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哥機場在城東南，離城8英里，和MS號公路相連接。 4點半剛過一點，普雷斯頓乘坐的班機著陸了。他只提了一隻手提包。 10分鐘後，他們來到停機坪上。他找到機場問事處，讓給呼喊“卡邁克爾先生”。
特勤處的偵探出現了，互相作了自我介紹。 5分鐘後，來到偵探的車裡。汽車向城裡開去，天已開始黑下來了。
“咱們一邊開一邊聊聊，”普雷斯頓建議說，“從頭說，發生了什麼事？”
卡邁克爾講得簡潔而準確。有些地方聽了後有點對不上號，但還有時間看兩個警察的、特別是克萊格的報告。所以，大部分情況普雷斯頓都明白了。他只是聽著，一言不發。
“那麼，你為什麼要給蘇格蘭辦事處打電話讓倫敦來人呢？”他終於問。
“也許我錯了，但好像這個人可能不是一個商船海員。”卡邁克爾說。
“說下去。”
“今天上午在食堂里克萊格的話引起了我們的懷疑。”卡邁克爾說，“我沒有在場。他的話被另一個偵探聽到了，便打電話告訴了我。克萊格說的話，麥克自思也同意。但他倆的報告裡都沒有提到這點。你知道，報告是關於事實的，而這是警察的猜測。然而，這值得查明白。”
“我聽著呢，說吧。”
“他們說他們發現這個海員時，他蜷曲得像個胚胎，兩手緊緊抓住帆布包，將它緊緊地抱在肚子上。克萊格在報告中寫的是他像保護一個小孩子一樣地抱著它。”
普雷斯頓明白了這個疑點。如果一個人被踢得半死，會像謝苗諾夫那樣蜷成一個球，但卻會用手抱著頭。為什麼一個人寧肯讓頭部挨踢而要去護著一個一錢不值的帆布袋呢？
“然後，”卡邁克爾繼續說，“我對那個時間和地點也很納悶。格拉斯哥港的海員都到貝蒂酒吧或斯特布爾酒吧。這個人卻在離碼頭4英里遠，在一條雙車線馬路上漫無邊際地走著，附近一個酒吧也沒有，而且酒吧早就打烊了。這個時間他要在那兒乾什麼呢？”
“問得好，”普雷斯頓說，“然後呢？”
“今天上午10點鐘，我去看驗屍。屍體已經摔得一塌糊塗，但臉上卻沒怎麼傷著，只有幾處輕傷。地痞毆打的都在後腦勺和背部。以前我見過商船水手的臉，由於風吹日曬雨淋；他們的臉部是黝黑的，而且佈滿皺紋。這個人的臉又平又良，不是一張適於甲板生活的臉。
“然後，他的手。手背本應是黑的，手掌上滿是老繭。他的手卻是又白又軟，像辦公室人員的手。最後是牙。來自列寧格勒的水手的牙都是一般的鑲牙，補牙都是用汞合金或鋼製假牙，但這個人卻用金子補牙，而且還有兩個金牙套。”
普雷斯頓讚賞地點點頭。卡邁克爾的觀察很細緻，他很敏銳。他們到了卡邁克爾給普雷斯頓訂的旅館的停車場。
“還有一點，很小，但很可能說明問題。”卡邁克爾說，“在驗屍之前，蘇聯領事去見我們局長，我也在場。看樣子他好像要提出抗議；但船長和政委進來了。政委把領事拉到走廊裡咕嚕嚕地說了些什麼。當領事又回到屋裡時，卻很和藹而且通情達理了。可能是政委把死者的情況告訴了領事。我的印像是，他們跟使館商量之前，不想引起任何波折。”
“你跟局裡的人說過我要來這裡嗎？”普雷斯頓問。
“還沒有，”卡邁克爾說，“你想讓我說嗎？”
普雷斯頓搖了搖頭。 “等到明天早晨，那時再決定。還可能什麼事也沒有呢。”
“你還有什麼事嗎？”
“各種報告，只要你能搞來的，都要。死者的遺物單，這些東西在哪兒呢？”
“都鎖在帕蒂克派出所。我去給你搞來報告，再送到這裡。”
