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工作人員正常上班之前，麥克唐納已經回到了他的辦公桌前。他昨晚整夜沒睡覺，但沒有人會察覺。他是一個非常講究的人，上班前他已經在一樓工作人員洗手間洗臉、刮臉並換上了放在他辦公桌裡的干淨襯衫。
他的副手，布魯斯·格雷西·菲爾德在他的住宅里接到通知，要求他9點之前必須到辦公室。雨果·格雷現在已經回到他自己的床上，他也接到了類似的通知。 8點鐘，麥克唐納通知他的兩名警衛人員（這兩個人以前都是部隊的老軍士）將“泡沫”會議室準備好，9點15分要開會。
剛到時間，會議就開始了，麥克唐納對他的兩名同事解釋說：“今天的會議議程是討論我昨天拿到的這份文件。已經沒有必要告訴你們它的內容了。可以這樣說，假如它是偽造的或騙局，那麼我們現在是浪費時間。如果它是真的，目前我還不知道結果，它將是一個意義十分重大的事件。雨果，請你把事件的背景給格雷西敘述一遍，好嗎？”
格雷把西莉亞·斯通告訴他的事情重複了一遍。
“準確地說，”麥克唐納使用了一個他最喜歡說的短語，聽到這話的年輕人都收斂了笑容，“我想知道那個老頭究竟是什麼人，他是如何得到那份有可能是絕密的文件的，為什麼他要選擇那輛車，在那個地點投放那份文件。他以前認識西莉亞·斯通嗎？他知道那是大使館的車嗎？如果知道，為什麼選擇我們？此外，咱們大使館裡有人能畫像嗎？”
“畫像？”菲爾德問。
“畫一張人頭像。”
菲爾德說：“有一位夫人是教美術的。她過去曾經是倫敦兒童圖書的插圖畫家，後來嫁給了我們檔案館的某個人。”
“去查一下。如果她能畫，叫西莉亞·斯通配合她。此外我打算親自與西莉亞面談一次。另外還有兩件事要做。首先，我們的朋友很可能再一次出現，他試圖接近我們，會在我們大樓的四周轉悠。我打算讓梅多斯下士和雷諾茲軍士留意我們的主要門口。如果發現他，要盡快向我報告。盡量讓他進來喝杯茶。其次，他有可能在其它地方嘗試其它的辦法，也許會自己惹禍上身而遭逮捕。格雷西，你在警察局有沒有認識的人？”
菲爾德點點頭。他是這三個人當中在莫斯科呆的時間最長的一個，他來後繼承了一些低層次的消息源，後來他自己也建立了幾個關係。
“諾維科夫巡警。他在彼得羅夫卡總部大樓里工作。有時很有用。”
麥克唐納說：“與他聯繫一下。不要提起扔到我們車里文件的事。就說街上有個怪老頭纏著我們的人，要求面見大使。我們不願理睬他，而請他不要再糾纏我們了。如果有畫像，讓他看看畫像，但不要把畫像留在他那兒。你們下一次什麼時候見面？”
菲爾德說：“沒計劃。我可以在電話亭打電話找他。”
“好吧，看看他是否能幫忙。我要到倫敦去幾天。格雷西，我不在時你擔任臨時指揮。”
西莉亞·斯通走到辦公樓大廳時，被告知直接去“A”會議室，而不是去麥克唐納的辦公室，她感到有些吃驚。她知道這間會議室是一個特殊的，可以防竊聽的地方。
麥克唐納非常和藹地與她交談了一個小時。他用筆記下了每個細節，她同意他的推理，那個老頭曾經糾纏過其他工作人員，要求見大使。他問她是否同意協助畫一張那個老頭的頭像。她當然同意。她願意盡力幫忙。
在雨果·格雷的陪同下，她指導檔案館副主任的夫人花了一個午飯時間，用木炭和蠟筆劃了一張那個老頭的草圖。畫中特別突出了他的三顆鋼門牙。全部畫完後，西莉亞點點頭說：“就是他。”
午飯後，喬克·麥克唐納讓梅多斯下士做他的保鏢，護送他去了大捨列梅季耶沃飛機場。他並不是怕中途遭到劫持，而是他也不敢肯定，他皮包裡的文件的合法主人是否會想方設法奪回他們的財產。作為輔助的防禦措施，他把文件包用一個鏈條鎖在他的左手腕上，手腕上覆蓋了一件夏季用的輕型雨衣。
當大使館的豹牌汽車駛出大門時，外人是不會看到這些細節的。他注意到索菲斯卡亞碼頭停放著一輛柴卡轎車，但是它並沒有跟踪他們的豹牌車，因此他沒有再往下細想它。事實上那輛柴卡轎車正在等待一輛紅色越野車的出現。
在飛機場，梅多斯下士將他護送到檢票口，在那裡他出示了外交護照，然後免去了一切檢查。在候機室等了一小會兒後，他就登上了飛往倫敦希思羅機場的英國航空公司的航班，起飛後才深深地慢慢地吸了一口氣，要了一杯杜松子酒和奎寧水。
1985年4月，華盛頓假如天使長加百利下降到華盛頓，詢問蘇聯大使館內克格勃工作人員，在所有CIA軍官當中，他們最喜歡選擇哪個作為俄羅斯策反的對象，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羅索夫不會猶豫很長時間。
他會回答道：“我選擇作戰局蘇聯分部反情報小組的組長。”
所有情報局內部都配備有反情報機構。情報工作和反情報工作是為同一個大的組織服務。只是反情報機構的工作人員與他們的同事關係不是太密切，他們的任務是審查任何一個有疑點的人。這項工作有三個功能。
反情報人員將聽取另一方的匯報，他們將努力確認被策反者是真的，還是假的。一個假的被策反者或許也能帶來一些真的情報，但是他的主要任務是散佈假情報：其目的要么是讓他的新主子相信他們隊伍裡沒有叛徒，而實際上叛徒確實存在；或者用另一種方法將他們的主子引入毫無出路的迷宮和死胡同。一個熟練的“騙子”可以使他的敵人浪費數年的時間和精力。
反情報工作人員還可以從反面驗證那些仍然留在敵方工作的人員狀況。因為，在已經被招募的間諜中，有些人可能是雙重間諜。 “雙重”間諜是指那些名義上已被招募，而實際上仍忠於他們過去的組織並執行其命令。他們將提供少量的真實情報以騙取信任，然後就可以在他們應該為其工作的人群中搞大破壞活動。
最後，反情報工作人員必須確保自己一方沒有被敵人滲透，在自己的心臟裡沒有隱藏著的叛徒。
