過的話題。
“賈森，我對往年的那些資料確實不放心。你不能總把它們鎖在你的保險櫃裡。萬一你有個好歹，我們不知道從哪裡下手控制那兩個'寶貴的財產'，萊桑德和獵戶星座。你最好把它們與其它的資料放在一起。”
自從奧爾德里奇·埃姆斯第一次背叛至今，已經過了一年的時間了，失踪特工慘案真相大白後，也有六個月的時間了。罪犯仍被留在羅馬。從技術上來講，尋找雙料特工的工作仍在逐步推進，但是已經毫無緊迫性了。
“如果有可能的話，先別作出最後決定，”蒙克懇求道，“這兩個人將他們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們了解我，我也了解他們。我們相互信任。就這樣繼續下去吧。”
喬丹以前就知道蒙克與他招募的特工之間形成的這種奇特的牢固關係。情報局官方不同意他們之間的這種關係有兩個理由。特工控制人有可能被調到另一個地方任職，或者退休或死亡。與被招募人之間特殊的個人感情將意味著潛伏在蘇聯心臟的特工不同意或不願意與新的領導人合作。第二個原因是一旦被招募的特工出了事，CIA情報局的人會情緒極端消沉以至於不願意繼續利用他。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一個被招募的特工應該有幾個管理者。蒙克對他的兩個特工實行的這種一對一的密切關係使喬丹很擔心。這是不正常的現象……
從另一方面來講，蒙克本身也不願意他人介入。喬丹並不知道這一點。蒙克堅持要給蘇聯境內被他的招募每一個人（圖爾金已經離開了馬德里，回到了莫斯科，他回去後在第一總局的核心單位K分部工作，在那裡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資料。）親自寫一封長信，並按慣例附上了任務的清單。
喬丹最後讓步了。他決定把蒙克所招募的特工的詳細資料，包括時間、地點、方式和他們在不同地點的任職情況，即除了姓名以外的所有能辨認他們的詳情資料，都轉移到作戰部副局長的個人保險櫃裡。如果有人想閱讀這些資料，他必須親自到副局長那裡解釋原因。蒙克同意了，並將資料進行了轉移。
諾維科夫檢查員有一點說對了。切爾諾夫調查官確實又一次出現在英國大使館裡。他是在第二天上午，即8月5日來的。喬克·麥克唐納請人陪同他一起來到他的辦公室，他在那裡扮裝成大使館專員。
“我們認為我們也許已經找到了那個破門而人者了，那個闖進您的同事房間的盜賊。”切爾諾夫說。
“請接受我的祝賀，調查官先生。”
“不幸的是他已經死了。”
“哦，你有他的照片嗎？”
“我有。我有他軀體的照片，面部的照片以及……”他拍著身邊的一個帆布包說，“我這裡有他可能穿過的外罩。”
他把一張暗淡的照片放在麥克唐納的書桌上。那張照片看起來很嚇人，但是仔細一看，很像那張畫像上的那個人。
“讓我把斯通小姐叫來，看她是否能辨認出這個不幸的人。”
菲爾德陪著西莉亞·斯通進來了，他留在辦公室裡沒出去。麥克唐納告訴她將要看的照片比較可怕，但是他想听聽她的意見。她瞥了一眼照片，不自覺地用手摀上了嘴。切爾諾夫拿出了那件破爛的舊軍服，舉起來讓斯通看。西莉亞急切地對麥克唐納點點頭。
“是他。他就是那個……”
“你肯定看見，他從你的屋裡跑出來了。很明顯，盜賊間發生了內訌。我敢肯定全世界都有這種情況。”
西莉亞·斯通被人陪著走出了辦公室。
“調查官先生，請允許我代表英國政府，向你們取得的巨大成功表示祝賀。我們也許永遠也不會知道這個人的姓名，但是這一點現在並不重要了。這個不幸的人已經死了。一定要把這份非常有利的報告送交給莫斯科民兵的指揮上將。”麥克唐納對那個容光煥發的俄國人說。
切爾諾夫離開大使館，進到他的車里之後，他的心情好極了。他剛一返回彼得羅夫卡，就把那個人的所有檔案從反盜竊處轉交給了謀殺案辦公室。有關第二個盜賊的資料很不全。如果沒有任何描述，或者沒有那個已經死去第一個“盜賊”的證詞，要找到他真好比大海裡撈針，難得很。
切爾諾夫走後，菲爾德回到麥克唐納辦公室。站長正在給自己沖一杯咖啡。
“你是怎麼想的？”他問道。
“我的內線說那個人是被打死的。他在無人認領屍體辦公室有一個朋友，是他的這個朋友發現了貼在牆上的畫像，並對上號的。屍體檢驗報告說，那老頭的屍體在被發現之前，已經在樹林了放了一周了。”
“那是什麼時間？”
菲爾德查了一下曾在酒吧談話之後，他當時立即記下的筆記。
“7月24日！”
“這麼說他大約在17號或18號被殺死的，是他把那份文件扔進了西莉亞·斯通車裡的第二天，也就是我飛到倫敦去的那天。這些傢伙真是一點時間都不浪費。”
“哪些傢伙？”
“唔，十有八九是那個卑鄙的小人格里申上校指揮的暴徒幹的。”
“科馬羅夫的私人衛隊頭目？”
“那僅是一種表達方式而已！”麥克唐納說，“你看過他的檔案嗎？”
“沒有！”
“你應該找時間看一下。他原來是第二總局的審訊員，臭名昭著。”
“如果是一種懲罰性的毒打，那麼那個老頭是誰呢？”菲爾德問道。麥克唐納注視著窗外河那邊的克里姆林宮。
“或許就是偷文件的那個人！”
“那麼，一個看起來像個流浪漢的老人，是怎樣拿到那份文件的呢？”
“我只能模糊地猜測，他是有幸被他們雇來幹零工的。事情發生後，他又是那樣極其不幸。我想你的那位警察朋友真應該再努力爭取一筆豐厚的獎金。”
1987年6月，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CIA工作站裡，一個年輕人首先盯上了蘇聯大使館的巴萊羅·尤里耶維奇·克魯格洛夫，或許他能成為一名發展的對象。該站長向蘭利諮詢情況。
