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個星期一的下午，普雷斯頓找到了一個突破口。
4點鐘剛過，一架奧地利航空公司的客機從維也納飛抵希思羅機場。一名旅客來到護照檢查口。他既不是英國公民，也不是歐洲共同體的公民。他有一張正式的奧地利護照，名字叫弗朗茲·溫克勒。
移民官員對這種綠色塑料皮、封面上燙著金鷹的奧地利護照很熟悉，對自己的工作表現出漫不經心的樣子。護照是新近簽發的，上面蓋著五六個歐洲國家的出入境章，並且還有英國的有效簽證。
官員的左手在桌下打出了護照的號碼，護照的每一頁上都有打孔號碼。他看了一眼顯示熒屏，合上護照，還給了那人，臉上微微一笑。 “謝謝，先生。下一個。”
溫克勒先生提起手提包過去後，官員抬眼向對面20英尺外的一個小窗口看了看，同時，右腳踏了一下地板上的“警報鈕”。在辦公室裡的常駐特勤人員看到了他的眼色，移民官員向溫克勒先生那兒看了一眼，點點頭。特勤人員的臉從窗口上消失了。幾秒鐘後，特勤人員同另一個同事便溜出去，悄悄地盯著那個奧地利人。另一個同事急忙將中央大廳外面的一輛車開出去。
溫克勒沒有大行李，沒有到行李廳去，直接從海關綠色區出來了。在中央大廳裡，他花了點時間把旅行支票換成英鎊。在這個時間裡，一個特勤人員從上面的遊廊給那人照了一張相。
奧地利人在外面的二號樓前叫了一輛出租車。於是，幾個特勤人員都爬進他們的沒有標誌的轎車中跟著他。司機緊緊地盯著前面的出租車；一位年紀較大的特勤人員則用無線電向蘇格蘭場報告。按規定，蘇格蘭場又通知了查爾斯大街。由於早有命令說，六局對任何持有假護照的人都感興趣，所以，查爾斯大街又把這個情況通知了桑蒂納爾大樓。
溫克勒坐的出租車來到貝斯沃特路，在艾治威爾路和蘇塞克斯公園路的十字路口下了車、付了錢。這一帶，是一家接一家的帶早餐的普通旅館，商人和乘晚車到達帕了頓站的旅客，都願意住在這些較經濟的旅館裡。
特勤人員到馬路對面盯著。奧地利人好像沒有預訂房間，他沿街走下去，直到看見一家窗口掛著“有房間”的牌子的旅館時，他走了進去。他一定找到了房間，因為他沒有出來。
溫克勒離開希思羅機場一個小時的時候，普雷斯頓在切爾希住宅的電話響了。打電話的是他的聯繫人——奈傑爾爵士命令負責與普雷斯頓聯繫的人員之一。
“有位喬先生從希思羅來了，”這位六局的聯絡員說，“可能沒什麼事，但他的護照號碼在電腦中有點出入。他叫弗朗茲·溫克勒，奧地利人，乘維也納飛機來的。”
“我想他們還沒把他逮起來吧？”普雷斯頓說。他在思索：奧地利與捷克和匈牙利接壤，是一個中立國家，也是蘇聯集團間諜的好跳板。
“沒有，”桑蒂納爾的那人回答，“根據我們的要求，他們跟上他了……等一下……”幾秒鐘後，那人又走回來說：“他們剛才在帕丁頓的一個小旅館把他盯住了。”
“能給我轉到局長那兒嗎？”普雷斯頓問。
奈傑爾爵士正在開會。他離開會場，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什麼事，約翰？”
普雷斯頓把事情的大概講了一下。這事還沒傳到局長耳朵裡。
“你認為正是你等的那個人嗎？”
“他可能是一個交通員，”普雷斯頓說，“他跟六週前的那個人差不多。”
“那麼，你怎麼辦，約翰？”
