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納德·蔡塞夫在河邊的板凳上坐了兩個小時後，對於這份文件仍沒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他後悔不該拿了這份文件。他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做，如果被發現了，他將受到懲罰。他活到這把年齡似乎總是受到生活的懲罰，他真不明白這究竟是為什麼？
1936年“兔子”出生在斯摩棱斯克西部的一個貧窮的小村莊，它像其它成千上萬的村莊一樣非常普通：村里僅有一條狹小的街道，夏天塵土飛揚，秋天積滿污泥，冬天天寒地凍。村里約有30戶人家，建有一些穀倉，原先的農民都被強制地編入了斯大林搞的集體農莊。他的父親是一名集體農莊的農工，他家就住在街道旁邊非常簡陋的小屋裡。
順著村里的道路沿街而下有一個小商店，商店的上面又蓋了一層房子，村里的麵包師就住在那裡。他的父親告訴他不要與麵包師傅交往，因為他是某種人。他不知道父親說的是什麼意思，但顯然不是指什麼好的事情。然而他看到他的媽媽在那裡買麵包，是非常好吃的麵包。
他感到很疑惑，為什麼不能與麵包師講話？麵包師是一個很樂觀的人，他有時站在商店的門口向里昂納德微笑著，並送給他一塊剛出爐的新鮮熱麵包。由於他的父親有言在先，他總是躲到牛圈後面悄悄吃完他的小圓麵包。麵包師與他的妻子和女兒們住在一起，有時他能從商店的窗戶裡瞥見她們，但是她們似乎從來不出來玩耍。
1941年7月下旬的一天，死神突然降臨到了他們這個小村莊。那時他還小，沒有意識到它意味著什麼！他只聽見隆隆的轟鳴聲，趕緊跑出來看個究竟。只見大路上鋼鐵鑄成的龐然大物重重地滾動而來，正向他們小村子排山倒海一般捲了過來。後來，他知道這些龐然大物叫坦克車或者裝甲車。第一輛裝甲車在村莊的正中央停了下來。里昂納德站到街中間想仔細看清楚這些鋼鐵做的畸形怪物。
裝甲車似乎非常龐大，有一棟房子那麼大，它靠著履帶鍊軌滾動前進，前面架起了一桿長長的砲筒。砲塔上面站著一個人，上半身露在外面，那天天氣非常炎熱，他把一頂重重的鋼盔從頭上摘下來放在旁邊，然後他轉身看了看下面的里昂納德。
孩子發現那個人長著滿頭白髮，藍色的眼睛，面色蒼白。似乎夏天的太陽將他從裡到外都曬乾了。從那雙眼睛裡透露的神色，既看不出愛意，也看不出怒色，只是一種倦意。那人慢慢地從側身掏出了一把手槍。
里昂納德頓時心頭一陣驚慌，預感到出事了。他聽見有向窗戶里扔手榴彈的爆炸聲音，接著是尖叫聲。他嚇壞了，趕緊轉身撒腿就跑。子彈噼哩啪啦從他頭上穿過。他躲到牛圈後面大聲哭泣，然後繼續向村外跑去。他身後傳來了劈啪作響的聲音，可以噢到房子著火後燒焦木材的味道。他看見前面有片可以隱身的森林，就急速地飛奔了過去。
在森林裡他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只知道哭泣，哭著，喊著，叫著：“爸爸……媽媽……”但是，他再也沒有聽到一聲回應，他的父母永遠不會來了，他再也沒見過他們……
一會兒，他看見一個女人哭喊著、叫著她丈夫和女兒的名字，她是麵包師的妻子，達維多娃太太。當她一見了里昂納德，便抓住里昂納德的胳膊，把他緊緊地摟進懷裡。孩子不明白她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爸看到這些，該會怎麼想？她畢竟是那種人呀。
從此，這個村莊就在這個地球上永遠消失了。裝甲車隊也去了其它的地方。森林裡還有其他幾個大難不死的倖存者。後來，他們遇見了一些帶著槍、留著長鬍鬚，住在那裡的游擊隊員。在一名游擊隊員的引導下，他們開始向東前進，一直向東走去。
他走累了，達維多娃太太就背著他走。數星期之後，他們到達了莫斯科。她似乎認識一些莫斯科人，這些莫斯科人為他們提供了住所、食品及取暖設備。他們對他很友好，這些人看起來很像達維多娃先生，他們的捲發從太陽穴一直延伸到下巴，都戴著寬邊的帽子。雖然他不是那種人，但是達維多娃太太還是堅持要收養他。後來有好幾年的時間，她一直精心照看了他。
戰後，當局發現他不是她親生的兒子，從此便強行將他們分離了，把他送進了孤兒院。分手時里昂納德哭得很傷心，達維多娃太太也是痛哭流涕。自那以後，他再也沒見過她。在孤兒院他得知那種人就是“猶太人”的意思。
“兔子”坐在板凳上，思考著他襯衫下面的文件。有些詞的意思他仍然搞不懂，例如“徹底消滅”或“全然滅絕”，這些詞太長了。但是，他知道它們不是什麼好的意思。他不明白為什麼科馬羅夫要對像達維多娃太太那樣的人採取這樣的行動。
