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醫學研究所地下室的太平問旁邊的檢查室裡，庫茲明教授正在進行屍體檢驗前的手臂消毒，他將對今天的第三個屍體進行檢查。也許是職業習慣，他臉上毫無表情。
“下一個是誰？”他一邊用紙巾擦著手，一邊向他的助手詢問。
“158號！”他的助手說。
“敘述詳細情況！”
“白高加索人，男性，約60多歲，死因不詳，身份不明。”
庫茲明思索著。管他是誰呢？他超脫地想著。或許又是一個流浪漢、一個遊民。正在檢查的這具屍體也許可以幫助上面三層樓裡正在學習的醫學院的學生，讓他們了解腐爛屍體中的器官是何種狀況，用他的骨骼甚至可以上一堂豐富的剖析課。
像任何大城市一樣，莫斯科每晚、每週、每個月都要湧現大批的屍體。然而，幸虧只有一小部分需要屍檢，否則教授和他所有的法醫病理學的同事們將難以應付。
城市裡出現的死亡，大部分屬於“自然原因”造成的死亡，這是指那些因年老而死於家中或醫院裡的人，或是任何能夠預測到的原因而致死的人。對於這種情況，醫院和當地醫生，就可以為死者簽署死亡證明書。
還有另外一種，稱之為“預料不到的自然死亡”，通常是由於致命的心髒病引起的。在這種情況下，死者去世的醫院，也可以簽署最基本的，例行公事式的死亡證明。
除自然死亡外，還有一些因家庭、工廠及汽車而發生的各種事故所造成的事故死亡。近年來，莫斯科有兩類原因導致的死亡呈上升趨勢，即因寒冷而被凍死和自殺的死亡。這個數字高達幾千人。
從河裡撈出來的屍體分三類：第一類是體內無酒精，衣衫完整的自殺者；第二類身穿正常服裝，但因飲酒過量，而是意外掉到河裡的人；第三類是身著泳裝，是游泳時意外溺水淹死的人。
然後是殺人案。該類案件先由警察局偵探科處理，然後再送到庫茲明教授那裡。即使這些案件，通常也只是個手續問題。正像所有城市裡的大多數情況一樣，大多數案件屬於“家庭內部”事件。 80％發生在居民家庭內部，或者犯罪者是家庭成員之一。警察通常在案件發生幾小時內就立案偵破了，事後的屍檢，僅僅是為了證實已經知道的事實。譬如，伊凡把他的妻子刺死了等等，只是幫助法庭迅速作出裁決。
此外，還有酒吧滋事和黑社會爭鬥而導致的死亡；對於後者，警察偵破的概率僅為3％。然而死亡的原因並不重要，子彈穿顱致死也沒什麼了不起。教授根本不關心警察是否能查到肇事者，也很可能找不到。每一年度，在成千上萬的上述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要做的：當局必須搞清楚死者的身份。但是，偶爾他們也會遇到一兩個不知姓名的人。第158號屍體就是屬於無姓無名的那一種。他的助手掀開屍體身上蓋著的單子，庫茲明教授戴上口罩，用戴著膠皮手套的手饒有興趣地檢查起來。
他感到奇怪，甚至覺得挺有趣。那種讓外行人聞到後立刻就會感到噁心的臭氣，卻沒有觸動他的反感。因為，他早就習慣了這種氣味。他手裡拿著解剖刀，繞著長長的解剖台盤旋，兩眼凝視著被毀壞的屍體。他感到納悶。
除了頭部的眼眶是空的以外，屍體的其它部位幾乎完好無缺。他可以看出，死者的眼球是被樹林中的鳥叼走了。死者出事的地點是在明斯克公路附近的樹林裡，他是死後六天才被發現。他的骨盆以下，雙腿因死亡時間較長而腐爛，因此已脫色，而損壞的原因很難以判定。胸部和生殖器之間有大面積的硬傷，幾乎沒有一寸好的地方。
他放下解剖刀，將屍體翻過身來。屍體背後，同樣也是遍體鱗傷。他又將屍體翻回去，開始用解剖刀解剖屍體，不時地對著磁帶錄音機解說些要點。之後，他將根據錄音的內容擬寫解剖報告。他錄音的第一句話是當天的日期：1999年8月2日。
1986年2月，華盛頓在1986年2月中旬，使賈森·蒙克和他在蘇聯／東歐分部的上司們高興的是，彼得·索洛明少校與他們聯繫上了。他寫了一封信。
他很聰明，他並沒有設法與在莫斯科的任何西方人聯繫，更不會與美國大使館聯繫。他按照蒙克給他的東德地址寫了一封信。提供地址這一行動，本身就是一種冒險，但是經過了嚴格的預謀。假如索洛明向克格勃匯報這一地址，他將遇到許多無法回答的問題。他的上司都知道只有同意為CIA作後才能得到這樣一個地址，假如是這樣，索洛明的情況就更糟了。
他會遇到這樣的提問：為什麼在第一次與美國人接觸時你不向亞丁的GRU指揮官報告？為什麼你要讓與你聯繫的美國人逃走？這些問題將無法回答。
因此，索洛明只有兩種選擇：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與美國人合作。該信件表明他選擇了後者。
在蘇聯，所有國外的來往信件都要被截獲並被審讀。所有的電話、電報、傳真和所有電傳文件也同樣要經受審查。但是，蘇聯內部的郵件數量極大，因此僅對可疑的發信人或收信人的郵件進行檢查。這一規則也適用於蘇聯東歐團體內部的郵件，包括東德。
東德的地址是一名為CIA當郵遞員的地鐵司機的地址，CIA為此也支付他很高的報酬。他家位於腓特烈斯海因區，他收到的信總是以弗朗茨·韋伯為收信人。
韋伯以前是這家的房客，已經去世了。這個地鐵司機承認，在這之前他已經收到過兩封寄給韋伯的信，他一點俄語都不懂，因為韋伯已經死了，所以他把那兩封信扔掉了。他畢竟是個誠實的人。
來信從不寫回信地址或姓名。信的內容是一些陳詞老調：希望你安康，我這裡一切都好；你的俄語學得怎樣呢？希望我們有重逢的那一天。祝你好運，你的筆友，伊凡。
即使東德的秘密警察，也只能根據信的內容推斷，韋伯在某個文化交流宴會上遇到了一個俄國人，他們成了筆友。不管怎樣，這類事情還是受到了鼓勵。
即使東德秘密警察，透過字裡行間破譯了用隱顯墨水寫的電文，它只能表明韋伯曾經是個間諜，現在已經不在人世了。在莫斯科那邊，一旦信件投進了信箱，發信人就消失了。
