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大街的中部有一幢匿名的玄武石建築，它的大門是藍色的，外面擺了一些綠色盆景植物。它沒有名稱，而那些熟悉它的人們很快就能找到它；那些不了解它的人們根本無意進去，只不過是從它的門前邊路過而已。這就是布魯克斯俱樂部，它從來不對外宣傳。
然而，這裡距英國政府所在的懷特霍爾大街不遠，政府的公務員們卻十分鍾情這裡的酒吧。 7月22日中午，杰弗裡·馬奇班克斯就在這裡宴請《每日電訊》報的編輯。
布賴恩·沃辛頓，48歲，有二十多年的記者工作生涯。兩年前，加拿大業主在英國《泰晤士報》發現了這個人才，聘請他填補了《每日電訊》編輯的空缺。沃辛頓的工作經歷是在國外，素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出現。年輕時，他的第一次體驗實戰，就是報導了福克蘭群島的戰爭，後來在1990～1991期間又對海灣戰爭進行了實地報導。
馬奇班克斯在酒吧的一個角落裡預定了一張桌子，遠離其他人群，以避免談話被人竊聽。不是每個人都試圖竊聽別人談話，而在布魯克斯的酒吧里，也許人們從來沒有偷聽別人談話的想法。然而，要改變陋習畢竟是件困難的事。
“我想，過去我可能提到過，我是在對外事務辦公室工作。”馬奇班克斯說，餐桌上的盤子裡已經擺上了小蝦。
“我記得你說過。”沃辛頓說。他仍然三心二意，盤算著是否要接受這個午宴。他每天總是從早晨10點一直工作到日落，而現在要花兩個小時吃午飯，如果算上從加那利碼頭到倫敦西區的往返路程還需要三個小時，考慮這樣做是否合算？
“實際上，我是在河下方查爾斯王大街對面的另一棟樓里辦公。”馬奇班克斯說。
“哦。”編輯說。他聽說過沃克斯霍爾區的所有細節，卻從沒去過那裡。或許，這頓午餐能有所收穫。
“我特別關心俄羅斯問題。”
“我不嫉妒你，”沃辛頓說。他不停地吃著幾片褐色的薄麵包，直到把最後一片也消滅了。他身材魁梧，胃口極好。 “我原以為形勢會急劇惡化。”
“看起來有點像。由於切爾卡瑟佐夫的去世，似乎就要舉行下一屆總統的選舉了。”
年輕的服務小姐端來了小羊排骨和蔬菜，還上了一壺紅葡萄酒。當服務小姐走過來時，他們二人都不說話了。
“這是預料中的事情。”服務小姐一走，沃辛就接著說。
“我們看得很準。這些年來，共產黨已經失敗了，改革派內部也是亂七八糟，似乎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止伊戈爾·科馬羅夫贏得總統的寶座。”
“這樣不好嗎？我最新的印像是，他的談話似乎涉及了一些實際內容。譬如，使貨幣恢復良性循環，結束目前的無秩序狀態，打擊黑手黨等等。”
沃辛頓看起來是個很爽快的人，談起話來像是在嘀嘀噠噠地發電報。
“很精彩，聽起來也很動人。但是他仍然是個謎，有點令人琢磨不透。他真正的意圖是什麼？他將如何貫徹他的意圖？他說他看不起外國貸款，但是沒有國外的貸款他如何搞活經濟？更確切地說，他是否打算，用毫無價值的盧布來償還俄羅斯所有的外債？”
“他不會，”沃辛頓說，“你知道《每日電訊》在莫斯科有一名常駐記者，但是他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撰寫關於科馬羅夫的稿件了。”
“現在，他不會正在寫吧？”馬奇班克斯反問道，“我們不知道。科馬羅夫的一些公開發言非常極端，但是他私下又對訪談的人說他不會那麼殘忍。究竟哪一面是他的真面目？”
“我可以讓我們在莫斯科的人找機會安排一次會面。”
“恐怕不會得到批准，”間諜頭目馬奇班克斯提醒他說，“我想，幾乎每一名駐莫斯科的記者都定期與他們聯繫，而他很少批准與這些外國人與他的會面。他聲稱，討厭外國的新聞喉舌！”
“我知道這裡還有甜餅呢！”沃辛頓說，“我想要一個。”
這個中年英國人很難抵禦食慾的誘惑，他還像個小孩子一樣急於要他想吃的食品。於是，服務小姐為他倆每人上了一份小甜餅。
“那麼，你說應該如何接近他呢？”沃辛頓問道。
“他有一名公共關係顧問，他似乎很樂意聽從他的建議。他名叫鮑里斯·庫茲涅佐夫。天資聰慧，是美國常青藤聯合會一所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假如想找機會的話，可以利用他一下。據我們所知，他每天都閱讀西方出版物，特別喜歡你們杰斐遜先生撰寫的文章。”
馬克·杰斐遜是《每日電訊》報社的一名工作人員，他撰寫的特約文章定期刊登在報紙的頭版。他評論的對像是政治、國內外事件，他善於言辭，語言精闢，是一名保守主義者。沃辛頓腦子在思索著，嘴裡還不斷嚼著他鍾情的小甜餅。
“這是個辦法。”他最後同意了。
馬奇班克斯興奮地繼續談論著自己的計劃。 “你是知道的，駐莫斯科的記者多如牛毛。但是，如果有一位明星級的大腕作家來吹捧未來的領袖，那還是很有吸引力的。”
沃辛頓考慮了一下，“也許我們應該將三位總統候選人都書面吹捧一下。這樣可以保持他們的心理平衡。”
“好主意，”馬奇班克斯嘴上說，他心裡並不這麼認為，“但是，科馬羅夫似乎已經用某種方式迷惑了民眾，而另外兩個人物卻無足輕重。我們上樓喝咖啡好嗎？”
“好的，這個主意不錯，”沃辛同意了，他們上樓被安排在一幅畫像下面就坐，“我看你對這件事真是很投入。你想從科馬羅夫那裡得到些什麼？”
看到這位編輯如此直率，馬奇班克斯露出了笑容。