東方開始發亮了，大地籠罩在一片晨曦之中。在河對面索菲斯卡亞碼頭的一幢大廈裡，一名皇家海軍陸戰隊的士兵拿出一面旗幟，踏上層層樓梯，匆匆忙忙地向樓頂爬去。
船長端起他的那瓶台克利雞尾酒，悠閒地站了起來，離開他的餐桌走到木柵欄處，扶欄瞭望遠方。他低頭看看下面深藍色的海水，然後再抬頭觀望著夜幕下的港口。
他自言自語地說：“已經49歲的人了！賈森·蒙克，你已經49歲了，卻依然欠著公司的債務，你已不是個年輕人了，還有能力還債嗎？”
他猛地喝了一大口酒，費力地咽了下去。
“他媽的！我的一生一直過得不算太差，無論如何，還算是體驗過豐富的經歷。”
他的人生開始時並不太如意。他的家鄉在維吉尼亞中南部的一個叫克羅澤的小鎮裡，就在謝南多厄的東面，離韋恩斯伯勒至夏洛茨維爾的公路有5英里遠，他家住在一個簡陋的木架結構的房子裡。
阿爾伯馬爾是一個農業縣，那裡到處可以看見南北戰爭的縮影，因為那場戰爭的80％是在維吉尼亞進行的，維吉尼亞人永遠不會忘記它。他曾在該縣小學讀書，他同學的家長們大部分都種植菸葉、大豆或養豬，或者三者都乾。
賈森·蒙克的父親是在謝南多厄國家公園工作的護林工人。一名看護樹林的工人要想成為一個百萬富翁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但是，清貧的家庭對於孩子來說也可能是件好事。從小時候起，他的弟兄們就盡可能抓住一切機會，做一些額外的工作，掙一些錢貼補家用。雖然他們掙錢不多，但是學校的假期從來不會虛度。他回憶起他的童年時代，父親經常帶他到覆蓋著整個藍岭山的國家森林公園裡，實地講述各類樹木的區別，例如雲杉、白樺、橡樹和火炬松。有時，他們也會在森林裡遇見狩獵者，他就睜大眼睛聆聽著他們講述關於黑熊和野鹿的故事，他們向他傳授如何獵取火雞、松雞、野雞和虎狼等山禽野獸的經驗。
後來，他學會了精確地用獵槍射擊，他曾經單獨在森林裡露營扎寨，整夜守候、跟踪獵物；當他長得稍大一些，有了足夠的體力時，他便在伐木場露營，果斷地做起了假期木材搬運工的工作。
他從5歲到12歲一直在附近的縣立小學讀書，過了13歲生日後，接著又到夏洛茨維爾縣里的高中就讀，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從床上爬起來上學。在上高中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改變他命運的事情。
早在1944年，一名美國中士與他的部隊裡成千上萬的美國兵一起，被德國軍團擊潰，迫使他們從奧馬哈海灘逃到了諾曼底腹地。在那裡，不幸的他受到了一群德國兵追捕，雖然沒有被抓獲，但他與團隊失去了聯繫，而且子彈還打傷了他的上臂。很幸運的是未傷及他的生命要害，還能夠勉強活動。這位23歲的美國兵艱難地爬到了附近一個農戶的家中，那家人及時處理了他的傷口並收留了他。當時，這個家裡有一個16歲的女兒，當她將冷敷料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傷口上時，他深情地望著她。他心裡知道：她給他留下的印像要比德國子彈深得多。
一年之後，這個美軍中士從柏林重新返回了諾曼底。在她父親的果園裡，在一名美軍牧師的主持下，這位美國中士和這位村姑結婚了。因為法國人的傳統，不能在果園裡舉行婚禮。後來，一位天主教牧師在村子的教堂裡，又為他們重新舉行了婚禮。然後他把他的新娘帶回了維吉尼亞。
20年之後，他成為夏洛茨維爾縣高中的副校長，他的妻子主動要求，要在他的學校當一名教法語的老師，因為他們的孩子又不在身邊。當時法語已經是學校的必修課，布拉迪太太不僅能夠說一口地道的法語，而且她也長得漂亮迷人。為此，她的班級很快就招來了許多學生。
1965年秋季來了一名新生，他叫賈森·蒙克，這個年輕人很害羞，他的金發很濃密而且很蓬亂，他的笑容很迷人。她不得不承認，到這裡一年以來，她從來沒有聽到過一個外國人像這名新生一樣，能講這麼好的法語。天才是天生的，而不是繼承的。天才就在這裡，他不僅精通語法和句法，而且發音能夠模仿得惟妙惟肖。
在他上高中的最後一年，他經常去她家，他們經常在一起閱讀馬爾羅、普羅斯特、吉德和塞特勒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充滿了性愛的內容。但是，他們彼此最喜愛的還是那些過去的羅曼蒂克詩人：藍波、馬拉梅、韋萊納、維尼等等。這種狀況，儘管不是蓄意籌劃的，但它確確實實地發生了，也許應該歸罪於那些羅曼蒂克詩人。雖然他們之間年齡上存在著差距，他倆卻誰也不在乎，以至於在他們二人中間發生了一場短暫的風流韻事。