地鐵司機海因裡收到信後，要把它轉交給柏林牆那邊西德的有關人員。他轉遞信件的方法聽起來很奇特，但是冷戰期間，在這個被分離的柏林市裡確實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怪事。事實上，他的方法太簡單了，以至於他從來沒被抓住過。冷戰結束後，德國統一了，海因裡到了退休的年齡，他可以安度晚年了。
1961年之前，柏林有一個環城地鐵系統；1961年以後，為了阻止東德人外逃，建了一堵柏林牆，柏林被分割了。自那以後，許多東、西之間的通道被堵塞了。而地鐵有一段地面上的高架鐵軌，正是東、西德的交匯點。
東德的鐵路在這裡向西德境內凸出了一小段彎道，然後又返回東德。火車行駛到這裡時，所有的門窗都被密封了。東德的乘客可以坐在火車裡俯瞰很小一片西德的土地，但是他們不能踏上那片土地。
當海因裡獨自一人在司機室裡時，他將放下窗戶，在列車路過某一地點時，他用彈弓將一個類似高爾夫球的東西彈到外面一個戰爭留下的炸彈坑里。列車外面總會有一名中年男子在那裡溜狗，這個人知道海因里工作的時間表。當火車呼嘯著離開後，他把那個高爾夫球拾起來，然後把它帶給在CIA西德情報站工作的同事們。球被擰開後，裡面放著一封被捲得很緊的蔥皮紙信件。
索洛明有消息了，而且消息還不錯。他回國後先忙著匯報工作，接著有一周的假期。他已經重新回到了國防部待命。
在國防部的大廳裡，他遇到了曾在三年前為其修建郊外別墅的那個國防部副部長。該人已上升為國防部的第一副部長。
儘管他穿著上將的製服，佩帶的勳章重得足以沉沒一艘砲艦。但是這個人確實是靠政治台階爬上來的。看到他的身邊有來自西伯利亞的戰士，他很高興。他對按照他的計劃完工的別墅很滿意，正巧他的副官由於健康原因——飲伏特加酒過量，剛剛退休。他把索洛明提升為中校，接替了那個職務。
最後，索洛明冒著極大的風險留下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並請求指示。如果克格勃截獲並破譯了那封信，他肯定將被幹掉。由於他無法接近美國大使館，所以他告訴蘭利，如何才能找到他。在離開也門之前，應該給他提供更先進的通信包，然而由於也門的內戰而未能實現。
10天以後，他接到了一份關於交通違章的“最後通牒”書。信封上印有中央交通辦公室的徽標。信是從莫斯科郵寄的，未受到任何人的懷疑。該通知書和信封偽造得如此逼真，以至於他差一點就給交通辦打電話，向他們提出抗議，因為他從未闖過紅燈。然後，他發現信封裡滲出了沙粒。
他吻別了送孩子上學去的妻子，獨自一人，用他從亞丁偷偷放在刮臉用具包裡帶回來的增強水塗在通知上面。顯示的內容很簡單：下一個星期天10點鐘在列寧斯基普羅斯佩克特咖啡館見面。
他喝第二杯咖啡的時候，有一個陌生人從他的桌前經過，他緊縮在御寒的大衣裡面。那個人從他的空袖子裡面拋出了一包煙，落在索洛明的桌子上。索洛明用報紙蓋住了那包香煙。那個穿大衣的人頭也不回，徑直離開了咖啡館。
香煙盒裡似乎放滿了香煙，但是那20根過濾嘴香煙被粘在一起，下面沒有任何可吸的東西。煙盒裡有一台微型照相機、十卷備用膠捲和一張捲菸紙，上面寫著三個秘密投遞信箱，並且有如何找到這些信箱的說明，以及六種類型的粉筆標記方法。以表示情報已取走或需要提供詳情的信息。還有一份蒙克親筆擬寫的熱情洋溢的信，信的開頭這樣寫到：“我的獵手朋友，我們打算改變這個世界！”
一個月之後，獵戶星座第一次投遞了情報，他獲得了更多卷膠卷。他的情報來自蘇聯最機密的機構——工業聯合企業，因此它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
庫茲明教授認真地進行校對，他為第158號屍體所作的筆記打印了稿件，並親手註釋了幾處。他甚至不打算讓他的過度勞累的秘書重新打印；讓那些在謀殺案件辦公室工作的笨蛋們自己去琢磨吧。
他認為，該資料肯定要傳送到謀殺案件辦公室。他很同情那些偵探們，只要疑問不大，他盡可能簽署“事故”或“自然死亡”的證書。然後死者的親屬們，來領取屍體並按照他們的意願處理後事；對於沒人認領的屍體，他將被保存在太平間裡，直到法律規定的時間到期為止。假如死者的身份得不到驗證，屍體最終要被送到貧民的墓穴裡，這是莫斯科市長發的善心。或者被送到解剖課的課堂上去。
但是第158號屍體是被謀殺的，其原因根本無法查明。假如是被急速行駛的卡車撞死的行人，不應該有那麼多的內傷。僅碰撞了一下，即使是卡車也不至於留下那麼重的創傷。假設，他是被一群水牛碰撞，也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後果，但是莫斯科周圍，幾乎沒有什麼水牛。而且，不管在何種情況下，水牛同時撞擊的部位，只是頭部和腿部。 158號屍體的脖子與臀部之間卻是被鈍器重擊了無數次，前後兩面都是如此。
他寫完筆記後，在結尾處簽名，並寫下了屍體檢驗日期：8月3日。然後，把它們放在“送出”的盤內。
“是謀殺嗎？”他的秘書問道。
“是謀殺，但是身份不明。”他十分自信地說道。她用打印機打印輸出了信封，再將資料塞進去包好，然後把資料袋放在她的旁邊。傍晚她下班時，把它交給了住在底層的守門人，守門人會在適當的時間，再轉交給貨車司機，司機會將資料送到莫斯科不同的目的地。
與此同時，158號屍體仍躺在黑暗的冰櫃裡，軀體內已經沒有了眼球和大部分的內臟。
1986年3月，蘭利凱里·喬丹站在他的窗前，遙望著他最喜歡的景色。到了3月下旬，在CIA主樓和波托馬克河之間的森林裡，已經籠罩著一縷綠色的春意，透過落葉的灌木林可以看見對面河裡奔騰的流水。要不了多久，對面的灌木將抽出新枝，變得枝繁葉茂、鬱鬱蔥蔥，森林的景色也將變得秀色可餐。他喜歡華盛頓，他知道華盛頓是美國所有城市中綠化最好的城市，這裡有更多的灌木、樹林、公園和花園。春天也是他最喜愛的季節。