“我希望六局能要求盯梢處接過來。所有交到科克大樓盯梢處長手裡的報告都要由你的人監督，同樣的材料要交到桑蒂納爾大樓，再轉給我。如果他與人接頭的話，兩個人都要盯梢。”
“好的，”奈傑爾爵士說，“我要求盯梢處接管，巴里·班克斯要坐到科克的無線電室裡，把進展情況不斷地用電話報告。”
局長親自給關係單位K分局的局長打了電話，提出了要求。 K分局局長又與平行單位A分局聯繫，把一個晝夜盯梢小組派到帕丁頓的蘇塞克斯公園路。小組的負責人恰巧是哈里·伯金肖。
普雷斯頓在自己的小房中沮喪地踱來踱去。他想到外面的街上去，至少應該到行動的前線去，不想在自己的國土上卻類似一個潛伏者，更不願充當自己的頂頭上司們權力角逐的人質。
當晚7點鐘，哈里·伯金肖的人前往接了崗。特勤處的人也很樂意把這種任務交出來。這是一個溫暖而美麗的黃昏，令人愉快。四人盯梢小組在小旅館的前後左右形成了一個“箱子”——街上那邊一個、這邊一個，旅館對面一個、旅館後面一個。兩輛車混在蘇塞克斯路上停著的幾十輛車子裡。一旦那位先生行動，便可以馬上跟住。四個人都用無線電互相聯繫，並由伯金肖與總部聯繫——科克大街地下室的無線電室。
巴里·班克斯也在科克，因為這個行動是應“六局”的要求而採取的。他們都在等待著溫克勒接頭。
傷腦筋的是，溫克勒並不去接頭。他什麼也不干。他只是坐在帶有紗窗的小房間里或躺在低低的床上。 8點30分，他出來了，走到艾治威爾路的一家餐館，簡單地吃了點晚飯，又回來了。他沒有扔下什麼東西，也沒接到什麼指示，飯桌上也沒留什麼東西，在街上沒跟任何人講話。
他做了兩件令人感興趣的事。在去飯館的艾治威爾路上，他突然停下來，向一個玻璃窗看了一會兒，又回身朝來路走回去。這是發現有沒有盯梢的老花招儿。但這個招儿並不一定高明。
離開餐館後，他停在馬路邊，等著車水馬龍的車輛空隙，然後急忙穿過馬路。在馬路另一邊，他停下來，回頭環視路上，看有沒有人跟著他穿過馬路。什麼人也沒有。溫克勒這樣做的結果，只是離伯金肖的第四個盯梢更近了，那個盯梢始終在馬路的對面。當溫克勒搜尋路面時，那個盯梢就在幾英尺之外，假裝在叫出租車。
“我們在盯著他，”伯金肖告訴科克大街的總部說，“他在防備盯梢，但很蹩腳。”
伯金肖的判斷傳到了切爾希，普雷斯頓聽到後點了點頭，放心了。這是一個好的開端。
溫克勒在艾治威爾路轉了一圈後，回到旅館，晚上再也沒出來。
同時，在桑蒂納爾大樓的地下室，另一件事情正在抓緊進行。特勤人員在希思羅機場和貝斯沃特馬路上給溫克勒拍的照片已經洗印出來，並且畢恭畢敬地擺到了傳奇性人物布勞德溫女士的慧眼前。
對外國間諜或涉嫌間諜的識認，是任何情報機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此，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有的可能為對手幹事，有的可能不是——都被各種情報機關照了相，即使是同盟國的人，也免不了要被照下來，裝進一本本的相冊中。外國使節。商業人員、科技文化代表團等，雖然不一定都拍照，但來自共產黨國家的或其同情國的人，是一定要拍照的。
檔案越積越多。同一個男人或女人，大約都有20張照片，拍於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這些照片從來不扔掉，它們的用處就是為了“識認出”什麼人來。