賈森·蒙克18歲時就做了兩件他那個年齡的維吉尼亞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其一，他能極其熟練地講法語；其二，他會瘋狂地做愛。 18歲以後，他參軍了。
1968年，越南戰爭正在全面展開，許多年輕的美國人都設法避免到那裡服兵役，那些自願簽署服役三年合同的人非常受歡迎。蒙克進行了基本訓練並填寫了簡歷。在“外語”一欄中他非常樂觀地填寫了“法語”。軍營裡的副官在辦公室裡召見了他。
“你真的會講法語嗎？”那個軍官問他。蒙克作了解釋。這個副官接通了夏洛茨維爾高中的電話並與學校的秘書通了話。秘書與布拉迪太太取得了聯繫，然後她回了電話。這一切花了一天的時間。蒙克在這裡又一次被召見，這一次召見時有一名陸軍情報機關的少校在場。
除了講越語外，越南這個前法屬殖民地國家里大多數上年紀的人都會講法語。蒙克被用飛機運到了西貢。他一共去了兩次，中間有一段時間仍然呆在美國。
呆在美國期間，有一天，他的指揮官命令他到他的辦公室報到。那裡有兩個文官在場。一會兒，上校指揮官離開了。
“中士，請坐。”那兩個人當中有一個年紀較長的中年人，他和藹地對他說。然後他開始玩一個用歐洲石桶根製成的煙斗。另一個較嚴肅的人突然講起了流利的法語。蒙克對答如流。這樣交流了10分鐘後，那個講法語的人臉上露出了笑容。他轉身對他的同事說：“凱里，他的法語的確不錯，真他媽的流利。”
這時，另一個人問他：“你認為越南怎麼樣？”這個人約40歲，額頭上有皺紋，面帶笑容。那是在1971年！
“先生，現在的越南就好像是孩子們用紙牌搭成的房子。”蒙克答道，“它正在倒塌。最多有兩年的時間，我們就不得不撤出那裡。”
凱里似乎同意他的說法。他點了好幾次頭。
“你說的對，但不要向外人說。你現在打算幹什麼？”
“我還沒拿定主意。”
“唔，我不能替你拿主意。但是，你確實是個天才。我都沒有你那份才能。那個人是我的一個朋友，他不像你我一樣是美國人，他是在法國長大的，在那裡生活了20年。如果他說你的法語不錯，我認為足夠了。那麼為什麼不繼續深造呢？”
“您的意思是說讀大學？”
“是的，按美國軍人議案的規定，政府將承擔你的大部分學費。山姆大叔認為你應該得到它的資助。利用你的優勢去努力吧。”
在他從軍的那些年裡，蒙克已將他的大部分積蓄寄給了他的母親，以便幫助撫養家中其他孩子。
“即使有美國軍人議案，你也需要付1000美元的現金。”他說。凱里聳了聳肩。 “我想，1000美元是可以籌集的。只要你願意學習俄語專業就行。”那個人說。
“如果我願意呢？”
“如果你願意，就給我打個電話。我工作的單位可能會為你做些事情。”
“先生，那將需要四年的時間啊。”
“哦，我們單位的工作人員很有耐心。”
“先生，您是怎麼知道我的事情的？”
“在越南的時候，我們鳳凰計劃的一些人就發現了你和你的業績。你在志願軍里幹得不錯，他們喜歡你這樣的人。”
“先生，是蘭利，對嗎？你們是中央情報局（CIA）的人。”
“哦，沒那麼重要。只是一個小人物。”
實際上，凱里·喬丹並不是個小人物。他將繼續被提拔為CIA作戰部的副局長，也就是說是負責整個武裝間諜的頭目。
蒙克接受了這個建議，他在維吉尼亞大學註冊了，又可以回到夏洛茨維爾讀書了。他又開始了與布拉迪太太一起喝茶，但這次僅僅是作為朋友而已。他除了專修俄語外，還學習斯拉夫民族的語言，他的高級教師說他的俄語水平達到了“雙語”程度。 1975年，當他25歲時就大學畢業了，26歲便加入了中央情報局（CIA）。他在被局里人都稱為“農場”的皮里要塞經過了一般的基本訓練後，被派遣到蘭利的工作單位，然後又到紐約，再後來又回到了蘭利。
後來又經過5年的訓練，又學習了許多課程後，終於第一次出國任職。第一次到了肯尼亞的奈洛比。
7月16日那個晴朗的早晨，皇家海軍陸戰隊的下士梅多斯正在履行他的職責。他將國旗的加固物與升旗繩的一端用彈簧鎖扣住，然後，將國旗冉冉地升到了桿的頂部。旗幟在晨曦中迎風招展，似乎在向世界宣布，旗下的領地屬於旗幟的主人。
就在俄國革命前夕，英國政府從一個糖業大資本家手裡購買了索菲斯卡亞碼頭上一座漂亮的老式官邸，將它改建成了英國使館。自那時起，該使館衝破了種種艱難險阻，始終屹立在那裡。
約瑟夫·斯大林要算是在克里姆林宮國家公寓居住的最後一個獨裁者。一天，他在起床後拉開窗簾，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河對岸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他對此非常惱火，多次給英國使館施加壓力要求其搬家，但遭到了拒絕。