要完成這些任務，反情報工作人員必須掌握整個過程。反情報工作組有權提取所有被策反人員的歷史檔案以及有關他們的匯報資料。他們可以深入敵國；檢查所有被策反人員的工作及聘用情況，實地考察有無任何背叛的危險。他們有權以檢查可靠性和真實性的名義，查閱自己一方每個辦公室裡所有人的檔案。
正是由於這種嚴格的職能劃分和“需要知道”的原則，掌握卜2個軍事行動的情報軍官可以向他們的同事泄露自己掌握的軍事計劃，但是他們通常並不知道他們的同事正在做什麼工作。只有反情報人員有權了解內幕。這就是為什麼——當那個天使長官要安德羅索夫上校作出選擇時，他願意選擇蘇聯分部反情報小組負責人的原因。反情報小組的人員必須是在最可靠的人當中挑選。
1983年7月，奧爾德里奇·黑曾·埃姆斯被任命為蘇聯東歐分部蘇聯反情報小組的負責人。這樣一來他完全掌握了他的兩個下屬機構：其一是負責所有在蘇聯國境內工作的、但已經被美國招募的蘇聯被策反人員事務的蘇聯司，第二是負責在蘇聯境外工作的、所有被策反人員事務的外部作戰司。
1985年4月16日，因缺錢花，埃姆斯走進了位於華盛頓第16街的蘇聯駐美國大使館，請求面見安德羅索夫上校，主動提出為蘇聯人當間諜。條件是5萬美元。
他還帶去了一些表示真誠的小禮物。他洩露了三名已與CIA取得聯繫並主動為它工作的俄國人名單。以後他可以將他們解釋為雙重間諜，也就是說不是真正的被策反人員。不管怎樣，這三位先生從此消失了。他還拿去了一份CIA內部人員名單，其中他的名字位於顯要位置，以證明他就是他自己所說的那個職位上的人物。然後他離開了，當他第二次經過蘇聯大使館的院前時正好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攝像機拍上了鏡頭。但是那些錄像帶也從來沒有重放過。
兩天之後，他得到了5萬美元。那僅僅是個開始，給美國歷史上帶來最嚴重後果的叛徒，也許包括貝尼迪克特·阿諾德在內，從此開始工作了。
後來的分析家們有兩個解不開的迷。其一是，這樣一個非常欠缺修養、行為不端、酗酒肇事、毫無希望的人是如何能夠得到連續提拔直至升到那個對可靠性要求極高的位置上的。第二個是，到了那年的12月份，高級領導者已經知道在他們的秘密中心隱藏著一個叛徒，那麼他又是如何繼續隱藏了八年，以至於給CIA帶來了八年的災難。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來自多個方面。 CIA內部的無能、缺乏生氣以及沾沾自喜的狀態都使叛徒有機可乘，此外克格勃還精心散佈了假情報來保護他們的雙重間諜；蘭利的狀況更糟、更懶散、神經質、好逸惡勞，這些都為叛徒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最終使人們想起了詹姆斯·安格爾頓。
安格爾頓曾經是局裡反情報小組的負責人，地位的提升使他成為傳奇人物，因患多疑症神經錯亂而下台。這個怪人毫無私生活或幽默感，他堅信在蘭利內部有個化名為薩莎的克格勃的雙重間諜。在這一場對根本不存在的叛徒的瘋狂搜捕過程中，他迫害了一個又一個忠誠的軍官，直至迫使整個作戰局屈服在他的腳下。到1985年，那些升到高級職務的倖存者回想起那段奮力搜捕雙重間諜的往事就感到痛心。
至於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可以歸罪到肯·馬格盧的頭上。
埃姆斯叛變之前已經在局里工作了20年，在蘭利以外的其它地方，他一共有過三次任職經歷。在土耳其時，他的站長就認為他的存在實在是浪費空間；經驗豐富的杜威·克拉里奇從開始時就憎恨他，並討厭他。
在紐約工作時，他有幸獲得了一些讚揚。事實上在埃姆斯在此任職之前，聯合國副秘書長阿爾卡季·舍甫琴柯就已經為CIA作了，他在1978年4月投靠美國的行動是另外一名軍官策劃的，埃姆斯只是在中間接手了這名烏克蘭人。那時，他已經酗酒很嚴重了。
他的第三個任職是在墨西哥，這次慘遭失敗。他經常喝酒，喝得爛醉如泥，然後發酒瘋侮辱同事和外國人，他曾經醉倒在街上，後來被墨西哥警察送回家。他違反了所有現行的作戰規定，而且一個人也沒招募過來。他連續數天花大量的時間，與一名叫伊戈爾·舒雷金的俄國人一起喝酒，那個人是俄羅斯大使館克格勃反情報機構的頭目。也許舒雷金是第一個預見這個滿身惡習的美國人“有可能”成為他們的發展對象的人。
埃姆斯在這兩次海外任職的業績報告均駭人聽聞。在一次業績大普查中，一共測評了200名軍官，他名列第198名。
一般情況下，這種人根本無法被提升到如此重要的高級職位。直到80年代早期，所有的高級掌權者——凱里·喬丹、杜威·克拉里奇。米爾頓·比爾登、格斯·哈撒韋、保羅·雷德蒙等都認為他是一個廢物。但是肯·馬格盧卻不這樣認為，他成了他的朋友和保護神。
是他將業績測評報告進行了處理，為他清除了前進路上的障礙，從而使他得到提拔。作為埃姆斯的上司，他不顧其他人的反對，親自安排了人選，將埃姆斯塞進了反間諜小組。
他們二人基本上算是酒肉朋友，以酒鬼的情感自我憐憫或相互安慰，他倆都認為局裡對他們二人非常不公平。由於這一個判斷失誤而導致許多人喪失了生命。
里昂納德·蔡塞夫，“兔子”正處於死亡的邊緣，但是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只知道他正忍受著極度的痛苦。
格里申上校堅信痛苦的效用。他相信痛苦對於目擊者俱有說服力，痛苦是一種懲罰。蔡塞夫是罪犯，上校命令他深刻領會死前痛苦的含義。
