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7月16日，這一天的中午之前，伊戈爾·科馬羅夫正坐在基賽爾尼大街上那幢大樓的辦公室裡，通過內部通信對講機與他的第一私人助理通話。
“昨天我給你的那份文件你看了沒有？”他問道。
“總統先生，我已經認真地看過了。我認為文章寫得十分精彩。”阿科波夫回答。科馬羅夫的所有工作人員都稱呼他為“總統先生”，指的是愛國武裝聯盟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他們深信12個月之後，他肯定將成為另一種意義上的總統先生。
“謝謝你，”科馬羅夫說，“請現在將那份文件還給我。”
內部通信對講機關閉後，阿科波夫起身去他的壁式保險櫃取文件。他已將保險櫃的暗碼牢記在腦子裡，他將中心刻度盤旋轉了六次，保險櫃門終於打開了。他急忙在裡面尋找那一份黑皮封面的文件，但是找不到。
他感到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他把保險櫃裡的東西都拿出來了，一件件、一本本地過目，全部搜尋了一遍。他的內心慢慢地開始發冷，部分恐懼，部分懷疑。他鎮靜了一下，鼓了鼓勁，又重新開始再一遍的搜索。他坐在地毯上，將所有文件認真分類，一件件地仔細檢查，還是沒有那份黑色封皮的文件。他額頭開始冒汗了。那天，他安心地呆在辦公室整整工作了一個上午，他十分肯定在頭一天晚上離開之前，已經把所有的保密文件鎖到了保險櫃裡。他總是這樣做，已經養成了習慣。
翻過保險櫃後，他又將他的書桌的抽屜翻了一遍，還是沒找到。他又在書桌下面的地面上尋找，然後翻遍每一個櫃櫥……在下午1點之前，他敲開了伊戈爾·科馬羅夫的門，進去後坦白了文件丟失的情況。
總統候選人兩眼盯住他足有好幾秒鐘。
這位世界大多數人都認為將成為下一屆俄羅斯總統的科馬羅夫個性非常複雜，在非公共場合，他喜歡將自己處於極其隱秘的環境中。這與他的前任日里諾夫斯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現在，他公開將那個已下台的前任總統看成小丑。
科馬羅夫中等個頭，灰色的頭髮修剪得很整齊，臉面刮得很乾淨。他最明顯的兩個特點是喜歡整潔而討厭身體接觸。大多數俄羅斯政治家，善於摟肩拍背般的密切接觸和酒場交際。與他們不同，科馬羅夫堅持貫徹衣著整齊、言行文明的做法。他很少穿黑色衛兵服，通常總是打領帶，穿雙排鈕扣的灰色西裝。
在他這麼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很少有人敢聲稱與他有過個人的密切接觸，沒有人敢冒充是他的熟人。尼基塔·伊万諾維奇·阿科波夫擔任他的秘密私人秘書已有12年的時間了，但是他們之間的關係仍然是那種主人與忠實的僕人之間的關係。
葉利欽常常放下架子與他的工作人員交朋友，他經常與他的工作人員在一起喝酒並打網球。但科馬羅夫卻不同，至今為止，他只允許一個人，即他的安全部長阿納托利·格里申上校直呼他的名。
然而，像所有成功的政治家一樣，科馬羅夫必要時也扮演變色龍的角色。面對大眾媒體，偶爾需要自己屈尊去接見他們的時候，他以一名嚴肅的、政治家的面孔出現。而在他自己的聽眾面前，他完全變成另一個人，阿科波夫對這種多變的工作方式讚歎不已。演講台上的這位雄辯的政治家代表了所有人民的利益，他非常理解人民的願望。恐懼、慾望、憤怒和偏激等心理狀態。他要對這些人表現得特別親切，顯得平易近人。
在這兩種個性之後，還有的第三種個性使阿科波夫驚恐不已。他身邊聽說過這第三種個性傳聞的人，無論是工作人員、同事或士兵，都被嚇得顫顫磕磕，隨時準備順從他的指揮。
在過去的10年裡，尼基塔·阿科波夫曾兩次目睹過科馬羅夫內心的憤怒爆發而導致失控的情景。在其它一些場合，他看到的是科馬羅夫如何克制情緒，並成功地平靜下來的過程。
在那兩次情緒失控的場合，他看到那個支配和控制他的人，那個他所追隨並崇拜的人，變成了歇斯底里的魔鬼。
他將電話機、花瓶和墨水瓶憤然地投向因冒犯他而嚇得渾身發抖的下人，還有一次他將一名高級黑色衛隊軍官降職到十分悲慘的地步。他發怒時，使用的污穢語言是阿科波夫從未聽到過的；他還砸壞家具；還有一次，他用一把重重的木尺子痛打了一名傷害他的人，當時幸虧別人拉住，否則就要出人命了。
阿科波夫知道這位愛國武裝聯盟的主席發怒時其中一個面部的特徵。科馬羅夫的臉色將變得蒼白，他的言行比平時更正規，更客氣。但是在他的頰骨的每一邊，都會激起一個鮮豔的憤怒的紅點。
“尼基塔·阿科波夫，你說你把文件丟了？”
“不是丟了，總統先生。顯然是放錯了。”
“這份機密文件比你處理過的任何文件都重要。你已經讀過了，你能理解它的重要性。”
“我確實知道它的重要性，總統先生。”
“尼基塔，這份文件只拷貝了三份，其中兩份鎖在我自己的保險櫃裡，只允許我身邊最可靠的幾個人有權閱讀它。它是我自己親自編寫和打印的。我，伊戈爾·科馬羅夫，親自輸入、打印了全部文章，而沒有讓秘書去做這件事。因為它是份絕密文件。”
“您很英明，總統先生。”
“正因為我把你當做身邊最親近的人之一，我才允許你閱讀它。現在你對我說你把它搞丟了。”
“是放錯地方了，暫時放錯了，總統先生。”
科馬羅夫正是用那一雙令人難以抗拒的眼睛盯著他，那眼神可以說服懷疑論者變為合作者，或使退卻的人嚇一跳。他臉色蒼白，兩邊頰骨上都激起了憤怒的紅點。
“你最後一次是什麼時候見到它的？”
“昨天晚上，總統先生。我呆到很晚，以便獨自專心閱讀。我是8點鍾離開的。”
科馬羅夫點了點頭。夜間值班衛兵的登記簿會證實他或否定他的說法。
“你把它帶走了。不顧我的命令，你居然允許文件離開大樓。”
“沒有帶走，總統先生，我發誓。我把它鎖在保險櫃裡了。我從不把秘密文件到處亂放或帶走。”