拉丁美洲分部早就有他的資料，從70年代中期，克魯格洛夫第一次在墨西哥市任職開始，他們就知道他是一名俄國的拉丁美洲專家。他在後來的20年，在蘇聯對外事務工作中曾三次在拉美國家任職。由於他看起來很友好並且外向，資料甚至記錄了他的工作情況。
巴萊羅·克魯格洛夫出生於1944年，他是一位外交家的兒子。正是在父親的影響下，兒子進入了享有盛名的國際關係學院學習西班牙語和英語，他從1961年至1966年都在那裡學習。然後作為一名年輕人，他在南美洲有過兩次任職，年輕時在哥倫比亞，12年後在墨西哥。然後，又一次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擔任一等秘書。 CIA確信他不是克格勃，而是一名正常的外交官。資料將他描述為一名非常開放的，有可能是親西方的俄國人，而不是通常的那種蘇聯強硬派。對他感興趣的起因，是在1987年夏天，他與一位阿根廷官員的談話。在那次談話中，克魯格洛夫透露了他將返回莫斯科的消息，說他再也不會出國旅遊了，他的生活將陷入困境。
由於他是蘇聯人，於是牽涉了蘇聯／東歐分部，哈里·岡特建議，在他面前使用一個新面孔。由於他講西班牙語和俄語，岡特建議賈森·蒙克去執行這個任務。喬丹同意了。
這項任務很簡單，因為克魯格洛夫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就要離任了。如果引用一句歌詞來表達，意思是：“現在擁有，將來再也不會有。”
福克蘭群島戰爭已經結束了五年了，阿根廷恢復了民主，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個非常輕鬆的首都，一名美國“生意”人，在一名大使館小姐的陪同下，在一個招待會上與克魯格洛夫見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蒙克感到他們很談得來，因此建議一起吃飯。
作為大使的一等秘書，這位俄國人可以非常自由地行動，不受大使和克格勃的約束。他覺得與一名外交圈以外的人共同就餐，是一個很不錯的主意。吃飯過程中，蒙克借用了他從前的法語老師布拉迪太太的真實的故事。他解釋說他的母親曾是紅軍的一名翻譯，柏林失陷後與一名年輕的美國軍官相愛了。他們違背了所有的清規戒律，偷偷地溜到西方成親了。蒙克在這樣一個雙親的家庭里長大，既會講英語，又會講俄語，這兩種語言講得都很流利。然後他們開始用俄語交談。克魯格洛夫鬆了一口氣。他的西班牙語是一流的，但是他的英語不太好。
兩週內，克魯格洛夫真的遇到問題了。他已經43歲了，離婚後帶了兩個十幾歲的孩子與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假如他能有一小筆錢，約為2萬美元，他就能在莫斯科買一棟自己的小公寓。蒙克作為一名富有的馬球運動員，到阿根廷來的目的是檢驗某些新型的小型馬，他很樂意借給他的新朋友一些錢。
站長建議，將他們交接現金的情景拍下來。但是，蒙克不同意。
“勒索不管用！他要么是自願來，要么他就不會來。”
雖然蒙克的級別較低，但是站長還是同意由蒙克自己做主。蒙克利用了呼聲很高的反戰主題說服了對方。他指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美國很受歡迎。克魯格洛夫已經知道這一點，而且感到很滿意。他很贊成戈爾巴喬夫的觀點。
蒙克提醒他說，戈爾巴喬夫確實試圖拆除戰爭機器，為他們兩國人民帶來和平和信任。但是他遇到了麻煩，他們兩國都仍然存在著冷戰遺留下來的好戰分子，即使在蘇聯外交部的心臟裡，也存在這類問題。他們將試圖破壞和平的進程。假如克魯格洛夫能夠把莫斯科外交部內發生的事情告訴他的新夥伴，將大大有利於和平的進程。講到這裡，克魯格洛夫肯定已經猜出了對方的身份，但是他並不感到吃驚。
對於愛玩釣魚游戲的蒙克來說，這就好比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克魯格洛夫拿到了錢和通訊包。個人的計劃、位置和渠道將通過隱現墨水書寫的普通信件寄給東柏林的一個“活”信箱。硬件情報信息將拍攝在微型膠卷上，通過莫斯科市內兩個投遞點的其中一個秘密信箱，轉交給莫斯科CIA的工作站。
他們分手時，按照俄國方式相互擁抱告別。
“不要忘記了，克魯格洛夫！”蒙克說，“我們這些好人正在贏得和平……所有那些胡說八道的傢伙不久將要完蛋，我們將加速他們的滅亡。你什麼時候需要我，給我打個電話，我會來的。”
克魯格洛夫飛回了莫斯科，蒙克回到了蘭利。
“鮑里斯，我拿到了！”
“拿到什麼了？”
“照片！你想找的那張照片。昨天那份檔案轉到了謀殺辦公室。那個該死的切爾諾夫有他的照片，我在一捆資料裡挑了一張最好的照片。他的眼睛在拍照前被人合上了，看起來就不是那麼嚇人。”
“很好，鮑里斯。現在我的夾克衫的兜里有一個信封，裡面裝著五百英鎊。但是我需要你做一些別的事情，任務完成後信封將會更滿。裡面將有1000英鎊。”
諾維科夫檢查員在電話亭旁作了一次深呼吸。他甚至計算不出來，那個信封裡的英鎊等於多少百萬盧布。不管怎樣，比一年的薪金還要多。
“繼續說！”
“我想讓你去愛國武裝聯盟黨總部，見見那裡主管所有人事的負責人，讓他看看這張照片。”
“找誰？”
“愛國武裝聯盟！”