審訊持續了一整天，沒有對他用刑，因為他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大部分時間裡是上校獨自一人審訊他，因為上校不願讓衛兵聽見有什麼東西被盜竊了。
上校非常溫和地請他從頭說起，他照辦了。上校要求他一遍又一遍地複述原委，直到他認為確實沒有遺漏什麼細節為止。實際上沒有那麼多要說的細節。
當他解釋到那樣做的原因時，上校的臉上顯露出了懷疑的態度。
“一瓶啤酒？英國人給了你一瓶啤酒？”
到中午時，上校確信他已經掌握了全部情況。他估計那個年輕的英國女人遇到這樣一個衣衫襤樓的人，會把他的文件扔掉，但是他不敢完全肯定。他派了四名可靠的人守候在大使館門前，等待著那輛紅色小越野車的出現，然後再跟踪到她的住所。並把有關的消息及時向他匯報。
3點剛過，他對衛兵下了最後的命令，然後離開了。當他的車離開大院時，一架英國航空公司的A-300型空中客車正出現在莫斯科北部的上空，向西飛走了。他卻沒有註意到它。他命令司機把他送回到了基賽爾尼大街的住所。
他們有四個人。他們知道“兔子”的腿站不起來，因此其中兩個人用手使勁支撐在他的夾肢窩裡，用胳膊把他架起來。另外兩個人，分別一前一後地站著。他們正對他拳打腳踢，慢慢地折磨著他。
他們大拳頭上戴著銅套指節，他們用拳頭猛擊他的腎，撞他的肝，打他的脾臟。一隻腳朝他的睾丸踢去。前面的人先對准他的腹部，然後向上朝他的胸部猛打。他暈過去了兩次。全身被潑了一桶冷水後，又慢慢地甦醒過來，疼痛又恢復了。他的雙腿已失去了作用，因此他們把他踮著腳架了起來。
最後，他胸前的肋骨被打斷裂了，兩根肋骨深深地紮進了他的肺臟裡。他的嗓子裡湧出了一股熱乎乎的粘性物，並堵住了他的喉嚨。
他的視線變窄了，他眼前看到的不再是軍械庫後面那些灰色的混凝土營房，而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天空，陽光下有一條沙土路，四周是松樹。他看不到人，卻聽到一個聲音對他說：“來吧，朋友，喝瓶啤酒……喝瓶啤酒。”
光線變暗了，但是他仍然能聽到一個聲音在迴旋，雖然他聽不懂內容。 “喝瓶啤酒，喝瓶啤酒……”然後光線永遠消失了。
1985年6月，華盛頓自從他第一次得到5萬美元那天起快到兩個月了。這一天奧爾德里奇·埃姆斯僅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幾乎摧毀了CIA作戰局的整個蘇聯／東歐分部。
就在午飯前，他已經把那301份絕密檔案拿到了手，他把7磅重的秘密文件和電報資料全部從他的書桌上清掃下來，裝入了兩個塑料購物袋。他帶著這些東西走過迷宮似的走廊，上了電梯，出了電梯後從一樓出了大樓，然後出示他的身份證，通過十字轉門走出了大樓。沒有任何衛兵攔阻他詢問包裡的東西。他的車停在大型停車場，他開車花了20分鐘就到達了喬治敦，那裡是華盛頓一流的郊區，以其歐洲風格飯店而聞名美國。
他來到查德威克，一個位於K街高速公路下面濱河地區的酒吧飯館裡，與安德羅索夫上校派來的人接上了頭。作為克格勃專員，安德羅索夫上校知道如果他親自來，很可能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盯梢。接頭的人名叫丘瓦欣，是一名“普通”的蘇聯外交官。
埃姆斯把它拿來的東西遞給了那個俄羅斯人。他從來不要價。他將收到數額巨大的報酬，第一次兌現就足以使他成為百萬富翁。俄國人平時對價值很高的硬通貨美元很仔細，自那以後不再砍價了。他們知道他們已經挖掘到源源不斷的資源主脈了。
離開查德威克後，資料包被送進了大使館，然後直接送到第一總局的司令部。在那裡，分析家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個出乎意料的行動立即使安德羅索夫變成了明星，使埃姆斯成為天底下最寶貴的財富。第一總局局長——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將軍命令立即組建一個特別秘密小組，不干別的事，專門處理埃姆斯帶來的產品。埃姆斯的化名意思是鈴鐺，特遣部隊就因此稱為鈴鐺小組。
後來一位CIA高級官員計算過，1985年夏季過後有45個反克格勃軍事計劃崩潰了，實際上是CIA的全部項目單。 1986年春季之後，凡是列入301檔案的為CIA作的高級間諜全部停止了工作。
在那些購物袋裡有14名在蘇聯本土工作的間諜資料，他們幾乎是蘇聯／東歐分部所有財產的陣容。雖然那裡沒有包括他們實際的姓名，但是根本沒有這個必要。
任何一名反情報偵探，只要告訴他在他的網絡裡面有一名地下工作者，他是在波哥大被招募的，然後調到莫斯科工作，現在正在尼日利亞的首都服役，他很快就能推算出結果。只有一個職業適合那些任職。通常只要查一下履歷就足夠了。
這14人當中有一個人實際上是英國的長期特務。美國人從來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由於倫敦已經把他的產品交給了蘭利，CIA知道一點有關他的事情，還可以推導出更多的數據。他實際上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於70年代早期在丹麥被招募，為英國人工作了十二年。蘇聯人已經對他產生了懷疑，然而，他還是作為蘇聯駐倫敦大使館專員從他的崗位最後一次返回莫斯科。埃姆斯的叛變直接證實了俄國人對奧列格·戈迪夫斯基上校的懷疑。