“但現在它不在保險櫃裡，對嗎？”
阿科波夫試圖嚥下點什麼，但他沒有一點口水。
“在我打電話之前，你開過幾次保險櫃？”
“一次都沒開過，總統先生。您打電話後，我第一次開保險櫃。”
“保險櫃一直是鎖著的嗎？”
“是鎖著的，像往常一樣。”
“有撬櫃跡象嗎？”
“看起來沒有，總統先生。”
“你搜查過房間嗎？”
“上下左右都翻過了。我真搞不明白。”
科馬羅夫思索了幾分鐘。在他蒼白的面孔後面，內心產生了一種恐慌感。最後他給底層的警衛室打了個電話。
“封鎖整個大樓。任何人不許進出。與格里申上校取得聯繫，叫他立即到我辦公室報到。不管他在哪裡，不管他在幹什麼，一個小時之內他必須到我這裡來。”
他的食指離開了內部通信對講機，他的雙眼緊盯著他那面色刷白、渾身顫抖的私人助理。
“回到你的辦公室去。不要與任何人接觸。在那裡等我的通知。”
作為一名聰慧摩登的單身女人，西莉亞·斯通早就決定，任何時候她都有權與她傾心的人一起享受人生。此時她正迷戀著一名肌肉發達的年輕人雨果·格雷。這個年輕人兩個月前剛從倫敦來，比她晚來六個月。他是文化助理武官，級別與她一樣高，但是比她大兩歲，也是單身。
他倆每人都有一間雖然小、但很實用的房間。英國大使館工作人員的住宅區位於一個腎形廣場的大樓裡，裡面有一個院子便於停車，門口有俄國民兵站崗。即使在現代的俄國，人們都認為應該注意那些複雜的情況，但至少車輛還是受到非常完好的保存。
午飯後她開車回到索菲斯卡亞碼頭英國大使館內，開始寫報告，匯報她與俄國記者午餐時的談話內容。他們的談話大部分是關於切爾卡瑟佐夫總統前一天去世的情況，以及目前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她十分肯定地對俄羅斯記者說，英國人民將繼續關注俄羅斯事態的發展，並希望他相信她。她想知道他的文章什麼時候發表。
5點鐘她開車回到了住所，先洗了個澡。稍微休息了一下後，便與雨果·格雷約好8點鐘一起吃晚飯，他們打算晚飯後一起回她的房間。晚上，她不喜歡花很長時間睡覺。
到下午4點種，阿納托利·格里申上校已經確認丟失的文件不在大樓裡。他坐在伊戈爾·科馬羅夫的辦公室裡，告訴他這一結論。四年來，這兩個人已變得相互依賴，不可分離了。格里申是1994年辭去了克格勃第二總局上校的職務的。現在，他徹底失望了，自從1991年正式結束共產黨統治以來，前克格勃已經變成了一個偽君子。在那之前，即1991年9月，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已經將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機構解體，並將各個派別轉交給不同的部門管理。
對外部情報部門——第一總局的總部還保留在環路以外的老地方，但是它已重新命名為對外情報局或SVR，這真是糟糕透了。
更糟糕的是格里申所工作的部門——第二總局，這個曾經負責所有內部安全、防間諜和鎮壓不同政見分子的機構已被閹割，重新命名為HB，並奉命減少自己的力量。
格里申蔑視這種做法。俄羅斯人民需要紀律，需要嚴密的，有時甚至是苛刻的紀律。而第二總局正是執行這種紀律的機構。他參與了三年的改革，希望上升到少將後就離休。一年以後他又被伊戈爾·科馬羅夫任命為個人警衛的總負責人，那時他仍然是老的自由民主黨的政治局成員之一。
這兩個人的地位和權力同時強大起來，更好的戲還在後面。幾年來，格里申為科馬羅夫創建了特別忠誠的貼身警衛隊伍，即黑色警衛隊。這支隊伍由6000名強壯的年輕人組成，由他親自指揮。
黑色衛隊的支援部隊是青年戰鬥團，有2萬人，它是愛國武裝聯盟的青年組織，所有團員都有堅定的信念，非常忠誠，也歸他指揮。
雖然街道上最卑賤的貧民都可以用非常親近的方式稱呼科馬羅夫，但那是他與俄羅斯人民同誌之愛的一種體現方式。科馬羅夫對他所有的部下有非常嚴格的禮節要求，少數非常熟悉的朋友除外。
科馬羅夫問：“你敢肯定文件已不在大樓裡了嗎？”
“它肯定不在，伊戈爾·科馬羅夫。在這兩個小時裡，我們實際上已將大樓翻了個底朝天。我門檢查了每一個食櫥、每個裝有鎖的櫥櫃、每個抽屜、每個保險櫃，每個窗戶和窗台都檢查過了，每一寸土地都搜索過了，沒有任何外人進入的跡象。”
“保險櫃製造廠的專家剛檢查過保險櫃。他證實，那個保險櫃沒有被人撬開過的痕跡。要么是知道保險櫃密碼的人打開過櫃子；要么是文件就根本沒放進去。昨天晚上的廢物已被封存，並蒐查過，什麼也沒有發現。”
“晚上7點警犬就被放開在院子裡自由活動了。7點之後沒有人進入過大樓。夜班警衛晚上6點鐘換班，10分鐘以後白班的警衛就離開了。阿科波夫晚上工作到8點。昨晚值班的警犬管理人已被招了進來，他發誓說昨晚一共拴了三次狗，以便加班的工作人員乘車離開大樓。阿科波夫是最後一個離開的。夜間值班記錄可以確認。”
“那麼以後的情況呢？”科馬羅夫問道。
“人為的錯誤或蓄意犯罪。已經通知了那兩個昨晚值班的衛兵，他們馬上就到。從昨天晚上8點阿科波夫離開大樓，到今天早晨6點這段時間裡是他們倆值班的。然後是白班的衛兵單獨值班到大約8點鐘，直至辦公室工作人員上班為止。中間有兩個小時。但值白班的衛兵發誓說，他們第一次巡邏時這層樓上所有的辦公室門都是鎖著的。在這層樓工作的每個人，包括阿科波夫證實了這一點。”
“阿納托利，你的結論是什麼呢？”
“或者阿科波夫有意或無意帶走了文件，或者他就根本沒有把文件鎖起來，從而使夜間上班的某個人將文件偷走了。夜班工作人員都有辦公室門的萬能鑰匙。”
“這樣一來，有可能是阿科波夫嗎？”
“他肯定是第一個被懷疑的對象。他的私人公寓已被搜索過了。當時他在場，沒有搜到什麼東西。我原先認為，他有可能把文件帶走，然後他把他的文件包丟了。我在國防部時遇到過這種事情，當時我負責調查，後來發現不是間諜活動，而是讀職罪，犯罪人被送到集中營去了。但是，阿科波夫的公文包確實一直在用著，有三個人證實了這一點。”