卡爾波夫將軍給軍事情報處一個朋友打電話，編排說他的一個信使從巴黎帶來幾瓶法國白蘭地，他自己還沒有動，但他欠皮歐特爾·馬爾琴柯一次人情，他想在周末把白蘭地給馬爾琴柯送去，想知道他家中有沒有人，哪位知道馬爾琴柯在別列德爾其諾別墅的電話號碼呢？他的朋友確實知道號碼，便把號碼告訴了他，然後就把這件事丟在腦後了。
蘇維埃上層人物的別墅裡，在冬天大部分都有一個管家或男僕燒屋子，以免主人來度週末時挨凍。接電話的是馬爾琴柯的管家。 “對，將軍是準備明天（星期五）回來，他通常是在晚上6點鐘到。”卡爾波夫道了謝，便掛上了電話。他決定辭去司機，自己開車，讓這位軍事情報處的將軍在7點鐘時大吃一驚。
普雷斯頓睜眼躺在床上想著什麼。卡邁克爾給他送來了所有的報告，有的是醫院寫的，有的是局裡寫的。這些報告跟所有的警察局記錄材料一樣，都是乾巴巴的八股文，跟人們通常敘述所見所聞完全不一樣。當然事實都在，但沒有感想。
普雷斯頓所不知道的是——克萊格沒有提到、而護士又沒有看見——謝苗諾夫在衝到診察室走廊之前，曾經來搶圓菸絲筒。克萊格只是簡單地寫著，受傷人“推開我跑了過去”。
而且，遺物單中也沒有提到筒裡的東西這一有用的線索。只是提到一隻圓菸絲筒以及里面的東西，這也許被認為是二兩菸絲呢！
普雷斯頓在頭腦中考慮著各種可能性。一種可能：謝苗諾夫是進入英國的特務。推論：不可能。他包括在海員名單中，輪船開回列寧格勒時少了他的話，會引起懷疑的。
那麼，這樣的話，他是隨船到格拉斯哥來，再在星期四晚上回去。可是，深更半夜在大西路幹什麼呢？要留下什麼東西或接頭？對。或者是取什麼東西帶回列寧格勒？更對。但是，答案又擴展開了。
如果他把要送的東西已經送出去了，為什麼還要保護這帆布袋？好像那是他的命一樣呢？裡面的東西早就應該不在了。
如果他是來取什麼東西的，但還沒有取到，也會是上面所分析的情況。如果他已經取到了東西，為什麼他身上一點說明問題的東西也沒有呢？像紙張材料等等。
如果他來取的或送的東西可以藏在一個人的用品裡，為什麼還要帶一隻帆布兜呢？如果有什麼東西縫在上衣或褲子裡，或藏在一個鞋跟裡，為什麼不讓流氓拿走帆布兜呢？而流氓要的就是這只袋子。這樣，雖然他可能受點輕傷，但可以免去一頓毒打，並且可以去接頭或者回到船上去。
普雷斯頓又在腦中考慮了一些更多的“可能性”。他是作為信使來與一位已經潛入英國的蘇聯間諜直接見面的。來傳送一張紙條？不像。還可以有十幾種更安全可靠的方法來傳送密碼情報。來接替一個潛伏間諜，兩人互換？不對，工資本上的照片顯然是謝苗諾夫本人。如果他是來替換一個間諜的話，莫斯科應該給他一個工資本的副本以及適當的照片，以便與他對換的那個人能以水手謝苗諾夫的身份上到柯馬洛夫院士號船上來。工資本應該在那人身上，除非是縫在……縫在什麼裡呢？
縫在上衣裡？那麼為什麼寧肯挨踢而護著一個帆布袋呢？在帆布袋的底上？很可能，似乎所有的可能性都集中在帆布袋上。
快到半夜時，他往卡邁克爾家裡打電話。 “你能在8點來接我嗎？”他問，“我想到帕蒂克派出所察看一下東西，你能送我去嗎？”
星期五早上吃早飯時，葉夫傑尼·卡爾波夫告訴妻子路德米拉說：“你下午能帶孩子坐伏爾加去別墅嗎？”
“當然能了。你從辦公室直接到那兒去嗎？”
他漫不經心地點點頭。 “我得晚一點兒，我要去看軍事情報處的一個人。”
