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傑爾爵士言中了。到4月的最後一天（星期四）截止，從電腦打印的材料中，始終沒有找到一個規律。在過去的40天中，凡是東方集團的公民，無論是從哪個國家進入英國的，還是其他國家的公民，從東方集團國家進入英國的，都沒有表現出某種規律。
有些護照暴露出一點問題，但都是常見的現象，每個護照都經過詳細檢查，持照人也被里里外外搜個遍，但結果還是一無所獲。其中有三個護照在禁止入境之列。兩名是以前曾驅逐出境的，現在想趁機再次入境；一名是美國黑社會人物，與賭博走私販毒有關。這三個人被送到另一架離境飛機之前也進行了徹底搜查，但沒有絲毫跡象表明他們是莫斯科的交通員。
普雷斯頓想，如果他們利用西方集團的公民，或者利用已經潛伏下來的持有西方集團證件的間諜的話，我是永遠也查不出來的。
奈傑爾爵士又一次依賴與伯納德·亨明斯爵士的交情而取得了五局的合作。
“我有理由認為，蘇聯在今後幾週內要向我國潛入一名特務。”他這樣說，“可是，伯納德，傷腦筋的是，不知道他的身份、特點或進入地點。因而，你的那些入境檢查站能幫點忙的話，我將十分感謝。”伯納德爵士把他的這個請求當做五局的一項工作來抓。其他一些職能機構——海關、移民局、特勤處以及港口警察，都願意提高警惕、更嚴密地盤查那些想混人的外國人以及任何可疑的作為行李的攜人品。
這種藉口是足以使人信服的。連布賴恩·哈考特·史密斯都沒有把它跟約翰·普雷斯頓關於釙盤的報告聯繫起來。那件事，他仍然掛著，還在考慮該如何處理才好。
一輛宿營汽車於5月1日抵達多佛爾。這輛車在西德註冊，從法國的加來乘渡船到達這裡。車主（也是駕駛員）是赫爾穆特·多恩，他的護照手續完全齊備。他帶著妻子麗莎和兩個孩子：烏威，一個淡黃頭髮的男孩，5歲；布麗吉蒂，7歲，女孩。
他們辦完入境手續後，把車開到“無報關物品”的綠色檢查口。但是，一個海關人員示意讓他停下。海關人員重新檢查了一下單據之後，又要看車裡。多恩先生照辦了。
穿海關製服的官員進入車後時，兩個正在裡邊玩耍的孩子安靜下來。官員點點頭，並對孩子們微笑，他倆也咯咯地笑著。官員環視了一下清潔整齊的車內，然後檢查櫃櫥。如果多恩先生顯得緊張的話，他就是查對了。大多數櫃櫥中都是節日宿營常用的小擺設、衣物、餐具等。海關官員把幾隻座掀起來，下面都是儲藏匣。其中一個顯然是孩子裝玩具用的，裡面有兩隻洋娃娃、一隻小熊和一套皮球，上面都刷著花花綠綠、鮮豔奪目的圓環。
小姑娘一反膽怯的樣子，彎下身去從裡面抱起一隻洋娃娃。她嘰哩哇啦地用德語向海關官員說了些什麼，他沒有聽懂，但點頭笑了笑。
“真招人喜歡，親愛的。”他說。然後轉身面向多恩先生，從後邊的門走出來。 “很好，先生，祝你旅途愉快！”
宿營車隨著車隊開出了海關檢查棚，開上了通往多佛爾市的公路，然後又上了肯特郡的公路，朝倫敦開去。
多恩用德語對他的妻子說：“感謝上帝，平安無事。”
她看著地圖。地圖上通往倫敦的M20號公路標得很清楚，誰也不會走錯路。多恩看了幾次表。稍有些晚點，但他得到的命令卻說，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超速行駛。
他找到了查令村，就在路邊，很好找；在村北，靠左手，就是快樂小吃店。多恩把車拐進停車場，停了車。麗莎帶著孩子從車後出來，到小吃店買點吃的東西。多恩則遵照命令，打開引擎蓋，把頭鑽進去。幾秒鐘後，他覺得有人來了，便抬起頭看。一個年輕的英國人站在那裡，身穿黑色皮摩托服。
“出了什麼毛病嗎？”那人問。
“可能是汽化器有毛病。”他說。
“不是，”那摩托手一本正經地說，“我看是配電器。而且，你遲到了。”
“對不起，因為渡船，還有海關。東西在後邊。”