這14人當中另外一人很幸運或聰明。謝爾蓋：博漢是蘇聯軍事情報部門安排在雅典工作的一名軍官。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莫斯科的命令，理由是他的兒子在軍事學院考試不及格。他偶然得知他的兒子學習成績不錯。他故意耽誤了已定好的回家的飛機，並與雅典的CIA情報站取得了聯繫，然後被匆忙送出了雅典。
其他12個人全部被擒，其中一些人是在蘇聯本土被捕的，另一些人是在國外抓住的。那些在國外的人被克格勃編造的各種理由騙回來。所有的人下了飛機就立即被捕了。
所有這12個人都被嚴格審訊，他們都招供了。以後是更加“強烈”的審訊。後來有兩個人從集中營中逃了出來，現在住在美國。其他十個人被嚴刑拷打，最後被槍斃了。
喬克·麥克唐納下午後半晌抵達希思羅機場，他下飛機後接到的第一個電話是位於沃克斯霍爾區·阿斯頓克羅斯的博克斯堡十宇路口的英國秘密情報局總部大樓打來的。他感到很疲勞，雖然他冒險在飛機上打了個盹，他多麼想去俱樂部洗個澡，然後好好休息一下。由於他和夫人目前都在莫斯科居住，他們在切爾西的住房已借給別人了。
但是他還是想把鎖在手腕上的那份文件和鑰匙交給總部後再休息。局裡派到希思羅機場接他的車停到綠色玻璃的局大樓門前，他下了車。情報局大樓位於泰晤士河的南岸，它是七年前從破舊的老式世紀大廈搬到這裡的。
在大門口，到機場接他的那個年輕實習生趕忙協助通過了安全檢查，最後把那份文件放到俄羅斯分部部長的保險櫃裡了。他的同事帶著一些好奇的心情熱情地歡迎他的到來。
“喝點什麼？”杰弗裡·馬奇班克斯問他，指著木格子裡面的看起來像是個文件櫃的東西，實際上他倆都知道那裡面是一個雞尾酒酒櫃。
“好主意。今天太累了，來杯蘇格蘭威士忌。”
馬奇班克斯打開酒櫃門，開始表演他的拿手好戲。馬奇班克斯是蘇格蘭人，他拿出了老祖宗釀造的純酒。這位部長倒了一杯雙料威士忌，遞了過來。
“當然知道你要來，但不知為何來。快講講。”
麥克唐納把故事從頭到尾敘述了一遍。
“肯定是個騙局。”馬奇班克斯最後說。
“從表面判斷的確如此，”麥克唐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這是我所聽說過的最細緻的血腥騙局。這個騙子是誰呢？”
“有人猜測是科馬羅夫的政敵。”
“他們那一套他已經受夠了，”麥克唐納說，“但這真是個意外。這樣重要的東西差點當廢紙扔掉。幸虧年輕人格雷發現了它。”
“那麼下一步是應該看它寫了些什麼。我想你已經讀過了吧？”
“我昨晚沒睡覺把它全看完了。是一份政治宣言，它看起來讓人感到很不舒服……”
“肯定是用俄語寫的？”
“是的。”
“恐怕我的俄語太差，看不懂。我們需要把它翻譯過來。”
“我想親自翻譯，”麥克唐納說，“以防萬一它不是個騙局。看完你就會明白了。”
“好吧，喬克。聽你的。你想怎麼辦？”
“我先去俱樂部洗個澡，刮刮鬍子，吃頓飯，然後睡一覺。我大約半夜時回來，一直工作到上班時間。明天見。”
馬奇班克斯點點頭。
“好了，就這樣定了。你最好藉用這間辦公室。我會通知警衛的。”
第二天上午就要到10點時，杰弗裡·馬奇班克斯回到了他的辦公室。他發現喬克·麥克唐納全身仰面躺在沙發上，他的鞋和外衣放在一邊，領帶解開了。黑色文件在他的書桌上，旁邊有堆放著未裝訂的白紙。
“就是它，”他說，“已變成了莎士比亞語言了。順便說一下，磁盤仍在機器裡，應該把它取出來存放在安全的地方。”
馬奇班克斯點點頭，要了杯咖啡，戴上眼鏡，開始閱讀文件。一位漂亮的金發碧眼的女人端來了咖啡，微笑著離開了。她的雙腿修長，肯定是父母遺傳下來的。
馬奇班克斯中斷了閱讀。 “這人肯定是個瘋子。”
“如果是科馬羅夫寫的，他真是個瘋子，或者很差勁，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不管是哪種情況，都有潛在的危險。繼續讀讀吧！”
馬奇班克斯繼續往下讀。全部讀完後，他氣得腮幫子鼓起來又落下。 “看上去真像是個騙局。哪有人敢這樣直截了當地寫出他真實的想法？”
“除非它僅限於狂熱分子內部核心人物範圍內。”麥克唐納提示他。
“那麼是偷出來的？”
“有可能。有可能是偽造的。但是這個流浪漢是誰？他是如何拿到文件的？我們不知道。”
馬奇班克斯沉思起來。他知道假如這個黑色宣言是偽造的，是個騙局，而他們把它當真了，他們僅是浪費了時間和精力。假如結果表明它是真的，而他們沒有認真對待它，則後果會更糟。
最後他說：“我認為有必要將這份文件上報分局局長，也許直至局長。”
東半球分局局長大衛·布朗洛12點會見了他們，13點15分局長在他的頂層餐廳請他們三人吃了午餐，從該餐廳可以看見泰晤士河和博克斯堡橋的全景。
亨利·庫姆斯爵士已接近60歲，最後一年擔任倫敦秘密情報局局長。正像他的前任莫里斯·奧德菲爾德一樣，他是逐級提拔上來的，曾經在10年前結束的冷戰中經受過磨練。這一點不同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局長是從政治方面考慮來任命的，不怎麼懂技術；而英國秘密情報局用了30年時間說服了首相為他們選了一名久經考驗的內行局長。
這就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1985年之後，CIA前後三任局長都承認在報紙披露真相之前他們幾乎不知道埃姆斯事件的真相。亨利·庫姆斯相信他的部下，並了解所有有關細節。他的部下知道他是個內行。
他邊讀文件邊喝他的奶油濃湯。但是他閱讀的速度很快，而且全讀懂了。
“喬克，我知道這樣對你來說很煩人的，但是你必須從頭再講一遍。”
他聚精會神地聽他講了整個過程，問了兩個簡短的問題，然後點點頭。 “你的觀點呢，杰弗裡？”
