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午，約翰·普雷斯頓剛要跟兒子一起出去，電話鈴響了。
“普雷斯頓先生嗎？我是達菲德·溫·埃文斯。”
起初，他沒有聽出是誰，然後突然想起了星期五晚上的要求。
“我已經看了一下你那塊金屬，很有意思。你能來我這兒談一下嗎？”
“哎呀，真不巧，我在休假，”普雷斯頓說，“本週末怎麼樣？”
對方停了一下。 “我看還是早點好，你能抽出點兒時間嗎？”
“哦……啊，那麼，你能不能在電話裡把大意說一下？”
“最好還是當面談一下。”溫·埃文斯博士說。
普雷斯頓想了一下。今天要帶湯米到溫澤。薩法利公園去，公園也在伯克郡。 “我下午來，大約5點鐘，行嗎？”
“就5點吧，”博士說，“在門口說找我，我讓他們領你進來。”
克利洛夫教授住在共青團路一幢大樓裡的最頂層，可以眺望莫斯科河全景。莫斯科大學就在南邊。剛過晚上6點鐘，卡爾波夫將軍便來按門鈴，教授自己來開了門。他打量著來訪者，沒有認出是誰。
“克利洛夫教授同志嗎？”
“對。”
“我是卡爾波夫將軍。我想，咱們能不能談幾句話？”
他遞出自己的通行證，克利洛夫仔細地看著，看出了他的軍銜以及是克格勃第一總局的人，然後還給了他，並示意請進。他被領進一間家具豪華的客廳裡。教授接過客人的大衣，請他坐下。
他自己坐在卡爾波夫的對面，說：“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啊！”他是具有自己性格的人，不是那種在克格勃的將軍面前就可以卑躬屈膝的人。
卡爾波夫意識到，這個教授是與眾不同的。艾麗達·菲爾比，他可以從她嘴裡套出司機的事；司機葛利高利葉夫，他可以利用自己的高官顯位鎮住他；馬爾琴柯，是個老搭檔，又是酒鬼。但克利洛夫，在黨內、在最高蘇維埃、在科學院的地位都很高，是國家的傑出人物。他決定抓緊時間，單刀直人，不能心慈手軟。只能如此。
“克利洛夫教授，為了國家的利益，我希望你能告訴我一些情況。我希望你告訴我關於你所知的'曙光計劃'的情況。”
克利洛夫教授坐在那裡，好像被誰猛擊了一下。然後，他勃然大怒。 “卡爾波夫將軍，你太過分了，”他厲聲說道，“我真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我相信你明白，”卡爾波夫心平氣和地說，“我認為你應該告訴我這個計劃的涉及面。”
克利洛夫教授斷然地伸出一隻手，以問代答地說：“請問，你有什麼權力？”
“我的權力就是我的職位和我的工作。”卡爾波夫說。
“如果你沒有總書記同志親自簽署的權力，你就什麼權力也沒有。”克利洛夫冷冷地說。他站起來向電話走去。
“那好吧，我看還是讓比你的權力還要大得多的人來回答你的問題吧。”他拿起聽筒，準備撥電話。
“恐怕這樣做不明智，”卡爾波夫說，“你知道嗎？你的一個同事、克格勃的退休上校菲爾比已經不見了。”
克利洛夫停止了撥電話。 “你這是什麼意思？不見了？”他問。他那堅定不移的信念開始有些動搖起來。
“請坐下來，聽我說。”卡爾波夫說。
院士坐了下來。遠處一個通向裡邊的門開了一下又關上了。在開門的一瞬間，西方的搖滾音樂傳了過來，門關上後又聽不見了。
“我是說不見了，”卡爾波夫說，“從他家裡不見了，辭退了司機，他妻子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這是在押寶，而且賭注非常大。但是，教授的臉上飄過一絲憂慮。然後，他鎮定下來。 “將軍同志，我跟你談不上討論什麼國家大事，我想你還是走吧。”