“那麼他是故意犯罪了？”
“有可能。但我有個疑問。今天早晨他為什麼要來這裡，等著束手就擒呢？他有十二個小時的時間逃跑。我希望再詳細審問他一次。”
“我批准了。”
“那以後怎麼辦？”
伊戈爾·科馬羅夫將他的轉椅轉到面對窗戶的位置。他沉思了一會兒。
他終於說話了：“阿科波夫一直是一個不錯的私人秘書。但從今往後我不得不替換他了。現在的問題是他已看過這份文件，這份文件的內容是絕密的。如果我們限制他的活動範圍或開除他，他將會產生報復心理，甚至會洩露他所知道的機密。那將是個憾事，一個極大的憾事。”
“我完全理解了。”格里申上校說。
就在這時，那兩個不知所措的晚班衛兵到了，格里申下樓去審訊他們。
晚上9點，位於莫斯科城外的黑色衛隊營房裡夜班衛兵的住所被搜查過了，搜查結果僅是一些預料到的化妝品和色情雜誌。
這兩個士兵已被隔離，分別在不同的審訊室接受盤問。格里申親自審問他們。顯然他把他們嚇壞了，對於他們說來，這在情理之中。見到他之前，他們早聽說過他的威嚴了。
審訊人時，他有時會大聲罵人，但對於這兩個渾身冒汗的人來說，最痛苦的折磨是他坐在他們旁邊，小聲敘說著那些對他撒謊的人將受到種種懲罰的細節。到8點鐘，他已完全掌握了前一天夜裡他們當班時所發生的事情。他得知他們因迷戀電視上總統死訊的細節而沒有像往常一樣正規巡邏。但是，他第一次聽說了清潔工的存在。
同往常一樣，清潔工晚上10點被放進樓裡，是通過地下通道進來的。沒有任何其他人與他一起進來。要打開那三道門，這兩個衛兵都要牽涉到，因為其中一名衛兵掌握著街門口那扇門的鍵盤暗碼，而另一名衛兵掌握內門的暗碼，兩個人都知道中間門的暗碼。
他得知，當這兩個衛兵看見那個老頭像往常一樣向頂樓走去時，衛兵很不情願地離開他們正在觀看的電視節目，去打開那個中層辦公室的門，那套至關重要的高級官員的套房。他得知，清潔工在打掃科馬羅夫的房間時，有一名衛兵站在門口監視著。當那個套間衛生打掃乾淨之後，又重新鎖上了門，那兩個衛兵都回到樓下，只留下那個清潔工一人繼續打掃中層樓上其它的房間。一切都像往常一樣。就是這樣……清潔工是一個人呆在阿科波夫的辦公室的。午夜以後，清潔工比往常提前一點時間離開了辦公樓。
9點鐘，面色極其蒼白的阿科波夫由衛兵押送離開了辦公大樓。他是乘他自己的車，但是由一名黑色衛隊士兵駕駛的。在車的後座上，另一名衛兵坐在失寵的秘書旁邊。車沒有去阿科波夫的公寓。它駛出了莫斯科城，開到了青年戰鬥團所在地的軍營裡。
到9點鐘，格里申上校已經閱讀完了有關工作人員的個人檔案，包括他們僱傭的一名叫里昂納德·蔡塞夫的詳細資料。該人63歲，是辦公室的清潔工。有他的私人住址，但是他有可能已經失踪了。因為他沒有在規定的時間10點鐘來上班。
他一直沒有出現。半夜裡，格里申和另外三名黑色衛兵去查看那個老頭的住所。
在那個時辰，西莉亞·斯通翻身離開了她那年輕的情人，臉上帶著幸福的微笑。她伸手取了一支香煙，她很少吸煙，但此時是她享受的最佳時刻。雨果·格雷仰面躺在她的床上，繼續氣喘吁籲。他是一名體格十分健壯的年輕人，壁球和游泳鍛煉使他的身體處於良好狀態，但眼前這兩個小時，卻花費了他大部分的精力。
他不止一次地問自己，為什麼上帝要做這樣的安排，任何一個處於性飢餓狀態的女人，她的胃口總超過男人的能力！這真是極其不公平的。
西莉亞·斯通在黑暗中深深地吸了一口煙，她再次感到了尼古丁的力量，重新爬到她情人的身上，深情地撫摸著他那深褐色的捲發。
“你究竟是怎樣變成文化武官的？”她取笑他，“你又不懂屠格涅夫、萊蒙托夫等作家的作品。”
“我不需要知道他們，”格雷喃喃地說，“我應該告訴俄羅斯人關於我們的文化——莎士比亞、布龍特斯等等。”
“那就是你必須經常與站長會談的原因嗎？”
格雷急忙坐了起來，把手放在嘴邊輕輕地噓了一聲示意她閉嘴，“西莉亞，這個地方有可能安裝了竊聽器。”
一氣之下，西莉亞猛然起身去沖咖啡。她真不明白，格雷為什麼對一個小小的玩笑如此吹毛求疵。不管怎樣，他在大使館所做的事情已經是一個完全公開的秘密。
當然，她說的是對的。上個月，雨果·格雷已經成為秘密情報局莫斯科情報站的第三名級別較低的工作人員。該情報站以前的規模要比現在大的多，那是在過去那些日子比較好過的冷戰高峰時期。俄羅斯目前正處於崩潰時期，它不會帶來太大的威脅。
更重要的是，過去90％的秘密現在已經公開了，或利用的價值很小。人們甚至知道以前的克格勃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有一名新聞官員，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可能被安插到基層的足球隊裡了。
但是，雨果·格雷還很年輕且敏感性很高，他認為大多數外交公寓裡仍然可能安裝有竊聽裝置。共產主義可能已消失了，但是俄羅斯的大國妄想依然十分猖狂。他的觀點是對的，俄國的特務早已註意到他的行為，已經盯上他了。
命名方式很奇特的狂熱大街，也許是莫斯科城裡最破舊、最低劣的生活住宅區。作為共產主義成功規劃的一部分，它坐落在化學戰研究所的旁邊，該研究所內的過濾器多如牛毛。該區居民中，人們所看到惟一狂熱者是那些已被列入搬遷戶的居民。
根據記錄，里昂納德·蔡塞夫與他的女兒、卡車司機女婿及他們的孩子住在大街旁一座公寓裡。此時，已是午夜12點半，夏天的夜晚仍然十分炎熱。駕駛那輛頭部圓滑黑色柴卡車的司機，不時地將腦袋伸出窗外努力辨別街道旁那些積滿污垢的街名路牌。
這家女婿的名字肯定與其他家庭成員的不同，他們不得不喚醒樓底層昏昏欲睡的鄰居，打聽出蔡塞夫一家住在四樓。沒有電梯，這四個人只得爬上樓梯砰砰地敲門。