“他們與這張照片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只是一個想法而已。也許，他以前見過這個人。”
“他怎麼會認識那個像乞丐一樣的老頭呢？”
“我不知道，鮑里斯。這，只是一個想法。”
“那麼我找什麼藉口去見他呢？”
“你是一名調查謀殺案的偵探。你正在辦案。你正在跟踪一條線索。那個人一直在該黨總部周圍轉悠。也許他試圖非法闖入。有沒有警衛發現他埋伏在附近的街上？就是這一類的事情。”
“好吧！不過那些都是重要人物。假如我出了差錯，都是你的過錯。”
“你為什麼要出錯呢？你是一名謙卑的警察，在盡你的職責。有人看見這個亡命之徒在科馬羅夫的住宅周圍的大街上晃蕩。即使他已經死了，你有責任提醒他們注意。也許他是黑幫的人，他也許一直在圖謀不軌。你的理由很嚴密，去執行吧，1000英鎊在等著你呢！”
諾維科夫又嘟噥地說了些什麼，最後挂機了。他仔細想了一下，認為這些該死的英國人都瘋了。那個老頭只是進入過他們的公寓，與別人有什麼關係。然而，為了那1000英鎊，他值得一試。
1987年10月，莫斯科阿納托利·格里申上校感到灰心喪氣，他的輝煌成就似乎已經成為過去的經歷。現在，他已經沒什麼事情可做了，閒得無聊。
被埃姆斯出賣的最後一個特工早已審訊完畢，從那些嚇得發抖的犯人嘴裡，已經擠出了最後一絲的回憶和情報。他們12個人正在列福爾托沃監獄下面的地下室裡哭泣，第一和第二總局的審查官員們一旦提出要求，可立即提審；如遇反抗或記憶力喪失，將被帶回到格里申的特殊審訊室裡去。
只有兩個人的處理結果違背了格里申的意志，他們沒有被執行死刑，而是在勞改營裡接受長期的勞動改造。這是因為他們僅為CIA工作了很短一段時間，或者他們職位太低，沒有給蘇聯帶來太大的損失。其餘的人都被判了死刑。其中九人被帶到秘密監獄後面舖有碎石的院裡，他們被迫跪在地上，等待子彈穿顱而過。在執行所有的死刑時，作為高級官員的格里申都在現場。
在格里申堅持下，只有一個人沒有被處死，他是所有人當中年齡最大的一個。老將軍在被出賣之前，已經為美國人工作了20年。事實上他1980年最後一次回到莫斯科後，他已經被宣布退休了。
他從來沒有要過錢。他之所以為美國人工作，是因為他看不慣蘇聯政體的極其無理的所作所為。他對他們就是這樣說的。他挺直地坐在椅子上，講述自己對他們的看法，以及他在20年來所做的工作。他是在所有人當中最有骨氣的人。他從不請求寬恕。由於他已經上了年紀，他講述的事情當前已經毫無價值。他對當前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除了那幾個本身已經退休的CIA管理人以外，他對其他人根本不了解。
審訊完畢後，格里申對老將軍懷恨在心，他故意不讓他死，以便進行特殊處置。現在這位靠養老金生活的老人正躺在堅硬的水泥地上哭泣，渾身上下粘滿了糞便。格里申不時地向裡面張望，以確信他還在喘氣。 1988年3月5日，他最終被結束了生命。
那個月，波利亞科夫對格里申說：“我親愛的同事，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已經無事可做了。你的專門委員會必須解散！”
“肯定還有另一個人呢，第一總局提到的那個人，那個人掌管著叛徒，但是，還未被抓到。”
“啊，他們找不到那個人，只是聽說而已，叛徒當中沒有人認識他。”
“假如，我們抓到了他手下的某個人呢？”格里申問道。
“如果我們抓住他們，我們會讓他們來償還血債的。”波利亞科夫說，“如果是那樣的話，如果我們在華盛頓的人能把他們交給我們，你可以重新召集你的人，重新開始。你們甚至可以重新命名，你們可以叫做修道士委員會。”
格里申沒有理解其中的意思，但是被波利亞科夫理解了，他便大笑起來。
如果帕維爾·沃爾斯基認為，他是最後一次聽到太平間里法醫病理學家的聲音，那麼他錯了。 8月的一天，在他的朋友與英國情報局官員秘密交談的同一個上午，他的電話鈴響了。
“我是庫茲明！”對方說。沃爾斯基困惑不解。
“第二醫學院的庫茲明教授。幾天前咱們還通過電話，是關於對一個身份不明的屍體所做屍體檢查的事情。”
“哦，是的，教授！找我有事嗎？”
“我想是另一碼事，我可能要給你找點事做。”
“那就謝謝您了，什麼事？”
“上個星期，在莫斯科河的下游撈出了一具屍體。”
“那肯定是他們的事，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嗎？”
“沃爾斯基，本來應該是他們的事，但是那裡有個聰明的傢伙計算著這個屍體泡在水里約有兩週的時間了，實際上他說對了。”
“在那段時間裡，屍體可能被水流從莫斯科衝到河的下游來了。因此，那幫討厭鬼們又把它用船運回來了。我剛剛把它收拾完。”沃爾斯基思考了一下。在這麼熱的天氣裡在水里泡了兩週。教授的胃口真比混凝土攪拌機還大。
“是謀殺嗎？”他問。
“相反。死者只穿了短襯褲。身上的積聚物可以肯定，死者是為了躲避熱浪下河游泳時，遇到了麻煩，溺水淹死了。”
“但是，那屬於意外事故，不歸我們管，我這裡是謀殺案件辦公室。”沃爾斯基厲聲回答。
“聽我說，年輕人。耐心地聽我說。一般情況下，是無法辨認這類屍體的。但是，河下游的那幫傻瓜卻忽略了一點。死者的手指脹得很厲害，以至於他們未能發現藏在裡面的結婚戒指。純金的。我把它拿下來了——我不得不把手指切了下來。戒指上面寫著幾個字：利迪姬贈給尼基塔·阿科波夫。這很好，不是嗎？”
“是很好，教授，但是它不是謀殺案……”
“聽我說，你們與失踪人員辦公室有聯繫嗎？”