“並不那麼容易，”卡爾波夫說，“告訴我，教授，你有個兒子，叫利奧尼德，對不對？”
話鋒的突然一轉，立時使教授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對呀，”他承認說，“有。那又怎麼樣？”
“那你聽我說。”卡爾波夫功道。
在歐洲的另一端，在這溫暖如春的一天快要結束的時候，約翰·普雷斯頓和他的兒子正駕車離開溫澤。薩法利公園。
“咱們回家之前，我得去拜訪一個人，”父親說，“不遠，時間也不會長。你去過奧爾德馬斯頓嗎？”
孩子立刻睜大眼睛。 “炸彈製造廠？”他問。
“它不只是一個炸彈製造廠，”普雷斯頓糾正說，“是一個研究機構。”
“噢，天啊，沒去過。咱們到那兒去嗎？他們讓咱們進嗎？”
“嗯，他們會讓我進去，你得在停車場坐在車裡等著。但時間不會長。”
他拐向北邊，開上M4號公路。
“你兒子是九週前從加拿大回來的。他是陪一個貿易代表團當翻譯的。”卡爾波夫將軍平靜地說。
克利洛夫點點頭。 “怎麼了？”
“他在那兒時，我的一個反間人員注意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年輕人花費大量時間（據判斷，花費的時間太多了），想跟我們代表團的團員套近乎，主要是想找年輕的團員、秘書、翻譯等。這個人被拍了照，最後發現他是一個策反人員，不是加拿大的，而是美國的，幾乎可以肯定是中央情報局僱用的。
“結果，我們佈置了盯梢，發現這個人約你的兒子利奧尼德在旅館的一個房間裡會了面。兩人在一起時間不長，但卻打得一團火熱。”
教授的臉氣得有點抽搐了，似乎連話都說不好了。 “你好大膽，竟敢斗膽包天來要挾我，一位科學院和最高蘇維埃委員，想訛詐！我要向黨報告。你知道黨的紀律，只有黨才能管黨。你可以是一個克格勃的將軍，但你超越了你的權限十萬八千里，卡爾波夫將軍！”
葉夫傑尼·卡爾波夫坐在那裡，看著桌子，謙恭地聽他講下去。
“你是說，我兒子在加拿大時姦污了一個外國姑娘，那個姑娘原來是美國人。這一點他並不知道，這完全是兩碼事。可能是疏忽大意，但沒有再犯。那麼，他被那個中央情報局的姑娘拉過去了嗎？”
“沒有。”卡爾波夫承認。
“他出賣國家機密了嗎？”
“沒有。”
“那麼，將軍同志，除了在一起待了一會兒，年輕人，不小心，你什麼辮子也沒抓著。他應該受到批評；但你的反間人員更要受到批評。他們應該警告他。至於臥室的事，在蘇聯，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樣。我們什麼都不知道。有史以來，精力旺盛的小伙子，總是要做那些事的……”
卡爾波夫打開文件包，從裡面的一捆照片中抽出一大張照片，放在桌子上。克利洛夫教授看著它，嘴裡的話停住了，臉上出現紅色，然後，又消失了，蒼老的臉在燈下顯得一片灰暗。他搖了幾次頭。
“對不起，”卡爾波夫很溫和地說，“非常對不起。是對這位美國小伙子盯的梢，不是你兒子。我們並沒有希望能發展到這種地步。”
“我不信。”教授沉悶地說。
“我也有兒子，”卡爾波夫小聲地說，“我想我能理解，或盡量理解。你是怎麼想的？”
院士吸了一口氣，站了起來，低聲說：“請原諒。”便離開房間。卡爾波夫嘆了口氣，把照片放回包中。門開了時，他聽到走廊那邊傳來爵士樂的聲音，音樂突然停了，傳來吵嚷聲——兩個人的聲音，都是怒氣沖衝的。一個是父親的吼聲，另一個聲音較尖，是年輕人的聲音。隨著“啪”的一個嘴巴聲，爭吵聲停止了。幾秒鐘後，克利洛夫教授又回到屋裡，自己坐了下來，眼神暗淡，低垂著雙肩。
