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賓·金所長在凌晨3點被叫醒了，他很不高興。但聽說是倫敦五局的一個官員在派出所的辦公室裡等他幫忙時，他同意立刻就來。 20分鐘後，他來了，臉沒刮，頭也沒梳。
普雷斯頓簡要地敘述了事情的經過，所長專心致志地聽著：一個外國人，可能是蘇聯間諜，從倫敦一直跟到這裡；在切斯特菲爾德站跳了車，又跟到康普路一座房子，門牌號碼還不知道。
“我不知道誰住在那所房子裡，也不知道嫌疑犯為什麼到那裡去，但是我可以查出來。不過目前我還不打算逮捕他。我要監視那所房子。今天上午，我們可以同德比郡警察局長商量一下怎麼處理。現在的情況很緊急，我有四個人在那裡盯梢，但天一亮他們就要露餡兒了。所以，我現在需要幫忙。”
“怎麼幫你呢？普雷斯頓先生。”所長問。
“比如說，你有沒有不帶標誌的車？”
“沒有。有幾輛警車和兩輛篷車，沒有標誌，但側面有警車編號。”
“能不能給我們一輛沒有標誌的篷車，停在那條街上？讓我的人躲在裡面，暫時先對付一下。”
所長打電話通知值班的警察，提出同樣的問題，等了一會兒，又說：“打電話叫醒他，讓他馬上給我打電話。”說完轉身對著普雷斯頓說：“我們的一個人有一輛篷車，但很舊了，常常推著走。”
30分鐘以後，睡眼惺忪的警察跟盯梢小組在足球場正門口碰了頭。伯金肖和手下的幾個人爬進篷車，開到康普敦路那所房子的馬路對面停了下來。那個警察按照指示，爬出車去，伸了伸懶腰，像下夜班回家一樣，順著路走了。
伯金肖從後門往外窺視著，並用無線電與普雷斯頓聯繫。 “現在好多了，”他說，“我們在馬路對面能看得很清楚。另外，門牌是59號。”
“再堅持一會兒，”普雷斯頓說，“我正設法安排得更好一些。如果溫克勒徒步走了，兩個人跟著，兩個人留下監視房子。如果他坐車走，篷車要跟上。”
“所長，我們要把那所房子監視一段時間，也就是說，要在路對面找一所房子，在樓上監視。能不能在康普敦路上找到一家可以讓我們用的房子？”
所長沉思著。 “我認識一家住在康普敦路的人，”他說，“我們都是共濟會的，是會友，所以認識他。他過去是海軍的上士，現在退休了。他住在68號。但我不知道在馬路的哪一邊。”
伯金肖回答說，68號在馬路對面，隔兩座房子。樓上的正面（顯然是臥室）正好能清楚地看到那個目標。於是，金所長從派出所給他的朋友打電話。
按照普雷斯頓的主意，所長告訴睡意朦朧的房東——山姆·羅依斯頓先生——警察有一個行動，要監視一個嫌疑犯，那人藏到了馬路對面。羅依斯頓清醒後，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作為一個守法公民，他當然同意警察使用他的臥室了。
汽車悄悄地繞到西街，伯金肖和他的人從房子之間溜過去，跨過花園籬笆，從後花園進入了康普敦路上羅依斯頓先生的房子。在夏日的晨曦還未灑向大地時，盯梢小組就進入了羅依斯頓的樓上臥室，透過紗窗簾，監視著街對面的59號。
羅依斯頓先生穿著駝色睡衣，僵直地站著。由於能為女皇的官員效勞而充滿著愛國的自豪感，他也站在紗窗前瞪著馬路對面的房子。
“銀行搶劫犯，是嗎？販毒的？”
“差不多是那回事。”伯金肖回答說。