問完俄羅斯分部部長之後，他又問東半球分局長佈朗洛的意見。他們兩人講得差不多一樣。它是真的麼？我們需要了解。
布朗洛說：“我想知道的是這個問題：如果所有這些真是科馬羅夫的政治議程，他為什麼要把它寫出來？人人都知道即使最絕密的文件也有被偷盜的可能性。”
亨利·庫姆斯爵士那雙溫和的眼睛轉向莫斯科情報站長。 “你的意見呢，喬克？”
麥克唐納聳了聳肩：“為什麼有人要把內心的想法和計劃寫出來？為什麼人們要對日記傾訴他們心中的秘密？為什麼人們想方設法保存隱私出版物？為什麼像我們這樣的大公司要儲存極其敏感的資料？也許只有內部非常狹小的圈內人可以接觸這些私有資料，或者僅限他本人使用。也有可能是為了陷害人而偽造的。我不清楚屬於哪種情況。”
“哈，你說到點子上了，”亨利爵士說，“我們不清楚。但是文件我們已經看過了，我認為我們都同意有必要搞清楚。有這麼多的問題需要搞清楚。這份文件究竟是如何出台的？它真是伊戈爾·科馬羅夫擬稿的嗎？這是不是他上台後準備實施的令人震驚的瘋狂行動？如果真是這樣，它是如何被盜的？是誰偷的？為什麼把它仍給我們？或者這些全部是謊言？”
他攪拌著他的咖啡，目光注視著文件原稿和麥克唐納的翻譯稿，表情及其冷淡。
“喬克，恐怕我們必須得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只有得到確切信息後我才能向最高領導匯報。喬克，你必須回到莫斯科去搞清楚。我不知道你如何下手，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們需要了解全部情況。”
像他所有的前任一樣，秘密情報局局長肩負著兩項重任。第一項屬於職業性的，就是盡他最大的努力為國家做好隱蔽戰線上的情報工作。另一項任務是政治性的，即與聯合情報委員會和他們的重要客戶外事辦公室保持聯繫，這些人一般比較難對付，其目的在於贏得內閣的預算開支，並與組成政府的政客交朋友。它是一項複雜的任務，需三思而後行。
他需要做的最後一件事是搞清楚為什麼那個流浪漢要冒失地將那份現在已帶有腳印的文件扔進一個非常年輕的外交官的車裡，並要確認那個瘋狂殘忍的計劃是真還是假。他知道這是火燒眉毛的大事。
“局長，我今天下午就飛回去。”
“喬克，你在說廢話。你已經連續兩天沒好好休息了。看一場電影，在床上睡八個小時。明天一早趕回哥薩克人的土地。”他看了一下他的手錶。 “現在，我得去……”
那三個人列隊離開了局長。麥克唐納既沒有看電影也沒有上床睡八個小時的覺。馬奇班克斯的辦公室裡有一份剛發來的密碼電報。西莉亞·斯通住的房間被人襲擊了，屋裡翻了個底朝天。她吃過晚飯回家時被兩個蒙面人用椅子腿擊傷。她現在住在醫院裡，但已脫離了危險。
馬奇班克斯也在看這張紙片，他默默地把它遞給麥克唐納。
“狗屁！”他罵街了。
1985年7月，華盛頓正像間諜行業經常出現的情況一樣，這份內部情報是第三手資料，很模糊，也許完全是浪費時間。
一名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對於不受歡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南也門共和國實施援助計劃的美國志願者休假回紐約，他約了一位目前在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工作的老同學一起吃飯。
吃飯時他們談論起莫斯科對南也門提供的大型軍事援助計劃。那位聯合國工作者告訴他的老同學，一天晚上他在亞丁岩石酒店的酒吧喝酒時偶然遇到一位俄羅斯陸軍少校，他把他們的談話內容描述了一番。
像大多數在南也門的俄羅斯人一樣，那人實際上不講阿拉伯語，因為也門原先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與也門人交流時都講英語。美國人知道他們在也門不受歡迎，他們習慣上說自己是瑞士人。他就是這樣告訴那位俄羅斯人的。
那個俄羅斯人越喝越多，他知道周圍沒有他的同胞耳目，他開始強烈抨擊自己國家的領導人。他譴責他們大搞腐敗，貪污浪費，根本不關心在第三世界搞援助工作的同胞們。
假如這位FBI的先生對他的一位在CIA紐約局工作的朋友沒有提起這事，那位聯合國救援工作者在飯桌前講述的軼事也就到此為止了。
然而，那個CIA的人回去請示了局領導，再一次擺酒席宴請了那個救援工作者。為了具有煽動性，CIA的人故意哀嘆俄羅斯人與第三世界國家不斷增進友誼，特別是在中東地區步伐邁得很大。
那位UNICEF作者急於炫耀他那出眾的知識，他插話說事情並非如此，他親身感受到俄羅斯人往往很討厭阿拉伯人，因為阿拉伯人對很簡單的技術都掌握不好，而且對於支援給他們的任何東西都不能妥善保管，俄羅斯人很快就被他們激怒了。
“我的意思是說，以我工作的地方作為事例……”
到酒宴結束時，CIA的人已經掌握了一個大型軍事顧問團的情況。這個團的成員已經屢經挫折，智窮力竭，他們覺得在也門人民共和國再呆下去已沒什麼意義。他還描述了一名極度厭倦的少校：高個子，體格健壯，一張典型的東方面孔。他的名字叫：索洛明。
該報告又匯報到蘭利，放在蘇聯／東歐分部局長的書桌上。該分局長把它拿來與凱里·喬丹商討對策。
三天后，作戰部副部長對賈森·蒙克說：“它也許沒有什麼價值，也許很危險。你能否去南也門找到這位索洛明少校談一談？”
蒙克向密室裡的專家諮詢了很長時間有關中東的問題，他很快就意識到南也門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美國對那裡的共產黨政府十分反感，但是莫斯科卻在極力拉攏它。儘管如此，除了俄羅斯人以外，那裡竟然還有其它的大型外國團體。