“你打算怎麼辦？”他小聲問。
卡爾波夫嘆息一聲。 “我的責任很清楚。正如你說的，只有黨才可以管黨。按我的權力，我可以把報告和照片交給黨中央。
“你是懂得法律的。你知道他們是怎樣對待'大有作為的青年人'的，是五年，不能赦免，而且有嚴格的食物管制。一旦關進去，恐怕沒有不漏風的。爾後，這個年輕人就會——怎麼說呢？完全變了樣。一個嬌生慣養的小伙子在那種環境裡是活不了的。”
“但是……”教授提示地說。
“但是，我可以製造一個機會，設法與美國中央情報局聯繫。我有這個權力，我可以創造條件，讓美國人等得不耐煩，便派人來與利奧尼德接關係。我有權將計就計，利用你兒子來控制一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在等待的階段裡，我可以把這些材料保留在我自己的保險櫃裡。這種等待可能要長時間。我有權採取行動。對，我有這個權力。”
“那麼，交換條件呢？”
“我想你知道。”
“關於'曙光計劃'，你想知道什麼？”
“從頭說起。”
普雷斯頓拐進了奧爾德馬斯頓的大門，在客人停車處找到一個空位，走出車來。
“對不起，湯米，不能再往裡了。就在這兒等我。我想時間不會長的。”
天已黃昏。他穿過幾扇門，來到收發台前，那裡有兩個人，檢查了他的身份證，打電話間溫·埃文斯博士。博士讓他到辦公室見面。辦公室還要上三層樓。他被領進並示意讓他坐在辦公桌對面。
博士從眼鏡上面看著他。 “我可以問問你從哪兒搞到這玩意兒的嗎？”他問道，手指著那塊很重的、像鉛似的金屬盤。那東西現在正放在一隻密封的玻璃罐裡。
“星期四的凌晨，在格拉斯哥，從一個人那兒搞來的。另外的圓盤怎麼樣？”
“啊，那隻是普通的鋁，沒什麼新奇的，只是為了保護這個完好無缺的。使我感興趣的是它。”
“你知道它是什麼嗎？”普雷斯頓問。
溫·埃文斯博士似乎對這個天真的問題吃了一驚。 “我當然知道它是什麼了，”他說，“我的工作就是知道它是什麼。它是純釙制的圓盤。”
普雷斯頓皺起眉頭。他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種金屬。
“好吧，開頭是1月初，菲爾比打了兩份備忘錄報告交給了總書記。在報告中，菲爾比認為，在英國工黨的內部存在著一個強硬左派，他們的力量已經強大到這種程度，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完全控制該黨的機器。這個觀點跟我的很吻合。”
“我也是。”卡爾波夫說。
“菲爾比研究得更深入。他聲稱，在強硬左派之中作為核心的是一些堅定的馬列主義者，他們想掌握該黨。但在英國下次大選之前，他們不想這樣做；而是想在爾後，在工黨選舉得手之際再採取行動。簡言之，就是等到尼爾。金諾克先生選舉取勝之時，推翻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代替他的將是英國第一個馬列主義首相，並將實行完全與蘇聯外交和國防利益相一致的一系列政策，特別是在單方面核裁軍和驅逐所有美國軍隊方面，尤其如此。”
“可行，”卡爾波夫將軍點頭說，“這樣，就叫你們四人組成了一個委員會，策劃如何以最好的辦法使這次選舉取勝？”
克利洛夫教授吃驚地抬起頭。 “對，有菲爾比、馬爾琴柯將軍、我和洛哥夫博士。”
“象棋大師？”
“也是物理學家。”克利洛夫補充說，“我們制定了'曙光計劃'，這個計劃要使幾百萬人都能堅定地贊成單方面核裁軍觀點，從而可能會使英國選舉產生廣泛的動盪。”