“當然有聯繫。他們每週給我送一本照片供我們對照參考。”
“這就行了。帶著二個大結婚戒指的人很可能有家庭。如果他已經失踪了三個星期了，他的家屬很可能已經報告了什麼部門。我在想，或許可以利用我的偵探天賦掙一些破案的積分，你可以向失踪人員辦公室的朋友那裡打聽一下。我不認識失踪人員辦公室的任何人，因此才給你打電話。”
沃爾斯基臉上露出了喜色。他總是請失踪人員辦公室的朋友們幫他的忙。現在他可以幫助他們查清楚一個案件，並可掙一些獎賞。他記下了各個細節，謝過了教授，便掛上了電話。
10分鐘之後，失踪人員辦公室的經常與他聯繫的那個人來了電話。
“你們有沒有一個叫做尼基塔·阿科波夫的失踪的人？”沃爾斯基問道。他的聯繫人查了一下記錄，然後又拿起電話。
“當然有。你為什麼要打聽這個人？”
“告訴我詳細情況。”
“7月17日報失。自前一天晚上去上班之後，再也沒有回過家，從此失踪了。報失人，阿科波夫太太……”
“利迪姬·阿科波夫太太？”
“你是怎麼知道的？”
“她來打聽消息已經四次了！他在哪裡？案件該破案了！你不知道他是誰？或者過去他是誰？”
“不知道！”沃爾斯基說。
“他是伊戈爾·科馬羅夫本人的私人秘書。”
“是那個政客？”
“正是我們的下一任總統的私人秘書。謝謝你，帕維爾，我欠你一個人情。”
“你當然欠我的人情！”沃爾斯基一邊想，一邊繼續他的工作。
1987年11月，阿曼在那個月，凱里·喬丹被迫辭職。並不是因為愛德華·李·霍華德逃跑了，也不是因為失踪特工的問題。而是因為伊朗的反政府事件。幾年前，美國總統的辦公室親自下令，要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推翻馬克思主義的桑地諾政權。 CIA局長比爾·凱西同意執行這個命令。但國會不同意，拒絕編入預算。遭到國會的拒絕，使凱西等人十分惱火，他們在未經德黑蘭政府同意的情況下，試著倒賣軍火籌集資金。
1986年12月，在事情暴露後，凱西在蘭利他的辦公室裡突然急性疾病發作。自那以後他再也沒有恢復過來，於1987年5月病逝。裡根總統任命政治上可靠的威廉·韋伯斯特，原FBI的局長接任了CIA的局長工作。凱里·喬丹曾經堅定地執行了他的總統和局長的命令。現在一個人得了健忘症，另一個人死了。
韋伯斯特任命了一位CIA離休的老戰士理查德·斯托爾茨擔任新的副局長，主管作戰分部。當時他已經退休六年了。他與伊朗反政府事件毫無關係。他對兩年前蘇聯東歐分部所遭受的毀壞也一無所知。當他正在熟悉情況時候，官僚們開始大規模地接管工作。有三份檔案從離任的副局長的保險櫃裡取了出來，然後與那301份檔案合起來了。這三份檔案包含了化名為萊桑德、獵戶星座和新招募的德爾斐的詳細資料。
賈森·蒙克對這次事件一無所知，他正在阿曼度假。他總是在查看各類海洋“釣魚”雜誌，尋找新的釣魚“熱點”。雜誌上說11月和12月份，有大量的黃鰭金槍魚游過阿曼首都馬斯喀特的海岸。
他禮節性地拜訪了位於老馬斯喀特中心，蘇丹宮殿附近的美國大使館，裡邊只有一名工作人員的小型CIA情報站。他們在一起友好地喝了些酒，他從沒想到，會再一次見到他的這位CIA同事。
在第三天，他認為已經在露天海面上曬夠了太陽，決定呆在海岸上去購物。他正在與一位為國務院工作的金髮美人談戀愛，他乘一輛出租車去卡布斯港的露天劇場，看看是否能在眾多的熏香、香料、織品、銀製品和古董貨攤中為她買點什麼禮物。
他選中了一個華麗的、長嘴的銀咖啡壺，它是在很久以前由高山上的某個金屬工匠鑄造的。古董攤主把它包起來，放進一個塑料提兜里。蒙克在那迷宮似的小巷和院子裡完全迷路了，他最後沒有走到海邊，而是到了背街的什麼地方。當他從一個還沒有肩膀寬的小巷走出來時，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小院，這個小院一端有一個很窄的入口，實際上，另一端是個較寬出口。有個人正穿過這個院子。他看起來很像歐洲人。
他身後有兩個阿拉伯人。他們進院後，每人從腰里抽出了一把尖刀。他們跑到蒙克前面，向他們的目標衝去。
蒙克毫不猶豫地行動起來。他把提兜用力甩出去，重重地砸到其中一個持刀人的頭部側面。那個人被幾磅重的金屬高速撞擊後，摔倒在地上。另一個持刀人站住了，他突然轉向蒙克。只見他高高舉起閃閃發光的尖刀，向蒙克猛撲過去，蒙克一隻手擋住飛來的匕首，另一隻拳頭朝持刀人的太陽穴猛砸下去。
那個人很壯實。他哼了一聲，手裡仍然攥著那把刀，但是他決定逃跑。他的同伴尖聲喊叫著從地上爬起來，跟在那個人的後面也逃跑了，地面上留下了一把匕首。
那個歐洲人轉過身來，二話沒說就投入了戰鬥。他顯然知道，如果沒有10碼之外那個金發人的干預，他早就被殺死了。蒙克看到面前站著一位橄欖色皮膚、黑眼睛的高大的年輕人，但是他不是阿拉伯人。蒙克剛準備開口說話，那個陌生人點頭表示感謝，然後悄悄地走了。
蒙克彎腰揀起那把匕首。它根本不是阿曼製造的，在阿曼確實沒有聽說過行凶搶劫。它是一把刀柄很簡單的也門的匕首。蒙克認為，他知道攻擊者的來源。他們是也門境內奧達利或奧拉基部落的人。他想他們這麼遙遠，跑到阿曼海岸來幹什麼？為什麼他們那麼仇恨那個年輕的西方人？
憑著直覺，他走回了美國大使館，在那裡看見了那個CIA的人。
“你有沒有蘇聯大使館工作人員的相片集？”他問道。