數年來，隨著到莫斯科外交使團的不斷增多，該官邸顯得太小了，無法容納所有的工作部門，因此，在莫斯科的其他地方又建了許多分部。雖然俄方多次主動提出可幫助英方將所有的分部集中到一個大院裡，但是英方卻婉言謝絕了。倫敦的人士說，他們願意繼續留在索菲斯卡亞碼頭。該建築物作為英國的主權領土被保留下來了。
當黎明的第一絲曙光在東方升起，慢慢翻過山頂的時候，里昂納德·蔡塞夫正坐在河的對岸，注視著冉冉升起的那面旗幟。這情景，使他回想起很久之前發生的事情。
1955年的一天，在波茨坦外面的密林深處行軍時他掉隊了。他迷路後很害怕，在森林裡跌跌撞撞尋找出路，最終發現了一條沙土小路。然而他突然停住了腳步，眼前所看到的事情使他呆若木雞。
前面不遠30英尺處，停靠著一輛敞篷吉普車，裡面坐了四名士兵。很顯然，他們是在巡邏途中停下來歇息的。
車內坐了兩名士兵，另外兩名正站在車的旁邊吸煙，他們手裡握著啤酒瓶子。他立刻就辨認出他們不是俄國人。他們是來自波茨坦盟軍的外國人，絕對是西方人。 1945年根據四國的協議建立了盟軍，但他對此一無所知。他只知道他們是敵人，是來摧毀社會主義的，曾經有人告訴過他：如果他們能摧毀了社會主義，他也將遭到殺害。
當他們看見他時，他們停止了談話，目光全部轉向了他。其中一個人說：“餵，餵，快看這是什麼？一名該死的俄國人。你好！”
他一個字都聽不懂。雖然他肩上挎了一挺衝鋒槍，但是他們似乎並不害怕他。而他卻很害怕他們。他們其中有兩個人戴著黑色貝雷帽，帽子上面的黃銅帽徽閃閃發光，徽章後面插著一串白羽毛。他並不知道他面對的是燧發槍兵團的人，羽毛是他們的團徽。
吉普車外面的一名士兵離開了他的群體，漫步向他走來。他嚇壞了，一覺得自己馬上就要尿褲子了。迎面走來的那個人也很年輕，有一頭紅色的頭髮，臉上長滿雀斑。他對蔡塞夫咧嘴笑了笑，然後遞給他一瓶啤酒。
“餵，伙計，喝瓶啤酒吧。”
里昂納德接過啤酒，手心立刻有冰涼的感覺。那個外國士兵點點頭，示意讓他趕緊喝。他杯疑酒里肯定下了毒藥！此刻他並不怕死，於是用牙齒將瓶蓋一口咬開，一仰頭把一大口啤酒喝了下去，一股冰涼的液體在他的嗓子中穿流而過。這種啤酒要比俄羅斯啤酒勁大，口感很好，但他還是被嗆住了，他咳了起來。紅頭髮的人哈哈大笑。
他說：“繼續喝吧。”對里昂納德來說，對方說的話僅僅是嗓子發出的聲音而已。使他驚奇的是，那個外國兵轉身回到吉普車那兒去了。這個人根本不害怕他。他是帶有武器的紅軍戰士，那個外國人卻對他談笑風生。
他站在樹旁，喝著啤酒心裡琢磨著尼古拉耶夫上校會怎樣看他。上校是他的中隊的指揮官，年齡僅30歲左右，卻已被捧為戰爭英雄。有一次上校停住腳步詢問里昂納德的家庭背景。里昂納德告訴他自己是一個在孤兒院長大的孤兒。上校拍拍他的背，告訴他現在他有家了。他很崇拜尼古拉耶夫上校。
他嚇得要死，哪敢再把那啤酒扔回去？不管怎樣，啤酒味道不錯，即使是毒藥他也要喝。他就這樣把啤酒喝完了。 10分鐘之後，車外的兩名士兵爬到車的後座上，戴上他們的貝雷帽，司機發動車後，一溜煙開走了。他們都十分從容，毫無恐懼。紅頭髮的那個人還轉身朝他招了招手。他們是敵人，他們正準備入侵俄羅斯，而他們卻向他頻頻招手。
直到他們的身影在森林中消失，他才使勁地把那個空啤酒瓶扔到了叢林裡。他在樹林裡奮力奔跑，終於看見一輛俄國卡車，將他帶回了營地。因掉隊，軍士長懲罰他乾了一星期的重活，但他也從未告訴過任何人有關那些外國人和啤酒的事兒。
在那輛外國車開走之前，他注意到了兩樣東西，一是車的右前側面有一個像團徽一樣的圖案，而另一個是車後方有一根細天線，天線上有一面旗幟，約1平方英尺，旗上印有米字圖案，紅色的線條十字垂直交叉，並帶有兩條對角線，一條是紅的，另一條是白色的。線條相映在藍色背景上。看到由紅、白、藍三色組成的這面旗幟，他感到挺有意思。
44年後，在河對面的建築物上迎風飄蕩的正是一面這樣的旗幟。 “兔子”的問題找到了答案。他知道他不該將這份文件從阿科波夫那裡偷走，但是現在他不可能送回去了。也許，沒有人會注意到這份文件已經丟失了。因此，他決定將這份文件送給那些以那面好玩的旗子為標誌的，曾經送給他啤酒喝的那些人。他們會知道該如何處理它。
於是，他從板凳上站了起來，開始沿著石橋岸邊行走，他穿過莫斯科河走向索菲斯卡亞碼頭。
1983年，奈洛比開始，當小男孩覺得頭痛，並且有點發燒時，他的媽媽認為他是在這炎熱的夏天著涼了。但到了晚上，5歲的孩子頭痛得哭鬧不止，鬧得父母整個晚上都沒合眼。早上，他們蘇聯大使館大院裡的鄰居都來問個究竟，他們昨晚被孩子鬧得也沒睡好覺。因為大院的屋牆都很薄，且夏天天氣炎熱，人們都是開窗睡覺，大家都受到了影響。