如果一位叫伊万諾夫的俄國人陪著一個貿易代表團去加拿大，那麼，他的面部照片就將被加拿大皇家警察傳送給華盛頓。倫敦和北約其他國家的兄弟機構。很可能有這樣的事，在五年前非洲某共和國的獨立慶典上曾拍過同樣一個人的照片，但那人卻叫科茲洛夫，是一個記者。如果一旦對科茲洛夫的真實身份產生懷疑時，參照他在握大華時的身份，那麼，對他就可以“識認”出來，說明他只能是一個克格勃。
盟友情報機關之間，包括以色列精明強幹的摩薩德情報局，一直進行著卓有成效的照片交換。幾乎沒有一個到西方的或第三世界國家的蘇聯集團來的記者不出現在相冊裡的。同樣，進入蘇聯的任何一個人，也沒有不在蘇共中央的大廳中愉快地照一張相的。
美國中央情報局使用電腦庫來儲存千百萬張面孔的圖像，以便與每天源源不斷進入美國的面孔相對照。而英國卻使用布勞德溫女士，雖然這有點浪漫，但卻是真的。
布勞德溫女士歲數不小了，常常是操勞過度。她那些年輕的小伙子們總是讓她快些“識認”這個、“識認”那個。這一行，她已經乾了40年，並且一直為桑蒂納爾大樓工作。她在那兒有一個龐大的照片檔案庫，構成了六局的“臉譜大全”。其實它不是一本書，而是一排排洞穴似的小屋，裡面是一排排的相冊。只有她對這些照片瞭如指掌。
她的大腦就像中央情報局的電腦庫一樣，甚至有時要比那個電腦庫還靈。在她的大腦裡儲存的不是30年戰爭的細節，也不是華爾街的股票行情，而是各種面孔。像鼻子的形狀、下巴的線條、眼睛的神采；像面頰的垂度、嘴唇的曲線和擎杯夾煙的姿勢；像一個人在奧地利酒館中微笑時被拍了照，幾年以後他那鑲裝牙齒的光澤，又出現在倫敦的超級市場裡——這些都儲存在她那驚人的記憶裡。
這天晚上，貝斯沃特街在沉睡，伯金肖的人守在監視崗位上，而布勞德溫女士卻坐在那裡，盯著弗朗茲·溫克勒的臉。兩位六局來的年輕人默默地等待著。一小時後，她只是說：“遠東。”便沿著一排排的相簿走去。在5月26日（星期二）的凌晨，他被“識認”出來了。
這張照片照得不好，還是五年前的。那時溫克勒頭髮還較深，身體也細一些。他正在參加印度大使館的一個招待會，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的大使旁邊。
一個年輕人看著兩張照片，疑慮重重。 “你敢肯定嗎，布勞德溫？”
“他的相貌要是變了的話，除非鐵樹開了花。”
年輕人急忙回去打電話。
“認出來了，”他說，“他是個捷克人，五年前是東京捷克大使館的一個一般工作人員，名字叫吉利·海克。”
普雷斯頓在凌晨3點被電話吵醒。他聽了一會兒，謝謝打電話的人，把聽筒又放下了。他高興地笑了。
“逮住你了。”他說。
上午10點鐘，溫克勒仍在旅館裡。科克大樓的行動控制已經轉交給了K分局二處二科——蘇聯衛星國處捷克科的西蒙·馬傑里。不管怎麼說，捷克歸他們管。巴里·班克斯晚上在辦公室睡的，現在也和西蒙在一起，隨時把進展情況報告給桑蒂納爾大樓。
與此同時，普雷斯頓給美國大使館的法律顧問打了一個私人電話，這是私人之間的關係。在倫敦格羅夫納廣場的美國大使館里辦公的法律顧問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常駐倫敦代表。普雷斯頓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對方說一定盡快回電話，考慮到兩地的時差，大約在五六個小時以後能回复。