至少，就過去的情況而言，1986年的春天彷彿是一場噩夢。 CIA在雅典招募的GRU軍官——謝爾蓋·博漢，多次明確地向美國匯報他的觀點，他認為：一旦他飛回莫斯科，他將肯定遭遇滅頂之災。雖然他無法證實這一點，但是他敢肯定，他的上司召他回國的理由完全是個騙局，其理由是他的兒子在軍事院校的學習成績出問題了。由於他自己的工作從未出過任何差錯，鑑於這種情況，他認為自己已經被出賣了。
由於，博漢和其他二人是第一批經歷這類問題的人，CIA當時還持半信半疑的態度。現在他們相信了。因為又有五名在國外工作的其他人員，在工作期限僅過了一半的時候，中途突然被神秘地令召回國。並且，他們回國後就永遠消失了。
這樣算起來有六人，再加上波托馬克共七人。此外，在蘇聯國內，還有五個人也神秘地失踪了。這不僅僅是損失了一個主要情報來源問題，而是CIA數年來嘔心瀝血、艱苦努力的結晶，它花費了大量的財政投資。但有，只有兩個人例外。
喬丹的身後是哈里·岡特，他是蘇聯／東歐分部的負責人，該分部是這次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此時，也是惟一的受害者。哈里坐在那裡，陷入了沉思。他與喬丹的年齡一般大，他們二人同時被提升了職務，共同在國外情報站經受過風風雨雨的考驗，共同招募特工、間諜，對於克格勃同仇敵汽，他們之間彼此相互信任如同手足。
問題就出在這裡：在CIA蘇聯／東歐分部的內部他們彼此信任。他們必須這樣，因為他們是內部的核心，是獨占鰲頭的群體，是秘密戰線上的排頭兵。然而，他們每人的內心裡都隱藏著一種可怕的懷疑心態。霍華德事件、密碼洩密事件以及克格勃巧妙的偵探工作，或許暴露了五六名，甚至是七名間諜同仁。但是，這一共14名的洩露名單又如何解釋呢？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人？會不會有內部叛徒？好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蘇聯／東歐分部裡不可能存在叛徒！這時有人在敲門，屋裡的情緒暫時緩和了一些。
剩下的，最後一個成功的故事即將開始。
“請坐，賈森，”副局長說，“我和哈里正準備表揚你呢。你的獵戶星座已經提供了真正的、有價值的情報。情報分析處的人正在召開研究會。所以我們認為，應該嘉獎你這位發展間諜有功的人，值得提升到GS-15的職銜。”
從GS-14提升到GS-15，他由衷地感謝兩位領導的栽培。
“你那位在馬德里的萊桑德先生近況如何？”
“他很好，先生！他定期匯報工作。他雖然不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但是他提供的情報很實用。他在國外的聘期快滿了。不久他將返回莫斯科。”
“他沒有被勒令提前回國？”
“沒有，先生。為什麼要提前回國呢？”
“沒有任何理由，賈森。”
“我能坦率地講幾句話嗎？”
“直接講吧。”
“有謠傳說，我們分部近半年來日子不太好過。”
“是真的嗎？”岡特說，“只是人們的謠傳。”
此次災難消息的傳播範圍，僅僅限於局裡的十位高層領導。作戰部一共有6000名僱員，其中蘇聯／東歐分部就佔了1000人，到蒙克的級別，也有100名。蒙克是從他的那個部門聽說的。蒙克吸了一口氣，繼續說：“據說，我們一直在損兵折將。我聽說損失的數字已高達10名以上。”
“賈森，你應該知道我們的規定，不該知道的就不要打聽。”
“是的，先生。”
“我們可能有一些小問題。所有機構都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有好運，也會有厄運。你說呢？”
“既然該數字為10個左右，那麼這類資料僅存放在一個地方，即301檔案。”
“我想我對我們的組織結構比你更了解。”岡特厲聲說。
“那為什麼萊桑德和獵戶星座仍在自由活動？”蒙克問道。
“聽著，賈森，”副局長耐心地說，“我曾經對你說過你是一個怪異的人。我的意思是說，一個非傳統的，經常破壞規矩的人。但是，你很幸運。我們的確有一些損失，但不要忘記，你招募的人的個人資料也在301檔案裡。”
“不，他們不在那裡。”
頓時，屋裡變得異常安靜，如果地毯上掉了顆花生，聲音都能聽得到。哈里·岡特停止玩弄他的煙斗，他在室內從來不抽煙，他的煙斗就像演員的道具一樣。
“我從未到中央檔案局儲存他們的詳細資料。這是我的疏忽，很抱歉。”
“那麼，你那些原始報告在哪兒呢？你親筆寫的報告，包括招募細節、地點和會面次數的資料呢？”岡特終於開口提問了。
“它們放在我的保險櫃裡，從沒有離開過那裡。”
“而所有的，正在實施的行動計劃呢？”
“記在我的腦子裡。”
又是一陣寂靜，這次靜默的時間更長一些。
副局長最後說：“謝謝你，賈森！咱們將保持聯繫。”
兩週之後，在作戰部內展開了一場戰略行動。凱里·喬丹僅與兩名分析人員一起將那198名，在前12個月內接觸過301檔案的人，逐個加以分析排查。最後，將範圍縮小到了41人。奧爾德里奇·埃姆斯就包括在這個縮小了的重點名單裡，當時他仍在學習意大利語。
喬丹、岡特、格斯·哈撒韋和其他二人論證說，為了搞清楚事實真相，無論他們感到多麼痛苦，必須對這41人進行嚴肅的調查。這將意味著，要對他們進行一場充滿“敵意”的，多種波動描寫器測謊檢測和個人資金的審查。