第二天上午，母親帶孩子去看醫生。當時，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大使館內，沒有哪個大使館配備自己的醫生，他們是和別的使館合用一名醫生。斯沃博達醫生是屬於捷克大使館的人，但他負責整個共產主義陣營里大使館的醫療服務。他是一個好人，工作很認真。他看了一小會兒就診斷完了，他對孩子的母親說孩子是患了瘧疾。他在處方上開出適當劑量的藥物，是當時俄國醫藥界常用的氯隆和鹽酸氯叭的變體以便治療瘧疾，還有一些日常服用的藥片。
結果是沒有得到任何效果。兩天后，情況變得更糟了。孩子體溫更高了，顫抖得更厲害了，頭痛得叫個不停，大使館的官員毫不猶豫地允許他們去奈洛比的總醫院看病。由於母親不會講英語，她的丈夫——負責貿易的第二書記尼古拉·伊里奇·圖爾金與她一起去了。
溫斯頓·莫伊醫生也是一名優秀內科醫生，對於熱帶疾病他要比捷克醫生內行。他對孩子進行了徹底的檢查後，直起身來露出了笑容。
“瘧原蟲的鐮形變種。”他出了診斷。父親有點迷糊了，他皺著眉頭身子稍向前斜了斜。他的英語還是可以的，但卻聽不懂醫生的術語。 “它是瘧疾的變種，它對我的同行斯沃博達醫生所開的那種基於氯隆的藥有抗藥性。”
莫伊醫生用了一針靜脈注射的廣譜強力抗寄生蟲藥物。當時，它似乎起了作用。而一周的療程結束後，病情又反復了。此時母親又受不了啦。她譴責所有的外國藥，堅持要與她兒子一起飛回莫斯科看病，大使同意了。
一回到莫斯科，孩子被送到一所克格勃的專用門診就醫。之所以能進入克格勃醫院是因為第二書記（負責貿易）尼古拉·圖爾金的關照，他實際上是克格勃第一總局的圖爾金少校。
該診所很不錯，有一個熱帶疾病專科，因為克格勃的成員很可能被派到世界上各個角落就職。因為小孩的病很難處理，該病兒直接由科主任格拉祖諾夫教授診治。他把奈洛比的兩個病歷都看了，命令一系列CT和超聲掃描檢查。
看了掃描結果後，他感到問題很嚴重，因為他看到孩子身體內許多器官都存在一系列的內部膿腫。他把圖爾金太太叫到他的辦公室，表情非常嚴肅。
“我知道是什麼病了，至少我可以肯定我的診斷。但是，這個病又是一個不治之症。即使大量使用抗生素，您的兒子只能活一個月。再長時間是不可能的。我很遺憾。”
媽媽哭著被送出了辦公室。一個富有同情心的助手向她解釋了情況。這是一種非常罕見的叫做惠特莫爾氏的疾病，在非洲確實不大常見，但在東南亞比較普通。是美國人在越戰期間發現的。當時，一個美國直升飛機駕駛員首先患了這種新症狀的疾病，而且，常常是致命的疾病。研究發現，直升飛機的水平旋轉的翼葉片，在稻田上空盤旋時，將稻田中的水攪起形成一種微薄的煙霧，被一些飛行員吸入肺臟裡面。水里面有抵抗所有抗生素的桿狀細菌。俄國人了解此事，雖然他們自己沒有任何發現，但是他們特別注意吸收西方的知識，就好比吸水的海綿一樣。格拉祖諾夫教授很自然地接受了他所研究的領域裡，任何一本西方技術刊物上所刊登的新技術。
圖爾金太太通過長途電話，哭著告訴她的丈夫他們的兒子活不長了。圖爾金少校用筆寫下了病因：惠特莫爾氏病。然後，他去見他的上司——克格勃的站長庫利耶夫上校。上校表示同情，但是態度卻很強硬。
“請美國人幫忙？你瘋了？”
“上校同志，這種病是美國人發現的，而且還是在幾年之前發現的，他們可能會有對付它的辦法。”
“但是我們不能請求他們這樣做，”上校強烈反對，“這涉及到國家尊嚴的問題。”
“這是決定著我兒子的生與死的大問題。”少校大吼起來。
“夠了。你準備辭職吧。”
冒著丟飯碗的危險，圖爾金去見了大使。大使並不是個殘忍的人，但他也不讓步。
“我們外交部與美國國務院之間的交涉非常謹慎，僅限於國家事件，”他告訴這位年輕的軍官，“順便問一下，庫利耶夫上校知道你到我這裡來了嗎？”
“他不知道，大使同志。”
“為了你的前途著想，我會替你保密的。你也不要再去找他。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假如我是政治局成員……？”圖爾金開始辯解了。
“但是，你不是政治局成員。你只是個在肯尼亞分部服役32年的少校。我為你兒子感到遺憾，但我也無能為力。”
尼古拉·圖爾金下樓梯時心情非常痛苦，他想到了第一書記尤里·安德羅波夫。他每天就是靠從倫敦運來的藥物維持生命的。於是，他出去喝問酒去了。
要進入英國使館不是件容易的事。站在碼頭對面的人行道上，蔡塞夫可以看見那座赭色大樓，甚至可以看清楚它柱廊的頂部以及里面雕刻精美的大木門。但是怎麼能進去呢？
那棟大樓的正面是一堵用鋼材料製成的牆，牆上開了兩扇大門以便出入汽車，其中一扇門負責“進入”而另二扇門是“出口”。這兩扇也是鋼製的電動門，守衛很嚴。