“這些外國人，”他說，“咱們的人決不會干那種事。就不該讓他們這號人入境。”
盯梢組的金格呆呆地盯著外面，他的父母來自牙買加；芒戈正從樓下搬上來兩把椅子，他是蘇格蘭人。羅依斯頓太太像老鼠一樣從哪兒鑽了出來，頭上的捲發器和卡針都摘下去了。
“誰想喝杯茶嗎？”她問。
巴尼又年輕又漂亮，竭力裝出一副笑臉說：“那太好了，太太。”
於是，她的一天開始了。她一杯接一杯地沏茶，接連地送上來；但她家好像沒有什麼吃的東西。
在派出所，文書警察已經查出了康普頓街59號居民的身份。
“兩名希臘的塞浦路斯人，先生。”文書向所長報告說，“是兄弟倆，都是單身漢。姓斯台發尼茲，一個叫安德烈斯，一個叫斯皮里敦。從當時的值班記錄看，是四年前遷人的。他們在霍利威爾路開一個希臘小酒館。”
普雷斯頓花了半個小時向倫敦打電話。先打通了桑蒂納爾大樓的值班員，那人把線接給了巴里·班克斯。
“巴里，我希望你無論如何要找到局長，並讓他給我打電話。”
5分鐘以後，奈傑爾·歐文爵士來了電話，平心靜氣而又頭腦清醒，好像他沒有睡覺一樣。普雷斯頓將晚上的情況向他做了匯報。
“爵士，在謝菲爾德有個碰頭。兩名特勤人員和三名武警，奉命要進行逮捕。”
“我想那不是我們的安排吧，約翰？”
“據我所知，不是。”
“那好，約翰，這邊由我來處理。你已經搞到了房子，現在要搬進去嗎？”
“我們是搞到了一所房子，”普雷斯頓更正說，“但我還不想搬進去，因為我認為跟踪還沒有跟到頭。”
“還有一件事，爵士，如果溫克勒離開這裡回家去的話，我希望讓他和和平平地回去。如果他是一個交通員的話，或者只是來檢修一下什麼的話，那麼，他的上司要等他回維也納的。如果他沒回去，他們馬上就會縮回去，徹底改變行動路線。”
“對，”奈傑爾謹慎地說，“這事我要跟伯納德爵士商量一下。你想隨隊留在那兒呢，還是想回倫敦來？”
“可能的話，我要待在這兒。”
“好的，我要按照你的意見以六局的名義提出一個最高的要求。聽我說，不要暴露你的身份，把你們的行動情況向查爾斯大街匯報。”
奈傑爾爵士放下電話後，便向伯納德·亨明斯爵士家裡掛電話。五局的總局長同意8點鐘在前衛俱樂部早餐時會面。
“這樣你明白了吧，伯納德？很可能真是蘇共中央正在這個國家進行一個大的行動。”六局局長奈傑爾爵士一邊往第二片麵包片上抹黃油一邊說。
伯納德·亨明斯爵士的情緒被打亂了，他坐在那裡，眼前的早點一動沒動。
“布賴恩應該把格拉斯哥的事情告訴我，”他說，“那個報告他還壓在辦公桌上，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我們總是常常在判斷上犯錯誤，'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奈傑爾爵士自言自語地說，“我在維也納的人認為溫克勒是一個長期潛伏團伙的交通員。我判斷，簡·馬雷很可能是這個線上的人物。現在看來，似乎有兩個行動在進行著。”
他忍耐著沒有講出昨天為了從同事手中得到普雷斯頓——讓他在溫克勒行動中做野外指揮——而自己給自己發了一封電報的事。作為一個局長，有時候可以坦率，有時候也要謹慎，不能什麼都說出去。
“那麼第二個行動跟格拉斯哥的事件有聯繫嗎？”伯納德爵士問。