11點時，溫克勒從旅館出來了。他又走到艾治威爾路，叫了一輛出租車，向花園巷開去。兩輛監視車跟著他，車中坐著盯梢人員。在海德公園路口，出租車向皮卡的里開去。在皮卡的里東邊的色克斯站附近，溫克勒打發走了出租車。儘管他並沒有看到誰在盯他，但也耍了幾個小花招，企圖甩掉盯梢者。
“又來這一套了。”蘭·斯圖爾特小聲地說。他已經看過了伯金肖的盯梢記錄，等著那齣戲重演。溫克勒突然閃進附近的一條拱廊，從那一端走出來，急忙走到人行道上，轉身看他剛剛穿過的拱廊裡是否有人跟著他。沒人出來。他們沒有必要，在拱廊的另一端早就有一個尾巴等在那兒了。
這些尾巴對倫敦瞭如指掌，比警察和司機還要熟悉。他們知道每幢大樓有幾個出口，哪裡有拱廊和地下道，哪裡有窄胡同通向哪裡。不管哪個被盯梢的人若想溜走的話，總會有一個人早已在他的前面，後面的人則可以不慌不忙、從容不迫地跟著，而且，兩邊也都有人盯著。這個“箱子”從來不會四裂八半的，而且，只有非常機靈的人才能發現自己被盯上了。
溫克勒感到很滿意，沒有尾巴。他走進雷金特街上的英國鐵路旅行中心。他詢問了到謝菲爾德的火車時間。幾英尺外站著一個戴圍巾的蘇格蘭足球迷，正在聯繫回馬瑟韋爾——他是一個盯梢。溫克勒用現金買了一張去謝菲爾德的往返火車票。最後一班車是9點25分，從聖潘克拉站開出。他謝謝售票員後，離開了那裡。
他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吃了午飯，又回到蘇塞克斯公園路，整個下午都待在那裡。
1點鐘以後，普雷斯頓得到了溫克勒買了去謝菲爾德火車票的消息。他找到奈傑爾·歐文爵士，爵士正要到俱樂部去吃午飯。
“可能是毫無目的，但又好像他要去城外。”他說，“他可能去接頭，或許在車上，或許在謝菲爾德。他拖了這麼長時間，可能是因為他提前來了。關鍵是，爵士，如果他離開倫敦，咱們就得有一個野外指揮和盯梢組一起去。我想去指揮。”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不容易啊，而且，我還得試試我能不能幫上忙。”
奈傑爾爵士嘆了一口氣。他想，讓午飯見鬼去吧！他找來私人助手。 “把我在懷特訂的午飯取消了，把車準備好，再發一個電報。按這個順序辦。”
助手落實頭兩個任務時，奈傑爾爵士給伯納德·亨明斯的家——蘇里區法納姆——打了個電話。
“對不起，又麻煩你了，伯納德，出了點事兒，又得找你參謀參謀了……不，最好當面談。我來好嗎？好天氣，沒關係。好，大約3點鐘吧。”
“打電報嗎？”助手問。
“打給誰？”
“給我自己。”
“那當然。從哪兒？”
“維也納站長。”
“要不要通知他一下，爵士？”
“不用麻煩他。只是讓密碼室安排一下就行。讓我3分鐘後收到他的電報。”
“當然可以，電文呢？”
奈傑爾爵士口述了電文。給他自己發了一封要幹什麼的電報。這只不過是從他的良師益友、前任毛利斯·奧德弗爾德那裡撿來的老花招。當密碼室把這封電報以維也納來電的形式送到他手中後，這位老局長把電報揣在口袋裡，下樓朝他的車走去。
他在蒂爾福德找到了伯納德爵士，伯納德正在花園裡，坐在5月的陽光下曬太陽，雙膝上包著毯子。
“說是今天來，”五局的總局長詼諧地說，“準得明天才能到。”
“那是，那是。”