右手邊是行人通道，但設置了兩扇柵門。兩名俄羅斯民兵挺直地站在人行道處，對進樓的人進行例行檢查。 “兔子”無意去受盤查。即使通過第一個柵門，還有通向第二個柵門通道。使館警衛設在這兩扇柵門之間，由英國人僱傭的俄國衛兵把守。他們的職責是盤問來訪者的目的，然後在使館內進行檢查。有太多尋求籤證的人企圖通過這扇門進入那幢大樓。
蔡塞夫毫無目標地溜達到大樓的後面，那是一條狹窄街道，通往簽證處的入口就在這裡。早上7點，雖然還有兩個小時才上班，等待簽證的隊伍已有好幾百英尺長。顯然許多人已經等了一晚上。如果他現在開始排隊，那麼他幾乎還要等兩天。他來回漫步思考著。這時他已引起了俄羅斯民兵的注意，他們上下打量他好上陣子。蔡塞夫害怕了，他慌忙離開，在碼頭那邊等到使館開門，外交官們來上班了。
剛要到10點鐘時，第一批英國人出現了。他們坐轎車來的。轎車在“進口”前停了下來，可以看出他們每個人的到來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大門緩緩地被打開，車進去後又滑行關上。
萊塞夫在碼頭的下端觀察著大樓門口的動靜。他想接近那些車輛，但發現所有的車窗都關著，而且在咫尺之外就有民兵把守。車內的人以為他是那種請援的人，所以全部關閉了車窗。如果他被捕了，警察將會查清他的問題，而且將告訴阿科波夫。
里昂納德·萊塞夫不習慣處理這麼複雜的問題。他感到迷茫，但他主意已定。他只想將那份文件送給擁有那個滑稽國旗的國家裡的人。因此，在那個漫長、炎熱的上午，他一直在觀察著，等待著。
1983年，奈洛比像所有的蘇聯外交官一樣，尼古拉·圖爾金外彙來源非常有限，包括肯尼亞的貨幣。
諸如朱鷺烤肉店、艾倫小酒館和肉食店的消費，對他來說是顯得有些奢侈。他便去了基馬濟街上的新斯坦利酒店的露天荊棘樹咖啡館，在一棵古老的阿拉伯大橡膠樹不遠的花園裡要了張桌子，點了份伏特加酒和一份啤酒。他喝著這些清淡飲料，坐在那裡陷入了絕望的沉思。
30分鐘之後，一個和他年齡差不多的男人手裡提著半瓶已經在酒吧喝了一半的啤酒瓶離開了凳子，漫步向他走來。圖爾金聽到有人用英語說：“餵，振作起來，也許它永遠不會發生。”
俄羅斯人抬起頭來。他幾乎認出來是個美國人。是他們使館裡的人。圖爾金在克格勃第一總局反間諜活動處工作。他的任務不僅是監視所有的外交官並保護當地克格勃軍事活動避免外方滲透，而且還必須處處留心尋找一名有可能被克格勃招募的西方人。正因為如此，他可以自由地混在其他外交家人群裡，包括西方人，這一自由是俄羅斯“普通”工作人員所無法得到的。
美國中央情報局從他的自由活動和接觸活動中懷疑到了他的真實身份，已將他列入了檔案，但還沒有抓到什麼把柄。這個人是蘇聯政體的一個忠實的兒子。
圖爾金站在他的角度也懷疑這個美國人很可能是中央情報局的人，但是他們的人曾告訴他，所有的美國外交官都很有可能來自中央情報局，這種誇大的幻覺在防範時，常起到誤導的作用。
這個美國人坐了下來，伸出了一隻手與他握手。 “我叫賈森·蒙克。你是尼古拉·圖爾金，對嗎？上個星期在英國花園的宴會上見到過你。你好像剛在格陵蘭就職。”
圖爾金打量著這個美國人。他有一頭金黃色的頭髮掛在前額，笑容滿面。從他的臉上看不出什麼詭計，也許他不是中央情報局的人。他似乎是那種可以親近的人。要是換個時間，尼古拉·圖爾金會根據數年的受訓經驗對他保持一種彬彬有禮但並非投入的態度。現在並非將來。他需要有個談心的人。他開始向他傾吐肺腑之言。美國人很關心並富有同情心。他在一塊啤酒墊布上用筆記下了惠特莫爾氏病。天黑很久之後他們才分手。俄羅斯人回到他那戒備森嚴的大院裡去；蒙克回到了他的在哈里圖庫路的公寓裡。
西莉亞·斯通26歲，她身材苗條，皮膚稍黑一點，人長得卻很漂亮。她是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新聞專員的助手。兩年前她從劍橋大學的格頓學院俄語系畢業，被招聘到外事辦公室工作，這是她第一次在國外任職。她也很喜歡享受人生。
7月6日的那一天，她從大使館的前大門出來，粗略地掃了一眼轎車停車場。她的小型越野車就停在那裡。
在大使館院裡，她可以看見由於那堵鋼牆的阻攔蔡塞夫所看不到的東西。她爬上第五個台階，向下的台階通往瀝青停車場，那裡被整齊的草坪、小樹、灌木和花壇所點綴，景色很美。她從鋼牆的上方放眼展望，看到河那邊克里姆林宮的高聳建築，它清淡典雅，呈儲色和乳白色，各個大教堂的圓屋頂都閃閃發光，映射在不遠的紅牆上，整個克里姆林宮被雉狀的紅牆環繞。景色壯觀極了！