奈傑爾爵士聳了聳肩膀。 “我也不知道，伯納德，我們都在摸黑走路。顯然布賴恩是不相信這些的，他也許是對的。不管怎麼說，我是駁了他的面子。可是，格拉斯哥事件，米德蘭的神秘電報，溫克勒的到來……溫克勒這個傢伙給我們帶來一個突破口，這可能是再也得不到的機會了。”
“那麼，奈傑爾，你的結論如何？”
奈傑爾爵士歉意地笑了，這正是他所等著的問題。 “沒有結論，伯納德，幾個嘗試性的推斷。如果溫克勒是個交通員，我等著他接關係，或者是來送東西，或者是來取什麼東西，在某個公共場所——停車場啦，河邊啦，公園長凳啦，湖邊坐位啦。
“如果這兒有一個大的行動的話，一定潛伏著一個大號的間諜，導演著這個鬧劇。如果你是這個人的話，你會讓交通員到你家來嗎？當然不會。你要有一個秘密接頭處，或許兩處。喝點咖啡吧。”
“好的，我同意。”伯納德在同事給他倒咖啡時，只是等著他說下去。
“所以，伯納德，在我看來，溫克勒不是大魚，只是一個小蘿蔔頭，一個交通員、信使或什麼人。那兩個住在切斯特菲爾德小房子裡的塞浦路斯人也是一樣，潛伏的。你說是嗎？”
“是，”伯納德同意地說，“潛伏的小人物。”
“這樣看來，切斯特菲爾德的小房子似乎是個接收送來的包裹、信件的中轉站，是個避風港，也許是個電台據點。不管怎麼說，這個地點對頭，政府電訊總局兩次截獲的電報都是在德比希爾峰地區和謝菲爾德北部山丘一帶，從切斯特菲爾德到那裡去很容易。”
“那麼溫克勒又怎麼解釋呢？”
“伯納德，這會怎麼看呢？或許是發報機出了故障而派來的維修機師？或許是來檢查進度的？不管哪種情況，我認為都應該放他回去報告，說一切正常。”
“這樣，那條大魚，你認為他就會露頭嗎？”
奈傑爾爵士又聳了聳肩膀。他怕的是布賴恩·哈考特·史密斯可能會用逮捕來阻礙行動的進行，可能要搜查切斯特菲爾德那所小房子。在奈傑爾爵士看來，這些都是不成熟的蠻幹。
“我應該想到他們一定要在什麼地方接頭。他不是去找塞浦路斯人，就是他們來找他。”他說。
“奈傑爾，你已經知道了一些，我想，切斯特菲爾德那所房子至少還要監視一些時候。”
這時，秘密情報局的這個頭頭顯得心情很沉重。 “伯納德，老朋友，咱倆是英雄所見略同啊！但是，你那位年輕的布賴恩卻急不可待地要闖進去抓人，昨晚他在謝菲爾德已經乾了。當然了，急功近利地看，抓人似乎是挺好的，但是……”
“你甭管布賴恩·哈考特·史密斯了，奈傑爾，”伯納德怏怏不快地說，“我可能管得太寬了，但我這條老犬還能汪汪幾聲呢。實不相瞞，這個行動我要親自掛帥。”
奈傑爾爵士傾過身去，把手放到伯納德爵士的胳膊上。 “我打心眼里希望你這樣做，伯納德。”
9點半時，溫克勒徒步離開了康普敦路的那所房子。芒戈和巴尼從羅依斯頓家後門溜出來，穿過花園，在阿什蓋特路盯上了他。溫克勒回到車站，坐上了去倫敦的火車，在聖潘克拉車站又被另一組盯梢盯住了。芒戈和巴尼又回到德比郡。
溫克勒再沒回他住的那所房子，就像在火車上扔掉了手提包，裡面的睡衣、襯衣都不要了一樣，他跟那所房子也永遠斷絕了關係。他直接去了希思羅機場，乘上了下午飛往維也納的飛機。後來，奈傑爾·歐文在維也納的站長報告說，蘇聯使館的兩個人接的他。
整個下午，普雷斯頓都把自己關在派出所裡，制定在這個郡內進行監視工作的方案和細節。