多種波動描寫器是美國人發明的，許多人喜歡用它。儘管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的研究表明它有許多缺陷。一名經驗豐富的說謊者可以左右該設備，而且對間諜的測試建立在設立騙局的基礎上，希望這僅僅是針對敵人而已。
此外，提問的人必須非常熟悉背景情況，他提出的問題必須恰到好處，主題也一定要突出。他必須使撒謊者有一種恐懼心理：“天啊！他們全知道了。”這時撒謊者的脈搏才會加快跳動。如果撒謊者從被問的問題中洞悉出來，或者對方根本不了解情況，他都會顯得十分平靜，因而，脈搏跳動也會很正常。這就是善意檢測和敵意檢測的本質區別。善意的檢測，只是浪費紙張而已。
副局長重點想知道個人資金賬戶檢查的結果。他們不知道，奧爾德里奇·埃姆斯曾經因家庭破裂，而負債累累。然後，他在12個月前又結婚了，再婚時花了大量現金，而該資金都是1985年4月以後積累的。
反對副局長觀點的首要人物是肯·馬格盧。他提醒人們注意：當初詹姆斯·安格爾頓是如何頻繁地審查忠誠的軍官，而給國家造成驚人的損失的。他指出，檢查私人資金是一種破壞個人隱私的行為，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岡特堅持反駁肯·馬格盧的觀點，他認為，在安格爾頓時期，從未發生過半年內突然損失12名特工的情況。安格爾頓調查的基礎是他自己的病態妄想。而1986年情報局面對的現實是，內部已經出了大的問題了。
主戰派失敗了，人權派勝利了。對41人的“嚴厲”檢查方案被否決了。
帕維爾·沃爾斯基檢察官剛剛簽署完一份文件，而另一份文件又放在他的桌上。
一年前，他在反組織犯罪處擔任陸軍軍士長的職務。當時，他很滿意他的工作，至少他可以襲擊黑社會的倉庫，並沒收他們非法所得的財物。一個聰明的軍士可以生活得很好，他們可以在沒收的奢侈品上繳國庫之前，揩一點油水。
而他的太太卻想當偵探檢查員的夫人。因此。機會來臨的時候，他瞄準了努力的方向。得到提升後，被調到謀殺案辦公室工作。
他沒有料到，他會遇到身份不明的案件。當看到眼前無數的案件資料時，他常常希望他能回到他過去工作的地方去。
大多數身份不明的被害人，至少有某種被傷害的原因。如果是搶劫，錢包被劫後，受害人損失的可能還有許多其他的東西，例如錢。信用卡、家庭照片，以及所有者重要的護照和帶照片的俄羅斯內部身份證，這些都記載了所有者必需的詳細資料。唉，這就是他們的生活，否則他們也不會躺在太平間裡。一旦死者是有錢有勢的人，通常他的家人會找上門來。他們會到失踪人員辦公室辨認照片。在那裡，每週都要陳列一批受害人的照片。常有人從中找出死者的照片，從而明確了死者的身份。然後，死者家屬哭泣著去辨認並領回他們所失去的家人的屍體。
對於那些不是以搶劫為目的的案件中，屍體身上某個兜里，通常裝有死者身份等證明材料。於是，這類案件也就沒有必要再轉到沃爾斯基這裡來了。那些被拋棄的、無家可歸的死亡者的資料，也不會到他這來。因為，這些人把身份證早就扔掉了，他們不想讓民兵把他們遣返回去。他們多數仍然還在大街上，死於嚴寒或酒精。沃爾斯基只處理某些謀殺案件，指死亡者和殺人犯身份均不明確的人。他認為，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理由。然而，這個又是一個沒有出息的職業。 8月4日他面前的這份資料，確實不同尋常，搶劫幾乎不可能是殺人的動機。他從西部分局的事故現場報告中得知，死者是在莫斯科境內明斯克公路旁邊的樹林裡，被一個採蘑菇的人發現的。離公路一百米遠，不太像撞死了人，不會是那種棄屍逃跑的肇事案件。
對於被害者個人特徵的描述令人沮喪。死者的穿著（由下至上）：鞋子，是塑料的、廉價的、露著腳跟的破鞋子；襪子，從商店裡買的那種廉價的、粘滿污垢的襪子，同樣廉價；骯髒的短褲；黑色粘滿油膩的薄褲子；老化的塑料皮帶。就這麼多。沒有襯衫、領帶或夾克衫。在附近只發現了一件外罩，像是以前的舊軍服，50年代製造的，非常破舊。資料的末尾有一段簡短的描述：死者的口袋裡一無所有，無手錶、耳環、或者其它任何個人財產。
沃爾斯基瞥了一眼在現場拍攝的照片。有人善意地合上了他的眼睛，一張細瘦的鬍子拉碴的臉，也許有100歲，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大十多歲。神態憔悴，資料上是這樣寫的。但那不是他死亡之前的模樣。
沃爾斯基心想，可憐的干巴老頭。我敢說，沒有人會因為他在瑞士銀行賬戶裡的金錢而要他的命。他轉向屍體檢驗報告。看過幾頁後，他踩熄了剛從手裡丟下的香煙頭，開始咒罵起來。
“這些研究員們，為什麼不能用簡單語言書寫報告？”他不止一次地向牆壁發問，“如果你的意思是刀傷和撞傷，你使用通俗語言不行嗎？”他是這樣認為的。
當他讀完了那份充滿行話的資料後，他對好幾個問題感到迷惑不解。他查看了官方印鑑，是第二醫學研究院法醫病理所加蓋的圖章，他撥通了電話號碼。他很幸運。庫茲明教授正巧在辦公室裡。
“是庫茲明教授嗎？”他問道。
“是的。你是哪位？”
“沃爾斯基檢查員，謀殺案辦公室的。我面前放著你的報告。”
“你的運氣不錯！”
“我能坦率地問您幾個問題嗎，教授？”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和年齡應有的基本權利。”
“就是您使用的某些語言有點難懂。你提到在每個膀臂的上半部分有好幾處撞傷。您能解釋一下原因嗎？”
“作為一名病理學家，我解釋不了，他只是嚴重的撞傷。但是，成可以私下告訴你，那些傷疤痕跡是由人的手指頭留下的。”
“有人抓他了嗎？”
“我親愛的檢查員，這意味著他是被人架起來打的。他挨揍的時候有兩個壯漢把他支撐起來了。”
“那麼，這一切都是人為的了，並沒涉及到什麼機械？”
