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夫傑尼·卡爾波夫將軍來到和平大路住宅大樓，爬上四樓的樓梯，按了電鈴。幾分鐘後。菲爾比的妻子站在門口。卡爾波夫可以聽到屋裡孩子們正在用茶點。他選擇了晚上6點鐘，因為他感到，這個時間，孩子們都能從學校回到了家裡。
“你好，艾麗達。”
她稍微向後挺了挺脖子，有點蔑視的樣子。真是一位矜持的婦女。或許她也知道，卡爾波夫不是欽佩她丈夫的人。
“是將軍同志啊。”
“基姆在家嗎？”
“不在，他出門了。”
不是“他出去了”，而是“他出門了”，卡爾波夫想道。他顯出吃驚的樣子。 “啊，我還想在家裡堵著他呢。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嗎？”
“不知道。該回來的時候就回來了。”
“知道在哪兒能找到他嗎？”
“不知道。”
卡爾波夫皺起眉頭。在克留什科夫的宴會上菲爾比好像說過……什麼心髒病，不讓他開車……他已經到地下停車場看過，菲爾比的伏爾加還在那裡。
“我想這些天是你給他開車的，艾麗達。”
她似笑非笑的樣子，不是丈夫把她扔下不管的女人的表情，而是丈夫升了官的那種女人的笑臉。
“不開了，他有司機了。”
“那太好了。好吧，沒見到他真遺憾。等他回來時我再找他。”
他下了樓梯，陷入沉思。退休的上校沒有資格用司機。他回到烏克蘭飯店後面兩條街上自己的家中，便往克格勃車隊打電話，堅持要跟隊長講話。當他說出自己是誰後，對方的態度馬上改變了。他用直率而快活的語調說：“我沒有誇獎人的習慣，但是，人家工作真做得出色，也沒有理由不誇獎人家。”
“謝謝你，將軍同志。”
“給我的朋友菲爾比上校同志開車的那個司機，上校很誇獎他，真是一個好司機，他這樣說的。如果我的司機病了，我要親自找他來開車。”
“再次謝謝您，將軍同志。我要親自通知司機葛利高利葉夫。”
卡爾波夫掛上了電話。司機葛利高利葉夫，從來沒聽說過他，偷偷地跟這個人談談可能有用。
第二天早晨，4月8日，柯馬洛夫院士號悄悄地駛過了格里諾克，進入克萊德河口，朝格拉斯哥逆流而上。輪船稍停了一下，讓一名領港員和兩名海關人員上到船上來。
他們在船長室喝了通常的見面酒，得知該船從列寧格勒開來，要從韋爾·卡斯卡特有限公司裝載一台重型水泵部件。海關人員檢查了一下船員名單，但誰的名字也沒有記住。以後他們將發現，水手康斯坦丁·謝苗諾夫的名字在名單之中。
蘇聯諜報人員乘船潛入一個國家的通常做法是不編入船員名單之中，而是藏在很小的貨架里或甲板下的密室裡，這種地方與船的結構渾然一體，而且偽裝得很巧妙，甚至非常細心的船員們都不易找到。但是，如果出於行動上或偶然的原因而不能搭乘這樣的輪船進入的話，就只好混在船員名單之中。這只是在非常緊迫的情況下，在沒有時間來改造船的結構時才這樣做。
按計劃，柯馬洛夫院士號要從列寧格勒到格拉斯哥跑一趟長途貨運。僅僅在起錨前幾個小時，那個額外的船員和幾個莫斯科來的人到了，船長和政委毫無辦法，只好把他加到船員名單中去。他們告訴船長說，該船員的工資是沒有問題的，而且他還要回來。
不管怎麼說，這個人在整個航行中獨占了一個艙間，而這個艙間的兩名真正水手只得把睡袋鋪在餐廳的地板上睡。蘇格蘭領港員來到船上時，睡袋早就被拿走了。在下面的艙間裡，這個水手顯得有點緊張。第二隻包裹在等待著半夜的到來。
正當克萊德河領港員站在柯馬洛夫院士號的船頭，吃著早餐三明治，看著克萊德河的兩岸土地向後移的時候，此時此刻，在莫斯科已是中午。卡爾波夫又一次給克格勃車隊打電話。一個新隊長在值班，他是知道會有一個新隊長的。