在車裡，摩托手從懷裡掏出一隻帆布兜，多恩嘟嘟噥噥地掀起坐墊，從孩子的玩具匣中的幾隻球裡挑出了一個。
這個球的直徑只有5英寸，但卻有20多公斤重。因為純鈾-235的比重是鉛的兩倍。
瓦列裡·彼得羅夫斯基用一隻手提著沉重的帆布袋，竭力裝出不費力的樣子，穿過停車場，來到摩托車前。沒有人注意他。多恩蓋上車蓋，到小吃店裡去找妻子。那輛摩託的後筐里裝著那件貨物，吼叫著向倫敦開去，再去達特福德和薩福克。第六隻包裹送到了。
到5月4日，普雷斯頓意識到，他是盲人騎瞎馬。現在快三週了，除了僥倖得到那塊釙盤外，兩手空空如也。他知道，根本不可能讓每個進入英國的人都脫光了搜查。他只能要求海關對來自東方集團的人查得更嚴一些，發現任何護照不對頭時，就立即通知他。另外，還有一個辦法——是最後一招儿。
從奧爾德馬斯頓那裡的核工程人員獲悉，最簡單的核裝置中，有三個部件是特別沉重的。一個是一塊純鈾-235；一個是反射器，外形是圓柱形或球形，由高密度硬化鋼製成，1英寸厚；第三個是一個鋼管，也是高密度、硬化的，也是1英寸厚，大約18英寸長，30磅重。
他估計，這三樣東西，至少要用車帶入英國，因此，要格外留意盤查外國車輛帶來的類似圓形、球形和管狀的而且特別重的東西。
他知道，搜查地帶很廣闊。每天，江河流水般的摩托車、小汽車、卡車以及大貨車源源不斷地進進出出。單就商業運輸來說，如果每個車輛都停下來，司機乘客都脫光檢查，那麼，整個國家就得停頓。正如常言說的那樣，他正在大草垛裡找一根針，而他連一塊小小的磁鐵都沒有。
現在要談一談喬治·貝倫森了。太太離開了他，到她弟弟的約克郡大莊園去了。他與部裡的小組碰了十二次頭，把他傳給簡·馬雷的每一個文件都查了出來，他知道自己一直處於被監視之中，但這並不能減輕他的緊張心理。
他照常到部裡去上班，並不知道國防部常任秘書佩里·瓊斯爵士已經知道了他的變節行為。能夠使他堅持下來的是，他要不時地將業經改動的文件傳給馬雷，以便讓馬雷送給莫斯科。自從他知道這個南非人是蘇聯特務後，便盡量避免跟那人見面。但他一定要閱讀他所傳出的材料，以防說不定什麼時候馬雷找他來核實和澄清已發出材料中的一些問題。
每次閱讀將要傳發出去的材料時，他都打心眼裡佩服那種巧妙的偽造。每份文件都是以傳閱給他的真文件為基礎的，但都被改動得惟妙惟肖，一點破綻也看不出來。最終結果只能使蘇聯對於英國和北約的力量和準備造成一種錯覺。
5月6日，星期三，他收閱了七份文件，都是有關最近的決定、建議和調查之類的內容，讓他作為近兩週所收閱的文件轉出去。上面不是標著“機密”，就是“絕密”。其中有一份使他感到很奇怪。當晚，他便把這幾份文件送到白諾蒂冰淇淋店，24小時以後，接到了暗號電話，說明已經安全收到。
5月10日，星期日，瓦列裡·彼得羅夫斯基躲在切里海斯胡同的小房中，在隱蔽的臥室裡守著靈敏度很高的手提收音機，收聽著莫斯科廣播電台商業節目裡的訊號。
這台收音機不能發報。莫斯科從來不讓有價值的間諜親自冒險發報。在英美反諜報追踪電台如此靈敏有效的情況下，不能冒那個險。他的收音機只是那種大型的德國布朗牌的，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電台。這種收音機，在任何一家好一點的電器商店都可以買到。
彼得羅夫斯基很焦急。自從上次使用波普拉發報台通知莫斯科說丟失了一名交通員和貨物一直到現在，已經有一個月了。每隔一天晚上和隔一天早晨，只要他不騎摩托出去取包裹，他都守在收音機旁等待回音。但直到現在，還沒有收到。
當晚10點10分，從空中的電波中收到了自己的呼號。他已經拿好了記事本和鉛筆。停頓一下後，信號開始了。他直接把點點橫橫的訊號譯成英語，一堆雜亂無章、破譯不出來的字母，在各個監聽站的德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都可以收到同樣的字母。