整個官僚機構都運轉起來了：查爾斯大街搬動了內務部，內務部授權德比郡警察總長指示金所長，要給予普雷斯頓及其手下一切合作。金先生樂於從命，但一切文字手續必須健全。
蘭·斯圖爾特和第二個小組開車到來了，並被安置在警察單身宿舍。那塞浦路斯兩兄弟中午以前離開康普敦路去霍利威爾路口的小酒館時，警察用長鏡頭給他們照了相，並用摩托車送回倫敦。又從曼徹斯特請來專家，到當地的電話局給兩部電話——塞浦路斯兩兄弟的家里和酒館裡的——都裝上監聽，他們的汽車上也被裝上了方向報警器。
下午快下班時，倫敦方面“識認”出了兩個塞浦路斯人。他們不是真正的塞浦路斯人，但確實是兄弟倆。他們都是希臘老共產黨員，20年以前，他們離開希臘本土來到塞浦路斯。雅典很快通知倫敦說：他們的真名是康斯塔波普羅斯。塞浦路斯也有消息說8年前他們不見了。
克羅依登移民登記表明，斯台發尼茲兄弟倆5年前以塞浦路斯正式公民的身份進入英國，並得到居住的許可。
切斯特菲爾德的登記表明，他們3年半前才從倫敦遷來，長期租了一所房子開酒館，又在康普敦路租了一套小住宅。從那時起，他們就一直是老實的和奉公守法的公民。小酒館每週營業六天，午飯時人不多，但晚餐開到很晚，並供應可以帶走的份飯，生意很興隆。
在這個派出所裡，除了金所長之外，只有六個人知道了這件事。對其他警察只說是一個全國性的販毒案，讓倫敦的人來，是因為他們認識那些人的面孔。
太陽下山後，普雷斯頓在派出所裡結束了自己的工作，到伯金肖和他的小組這裡來了。
他離開派出所前，誠懇地向金所長表示感謝，謝謝他的幫助。
“你要到那所房子裡去盯梢嗎？”所長問。
“是啊，我到那兒去。”普雷斯頓說，“你為什麼問這個？”
金所長苦笑了一下。 “昨晚半夜的時候，樓下來了一個倒霉的搬運工，好像是什麼人把他從輕騎上打倒，把車給騎跑了。我們在福杰姆伯路找到了他的輕騎，一點兒也沒壞。而且，他對攻擊者的描述很清楚。你不大出來，是不是？”
“是這樣，我不會常出來。”
“那太明智了。”金所長說。
羅依斯頓先生住在自己的家中，還要每天裝得跟往常一樣，上午去商店，下午去玩保齡球。增加了的吃喝必須在天黑後才能去買，以免引起鄰居們的懷疑。他還給送上來一台小電視，用他的話說是為了“樓上的孩子們”，於是，他們便住下來等著和看電視。
羅依斯頓夫婦挪到了後面的臥室去住。那個房間中的單人床搬到了前屋，盯梢的小伙子們輪流在床上休息，另外還搬來一個帶三腳架的雙筒望遠鏡和一架照相機，白天用長鏡頭拍照，晚上用紅外線鏡頭拍照；兩輛汽車都加滿了油停在近處。蘭·斯圖爾特的小組在派出所裡負責通訊聯繫，一端通羅依斯頓家，一端通倫敦。
普雷斯頓到來時，看到四個人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巴尼和芒戈剛從倫敦回來，一個躺在床上，一個躺在地板上呼呼地睡大覺。金格正坐在逍遙椅上，悠閒地抿著剛沏好的一杯茶，伯金肖像泥菩薩一樣，坐在椅子上，透過透明窗簾盯著對面的空房子。
在風裡雨裡熬了大半輩子的人，這種生活是很舒適的。感到溫暖、乾燥、有足夠的薄荷糖，還可以脫掉鞋。過去那些艱苦的日子，他是飽嚐過了的。目標房子的後面有一堵15英尺高的混凝土牆——足球場的，這就意味著，沒有必要派人躲到後面的樹叢中去過夜。普雷斯頓坐在他與照相機之間的空椅子上，接過金格遞給他的一杯茶。