“我的司機好像得了流感，”他說，“他今天還能堅持一天，但我準備明天給他假。”
“我保證你有一個替班的，將軍同志。”
“我想要司機葛利高利葉夫，他有空兒嗎？我聽說他車開得最好。”
傳來隊長翻紙查閱記錄的聲音。
“可以，有空兒。他出車了，但會回車隊的。”
“好，明天上午8點讓他到我在莫斯科的住處報到。我把鑰匙要過來，海鷗車將停在地下室。”
他放下電話，想道，真是怪得出奇。葛利高利葉夫被叫去給菲爾比開了一階段車，為什麼呢？是不是跑的地方大多，艾麗達應付不了？或者是因為艾麗達不該知道他去的地方？那麼，這個司機為什麼又回車隊了呢？這說明什麼呢？很可能菲爾比到別的地方去了，不再需要司機了，至少在他捲入的那個行動結束之前，不再需要了。
當天傍晚，卡爾波夫告訴他的司機說，明天可以休息一天，帶著家裡的人去玩吧。
同一個星期三的傍晚，奈傑爾·歐文爵士同一個朋友在牛津共進晚餐。
如同許多具有廣泛影響的英國高等學府一樣，一般的公眾都知道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但令人感到神奇的是，它並不存在。
實際上是有的，但它是如此之小，如此之隱蔽，以至於任何在英倫三島的院校內進行考察的人，在樹木花叢間一走一過時，一眨眼就會將它漏掉。它的房舍都小巧玲攏，深藏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它不頒發學位，不教學生。因為沒有學生，也就沒有畢業生，所以也無從頒發學位。但它有自己的講師和教授。他們有時在一起聚餐，但都分散地住在城內各處，有的住在別的地方，只是偶爾地來看看。有時請外邊的人來給教師們講座——這是一種特殊的待遇——而這裡的講師教授們也把論文交到英國的上級機關，上級機關嚴肅認真地研究他們的論文。它的經費也同那裡保存的文件一樣，都是不公開的。
實際上，這是一個“專家庫”，儲備著各種知識分子，但他們並不從事理科方面的研究，而是從事某種規律和時事政治方面的研究工作。
奈傑爾爵士跟這裡的主人傑里米·斯威亭教授在飯廳裡進了豐盛的晚餐後，教授把他帶到家中喝葡萄酒和咖啡。教授家在牛津外面一所令人滿意的房子裡。
“那麼，奈傑爾，”他擰開一瓶泰勒牌葡萄酒，舒舒服服地坐在書房的爐火前的時候，斯威亭教授說，“你有什麼事呀？”
“傑里米，你聽說過英國革命宣言這個東西沒有？”
斯威亭教授將葡萄酒舉到空中，盯著看了好長時間。 “聽我說，奈傑爾，這可真是個難題呀，你要是堅持讓我解釋一下的話，那這個晚上就過得一點意思也沒有了。你從哪兒聽來的？”
作為回答，奈傑爾爵士遞過去普雷斯頓的報告。斯威亭教授仔細地讀著，花去了一個鐘頭。奈傑爾·歐文知道，斯威亭跟約翰·普雷斯頓不一樣，教授不是到處跑的人。他不到市面上去，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對辯證唯物主義以及列寧關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去奪取政權的教導，都有很全面的了解。他所從事的和專心致志的就是閱讀、研究、歸納和分析。
“不簡單，”斯威亭還回報告時說，“不同的探討，不同的態度，當然，也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我們的結論卻是殊途同歸。”