在她的兩邊，有兩個斜坡通到使館大門口，大使的車可以開進去。級別低一些的人，只能把車停在坡下，然後步行進去。曾經有一名年輕的外交官，因當時下著瓢潑大雨而斗膽違反規定將他的大眾牌小汽車開到了坡上，將車停在下面的門廊裡，從而影響了他的前途。幾分鐘之後，大使的車到了，但大使發現路被堵上了，他不得不在坡下下了車，徒步進了使館。他擠過人群時，感到心裡很不舒服。
西莉亞·斯通下了台階，朝守門人點了點頭，上了她那輛鮮紅色的越野車，開始發動車。她將車開到“出口”的門口，等大鋼門徐徐滑開後開了出去。她將車開到索菲斯卡亞碼頭，然後左轉彎向著石橋方向駛去。她已與一名來自塞沃德恩亞的記者約好，準備一起吃午飯。她沒有註意到有一名衣衫破舊的老人正緊隨在她的身後。她也沒意識到那天上午，她的車是第一個離開使館的。
石橋是一座最老的永久性跨河橋樑。過去常使用浮橋，春天，橋被架起來，冬天當河水凍冰能過汽車時，橋就又被拆了。
這座石橋不僅橫跨河流，而且還橫穿索菲斯卡亞碼頭。如果要開車去碼頭，司機必須向左拐，走約100碼的距離，再轉一個U型彎，才能從橋上漸漸滑下坡來，到達公路上。但行人可以通過台階從碼頭直接上到橋上。 “兔子”就是這樣走的。他剛到石橋的人行道上，紅色越野車就開過來了。他揮手招呼停車，但車內的女人驚奇地看了他一眼，繼續開走了。蔡塞夫開始毫無希望地跟著車跑。他看見車從橋的北面半左轉進入了博羅維茨基廣場繁忙的交通潮流中。
西莉亞·斯通的目的地是大茲納緬卡大街上的一家玫瑰酒店。這家酒店不是俄羅斯人而是愛爾蘭人開的，是愛爾蘭大使在新年除夕喜歡去的地方，假如他能夠從外交宴會脫身的話。
她毫不費勁就找到了停車的位置，因為越來越少的俄國人能夠買得起車或汽油。她把車停在角落裡，然後走回去。像往常一樣，每當看見那些特徵明顯的外國人接近飯店時，討飯的人會從四面八方匯集過來，將外國人團團圍住索要食品。
在她就職之前，倫敦外事辦的領導已向這位年輕的外交官有過交代，但現實還是令她十分吃驚。她曾見過倫敦地鐵中和紐約陋巷中的乞丐，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貧民是在那裡棲身的。但是，這些人主要是職業乞丐，他們可以在不遠的地方得到慈善救助。
而在莫斯科——這個遭受了巨大災荒的國家首都，伸手要錢或要飯的可憐人曾經（前不久）是農民、士兵、職員和店主。這使她想起電視裡播放的記錄第三世界國家情況的記錄片。
玫瑰酒店高大的門口，僕役瓦季姆在幾碼外就看見了她，朝她跑過來，嘴裡粗魯地吆喝著讓其他幾個俄國人閃開，以便讓這位能給他的飯店老闆帶來重要硬通貨的客人平安進店。
西莉亞看不慣這種蔑視自己同胞而討好外國人的謙卑行為，她想說些什麼，但瓦季姆將他強壯的長胳膊擋在她和伸出的一排手之間，推開飯店的門，將她引進飯店。
從塵土飛揚的街道和飢餓的人群，到室內正在高談闊論享受大魚大肉午餐的50名賓客，這種對比太強烈了。她是一名心腸非常善良的女孩。每當在外吃飯時面對那麼多討飯的人，她總是很難嚥下自己盤中的食物。那位親切的俄國記者在角落的一張飯桌前向她招手，他似乎沒有感覺到。他正在研究拼盤的第一道菜，最後決定要大對蝦。
蔡塞夫仍在苦苦尋求，他急速走遍博羅維茨基廣場尋找那輛紅色越野車，但是已經找不到了。他前後左右找遍了所有的街道，連一點紅色噴漆物品都沒看見。最後他選擇了廣場那頭的主街。使他驚奇和興奮的是，在離那個酒店200碼遠的角落裡，他看到了那輛紅色越野車。
像其他那些不怕挫折、堅韌不拔的人們一樣，蔡塞夫在越野車附近找了一個地點，再一次開始了等待。
1983年，奈洛比賈森·蒙克離開弗吉尼亞大學已經有10年的時間了，他與許多他所認識的同學都失去了聯繫。但是他仍然記得諾曼·斯坦。他們之間有一段奇特的友誼：那個個子雖不高，但肌肉強壯、來自鄉村農場的足球運動員，他的父親曾是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二名猶太醫生。是他們所共同具備的幽默感使他倆成為了朋友。如果說蒙克有語言天分，則斯坦幾乎就是生物領域裡的天才。
他比蒙克早一年畢業，享有學校的最高榮譽，然後直接升入醫學院。他們以聖誕卡形式保持著一般的聯繫。兩年前，就在他將去肯尼亞任職之前，當他路過華盛頓的一家飯店大廳時，蒙克看見他學生時代的朋友在獨自吃午餐。他們在一起坐了半個小時後，斯坦醫生的午餐朋友才出現。他們在那半個小時里相互交換了各自的信息，但蒙克不得不撒謊說他在政府部門工作。
斯坦已獲得了熱帶醫學博士學位，正沉浸在喜悅之中，因為他剛被分配到沃爾特里德城陸軍醫院做研究工作。賈森·蒙克在他親洛比的公寓裡查了他的電話號碼簿，並撥通了電話。當電話響了10聲以後，對方有個模糊的聲音接了電話。
“餵？”
“你好，諾曼。我是賈森·蒙克。”