仍然睡意朦朧的女人打開了門，這個女人肯定是30多歲，但看起來她要比實際年齡老得多。格里申很有禮貌，但態度又很堅決。他手下的人迅速進屋並散開分別搜查了房間。房間裡沒什麼可搜查的，因為它很小。實際上共兩間臥室，還有一間臭烘烘的廁所和用簾子隔開一角的廚房。
這個女人剛才與她6歲的女兒睡在其中一間屋裡的大床上。孩子被驚醒了，開始嚎陶大哭。她睡的床被掀翻了以防床底下藏著人。兩個破爛不堪的用夾板做的櫃櫥被翻了個底朝天。
在另一個房間裡，蔡塞夫的女兒無望地指著牆邊那張她父親睡覺的帆布床並解釋說，她的丈夫到數英里以外的明斯克去了，已經走了兩天了。她哭著發誓說她父親自昨天上午以來一直沒有回來。她擔心，但她並沒有進一步報告說她父親已失踪。她想他也許正在公園的長板凳上睡覺呢。黑色衛隊士兵在十分鐘內就確認，在該房間裡沒有藏任何人。而且格里申堅信，這個女人如此恐慌和無知，她不會撒謊。 30分鐘以後，他們走了。
格里申下命令柴卡車不要返回莫斯科市中心，而是開到40英里以外，關押阿科波夫的軍營。當晚的其它時間裡，他親自審問那位孤立無援的秘書。黎明之前，那個滿臉淚花的人承認他肯定將那份絕密文件忘在他的書桌上了。他從前從未做過這種事情。他真搞不明白他為什麼會忘記把它放到保險櫃裡。他請求饒恕。格里申點了點頭，拍了拍他的背，以示安慰他。
在營房外面他召見了他的一名心腹副手，並說道：“今天的天氣將很熱。我們的朋友在那兒很慘。我想黎明前如果遊一次泳，可能會有利於他的狀態恢復。”
然後，他開車回了莫斯科。路上他不停地思考著，假如，那份絕密文件曾被放在阿科波夫的書桌上，有可能被扔掉了，或者被清潔工偷走了。前面的推斷並不能證實這一點。黨總部的垃圾總要存放幾天后才在監督之下銷毀。昨天晚上的文件垃圾已被一張一張地詳細檢查過了，結果什麼也沒發現。這麼說，肯定是清潔工拿走了。為什麼一個半文盲的老頭要做這樣的事情？他偷文件的目的是什麼呢？格里申仍然找不出答案。只有那老頭能解釋清楚。他會解釋的。
在正常吃早飯時間之前，他已派出了2000名手下的士兵，全部穿便裝，在莫斯科各個角落裡尋找一名穿著一件舊軍服的老頭。雖然沒有他的照片，但他的特徵描述得很準確，甚至包括他的三顆鋼門牙。
然而這項工作並非是件容易的事，雖然有2000人在搜索，但莫斯科大街小巷中擠滿了各種各樣無家可歸的人，其數目是士兵的十倍，所有的人都穿著破爛的衣服。如果蔡塞夫還活著，他不懷疑每個人都應該受到檢查。其中有一個人要有三顆鋼門牙和一份黑色封面的文件。格里申兩者都想要，他恨不得馬上就得到它們。他的那些不知所措、但很順從的黑色衛隊的士兵們都身著便裝，因為那天非常炎熱。他們的搜索遍布了莫斯科的各個角落。
1983年12月。賈森·蒙克起身離開了他的書桌，伸了個懶腰，決定去物資供應所。他從奈洛比回來已經一個月了，他得知他的業績報告得到了很高的評價，在有些情況下是特別優秀。因此，他的提升正在醞釀之中。非洲部的負責人對此很滿意，但又為失去他而感到遺憾。
蒙克回來後被派去學習西班牙語，聖誕節和新年假期過後就開課。西班牙語將是他的第三國外語，但更重要的是，他將有機會進入整個拉丁美洲分部。
南美洲的面積很大，而且很重要，因為它不僅作為像門羅學說描述的那樣是美國的“後花園”，而且也是蘇聯集團瞄準的主要目標，它是蘇聯暴動、顛覆和共產主義革命的對象。因此克格勃在里奧格蘭德的南部有一個大的行動計劃，而美國中央情報局決心阻止它。蒙克今年33歲，接手南美是他事業上一個良好的轉折點。
他正在攪和杯裡的咖啡，這時感覺到有人正站在桌子的對面。
“曬得好黑啊。”有個聲音在說話。他抬起頭來。蒙克認出了對面正朝他微笑的那個人。他趕忙起立，但那個人示意他坐著別動，正像貴族對鄉下人表示友善的一種方式。
蒙克吃了一驚。他知道說話的人是作戰總局的要員之一，因為曾經有人在走廊上指給他看，他是新上任的反間諜小組東南蘇聯分部的負責人。
使蒙克驚奇的是這個人看起來非常普通。他們倆的個頭差不多，差兩英寸就有六英尺高，但對方比他大9歲，身體健康狀況很不好。蒙克注意到他的頭髮上了髮油，整齊地從前額根梳到腦後，濃密的小鬍子覆蓋了那張蒼白而乏味的上半部嘴唇，有一雙像貓頭鷹一樣的近視眼。
“在肯尼亞呆了3年多。”他解釋剛才提到的曬黑的原因。
“現在，又回到寒冷的華盛頓了，是吧？”那個人說。
蒙克回答：“是的，先生。”一隻散發著強烈尼古丁味道的手伸了過來。蒙克注意到這一點，以及那鼻尖上那曲曲彎彎的毛細管，一看就知道他是酒店的常客。他站起來，微微而笑。他的笑容被打字的女孩們稱為“特別的紅杉”。
“你肯定是……？”
“蒙克。賈森·蒙克。”
“認識你很高興，蒙克。我叫奧爾德里奇·埃姆斯。”
假如雨果·格雷的車那天上午發動起來了，許多後來死去的人就有可能活著，但世界將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但是汽車的發動機不聽人的指揮。儘管格雷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他還是沒把汽車發動起來，他只好選擇了那輛順路開來的紅色越野車，匆匆忙忙敲了敲車窗的玻璃。西莉亞·斯通停下車，讓他搭上車。
一般情況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星期六是不上班的，更不用說這是一個炎熱的夏日週六了。往日，多數人都是去森林裡度過一個快樂的周末。但是總統的死訊突然打破了往日的平靜，給他們增加了額外的工作壓力，週末他們不得不也要正常上班。
他坐在她身體的旁邊。她一個突然轉向，車子穿過烏克蘭大酒店，駛向克里姆林宮。他的腳後跟好像踐踏了什麼東西。他彎腰把它撿起來。
“是消息報的消息嗎？”他問她。她斜眼看了一下，認出了他手中的文件。