“願意說說你的結論是什麼嗎？”
“當然了，還只是理論階段，”斯威亭教授歉意地說，“在風中搖擺的千萬根稻草，可能形成一個草垛，也可能形不成。但不管怎麼說，這一直是1983年6月以來我的觀點……”
他談了兩個小時。當奈傑爾爵士在後半夜被送回倫敦時，變得心事重重起來。
柯馬洛夫院士號停泊在格拉斯哥中心的芬尼斯頓碼頭，這樣，那裡的巨大吊車便可以在明早把水泵等裝到船上。這裡沒有海關檢查和移民手續，外國船員可以直接從船上登陸，穿過碼頭，進入格拉斯哥市內。
半夜時分，當斯威亭教授仍在侃侃而談之際，水手謝苗諾夫走下跳板，沿著碼頭走了100碼，躲開貝蒂酒吧外面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但仍然吵著再喝一杯的海員們，拐到芬尼斯頓大街。
他的樣子並不顯眼，穿著磨壞了的鞋，燈芯絨褲子，高領套頭毛衣和帶風帽的外套。一隻胳膊下夾著一個帆布袋，袋口被穿繩紮緊了。他穿過克萊德岸邊的鐵路橋，來到阿加爾大街，向左走下去，來到帕蒂克路口。他並不看地圖，一直向前走，來到海因德蘭路。走了1英里後，又來到另一條主要街道——大西路。幾天前，他就背熟了這個路線。
在這兒，他看了一下表，還有半個小時。從這兒到碰頭地點用不了10分鐘。他向左拐，朝著龐德旅館走去。旅館在划船湖的旁邊，離英國石油公司服務站100碼遠，他可以看到那裡的燈光。快到大西路和體思丹交叉處的汽車站時，突然看到了一幫人。他們正在汽車站的候車棚下笑著。現在是凌晨一點半。那裡有五個人。
在英國，有些地方管這種人叫流氓，或阿飛，但在格拉斯哥，稱他們為地痞。他想穿過馬路，但太晚了。其中一個人朝他大喊，其他人也跑出了棚子。他會說幾句英語，但他們那種大喊大叫的格拉斯哥中音使他一點也聽不懂。他們堵住了人行道，他只好走到馬路上。一個人抓住他的胳膊，朝他大喊大叫。那人哇啦哇啦喊的話是：“你——袋裡——裝的——什麼啊？”
但他聽不懂，所以，搖搖頭要走開。他們便一哄而上，拳頭像雨點一樣擂在他身上，他倒在路上了。他們開始踢他。他模糊地覺得有手拽他的帆布袋，便用兩手死命地把袋子抱在肚子前滾起來，任憑他們踢腦袋和腰部。
德文夏山坡俯視著這個交叉路口，山坡上是一排五層樓中級住宅，由黃色和灰色的石塊砌成。在一幢住宅樓的最頂層住著希爾威斯特太太，一位老寡婦，她一個人住著，患有關節炎，久久不能人睡。她聽到下面街上的喊叫，顫巍巍地下了床來到窗前。看到外面的情景，又晃悠悠地穿過房間趕到電話旁，撥了號碼999找警察。她告訴警察局的電話員趕快派警車到哪條街哪個路口；但電話員問她姓名和住址時，她卻撂了電話。可敬的人們，這些德文夏的人們真是可敬！他們不願把自己的名字暴露出去。
警察阿里斯台爾·克萊格和休·麥克白恩正在巡邏車中，在大西路上邊的希爾海德路上，突然聽到了呼叫。當時街上根本沒什麼車，30秒鐘便趕到了汽車站。這些地痞看到汽車燈光和車上的警報器，便不再去搶他手中的帆布袋，急忙跳過大西路與體恩丹路之間的草坪奪路逃走，巡邏車追不過去。當克萊格爬出巡邏車時，他們都逃得無影無踪，根本追不上了。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先顧受傷的人。
克萊格彎下身去看那人，那個蜷曲得像個胚胎嬰兒，昏迷不醒。
“救護車，休！”他向休·麥克白恩喊道，開車的麥克白恩已經在對著步談機講話了。 6分鐘之後，西區醫院的救護車開來了。在等救護車的幾分鐘裡，兩個警察按照慣例將受傷者丟在一邊不去理他，只給他蓋上一塊毯子。