“你帶來秘密小組了嗎？”伯金肖問。他是指技術處那些用於秘密搜捕的擒拿高手。
“沒有，”普雷斯頓說，“一個原因是，我們還不知道那裡面有沒有人；另一個原因是，裡面一定有一系列的報警器，他們能知道有人進去過，而我們卻看不到；最後一個原因是，我要等那個大魚露頭。他一出現，我們就用車跟上他。蘭·斯圖爾特的小組可以來接管這所房子。”
他們默默無聲地坐在那裡。巴尼醒了。 “電視有什麼節目？”他問。 “沒什麼，”金格說，“傍晚新聞，老是那一套廢話。”
24小時之後，星期四的傍晚，也是在同一個時間的新聞卻很吸引人。在他們那小小的熒屏上，他們看到首相站在唐寧街10號的台階上，身著藍色衣服，面前是一片新聞電視採訪記者。
她宣布，她剛從白金漢宮回來，她已經要求解散議院。緊接著，全國就要開始準備大選，時間定為下個月，即6月18日。
接著的節目都是圍繞著這個新聞，各黨派的領袖和顯赫人物都在表達他們必勝的信心。
“換個節目吧。”伯金肖對普雷斯頓說，但沒有得到回答。普雷斯頓盯著熒屏，陷入沉思。他終於開了口：“我想這回我可找到了。”
“哎，別跟我們打啞謎了。”芒戈說。
“什麼呀，約翰？”笑聲停下來後，伯金肖問。
“我的截止時間。”普雷斯頓說，但他卻拒絕講明什麼事。
到1987年這個時候，歐洲的汽車廠家已經沒有誰再生產那種舊式的圓形大燈了，但有一家還是如此，那就是微型奧斯汀。 6月2日傍晚，從法國瑟堡開到英國南安普敦的渡船上下來的一批車輛中，就有這樣一輛奧斯汀車。
這輛車是四周前在奧地利買的，開到德國一家地下修配廠進行了改裝，又開回奧地利的薩爾茨堡。行車執照等單據都是奧地利的，開車的這位旅客也是持奧地利證件，但他實際上是捷克人，是捷克秘密警察和情報組織遵照沃爾科夫少校的旨意派遣的第二個、也是最後一個交通員，把瓦列裡·彼得羅夫斯基所需的東西帶到英國來。
在海關，檢查了一下小奧斯汀，但什麼也沒查出來。離開南安普敦碼頭後，司機便開上了倫敦的方向。但剛開到這個海港城市的北郊時，他卻離開公路，進入一個大停車場。天已經很黑了，他把車停在最裡面，公路上飛奔的汽車是一點也看不見他的。他下了車，手裡拿著螺絲刀，開始卸大燈。
首先，他把燈和燈座間的鍍鉻複合圈卸下來，又用一把大螺絲刀把固定螺絲卸下來。卸完後，把燈從燈座中拿出來，把燈座里和燈腳上的連接線拆掉。看起來那燈很沉重，他把燈裝到一個帆布袋中，放在旁邊。
差不多花了一個小時，才把兩個大燈都卸下來。卸完後，那個小車就瞪著兩隻空空的大眼睛望著黑暗的夜晚了。他知道，明天早晨，他就得在南安普敦買兩隻新燈換上，然後再開走。
現在，他提起沉重的帆布袋，來到公路上，向港口的方向走回去300多碼。這裡的汽車站是接頭地點。他看了一下表，還差10分鐘。
恰好10分鐘以後，一個穿摩托服的人走到這個公共汽車站。這裡沒有旁人，那人看了一下路上說：“末班車總要等好長時間的。”
捷克人鬆了一口氣。 “是啊，”他回答，“但還好，謝謝上帝，我半夜裡總能到家的。”
他們默默地等到開往南安普頓的公共汽車到來，捷克人把帆布袋留在地上，上了車。當公共汽車的尾燈在城市那邊消失後，騎摩托車的人拎起提包走開了。他沿著路邊走到一個住宅區，他的摩托放在那裡。