“哦，上帝。昨天我曾打算把它當做廢紙給處理了。一個發瘋的老頭把它扔進我的車裡，差點把我的魂兒嚇出來。”
“又是一張請願書，”他說，“他們永遠不會停止的。肯定又是為了簽證。”他輕輕打開黑色封面，瞥了一眼標題。 “不是為簽證的，更像是政治類文件。”
“太好了。我是邦克斯先生，這是我拯救世界的宏圖。將它交給大使就行了。”
“他是這麼說的嗎？是要交給大使嗎？”
“是的。謝謝那瓶啤酒。”
“什麼啤酒？”
“我怎麼知道？他是個瘋子。”
格雷閱讀了標題頁，然後翻閱了好幾遍。他不說話了。
“它確實是政治文章，”他說，“像是某種宣言。”
“如果你想要，你就拿走吧。”西莉亞說。他們穿過了亞歷山德羅維斯科花園，朝石橋行駛。
雨果·格雷打算再看一眼這個不受歡迎的禮物，然後將它扔進垃圾箱裡了事。但是，回到他的辦公室，又讀了十幾頁後，彷彿發現了點什麼極其重要的東西，便匆匆起身與站長會面去了。站長是一名精明的蘇格蘭人，他智慧超群。
站長的辦公室每天都要嚴格地檢查一遍，尋找可能被放置的竊聽裝置。但是，真正秘密的會議總是放在“泡沫”會議室。這個奇怪的會議室是吊在鋼筋橫樑上懸空的，它的四周有一個全部被空氣包圍的間隙。該會議室定期內外“打掃”，要保證敵對情報機構無法竊聽。此時，格雷感到還不太安全，他請求換到泡沫會議室。
“完全同意，我的小伙子。”站長說。
“喬克，我不知道是否在浪費你的時間，也許是吧。對不起，但是昨天確實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個老頭將這個東西扔進了西莉亞·斯通的車裡。您知道嗎？就是那個新聞專員女孩。也許它……”
“將它扔進她的車裡？”他輕聲地問。
“她是這樣說的。那老頭猛然打開車門，將它扔進車裡，請她將這東西轉交給大使，然後消失了。”
站長伸出手來拿起那份黑色封面的資料，那上面有兩個格雷的腳印。
“是什麼樣的人？”他問道。
“老頭、衣衫破舊、短髮。像是一個四處流浪的乞丐。當時，都快把她的魂兒嚇掉了。”
“也許是一份請願書？”
“她就是這麼想的。她打算將它扔掉。但她今天早上讓我搭她的車。在路上我看了一下其中部分內容。它似乎政治性很強。裡面標題頁上有愛國武裝聯盟的標誌印章。看起來好像是伊戈爾·科馬羅夫草擬的文章。”
“我們未來的總統，奇怪！好吧，小伙子，把它交給我吧。”
“謝謝，喬克。”格雷說完，起身離開了。在英國秘密情報局內部，鼓勵上下級之間親切地互喚各自的名字。這樣做的目的是鼓勵一種同志親情，大家庭的親密感，並強調內外有別的心理狀態。在這個行業中，這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也只有局長本人被稱為“局長”或“先生”。
格雷掉頭就走。當他剛要跨過門口時，又被他的上司把他叫住了，而他的手還放在門的把手上。
“小伙子，還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注意。蘇聯時期修建的公寓樓質量很差，牆壁很薄，這些建築物今天的現狀仍然如此。今天早晨，我們第三貿易秘書的眼圈都紅了，因為昨晚缺乏睡眠，幸好他的夫人還在英國。你和你那位快樂的斯通小姐下次的動作能否小點聲？”
頓時，雨果·格雷的臉變得像克里姆林宮的紅牆一樣紅，然後，羞答答地離開了會議室。站長先將那份黑色文件放到一邊。他還有一天要忙碌的工作，大使到晚上11點鐘才會召見他。他眼下很忙，此刻還顧不上看那些被街頭流浪的乞丐隨手塞進工作人員車裡的東西。直到那天晚上，在辦公室工作到很晚的時候，那位間諜組織的頭目才閱讀了那份後來被稱為黑色宣言的文件。
1984年8月，馬德里1986年11月，印度駐馬德里使館搬遷新址。在此之前，它位於卡萊貝拉斯克斯大街93號一座華麗的跨世紀的建築內。在1984年印度獨立日的那天，作為慣例，印度大使館舉行了盛大招待會，款待西班牙政府的主要官員和各國外交官員。像往年一樣，日子定在8月15日。
由於馬德里的天氣在那個月份極其炎熱，而且8月份通常被政府、議會和外交官員選為假日，許多高級官員都離開了首都，由級別較低的官員代表他們去參加招待會。
從印度大使的角度看這是件憾事，但是印度的歷史不能重寫，因而無法改變他們的獨立日。
美國人由他們的代辦、第二貿易秘書賈森·蒙克作為代表。美國大使館內中央情報局的站長也不在，蒙克又作為站裡第二號人物暫時代理站長。對於蒙克來說，這一年來，日子過得不錯。他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六個月的西班牙語學習課程，級別也從GS-12提拔到GS-13。事實上，這種政府計劃的、表示級銜高低的標籤對於那些在私人企業工作的人來說沒什麼意義，因為它是為聯邦政府公務員制定的工資標準。但是在中央情報局內，它不僅涉及工資；而且還涉及職稱，與地位和升職有密切關係。更具體地說，與蒙克的好運有關的是，在一次高級軍官調整時，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威廉·凱西剛任命了一名副局長（作戰部）來替代約翰·斯坦。作戰副局長負責局裡的所有情報收集工作，因此掌管該領域中所有的特務人員。這個人就是最初發現並招募蒙克的凱里·喬丹。
學完西班牙語課程之後，蒙克最終被分配到西部歐洲，而不是拉丁美洲，而在西歐只有一個講西班牙語的國家，即西班牙。西班牙不是一個敵對的國家，而是正相反。對於一名34歲的單身CIA老軍官來說，迷人的西班牙首都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地方了。