“那麼，找我有什麼貴幹啊？”
“棘手啊，”奈傑爾爵士說，“有人已從維也納飛抵倫敦。表面上是個奧地利商人，但卻是假的。昨晚我們把他認出來了——捷克特務。捷克秘密警察和情報組織的一個小伙子，下級人物。我們認為他是個交通員。”
伯納德爵士點點頭。 “對，我這兒也一直保持著聯繫，聽說了。我的人正盯著他，是不是？”
“正是如此。問題是，他似乎今晚要離開倫敦，到北部去。五局需要一名野外指揮隨同盯梢組一起去。”
“當然了，我們有。布賴恩會安排的。”
“對，當然了，這是你們的行動。可是……你還記得貝倫森案子嗎？有兩個問題我們始終沒搞清楚。馬雷是通過倫敦這裡的使館駐地進行聯繫的，還是利用外面派來的聯絡員？馬雷操縱的這條線上只有貝倫森一個人呢，還是還有其他人？”
“我想起來了，我們當時把這些問題撂下了，想等我們從馬雷那裡找到一些線索再說。”
“完全正確，今天，我收到維也納站長的一封電報。”
他掏出了電報，伯納德爵士讀著，眼眉皺了起來。 “有聯繫？可能嗎？”
“可能。溫克勒，原名海克，似乎是一個交通員。維也納確認，他名義上是捷克秘密警察和情報組織的人，但實際上是克格勃的走卒。據我掌握，馬雷在操縱貝倫森時，前兩年曾兩次去維也納，每次都是短期文化考察，但是……”
“在執行聯繫任務？”
奈傑爾爵士聳了聳肩。他總是引而不發。
“那麼，他到謝菲爾德去幹什麼呢？”
“誰知道呀，伯納德？在約克郡還有一條線？溫克勒能不能是幾條線的聯絡員呢？”
“那麼，你讓五局怎麼辦？多派盯梢的？”
“不，是約翰·普雷斯頓。你記得是他先查出了貝倫森，爾後又是馬雷嗎？我喜歡他的作風。他剛休了一次假，又得了流感——別人這樣告訴我的，但他明天上班。他離開了這麼長時間，手中一定不會有什麼案子。從業務上看，他又是C分局五處三科的，負責港口和機場。你是知道K分局那些小伙子是多麼吊兒郎當的，如果讓他臨時負責一下K分局二處二科……你有權任命他當這次行動的野外指揮……”
“這個……我也說不准，奈傑爾，這確實是布賴恩……”
“伯納德，你同意的話，我真感謝你了，咱們還是面對現實。從貝倫森案子一開始，普雷斯頓就經手。如果溫克勒是那個案子的一部分，他可能會碰到熟悉的面孔的。”
“好吧，”伯納德爵士說，“我給你。我在這兒簽署一個指示。”
“你同意的話，我可以帶過去。”六局局長奈傑爾說，“你也省了事。讓我的司機把便條送到查爾斯大街去……”
他帶著便條離開了蒂爾福德。這是一張伯納德·亨明斯爵士的親筆命令，指示約翰·普雷斯頓臨時藉調到K分局工作，一旦溫克勒離開首都，他便是該行動的指揮。
奈傑爾爵士複印了兩份，自己留一份，給普雷斯頓一份；原件送到查爾斯大街。布賴恩·哈考特·史密斯沒在辦公室，所以，命令便放在他的辦公桌上了。
當晚7點鐘，普雷斯頓終於離開了切爾希住宅。他又回到了廣闊天地。他喜歡這樣。
在蘇塞克斯公園路，他溜到伯金肖背後。 “哈囉，哈里！”
“天啊，約翰·普雷斯頓，什麼風把你刮來了？”
“來呼吸點新鮮空氣。”
“噢，別讓人看見。我們在路對面有個朋友。”
“我知道。我聽說他9點25分要去謝菲爾德。”
“你怎麼知道的？”
普雷斯頓拿出了伯納德爵士手蹟的複印件。
哈里·伯金肖仔細看了一下。 “哦，總局長大人親筆，跟我們在一起了。站遠點，別讓人看見。”
“有多餘的步話機嗎？”
伯金肖向路的一頭點點頭。 “拐過去，在拉德諾街，棕色的考蒂納車，手套箱裡有一個多餘的。”