“你說是——可能？”
“對。這個計劃主要是洛哥夫的主意，他竭力主張那麼幹。馬爾琴柯同意了，但有保留。菲爾比呢？咳，誰也說不出他究竟是怎麼想的，只是連連地點頭和微笑，察顏觀色，看風使舵。”
“菲爾比就是這樣，”卡爾波夫有同感地說，“那麼，那天你出席了嗎？”
“出席了。3月12日。我反對這個計劃。總書記同意我的觀點，但他是委婉地表示出來的。他命令把所有的記錄和文件都銷毀，並且囑咐我們幾個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再提起這件事。”
“告訴我，你為什麼反對它？”
“在我看來，這是蠻幹，很危險。別的且不說，它是完完全全違背的。一旦'議定書'被破壞了，天知道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
“對。國際防止核擴散條約的附件，這你當然會記得了。”
“一個人要記的東西太多了，”卡爾波夫文質彬彬地說，“請提示一下。”
“我從來沒聽說過釙。”普雷斯頓說。
“沒有？是啊，你大概沒聽說過。”溫·埃文斯博士說，“我是說，你在工作台上是找不到它的，它很稀少。”
“那麼，它有什麼用處，博士？”
“這個，有時……記住，僅僅偶爾地——用於醫療。格拉斯哥的這個人是不是要去參加醫療會議或什麼展覽啊？”
“不是，”普雷斯頓肯定地說，“他根本不是要去參加什麼醫療會議。”
“這樣，你從他手中拿來之前，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是用於醫療目的。既然他不去參加任何醫療會議，還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是用作其他用途。除了這兩種作用外，在我們這個星球上還不知道釙有什麼別的用處。”
“另一個用處是什麼？”
“這麼大的一塊釙，其本身什麼用處也沒有。但是，與另一種叫做鋰的金屬盤合到一起的話，其合成物就可以形成一個引發器。”
“一個什麼？”
“一個引發器。”
“天啊，那又是什麼東西呀？”
“1968年7月1日，”克利洛夫教授說，“當時世界上的三個核大國——美國、英國和蘇聯，簽訂了防止核擴散條約。
“條約規定，三個簽約國不得將能夠製造核武器的技術和材料轉讓給其他不掌握這種技術和材料的國家。你記得這事嗎？”
“記得，”卡爾波夫說，“我想起來了。”
“在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舉行簽字儀式的時候，全世界的新聞記者都參加了。但後來還簽訂了四個秘密議定書，作為該條約的附件，簽字時一個新聞記者也沒有。
“每個議定書都展望了將來的一種危險性，只是一種預測，當時在技術上還不可能，只是認為將來或許有一天在技術上是可能的。
“在過去的一些年中，頭三個議定書已經成了歷史，不是由於使這種危險變為不可能，就是由於在威脅還沒有到來之前就已經有了防禦措施。但是，在80年代初，——幾個議定書中最秘密的一個，卻成了最大的危險。”
“所預測的到底是什麼呢？”卡爾波夫問。