“是的，我們想了解一些能解答我們上司疑問的事情。這些事情最好不要見報，因為他們也看《每日電訊》。這個人的真正意圖是什麼？他打算怎麼處理少數民族問題？俄羅斯有成千上萬的少數民族，而科馬羅夫一直認為俄羅斯民族是至高無上的。他打算怎樣重新塑造一個輝煌的俄羅斯？一句話，揭穿這個人的面罩，看他的面罩後面究竟隱藏了些什麼。有沒有什麼秘密的計劃？”
沃辛頓沉思起來：“如果有秘密計劃，他為什麼要向杰斐遜透露詳情呢？”
“永遠解釋不了。人們會因激動而失去自製的。”
“怎麼與這位庫茲涅佐夫聯繫？”
“你們在莫斯科的人一定認識他。杰斐遜的親筆信會很受歡迎的。”
當他們走下寬敞的樓梯來到樓下時，沃辛頓說：“好吧。我心中有數了。如果他有事要說，我會與你們駐莫斯科的辦公室聯繫的。”
“如果這個計劃行得通。我還想與杰斐遜交代幾句。”
“責令他保守秘密？他可是個刺頭！”
“那麼，我就是專門對付刺頭的橄欖油了。”馬奇班克斯說。
他們在人行道上分了手。沃辛頓的司機發現他出來了，趕忙把車從對面的停車場開了過來，司機將把他送回加那利碼頭。間諜頭目決定散步回去，以便消化一下胃裡的那塊甜餅和酒。
1985年9月，華盛頓早在1984年，在他開始做蘇聯間諜之前，埃姆斯就申請了CIA蘇聯分部羅馬情報站站長的職務。 1985年9月，他得知他已經得到了這個職務。
這就使他感到進退兩難。當時，他不知道克格勃已經迫不及待，迅速地收拾了他所透露的所有叛徒，使他自己被置於極其危險的境地。
到羅馬去意味著他將離開蘭利，再無法接觸到那301份檔案和CIA蘇聯／東歐分部下屬的反情報小組。另一方面，羅馬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居住地，職位也很重要。他徵求了俄國人的意見。
俄國人同意他去羅馬。原因之一是他們眼前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他們將花好幾個月的時間進行調查、逮捕及審訊工作。埃姆斯已經給他們帶來瞭如此巨大的收穫，而由於安全方面的原因，鈴擋小組在莫斯科只做了及其少量的相關工作。要完成所有的資料分析工作將花費數年時間。
在過渡時期，埃姆斯又提供了更多的情報。在他後來第二次和第三次給蘇聯外交官丘瓦欣提供的情報裡，有在蘭利登記註冊的幾乎每一個間諜的背景材料。不僅有每個人的簡歷、任職情況和工作成果，而且還有照片。克格勃預先掌握了這些資料後，不管這些CIA的間諜出現在何時何地，他們立即就能被發現。
此外，俄國人認為羅馬是歐洲分部的要害部位之一，埃姆斯可以掌握CIA及其盟國在西班牙至希臘之間地中海沿岸的所有軍事活動，這個地區對於莫斯科來說至關重要。
最後他們還知道，在羅馬與他接頭要比在華盛頓容易得多，因為在華盛頓他們一直處於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監視之下，十分危險。因而，他們催促他盡快上任。
還是在那個9月，埃姆斯啟程去語言學校，開始學習意大利語。
蘭利將面臨著滅頂之災，只是此刻還未降臨。他們在俄羅斯的最優秀的特務中有兩三個人似乎失去了聯繫，這件事令人煩惱，但還不是災難性的結局。
埃姆斯交給克格勃的許多個人檔案中，有一份是關於剛調到蘇聯／東歐分部的一個年輕人的資料。埃姆斯之所以提到他，是因為在辦公室到處傳有關於他的佳話，人們認為他是一顆正在升起的新星。他的名字就叫賈森·蒙克。
老根納季長年累月地在那些森林的樹叢裡採集蘑菇。退休後，他利用天然的免費資源彌補他那不充足的退休金，他把新鮮蘑菇賣給莫斯科最好的飯店，或者把蘑菇風乾後賣給為數不多的熟食店。
採蘑菇最好是在清晨，盡可能在黎明前進行。蘑菇是在夜間生長的，黎明後就成為各種野鼠和松鼠進攻的對象，更糟糕的還會遭受其他採蘑菇人的襲擊。
7月24日清晨，根納季和往常一樣，騎上他的自行車，帶著他的狗離開了他居住的小村莊，奔向他所熟悉的大森林。在夏天，溫暖潮濕的夜晚撫育了繁茂的蘑菇。他估計，天亮前他就能採集到滿滿的一大籃蘑菇。
他選擇的森林就在通往明斯克公路的旁邊，公路上一輛輛卡車轟鳴著向白俄羅斯首府的方向駛去。他騎車進入了森林，將他的自行車放在一棵較易辨認的大樹旁邊，然後拿上他的燈芯草籃子採蘑菇去了。
半個小時之後，他已經採集了大半籃蘑菇，此時的太陽正冉冉升起。突然，他的狗汪汪地狂叫著朝一片灌木叢奔去。他的狗經過了特殊的訓練，能夠喚出蘑菇的味道，顯然它發現了別的什麼東西。
當他接近狗叫的地方時，一股濃濃的令人作嘔的氣味撲面而來。他太熟悉那種味道了。當年作為一名年輕的士兵，從波蘭中部維斯瓦河到柏林的數年征戰中，他難道還沒有聞夠那股死屍腐爛的味道嗎？
屍體是被拋棄或者是生前爬到那裡死亡的。他是一名骨瘦如柴的老頭，全身上下傷痕累累，眼睛和嘴是張開的。眼珠已被林子裡的鳥叼走了。三顆鋼牙在露水珠下閃閃發光。屍體的上身裸露著，附近堆放著一件舊外罩。根納季又聞了一次，他推測：屍體在這樣炎熱的天氣裡已經放了好幾天了。
他遲疑了一會兒。他這把年紀的人都有一種責任感，但採集蘑菇畢竟是更重要些，他此時此刻還顧不上想屍體的事了。他可以聽見100碼之外，樹林外面公路上卡車的隆隆聲，它們正離開莫斯科朝著明斯克方向駛去。
他把蘑菇籃子裝滿後，騎車返回了村莊。回家後他把蘑菇從籃子裡倒出來，攤開、曬在陽光下。然後，他跑到當地鎮政府辦公室，準備報告此事。辦公室很小，而且沒有人，但是有一部電話。
他拿起電話按下了02號碼，接電話的一方是警察局的中央控制辦公室。
“我發現了一具屍體。”他說。
“姓名？”那邊問道。
“我怎麼知道他的姓名，他死了！”