由於美國與西班牙盟國之間有著良好的關係，CIA的大部分工作不是對西班牙搞間諜活動，而是與西班牙的反情報機關合作，監視蘇聯和東歐這個充滿敵意和特工的大型共同體。僅在兩個月的時間裡，蒙克就與西班牙的對內分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該局內有許多資歷較深的高級軍官，他們對共產主義沒好感。由於用西班牙語很難發出“賈森”這個讀音，他們給這位年輕的美國人取名為埃爾·魯維奧·布隆迪，大家都很喜歡他。蒙克對人們產生了影響。
招待會很熱烈，而且典型：人群三三兩兩從容地流動，啜飲著印度政府提供的香棋酒，酒杯在手裡握十秒鐘就開始變熱了；人們有禮貌地進行著心不在焉的交談。蒙克算計著自己已經為山姆大叔盡力了，正打算離開，忽然發現了一張熟悉的面孔。
他悄悄地穿過人群，站到那位身穿深灰色西裝人的後面，耐心地等待著他與一位身著麗紗的女士講完話，在他獨自一人的片刻時間，他用俄語對他說：“你好，我的朋友。後來您的兒子怎麼樣了？”
那個人吃了一驚，轉過身來。然後他露出了笑容。
“謝謝你，”伊里奇·圖爾金對他說，“他病好了。現在很健康。”
蒙克說：“我很高興。看你的氣色不錯，工作肯定也很順利。”
圖爾金點點頭。接受敵人送的禮物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行為，一旦有人匯報，他將永遠失去再次離開蘇聯的機會。但是，為了兒子他不得已，才去乞求格拉祖諾夫教授的憐憫。那位內科老醫生自己也有兒子，他私下認為他的國家應該與世界上實力最強的研究單位在醫學領域展開合作。他決定不去舉報那位年輕的軍官，並謹慎地接受了同事們對他的非凡成功的喝彩。
“是的，謝謝。但這事只有極少數人知道。”他回答說。
蒙克說：“一起吃頓飯吧。”蘇聯人看起來感到震驚。蒙克舉起雙手做出假裝投降的動作。 “我允諾，無任何策反之意！”
圖爾金變得從容了。兩個人都知道對方是乾什麼的。蒙克的俄語講得如此地道，這個事實本身就表明他不可能是美國大使館貿易部的官員。蒙克知道圖爾金肯定是克格勃，也許是在反情報部門，因為他看到他能夠自由地與美國人交談。
“策反”這個詞洩露了天機，美國人在開玩笑時喜歡使用這個冷戰時期的詞語。 “策反”或“冷策反”是一個專業術語，他的意思是，一方的情報軍官直率地鼓動敵對一方的情報軍官倒戈。
三天后的一個晚上，這兩個人分別來到馬德里一個老住宅區裡，一個叫做卡勒·庫奇列羅斯磨刀街後的小巷，進入小巷不遠的地方有一扇老式木宅門，進門後有台階通往一個弓形結構的地下室，那里以前是一個可以回溯至中世紀的古老酒庫。許多年來，它一直以索夫里諾斯·博廷的名義出售西班牙傳統的菜餚。在這座古老的弓形結構中設有貨攤，中間有餐桌，蒙克和他的客人佔了其中一張餐桌。
飯菜很可口。蒙克要了一瓶紅酒。出於禮貌，他們不談行話，只談論妻子和孩子的情況。蒙克承認他仍是單身。小尤里現在已經是小學生了，此時正在他奶奶的家裡度暑假。喝完了一瓶酒，他們又要了一瓶。
蒙克開始時沒意識到，雖然圖爾金外表和藹可親，內心卻極度惱怒不滿。他並不是針對美國人，而是記恨那個幾乎要了他兒子性命的製度。當第二瓶就快要喝完時；他突然問：“你樂於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嗎？”
蒙克喃喃自問。這，是否意味著策反？這個白痴是否想招募我？
“我非常樂意為CIA工作。”他輕聲說。他一邊倒酒，兩眼注視著酒瓶，而不是那個俄國人的表情。
“如果你遇到困難，你們的人會幫助你嗎？”
蒙克的眼睛盯著倒入杯子的酒，手很平穩。
“當然了。如果我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的人會來幫忙的。這是我們這個行業行為準則的一部分。”
圖爾金說：“能生活在這樣一種自由環境中，為這裡的人們工作肯定是一件幸事。”蒙克終於放下了酒瓶，朝桌子對面望去。他曾許諾不搞策反，但是俄國人自己主動地要被策反。
“為什麼不這樣做呢？聽我說，朋友。你們的製度將要發生變化。不久就要變化。我們可以幫助它轉變得更快一些。尤里長大後就能生活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中。
“安德羅波夫已經死了，那些從倫敦運來的藥也未能救他的命。替代他的是另一位衰老的老人——康斯坦丁·契爾年科，他站起來時必須有人攙扶。但是克里姆林宮傳來消息，將出現一個較年輕的人，名叫戈爾巴喬夫。”
在那次喝咖啡時，圖爾金被蒙克招募了，自那時起，他人雖然呆在克格勃中心“適當的位置”，卻在為中央情報局工作。
蒙克很幸運，因為他的上司——情報站站長正在度假。如果站長在，他不得不將圖爾金轉給他人處理。而這一次是他自己將這一招募的絕密消息，通過電報密碼親自向位於蘭利的上級報告的。
開始時，CIA肯定是持懷疑態度。成功策反克格勃的一個少校意味著很高的榮譽。在那個夏天的許多日子裡，他們的足跡遍布了整個馬德里，進行了多次相關會談後，蒙克對那位蘇聯的同代人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1951年，圖爾金出生在西伯利亞西部的鄂木斯克，他父親是軍工廠的一名工程師。 18歲那年，圖爾金的大學夢未能如願，不得不參軍了。人伍後分配到名義上由克格勃控制的邊界衛隊，在那裡“被發現”後，被送到捷爾任斯基高中的反情報系學習英語。他在那裡顯示了他的才能。
然後，他與一個小組一起轉到了享有很高聲望的安德羅波夫學院學習，那裡是克格勃的對外情報培訓中心。像蒙克一樣，他的潛力也非常大。對於那些無克格勃經驗、無外語知識的人，在學院課程培訓的時間一般為5年。圖爾金兩者均具備，他僅用了一年時間就學完了課程。畢業時由於他學習成績優異，被分配到克格勃第一總局的二局，它屬於情報收集部門的反情報機構。當時K局的負責人是克格勃中最年輕的將軍奧列格·卡盧金。