“我在車裡等著。”普雷斯頓說。
伯金肖很納悶，誰也沒跟他說普雷斯頓要和他們一起去，並且當指揮。他甚至還沒聽說過普雷斯頓在捷克科待過。然而，總局長的簽名卻是有分量的。他嘛，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他聳了聳肩，又嚼了一塊薄荷糖，繼續監視。
8點半鐘，溫克勒離開了旅館，手中提著一隻提包。他叫了一輛路過的出租車，向司機說了幾句什麼。
他一走出門，伯金肖就通知了小組和兩輛車。他跳上了第一輛車，跟著出租車，距離100碼。普雷斯頓在第二輛車裡。 10分鐘後，他們發現出租車朝東向車站開去。伯金肖匯報了這個情況。西蒙·馬傑里的聲音從科克大街傳來：“好的，哈里，我們的野外指揮就來了。”
“我們已經有了野外指揮，”伯金肖說，“他已經在我們這兒了。”
馬傑里聽起來很新鮮，他問指揮叫什麼名字，聽了後，他覺得一定是出了什麼錯。 “他連K分局二處二科的人還不是呢！”他抗議說。
“他現在是了，”伯金肖說，無憂無慮的口氣，“我看到信了，總局長簽署的。”
馬傑里從科克大街給查爾斯大街打電話。正當車隊在傍晚的黑暗中向東開去的時候，查爾斯大街接著發生了一個插曲。經查詢，伯納德爵士的指示是確實的。馬傑里失望地攤開雙手。 “為什麼查爾斯大街那些飯桶不拿主意？”他撤出了派往聖潘克拉站的人，然後設法找布賴恩·哈考特·史密斯發牢騷。
溫克勒在站前廣場下了車，穿過那惟一的磚砌拱門，進入圓屋頂的維多利亞式火車站，問了一下出站口。四名盯梢和普雷斯頓混雜在磚和鑄鐵結構的中央大廳裡的旅客之中。
9點25分的車在二站台，正在呼叫去萊斯特、德比、切斯特菲爾德和謝菲爾德的旅客上車。溫克勒找到自己乘的那列車，順著列車走了一遍，經過三節一等車廂和餐車，來到靠車首的三節綠色軟座的二等車廂。他在中間挑了一個座，把提包放到行李架上，坐在那裡等開車。
這是一節不對號的普通車廂。幾分鐘以後，一個黑人青年，頭上戴著耳機、腰上掛著小收錄機，走進車廂，坐在三個座位以外的地方。他一坐下來，就隨著音樂的節拍點著頭，閉上眼睛，欣賞著音樂。伯金肖的一個盯梢就位了。他的耳機裡並沒有響著音樂，而是在收聽伯金肖的指示。
伯金肖盯梢小組的另一個人坐在前一節車廂裡。哈里·伯金肖和普雷斯頓在第三節。這樣，就把溫克勒裝到了“箱子”裡。而第四個人則坐在後面的頭等廂裡，以防溫克勒為了甩掉他所認為的“尾巴”而突然跑到後面去。
9點25分整，125次列車嗚嗚地開出了聖潘克拉車站向北馳去。 9點30分，布賴恩·哈考特·史密斯正在俱樂部吃飯，突然有電話找他。打電話的是西蒙·馬傑里。這位副總局長一聽，便急忙跑出來，截了一輛出租車，穿過西區的兩英里路段，回到查爾斯大樓。
在他的辦公桌上，發現了下午伯納德·亨明斯簽署的命令。他氣得臉都變白了。
他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很嚴的人，考慮了幾分鐘後，便抓起電話，以平時一樣謙恭的口氣，要求總機給接本局法律顧問家的電話。
法律顧問負責本局與特勤處之間的聯繫工作。在掛電話時，他查了一下去謝菲爾德的火車時間表。法律顧問正在坎姆伯雷的家中聚精會神地看電視，他來到電話旁。