信號播完後，他關上收音機，坐到梳妝台前，對照使用一次性密碼，開始譯電。 15分鐘後，譯出來了：火鳥10接替2，接頭T。電文重複了三遍。
他知道接頭T是怎麼回事。它是備用接頭之一，只有情況緊急時才使用。現在正是這種情況。接頭是在一個機場的旅館。他願意在路邊的咖啡館或車站；但他清楚，雖然他是這次行動的核心人物，但有一些交通員出於職業上的要求，只能在倫敦逗留幾個小時，不能離開城市。
出現了一個問題：他們把10號交通員插到兩次接頭的中間，而且離第七個接頭的時間太近。
要在早飯時間於希思羅機場的郵電大樓和10號交通員接頭，而同一個上午又要到科爾切斯特外面的一個旅館停車場等7號。但是。他是能夠完成的。
5月12日，星期二，深夜。唐寧街10號首相辦公室和官邸裡，仍然燈火通明。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與自己的可靠顧問和核心內閣正在召開戰略會議。程序上的惟一議題就是即將到來的大選，通過決議和決定時間。
跟往常一樣，她首先講明了自己的意圖。儘管憲法允許她執政到1988年6月，但是她仍相信，她競選第三屆執政將是正確的。曾經有一些人，當初不相信她統帥國家的智慧，但他們很快就在事實面前服氣了。這位首相對某件事有了想法之後，便很難說服她放棄。在這個問題上，從統計上看，是支持她的。
保守黨主席掌握了公開民意測驗的結果。他指出，自由黨－社會民主聯盟仍然掌握著支持大選的百分之二十的選票。
這就意味著，在英國不會像法國那樣進行流動選舉，也不會像愛爾蘭那樣實行比例代表制，而是由勝方全權決定，將給民主同盟15到20張選票。北愛爾蘭的問張選票中，12票要給議院中支持保守黨的工會代表，5票要給那些將要抵制倫敦或選舉強硬左派的民族主義者。這樣，還剩613票，要按照傳統方式在保守黨和工黨之間角逐。撒切爾夫人必須有325票，才能獲得明顯多數。
保守黨主席還指出，民意測驗還表明，工黨只比保守黨落後百分之四。自從1983年6月以來，由於工黨內部的團結、調整和充實，工黨又拉過去百分之十。極左派幾乎無聲無息，瘋狂左派被遺棄了，宣言業已調整，而影子內閣把持的電視台一年來幾乎全被中間派所控制了，英國公眾幾乎全都認為工黨應該是他們選擇的執政黨。
主席嚴肅地向同僚們指出，保守黨的領先地位比六個月前降低了百分之二，比三個月前降低百分之一。趨向很明顯。黨組織在選民方面的情況匯報也是同樣的趨向。
經濟統計表明，當前經濟還是在上升，形勢一派大好。由於季節性的原因，失業數字在減少。據估計，在秋季將要有要求提高工資的大規模罷工。如果這些情況都變糟的話，在冬季，保守黨就要威風掃地，並將一直繼續到明年春天。
午夜時，大家基本上同意，必須在1987年夏季進行選舉；不然的話，就在1988年6月。不能進行秋季或早春選舉。到後半夜時，首相的內閣會議仍在進行。一個激烈爭論的焦點是：競選的期限。
按英國傳統，大選都是在四個星期競選後的星期四進行。把競選縮短到三周是很少見的，但也並不違反憲章。首相的直覺是要進行三週競选和快速選舉，使反對黨措手不及。
最後，大家都同意了。她將於5月28日（星期四）謁見女王，要求解散議院。按傳統，她隨即回到唐寧街發表公開聲明。從那個時刻起，競選就開始了。選舉日——6月18日，星期四。
在拂曉前，大臣們仍在沉沉夢鄉之時，大型的BMW摩托車正從東北方向開往倫敦。彼得羅夫斯基開到希思羅機場的郵政大樓，將車停在那裡，鎖上，把頭盔放進後座的箱子裡。
他脫下黑色皮摩托服和旁邊拉鎖的皮褲。皮褲裡面套著一條法蘭絨褲子，雖然有點摺皺，但還說得過去。他脫去靴子，裝到右邊的馱筐里，又從裡面拿出一雙鞋；把皮摩托服裝到另一個馱筐里，從裡面拿出一件不倫不類的花呢上衣和一件風衣。當他離開車，走向旅館時，他完全變成了一位穿著普通風衣的普通人。