1978年，27歲時，圖爾金結婚了，接著有了兒子尤里。 1982年他第一次到國外奈格比任職。當時他的主要任務是滲透到肯尼亞的CIA情報站里或者在肯尼亞全國各地招募特務。由於他兒子生病，這項任務夭折了。
10月份，圖爾金第一次給CIA傳遞情報。蒙克得到了有關克格勃已建立了一整套秘密通信系統的情報後，他親自返回蘭利匯報情況。經證實，該情報具有爆炸性價值。圖爾金洩露了克格勃在西班牙的整個軍事行動。為了保護提供消息的人，美國人將他們掌握的情報分散透露給西班牙，從而使西班牙人每次破獲的莫斯科間諜案看起來像是一次偶然事件，或像是被西班牙人努力攻破的。每一次都是通過圖爾金向克格勃反映情況，使克格勃感覺到是由於其特工本人犯了愚蠢的錯誤而導致被捕的。莫斯科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損失了其全部伊比利亞的軍事計劃。
圖爾金在馬德里工作的三年期間被提升為副主管，他幾乎掌握了那裡的所有情報信息。 1987年他被調回莫斯科，一年後又擔任克格勃K局在東德情報站的站長，直到1990年拆除柏林牆東德、西德統一為止。在這些年裡雖然他通過秘密信件的約定存取點和聯絡點傳遞了數以百計情報信息，但是他一直堅持只接受一個人——他的朋友賈森·蒙克的領導。大多數間諜在六年裡要換幾個“管理員”，但是圖爾金堅持他的觀點，蘭利只好讓步了。
1986年秋天，蒙克返回蘭利，奉命來到凱里·喬丹辦公室。
“我看過那份資料了，”CIA新上任的副局長，作戰部負責人說，“素材挺好。我們原先以為他是個雙料間諜，但是他提供的有關西班牙情報的信息是絕密的。你手下的人真有水平。幹得不錯。”
蒙克點頭表示感謝。
喬丹說：“有一件事情我還沒有搞明白。我是五分鐘之前才介入此事的。你的報告中對於招募戰略寫得很詳細，但有件事情沒提到。為什麼他要主動被策反？”
蒙克告訴副部長他在報告中沒有提到的事情，即他兒子在奈洛比生病和沃爾特·里德提供藥品的事。
喬丹最後說：“我真該打你的屁股。”他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白樺和山毛樹林木一直延伸到波拖馬可河，落葉已變紅，樹呈黃色，光彩奪目。
過了一會兒，他說：“我真不明白，局裡的人真敢允許他不請示就拿走那些藥品。一旦出事，你就休想再見到他了。馬德里事件真是個僥倖成功。你知道拿破崙是怎樣評價將軍的嗎？”
“不知道，先生。”
他說：“我不管他們是好是壞，我想讓他們幸運。你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你很幸運。我們將把那個人調到蘇聯／東歐分部去，你知道嗎？”
中央情報局的最高層領導是局長。他領導兩個主要的分支機構：情報部和作戰部。情報部由情報副局長（DDI）領導，其主要任務是將收集到的大量原始情報進行比較、分析，從中選出情報精華送交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五角大樓等有關部門。
真正的情報收集工作由作戰部完成，作戰部由作戰副局長（DDO）領導。作戰部根據世界地圖又分為幾個分部：拉丁美洲分部。中東分部、東南亞分部等。但是從1950年至1990年40年的冷戰期間，共產國際崩潰了，蘇聯／東歐分部就變成了主要分部。
其它分部的軍官常常抱怨，儘管他們在波哥大或雅加達培養和招募了很有價值的蘇聯“財產”，招募之後必須從此轉給蘇聯／東歐分部進行控制“管理”。其邏輯是被招募者很有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被調回蘇聯。
由於蘇聯是主要的敵人，蘇聯／東歐分部就成了作戰部裡最有吸引力的單位。大家都努力在那裡尋找位置。雖然蒙克在大學裡學過俄語，而且花了許多年仔細閱讀了俄文期刊，他仍然只在非洲分部工作過，然後調到了西歐。
他說：“是的，先生。”
“你想跟他一起去嗎？”
蒙克的情緒激動了：“想去，先生。請批准。”
“好吧。他是被你發現和招募的，你來控制他吧。”
一周之內，蒙克就調到了蘇聯／東歐分部。他的任務是“操縱”克格勃的尼古拉·伊里奇·圖爾金少校。他再也沒有回馬德里居住，而是常在謝拉瓜達拉馬的野餐地點與圖爾金秘密會面，在那裡他們談論許多事情，例如戈爾巴喬夫上台，改革和公開化兩手計劃，開始放寬統治等。蒙克感到欣慰，因為他不僅是他的工作對象，他還把他當成朋友對待。
到1984年，中央情報局正在變成（有些人說已經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它更多地致力於文書工作，而不是單純的情報收集工作。蒙克厭惡文書工作，認為寫下來的東西有可能被偷盜或複制。蘇聯／東歐分部文書工作的絕密核心是有301份檔案，檔案中記錄了每一名為山姆大叔效勞的蘇聯特工的詳情。那年秋天，蒙克“忘記”將圖爾金少校（化名GT萊桑德）的詳情記入到那301份檔案中。
7月17日晚上，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秘密情報站站長喬克·麥克唐納有個應酬，吃了頓晚飯。飯後他很快回到辦公室處理一下他吃飯前記下的筆記——他總認為他的公寓有被盜的危險。他的目光最後落在那份黑色封面的文件上。他漫不經心地翻開文件，開始閱讀。文件自然是用俄文書寫打印的，但是他能夠懂得這種文字的意義。
事實上那天夜晚他根本就沒回家。午夜後他給妻子通了電話，解釋了原因，然後繼續讀文件。文件大約有40頁，分成20個分類目錄。
他看的章節是關於重建一黨專制的國家、恢復一系列關押持不同政見者的勞改集中營以及其它不受歡迎的內容。