“我需要特勤處逮捕一個人，”哈考特·史密斯說，“我有理由認為一個非法入境者是蘇聯間諜並且可能逃走，名字叫弗朗茲·溫克勒，自報奧地利公民。逮捕理由：假護照嫌疑。他從倫敦坐火車將於11點59分到達謝菲爾德。對，我知道通知的時間太短了，但正因為如此才是緊急情況。對，請馬上通知蘇格蘭場特勤處長，讓他通知謝菲爾德，在火車抵達謝菲爾德時採取行動。”
他心情沉重地放下電話。普雷斯頓當了野外指揮之事一定使他大為頭疼。但是，逮捕嫌疑犯卻是警察的事，而且，這個案子又是歸他管的。
車廂裡空蕩盪。用兩節車廂替代這六節車廂就能容納下這60名旅客。在前節車廂裡盯梢的巴尼與其他10名旅客坐在那裡，他們都是清白的。他臉朝後坐著，以便能透過過道的門玻璃看到溫克勒的頭頂。
金格，戴耳機的黑人青年，與溫克勒一起坐在第二節，另外還有5名乘客。第三節車廂的60個座位上，加上普雷斯頓和伯金肖，才只有12個人。過去了一小時零一刻鐘，溫克勒什麼也沒幹。他連書報都不看，只是望著黑暗的窗外。
10點45分，火車慢下來，進入萊斯特站。他站起來，從行李架上拿下提包，向前走去，來到盥洗處，將朝向站台的門上的窗戶拉下來。金格通知了大家，大家都準備著，必要的話，立即行動。
車停下後，一名乘客推開溫克勒走過去。
“請問，這是謝菲爾德嗎？”溫克勒問。
“不是，這是萊斯特。”那人回答並下了車。
“啊，原來不是。謝謝你。”溫克勒說。他放下提包，但仍然向站台上看來看去。車開後，他又回到那個座位上，將提包放到行李架上。
11點12分時，在德比站上，他又這樣來了一次。這回他問的是站台上的一個行李搬運工。
“德比。”那個搬運工喊道，“謝菲爾德再過一站才是。”
同樣，在停車期間，他透過窗戶向外望著，然後又回到座位上，將提包扔到行李架上。普雷斯頓透過連接過道上的窗子看著他。
11點43分，火車開進了切斯特菲爾德。這是一座維多利亞式車站，但修耷得很漂亮，刷著鮮豔的油漆，掛著花籃。這一回，溫克勒將提包留在行李架上，走到門口，從窗口探出身子看，有兩三名旅客正急急忙忙朝出站口走去。車子要開時，站台上空無一人。車子剛開動，溫克勒一下子拉開門，向正在後移的混凝土站台跳下去，隨手一甩，將車門關上了。
伯金肖在對手面前很少慌了手腳。他後來承認，這次確實把他搞懵了。四個盯梢都可以很容易地跳到站台上去，但站台上一點掩蔽物也沒有，他們如果跳下去的話，那就會像禿頭上的蝨子一樣了。溫克勒可能認出他們來並且可能取消了接頭。普雷斯頓和伯金肖跑到車門口，在這兒碰到了從前邊過來的金格。窗子仍開著，普雷斯頓探出頭去看。因為沒有尾巴，溫克勒正滿意地順著站台走，背朝著火車。
“哈里，跟梢小組坐汽車趕到這裡來，”普雷斯頓喊道，“到了後，用無線電跟我聯繫。金格，給我關上門。”
他拉開門，向車梯走下去，像跳傘員一樣向下跳去。
跳傘員著陸時的速度大約每小時18公里，測速取決於風速。普雷斯頓向路基跳下去的時候，車速是48公里。他心中默禱著可別撞到混凝土電桿或大石頭上。他很僥倖，5月的濃密的草地給他減緩了速度。他收頭蜷身，胳膊腿抱成一團滾向一邊。哈里後來告訴他說他都不敢看；金格說他滾得像個玩具，沿著路基和旋轉的車輪滾著。他最後停住時，正躺在草和路之間的排水溝裡。他掙扎著站起來，轉過身去，一瘸一拐地朝著車站的燈光走去。
當他來到出站口時，收票員正關門要下夜班。收票員吃驚地看著眼前這位衣衫破爛、狼狽不堪的人。