路德米拉心中嘆了一口氣。她知道他在阿米巴特區藏著一個野鴨子小秘書。她是從夫人們的閒聊中知道的。在她們這個階層的一次聚會上，與會者都是她們這樣的華貴夫人，她聽說了。她還知道，他並不知道她已經聽說了。
她今年50歲。他倆已經結婚28年了。他的工作很好，她又是個好妻子。他們的婚姻曾經很美滿。但跟其他嫁給第一總局的官員的夫人們一樣，她已經不知有多少個夜晚空守孤燈；而他卻在外國領土上的使館保密室裡埋頭工作。她不會外語，卻也耐著性子挺過了無數次枯燥煩悶的外交雞尾酒會；而她丈夫講著流利的英語、法語和德語，以外交官身份為掩護，瀟灑自如地應酬著各方人士。
她已經記不清有多少個星期了，她一個人拖著幾個小孩子，擠在一個屋子裡，什麼幫手也沒有；而他呢，那時還是一個年輕軍官，不是去學習，就是出差，再不就是站在柏林牆的黑影裡，等著信使到東柏林來。
她也知道，當一個駐外的同事叛逃到西方後，反情報人員便一連幾個小時地追問丈夫關於那個人及其老婆都說過什麼的可怕情景。儘管她是清白的，但一聽到這些，也充滿了驚慌和一種無名的恐懼。她也眼睜睜地看到過一個叛徒的妻子被押上飛機的情景，雖然她非常了解那人的妻子，但也只能是隔岸觀火、愛莫能助。他安慰她時曾說過，這種工作就是這樣。
那些都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他已經成了將軍，莫斯科的住房寬敞明亮，空氣清新。她按照他所喜歡的樣子蓋了別墅，非常漂亮，周圍是松樹，屋裡是全鋪地毯，既舒服典雅，又有田園風光。
兩個兒子是他們的財富，都在大學唸書，一個學醫，一個學物理。再不會住那些討厭的使館房屋了。而且，再過三年，他就要退休了，又榮耀，又有可觀的退休金。所以，他一個星期非要跟那個小婊子混一混不可的話，對當前的現實不會有什麼大影響；或許這樣比酗酒鬧事還強一點。有些人不是這樣嗎？或者，比那種過了歲數無法安排的上校也要強得多，他們只能被派到某個可憐的亞洲共和國去度過餘生。儘管如此，她在心中還是嘆了一口氣。
帕蒂克派出所在格拉斯哥這座美麗漂亮的城市中並不是一個吸引人的樓房。昨晚毆打自殺案的遺物只是照章辦事才存在這裡的。值班的警士把自己的工作交給了一個警察，便領著卡邁克爾和普雷斯頓來到後面，打開一間屋子，裡面是一排帶瓷磚的格櫥。卡邁克爾給他一張卡片，並解釋說他和同事還得檢查一下遺物，以便完成報告。因為死者是一名外國海員，必須如何如何等。那人接過卡片，根本沒有什麼吃驚的樣子。警士知道這些報告，他的大半輩子都是在填寫這些報告中度過的。當他們打開包裹一件一件察看時，他自動地離開了這個屋子。
普雷斯頓從鞋開始，檢查有沒有假鞋跟、活動鞋底或空鞋尖，沒有。襪子很簡單，襯褲也如此。他把手錶蓋擰開，也只是一塊手錶。褲子的時間長一些，他摸了每個接縫、捲邊，看有沒有新縫上的或夾層過厚的地方，什麼也沒有。
那人穿的套頭毛衣也很簡單——沒有鑲邊，沒有暗藏的紙張或硬塊。他在帶風帽的上衣上花了較大的工夫，但也一無所獲。當他拿起帆布袋子時，他便充滿信心了。如果這位神秘的謝苗諾夫同誌有什麼東西的話，那就只能在這裡了。
他先看裡面的套頭線衣，首先排除它的嫌疑，什麼也沒有。然後檢查帆布袋，花了半個小時，最後滿意地認為，底部只不過是兩塊圓帆布縫在一起的，邊上是單層布，上口的繩孔中也沒有微型發報機，穿繩也不是秘密天線。