他仔細閱讀了關於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方案，特別是有關車臣問題的處理意見，以及其它少數民族的相關內容。
他研究了有關俄羅斯為緩和西部邊界局勢將與波蘭達成的不侵犯和約，以及重新再征服白俄羅斯、波羅的海國家以及蘇聯南部共和國，諸如烏克蘭、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摩爾達維亞。
他還讀了有關重建核武器兵工廠，並將周圍敵人當做目標的段落。讀到俄羅斯東正教教堂和所有其它宗教派別的命運的描述時，他停住了。
根據這份宣言，那些正縮在戰地營房裡感到丟臉的士兵們將重新武裝起來，並不是為了防禦，而是為了重新征戰。被征服土地上的奴隸將為俄羅斯主人生產糧食。莫斯科將委派帝國管理人員對外部領土上的少數民族實施控制。國家治安將由黑色衛隊來維持，該隊伍人數將增加到20萬人。他們還將特別處理那些反社會的自由分子、記者。牧師、同性戀者和猶太人。
該文件還解開了一個長期困惑麥克唐納和其他人的謎，即愛國武裝聯盟源源不斷的競選資金來源。
在1990年後的一個時期，俄羅斯的黑社會由那些十惡不赦的地痞流氓拼湊而成。早些時候，那伙人為了爭奪地盤相互殘殺，街上常常可以看見他們的屍體。自從1995年以來，他們一直推行聯合政策。到1999年為止，從俄羅斯西部邊界到烏拉爾山脈範圍內有四家大的犯罪財團，其中，以位於莫斯科的多爾戈魯基為首。如果他面前這份文件反映的是真實的情況，那麼資助愛國武裝聯盟的正是這些財團，他們是在為他們的未來鋪路，剷除所有其它幫派，並為他們自己樹立霸權地位。
早上5點時，喬克·麥克唐納已經將該文件讀了五遍，他終於合上了這本黑色宣言。他坐在椅子裡，身子後仰，雙眼注視著天花板。雖然很久之前他就戒菸了，但是，現在他很想再吸一口。
最後他起身，將文件鎖在保險櫃裡，走出了大使館。他走在人行道上，此時已是黎明時刻，他的目光停留在河對面克里姆林宮的牆上，在那座牆腳下，有一個衣衫破爛的老頭早已等了48個小時，面對著英國大使館，他望眼欲穿。
一般情況下，間諜組織的首腦都不信教，但是單從外表和職業觀察往往產生錯覺。在蘇格蘭高地的貴族們信仰羅馬天主教有著悠久的歷史。 1745年有伯爵身份的人召集他們的善男信女，為捍衛天主教查理王子的旗幟而戰，一年以後他們在卡洛登沼池，被喬治二世的三兒子——坎伯蘭的新教徒漢諾威公爵消滅了。
站長來自傳統的宗教中心。他的父親是來自麥克唐納家族，但是他的母親是洛瓦特弗雷澤的子孫，他是在宗教環境中長大的。他開始步行了。先沿著河堤走到下一座橋——博利紹伊莫斯特橋，然後穿過橋向聖巴西爾大教堂走去。他繞過洋蔥頭一樣的圓頂建築物群，穿過正在甦醒的市中心，朝著新廣場的方向，然後再次向左拐。
離開新廣場，他看到救濟貧民的流動廚房前，清晨第一批人群開始排隊。在廣場後面就有一個這樣的廚房，那裡曾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所在地。
許多國外慈善組織參與救濟俄羅斯難民活動，聯合國從官方的角度提供支援；正如早先向羅馬尼亞的孤兒院和波斯尼亞難民提供援助那樣，西方也對俄羅斯貧民慷慨解囊。但是該項任務很艱鉅，因為農村的貧民朝著首都蜂擁而來，民兵將他們圍追堵截驅趕走後，同一批人或其他人會再一次出現。
難民們站在黎明前的暗光下，白髮蒼蒼，衣衫襤樓，婦女們懷裡還抱著吃奶的孩子。自從波將金時代以來，俄羅斯的小農階級沒什麼變化，他們像老黃牛一樣勤懇地干活，默默地忍受。 7月下旬天氣還很熱，對人們的生存還沒造成太大的威脅。但是在寒冷的天氣來臨時，會怎麼樣呢？俄羅斯冬季那刺骨的寒風……今年1月份的天氣很冷，但明年會好嗎？想到這些，喬克·麥克唐納搖搖頭，繼續前進。
他沿路來到盧比揚卡廣場，過去叫捷爾任斯基廣場。幾十年來這裡一直矗立著鐵腕費利克斯的塑像，他是列寧時代最初的專政機器——契卡（“俄肅反委員會”的俄語縮略語）的創始人。廣場的後面矗立著深灰和赭色的大廈，被稱為莫斯科的中心，也是克格勃的總部。
古老的克格勃大樓後面是臭名遠揚的盧比揚卡監獄，在那裡無數的犯人被逼供直至執行死刑。監獄後面有兩條大街——大盧比揚卡和小盧比揚卡。他選擇了第二條街。小盧比揚卡街的中段正是聖路易斯教堂，有許多外交人員和為數不多的俄羅斯天主教徒中的一些人去那裡做禮拜。
他身後200碼遠的視線之外的地方（因為有克格勃大樓的遮擋看不見），許多流浪者正在傑茨基米爾大型玩具店或少兒中心的大門口睡覺。
兩名身穿牛仔褲、黑皮夾克的彪形大漢走到商店門口，開始逐個翻騰正在睡覺的流浪者。其中有一個人身穿老式軍服，翻領上別了幾顆骯髒的紀念章。那兩個人緊張起來，他們再一次彎腰查看，然後將那個人從睡夢中喚醒。
“你是叫蔡塞夫嗎？”其中一個人厲聲問他。那老頭點點頭。另外一個人迅速從他的外衣口袋裡掏出移動電話，快速地按下一串數字，然後開始通話。 5分鐘內，便有一輛摩斯卡維奇汽車突然轉向停在路邊。那兩個人強行將老頭架在中間，將他扔進車的後面，他們也擠進了那輛車。那老頭在上車之前，他前邊的不銹鋼門牙閃爍了一下，好像要說些什麼。
那輛車繞著廣場急速行駛，開到那座曾經是全俄保險公司，後來變成了恐怖組織機構的灰色大樓後面，咆哮著駛過小盧比揚卡街，將一位英國外交官的身影留在了人行道上。
在一名昏昏欲睡的教堂守門人的引導下，麥克唐納進了教堂，走到走廊的末端，跪在聖壇前。他抬頭向上看，十字架上釘死的耶穌基督向下看。他開始禱告了。
基督徒的禱告詞是非常秘密的，但是他的禱告詞是這樣的：“親愛的上帝，我請求您讓它成為偽造物吧。因為如果它是真的，一個巨大的黑色魔鬼將降臨於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