眾所周知自從1986年1月也門內戰慘敗之後，蘇聯全部人員撤出了也門，使親甦的也門政府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亞丁政府忍辱負重，不得不向西方申請貿易貸款和現金，以便維持經濟的發展。從那時起，蘇聯人在也門必定遭難。天曉得，也門人的愛轉變成恨之後，會變得如此狂怒……！
到1987年末，蘇聯在明顯反對共產主義的阿曼開設了一個成熟的大使館，力求得到親英國的蘇丹的支持。
他的同事說：“我沒有，但是我肯定英國人有。”
從美國大使館的狹窄潮濕、彎彎曲曲的走廊到比較精巧的英國大使館只有一步路遠。他們穿過帶有雕刻圖案的大木門，向看門人點點頭，朝院子裡面走去。這裡的全部建築物曾經是一個有錢商人的宅院，到處可以見到歷史上輝煌的痕跡。
院裡的一面牆上，鑲嵌有古羅馬軍團留下的一塊有紀念意義的瓷片，該軍團進入沙漠後再也沒回來。在院子的中間是英國國旗旗桿，在很久之前只要奴隸能夠到它，便可獲得自由。他們向左拐，朝使館大樓走去，有一名英國秘密警察局（SIS）的高級軍官在等候他們。他們握手致意。
“老朋友，遇到什麼問題了嗎？”英國人問道。
蒙克回答道：“問題是我剛才在露天劇場見到過一個人，我想他可能是蘇聯人。”
他注意到一個細節，露天劇場的那個人把他的白襯衫的領子翻到夾克的外面，蘇聯人一般都這樣做，但是西方人避免這樣做。
“好吧，咱們一起來看看影集！”英國人說。
他領著他們穿過鋼製的安全門，進入涼爽的有柱子支撐的大廳，然後上了台階。英國秘密警察局情報站住在最高的頂層。英國人從保險櫃裡拿出了一個影集，他們開始翻閱影集。
新來的蘇聯工作人員的照片都在上面，是在機場、街上或露天咖啡屋拍攝的。黑色眼睛的年輕人在最後一張照片上，是在他到達阿曼飛機場，穿過中央廣場時被拍攝的。
SIS的人說：“當地警察非常樂意幫助我們做這類事。蘇聯人必須預先向這裡的外交部申報，以便取得鑑定合格證。我們得到了詳細的資料。因此當他們到來時，我們預先得到通知，因此可以準備好長焦距的透鏡照相機。是這個人嗎？”
“是的，有詳細資料嗎？”
SIS的人查閱了一捆卡片。
“找到了。不知是真還是假。他是三等秘書，28歲，名叫奧馬爾·古納耶夫。聽起來像韃靼人。”
“不！”蒙克說，“他是車臣人，而且是個穆斯林！”
“你認為他是個克格勃嗎？”英國人問道。
“是的，他是個幽靈！”
“謝謝你，告訴我們這些信息。想讓我們對他做些什麼嗎？向政府投訴？”
“不！”蒙克說，“我們都要生活。最好知道他是誰。他們將會派來一個替代的人。”
當他們漫步回來時，那個CIA的人問蒙克：“你是怎麼知道這一切的？”
“只是憑一種直覺！”
不是僅憑直覺。一年前，古納耶夫在亞丁的法國大酒店裡喝過橙汁。那天蒙克不是第一個認出他的人。那兩個部落的人也發現他了，因此決定為他們國家所受的屈辱而報仇。
8月8日，馬克·杰斐遜乘下午的航班到達莫斯科的大捨列梅季耶沃夫機場，《每日電訊》的科長到機場去接他。
這位明星政論特約作家個頭不高，衣冠楚楚的，薑黃色的頭髮正在變稀，留著同樣顏色的短鬍鬚。人們都知道他的脾氣像他的身材和鬍鬚一樣，是個急性子。
為了抓緊時間，他謝絕了他的同事和夫人一起去吃晚飯的邀請，而是請求把他送到享有聲望的國際大酒店去。
剛一到酒店，他告訴他的同事，他將單獨與科馬羅夫會面，必要時將通過該酒店自身的辦事機構，僱一輛帶司機的豪華轎車。
科長的好意被婉言謝絕了後，他開車離開了。
杰斐遜辦理了住店手續，酒店經理親自處理他的細節問題，經理是一名高個頭，彬彬有禮的瑞典人。他的護照被酒店前台的服務員留下了，以便複印適當的細節供旅遊部存檔。在離開倫敦之前，杰斐遜已經命令他的秘書通知該酒店，他的身份以及他來訪的重要性。一進入他的房間，他便撥通了鮑里斯·庫茲涅佐夫在傳真裡留給他的電話號碼。
“歡迎您來到莫斯科，杰斐遜先生！”庫茲涅佐夫用無可挑剔的。稍帶點美國口音的英語說，“科馬羅夫先生急切地盼望著與您會面。”
雖然事實並不是這樣，但是不管怎樣，杰斐遜還是相信了。會見時間定在第二天晚上7點鐘，因為，那一位俄羅斯政治家整個白天都不在市裡。他們將派一輛轎車和一個司機來接他。馬克·杰斐遜滿意了，他獨自在酒店吃過飯後就睡覺了。
第二天早晨，吃過鹹肉和雞蛋的早餐後，馬克·杰斐遜決定沉湎於英國人在世界各地都有權享受的一種活動，散步。
“散步？”瑞典總經理困惑地皺著眉頭詢問道，“您想去哪裡散步？”
“隨便哪裡都行。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伸伸腿，很可能到對面的克里姆林宮周圍轉轉。”
“我們可以為你提供酒店的豪華轎車，”經理說，“坐車可能更舒服，更安全。”
杰斐遜不願意坐車。他想做的是散步，他堅持要散步。經理至少說服了他把他的手錶和所有外匯現金留下，但是帶了一捆100萬盧布鈔票，以便對付乞丐。那些鈔票對付乞丐足夠了，但是不足以應付流氓。碰碰運氣吧！
這位中年英國記者，雖然在特寫部工作得很出色，但是他的記者生涯一直以倫敦為基地，他從未作為國外戰地記者報導過世界的熱點問題。兩個小時後他回到了酒店，似乎有些不高興。
以前他來過莫斯科兩次。第一次是在共產黨統治時期；第二次是在八年前葉利欽剛剛執政的時候。前兩次他的活動範圍都局限於從飛機場到高級酒店，以及英國的外交圈內。他一直認為莫斯科是一個髒亂差的城市，並沒有預料到，會有今天上午的經歷。
他的外表特徵非常明顯，人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外國人。因此無論他走到那裡，即便是沿著碼頭散步或繞花園遛彎，他總是被社會拋棄的人糾纏，這些乞丐似乎遍布所有空間。他有兩次被一夥年輕人尾隨。他看到的車輛似乎是軍車、警車或有權勢者的豪華轎車。他想，今天晚上他要向科馬羅夫先生提幾個有分量的問題。