救護車上的人把這個癱軟的人抬到擔架上，推進車尾。他們給他裹毯子時，克萊格拾起帆布袋，放在救護車的後部。
“你和他一起去，我跟著。”麥克白恩喊著說。這樣，克萊格也爬進了救護車。不到5分鐘，他們到了救護站。救護車將傷員直接送進大門，拐了兩個彎，來到救護室。因為是急診，沒有必要經過候診室。候診室通常都是收一些半夜送來的醉漢，給他們包紮一下必須及時處理的傷口。
克萊格等著麥克自思停好車，兩人在門口會齊。
“你去填入院表，休，我去看能不能找出名字和地址。”
麥克白恩嘆了一口氣。總是沒完沒了的表格。克萊格從地上拾起帆布包，跟著擔架車進入救護室。西區救護站的這個部分包括一條兩頭都有門的通道，十二個診察室，通道兩邊一邊六個，每個室都有門簾。十一個室用於診察患者，一個作為護士辦公室。護士辦公室是第十二個，緊靠著後門，擔架車就是從這個後門進來的。另一端的門上鑲有單面玻璃鏡子，通向候診室。能走動的傷員要在那裡等著輪流就診。
克萊格把麥克白思丟在櫃檯那邊填表格，自己走過帶鏡子的門去看昏迷的傷員。傷員正躺在那邊的擔架車上。急診室的護士給傷員初步檢查了一下，他還活著，於是讓擔架員把他推進一個診察室平放在一邊的長凳上，以便把擔架送回救護車。他們用的這間診察室正在護士辦公室對面。
年輕的值班醫生，印度人買哈達醫生被找來了。他讓擔架員把傷員上衣脫光（他看到傷員褲子上沒有滲出血），以便在X光檢查前，仔細檢查一下。然後，就去處理一個車禍傷員。
急診室護士給X光室打電話，但那裡沒空，說有空時就通知她。她坐上水壺，準備燒杯茶。警察克萊格知道傷員還處於昏迷狀態躺在那一邊，便拿起傷員的帶風帽上衣進入護士辦公室，把外衣和帆布包都放到桌子上。
“你的茶有多的嗎？”他以詼諧而自來熟的口吻說，夜班街道清掃工常常以這種口吻講話。
“也許有，”她說，“可我為什麼要浪費在你們這種人身上呢？”
克萊格笑了。他摸著帶風帽外衣兜，拿出一個海員工資證。上面有躺在對面屋裡的那個人的照片，並用兩種文字——俄文和法文寫著什麼。這兩種文字他都不懂。他不認識那種花體俄文，但是在法文欄裡，名字等都是羅馬體。
“他是誰呀？”護士一邊問一邊倒了兩杯茶。
“好像是海員，從上面看可能是俄國人。”克萊格沒有把握地說。格拉斯哥的一般公民被地痞打了是一回事，一個外國人，又是俄國人，被打了，事情可就嚴重了。為了弄清傷員是從哪條船來的，他把帆布袋倒出來。
裡面只有一件織得很厚的緊身套頭線衣，包著一個圓形旋蓋的菸絲筒，筒裡沒有煙，卻用一些棉花包著兩塊鋁盤，兩塊鋁盤中間是一塊直徑2英寸的灰色金屬盤。克萊格毫無興趣地看了看三個金屬盤，把它們放到棉花里，又擰緊了盒蓋，放在工資本的旁邊。他還不知道對面屋裡的傷員已經醒過來了，正從門簾縫裡看著他。他所知道的是，應該報告局裡，他手中有一名受傷的俄國人。
“用用你的電話，親愛的。”他對護士說，伸手去拿電話。
“別跟我親愛的親愛的。”護士喊道。她比這位21歲的警察要大得多。
警察克萊格開始撥號碼。正在這時，康斯坦丁·謝苗諾夫腦子裡是怎麼想的，永遠也不會知道了。他昏昏沉沉地、胡里胡塗地忍受著被踢的傷痛，但他清楚地看到一個穿黑制服的英國警察在走廊的對面，背朝著他。他看到警察手裡拿著他的工資本和指示他送到英國、交給坐在划船湖岸邊桌子旁特務的東西，他看到警察看他的東西（他自己都不敢打開那個菸絲筒），而現在又去打電話了。他也可能彷彿看到了警察局地下室那矮小的牢房……
警察克萊格首先感到的是，他被人用肘子推到一邊，一下子愣住了。一隻胳膊伸過來，抓起菸絲筒。他反應很快，扔下電話，一把抓住了伸過來的胳膊。