“白痴，不是他的姓名，是你的姓名。”
“你是想讓我挂機嗎？”根納季說。
對方嘆了一口氣。 “先別挂機！只要告訴我你的姓名和你現在的位置就行了。”
根納季照辦了。控制辦公室的警察迅速在地圖上查到了出事的地點。它位於莫斯科市區內，雖然在最西邊，但在仍然在莫斯科的管轄範圍之內。
“在原地等著。一名軍官將去見你。”
根納季原地待命，等了半個小時。來者是一名穿制服的年輕檢查員，還有其他兩名民兵。他們是乘坐普通的黃藍色吉普車來的。
“你就是那個發現屍體的人？”陸軍中尉問到。
“是的。”根納季回答到。
“好吧，咱們走吧。在哪兒？”
“在樹林裡。”
此刻，坐在警察的吉普車裡的根納季，感到自己很重要。他們在根納季建議的地方下了車，排成一行在樹林裡搜索前進。很納季找到了他曾經停放過自行車的那棵白樺樹，然後順著小道走下去。不久他們就聞到了那種氣味。
“他在那裡，”根納季指著那個土丘說，“屍體的味道很難聞，在那裡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那三個警察靠近了屍體，仔細查看。
“看看他的褲子兜里有沒有什麼東西，”那名軍官對他一名手下的士兵命令道。他又對另一名士兵說，“去檢查一下那邊的外罩。”
一名士兵檢查了死者兩個側邊的褲兜，什麼也沒有找到。然後，他用皮鞋尖把屍體挑翻過來，下面全是蠕動的蛆。他檢查了後褲兜，然後他搖了搖頭，顫顫磕磕地退了回去。另外一名士兵把外罩也同樣翻了一遍。
“什麼都沒有？沒有身份證？”陸軍中尉問道。
“什麼都沒有。錢、手絹、鑰匙、證件全都沒有。”
他們聽到公路上機動車的轟鳴聲。
“闖了車禍就逃走了？”其中一名警察提示說。
“這離公路有多遠？”軍官問道。
“約有100米。”根納季回答道。
“車禍後，肇事司機逃走時會很匆忙，他們不會把死者從100米遠以外的地方拖到這裡來的。不管怎樣，在這樣的樹林中，拖10米還是有可能的。”中尉分析道。
接著，他又對手下的一名士兵說：“沿著這條道走到公路上去，看看路邊有沒有被軋輾碎的自行車或被撞壞的轎車。也許他是在其它地方被車撞傷後，自己爬到這裡來的。在公路上呆著，一會兒把救護車帶過來。”
軍官用他的手機請求再派一名調查員、一名攝影師和一名法醫人員到現場。他所看到的死亡結果很可能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他還要求派一輛救護車來，儘管他已明確地告訴他們人已經死了。一名士兵離開了樹林向公路走去，剩下的人走到離臭氣較遠的地方，等待其他人的到來。
過了一會兒，先是一輛淡黃色的吉普車奔馳而來，車上載著三個穿便裝的人。士兵揮手示意他們停車，他們把車停在路邊，然後步行進了樹林。其中一個偵探向中尉點了點頭。
“誰發現的死者？”
“那邊那個採蘑菇的人。”
偵探朝根納季走過來。
“把事情經過再從頭到尾給我講一遍。”
攝影師先拍了照，然後醫生戴上薄紗口罩，迅速進行驗屍體檢查。他直起身來，把橡膠手套從手上拽下來。
“該買瓶好酒犒勞我了，我確定這是謀殺。實驗室會告訴我們更詳細的結果。他死之前，受到過嚴刑拷打。但可能不是在這裡。祝賀你，沃洛佳，你今天的第一個死屍案已經有眉目了。”
他提到死屍時，使用了俄羅斯警察和黑社會常用的俚語。從救護車上下來了兩個勤務兵，他們抬著一副擔架穿林而來。醫生朝他們點了點頭示意，他們把屍體裝進了屍體袋，並迅速拉上了袋口的拉鍊。然後，抬著屍體朝路邊的救護車走去。
“我沒事了吧？”根納季問道。
“還沒完事呢！”偵探說，“我們還需要你到警察局去，協助我們錄口供。”
警車沿著通往莫斯科的公路向回走了3英里，他們把根納季帶回到警察的領地——西區警察總部。運屍體的車繼續向前，要把屍體送到市中心的第二醫學研究所的太平間去。到達太平間後，屍體暫時被放入冷藏櫃內，還不能立即檢查。因為那里法醫的人數遠遠滿足不了要求，他們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1985年10月，也門10月中旬，賈森·蒙克進入了也門。雖然這個國家又小又窮，但是也門人民共和國有個一流的飛機場，它早先是皇家空軍的軍事基地。那裡不但可以，而且確實降落過大型噴氣式飛機。
雖然蒙克的西班牙護照及其相關的聯合國旅行證件引起了移民局的極大興趣，但是最終並未引起其懷疑，半小時候後。他緊握著拳頭順利地過了關卡。
聯合國食品和農業組織確實向羅馬通報了有關他要到來的消息，但是，他們通知的日期比蒙克實際到達的日期整整晚了一周。因此，沒有車去機場接他。他乘出租車來到了新建的法國大酒店，這個酒店位於連接亞丁和大陸的岬角上。儘管他有完善的證件，而且他預計不會遇到真正的西班牙人，但是他還是十分清楚自己的境地，他來到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國家。
一般情況下，大多數的間諜活動都是由大使館內的軍官執行的，他們對外公開的職務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因此，一旦出事，他們可以利用外交人員的豁免權渡過難關。
有一些軍官是“公開的”，他們毫不隱瞞自己的所作所為，當地反情報人員了解並接受了這一點，但是他們真正的任務卻被巧妙地隱瞞了起來。在一個敵對國的領土上建立的情報站裡，總是有一些“非公開”的軍官，他們的對外身份只是貿易、文化、檔案或新聞等部門的工作人員。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非公開軍官在街上被跟踪的可能性較小，因此可以比較自由地出入隱蔽的接頭地點或參加秘密的會議，而那些公開的軍官則容易被跟踪。