他決定，呆在酒店裡不出去了，一直呆到庫茲涅佐夫派人來接他為止。午飯前他要了一杯飲料，他發現酒吧里除了他和另外一個討厭人世的加拿大商人以外，找不到其他人。作為在酒吧里一起喝酒的陌生人，他們開始聊天了。
“你來這裡多久了？”多倫多來的人問道。
“昨天晚上才來！”杰斐遜回答說。
“要呆多久？”
“明天就回倫敦！”
“嗨，你真幸運！我來這裡已經三星期了，想做生意。我可以告訴你，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
“無法做生意？”
“哦，我肯定有合同。我有辦公室。我還有生意夥伴。你知道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
那個加拿大人坐到杰斐遜的桌前，從頭說起：“我來這裡時，帶來了所有我認為必要的伐木業的宣傳資料。我在一個新的塔街區租了一個辦公室。兩天后有人敲門。門口站著一個人，穿戴很乾淨、時髦，穿西服打領帶。'早上好，懷亞特先生！'他說，'我是你的新生意夥伴！'”
“你認識他嗎？”杰斐遜問道。
“根本不認識他。他是當地黑手黨的代表。他要與我達成一筆交易。他和他的人要從我所做的每一筆買賣中提成50％。作為交換條件，他們替我購買或偽造做生意所需要的許可證、配額、特權或我需要的任何書面材料。他們一個電話就能讓官僚們把事情擺平，確保及時交貨而且沒有勞務糾紛。條件是50％。”
“你叫他滾開！”杰斐遜說。
“那可不行！我很快就搞清楚了，那是一堵擋風的'牆'。它可以提供有效的保護功能。沒有這堵牆，你別想在短時間裡做成任何事情。主要原因是，如果你拒絕了他們，你就沒有腿了。他們能幫助你加快步伐。”
杰斐遜懷疑地望著他：“上帝啊！我只聽說過這裡治安不好。但是，並不是你說的這種情況。”
“我告訴你，這裡的事情是你無法想像的。”
共產黨垮台後，使西方人感到驚奇的現象，就是俄羅斯黑社會（說得好聽一些，叫俄羅斯黑手黨）的犯罪率明顯上升。即使俄羅斯人也開始使用黑手黨這個名詞。一些外國人認為黑手黨是一個新的實體，它是在結束共產黨統治後誕生的。這是胡說八道。
幾個世紀以來，蘇聯一直存在大量的黑社會活動。與西西里的黑手黨不同，它不是一個統一的統治集團，從來沒有向海外輸出過他們的力量。但是，它確實存在，而且它的勢力範圍在不斷擴大，其成員和黑幫首領極其忠於它的組織，願為其赴湯蹈火，黑社會的人都是以紋身來證明自己的身份。
斯大林試圖摧毀黑社會，把大量的黑社會成員關進了勞改營。這樣做惟一的結果是，勞改營的犯人最終控制了勞改營，那些勞改營的衛兵對此熟視無睹，犯人們在勞改營內過著清閒的生活，而他們的家人卻被跟踪，受到懲罰。在許多情況下，這些黑手黨的罪犯們就在勞改營的小屋里當上了老闆，操縱他們在外面的企業。
冷戰中具有諷刺意味的事例之一是，由於黑社會的存在，共產黨的垮台時間被推遲了10年。即使該黨的領導人最後也不得不與黑手黨達成秘密協議。
其原因很簡單。黑手黨是蘇聯惟一一家辦事效率極高的團體，一個工廠的廠長在生產一個關鍵部件時發現，由於某個閥門壞了而導致主機床停工。如果他通過官僚主義的層層審批的渠道，他不得不等待六至十二個月，才能拿到新閥門，而在這期間他的整個生產線將被停置下來。
或者廠長可以請與黑手黨有聯繫的姐夫幫忙。這樣一來，閥門一周就可以到貨。然後，這個工廠廠長可以假裝不知道，他的鋼板已經被偷運到另外一個正在等候鋼板的工廠。於是這兩位廠長都各自偽造了自己的產品賬本，表明他們已經完成了“定額”。
由於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再加上產品原材料又嚴重不足，這種情況出現在任何一個社會裡，都會經常導致所有的“齒輪”停轉，而黑市場則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潤滑劑。蘇聯靠這個潤滑劑維持到生命的盡頭。在最後的10年裡，全部依賴的是黑市來發展經濟。
黑手黨是黑市的控制者。 1991年之後，它所從事的工作就是從儲藏室裡走出來，全面繁榮、發展黑市交易。黑市膨脹的速度很快，從以往的敲詐勒索領域，例如酗酒、吸毒、保鏢、賣淫，發展到了生活的各個方面。
曾給人深刻印象的是、黑社會以極快的速度從本質上無情地接管了經濟。造成這種結果的因素有三個。首先是蘇聯黑社會有極大的能量迅速實施暴力，假如他們的行動受挫，他們反撲的暴行，就連美國黑手黨“我們的事業”之類的犯罪組織也會很吃驚。任何人，不管他是蘇聯人還是外國人，只要他反對黑手黨滲入他的企業，他將首先被警告——通常是遭受毒打或縱火，然後被處死。大銀行的頭目就遭此厄運。
第二個因素是，因資金和人力不足造成的警察無能，他們對突如其來的大規模犯罪活動毫無警覺，沒有任何經驗來對付暴力活動，對黑手黨人真是束手無策。第三個因素是，蘇聯全國流行的腐敗傳統。 1991年至1995年穩定不變的大規模通貨膨脹也促成了這一結果。
在共產黨統治時期，美元與盧布的匯率是一比二，這種人為的匯率，就價值和購買力而言是很荒謬的，但是它在蘇聯內部被強迫實施。在蘇聯，人們遇到的問題不是資金的短缺，而是用錢買不到東西的問題。因通貨膨脹，沒有人再去儲蓄所存錢，拿固定薪金的僱員們變得一貧如洗。