這就剩下菸絲簡了。它是俄國造，蓋上有螺絲扣，還有一股煙草味，棉花也是棉花。於是，就剩下三個金屬盤了。兩個很光亮，像是鋁的，很輕；另一個發暗，像是鉛的，很重。他把它們放在桌子上，坐在那裡看了好半天。卡邁克爾看著他。
問題是這些東西並不使他感到奇怪，因為這些東西本身並不奇怪，它們並不說明問題。重金屬盤的上下，是兩個很輕的鋁盤，重的直徑2英寸，輕的3英寸。他竭力設想它們能幹什麼用。無線電通訊？編排密碼和破譯？照相？而答案卻是——都不是。它們只不過是金屬盤。但是，這個人寧肯死，也不願讓這些東西落到流氓的手裡再扔到馬路溝裡；他寧肯死也不願讓人來查問這些東西，這究竟是為什麼？
他站起來，建議去吃午飯。警士感到白白浪費了一上午，把那些東西又裝回袋子裡，鎖在一個瓷磚格子裡，然後領他們出來了。
普雷斯頓建議回旅館時從出事地點過一下。他們是在龐德旅館吃的午飯。席間，他說要去打個電話。 “我得去一會兒，”他對卡邁克爾說，“你先喝點白蘭地吧。”
卡邁克爾笑了。 “好的。”
出了飯廳後，普雷斯頓離開旅館，走到英國石油公司加油站。在隔壁的店舖裡買了幾個小零件，然後回到旅館裡，往倫敦打了個電話。他把帕蒂克派出所的電話號碼告訴了副手布賴特以及讓布賴特回電話的時間。
半小時以後，他們又回到了帕蒂克派出所，那位很不情願的警士只好再一次讓他們進入保存遺物的屋子裡。普雷斯頓坐在桌子後面，前面正對著對面牆上的電話。在面前，他把幾個包中的衣服堆得老高。 3點鐘時，電話響了，總機把倫敦的電話接到這個分機上來了，警士接了電話。
“先生，你的電話，倫敦來的。”他對普雷斯頓說。
“你去接一下好嗎？”普雷斯頓要求卡邁克爾，“看看有沒有緊急事。”
卡邁克爾站起來走過去，警士仍在那裡拿著電話。有那麼一剎那，兩個蘇格蘭人都面對著牆。
10分鐘之後，普雷斯頓終於看完了。卡邁克爾開車送他到機場。
“當然，我要打個報告，”普雷斯頓說，“但我還看不出這個俄國人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這些東西要在帕蒂克鎖多長時間？”
“哦，大概要幾週吧。已經這樣告訴蘇聯領事了。還在追查那幾個地痞，這可要一些日子。說不定在另一個案子中能抓住他們中的一個人，從中找到點線索。但我看不大可能。”
普雷斯頓驗了票，立即上了飛機。
“你知道，真是蠢事一樁。”卡邁克爾一邊送他一邊說，“那個俄國人要是老老實實待著，我們只消道道歉把他和他那個小玩意兒一起送回到船上。”
當飛機飛到空中時，普雷斯頓進到廁所裡解手，並仔細地察看著用手絹包著的三個圓盤。他還是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他從加油站的店舖裡買了三個墊圈，跟俄國人的“小玩意兒”掉了包。與此同時，另一個人也在等著看看這幾個俄國來的小玩意兒。他在倫敦郊外工作。布賴特可能已經告訴他了，讓他星期五晚上等到普雷斯頓來的時候。
剛過7點時，卡爾波夫來到了馬爾琴柯將軍的別墅。天已大黑了。開門的是將軍的一個勤務兵，把他領進了會客室。馬爾琴柯已經站了起來，看到另一個大情報機關來的朋友，似乎又驚又喜。
“葉夫傑尼·賽爾杰維奇，”他大聲地喊道，“什麼風把你吹到寒舍來了？”