凱萊爾·沃斯尼亞克沒有睡好。主要原因是昨天晚上人家讓他乾一件有生以來頭一遭使自己膽戰心驚的事。他是波蘭航空的一名老機組人員，通常情況下，他們通過海關辦理手續只是一種形式。但這次他們卻都被查了，徹底地查了。
當英國海關官員檢查他並把他的手提包翻得底朝上時，他的心幾乎就要跳出來了。當那官員把頭天晚上在華沙時秘密情報局的人給他的那隻電動刮鬍刀拿出來的時候，他曾經想，他一定要昏過去了。值得慶幸的是，這個刮鬍刀不是用電池的，也不是充電式的，手邊沒有導線和插頭。那官員又把刮鬍刀放了進去，查完了，什麼也沒查出來。沃斯尼亞克曾設想，真要有人把刮鬍刀打開的話，它還真不好使。裡邊除了一般的小電機外，一定還有什麼東西。哎，幹嘛讓我把它捎到倫敦來呢？
8點整的時候，他來到郵政大樓一樓的公廁。一位穿風衣的普普通通的人正在洗手。他媽的，沃斯尼亞克想，接頭人來時，還得等這個英國混蛋走開才行。這時，那人用英語跟他講話了。
“早晨好，這是南斯拉夫航空制服嗎？”
沃斯尼亞克鬆了一口氣。 “不是，我是波蘭航空的。”
“美麗的國家，波蘭。”那陌生人說，擦著手上的水，顯得完全輕鬆自如。沃斯尼亞克頭一回幹這種事。他曾發誓，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他只是得愣地站在那裡，手中擎著刮鬍刀。
“我在貴國度過幾段愉快的時光。”
對了，沃斯尼亞克想，“幾段愉快的時光”，這正是暗號。
他舉起了刮鬍刀。英國人使了個眼色瞄了瞄一扇關著的門。沃斯尼亞克一驚，那門關著，裡面一定有人。陌生人向洗手池上面的架子點了點頭。沃斯尼亞克把刮鬍刀放在架子上，然後，英國人向小便池點了點頭。沃斯尼亞克急忙拉開拉鎖，站到小便池前。
“謝謝你，我認為也很美。”
穿風衣的人把刮鬍刀揣到兜里，伸出五個手指，表明沃斯尼亞克要在這裡等5分鐘再走。
一個小時後，彼得羅夫斯基便離開了市郊，來到埃塞克斯郡的地面。 M12號公路展現在他的眼前。現在是9點鐘。
在這個時間裡，80英里以外的埃塞克斯海岸邊，從哥德堡開來的丹麥聯合航運公司的布列塔尼亞號渡輪進入了哈里奇的帕克斯通碼頭。從渡輪出來的旅客都是普通的旅遊者、學生和商人。在商人中有一位斯蒂格·倫魁斯特先生。他開著一輛大型薩布牌豪華轎車。
他的報關單上說他是瑞典商人。這一點不假，他確實是瑞典人，一輩子也沒改過國籍。但文件裡漏掉的是，他也是一個特務，跟海爾穆特·多恩先生一樣，也在為東德情報局的國外行動處處長、猶太人馬考斯·烏爾夫將軍工作。
海關人員叫他停車，讓他把手提箱拿到檢查台上去。他謙恭地笑著，遵囑而行。
另一個海關人員掀起引擎蓋，向裡面看著。他在找一個可能藏在什麼地方的像小足球那麼大的圓形東西、或者一個圓管形東西。根本沒有像那玩意兒的東西。他又看了看車下，然後打開空空的尾箱。他嘆了一口氣，倫敦的命令真叫人頭疼。尾箱裡除了一個平平常常的工具箱、一個千斤頂捆在一邊，一隻滅火器掛在另一邊外，其他什麼也沒有。瑞典人站在旁邊，手中提著衣箱。
“請吧。”瑞典人說：“可以了嗎？”
“可以了，謝謝，先生。旅途愉快！”
一個小時之後，快到11點時，薩布轎車開到科爾切斯特南的一個小村的金福特公園旅館停車場。倫魁斯特先生從車裡爬出來，伸了伸腰肢。正是用上午茶點的時間，停車場裡有幾輛車，但都沒有人。他看了一下表，離接頭時間還有5分鐘，快到了。但他也知道，即使那人來晚了，他還可以等一個小時，而在另一個地方還有一個預備接頭地點。他心裡想，接頭人能不能來呢？什麼時候來呢？那邊有一輛BMW摩托車，一個年輕人正在那裡修車，除了那個人外，周圍一個人也沒有。他不知道接頭人長得什麼樣。他點著了一支煙，回到車中，坐在那裡。