然而，一個不能以外交工作掩護自己的間諜，是無法享受維也納有關外交豁免權的協議了。如果一名外交人員暴露了真實身份，他可以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並被驅除出境。他的國家將抗議他的人被無辜驅逐，反過來，他的國家也要驅逐一個對方國家的外交人員。這種針鋒相對的遊戲結束後，一切又恢復正常。
但是，參與秘密間諜活動則是非法的。對於這類間諜來說，暴露身份意味著就要受到可怕的折磨，長期的集中營生活或者孤獨地死亡，一切取決於他被捕的國家。即使指派他來工作的上司或組織也幾乎是無能為力。
在民主的國家裡，將進行一次公平的審判，而且監獄裡也有人道主義的待遇。在專制的國家裡，根本沒有人權，那裡的一些人從未聽說過人權二字。南也門就是這樣一個國家，甚至在1985年美國在那裡還沒有大使館。
也門，10月份的天氣仍然十分炎熱，禮拜五是休息日，這一天沒有人上班。蒙克內心在想一個問題，在這樣一個驕陽似火的日子裡，一個體格健壯的俄國軍官不上班時會幹什麼呢？游泳到是一個很合理的主意。
由於安全的原因，他沒有與紐約那位最初提供消息的人，即與那個聯邦調查局官員一起吃飯的那位老同學再次接觸。假如有他的幫助，可以進一步掌握索洛明少校的外貌特徵，甚至可以畫一張人物肖像，甚至也可以一起回到也門，實地辨認出索洛明。但是，他估計提供消息的人也是一名吹牛大王。
要找到俄國人並不費勁，市裡面到處都能找到。顯然他們可以與西方歐洲陣營的人自由交往，這一點在莫斯科是不允許的。也許是炎熱的氣候把蘇聯顧問小組的人都趕出了房間，他們無法日夜呆在他們的大院裡。
岩石酒店和新法國大酒店都擁有充滿魅力的游泳池。此外還有阿比揚海灘，那裡有婉蜒的沙灘和起伏的海浪，所有的外國人在下班後或節假日常去那裡游泳。況且，在市裡面還有一個PX風格的俄羅斯物資供應所，那裡允許外國人去購物，蘇聯人也需要外幣。
他很快就發現：出入上述場所的人幾乎全是俄羅斯的軍官。會講阿拉伯語的俄羅斯人屈指可數，會講英語的也不多。會講其中一種語言的人，必須是上過了某種特殊的學校，即培養軍官的學校。普通士兵和軍士們不可能懂其中任何一種語言，因此無法與也門人交流。佩帶著非現役職銜的人可能僅限於機械師和廚師。勤務兵是僱傭當地的也門人。俄國士兵沒有錢，無法去亞丁的高級娛樂場所消費。軍官的津貼裡卻有硬通貨幣。
另一個為聯合國工作的美國人，發現了那個貌似索洛明的俄國人在岩石酒店獨自喝酒。俄國人的確喜歡喝酒，並且他們喜歡扎堆喝酒。在法國大酒店游泳池的俄國人群，肯定無懈可擊。為什麼索洛明要獨自飲酒？那天晚上僅僅是個意外情況嗎？或者他就是一個喜歡獨處的人？
這裡可能有另一條線索。那個美國人曾把那個俄國人描述為高個子、黑頭髮、杏仁狀眼睛、體格健壯的人。他具備東方人的特徵，但是他也有個高鼻樑。蘭利的語言學專家根據他的名字推斷：他應該是蘇聯遠東某個地方的人。蒙克知道俄羅斯人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公開鄙視任何一個非純種的俄羅斯人。或許，索洛明就是對那些嘲笑他亞洲血統的人懷恨在心。
天黑以後，蒙克找遍了俄羅斯的物資供應所、游泳池和酒吧，目標再也沒有出現。那裡的俄羅斯軍官全部是單身居住，晚上幾乎都要出來消遣。第三天，他身著拳擊短褲，肩膀上搭了條毛巾，在阿比揚海灘閒逛時，看見一個人走出了海灘。
這個人約6英尺高，膀大腰圓，不太年輕，約有40歲。他頭髮烏黑，像大烏鴉的翅膀。但是，當他舉起手臂，擠出頭髮上的水時，腋窩下卻很少有體毛。東方人一般很少有體毛，而黑頭髮的白種人通常體毛很多。
他走到沙灘旁，找到他的毛巾，面朝大海仰臥在沙灘上。他戴上一副墨鏡，仰望著天空，不久便陷入了沉思。
蒙克匆匆脫去他的襯衫，向下邊的海邊走去，就好像第一次闖海游泳的人一樣。海灘上擠滿了形形色色的人。他很自然地，在離那個俄國人1碼遠的地方找了塊空地。他拿出錢包，然後用他的襯衫裹住錢包，再用毛巾包住。用他的腳尖蹭脫掉了涼鞋，把所有的東西都堆放在一起。然後他四處張望起來。最後他抬頭看了看那個俄國人。
“麻煩您再呆幾分鐘，好嗎？”那個俄國人瞥他了一眼，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幫我看一下東西好嗎？別讓那些阿拉伯人把它們偷走了！”
那個俄國人再一次點了點頭，然後又繼續凝視著海洋。蒙克跑下海灘，在海裡暢遊了10多分鐘。他渾身滴著水上了岸，朝那個黑髮俄國人微笑著。
“謝謝。”那個人第三次點了點頭。蒙克用毛巾擦乾了身子，坐了下來。 “美麗的大海，優美的海灘，只可惜，擁有它的卻是這些人。”
“哪些人？”俄國人第一次用英語開口說話了。
“阿拉伯人，也門人。雖然我在這里呆的時間不長，但是我已經不能容忍他們了。都是些無用的人。”
俄國人的那雙眼睛在墨鏡後面望著他，但是蒙克根本看不到他的表情。兩分鐘之後，他繼續說下去。
“我的意思是說，我正在教他們使用基本的工具和拖拉機。目的是為了增加他們的食品產量，讓他們有飯吃。卻根本不可能達到目的。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摔壞或撞壞了。在這裡真是浪費我的時間和聯合國的錢。”