克利洛夫嘆了一口氣。 “這個信息就得依靠洛哥夫博士了。你知道，他是原子物理學家，這是他的研究範疇。預測了生產原子彈方面技術發展的前景，認為在製造方面的主要趨勢是越來越小而且越來越簡單。很顯然，已經向這個趨向發展了。一方面，這種武器的威力越來越大，但是製造起來很複雜，而且體積很大。然而在另一方面的科學技術卻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基本的原子彈，像1945年扔到日本的巨型原子彈，現在可以造得很小，可以裝到手提箱中，而且很簡單。只要事先造成12個預製件就行了，跟小孩子的建築玩具盒差不多。”
“可是，這正是所禁止的？”
克利洛夫教授搖著頭。 “不僅如此。任何簽約國都不得將組裝好的原子裝置秘密攜入他國領土的城市中用於爆炸目的，比如炸毀租借的房屋或住宅。”
“沒有4分鐘警告，”卡爾波夫說，“無法用雷達探測，無法使用反導彈，找不到案犯，只是住宅大樓地下室的一枚百萬噸級爆炸？”
“是這樣，”教授點頭說，“所以我才說它是最大的危險。儘管西方社會是不堪一擊的，但我們也不是完全可以倖免的。一旦被破壞了，那麼，所有的火箭和電子防禦措施、大部分軍工設備都可以為所欲為了。”
“而這正是'曙光計劃'的預期目的。”
克利洛夫點頭。他似乎有點不願講下去了。
卡爾波夫催促說：“那麼，既然已經決定罷手不干了，整個計劃就已經成了我們行話所說的'歸檔'了。”
克利洛夫好像也相中了這個詞。 “對，現在已經歸檔了。”
“那麼，請問，它究竟要怎麼樣呢？”卡爾波夫追問說。
“是這樣，'曙光計劃'是要滲透到英國一名高級蘇聯特務，租一座地方上的別墅，作為該計劃的執行官和掩蔽所。
“為了他，再用一些交通員偷運去十來件原子彈部件，組裝起一顆1500噸的小型原子彈。”
“這麼小？廣島的還10000噸哪！”
“並不打算造成大規模的破壞。那樣就會取消大選了。只想製造一起原子彈事件，引起混亂，使百分之十的浮動選票倒向單方面核裁軍一派，並且支持主張單方面核裁軍的工黨。”
“對不起，”卡爾波夫說，“請繼續說。”
“這個裝置要在大選的前六天引爆，”教授說，“地點很關鍵。選的是薩福克郡本特沃特斯美國空軍基地。顯然是FS戰鬥機基地。這種戰鬥機攜帶小型戰術核武器，以對付我們入侵西歐的重型坦克師。”
卡爾波夫點著頭。他知道本特沃特斯，這個情報準確。
克利洛夫教授繼續說：“執行官將奉命在當日凌晨用汽車把裝好的原子彈送到基地的鐵絲網邊。整個基地好像是在倫德爾沙姆樹林的中間。要使炸彈在拂曉前爆炸。因為裝置很小，破壞僅限於基地本身、倫德爾沙姆樹林、三個小村和一個別墅區、海濱以及一個鳥禽禁捕區。還有些原子塵。由於基地緊靠薩福克海岸線，原子塵雲將被西風吹過北海，當到達荷蘭海岸線時，百分之九十的塵粒都要變為惰性的或落入海中。目的不是造成生態上的災難，而是製造恐懼和對美國的仇恨浪潮。”
“他們可能不會相信，”卡爾波夫說，“有許多地方會出錯的，執行官可能被活捉。”
克利洛夫教授搖了搖頭。 “洛哥夫都考慮到了。他籌劃得像一場棋賽。令人擔心的執行官將被告知，他按了鈕之後，定時器還留有兩個小時，以便他盡快驅車逃走。實際上，定時器是一個密封的東西，一按立刻就引爆。”
可憐的彼得羅夫斯基，卡爾波夫想道。
“可靠性怎麼樣？”他問。
“在爆炸的同一天晚上，”克利洛夫說，“一位顯然是蘇聯秘密特務的人將要飛到布拉格召開世界記者招待會，他叫內厄姆·威薩博士，以色列原子物理學家，他是為我們工作的。”
卡爾波夫將軍臉上顯出傻呆呆的樣子。他說：“你說的事真新鮮。”他了解威薩的情況。那人曾有一個兒子，並望子成龍。他的兒子是以色列部隊的軍官。 1982年駐紮在貝魯特。當長槍黨蹂躪薩布拉和沙蒂拉巴勒斯坦難民營時，年輕的威薩中尉竭力進行調停，於是，被子彈擊斃。
