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化冰消的春天快到了。但是，白樺和杉樹的枝權下仍然掛著長長的冰棱。雅辛涅沃第一總局大樓的八樓，也是最頂層上，一個人通過富麗堂皇的雙層玻璃窗，看著窗外的景象，越過一片冬天的樹海，隱約可以看見湖的西端。夏季，在莫斯科的外國使館人員會雲集那裡，盡情娛樂和消遣。
這是一個星期天的上午。葉夫傑尼·塞爾杰維奇。卡爾波夫中將本想跟老婆孩子到別列德爾基諾的別墅去，無奈像他卡爾波夫這樣身居要職的人，總有些事情要親自處理才行。今天，一個信使應該從哥本哈根回到這裡來。
他看了一下表，快中午了。信使遲到了。他從窗前轉過身來，嘆了一口氣，一屁股坐到桌前的轉椅裡。
葉夫傑尼·卡爾波夫今年57歲，就克格勃內部的職業情報官員來說，或者至少作為第一總局的官員來說，無論在地位上還是權力上，他都登峰造極了。雖然費道爾丘克升得更高，當上了主席，甚至在內務部也有職務，但他得跟著總書記的屁股後面轉，而且，他沒在第一總局裡待過，他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處理內部不同政見事務和民族運動問題上了。
但是，對於一位多年在國外為國盡忠的卡爾波夫來說，真是乾得夠棒的了——在蘇聯官場中總是一帆風順，扶搖直上。他瘦瘦的，顯得很健壯，真是有錢難買老來瘦啊！他衣著筆挺，是第一總局中有外快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中將，第一總局的副總局長。在國外情報方面，他是首屈一指的權威情報官員，相當於中央情報局的行動及情報處副處長或英國秘密情報局的奈傑爾·歐文爵士的地位。
幾年前，他接任這個工作時，總書記曾把費道爾丘克從克格勃主席的位置上調去主管內務部，由切布利科夫將軍接替主席。這樣，就剩下了一個空缺，切布利科夫是兩個第一副主席之一。
第一副主席的空缺給了克留什科夫中將，於是，他走馬上任了。然而不好辦的是，克留什科夫當時是第一總局的總局長，他還不想放棄這個有權勢的職務。他想一身兼二任。但他自己也意識到（卡爾波夫個人認為，這個人真笨得像塊木頭疙瘩），他不能同時在兩個地方——不能在捷爾仁斯基廣場中央的第一副主席辦公室，又在郊外雅辛涅沃的第一總局長辦公室。
後來的情況是，業已存在多年的第一總局第一副局長的職務變得越來越重要。只有具有相當領導才幹的人才能勝任該工作，這個職務，在第一總局中是人人羨慕的頭等肥缺。由於克留什科夫不再往在“村子”裡了（克格勃對雅辛涅沃的稱呼），從而使他這個第一副局長就顯得更重要了。
當在職的勃·斯·伊万諾夫將軍退休時，有兩個人可能成為接班人。一個是卡爾波夫，那時雖然有點年輕，但卻負責著6013室三處的工作。這個處負責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另一個是瓦迪姆·瓦西里葉維奇·基爾皮琴柯，已經很老了，也有資格，當時擔任著地下處處長。結果是基爾皮琴柯接了班。
作為一種安撫，卡爾波夫被晉升為有實權的地下處處長的職務。這把交椅他坐了兩年。
後來，在1985年早春，基爾皮琴柯乾了一件好事：他在薩多瓦亞至斯帕斯卡妮的環城公路上以160公里的時速奔馳時，他的車在前面一輛漏油卡車所漏的一灘油上打了滑而完全失去了控制。一周以後，諾沃戴維奇陵園舉行了一場無聲無息的私人葬禮。又過一周，卡爾波夫得到了那個職務，並從少將晉升為中將。
他很高興地將地下處處長的職務交給了老鮑利索夫。鮑利索夫當二號人物不知有多少年了，沒有人留神去算一算，無論如何，他也該接任這個工作了。
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他抓起聽筒。
“鮑利索夫少將同志要跟您講話。”
他想，真是說誰誰就到。他皺了一下眉頭。他有一部私人電話，並不通過總機。這個老同事從來沒打過這部總機電話，一定是從外面打來的電話。他告訴秘書說，從哥本哈根回來的人一到就帶進來，然後，把電話撥到外線鈕上，接通鮑利索夫的電話。
“巴維爾·彼得羅維奇，你今天好嗎？”
“我給你往家裡打電話，又往別墅打電話，路德米拉說你在辦公。”
“是啊，這沒什麼。”
卡爾波夫一直是慢慢地牽著這老頭兒的鼻子走。鮑利索夫是個老光棍兒，一個人生活著，他的周末加班比誰都多。
“葉夫傑尼·塞爾杰維奇，我得跟你見面談談。”