英國人雖然在1976年離開了亞丁，但後來又被請了回來。王室代理人正在協助南也門的經濟建設。德拉呂正在印刷鈔票，托塔爾正在建造一個紡織廠。弗格森有一項拖拉機業務，科斯坦正在喬勒謝赫·奧斯曼郊區運作一個餅乾廠。
英國工程師們正在設計一個新型的淡水廠和一個防洪方案，而英國的慈善救助兒童計劃正與法國慈善藥品機構一起在窮鄉僻壤發放藥品。
聯合國在那裡實施三項活動：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正在支援農業，UNICEF在救助街上的兒童，世界衛生組織（WHO）負責保健項目。
不管你的外語講得多麼地道，一旦遇到該國本地人，你很快就露餡。蒙克決定避免扮裝成英國人，因為真正的英國人僅在兩分鐘內就能發現不同點。法語也是如此。
但是由於美國是聯合國的主要經濟來源，它對許多機構都有影響力。研究表明，到亞丁的食品和農業代表團裡沒有西班牙人。一個新角色產生了，蒙克得到默許可申請一個月的簽證於10月份去亞丁訪問，他的身份是FAO從羅馬總部派來的了解項目實施情況的檢查員。
根據他的身份證，他的名字叫埃斯特萬·馬丁內斯。仍想感恩報德的西班牙政府在馬德里提供了真實的護照和簽證。
喬克·麥克唐納回到倫敦的時候已經太晚了，無法去醫院看望西莉亞·斯通，但是第二天上午，7月20日，他去了醫院。這位新聞助理專員身纏繃帶，神情恍惚，但是不妨礙她談話。那天她正點下班回家，她沒有察覺有人跟踪，她畢竟沒有經過專業訓練。
在房間里呆了三個小時後，她與加拿大使館的一名女孩一起出去吃飯。她大約晚上11點半返回。小偷肯定聽見她拿鑰匙開門的聲音了，因為她進屋的時候屋裡很安靜。她打開門廳的燈後，發現客廳的門是開著的，但裡面沒開燈。她感到奇怪，因為她是開著燈離開房間的。客廳的窗戶面對著院子中心，窗簾後面有燈光意味著屋裡有人。她想可能是燈泡壞了。
當她走到客廳門口時，有兩個黑影向她襲來，其中一個人舉起什麼東西朝她的腦袋砸下來。她倒在地上時似乎聽到並感覺到有兩個人從她的身上跳過去從主門口逃出。她暈過去了。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後她醒過來了，她爬到電話機旁，給鄰居打電話求援。然後她又暈過去了，再次甦醒時已經躺在醫院裡。她只記得這些。
麥克唐納去查看了她的房間。大使已向俄方外交部提出抗議，外交部大怒，轉而指責內政部。他們命令莫斯科的檢查辦公室派最好的工作人員去調查此事。將盡快出台一份詳細的報告。莫斯科的意思是做個樣子給對方看。
發往倫敦的電報有一個地方寫錯了。西莉亞·斯通不是被椅子腿，而是被一個瓷器小雕像擊中。那個瓷器摔碎了。假如是金屬的話，她早就見閻王了。
俄羅斯偵探仍留在斯通的房間裡，他們很樂意回答英國外交官的問題。院門口的兩名民兵沒有放進任何俄國車輛，因此來人肯定是走進來的。民兵沒看到任何人進來。麥克唐納想他們肯定要這樣回答的。
門沒有被砸的痕跡，因此他肯定是被撬開的，除非夜賊有門房鑰匙，這是不可能的。也許是他們的日子過得太艱難，他們來尋找一些硬通貨。那就太遺憾了。麥克唐納點點頭。
他內心在想那些入侵者很可能來自黑色衛隊，但是很可能是黑社會包辦的，或者是前克格勃僱員，到處都有這些人。莫斯科夜間的小偷很少光顧外交住所：麻煩太多。大街上的轎車是可攻擊的對象，但是有人站崗的公寓就不同了。經專業人員徹底搜查了房間，但是什麼東西也沒丟，甚至連臥室裡的珠寶都沒動。顯然來者是有意尋找某件東西。麥克唐納最怕的就是這種結果。
回到大使館後，麥克唐納有主意了。他給檢查辦打電話，詢問他們是否能讓負責此案的偵探到他這裡來一下。下午3點鐘，檢查員切爾諾夫來了。
麥克唐納說：“我可能有辦法幫助你們。”
偵探的眼睛睜大了。他說：“那太感謝您了。”
“我們年輕的女士斯通小姐今天上午感覺好一些了，是好多了。”
“太好了。”檢查員說。
“她能夠把攻擊她的其中一人適當描述出來。在被打暈之前，她借門廳的燈光看清楚那個人了。”
“第一次陳述時，她說兩個人都沒看清楚。”切爾諾夫說。
“在現在這種情況下，記憶力是可以恢復的。您昨天見到她了嗎，檢查員？”
“是的，昨天下午4點鐘。她是清醒的。”
“但是我覺得那時她腦子仍然很糊塗。今天早晨她腦子清醒多了。我們大使館工作人員中有一位夫人是搞美術的，在斯通小姐的幫助下，她畫了一幅人物像。”
他把一幅用碳、蠟筆劃的人物像遞給了書桌那邊的檢查員。檢查員露出了笑容。
“這張畫非常有用，”他說，“我將把它帶給防盜隊去傳閱。這個年齡的人肯定有記錄。”他起身準備離開。麥克唐納也站起來了。
“希望能有所幫助。”他說。兩人握手後，偵探離開了。
吃午飯時，斯通和那名畫家都被告知了那個新編造的故事。她們二人都不理解為什麼要這麼做，但是都同意將一致回答檢查員切爾諾夫的提問。事實上他從沒對她們面談過此事。
他的防盜隊員分散在莫斯科的各個角落，他們也沒辨認出那張臉。不管怎樣，他們還是把那張畫貼到他們房間的牆上了。
1985年7月，莫斯科克格勃從奧爾德里奇·埃姆斯那裡發了筆橫財後，做出了不同尋常的舉動。
行業中有一條牢不可破的規矩，如果某個局突然在敵人心臟獲得了一個無價“之寶”，就必須設法保護他。因此，當這個寶貴的人一次透露許多背叛者的名字時，受益局應該慢慢地小心處理這些背叛者，每逮捕一個人都要編造一個不同的理由。