卡爾波夫手裡提著個手提包，把手提包舉起來並向裡面掏去。 “我的一個小伙子剛從土耳其回來，途經亞美尼亞，”他說，“一個懂事的小伙子，知道空手回來不好。土耳其淨是些沒用的傢伙。所以，他在埃里溫停了一下，把這些裝到手提包裡了。”
說著，從手提包中的四瓶裡抽出一瓶——最高級的亞美尼亞白蘭地。
馬爾琴柯的眼睛立時亮了起來。 “啊，阿克塔馬爾牌的，”他叫道，“第一總局就這個東西是最好的。”
“是這樣，”卡爾波夫爽爽快快地說，“我正在路上往家開車，想到：誰跟我一起來分享這瓶阿克塔馬爾呢？跟著就有了答案：皮歐特爾·馬爾琴柯。所以，我就拐了個小彎兒。咱們嚐嚐它什麼味兒，好嗎？”
馬爾琴柯大笑起來，吼道：“莎莎，拿酒杯來。”
普雷斯頓乘坐的飛機在快到5點時著的陸，他從臨時停車場取出汽車，開上M4號公路。他沒有朝東向倫敦開去，卻開上了向西去伯克郡的公路。 30分鐘後，他到了目的地——奧爾德馬斯頓村外的一個研究所。
人們只管這裡簡單地叫做“奧爾德馬斯頓”，是一個原子武器研究機構。所以，熱愛和平遊行者把這里當做一個目標。但實際上，這是一個綜合機構。它確實設計和製造核裝置，但也從事化學、物理、常規炸藥、工程、純數學和應用數學、放射生物學、醫學、健康和安全規範以及電子學的研究工作。另外，它有一個非常完善的冶金學試驗部。
幾年以前，奧爾德馬斯頓的一個科學家在阿爾斯特給一些情報人員講授關於愛爾蘭共和軍炸彈專家們製造炸彈所喜歡用的幾種金屬的問題。普雷斯頓也在講堂中聽了他的講座，因而，他想起了這位威爾士科學家的名字。
達菲德·溫·埃文斯博士正在前廳裡等著他。普雷斯頓作了自我介紹並提到了多年前溫·埃文斯博士的講座。
“啊……啊，你的記性真好啊！”他用輕快的威爾士口音說，“好吧，普雷斯頓，你有什麼事？”
普雷斯頓把手伸進口袋，掏出手絹，把裡麵包著的東西伸過去給他看。 “這是從格拉斯哥一個人那裡拿來的，”他說，“我對它們一竅不通。我想知道它們都是什麼，幹什麼用的。”
博士仔細地觀察它們。 “你認為是不正當的目的嗎？”
“可能。”
“不化驗很難說，”這位冶金學者說，“你瞧，我今晚請客，我女兒明天結婚。星期一搞幾個化驗，再打電話告訴你可以嗎？”
“星期一太可以了，”普雷斯頓說，“我實際上有幾天假，我要回家。可以把我在辛肯頓的電話號碼給你嗎？”
溫·埃文斯博士匆忙上了樓，將圓盤鎖到保險櫃裡過夜。向普雷斯頓說了聲再見，便又匆忙地趕到飯桌上去了。普雷斯頓開車回了倫敦。
正當他開車跑在路上時，約克郡曼威治監聽站收到一個秘密電台的短促訊號。曼威治先收到這個訊號，威爾士的布勞迪和奇克桑茲也捕到了這個訊號。電腦進行了測算，是在謝菲爾德北部的山丘地帶。
當謝菲爾德的警察趕到那裡時，原來是巴恩斯科和蓬特弗萊克特之間的一條偏僻小路，那裡一個人也沒有。
當晚，切爾滕納姆政府電訊總局的一個值班人員正在值班主任的辦公室裡喝飲料。
“這是同一個壞蛋，”他說，“他裝在車上，發報機很高級，在空中只用了5秒鐘，而且是破譯不出來的。先是在德比希爾峰地區，現在又在約克郡丘陵，好像他是在北米德蘭一帶。”
“盯住它，”主任說，“已經有好長時間沒有秘密電台突然活動了。我真納悶，他究竟說的是什麼呢？”
瓦列裡·彼得羅夫斯基說的是這些話（雖然是他的發報員發的，發報時他早就走了）：第二隻包裹沒有露面。盡快告知替換者到達時間。