當街上的警察一周內所掙的工資還買不起一雙襪子時，就很難說服他們不用明顯是偽造的駕駛執照去換鈔票了。
但是，這只是小菜一碟。蘇聯黑手黨操縱了各個階層的力量，直至高級公務員，幾乎將整個官僚機構都招募為他們的同盟。而在俄羅斯，官僚主義是無孔不人的。
因此，許可證、執照、市民的房地產、計劃之物、特許權等等——所有這些都可以很快地從頒發證書和物品的公務員那裡買到，這就為黑手黨創造了豐厚的利潤。
給外人留下的另一個很深的印像是黑手黨從傳統的敲詐勒索領域，很快地就轉向了做合法的生意（當然他們傳統的業務並沒有丟。）美國的黑手黨“我們的事業”犯罪組織花了10年的工夫，才意識到合法生意不僅起到增加利潤的作用，而且還可以把來路可疑的錢弄得貌似合法。蘇聯黑手黨花了5年的時間就完成了這種過渡，到1995年，黑手黨擁有並控制了40％的國家經濟。到1995年後，黑手黨的生意已走向國際市場，他們最擅長的三個領域是：武器、麻醉藥品和盜用他人物品，以迅速的暴力行動為後盾，目標是所有的西歐和北美國家。
問題是到1998年，他們的生意做過了頭。由於貪婪過度，他們破壞了自己賴以生存的經濟。到1996年價值500億美元的蘇聯財產，主要是金子、鑽石、貴重金屬、石油、天然氣和木材被非法偷運到國外。這些商品是用幾乎不值錢的盧布折價從政府機關的官僚工作人員那裡購買的，運到國外後以商品的形式從事美元交易。其中一些美元被重新兌換成雪花般的盧布，帶回國內資助更多的賄賂和犯罪活動。其餘的美元被隱藏在國外。
懷亞特先生沮喪地說：“現在的麻煩是，這種'大出血'式的非法活動已經做得太過分了。腐敗的政治家、甚至更多的是腐敗的官僚主義者和匪徒們，把他們賴以致富的金鵝殺掉了，就不再會有金蛋了。你讀過第三帝國的崛起那本書嗎？”
“讀過，那是在很久之前讀的。為什麼要提到它呢？”
“你記得那些對魏瑪共和國最後的日子的描寫嗎？失業者排起的長隊，街道上的犯罪案件增多，老百姓傾家蕩產，乞丐覓食，以及當國家破產時的侏儒們，在德意志帝國國會的大廈里高叫著爭吵不休，等等。你現在看到的正是這種情況。歷史又重演了。該死！我必須走了。我與別人約好在樓下吃午飯。與你談話真高興，怎麼稱呼你來著？”
“杰斐遜！”
杰斐遜這個名字並沒有使他回憶起什麼。懷亞特先生顯然不看倫敦的《每日電訊》。
當那個加拿大人離開時，這個倫敦記者覺得很有趣。當晚所聽到的悲觀言論使他更加確信，今晚要與他面談的那個人或許能夠拯救這個國家。
那輛黑色加長的柴卡車於晚上6點半來到酒店門口接馬克·杰斐遜去會談，此時他正在門口等候。他總是那麼守時，期望別人也是如此。他身穿黑灰色家常褲，一件顏色鮮明的運動夾克和棉布襯衫，束了一條加里克俱樂部的領帶。他看起來時髦，整潔，過分注意細節，英國人的氣派十足。
那輛柴卡車穿過夜色，駛向北邊的基賽爾尼大街，它在花園環路口轉彎，拐進了一條邊路。當車接近綠色鋼門時，司機從他的夾克衫兜里掏出一個發信機，打開了上面的報警按鈕。
正在駛入的柴卡車進入了牆上的攝像機的鏡頭，門衛通過電視監視器看到了那輛車及其車牌號。該車牌號與他所掌握的車牌號碼相對應後，他按下電鈕，打開了大門。
該轎車剛一進去，大門又關上了，門衛走到了司機的車窗前。他檢驗了一下身份證，向車的後座瞥了一眼，點點頭，把道釘放下去了。
鮑里斯·庫茲涅佐夫接到門衛的報告後，走出屋來，在門口迎接客人。他把英國記者領到一樓一個設備完善的接待室裡，這個接待室的一邊與科馬羅夫的辦公室相鄰，另一邊是已故秘書尼基塔·阿科波夫用過的房間。
在伊戈爾·科馬羅夫面前，既不許抽煙也不許喝酒，杰斐遜不知道，也從未聽說過這一點，因為從來沒有人提起過這些事。在這個幾乎以喝酒來顯示男人風度的國家裡，很少遇到不喝酒的俄羅斯人。杰斐遜看過科馬羅夫的許多錄像，只見他以人民領袖的姿態出現在影片中，手裡禮節性地拿著酒杯，以俄羅斯人的方式頻頻舉杯祝酒，根本看不出科馬羅夫對酒不感興趣。杰斐遜不知道科馬羅夫手中的酒杯裡面，從來裝的都是礦泉水。那天晚上，只提供咖啡，杰斐遜謝絕了。
庫茲涅佐夫快步走向科馬羅夫，杰斐遜稍慢一步跟在後面。科馬羅夫的公共關係顧問將客人介紹給主人，雙方握手致意。科馬羅夫自己先坐下，他坐的皮椅子，要比其他兩個人的椅子高一點。
杰斐遜從他的夾克衫的口袋裡掏出了一個微型錄音機，並詢問對方是否介意他使用它。科馬羅夫低了下頭，他對大多數西方記者不會使用速記表示理解。庫茲涅佐夫鼓勵性地點點頭，示意杰斐遜開始訪談。
“主席先生，新聞媒體報導了杜馬的最新討論結果，決定把臨時總統的任期延長三個月，而將明年的總統大選提前到明年一月份。您對此決定有何看法？”
庫茲涅佐夫將杰斐遜的話很快地翻譯過來，並傾聽科馬羅夫用響亮的俄語進行回答。科馬羅夫講完後，翻譯又轉向杰斐遜。
“很顯然，我和愛國武裝聯盟對此決定感到很失望，但是作為民主人士，我們還是接受了。杰斐遜先生，我想您已經知道我深深熱愛的這個國家，目前的狀況不太好。無能的政府長期容忍官僚主義肆意揮霍經濟，致使腐敗蔓延，犯罪率不斷上升。受害的是我們的人民。這種狀況持續時間越長，情況就會越糟糕。因此，推遲總統大選的時間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我對今年10月贏得大選非常有信心，即使非要推遲到明年互月，那時我們還是會取勝的。”