“假如，他的頭部和腿部都出現了同樣的狀況，我可以說他是從直升飛機上扔到水泥地上來的。而且是一架飛得很高的直升飛機。但是，他不是。只要撞到地面和卡車上，頭部和腿部都會同時受傷。他不是這樣的。他的脖子和臀部之間，前後兩面，反復多次，被堅硬的鈍物猛烈撞擊過。”
“死亡的原因是……，窒息嗎？”
“這正是我想說的，檢查員先生。”
“請原諒我插話，他是否被打成肉醬後窒息而死？”
庫茲明嘆了口氣：“除了一根以外，他其它所有的肋骨都被打斷了。有些肋骨移位到了好幾個地方。有兩根肋骨刺進了他的肺部，以致使肺部的血管、支氣管同時斷裂，大量的血液湧入氣管，結果造成了窒息。”
“您的意思是說，他是被咽喉部的血塊哽死了？”
“正是這樣，我一直都是這樣對你解釋的。”
“對不起，我剛到這裡任職。”
“我已經感到餓了。現在到了吃午飯的時間了。再見了，檢查員！”
沃爾斯基又看了一遍報告。這樣看來這個老頭是被打死了的。他是像眾所周知的“小偷”那樣的人？但是，小偷的年齡通常比他要年輕。他肯定得罪了黑手黨中的某一個人了。假如他不是死於窒息，他會被如此重的外傷痛得嗷嗷大叫。
殺手想要什麼呢？情報？如果他把他們想要的東西拿出來，他肯定不會受這麼大的罪。是懲罰嗎？殺雞給猴看嗎？還是虐待狂？也許這三者都有一點。但是，這樣一個看起像乞丐一樣的老頭究竟是拿走了什麼？是黑幫頭目急於得到的什麼東西；或者他做了什麼事情以致使黑幫頭目如此氣急敗壞這樣殘酷地折磨他？
沃爾斯基在記錄識別記號一欄裡又發現了一條註釋。教授這樣寫到：“身上無任何東西，但是嘴裡有兩顆門牙和一顆犬齒，這三顆牙都包有不銹鋼外套，似乎是很久之前部隊的牙醫製作的。”他的意思是，這個人的前面有三顆鋼牙。
法醫病理學家的最後註解提醒了沃爾斯基什麼事情。確實已是午休時間了，他已經同意去見一位也在謀殺案辦公室工作的同事。他站起來，鎖住了他那簡陋的辦公室，轉身走開了。
1986年7月，蘭利索洛明上校的來信產生了一個大問題。他已經在莫斯科的秘密信箱裡投遞了三次情報了，現在他想再與發展他的人，賈森·蒙克見一面。由於他沒有機會離開莫斯科，他希望在蘇聯的領域裡見到蒙克。任何部門收到這樣一封建議信後，首先作出的反應是懷疑他們的特工已經暴露，被迫寫了這封信。
但是蒙克堅信索洛明既不是傻瓜也不是膽小鬼。假如他是被迫寫的信，他會不惜一切代價避免使用一個詞；而且會盡力在文中插入另外一個詞。他從莫斯科發來的信中，包含了應該出現的那個詞，但是沒有包含不應該出現的那個詞。換句話來說，這封信似乎是真的。哈里·岡特早就同意蒙克的看法，莫斯科到處充滿了克格勃特務和盯梢，是個非常危險的地方。雖然蒙克擔任外交職務的時間不長，蘇聯外交部還是想了解他的全部細節，他們會轉交給第二總局處理。即使偽裝起來，蒙克在莫斯科逗留的全過程都將被監視起來，想要安全地見到國防部副局長的副官幾乎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情況下，索洛明都不贊成那樣做。
索洛明說他在9月下旬有個假期，而且他已經得到了一份獎品——在古爾祖夫的黑海度假勝地有一所度假公寓。
蒙克核對了一下。在克里米亞半島的海岸邊有一個小村莊，那裡是著名的軍事度假勝地，也是一所大型國防部醫院的所在地，負傷或養傷的軍官在那裡享受陽光，使身體逐漸恢復健康。
蒙克去諮詢了兩名正在美國居住的前蘇聯軍官。那兩個人均未去過那裡，但是聽說過克里米亞：那裡原先是一個美麗的漁村，契河夫曾在那裡的海邊別墅住過，從雅爾塔沿海邊到那裡乘公共汽車要花50分鐘，或乘出租車要花25分鐘。
蒙克轉過來研究雅爾塔。從許多方面來說，蘇聯實際上仍然是一個封閉的國家，按照計劃好的路程，乘飛機到那裡去是不可能的。航空線路首先要到莫斯科，然後轉機到基輔，再轉機到敖德薩，然後去雅爾塔。外國旅遊者不可能沿著那個航線飛行，他沒有理由要去雅爾塔。那裡可以是蘇聯人的度假勝地，但是一個外國人站在那裡就很引人注目。蒙克查看了一下水路，他便有主意了。
由於蘇聯急需硬通貨，蘇聯政府允許黑海船運公司開通地中海水路旅遊。儘管所有的船員都是蘇聯人，其中不乏克格勃特務（這是不用說的），但是大多數乘客是來自西方的客人。
由於這類為西方人開通的旅遊很便宜，旅遊團的乘客大多數是學生、學術界人士和年長的市民。 1986年夏天，有三艘大客輪從事這類巡航：里特瓦號、拉脫維亞號和亞美尼亞號。 9月份的那艘客輪是亞美尼亞號。
根據黑海船運公司的倫敦特務提供的情報，亞美尼亞號將離開敖德薩，開往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口，這時乘客很少。離開希臘後她向西航行，開往西班牙的巴塞羅納。然後調頭經過馬賽、尼泊爾、馬耳他、伊斯蘭堡，然後進入黑海，沿著保加利亞海岸線開往雅爾塔，最後返回敖德薩。大部分西方乘客是從巴塞羅納、馬塞、或尼泊爾加入進來。
7月末，在英國安全局的協助下，該航海運輸公司的倫敦局進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插入活動，沒留下任何進出痕跡。在倫敦預定的亞美尼亞號的乘客都有照片記錄。
他們對於預定客輪的乘客進行了研究，發現其中有一組美國——蘇聯友誼協會的成員。他們在美國對這些人進行了核查。這些人全部是中年人，既誠懇又天真，專心致力於改善美蘇關係。他們也居住在或靠近居住在美國的東北部。
8月初，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的諾曼·凱爾森教授加入了該協會，併申請進行文化交流。人會後，他“聽說”了將要乘亞美尼亞號進行的遠征，他在馬賽上了船，成為該協會的第七名團員。蘇聯國際旅行社沒有理由反對，只好又額外預定了一張船票。