“你怎麼了，伙計……”他喊道，然後，以為這人一定是犯了幻覺病，牢牢地抓住他不放，想讓他安定下來。菸絲筒從俄國人的手裡晃掉了，摔到地上。謝苗諾夫盯了一下這位蘇格蘭警察，怕得要命，撒腿就跑。克萊格一邊順著走廊追過去一邊喊道：“餵，伙計，回來……”
小個子帕特森是個酒鬼。他的一生都獻身於品嚐酒廠產品的事業中了，從而失了業，並且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是一般的酒鬼，他的醉酒是相當有水平的。昨天，他從銀行中取出利息，就朝最近的一個酒館奔去，到半夜時，便不省人事了。到後半夜，他走路撞到電線桿上，掏出錢還要一大杯酒，但對方並不理他，他勃然大怒，揮起拳頭狠狠地給了對方一下子。
他剛做完X光透視，抱著骨折的手順著走廊向他的病床走來，突然看到一個人光著脊梁、滿臉傷血、從一個房間跑來，後面追著警察。小個子知道怎樣對待與自己處境相同的人。他不喜歡警察，他們總是把他從舒服的路邊陰溝裡拖出來，送到什麼地方又衝又洗。他讓前邊的人跑了過去，然後疾速地伸出一隻腳。
“你這個蠢驢！”克萊格咚地一聲摔了下去，嘴裡罵著。當他又站起來時，俄國人已經把他甩下十多碼了。
謝苗諾夫穿過帶鏡子的門，進入了候診室，沒有看到左邊通向外面的門，卻沖向了右邊較寬的門。這個門通向過道。他向右拐去，發現一輛車子向他推來，車子旁是一個醫生和兩個護士帶著吊瓶——買哈達醫生剛處理完的車禍傷員。車子堵住了過道，而後面又傳來了靴子跑動的聲音。
在他的左邊是一塊方廓，有兩個電梯門，一個門正要關，裡面空空的。他閃身鑽了進去，一進門就關上了。當電梯上升時，他聽到警察憤怒地砸著電梯門。他靠在壁上，悲傷地閉上雙眼。
警察克萊格急忙跑向樓梯向上跑，在每一層都檢查一下電梯門上的燈，電梯仍在上升。到最頂層——第十一層時，他汗流泱背、氣勢洶洶地喘著。
謝苗諾夫在十一樓出了電梯，朝跟前的一個門看了看，裡面睡著病人。旁邊還有一個門，開著並且通向一個樓梯。他跑過去，發現又有一條走廊，裡面只是洗澡間、炊具和儲藏室。走廊那一頭還有一個門，在這溫暖的夜晚，門開著。這個門通向屋頂平台。
警察克萊格丟失了目標，但他終於找到了最後一道門，來到夜晚的平台上。他閉了一會眼睛，使自己適應外面的黑暗。他模糊地看到一個人影在北邊護牆那兒晃動。他此時已不再生氣了。他想，如果我在莫斯科的醫院裡醒過來，也一定會驚慌失措的。他向那個黑影走去，伸出雙手錶明手中什麼也沒有。
“過來，伙計，哦，伊万，或者你叫什麼。你沒事兒，你頭上被人打了，沒事兒，跟我下去吧！”
現在，他的眼睛已完全習慣了。在下面路燈射來的微光裡，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俄國人的臉。那人看著他走過來，在離他有20英尺時，那人向下看了看，深吸了一口氣，閉上眼睛，跳了下去。
克萊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當他聽到那人砰的一聲摔到100碼以下的停車場上的聲音時，仍然不敢相信。
“哦，老天爺，”他說，“這下我可麻煩了。”
他用哆哆嗦嗦的手拿起步話機向局裡呼叫。
距離英國石油公司服務站100碼、距汽車站半英里的地方是划船湖，湖中央映著龐德旅館的倒影。在馬路便道邊上，有一溜台階通到下面的湖邊小路，在台階的下邊有兩條長木椅。