只有當他們的寶貴人物脫離了危險，被送到後方以後，才允許將他透露的許多人同時逮捕。假如不這樣做，就好比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一整頁廣告，宣布：“餵，大家注意！我們剛從你們的機構裡獲得了一名少校雙重間諜。看！他給我們提供了多麼重要的情報。”
由於埃姆斯仍然處於CIA的關鍵部門，而且很有前途，第一總局應該按照規矩將他透露的14名背叛者慢慢地分別小心剔除。但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否決了他們的做法，儘管他們幾乎是含淚提出了抗議。
鈴擋小組將來自華盛頓的豐收果實分類整理，他們發現其中有一些描述可立即辨認，而另外一些需要進一步驗證。那些可以“立即執行”的人員當中，有一些人仍然在國外任職，必須想方設法以巧妙的方式把他們騙回來，不能打草驚蛇。這要花幾個月的時間。
他們所作的第二個決定是避免他們的競爭對手第二總局插手。第二總局習慣於海外作戰，他們對莫斯科大街上的內部事務很不熟悉。
他們決定從“英國”間諜奧列格·戈迪夫斯基上校下手。有一件事使他已經被列為懷疑對象了，即這麼多年來他的偵探工作一直無成效。埃姆斯描述的那個剛返回莫斯科的克格勃上校軍官像手套一樣正好適合戈迪夫斯基，證實了他的罪行。因此，第一總局悄悄地在莫斯科範圍內把他的全部活動都監視起來了，這原本是第二總局的業務範圍。結果是個敗局。
戈迪夫斯基絕非等閒之輩，他知道他的時間不多了。他真後悔不該回莫斯科。他應該接受倫敦朋友的緊急勸告，並呆在倫敦叛逃，實際上12年前他在精神上早就叛逃了。
英國人曾經給過他一個在被監視情況下使用的緊急求援電文：“我遇到麻煩了。我現在需要幫助。”他把該電文發出去了，而且對方竟然收到了。英國秘密情報局（SIS）擬了一個幫助他脫險的計劃，但是需要大使館的幫助。英國大使的後台是對外事務辦公室，他拒絕幫忙。
於是，SIS局長不得不利用他的特權，私下召開了一次會議，向英國首相求援。他解釋了存在的問題。
撒切爾湊巧認識戈迪夫斯基。去年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被任命為總統之前，他曾訪問過倫敦，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蘇聯大使館來了一位外交官坐在戈爾巴喬夫旁邊當翻譯，他的名字叫奧列格·戈迪夫斯基。那時她沒想到他正在為她工作，她印像很深的是她對戈爾巴喬夫的內心想法掌握得十分精確。戈迪夫斯基在頭天晚上已經把情報轉移過來了。
此刻她起身離開了椅子。 “我們一定要救他脫離莫斯科，”她下了命令，“他是一個勇敢的人，是我們的人。”一個小時之內，外交部長和英國大使被說服了。 7月19日上午，大使館的各個大門同時敞開，轎車一輛接著一輛駛出了大使館。克格勃的盯梢驚呆了。他們的監視車也一輛接著一輛出發了，緊跟著英國人的車向四面八方駛去。最後俄國人的車不夠用了。這時兩輛一模一樣的貨運篷車開出來了。後面沒有車跟踪。其中一輛車突然轉向開到正在早晨慢跑的戈迪夫斯基身旁，有一個聲音在喊：“奧列格，快上車。”上校縱身從敞開的邊門跳上了車。
他身後尾隨了兩名第一總局的盯梢，他們也大聲呼喊他們自己的備份車，他們的車疾駛過來，停車後將他兩人帶上了車。
這一攫取行動故意放在一個角落的附近實施，拐彎後那輛貨車不見了。行動成功後，它迅速駛進一條小巷。另外那輛一模一樣的貨車從路邊開了過來，因此當俄國人轉過彎時，他們看到的是一輛白色貨車。俄國車跟在這輛貨車後面跑了數英里路，最後把它包圍了。貨車停下來後，他們發現那輛車裡裝的全是為大使館買的蔬菜。載著戈迪夫斯基的那輛車已經安全地進入了使館大院。
大院裡軍隊機械師已經將一輛長車底多用途越野車進行了改裝，他們在車的傳輸軸下面裝了一個狹窄的間隔間。俄國人被塞進躲藏。兩天后，這輛多用途越野車出發開往芬蘭。在芬蘭與蘇聯的俄方邊界處蘇聯人不顧外交協議仍截住車進行了搜查，但是什麼也沒找到。一小時之後，一個全身僵硬的奧列格·戈迪夫斯基被放出了他的“監獄”，用車送到芬蘭首都赫爾辛基。
幾天后消息傳開了。蘇聯外交部向英國大使提出抗議，大使非常堅定沉著，他回答說他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
幾個月之後，戈迪夫斯基來到華盛頓與CIA分享成果。在聽報告的軍官中有一個人表面上笑容滿面，內心卻害怕得要死，他就是奧爾德里奇·埃姆斯。如果這個俄國人知道有個美國叛徒，他該怎麼辦？埃姆斯很幸運，因為答案是否定的，沒有人知道此事。
杰弗裡·馬奇班克斯認為他可以想出一個辦法幫助他在莫斯科的同事搞清楚那份黑色宣言到底是真還是假。
麥克唐納遇到的一個問題是他無法親自接觸伊戈爾·科馬羅夫本人。馬奇班克斯考慮親自與這位愛國武裝聯盟的領袖進行一次深入的談話，從中或許能找出答案，看看這位自封為右翼保守愛國主義者的靈魂深處是否隱藏著瘋狂的納粹野心。
他認為他認識一個人，這個人可以協助他聯繫這次面談。去年冬天他參加了一次野雞射擊活動，在客人中有一名剛任命的英國主要保守日報編輯。 7月21日，馬奇班克斯給這位編輯通了電話，向他提起了那次野雞射擊活動，與他約好第二天在詹姆士大街他的俱樂部里共進午餐。
1985年7月，莫斯科戈迪夫斯基的逃跑在莫斯科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是7月的最後一天，在捷爾任斯基廣場克格勃總部三樓克格勃主席私人辦公室內。