“最後從這兒出去的那個人，”普雷斯頓問，“矮個子、胖墩墩的，穿灰風衣，往哪兒走了？”
收票員向站前廣場點點頭，普雷斯頓跑過去。收票員意識到還沒收票時，已經太晚了。在站前廣場上，普雷斯頓看到一輛出租車的尾燈向城裡的方向駛去。他知道，他完全可以讓當地派出所查問出租車司機，問他把顧客拉到哪兒去了。但他也知道，那傢伙毫無疑問會在中途把汽車打發走的，然後再步行一段路。
幾步以外，一個搬運工正在踩輕騎打火。
“我要藉借你的車。”普雷斯頓說。
“到別處借去。”那搬運工說。
沒有時間解釋或爭辯，出租車的燈正從新環城路立交橋下開過去，就要看不見了。所以，普雷斯頓給了他一下，只在下巴上給了一下，那搬運工就趴了下去。普雷斯頓抓過倒下去的輕騎，從那人腳下抽出來，跨上去騎跑了。
在紅綠燈路口他都很幸運。出租車已經開上了公司大街，要不是出租車在圖書館前趕上紅燈，他這個噗啦噗啦的輕騎是怎麼也趕不上的。當出租車從霍利沃爾街開到薩爾塔蓋特時，他只距離100多碼了。然後，在前面那半英里多的筆直公路上，那輛大馬力的出租車又把他甩遠了。如果溫克勒朝西拐向切斯特菲爾德的鄉間的話，普雷斯頓是無論如何也趕不上他的。
赶巧的是，出租車在遠遠的地方變成一個小點時，它的剎車燈突然亮起來。在薩爾塔蓋特與阿什蓋特交匯處，溫克勒鑽出了出租車。普雷斯頓越開越近了，他可以看到溫克勒站在車旁，前顧後盼地看了看。路上沒有什麼車，他只好繼續往前開，像一個下夜班回家的人一樣，從停著的出租車旁開過去，拐向福杰姆伯路，停了下來。溫克勒穿過公路，普雷斯頓跟著他。溫克勒再沒回頭看。他繞過切斯特菲爾德足球場的圍牆，走進康普頓路。在這兒，他走向一座房子，敲了敲門。普雷斯頓在暗影中走著，來到街角，躲在拐角一家的樹叢後。
在那邊，他看到黑黑的一座房子亮了燈，隨之門打開了。在門口說了幾句話後，溫克勒進去了。普雷斯頓嘆了一口氣，在樹叢後安頓下來，決心監視下去。他不能去看溫克勒進去的那家的門牌號，也不能監視那房子的後門。但他著到房子後面是足球場那高高的圍牆，所以，在那邊可能沒有什麼出口。
兩點鐘時，他聽到步話機里傳出微弱的聲音——伯金肖回到這邊來了。他報了自己的名字並告訴了位置。兩點半時，他聽到輕輕的腳步聲向他的位置走來。伯金肖在樹叢裡跟他會齊了。
“你沒事嗎，約翰？”
“沒事兒。他進屋了，樹那邊第二座、窗簾後有燈光的。”
“知道了。約翰，在謝菲爾德有個碰頭會，兩名特勤處的和三名武裝警察，是倫敦的指示；你願意逮捕他嗎？”
“一點也不願意。溫克勒是個交通員。我要的是大魚。他可能在那所房子裡，謝菲爾德碰頭會結果怎樣？”
伯金肖笑了。 “感謝上帝對英國警察的安排，謝菲爾德是約克郡，這兒是德比郡；上午，兩家的局長還要碰頭商量。這就給你時間了。”
“對，其他人呢？”
“在路那頭。我們坐出租車來的，車已經打發走了。約翰，我們沒有車了，而且，天要亮了，這條路上沒有隱身之處。”
“在那邊放兩個盯梢，這兒放兩個。”普雷斯頓說，“我要到城裡去找派出所所長幫忙。如果那傢伙溜了，告訴我一聲，但要派兩個人跟著他，兩個人留在這兒監視那房子。”
他離開花園，退回到切斯特菲爾德中心去找派出所。終於在比特沃爾街找到了。他走著，有一句話總在他的頭腦中迴盪。溫克勒的舉止不大對頭，其中一定有什麼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