在那裡，一個穿著黑色摩托服皮夾克的人看了一下表。 3點了。約會時間是2點。遲到的寬限是一個小時。還有第二個預備碰頭地點——24小時後，在另一個地方，他將到那裡去，如果接頭人不露面的話，他只好再使用發報機了，他站起來走開了。
當他們追逐著穿過救護站候診室的時候，休·麥克白恩已經離開了那裡，到車裡去查一下發生搶劫和不明呼叫的確切時間。但他回來後首先看到的是他那同事又回到了候診室，臉色慘白而又驚恐不安。
“你查到他的名字和地址了嗎？”他問。
“他叫……是俄國海員。”克萊格說。
“哦，天啊，咱們知道這個就行，名字怎麼拼？”
“休，他……他剛才從樓上跳下去了。”
麥克白恩放下了筆，難以置信地盯著他的同事。接著，經驗起了作用——任何警察都知道，一旦出了什麼事，你自己要躲得乾乾淨淨的，不要莽撞行事，不要要小聰明，更不能自作主張。
“你通知局裡了嗎？”他問。
“咳，可能有人已經上路了。”
“咱們把醫生找來。”麥克白恩說。
他們找來了買哈達醫生。半夜收進這麼多病人，他已累得精疲力盡了。他跟著警察來到停車場，沒用兩分鐘就檢查完了，身體已崩裂，死了，沒有他的事了，他走了；兩個擔架員拿過一條毯子蓋上了。 30分鐘後，救護車將屍體送到了鹽市場附近瓊斯林廣場上的市停屍所。在那裡，會有人剝光其餘的東西——鞋。襪、腰帶、褲子、襯褲以及手錶——每一件都包好拴上標籤，準備家人來取。
在醫院裡還有不少手續要辦。雖然入院表實際上已經沒用了，但也要作為證據保存起來。兩個警察把死者的遺物也都包起來，拴上標籤，並列成表：帶風帽上衣，一件；套頭毛衣，一件；帆布袋，一個；針織厚線衣（套頭），一件；圓形菸絲筒，一個。
他們還沒有搞完時，大約在克萊格第一次呼叫後15分鐘左右，局裡的一個偵探和一個警士到了。他們都沒穿制服。他們要了一個辦公室，醫院便把行政辦公室借給了他們。他們開始向兩個警察了解情況。 10分鐘後，偵探派警土到車裡向值班局長報告。這時已經是4點鐘了，星期四，4月9日。但是在莫斯科已經是早晨8點了。
葉夫傑尼·卡爾波夫將軍等離開了莫斯科的主要公路而駛上通往雅辛涅沃的開闊公路時，才開始與司機葛利高利葉夫說話。顯然，這位30歲的司機知道他是將軍指名挑來的，何不討好將軍呢？
“你喜歡給我們開車嗎？”
“非常喜歡。”
“我聽說你最近給我的朋友菲爾比上校開車了？”
他稍停了一下。他媽的，他知道，已經有人告訴過自己，不能提這件事。
“哦……是的。”
“他過去總是自己開車，直到他犯了心髒病。”
“他跟我也是這樣說的。”
最好還是保持這個話題。 “你給他開車都到哪裡去過？”
長時間的沉默。卡爾波夫可以從反光鏡中看到司機的臉，顯然心中很矛盾，權衡著利害關係。
“噢，就在莫斯科附近。”
“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嗎，葛利高利葉夫？”
“沒有，就在莫斯科附近。”
“停車，葛利高利葉夫。”
海鷗車駛離了專用的中央車線，穿過朝南開的一些車輛，停在路旁。
“你知道我是誰嗎。司機？”卡爾波夫探過身子問。
“知道。”
“那麼，你知道我在克格勃的職位嗎？”
“知道，中將同志。”
“那就別跟我捉迷藏了，年輕人。你都給他往哪兒開車了？”
葛利高利葉夫深吸了一口氣。卡爾波夫知道他正在進行思想鬥爭。問題的關鍵是：是誰不讓他說出給菲爾比開車到哪兒去了呢？如果是菲爾比本人，卡爾波夫職位比他高；但是，若是地位更高的人呢？ ……實際上是巴甫洛夫少校，他把葛利高利葉夫嚇得夠嗆。他只不過是一個少校，然而，對於一個俄國人來說，第一總局的人總是一個未知數，克里姆林宮衛隊的一個少校可不是……然而，一個將軍畢竟是一個將軍。