他騎回塞特福德，換成汽車。黎明時，又回到伊普斯威奇的切里海斯街的家中，手中提著等了幾週的東西，這是清單中的最後一個部件。第九隻包裹送到了。
兩天以後，對切斯特菲爾德的康普敦路那所房子的監視已經一周了，但什麼結果也沒有。
希臘兩兄弟過著平淡單調的日子。他們9點左右起床，在家裡忙一陣子，好像所有的洗刷打掃都是他們自己幹。在中午以前，開著他們用了五年的車到酒館去忙活。在那裡，他們一直幹到半夜關門的時候，然後回家睡覺。沒有人來拜訪，電話也很少。有幾個電話只是關於採購肉、萊和一些日常瑣事。
蘭·斯圖爾特和他的人在霍利威爾路口的酒館那兒。他們的匯報也是如此。那裡的電話多一些，但也都是定購食品、訂桌子和要求送酒的。作為一個盯梢，是不能每晚都坐到裡面去吃飯的。兩個希臘人都是職業間諜，從事秘密工作多年，一個顧客經常來吃飯並且賴著不走，會被他們識破的。但斯圖爾特和同事們都盡力而為。
羅依斯頓家的小組的主要問題是厭煩情緒。在開始的那一段熱情冷淡下來以後，連羅依斯頓夫婦也感到他們在場的不便。羅依斯頓先生曾同意自願為保守黨遊說——他也願意隨時幫助別人——並在自己的窗前掛上了支持當地保守黨候選人的標語。
這樣，出出進進就可以多一些了。因為，任何一個戴著保守黨玫瑰形徽章的人進來或出去，都不會引起鄰居們的警覺。
從而，伯金肖幾個人戴著玫瑰形徽章，在希臘兄弟去酒館後，就可以出來走一走。這就使單調的氣氛稍有改變。惟一不被枯燥所煩惱的就是哈里·伯金肖。
其餘的人，主要感興趣的就是電視。羅依斯頓夫婦不在家時，把聲音開得小小的。白天和傍晚的主要節目就是競選經過一周的競選，三件事情開始明朗化了。
在民意測驗中，自由黨－社會民主聯盟始終上不來。看來，主要的爭奪還是像傳統那樣，是在保守黨和工黨之間。第二點，公眾民意測驗表明，兩個大的政黨之間的差距是微乎其微的，不像四年前——1983年時，保守黨取勝是可以預見得到的；而且，選民級的民意測驗表明，80張邊緣選票幾乎可以決定國家新政府的顏色。每次民意測驗中，都是些浮動票——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間——決定著雙方的進退。
第三個變化是，儘管涉及到經濟問題和思想問題，儘管各黨派都竭盡全力左右運動方向，但運動的趨勢都是越來越明顯地側重於單方面核裁軍。越來越多的民意測驗表明，人們最關心的或第二關心的就是核武器競爭問題。
和平主義者所發起的一些運動，多為左傾的，他們也曾一度團結得很廣泛，但仍跟以往的運動差不多，只是在白天進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得到報紙和電視的廣為宣傳。這些運動，由於缺少基金組織，似乎只能依靠一些聯合性渠道，僱用幾百輛車，把示威者在全國各地拉來拉去。
工黨強硬左派的顯要人物們，不可知論者也好，無神論者也好，幾乎在每個公眾場合和電視攝像機前，無不與聖公會的時髦派牧師們平分秋色，雙方的成員都對對方所講的觀點深表同情。
不言而喻的是，儘管社會民主同盟不贊同單方面裁軍，但裁軍主義者們的主要目標自然是保守黨，就像他們的同盟自然是工黨一樣。工黨的領袖，在全國執委會支持下，靜觀風向，公開地附和和支持那些單方面裁軍主義者的要求。