這位諾曼·凱爾森實際上是一名前CIA的案卷保管人，他已退休住在聖安東尼奧，他的外貌看起來酷似賈森。蒙克，但是他比賈森大15歲，這一年齡上的差別可以用化裝來彌補，他的頭髮染成了灰色，戴了一副茶色玻璃眼鏡。
8月中旬，蒙克給索洛明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他的朋友將在雅爾塔植物園的十字轉門口等他。植物園是雅爾塔著名的風景區，位於城外，離古爾祖夫很近，是到雅爾塔1／3的距離。那位朋友將於9月27日和28日中午在那裡等待與他會面。
沃爾斯基檢查員預約了午飯，但是他遲到了。他大步流星穿過彼得羅夫卡灰色大廈的走廊，那裡是莫斯科民兵的總部。他的朋友不在辦公室，因此他去他的班活動室的門口找他，他果然在那裡，正與一夥同事聊天呢。
“對不起，我來遲了。”他說。
“沒關係，咱們走吧。”
他們兩人靠薪金在外吃頓飯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他們單位有一個非常便宜的食堂，在那裡吃午飯可以優惠，而且量也足。這兩個人轉身向門口走去。在剛一進門的地方有一塊佈告牌。沃爾斯基瞥了一眼，愣住了。
“快走吧，”他的朋友說，“否則就沒有飯桌了。”
他們坐在飯桌旁，桌上每人都有一盤燉肉和半升啤酒。沃爾斯基對他的朋友說：“告訴我，在班活動室是怎麼回事？”
“你指什麼？”
“門裡邊那塊公告牌。似乎有一張復印的蠟筆劃像。是個老傢伙，嘴裡有幾顆滑稽的牙齒。他是誰？”
諾維科夫檢查員說：“你說的是他呀。他是我們要找的一個神秘的人。英國大使館裡的一個女人的寢室被夜間非法進入。有兩個傢伙。他們什麼也沒偷，但是把整個屋子翻了個底朝天。她發現他們了，因此被打昏在地。但是她看清楚了其中一個人的面孔。”
“那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情？”
“大約兩週前，或許三週前。不管怎樣，英國大使館已向外交部提出抗議。他們勃然大怒，直接找到內政部。他們要求反盜竊部查找這個人的下落。有人畫了這張像。你知道切爾諾夫嗎？不知道吧？他是反盜竊部裡有名的調查官；此事把他搞得焦頭爛額，他四處奔跑，因為這關係著他的飯碗、前途問題，但是他還是一無所獲。他甚至到我們這裡來，貼了一張那個失踪人的畫像。”
“有什麼線索嗎？”沃爾斯基問道。
“沒有！切爾諾夫根本不知道那個人是誰，或者他在什麼地方。我每次到這裡吃飯，總是發現這個菜肥肉多，瘦肉少。”
“我不知道他是誰，但是我知道他在哪裡。”沃爾斯基說。諾維科夫正往嘴邊送啤酒，他半途停住了。
“這傢伙在哪裡？”
“在下面第二醫學研究院太平間的冷櫃裡。他的身份不明，一周前在西邊的樹林裡發現的，他是被打死的。且無身份證。”
“你最好再去告訴切爾諾夫這個消息，他肯定會重謝你的。”
諾維科夫檢查員繼續吃完他盤裡的燉肉，他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人。
1986年8月，羅馬7月2日，奧爾德里奇·埃姆斯和他的妻子來到不朽城，在他的新崗位就職。即使他已經在外語學校進行了八個月的語言培訓，他的意大利語僅僅可以應付工作，對付檢查，還談不上流利。他與蒙克不一樣，蒙克具有學外語的天賦。
有了新獲取的財富，他的居住條件要比原先好得多，但是羅馬工作站的同事們並沒有感覺出來。因為，沒有人知道他在1985年4月以前的生活方式。
羅馬工作站的站長名叫艾倫·烏爾夫，他也是CIA的老戰士，曾經在巴基斯坦、約旦、伊拉克、阿富汗和倫敦任職。正像在他之前的許多其他人一樣，他不久就發現埃姆斯的存在簡直就是浪費空間。假如在肯·馬格盧做手腳之前，他看過土耳其和墨西哥站長對埃姆斯的業績評價報告，他早就會向作戰部副局長提出抗議，拒絕接收他們新任命的蘇聯科的負責人。
沒有多長時間，人們就發現埃姆斯經常酗酒，工作業績極差。這也使俄國人很擔心。他們很快派來了一個名叫赫連科夫的接頭人。這個人職位較低，與埃姆斯接頭時不會引起懷疑。埃姆斯公開告訴他的同事他正在設法“發展”赫連科夫，他有可能成為一名招募對象。這樣一來，就使他的許多長時間的午餐酒會變得合理化了。埃姆斯在飯後幾乎找不到他的辦公室。
像過去在蘭利那樣，埃姆斯開始將他書桌上大量的秘密資料裝進提包。然後帶著這些東西溜出大使館，將情報交給赫連科夫。 8月份，他真正的上線從莫斯科到羅馬與他會面。這個新來的克格勃特務與華盛頓的安德羅索夫不同，他不在羅馬居住，需要會面時，他總是乘飛機來。在羅馬遇到的麻煩要比美國少得多埃姆斯根本不在大使館裡吃午飯，而是在咖啡館裡公開與赫連科夫喝酒。然後他們悄悄地上了一輛封閉的轎車，赫連科夫親自將車開到蘇聯大使的別墅。他的上線“弗拉德”等候在那裡。他們可以從容地交談幾個小時。弗拉德實際上就是第一總局K分部的弗拉基米爾·梅丘拉葉夫上校。
他們第一次見面時，埃姆斯打算對克格勃提出抗議，因為他們在很短暫的時間內剔除了他出賣的所有的人，從而使他處於危險的境地。但是弗拉德先發製人，他首先對這一鹵莽舉動表示道歉，解釋說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駁回了他們所有人的方案。然後，他開始進入正題，也就是他到羅馬來的目的。
“親愛的里克，我們遇到了一個問題，”他說，“你給我們提供的材料數量極大，而且價值無限。你帶來的文件中對於那些發展俄羅斯間諜的美國高級軍官都有筆頭描述，而且還配有照片。”