“大多數都是去參加一些會，將軍同志。有些是在莫斯科中心的住宅樓，但我從來沒進去過，所以，沒有看到他確實進了哪所住宅。”
“有些在莫斯科中心……其他的呢？”
“主要的是，不，我想總是到外面朱可夫卡的別墅去。”
卡爾波夫想，黨中央別墅區。
“你知道是誰的嗎？”
“不知道，真不知道。他只是告訴我方向，然後我總是在車裡等。”
“參加這些會的還有誰呢？”
“只有一次，兩輛車一起到，我看到另一輛車裡的人出來走進別墅……”
“你認識他嗎？”
“認識。我來克格勃車隊以前，是部隊的司機。1985年，我總是給軍事情報處的一名上校開車。我們駐紮在阿富汗的坎大哈。有一次，他跟我那位上校一起坐在車後，他是馬爾琴柯將軍。”
卡爾波夫想，是這樣，原來如此，老朋友皮歐特爾·馬爾琴柯，顛覆專家。
“參加會的還有什麼人？”
“還有一輛車。我們司機在等著的時候常常閒聊，但那個司機很鬼，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給科學院的一個什麼院士開車。憑良心說，我就知道這些。”
“繼續開，葛利高利葉夫。”
卡爾波夫向後仰著，看著一掠而過的樹木。這麼說，他們有四個人，一起給總書記準備什麼。主管是黨中央或最高蘇維埃，另外三個人是菲爾比、馬爾琴柯和一個不知名的院士。
明天是星期五，是達官顯貴們儘早收攤到別墅去的日子。他知道馬爾琴柯的別墅靠近別列德爾基諾，離他的不遠。他也知道馬爾琴柯的弱點。他長出了一口氣。最好多帶點白蘭地，這將是一個長時間的會晤。
查理·福布司局長全神貫注地聽著警察克萊格和麥克白思的匯報，偶爾溫和地問一兩句問題。他毫不懷疑他們說的是真話，但長期在警察局工作也使他很清楚，有時講真話不一定就能救你的命。
這件事情很難辦。從條例上說，俄國人是在警察監護之下的，即或在醫療中，也是如此。在樓頂上，除了克萊格，沒有別人，沒有人證明他為什麼要跳樓。對於他這個局長來說，並不在乎為什麼不為什麼，不像別人那樣：假設這個人嚇壞了，由於一時陷入幻覺之中而失魂落魄。他所擔心的是他這個警察局長的前途。
要找到那艘船，要會見船長，正式驗明屍體，通知蘇聯領事。當然還要通知新聞界。討厭的新聞界，他們有人又要大作文章了，會碟蝶不休地說什麼警察暴行啊等等。更傷腦筋的是，他們會提出一些尖刻問題，使你無法回答。這個混蛋為什麼要跳樓呢？
4點半時，醫院方面再沒有什麼可做的事了。天一亮，各種機器就該動起來了。他命令他們都回警察局。
6點時，兩個警察寫完了長長的報告。查理·福布司在辦公室里處理例行手續。要查出（很可能白費勁）那個給999打電話的太太。通過警察局總機聽到麥克白恩呼叫的救護車上的兩個人已經寫出了報告，至少，一群地痞流氓毆打這個人的事實是不容懷疑的。
搶救室的護士講了經過，買哈達醫生也寫了報告，救護站門口的擔架員也證明看到那個光脊樑的人衝過候診室，克萊格在後面追趕。此後，誰也沒有看到他們兩個人是怎麼追到樓頂上去的。
福布司查出，在港口只有一艘蘇聯輪船柯馬洛夫院士號，便派了一名警察去通知船長來辨認屍體。他又叫醒了蘇聯領事。領事9點鐘才上班，當然免不了一頓埋怨。又通知了自己的警長和檢察官。在蘇格蘭，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包括有驗屍官。
死者的遺物都包起來送到了帕蒂克派出所裡（毆打事件發生在帕蒂克區），按照檢察官的指示鎖起來了。檢察官答應主持上午10點鐘的驗屍。查理·福布司伸了個懶腰，給食堂打電話，讓把咖啡和早點送來。