一份精心編排的證據交給了十分痛心的父親，說殺死他兒子的正是以色列的子彈。他父親早就是以色列全國自由同盟的反對分子。此後，又稍稍向左偏了偏，從而同意為蘇聯效勞。
“無論如何，威薩博士將向世界宣布，在發展超小型核彈頭方面，他曾與美國進行過多年的互訪合作。這似乎是真的。但他將接著說，他曾多次警告美國人說，這種超小型核彈頭還不夠穩定，不能使用。而美國人急於使用這些新的核彈頭，以便使F5戰鬥機能攜帶更多的燃料，從而增加航程。
“據估計，在爆炸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大選前五天講這些話，就會在英國掀起反美浪潮，這種浪潮之洶湧，不是保守黨所能阻止的。”
卡爾波夫點著頭。 “對，我想會這樣的。洛哥夫的智囊中還有什麼妙主意嗎？”
“多著哪！”克利洛夫快快不快地說，“他認為美國一定會歇斯底里地矢口否認，這樣，在選舉前的第四天，總書記就要向全世界聲明，如果美國要一意孤行、蠢蠢欲動，那是他們自己的事；然而，從他總書記這方面講，為了保護蘇聯人民，就不得不號召所有的軍隊進入緊急戒備狀態了。
“那天晚上，我們的一位與金諾克先生非常接近的朋友將慫恿工黨領袖飛到莫斯科，謁見總書記，謀求和平。他稍有猶豫的話，我們的大使就會邀他到使館來。在記者們的閃閃相機前，他不一定會拒絕。
“這樣，他就會在幾分鐘之內辦完簽證，第二天凌晨就會搭乘蘇聯民航飛機飛來。總書記將當著全世界新聞記者的面接見他。幾小時後，他們就將分手，兩人的臉上都將是鬱鬱不樂的樣子。”
“毫無疑問地會讓他看一看發展目標。”卡爾波夫推測說。
“說得對。但是，傍晚，他還在回倫敦的飛機上時，總書記就會向全世界發出一個聲明：鑑於應英國工黨領袖的強烈要求，他——總書記要讓所有的部隊準備好隨時出擊。這樣，金諾克一到倫敦，就會成為世界注目的新聞人物。”
“在大選的頭一天，他將向全英國就永遠徹底與核狂人脫離關係的問題發表一篇振奮人心的演說。據估計，大選前幾天的一系列事件，會粉碎美國的傳統同盟，使美國在歐洲同情者面前孤立起來，使百分之十的選票能倒向工黨，使工黨上台。爾後，強硬左派就會把權力接管過來。將軍，這就是'曙光計劃'。”
卡爾波夫站起來。 “你對我太好了，教授，你非常明智。保持緘默，我也如此。正如你說的，現在已歸檔了。你兒子的材料，我會存在我自己的保險櫃中很長一段時間的。再見，我想我不會再來麻煩你了。”
海鷗轎車載著他開出來，進入共青團路，他仰身靠在枕上。啊——對，計劃很美好，他想，但是，有時間嗎？
跟總書記一樣，他也清楚即將到來的英國大選，定在6月，還有60天。畢竟，總書記的信息，都是通過他的在倫敦使館駐地而傳遞的。
他在腦子裡全盤思慮了一遍又一遍，最後他認為，是很好，太好了。只要能成功的話……而結果將是悲慘的。
“引發器嘛，親愛的，就是炸彈的雷管。”溫·埃文斯博士說。
“啊！”普雷斯頓說。他有點失望。以前，英國出現過許多次炸彈。雖然是在個別地方，但很讓人討厭。在愛爾蘭，他也見過許多炸彈，聽說過雷管、起爆藥、導火索等，但沒聽說過引發器。另外，好像這位俄國的謝苗諾夫是在給蘇格蘭的一個恐怖小組運送配件。哪個小組呢？塔坦軍？無政府主義者？還是愛爾蘭共和軍的活動小分隊呢？俄國人的接頭很奇怪。看來這次格拉斯哥之行還是值得的。
“這個……哦，釙和鋰制的引發器，能不能用在謀殺某個人的炸彈上呢？”他問。
“啊，可以，可以這樣說，小伙子，”這位威爾士教授說，“引發器就是一個使原子彈爆炸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