11點時，有人敲車窗。那個修摩托車的人站在外面。倫魁斯特按了一下鈕，車窗刷刷地自動落了下來。
“什麼事？”
“你車牌上的S是代表瑞典還是瑞士？”那個英國人問。
倫魁斯特放心地笑了。他在路上已經停過一次車，把滅火器裝到了一個袋子裡、放在座位旁。
“代表瑞典，”他說，“我剛從哥德堡來。”
“沒去過那兒。”那人說，接著便問：“給我帶來東西了嗎？”
“帶來了，”瑞典人說，“在我旁邊的袋子裡。”
“那邊的窗戶正朝著停車場，”開摩託的人說，“你在停車場兜個圈子，從我摩托旁經過，把袋子從車邊扔給我，讓你的車把那邊窗子的視線擋住。從現在開始5分鐘的時候。”
那人走回摩托旁，又繼續修車。 5分鐘後，薩布轎車兜了一圈，從他旁邊經過，那個包滑落到地上，他拾起裝進筐里。車正好擋住了那邊的窗口。他再也沒有見到這輛薩布轎車，他也不想再看見他了。
一小時之後，他回到了塞特福德的車房。將摩托換成了小轎車，把兩件貨物放到尾箱裡。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那不是他的事。
下午，他回到伊普斯威奇的家中，把兩件東西存在臥室裡。第十隻和第七隻包裹送到了。
5月13日，約翰·普雷斯頓該回戈登大街上班了。
“我知道一無所獲，但我希望你仍然留下來，”奈傑爾·歐文爵士來看他，對他說，“你可以打電話說得了重流感，你要醫生證明的話，告訴我一聲，我有幾個醫生。”
到16日時，普雷斯頓意識到，他走進了死胡同。海關和移民局都盡了最大的努力，就差沒實行全國總動員了。來來往往的旅客如同濤濤流水，不可能對每一個人都詳細盤查。自從俄國水手在格拉斯哥被毆打以來，已經過去五週了。他感到，其餘的交通員從他手中漏掉了。可能在謝苗諾夫之前，他們就來過了。這水手可能是最後一個，也可能……
他越來越氣餒。他意識到，他根本不知道這個陰謀的期限。如果知道了的話，是什麼時間呢？
5月21日，星期四，從奧斯坦德開來的渡輪停靠在福克斯通。從渡輪上下來的總是那些旅遊者，有的步行，有的駕車。另外，還有許多大拖車，把歐洲共同體的貨物從一方運到另一方。
渡輪上有七輛大拖車是德國註冊的。奧斯坦德是英國各公司在德國北部的必經之路。龐大的哈諾馬格牌拖掛車，拖著集裝箱貨物，與其他的大拖車毫無二致。厚厚的一疊報關單，海關花了一個小時，但都符合手續。司機所服務的公司的名字都漆在駕駛室的兩側，一目了然。車中運的都是德國造的咖啡機，是英國早餐桌上不可缺少的。
駕駛室的後面豎著兩條排氣管伸向空中，使柴油機的廢氣不至於噴到行人或其他車輛上。已經是傍晚了，日班工作快要結束了。大拖車在路上搖搖擺擺地向阿什福德和倫敦開去。
在福克斯通的海關棚子下，沒有人會想到，一隻豎排氣管中還有一隻小管，被煙熏得黑黑的。
天大黑以後，在肯特郡蘭哈姆附近的一個路邊咖啡館的停車場上，那個司機爬到駕駛室上面，卸下一隻排氣管，從裡面拿出一隻18英寸長的東西，用防熱材料包著。他沒有打開這個東西，他只是把它交給了一個穿黑色皮摩托服的人，那人疾馳而去，消失在暗夜中，第八隻包裹送到了。
“這沒有用，奈傑爾爵士。”星期五晚上，普雷斯頓對秘密情報局局長說：“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我擔心會發生最糟糕的事，但我找不出來。我曾竭力想再找到一個交通員，只一個就行。我認為他們已經潛進來了，但我撲空了。我認為，下星期一我該回戈登大街上班了。”
“我知道你是怎麼想的，約翰。”奈傑爾爵士說，“我跟你有同感，請再幫我一周忙。”
“我看沒必要，”普雷斯頓說，“咱們還能幹什麼呢？”
“我想，禱告吧。”局長平心靜氣地說。
“一個突破口，”普雷斯頓生氣地說，“我需要的就是一個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