這個灰暗的辦公室曾接納過地球上最為血腥的怪獸在此辦公。亞戈達和葉若夫都曾在此呆過，他們執行斯大林的命令用數以百計生命的鮮血染紅了這片土地。效仿者還有貝里亞和塞爾沃，這兩個意大利精神變態者，以及謝米恰斯內和最近去世的尤里·安德羅波夫。從1963年至1978年，安德羅波夫一直擔任克格勃的領導，他的任職時間比其他任何人都要長。
T形桌上簽署的命令使多少人慘遭嚴酷折磨，多少人死於冰天雪地、荒蕪人煙的西伯利亞，多少人跪在寒冷的空曠土地中被手槍子彈穿顱槍斃。
維克托·切布里科夫將軍現在不再有那麼大的權力了。事情正在發生變化，死刑命令必須由總統本人親自頒布。但是對於叛國者，他們仍然有權簽署死刑令，今天的會議就是研究將要對叛國者實施的逮捕令。
第一總局局長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坐在克格勃主席桌子的對面，此刻他正準備全力為自己辯解。是他的手下把事情搞糟了。第二總局局長正處於攻勢，這位矮矮胖胖的寬肩將軍名叫維塔利·博亞羅夫，他正在厲聲痛斥第一總局。
他憤怒地說：“整個事情真他媽的……”即使在將軍的圈內，說話時使用的詞彙也非常重要，從他的用詞可以斷定他來自勞動人民家庭，言語非常粗魯。他的意思是事情搞得“一塌糊塗”。
“這種事情不會再發生了。”克留奇科夫嘀咕著。
主席說：“現在我們來規定一個工作範圍。在蘇聯領土範圍內的叛徒，應由第二總局負責逮捕和審訊。如果再發現叛徒，將按照這個規定執行。聽明白了嗎？”
克留奇科夫嘀咕道：“還會有更多的叛徒。還有13個呢。”
大家都不說話了，室內的寂靜持續了幾秒鐘。
主席小聲問道：“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你不是正要告訴我們什麼事情嗎？”
克留奇科夫這才把六個星期前在華盛頓查德威克發生的事情敘述了一遍。博亞羅夫長長地噓了一聲口哨。
切布里科夫問他：“你現在採取了什麼措施？”
“我已組建了一支特工隊來處理這事。他們一個一個地都搞清楚了，共有14人，實際上還剩13人是CIA的間諜。他們都是俄國人。其中一些人容易辨認，另一些人不太好辨認，花的時間長一些。”
切布里科夫當天下令：鈴鐺小組負責分析所獲得的情報，但是叛徒的名字一經確定，必須將它轉交給聯合反叛徒委員會進行逮捕和審訊。第二總局執行逮捕和收監任務。審訊時必須有第一總局的人員在場，以便掌握審訊內容。
其它情況下，由第二總局決定是否拘留和交存，第二總局按照常規方式處理抗拒或坦白事宜。
一周之內，切布里科夫將軍神采奕奕地將CIA的成功一五一十地向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作了匯報。總統的反應令他感到吃驚。這位僅在3月份才任命的新總統對於他們對美國人的現代間諜活動取得的成績並未感到高興，反而對CIA對於蘇聯的滲透，尤其是對於兩個情報機構（克格勃和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的滲透達到瞭如此深入的程度感到震驚。
他不顧克格勃謹慎行事的懇求，下令盡快收拾那些已被奧爾德里奇·埃姆斯暴露出來的叛徒，將他們一網打盡。
鈴鐺小組的負責人是老謀深算的尤里·德羅茲多夫將軍，他過去是伊勒格斯分局的局長。他推測這樣做的結果會斷送埃姆斯的性命。如果如此閃電式地逮捕他們的特務，CIA將知道他們中間有一個雙重間諜，一旦展開調查，很快就能找到他。使他極為驚奇的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
同時博亞羅夫將軍在準備他的反叛徒委員會，叛徒一經確認和逮捕後，由他們來審訊。他打算挑一名特殊人物來領導這個委員會。檔案就放在他的書桌上：一名上校。年僅40歲，但經驗豐富，一位從未失敗過的審訊員。他迅速翻開了檔案。
他1945年出生於以前叫彼爾姆的莫洛托夫，自從斯大林的忠實的追隨者莫洛托夫喪失體面後又開始叫彼爾姆。他的父親是一名獲得勳章的士兵，他在戰場上大難不死，返回家鄉之後喜得一子。
小托爾亞在北方城市裡受到嚴格的正統教導，慢慢長大了。根據檔案記載，他那狂熱的父親十分憎恨對英雄斯大林品頭論足的赫魯曉夫，他的兒子全部繼承並堅持父親的觀點。
1963年他18歲時應徵人伍，調到內政部（MVD）的內部部隊。這類部隊的任務是保護監獄、勞改營和拘留所並用作反暴亂隊伍。這個年輕的士兵工作起來真好比如魚得水，得心應手。
在那些單位裡流行鎮壓和集體控制精神。這孩子工作得如此出色並獲得了珍貴的回報，他被調到列寧格勒軍事外語學院，這實際上是克格勃的訓練院校。那裡的畢業生以冷酷、奉獻和忠誠而著稱。這個年輕人在那裡又一次顯露風采，再一次獲得回報。
這一次他被調到第二總局莫斯科州分部任職，他在那里工作了四年，贏得了“機警接待官、徹底調查官和嚴厲審訊官”的美稱。他確實對審訊很內行，擬寫了一本評價很高的專著，從而被調到第二總局總部。
從那以後他再未離開過莫斯科，總部以外工作主要是針對他所仇恨的美國人，收集美國大使館的情報並跟踪他們的外交人員。在這期間，他在調查局工作了一年，然後又回到第二總局。高級軍官和教官特地在檔案中記錄了他對英國人、美國人、猶太人、間諜和叛徒的刻骨仇恨，他們對審訊時他表現的那種虐待狂感到無法解釋，但是可以理解。
博亞羅夫將軍滿意地合上了檔案。他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人。如果想迅速得到結果而不浪費時間，阿納托利·格里申上校正是他要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