“太好了。你在哪兒？”
“在奈洛比。”
“真是太好了，在奈洛比。你的手錶現在幾點？”
蒙克告訴他是中午。
“現在這裡是早上5點鐘，我把表定在7點鐘。我昨晚半夜才睡覺。孩子正在長牙齒，很鬧人。謝謝老朋友打來電話。”
“諾曼，鎮靜下來。我向你打聽點事情。你聽說過叫做惠特莫爾氏的病嗎？”
對方停頓了一會，然後傳來的聲音完全沒有任何睡意了。
“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蒙克給他編了一個故事。但不是關於俄國外交官的。他說他的一個熟人5歲的兒子患了這種病。他隱約聽說過美國人對這種特殊的疾病有一些經驗。
“告訴我你的電話號碼，”斯坦說，“我得打幾個電話，然後再打電話告訴你。”
下午5點鐘，蒙克的電話響了。
“可能有點希望，”流行病學家說，“聽我說，目前還在完全創新的原型階段。我們做過一些試驗，至今為止，結果似乎不錯。但是它還沒提交給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更不用說被通過了。我們仍在實驗之中。”
在美國，每一種新藥公開使用之前必須提交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審查批准。斯坦醫生所描述的是一種很早以前（在1983年）研製的頭抱菌素類抗生素，當時還沒有名稱。它在80年代後期進入市場，叫做頭孢噻甲。當時簡稱為CZI。它是當今治療惠特莫爾氏病的標準藥物。
“它也許有副作用，”斯坦說，“我們還不知道。”
蒙克問：“要多久才能產生副作用？”
“說不好。”
“唔，如果那個孩子只能再活三星期，那還有什麼可猶豫的呢？”
斯坦沉重地嘆了口氣：“我不知道。這樣做是違反所有的規定的。”
“我發誓沒人會知道這件事。幫個忙吧！諾曼。看在我們小時候我為你拔雞毛的份兒上。”
他聽見馬里蘭那邊傳來了響亮的笑聲。
“如果你敢告訴貝基，我就殺了你。”斯坦醫生說完就挂機了。
48小時之後，蒙克在使館收到了一個包裹。它是通過國際航空快運郵寄來的。包裹裡有一個真空小瓶，瓶的四周是乾冰。那個盒裡放一張未簽名的便條，冰裡放了兩個藥瓶。蒙克給蘇聯使館打了個電話，並給第二書記圖爾金留了個口信：“不要忘記我們今晚6點鐘的啤酒約會。”有人將該口信向庫利耶夫上校作了匯報。
“這個蒙克是什麼人？”
“他是一名美國外交官。他似乎對美國在非洲的對外政策不滿。我正在發展他作為我們的耳目。”
庫利耶夫鄭重地點點頭：“這是件好事，可以向上匯報。”
在荊棘樹咖啡廳，蒙克將包裹交給圖爾金。圖爾金看起來很擔心，因為他害怕俄方有人監視他們。包裹裡有可能藏著錢。
“這是什麼？”他問道。
蒙克告訴了他。 “它也許不會見效，但它沒什麼壞作用。我們一共就這些。”
俄國人表情嚴肅起來，眼神冷冰冰的。
“你想要什麼作為回報……禮品？”很顯然，必須要有回報。
“你是真為孩子著想還是在表演？”
“不是表演。這次不是。像你我這樣的人總是在表演。但這次不是。”
事實上蒙克已經去過奈洛比總醫院了，溫斯頓·莫伊醫生確認了基本事實。他想雖然很嚴酷，這本來就是一個殘酷的世界。他起身準備離開餐桌。按規定他應該說服這個俄國人透露些消息，有時是秘密的。但是他知道這個小孩的事情不能作為一種條件，至少這次不行。假如他真那麼做的話，他就與布朗克斯街道上的清掃夫差不多了。
“拿去吧，朋友。希望它能起作用。免費的。”
他走了，走到離門口一段距離時聽到後面有人對他說話。
“蒙克先生，您懂俄語吧。”
蒙克點點頭。 “懂一點。”
“我猜對了。那麼您將理解我的意思。”
兩點鐘剛過，她就走出了玫瑰酒店，來到她的轎車的司機座位旁邊。越野車有中心鎖定係統。當她打開司機座位的門時，乘客座位的門也開了。她戴上座位保險帶，發動了車、正準備離開時，乘客門開了。她抬起頭來吃了一驚。他站到那裡，在敞開著的後車門旁彎著腰。他穿著破舊的舊軍服，四顆臟紀念章別在翻領上，短而粗的下巴。張嘴說話時，口裡露出三顆大鋼牙。他將一份文件仍到她的膝蓋上。她很容易就听懂了他說的“俄語”。
“請轉給大使先生。為了那瓶啤酒。”
他的出現使她驚呆了。他肯定是個瘋子，也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這種人很危險。西莉亞·斯通臉色刷白，她急忙開車逃到了街上，後面開著的車門不停地發出響聲，直到車的慣性將它關上了。她將那份荒謬的文件扔到前排乘客的座位下，不管它是什麼東西，開車返回了大使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