第一瓶阿克塔馬爾的空酒瓶已經擺在桌子邊，第二瓶也倒出了不少。馬爾琴柯來情緒時，一天喝兩瓶也沒事兒。現在他的臉雖然有些紅了，但還能很好地控制自己。
卡爾波夫呢，儘管他很少以酒助興，更很少獨斟自酌，但多年浪跡在外交圈子裡，他的酒量也早就練出來了。當他需要的時候，他的頭腦能一直保持清醒。除此之外，他離開雅辛涅沃之前，還硬吞下半磅豬油，使他幾乎吐出來。這些脂肪塗滿了胃壁，從而減慢了對酒精的吸收。
“你這些天一直在忙什麼呀，馬爾琴柯？”他以親密的口吻問道。馬爾琴柯的眼睛瞇了起來。 “你為什麼問這個？”
“別吞吞吐吐的，馬爾琴柯，咱們這麼多年的交情了。你忘了三年前在阿富汗我還保住了你的屁股？你還沒還願呢。你在搞什麼呢？”
馬爾琴柯怎能忘記，他莊重地點了點頭。 1984年，他在開伯爾山口附近指揮軍事情報處反對穆斯林叛亂分子的戰鬥。有一位非常傑出的游擊隊指揮員，以位於巴基斯坦內的難民營為根據地，經常襲擊阿富汗。馬爾琴柯草率地派了一個尖刀班越過邊境去抓那個指揮員，卻反而中了埋伏。尖刀班的這些親甦的阿富汗人被帕坦人撕下了假面具，一個個死得很慘。隨隊去的惟一的俄國人卻僥倖地活了下來。帕坦人把他交給了西北前線地區的政府當局，以期換得一些武器。
馬爾琴柯處於危險之中，便向卡爾波夫求援。卡爾波夫那時是地下處的負責人，在伊斯蘭堡的軍官中有一些特務。他便從最出色的中間選了一名，冒著生命危險把那個俄國人搞了回來。那時，一個大的國際事件就可能毀了馬爾琴柯。在這個倒霉的國家中身敗名裂的蘇聯軍官的名單就有上長串，而其中差一點就填上了馬爾琴柯的名字。
“對，好吧，我知道我還沒還願。但別問我這幾周乾什麼。特殊任務，離心口很近。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別問名字，也別問怎麼回事。”他用香腸一樣的手指點著鼻子的一邊，並且一本正經地點著頭。
卡爾波夫俯過身去，從第三瓶酒中給軍事情報處的將軍斟滿酒。 “當然，我懂。對不起，我不該問，”他重下保證似地說，“別提了，打仗的事也別提了。”
馬爾琴柯勸告似地伸出手指。他的眼睛已經紅了。他使卡爾波夫想起了一隻躺在灌木叢中受了傷的野豬，酒精使他的頭昏昏沉沉，不知道疼痛和流血，但他仍然還是很危險的。 “不是打仗，不提打仗，什麼愁事也別提。發誓保密……大家都保密。很高，高得你無法想像，不要再提了，OK？”
“做夢都沒有想到。”卡爾波夫說，又倒上了酒。由於馬爾琴柯醉了，他便總是搶先給他倒得滿滿的，而自己的杯中卻少得多；但他要控制自己的眼神也是很費勁的了。
兩個小時以後，最後一瓶阿克塔馬爾也倒了三次了。馬爾琴柯已經麻木了，將臉貼在胸前。卡爾波夫又舉起杯，連聲喊乾杯。 “為忘卻而乾杯。”
“忘卻？”馬爾琴柯驚恐地搖著頭，“我沒事兒。為你們第一總局那些見不得人的混蛋乾杯，不是為了忘卻……”
“不對，”卡爾波夫糾正說，“忘卻那個計劃，我剛剛把它忘了，不是嗎？”
“曙光？對，忘卻它。管他媽的是不是好主意。”
他們乾了。卡爾波夫又倒上酒。 “叫他們都見鬼去吧，”他提議說，“菲爾比老色鬼……還有那個院士……”
馬爾琴柯同意地點著頭，白蘭地從他的嘴裡淌出來，流過下巴。
“那個克利洛夫，把他們都忘了。”