貫穿左派運動的另一個主題是反美主義。在一百多個講台上，會議主席對譴責蘇聯的話都諱莫如深，而反復強調的中心就是對美國的仇恨，把美國描繪成戰爭販子、帝國主義和和平的威脅者。
6月4日，星期四，使整個運動鼓譟一時的竟是蘇聯的一個突然倡議：如果美國也能同樣響應的話，蘇聯“保證”在整個西歐以及中立國家和所有的北約國家建立一個永久無核區。
英國國防大臣竭力解釋說：“甲，歐洲和美國武裝力量的撤除是有目共睹的，而蘇聯的核彈頭卻沒有撤離目標。乙，華沙條約組織常規武器的實力與北約組織相比是四比一。但他的發言在午飯前就被哄了兩次。護衛們只好將他從和平主義者的手中搶了回來。”
“誰都會認為這次大選就是一次核裁軍的公民投票。”哈里·伯金肖一邊嚼著薄荷泡泡糖一邊咕咕噥噥地說。
“正是。”普雷斯頓也簡短地說。
星期五，彼得羅夫斯基少校在伊普斯威奇的市中心採購東西。在五金店，他買了一輛輕便型雙輪短柄手推車，就是那種常用來推袋子、垃圾桶或重箱子的車子。在一家建築材料商店買了兩塊10英尺長的木板。
在一家辦公用品商店，買了一個小型鐵捲櫃，30英寸高，18英寸寬，12英寸厚，門上帶鎖。
在木材商店，搞來了各種尺寸的板條、木棒和短梁；在一家“自己做”商店買來一套工具，包括一隻高速鑽和各種鋼鑽頭和木鑽頭，還有一些釘子、螺帽、螺栓和一雙厚厚的勞動手套。
從一家包裝庫買來一些絕緣泡沫；下午又到一家電料行買了四隻方形的9伏乾電池和一些顏色不同的單股軟線。他跑了兩次，才用小汽車把這些東西送回到切里海斯街的家中。他把這些東西都存在車房裡。天黑以後，把大部分東西拿到室內。
當晚，廣播裡的密碼把裝配師前來的具體情況告訴了他。這件事，事先沒有讓他記。這是第十個接頭，時間是8號，星期一。他想，時間緊啊，太緊了，但他仍然可以按計劃進行。
正當彼得羅夫斯基破譯密碼之時，正當希臘弟兄招待從附近打烊酒館轉過來的客人之時，普雷斯頓正在派出所跟伯納德·亨明斯爵士通電話。
“問題是，約翰，老也沒有結果，在切斯特菲爾德還得待多長時間啊？”伯納德爵士說。
“才剛剛一個星期，爵士，”普雷斯頓說，“已經監視好久了。”
“對，這我懂。問題是，我們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現在，這邊有人越來越主張闖進去搜一下，看看他們究竟在那所房子裡搞什麼名堂。你為什麼不同意在他們去上班時進去秘密搜查一下呢？”
“因為我想他們是高級特務，他們能看出來被搜查過了。一旦發生了那種情況，他們一定有一個巧妙方法通知其上司不要再來找他們了。”
“是啊，我想你是對的。你可以像印度那樣，把羊掛起來等著老虎來。但是，假設老虎不來呢？”
“我相信會來的，早晚而已，伯納德爵士。”普雷斯頓說，“請你再給我一點時間吧。”
“好吧，”亨明斯在那邊考慮了一下後，讓步地說，“一周，約翰，下週五我就要派特勤人員到這兒來搜一搜。讓我們正視現實，你找的那個人可能一直在裡面。”
“我認為他不在。溫克勒不會拜訪老虎洞的。我認為他仍然在外面什麼地方，但他會來的。”
“行了，約翰，一周。就是下週五。”