埃姆斯迷惑不解，他試著努力從酒精的後勁中清醒過來。 “是的，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嗎？”他問道。
“不是錯了，僅僅是個謎。”梅丘拉葉夫邊說邊拿出一張照片放在咖啡桌上。
“就是這張。一個叫賈森·蒙克的人，對嗎？”
“對，這就是他。”
“在你的報告中，你把他描述為蘇聯／東歐分部'正在升起的一顆新星'。我們推測你的意思是他控制了一名或兩名在蘇聯境內工作的特務。”
“辦公室里大家都這麼認為，或者是我最後一次在美國時掌握的情況。你們肯定已經抓住了他的人了。”
“我親愛的里克，這正是我要說的問題。你好心洩露給我們的所有叛徒都已經證實了，他們已經被逮捕審訊……我怎樣描述他們呢？他們每個人都……”這個俄國人眼前浮現出審訊室裡的情景，格里申向犯人說明了他個人逼供的方法後，所有犯人都嚇得顫抖不已。
“那些叛徒都很坦率，全部坦白了，大多數人也很合作。每個人都說出了控制他的軍官的名字，有人講了不止一人。但是沒有賈森·蒙克，一個都沒有。當然，使用假名的可能性是有的，通常很多人都使用假名。但是，里克，這裡有照片。沒有一個人認識照片中的這個人。現在你明白了我的問題了嗎？蒙克究竟控制了誰？他控制的人現在哪裡？”
“我不知道。我真搞不懂。他們應該記錄在301份檔案裡。”
“親愛的里克，我們也不明白，因為檔案裡沒有他們的名字。”
會談結束前，埃姆斯得到了一大筆錢和一張任務清單。他在羅馬呆了三年，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出賣了，包括大量的機密和絕密文件。其中又有四名特務，但是他們都不是俄國人，是東歐聯合體其它國家的公民。但是他的頭號任務既明確又簡單：你回華盛頓後，最好在回去之前查明蒙克在蘇聯境內控制人員的名單。
當偵探檢查員諾維科夫和沃爾斯基在民兵總部的食堂裡沉湎於增長見聞的午飯時，俄羅斯議會（杜馬）的工作已經全面展開。
在夏天休會之後重新召回俄羅斯議員花費了一定的時間，因為這個國家領土太廣闊了，許多代表不得不行程上萬英里趕來參加修改憲法的辯論。然而這場辯論應該說是極其重要，因為目前正在討論的是關於憲法修改的問題。
切爾卡瑟佐夫總統意外去世後，根據憲法第59條的規定，總理暫時代替總統執政。臨時執政的期限為三個月。
總理伊凡·馬爾可夫確實已經接任了臨時總統的職務，但是許多專家提醒他注意一個情況：俄羅斯總統大選日期預定在2000年6月，假如提前到1999年10月勢必造成嚴重的混亂狀態，甚至全國大亂。
因此杜馬的提議是對憲法章程進行一次性的修改，將臨時總統任期延長三個月，並將2000年的總統大選從6月份提前到1月份。
杜馬這個詞的含義是思考或沉思，因此議會是“一個思考的地方”。許多觀察家認為俄羅斯杜馬與其說是一個深思熟慮的地方，不如說是一個聲嘶力竭大喊大叫的地方。在那個炎熱的夏季，杜馬的討論正應驗了上面提到的那種描述。
討論延續了整整一天，討論達到高潮時主持人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大聲維持秩序，在某個時刻他曾威脅說要暫停議會討論，等待進一步的通知。
有兩名代表互相攻擊對方直至高聲辱罵，主持人不得不命令他倆退場，然後他倆升級到嚴重的暴力混戰，直到被驅逐到外面的人行道上為止。這一切都被電視攝像機記錄下來了。由於那兩個人的觀點截然不同，他倆在人行道上即席地召開了各自的記者招待會，進而演變成人行道上的相互辱罵，最後被警察沖散了。
俄羅斯愛國武裝聯盟遵照伊戈爾·科馬羅夫的指示堅持按照憲法第59條的規定在切爾卡瑟佐夫總統去世後的三個月內舉行總統選舉。他們的策略顯而易見。在當前的民意測驗中UPF處於領先地位，假如提前九個月舉行總統大選，該黨要獲取國家最高權力的願望十拿九穩可以實現。
蘇聯新共產黨和民主聯盟的改革派第一次統一了看法。這兩個黨派在民意測驗中都落後了，他們需要時間來恢復他們的地位。換句話來說，他們都不願意提前進行總統選舉。
這場辯論，或者稱為喊叫比賽，一直拖到太陽落山，這時精疲力盡、聲音嘶啞的主持人已經聽得厭煩了，他終於下令開始表決。左翼和中間分子聯合起來擊敗了右翼，提議通過了。 2000年總統大選重新定於2000年1月16日舉行。
在得出投票結果的一小時之內，俄羅斯電視新聞廣播將它作為頭號新聞傳遍了國家的各個角落。首都的各國大使館也工作到很晚，燈火通明，大使館發往本國政府的加密電報大量湧出莫斯科。
英國大使館也在全力以赴地工作。當諾維科夫檢察員打電話過來時，格雷西·菲爾德正在辦公室工作。
1986年9月，雅爾塔天氣很熱，出租車裡沒有空調，車正沿著雅爾塔外面的沿海公路行駛。美國人搖下車窗，外面來自黑海的較涼爽的空氣撲面而來。他向車的一邊靠過去，這時他也能看到司機腦袋上方的後視鏡。似乎後面沒有當地“契卡”的車在跟踪。
從馬塞出發，經過尼泊爾、馬耳他和伊斯蘭堡，這長途巡遊很累人，但是還可以忍受。蒙克扮演的角色沒有引起任何懷疑。他滿頭灰髮，帶著有色眼鏡，彬彬有禮，簡直就是一位學院退休的知識分子正在進行暑假巡遊。
船上其他美國同胞都認為他與他們一樣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即世界和平的希望寄託在美利堅和蘇聯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進一步相互了解的基礎上。他們中間有一個來自康涅狄格州的未婚女教師，她被德克薩斯人的奇特禮儀感染了，每當他們在甲板相遇，她總是讓出她的椅子，而他總是摘下他那低頂寬邊帽，兩人相互致意。
在保加利亞的瓦爾納，蒙克沒有上岸，藉口要享受一下陽光。但是在所有其它的港口，他都陪著另外五名西方國家的旅遊者去參觀許多古代遺址。