當卡爾波夫搖搖晃晃地走向他的汽車時，已經是午夜了。他靠在一棵樹上，把兩個指頭伸到喉嚨裡，往雪裡使勁吐了一陣，又吸進幾口夜晚的冷風，覺得好多了，但要把車開回自己的別墅還是很要命的。他一路上撞壞了擋泥板，有兩次都嚇得要死。路德米拉還沒睡，穿著睡衣，幫他收拾上了床，知道他這種樣子開出了莫斯科，簡直後怕得要死。
星期六上午，普雷斯頓開車來到頓布里奇接兒子湯米。跟往常一樣，爸爸一來學校接他時，他的話就沒完沒了，回憶過去一學期的往事、憧憬下學期的活動、假期的計劃、讚揚他的朋友和他們的美德、咒罵不喜歡的事情。
衣箱和糕點盒放在汽車的尾箱裡。對普雷斯頓來說，開回倫敦是一件愜意的事。他講起了這一周中計劃要做的事情，使他高興的是，孩子很同意；只是當他提到一周以後要回到朱莉婭和她那個成衣匠夥伴的高級、豪華、昂貴的住宅時，孩子的臉上立刻佈滿了雲霧。那個人老得簡直可以做他的祖父。普雷斯頓擔心的是，一旦與那個住宅發生點兒斷交的事，就會導致陷入僵局的地步。
“爸爸，”他們開過沃克斯豪爾橋時，孩子說，“為什麼我不能老跟你待在一起呢？”普雷斯頓嘆了一口氣。對一個12歲的孩子，是很難解釋清楚婚姻破裂及其所帶來的後果的。
“因為，”他謹慎地說，“你媽媽和阿奇沒有真正結婚，如果我要堅持跟媽媽正式離婚，她就要向我要一筆錢，叫撫養費。可惜的是，靠我的工資拿不起這筆錢，至少，不夠我自己、你上學和媽媽的花銷。現在還沒有走到那種地步，但如果我拿不起撫養費，法院就會判決你歸媽媽，咱倆就不能像現在這樣常見面了。”
“我以前不知道是因為錢。”孩子傷心地說。
“歸根到底，什麼事都是因為錢。雖然可悲，但卻是真的。幾年以前我若是能把生活安排得好一些的話，你媽媽也不會跟我分開。我那時只是一個軍官。我轉業參加內務部工作後，工資仍然還是不夠花。”
“那你在內務部到底幹什麼呀？”孩子問。他離開了父母不和的話題。孩子想把這個不愉快的話題岔開。
“噢，一個小小的文職人員。”普雷斯頓說。
“天啊，一定很沒意思吧？”
“對，”普雷斯頓承認說，“我想，確實沒意思。”
葉夫傑尼·卡爾波夫直到中午才從昨晚的大醉中醒過來。吞了六片阿司匹林，吃過午飯以後，才覺得好了一些，他決定出去走一走。
他模糊地想起一些東西。他有點印象，好像記得在不遠的過去在什麼地方聽說過克利洛夫這個名字。他想了好長時間。在別墅裡，他有一本嚴控的參考書，書中提供了克利洛夫教授的情況：伏拉基米爾·伊里奇·克利洛夫，歷史學家，莫斯科大學教授，終身黨員，科學院院士，最高蘇維埃委員，等等，等等。這些他都知道了，但他還有一些東西。
他在雪地裡遛噠著，低垂著頭，陷入沉思。孩子們都滑雪去了，趁著春風尚未融化這些積雪之前，再痛痛快快玩一場。路德米拉。卡爾波娃跟著丈夫，她知道他有不願讓人打斷思考的脾氣。
昨晚他那副樣子，使她大吃一驚，但也使她高興。她知道他是很少喝酒的，而且從來沒這樣醉過，這就說明他沒去找那個小娘們儿。或許他真的去會軍事情報處的什麼朋友了。不管怎麼說，他是有心事的，但決不是阿爾巴特區那個小野鴨子。
剛過3點時，他絞盡腦汁考慮的東西有了結果。他在她前面幾碼遠的地方站住了，說：“他媽的，就這樣！”立即振作起來了。她挎起他的胳膊，滿臉堆笑，兩人一起走回別墅。
卡爾波夫將軍知道，明天上午在辦公室要悄悄研究一下。星期一晚上，他要到克利洛夫在莫斯科的家中去拜訪他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