正當福布司局長準備書面材料時，警察克萊格和麥克白恩在他們的報告上簽了字，一起到食堂去吃早點。兩人都憂心忡忡。那個便衣偵探也跟他倆坐在一張桌子上。他倆向偵探傾訴著心中的痛苦。早點以後，他們得到准許，便回家睡覺去了。
他倆說的一些話促使那個偵探去到食堂外面的投幣電話，撥了一個號碼。他找的是偵探卡邁克爾。卡邁克爾正在刮臉，滿臉肥皂沫，他仔細聽完後掛了電話，心事重重地刮完臉。偵探卡邁克爾是特勤處的。
7點半時，卡邁克爾找到了探長。探長要參加10點鐘的驗屍。他問探長可不可以跟著去。探長說，那當然好了，10點在停屍所見。
8點鐘，在停屍所裡，柯馬洛夫院士號的船長和他那形影不離的政委看著錄像，熒屏上很快出現了謝苗諾夫的臉。他慢慢地點著頭，咕噥了幾句俄語。
“正是他，”政委說，“我們得見一見我們的領事。”
“9點鐘他將到局裡來。”陪他們的穿制服的警士說。兩個俄國人看來很震驚又很憂慮。警士想，失去了一個親密的水手，當然是很痛苦的。
9點鐘時，蘇聯領事被引進了局長福布司的辦公室。領事講著一口流利的英語。福布司請他坐下，講了昨晚事件的經過。他還沒有講完，領事便向他走過來。
“此事非同小可，”領事說，“我必須立即跟倫敦蘇聯大使館聯繫……”
有人敲門，船長和政委被領了進來。穿制服的警士陪著他們，但還有一個人跟進來了，這個人向福布司點了點頭。 “上午好，我可以聽聽嗎？”
“隨便坐吧，卡邁克爾。我想這事要有點麻煩。”
但是不然。船上來的政委進屋還不到10秒鐘，就把領事拉到一邊，緊張地在耳邊說了些什麼。領事道了聲對不起，就和兩個人退到走廊裡。過了3分鐘，他們又進來了。現在領事打起了官腔，但他說的不錯，當然要跟大使館聯繫。他敢肯定，警察局一定會使出吃奶的勁兒來袒護那幾個流氓的。柯馬洛夫院士號今天起錨，能不能把海員的屍體和遺物帶回列寧格勒呢？
福布司彬彬有禮，但又很強硬。警方要繼續調查和追捕當事人歸案，在這期間，屍體必須保存在停屍所，死者的所有遺物也要保存在帕蒂克派出所鎖著。領事點著頭，他懂得法律程序。這樣，他們離開了。
10點鐘時，卡邁克爾來到停屍所。裡面，哈蘭教授正在消毒。他們的談話跟往常一樣，只是天氣啊、高爾夫球賽的前景啊，都是老生常談。幾英尺以外排水孔上面的平板上躺著謝苗諾夫那被打傷了又摔成肉餅的屍體。
“我看一下可以嗎？”卡邁克爾問。教授點了點頭。
卡邁克爾用了10分鐘看謝苗諾夫的遺體。他離開時，教授剛要開始解剖。他回到辦公室，往愛丁堡打了個電話。實際上，他是打給位於聖安德魯大廈的蘇格蘭家庭與健康部的，也叫做蘇格蘭辦事處。
他跟一位退休助理專員通了話。助理專員留在蘇格蘭辦事處只有一個目的：與倫敦的五局保持聯繫。
中午，戈登大街C分局四處三科的電話響了。布賴思拿起電話，聽了一會兒，便把電話遞給普雷斯頓。
“你的電話。他們不跟別人講。”
“誰呀？”
“愛丁堡，蘇格蘭辦事處。”
普雷斯頓接過電話。 “我是約翰·普雷斯頓……正是，你好。”他聽了幾分鐘後，眉頭皺了起來。他在便條上記下了卡邁克爾的名字。
“對，我想我得來一下。你能通知偵探卡邁克爾說，我乘3點鐘的短途飛機來，讓他在格拉斯哥機場接我，好嗎？謝謝。”
“格拉斯哥？”布賴恩問，“他們那兒出了什麼事？”
“哦，一個俄國海員從樓上跳了下去，我去看看，明天回來。可能什麼事也沒有。而且，這回我可以離開辦公室透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