蒙克的英語很流利，但是帶著西班牙口音。 “您是英國人嗎？”那個俄國人終於開口說話了。
“不，我是西班牙人。是執行聯合國的食品和農業計劃的援助人員。您呢？也是聯合國的人嗎？”
那個俄國人咕噥著說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是蘇聯人。”他說。
“唔，這裡的氣候要比你們那裡熱一些，而對我來說，這里和我們那兒幾乎一樣。我恨不得馬上就能夠回家，真的不想再呆下去了。”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俄國人說，“我喜歡寒冷的氣候。”
“你在這里呆了很長時間了嗎？”
“已經呆了兩年，還要再呆一年。”
蒙克大笑起來。 “天啊，我們也要再呆一年，而我可呆不了那麼長的時間。在這里呆著真沒意義。唔，我得走了。你在這裡已經呆了兩年了，肯定知道這附近有什麼好的地方，可以飯後消遣，喝點酒？有沒有夜總會？”
俄國人嘲笑地對他說：“沒有什麼夜總會。岩石飯店的酒吧非常安靜。”
“謝謝。順便說一下，我叫埃斯特萬，埃斯特萬·馬丁內斯。”
他伸出了手，俄國人遲疑了一下，還是同他握手致意。 “彼得，”他說，“或者叫我彼得·索洛明。”
兩天后的一個夜晚，那個俄國人回到了岩石酒店。顧名思義，這個前殖民地旅館是建造在一塊岩石上的，連著大街的台階直通到旅館的頂層，那裡有一個面積不大的酒吧，可以看到碼頭的全景。蒙克要了一張靠近窗戶的桌子，坐下來向外凝視著碼頭的夜景。通過窗子裡的玻璃反射，他可以看見索洛明進了酒吧。只是一直等他喝完了杯裡的酒，才轉過身來。
“唔，彼得，我們再一次見面了。來和我一起喝酒吧？”
他示意他坐到桌子的另一張椅子上。那個俄國人遲疑了一下，然後還是坐下了。然後，他舉起了啤酒杯向蒙克祝酒。
蒙克也舉起了酒杯。蒙克笑了笑說：“金錢、工作和愛情，你可以隨意顛倒這三者的順序。”那個俄國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笑得是那麼甜美。
他們開始海闊天空地聊天了，他們都認為無法與也門人一起工作，看見他們毀壞機器設備時都感到很氣憤，他倆都覺得對自己目前所從事的工作毫無意義。他們也談起了遙遠的家鄉。
蒙克對他講述了他的出生地，安達盧西亞的故事。在那裡你可以在同一天裡，既體驗內華達山脈高山滑雪的滋味，又可以享受下面溫泉游泳的樂趣。索洛明描述了冰天雪地裡深山老林的景象，那裡仍可以看到西伯利亞老虎、狐狸、狼和鹿，它們仍然是老練獵手的獵物。
他們連續四個夜晚，在一起喝酒談天，彼此談得很投機。在第三天，蒙克見到了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計劃負責人，他是一名荷蘭人，正在南也門巡迴視察。羅馬的CIA情報站已經得到了一份有關該計劃的詳細報告，蒙克早已將其背下來了。此外由於他是在農村長大的，他所掌握的農業知識有助於他對問題的解釋，因此那個荷蘭人對他印像很深，高度讚揚他的才能。
經過許多次深夜交談，他聽說了並了解到了關於彼得·索洛明少校的許多事情。
1945年索洛明出生在一個陸地與海洋之間的恝角地帶，南邊緊鄰北朝鮮。那個地方是濱海邊疆區，他出生的城鎮叫烏蘇里斯克。
他父親從農村來到城市工作，但是他教他的兒子講的卻是他們部落的語言，尤迪語。他一旦有時間，就帶他的兒子回到大森林去。因此，兒子對撫育他成長的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忘不了他所熟悉的森林、大山、河流和動物。
在19世紀俄羅斯人最後征服尤迪人之前，作家阿爾謝尼耶夫曾訪問過這片被包圍的土地，並且寫了一本關於該民族的專著，這本書很有名，至今仍在俄羅斯流傳。書名為（遠東虎）。與西部和南部的矮個子、相貌平平的亞洲人不同，尤迪人個頭很高，面部特徵很突出。許多世紀前，他們前輩中的一些人向北跨過蘇納羅斯海峽，進入了當今的阿拉斯加，然後又向南，遍布加拿大，成為當今的蘇人和夏安人。
望著桌子對面的西伯利亞的魁梧大漢，蒙克眼前彷彿出現了普拉特河和保德河上水牛獵手的面孔。
年輕時的索洛明面臨著兩種選擇：當工人或當兵。他乘上北去的火車到哈巴羅夫斯克應徵人伍。所有的年輕人都必須到部隊度過三年軍事生涯，兩年之後，挑選最好的士兵授軍士軍銜。他的表現很出眾，所以選送到軍事學校學習。又過了兩年之後，他晉升為中尉。
他當了七年中尉和上尉，然後在他33歲時被提升為少校。那時他結婚了，並有了兩個孩子。面對著種族歧視的威脅，他靠自我奮鬥，不斷進取。曾經有好幾次，他憑藉他那強有力的拳頭解決了爭端。
1983年，他第一次被派到國外也門就職。他知道，他的大多數同事們都喜歡這個差使。雖然這裡環境艱苦，氣候炎熱，缺少娛樂設施，但是他們的住房很寬敞，這一點與蘇聯大不一樣，在蘇聯他們大部分人是擠在破舊的英式營房裡。這裡有豐富的食物，能在海灘上烤燒羊肉和鮮魚。他們可以游泳，使用文檔目錄，預定歐洲的服裝、影像製品和音樂磁帶。
彼得·索洛明十分欣賞這所有的一切，尤其是西方消費文化帶給他的喜悅。然而，他對自己所服務的政體顯然有些不滿和失望。蒙克可以感覺到這一點，可也深深知道：他不能操之過急，否則會適得其反。
對於這個俄國人來說，要達到今天這個職位，他必須通過青年共產主義運動的考驗，先要成為青年團的一員，然後再人黨。假如他要以上校的身份在海外任職，必須首先加入蘇聯的軍事情報機構——這是蘇軍明確規定了的。他內心對此憤憤不平。