伯納德爵士掛上了電話。普雷斯頓盯著聽筒。離選舉還有13天，他已經感到沮喪，自己可能是大錯而特錯了。除了奈傑爾爵士外，已經再沒有人相信他的預感了。一個不起眼的圓釙盤和一個小小的捷克交通員根本不值得去追查，甚至會風馬牛不相及。
“好吧，伯納德爵士，”他對著嗡嗡的話筒說，“一周就一周。過了一周，無論如何，我也去搜查。”
星期一下午，從赫爾辛基飛來的芬蘭航空噴氣客機跟往常一樣，準時抵達了希思羅機場。機上的旅客通過機場海關時，沒有發現什麼不符合手續的問題。其中有一名高個子、大鬍子的中年旅客，他的護照上寫著他叫烏爾霍·努蒂拉。他能講一口流利的芬蘭語，部分原因是由於他的父母都是芬蘭人，但他實際上是俄國人，叫瓦西里葉夫，職業是原子工程科學家，在蘇聯砲兵部隊軍械研究局工作。跟大多數芬蘭人一樣，他也能講聽得懂的英語。
出了關之後，他搭乘機場客車來到希思羅的播塔飯店。他進入飯店的前廳，向有經過登記處，來到飯店的後門；後門通向停車場。他站在那裡等著，下午的陽光照耀著停車場，沒有人注意他。一輛小臥車開到他跟前，司機落下了窗玻璃。
“機場的客車是把旅客送到這兒嗎？”那人問。
“不是，”這個旅客回答，“我想是送到前面吧。”
“你從哪兒來呀？”那年輕人又問。
“芬蘭。”大鬍子回答。
“芬蘭一定很冷吧？”
“不冷。每年這個時候都是很熱的，但最討厭的是蚊子。”
那年輕人點點頭。瓦西里葉夫繞過車，鑽了進去。他們開走了。
“貴姓？”彼得羅夫斯基問。
“瓦西里葉夫。”
“這就行了，其他什麼也不用了。我叫羅斯。”
“要走很遠嗎？”瓦西里葉夫問。
“大約兩小時。”
剩餘的時間裡，他們一直默默無聲地開著車。彼得羅夫斯基變換了幾次路線，看有沒有尾巴，沒有。在太陽的最後一線光輝消失的時候，他們到達了切里海斯胡同。鄰居路邊的草坪上，阿米塔奇先生正在剪草坪。
“公司的？”瓦西里葉夫下車後向門口走去時，鄰居問。
彼得羅夫斯基把那人的小提箱從車後拿出來，向阿米塔奇擠了擠眼。 “總公司的，”他小聲說，“工作出色，可能升啊。”
“哦，我想也該了。”阿米塔奇笑著說。他鼓勵似地點點頭，又繼續剪草。
到客廳後，彼得羅夫斯基跟往常一樣，先拉上窗簾再打開燈。瓦西里葉夫在黑暗中，一動不動。
“好。”開燈後，他說：“談談公事，送給你的九件東西都收到了嗎？”
“收到了，共九件。”
“咱們核實一下。一個小孩玩的球，重約20公斤。”
“你看看。”
“一雙鞋，一盒雪茄，一個石膏殼。”
“你瞧。”
“一隻半導體收音機，一個電動刮鬍器，一隻鋼管，特別沉。”
“那可能是這個。”彼得羅夫斯基從衣櫃裡面拿出一隻短短的金屬筒，很重，外面帶有防熱層。
“是它，”瓦西里葉夫說，“最後是，一隻手提滅火器，非常沉，和一對大燈，也很重。”
“你瞧。”
“好，都對。如果你把那些普通的附件買齊了，我明天早上就開始乾。”
“何不現在就乾呢？”
“你瞧，小伙子，首先，又鋸又鑽，在這個時間會引起鄰居不滿的；其次，我累了，跟這些玩意兒打交道是馬虎不得的。我明早神清氣爽地開始乾，天黑就能搞完。”
彼得羅夫斯基點點頭。 “你在後面的臥室睡。我星期三送你去希思羅，趕上午的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