在雅爾塔，他生平第一次踏上俄羅斯的土地。他聽說過許多有關這個國家的傳言，心理上早就作好了準備，但是他來到後發現這裡的情況要比他預計的要好。有一件事可以說明這一點，雖然亞美尼亞號是該港內是惟一的巡遊客輪，但是還有十多艘來自蘇聯境外的其它貨輪，他們的船員可以自由上岸，無人阻攔。
巡遊客輪上的乘客自從離開瓦爾納後就被拘禁在船上，到達目的地後他們像小鳥衝出牢籠一樣向過道蜂擁而去，下面有兩名俄羅斯移民局的官員禮節性地瞥一下他們的護照，然後點頭示意他們通過。他們瞥了凱爾森教授好幾眼，因為教授的儀表把他們吸引住了，但是他們露出的是滿意和友好的神色。
蒙克不願意讓人看起來平平淡淡，相反他的著裝非常引人注目，就好像是鶴立雞群。他上身穿一件奶油色襯衫，打了一個蝶形領結，別在一顆銀色釦子上，配上淺色褲子和夾克衫，頭上戴著牛仔戴的寬邊帽，腳穿一雙牛仔靴。
“我的教授，您看起來真時髦。”那個學校老師脫口而出。 “您與我們一起坐高空纜車去山頂遊覽嗎？”
“不，夫人，”蒙克回答到。 “我想沿著碼頭散散步，或許喝杯咖啡。”
國際旅行社的導遊們各自帶著自己的團組向著不同方向出發了，只有蒙克一人留下來了。他徒步走出港口，經過海運碼頭大樓，進入了市區。有許多人看他，但是大多數人都開心地笑了。一個小男孩停住腳步，將他的雙手突然甩到他的一邊，迅速做了一個想像中的掏手槍射擊的動作。蒙克拍拍那小孩的頭。
蒙克早就听說克里米亞半島的娛樂活動很單調乏味。電視節目簡直就像臭水溝裡的死水一樣沒有任何新意。方圓幾英里以內人們最喜愛的節目是政府允許放映的牛仔電影，這裡出現了一個真正的牛仔。有一個民兵被高溫熱得直打瞌睡，他盯住了蒙克，當蒙克朝他脫帽行禮時，他咧嘴笑了，舉手行了個軍禮。蒙克在一個露天咖啡亭裡喝了杯咖啡，一小時之後當他確信他沒有被跟踪時，他從一排出租車裡挑選了一輛，請司機開到植物園去。他手裡拿著導遊冊和地圖，嘴裡講著生硬的俄語，顯然他是一名剛從船上下來的遊客，司機點頭表示同意，開車出發了。除他之外，還有數千人參觀雅爾塔這個著名的植物園。
蒙克在植物園主門口下了車，給出租車司機付了錢。他用盧布付的車錢，但是外加了5美元的小費和一個微笑。出租車司機咧嘴笑了笑，點點頭，離開了。
十字轉門前面有一大群人，主要是俄羅斯學生和他們的老師，他們在這裡實地教學。蒙克排隊等待著，他留心觀察那些穿著鮮豔西裝的人。沒有找到。他付了人門費，走過柵欄，發現有一個冰激凌貨攤。他買了一個大的香草味錐形冰淇淋，找到一個隔離的公園板凳，坐下來開始吃冰淇淋了。
幾分鐘之後，板凳的另一邊坐著一個人，他正在研究這個大型植物園的平面圖。地圖後面沒有人能看見他的嘴唇活動。蒙克的嘴唇正在活動，因為他正在舔他的冰淇淋。
“我的朋友，你好嗎？”彼得·索洛明問道。
“見到你真高興，老朋友，”蒙克小聲說，“告訴我，是否有人監視我們？”
“沒有，我到這裡已經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了。你沒有被跟踪，我也沒有被跟踪。”
“我的上司對你很滿意，彼得。你提供的詳細資料有利於縮短冷戰。”
“我只想打倒這夥壞種，”西伯利亞人說，“你的冰淇淋已經融化了。把它扔掉把。我再去搞兩個來。”
蒙克把他的已經化了的冰淇淋扔到附近的廢物箱裡。
索洛明漫步走到冰淇淋貨攤前，又買了兩個錐形冰淇淋。但回來時，蒙克給他打手勢，讓他坐得近一些。
“我給你帶了些東西。是膠卷。在地圖的套子裡面。我將把它留在板凳上。”
“謝謝你。為什麼不在莫斯科轉交？我的人都有點懷疑了！”蒙克說。
“因為還有更多的情報。我必須口頭對你講。”
他開始敘述1986年夏天莫斯科政治局和國防部正在發生的事情。蒙克面部繃得很緊，以避免自己不小心發出一長聲低音口哨聲。索洛明談了半個小時。
“是真的嗎，彼得？最後真的發生這種情況了嗎？”
“千真萬確，就像我坐在這裡一樣是真的。我聽見國防部長親自確認的。”
“許多事情將發生變化，”蒙克說，“謝謝你，老獵手。但是我必須走了。”
像兩個陌生人在公園的板凳上交談那樣，蒙克伸出了一隻手。索洛明驚奇地望著他。
“那是什麼？”
它是一個戒指。蒙克通常不戴戒指，但是有個德克薩斯人戴了一個戒指。德克薩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人們到處都戴著由綠寶石和天然銀製作的納瓦霍戒指。他看得出來普里莫爾斯基班格賴的尤迪部落的人喜歡它。蒙克從自己手上將戒指抹下來，交給了西伯利亞人。
“給我的嗎？”索洛明問道。
索洛明從來沒要過錢，蒙克想如果他給索洛明錢，他會感到反感。從這位西伯利亞人的表情上看，戒指要比金錢更重要，它的原料取自西墨西哥山林，是由納瓦霍工匠用綠寶石和天然銀製作的，價值100美元。
蒙克意識到在公共場合不可能擁抱索洛明，他轉身走了。他回頭看去，彼得·索洛明已經把那個戒指戴到他左手小拇指上，正在欣賞它呢。這是蒙克見到這位東方獵手的最後一幕。
亞美尼亞號駛進敖德薩港口後，所有乘客將要離開客輪。海關檢查了每一個箱子，主要是查找反對蘇聯的印刷品。蒙克已被告知這裡的海關從不對外國旅遊者進行人身搜查，除非是克格勃擔任檢察員，那隻是極特殊的情況。
蒙克把他的微型膠卷放在兩張膏藥之間，粘在他的一半屁股上。蒙克合上他的箱子，與其他美國人一起被國際旅行社的導遊驅趕著通過了各類手續檢查，上了開往莫斯科的列車。
第二天到達莫斯科後，蒙克把他的貨物交給大使館，以後由大使館裝入外交包裹運回蘭利，他從莫斯科乘飛機回到了美國。他要寫一份很長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