1982年，也就是在他到也門任職的前一年。當時，安德羅波夫仍然在領袖的職位上，索洛明先被調到莫斯科國防部行政處工作。後來到了總參謀部情報總局（GRU）。那麼，這又有何意義？第五個晚上，他們在一起喝酒聊天時，蒙克得到了答案。
在那裡，有一名副部長物色他去執行一項秘密任務。實際的任務是那位副部長正挪用國防預算資金，要沿河濱為自己建造一所豪華的郊外別墅。
這位副部長不顧黨紀國法和做人的基本道德，命令100名士兵在河濱的叢林里為他建造奢侈的別墅。索洛明是這項工程的負責人。他看到了，用外匯從芬蘭進口的廚具，這些櫥櫃被鑲嵌進牆裡，十分華麗，令隨軍的家屬們羨慕不已。他也看到了，每個屋裡都安裝了日本產的高保真音響系統，浴室里安裝的是從斯德哥爾摩進口的、固定的鍍金浴具；雞尾酒酒吧里放滿了蘇格蘭威士忌等陳年佳釀。這種親身體驗，使他開始厭倦他效忠的黨派和政體了。存這種感覺的蘇聯軍官，絕對不止他一個。許多人，開始時都是忠心耿耿地效力於蘇聯的衛士，現在已經發生了轉變，變得仇視蘇聯的腐敗和專制制度。
他夜晚自學英語，打開收音機，收聽英國廣播電台和美國之音的世界新聞節目。雖然這兩個電台的節目也用俄語廣播，但是他想直接收聽英語，獲取第一手的資料。他聽到的消息與他一直被灌輸的思想截然不同，實際上西方並不想與蘇聯開戰。
來到也門後，他更加仇恨他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
“在國內，我們的人民擁擠在一些狹小、破舊不堪的房屋裡，而那些有權有勢的特權人物們卻享受著豪華的大廈、漂亮的別墅。他們花著我們的血汗錢，過著像王子一樣的生活。我的妻子連一把好的吹風機或者一雙高質量的鞋都買不起，而他們卻揮霍幾十億資金瘋狂地建造洋樓和大廈……”
“事情正在發生變化。”蒙克抱有希望地說。西伯利亞人卻無望地搖了搖頭。
自從那年3月以來，戈爾巴喬夫就開始執政了。但是，他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主動願意改革的，直到1987年的後半年，才開始有點起色。另外，索洛明已經兩年沒有看到他自己的國土了。
“根本沒有什麼變化，那些高層人物盡是胡說八道！埃斯特萬，你聽我說，自從我搬到莫斯科以後，我看到的浪費現象和肆意揮霍的程度，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蒙克說：“但是，新上來的那個戈爾巴喬夫或許能改變些什麼，我並不這樣悲觀。我認為，總有一天俄國人民會推翻這種專制的政體，他們將自主地投票選舉自己的領袖，是真正意義上的選舉。這個時刻，不久就要來臨了……”
“時間太長了。進展太緩慢了！”
蒙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暗地策反活動是很危險的。在西方民主的國家裡，一名忠誠的蘇聯軍官，得到策反的信息後，隨時會向他們的大使匯報，結果可能導致一場外交事件。然而，在暴政的體制下，他也有可能被長期監禁，直至默默地死亡。蒙克在索洛明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講起了流利的俄語。
“我的朋友，你可以幫助它加速其變化！我們可以共同努力，促使它徹底地發生變化！按照你希望的方向變化！”
索洛明有意識地盯著蒙克看了足足有扣秒鐘。蒙克反過來也凝視著他。
最後俄國人用他自己的語言說：“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想你已經知道答案了。彼得，現在的問題是，你是否會將我出賣？那樣，你也許知道那些人在我死去之前，會怎樣折磨我！那麼，你也將獨自在那專制的政體下，繼續生活吧！”
索洛明繼續凝視著他。然後，他說：“我不會向那些畜生出賣任何一個人的。但是你的膽子也太大了。你簡直是瘋了。我警告你，那他媽的要小心一些！”
“也許，你更應該小心一些！我有事，得趕緊走了。重要的是，你應該認真地考慮一下，你整天目睹眼前發生的一切，懷恨在心，卻無任何行動。這樣下去，不是都瘋了嗎？”
俄國人站起身來，他沒喝他的啤酒。 “我是必須考慮考慮。”他喃喃地說。
蒙克仍然使用俄語說：“明天晚上見吧。如果你自己如約而來，咱們就談談；如果你帶著衛兵一起來，那麼我就必死無疑了。如果你不來，我將乘下一個航班離開這個地方。”
索洛明少校大踏步地徑直走了。
按照所有標準的工作程序，蒙克應該盡快離開也門。想到也門的騷亂和可怕的秘密警察，他現在進退兩難，既沒得到否定答复，也沒得到肯定回答。最後，他拿定了主意，再等待24個小時。
24個小時後，少校準時赴約，是他自己一個人來的。又過了兩天。蒙克帶來了藏在化妝品裡的基本通信工具：隱顯墨水、安全的地址以及那些含有隱藏意義的普通短語。索洛明不會在也門果很長時間了，還有一年時間他將回到莫斯科。到那時候，如果願意，他還可以隨時通信聯絡。
他們分手時，握手持續了好幾秒鐘。
“祝你好運，我的朋友。”蒙克說。
“用我們家鄉話說，是祝你捕到好獵物！”西伯利亞人回答道。
為了防止被人看見他倆一起離開岩石酒店，蒙克坐著沒動。他思索著，新招募的人需要個化名。天空中群星閃爍，那耀眼的光芒只有在熱帶的地方才能見到。
蒙克在群星中選中了獵戶星座。新招募間諜的化名——獵戶星座就這樣誕生了。
8月2日，鮑里斯·庫茲涅佐夫收到了英國記者馬克·杰斐遜發來的一封親筆信。這封信是用倫敦《每日電訊》的抬頭稿紙寫的。雖然是用傳真發給。該報社莫斯科分社的，但它又被人工遞給了愛國武裝聯盟黨的總部。