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記者，馬克·杰斐遜很快就意識到，科馬羅夫的回答太做作了，就好像一名政治家多次被問同一個問題，他能一口氣就把答案背出來。在英國和美國，政治家已經習慣於被採訪，面對新聞界人士，他們的心情要放鬆得多，並且，他們與其中很多人建立了良好的朋友關係。杰斐遜感到自豪的是他的文章一直能夠全面地、生動地描寫人物的特徵，文章中既引用了被訪談者的原話，又加上他自己的印象，從而展現一篇真正的新聞文章，而並非那種冗長而枯燥的陳詞濫調。但是，這個人講起話來卻如同一架自動化的機器。
記者的經驗告訴他，東歐的政治家們一般都要比英國和美國的政治家更尊重新聞界的人士。但是，這個人卻不一樣。這個俄羅斯人很拘謹，很嚴肅，就像裁縫做的假人一樣。
問到第三個問題時，杰斐遜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科馬羅夫顯然討厭媒體，根本不喜歡被採訪。這個倫敦人試圖使用一個更輕鬆的方法，但是這個俄國人一點幽默感都沒有。政治家自命不凡是常有的事，但是這個人的自尊心極強，簡直是個狂人。答案就像電視播音稿的提示機一樣明了。
杰斐遜迷惑地瞥了一眼庫茲涅佐夫。這位年輕的公關頭目和翻譯顯然是在美國受的教育，是雙語人才，久經世故，但是他對待伊戈爾·科馬羅夫，就像卑躬屈膝的小走狗一樣忠心。杰斐遜又進行了一次嘗試。
“先生，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樣，俄國總統手中的實權要比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手中的權力大得多。在您當選為總統後的頭六個月裡，您將為客觀的觀察家們展現那些變革？換句話說，您將優先做哪些事情？”
答案仍然像一本政治宣傳冊。毫無例外地提到了鎮壓有組織的犯罪活動，改革使人難以承擔的官僚主義體制，恢復農業生產，並且變革貨幣。進一步的提問是關於如何實現上述目標的問題，答案仍然是毫無意義的陳詞濫調。如果是西方的政治家，用這類陳詞濫調肯定是無法過關的，但是科馬羅夫顯然期待著杰斐遜能夠感到完全滿意。
回想來到莫斯科之前他的總編對他的交代，杰斐遜問科馬羅夫，他打算如何重現俄羅斯民族的輝煌。這時杰斐遜第一次看到科馬羅夫有了反應。
杰斐遜所說的某個事情，似乎觸動了科馬羅夫的某根痛覺神經，科馬羅夫如同觸電一般。這個俄羅斯人坐在那裡，兩顆無神的棕色眼珠子，直愣愣地盯著杰斐遜，杰斐遜受不了這種眼光，他轉眼看他的錄音機。他和庫茲涅佐夫都沒有註意到，這位愛國聯盟主席的臉色已經變得刷白，兩側的面臉頰上分別出現了一個小的紅色亮點。科馬羅夫默默地站了起來，離開了房間，進入了自己的辦公室裡，關上了身後的門。杰斐遜以不解的眼光看著庫茲涅佐夫。很明顯，那個年輕人也在迷惑之中，但是他很快就恢復到他那彬彬有禮的本能狀態。 “我肯定，主席一會兒就會回來的。他顯然是想起了某件急事，必須馬上處理。他處理完就會回來的。”
杰斐遜伸手關上了錄音機。科馬羅夫打了一個簡單的電話，3分鐘後，他回到了房間裡，坐下來以平穩的語調繼續回答問題。當他開始說話時，杰斐遜重新打開了錄音機。
一個小時後，科馬羅夫表示會談已經結束。他起身，朝杰斐遜僵硬地點點頭，回到他的辦公室去了。走到門口時，他招手叫庫茲涅佐夫隨他一起進去。
兩分鐘之後，公關顧問回來了，臉色顯然很尷尬。
“恐怕我們的交通工具有些問題。”他邊說話，邊陪著杰斐遜走下樓梯，進入大廳。 “你來時乘的那輛車有急事被佔用了，其他的車都是加班工作人員的私車。您能乘出租車回國家大酒店嗎？”
“好吧，我想可以！”杰斐遜說。他真後悔沒有從酒店帶自己的車來，讓司機在門口等候他。 “也許你可以打電話叫一輛車？”
“恐怕這個時候他們不再接受定車的電話了，”庫茲涅佐夫說，“我可以告訴你在哪裡能找到出租車。”
他把這位迷惑不解的特約作家從主門領到鋼門口，警衛把鋼門打開，放他們出去了。在側街上，庫茲涅佐夫指向了一百碼遠的基賽爾尼大街。
“一到大街上，您就可以在幾秒鐘內截一輛出租車，15分鐘之內你就能回到酒店。希望你能理解。見到你確實非常高興，先生！”
說完話，他就走了。心煩意亂的馬克·杰斐遜沿著窄窄的小街道向大街走去。他邊走路邊擺弄他的錄音機。最後，他將錄音機放回到夾克衫的口袋裡，這時他已經到了基賽爾尼大街。他四處張望尋找出租車。可以斷定，一輛車都沒有。他急了，愁眉苦臉地轉向左邊，朝著莫斯科中心走去。他不時地扭過頭去，看看有沒有出租車。
路邊停了一輛小汽車，車內兩個穿皮夾克的人看見他從小街道出來，徑直朝他們走過來。其中一個人打開了他們的後車門，他們二人都下了車。當那個英國人離他們只有10碼遠時，那兩個人都把一隻手伸進夾克里面，每人掏出一支無聲手槍。他們二話沒說，射出了兩顆子彈。兩顆子彈都擊中了英國記者的胸部。
那個正在行走的人，頓時止住了腳步。然後，當他的雙腿軟下來時，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當他開始傾倒時，那兩個殺手已經一前一後把他夾在中間。其中一個人把他扶起來，另外一個人用手搜索他的衣兜，很快就從一邊的口袋裡掏出了錄音機，從另一邊的兜里掏出了錢包。
他們的轎車開到他們的旁邊，他們急促地跳上了車，轎車轟鳴著開走了。一名路過的婦女看到了地上的屍體，起先她以為是一個醉漢，當她看到地面上流出的鮮血時，她便失聲喊叫了起來。沒有人記下那輛車的車號，反正它是偽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