杰斐遜在信中明確地表示：他個人對伊戈爾·科馬羅夫十分欽佩；讚美他在反動亂、反腐敗和反犯罪等方面所表現的姿態和決心；而且他已經對於該黨領袖在最近幾個月內的發言作了深入的研究。
他說隨著俄羅斯總統最近的不幸去世，這個世界上面積最大國家的未來發展問題再一次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他希望能在8月上旬訪問莫斯科。為了照顧面子，他肯定還將採訪左派和中間派的未來總統候選人。然而，這僅僅是在做表面文章而已。
很顯然，外界真正的注意力僅僅集中在已經在競爭中獲勝的伊戈爾·科馬羅夫身上。如果鮑里斯·庫茲涅佐夫能設法引見他與科馬羅夫先生的會面，他，杰斐遜，將不勝感激。他承諾，將在《每日電訊》，以及在歐洲和北美洲的聯合組織的報刊頭版上發表長篇評論文章。
庫茲涅佐夫的父親曾在聯合國任職數年。那時，他利用他的職務之便，把他的兒子送到康奈爾大學讀書直到畢業。因此，庫茲涅佐夫對美國要比對歐洲了解得更清楚。然而，他也肯定了解倫敦。
他還知道，美國新聞界更趨向於新聞自由化，他們在以前的會見中一直對他的老闆持敵對態度。科馬羅夫最後一次會見美國人是在一年以前，當時美國人所提出的問題充滿敵意。自那以後，科馬羅夫拒絕接見的人中，更多的是美國的新聞記者。
但是，倫敦就不同了。倫敦幾家主要報紙和兩家國家級雜誌是堅決的保守派，雖然對右派的保守程度還遠遠達不到伊戈爾·科馬羅夫在他的公開聲明中所表現的那樣。
“總統先生，我建議對馬克·杰斐遜破例。”在第二天的周會上他對科馬羅夫說。
“這個人是誰？”科馬羅夫問道。他討厭所有的新聞記者，包括俄國新聞記者。他認為他們提出的問題沒有必要回答。
“總統先生，我這裡準備了一份有關他的情況的檔案。”庫茲涅佐夫邊說邊遞給他一個細長的文件夾。 “您可以看出，他支持恢復本國的死刑方案。他還極力反對英國加入正在走下坡路的歐洲聯盟。他是一名堅定的保守分子。他最後一次提到您時說，您是倫敦應該支持的，並應該進行貿易往來的那類俄羅斯領袖。”
科馬羅夫咕噥著表示同意。他的答复，當天作為急件送到了（每日電訊）的莫斯科分社辦公室。根據急件內容，科馬羅夫定於8月9日在莫斯科與杰斐遜先生會面。
索洛明少校和蒙克都沒預料到他會提前九個月結束在亞丁的任務。 1月13日，也門兩個相互對立的核心派別之間爆發了一場武裝衝突。這場內戰是如此激烈以至於所有的外國使節，包括俄羅斯人不得不撤離也門。從1月15日開始，撤離行動一共花了六天時間。彼得·索洛明與其他外交人員一起乘船離開了也門。
由於飛機場被大火燒毀了，海路成了撤離也門惟一的直接通道。英國皇家遊艇大不列顛號，湊巧正從紅海南端駛來，向澳大利亞駛去，為伊麗莎白女王的巡迴訪問作準備。此時，正停在中途的亞丁灣附近。
亞丁的英國大使館向倫敦的艦隊司令發出了求救急電。倫敦將此件交給了女王的私人秘書。他與君主商討之後，伊麗莎白女王陛下命令大不列顛號遊艇盡全力救援。
兩天后，索洛明少校與其他俄國軍官一起，急急忙忙地奔向阿比揚海灘。這時，大不列顛號遊艇正停靠在那裡，英國水兵將他們從齊腰深的海水中拽上游艇，一個小時之內，那些被嚇呆的俄國人，已經被安排在遊艇上女王寬敞的私人客廳裡，他們正在打開借來的鋪蓋卷。
大不列顛號第一次執行救援任務就裝了431名難民，此後，在連續的救援行動中，一共從阿比揚海灘上救助了55個國家的1086人。在撤離行動的間隙期間，她還穿過非洲好望角到吉布提運送人道主義救援物資。索洛明和他的同事們再轉道大馬士革，然後從那兒乘飛機回到莫斯科。
當時，沒人知道索洛明回去後會如何行事。一方面，是英國皇家海軍的水手們對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的遇難人員，主動伸出了友誼的援助之手；另一方面，是在莫斯科那些令人沮喪的妄想狂的嚴厲盤問。
所有CIA的人都知道，他們招募的某一個人已經於提前三個月返回莫斯科了。他有可能會與他們取得聯繫，也有永遠失去聯繫的可能。在那年的整整一個冬天裡，CIA蘇聯分部的作戰部門逐步被瓦解了。在俄羅斯境外為CIA效力的俄羅斯間諜，逐個秘密地因下列不同的理由被召回國內：你母親生病了，你的兒子在學校表現很差，需要父親的幫助，正在準備召開一個軍銜評定會議等等。他們都一個個地中了圈套，分別返回了蘇聯。他們一旦踏上蘇聯的土地，就立即遭到逮捕，並被帶到格里申上校的新基地——遠離盧比揚卡監獄，又隸屬於該監獄的分支機構受審。蘭利卻對這些人員的被捕一無所知，它僅知道他們的人正在一個接一個地消失。
至於那些在蘇聯境內工作的CIA間諜，他們早已停止了發送常規的所謂“生活信息”。
在蘇聯境內，無法在辦公室給某人打電話，無人請他們喝咖啡。因為所有的電話都安裝了竊聽器，所有的外交人員都受到監視。外國人，在一英里之外就能被辨認出來，因為他們的裝束與眾不同。所以間諜之間的聯繫必須特別小心，通常很少相互交往。
必須取得聯繫時，他們往往採取秘密信箱的“投遞”方式。這種基本伎倆聽起來很原始，而至今仍在使用。奧爾德里奇·埃姆斯生前都是使用這種方式投遞情報的。投遞物被放在一個小型的容器裡，然後再存放在一個隱蔽的地點，例如一個空的排水管裡，某個石縫里或者樹洞裡。
間諜先將一封信或者一卷微型膠卷放進隱蔽地點，而後用粉筆在牆上或電線桿上做個標記，以便通知他的雇主，他已經在某地投放了情報。大使館的車路過此地時，可以很容易地透過車窗發現間諜做的標記。由於，車後面常有當地反情報人員的跟踪，大使館車裡的人即使發現了信號，也不能立即停車，要繼續行駛，從長計議。
之後，再由一名非公開身份的軍官，設法躲過一切監視，最終將情報取回。並且，他很可能在投放地點留下一些錢或者留下進一步的指令。然後在某個地方，他同樣也做一個粉筆記號，表明收到了情報或其他信息。投放情報的間諜開車路過此地時，一看到這些記號，就知道他的情報已被取走，或者還有些東西等待他去領取。他將在夜深人靜時，再去取回留給他的東西。
間諜就是以這種方式，與他的上線保持數月乃至數年的聯繫，而他們之間可能從沒見過面，即使見面，有些也是互不相識。
如果該間諜要離開首都，無法與使館人員聯繫，或者他沒有任何可投遞的情報，按規定他應該定期發送“生活信息”。在首都，使館人員可以到達的範圍內，可以發現更多的粉筆記號，可以根據記號的形狀和位置判斷他們的意思：我很好，但是現在沒有可提供的情報；或者我很擔心，我已被監視，等等。
當間諜位於蘇聯的邊遠地區，無法為美國大使館的外交人員留下秘密的標記時，他們最喜歡利用各大報紙上的短篇廣告刊登生活信息：鮑里斯有一拉布拉多小狗要出售，聯繫電話……。這樣一則廣告與其它眾多廣告並無多大區別，不會引起他人的注意。而在大使館內，間諜頭目可以看懂其中的內涵。這些廣告普通字面的意思都可以被翻譯成有特定含義的詞句。拉布拉多小狗的意思可理解為“我很好”，而另一種狗的意思是“我已陷入困境”，“嬌媚”的意思是“我下週回莫斯科，將恢復正常投遞”，“令人愉快”的意思或許是“我至少一個月內無法返回莫斯科”。
問題的關鍵在於生活信息必須一直出現。假如沒有了“生活信息”，很可能預示著間諜出問題了。也許是間諜得了心髒病，也許出了車禍，或者住院了。假如所有的生活信息都消失了，那麼問題就大了！
從1985年到1986的秋冬，就發生了這類問題。所有的間諜都停止聯繫了。戈迪夫斯基發送了一條令人絕望的信息：“我深陷困境”，然後英國人把他救了出來。博克漢少校感到苗頭不對，自己跑到美國大使館避難。其他12個人都消失了。
每一位在蘭利或在國外的間諜小頭目，都知道自己控制的間諜失踪了，而且都把消息匯報上去了。凱里·喬丹和蘇聯／東歐分部的負責人掌握了全局情況，他們意識到：嚴重的情況已經發生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由於克格勃採取了那種不同尋常的方式搜捕了所有間諜，反而救了埃姆斯的命。 CIA認為：如果叛徒仍然隱藏在蘭利的關鍵部門，那麼沒有人膽敢對所有的間諜發動如此閃電式的襲擊。因此，他們根據自己想當然的推理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他們這支精銳的隊伍裡不可能存在叛徒。然而他們必須進行一次瘋狂的搜索，但是搜索目標卻不是在他們蘭利的內部，而是其它的地方。
第一個被懷疑的對象，就是愛德華·李·霍華德——早期一場慘敗的關鍵人物，後來安全地隱藏在莫斯科。 CIA的蘇聯／東歐分部曾打算派霍華德到駐莫斯科的大使館任職，向他講述了該分部的所有作戰詳情。就在他任職前夕，他被發現有經濟問題，而且他還有吸毒嗜好。
CIA忘記了馬基雅弗利式的為人準則，他們解雇了他，但是允許他有四處走動的自由。兩年時間裡沒告訴任何人。在那一段時間裡，霍華德整天坐在公園的板凳上，苦思冥想：如何去投靠俄國人？最後CIA向FBI承認了真相，聯邦調查局勃然大怒，親自將他監視起來。後來還是FBI把事情搞糟了。他們捕捉不到他的踪影，但是他卻發現了他們的意圖。 1985年9月，霍華德進入了墨西哥城的蘇聯大使館，兩天之內經哈瓦那轉送到了莫斯科。
經核對，霍華德可能出賣了三名，甚至六名下落不明效力CIA的間諜。事實是，他只出賣了他了解的那三名間諜。但是在六個月以前，他們已經被埃姆斯洩露給俄國人了。結果，這三個人都是被出賣了兩次。
另一條線索來自蘇聯人本身。克格勃急於保護他們的地下工作者，因此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分散注意力和故意透露假情報活動，其目的在於將CIA的注意力引入歧途。他們成功了。東柏林假裝洩露一條真情報：CIA的一些密碼已經被破譯，其無線電信號已經被截獲了。
這些密碼是從CIA在維吉尼亞沃倫頓的一台大型秘密發射機中發出的。 CIA對在沃倫頓的工作人員進行了一年的詳細檢查，絲毫沒有發現洩露密碼的痕跡。假如密碼被破譯了，克格勃自然也會了解其它的事情，但是他們並沒有對其它事情採取任何行動。因此可以確定密碼尚未被破譯。
克格勃精心培植的第三個種子是他們輝煌的偵探工作。他們得知，蘭利普遍流行驕傲自滿情緒，有一個報告曾暗示“每一項行動都在其內部埋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換句話說，所有這14名間諜都突然決定像白痴一樣表現他們自己。
並不是所有的蘭利人都感到心安理得。其中之一是凱里·喬丹，另一個人是格斯·哈瑟維。在更低的一個層次，蒙克通過內部秘密情報得知，他所在的分部正在被逐步瓦解。
CIA對那301份記錄所有秘密細節的檔案進行了檢查。檢查結果令人震驚。總共有198人看過這些檔案。這是一個可怕的數字。如果你深入蘇聯內部，生命處於危險之中，你最不需要的事情，是讓198名完全陌生的人閱讀你的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