“當然可以，何必要問呢？你是想明天來呢還是我進城來？”
“今天行嗎？”
卡爾波夫想，這更怪了，這老傢伙一定是有什麼事。聽起來他好像是在喝酒。
“你喝醉沒有？巴維爾·彼得羅維奇？”
“我也可能醉了，”電話里傳來粗暴的聲音，“也可能一個人還得多多少少喝一點，特別是有事兒的時候。”
卡爾波夫明白了。不管怎麼說，事情是嚴重的。他改變了開玩笑的口吻。 “好吧，老大，”他爽快地說，“你在哪兒呢？”
“你知道敝舍嗎？”
“當然知道，你讓我來嗎？”
“對，那太感謝了，”鮑利索夫說，“你什麼時候來？”
“大約6點吧，行嗎？”卡爾波夫提議說。
“我準備好一瓶烈性伏特加。”鮑利索夫說完就掛了電話。
“根本不是為我。”卡爾波夫嘟噥道。跟別的俄國人不同的是，卡爾波夫根本不會喝酒。即使喝，也只喝高級的亞美尼亞白蘭地或蘇格蘭丹麥芽威士忌。這些酒都是在倫敦裝在信使袋中專門給他帶來的。他認為伏特加是討人嫌的，而烈性伏特加更是糟糕。
他想，這個週日的下午去別列德爾基諾算是吹了。他打電話告訴路德米拉說他回不來了。他沒有提鮑利索夫，只是說他脫不開身，得半夜才能回到他們在莫斯科中心的家中。
另外，他被鮑利索夫那種不尋常的粗暴搞得沒了情緒；他們一起共事很久了，他不好意思發脾氣。但是，一向老實巴交而又麻木不仁的人，出現這樣的情況未免有點反常。
星期日下午剛過5點，蘇聯民航的正常班機抵達倫敦希思羅機場。
在蘇聯民航的所有機組裡，都有一個人一身侍二主——蘇聯國家航空公司的克格勃。大副羅蒙諾夫不是克格勃人員，他只是一個交通員，不時地給同事們傳遞情報或出差辦事。
整個機組人員關閉了飛機，交給地面人員，便去過夜。第二天，他們還要飛回莫斯科。跟往常一樣，他們通過機組人員入口，海關人員草草地檢查了一下他們的背兜和手提包。有些人還帶著輕便半導體收音機，誰也沒有註意羅蒙諾夫挎著的索尼收音機。對於一個蘇聯公民來說，西方奢侈品是出國旅行的外快的一部分。雖然他們的外匯控制很嚴，但是盒式收錄機以及給在莫斯科的妻子買點香水之類，是必不可少的。
海關手續辦完了之後，他們便乘麵包車來到格林公園旅館，蘇聯民航經常在這裡下榻。在莫斯科，飛機起飛前三個鐘頭的時候，把半導體給了羅蒙諾夫的那個人一定知道，在希思羅機場是不大監視蘇聯機組人員的。英國反情報人員認為，儘管這樣可能釀成大錯，但與越來越廣泛的調查行動相比，這畢竟是小事一樁。
羅蒙諾夫進入房間之後，好奇心使他情不自禁地看了看那個半導體收音機，然後，聳了聳肩膀，將它鎖在手提箱裡，便到下面的酒吧間與其他機組人員一起喝點什麼。他清楚地知道，明天早飯以後他該干什麼。他要執行這個任務，然後將它忘得一干二淨。但他不知道，他回到莫斯科後，要立刻被隔離起來。
卡爾波夫的汽車把結著冰的路軋得咔咔響。剛好6點，他到了。他嘴裡罵著鮑利索夫，為什麼把周末小別墅選擇在這麼個鬼地方？
局裡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鮑利索夫是個怪人。在一個把個人主義和偏離正統思想（更不用說怪癖）都視為大逆不道的社會中，鮑利索夫卻是個例外，因為他的工作特別出色。他從少年時起就參加了秘密情報工作。在訓練學校和年輕情報人員用膳的飯廳裡，經常傳頌著他那些顛覆西方活動的離奇故事。
下了公路半英里後，卡爾波夫可以看到鮑利索夫度週末的小木房裡的燈光。其他人都渴望把周末別墅蓋在按等級劃分的特定區域內，大都在莫斯科以西，烏斯潘斯卡婭橋西邊的河岸轉彎一帶。鮑利索夫卻不然。他在首都的大東邊，在濃密的樹林裡。也喜歡像莊稼人的樣子，在傳統的小木屋中度過週末和假期。海鷗轎車停在板門前。
“在這兒等著。”卡爾波夫告訴司機說。
“我得把車掉過頭來，再找些木頭墊在輪子下面，不然會凍在地上的。”司機米沙嘟嘟噥噥地說。
卡爾波夫點點頭，爬了出來。他沒帶高筒套靴來，因為他沒想到雪會沒膝深。他磕磕絆絆地走到門前，把門打得山響。門開了，露出一盞橢圓形的黃光，顯然是一盞石蠟燈發出的光。門里站著巴維爾·彼得羅維奇·鮑利索夫，上著西伯利亞襯衫，下穿燈芯絨褲子，腳上穿著軟靴。
“你好像托爾斯泰小說裡的人物。”卡爾波夫說。他被引進客廳，裡面的磚砌爐子中呼呼地燒著拌子，使屋裡溫暖如春。
鮑利索夫一邊拿起卡爾波夫的大衣，把它掛在一個木橛上，一邊低聲說：“總比牢房要好得多。”他打開一瓶伏特加，濃得像糖漿，倒在兩隻矮腳杯中，兩人坐下來，中間是一張桌子。
“乾杯。”卡爾波夫舉起了杯，俄羅斯式的，食指和拇指捏著，小指直伸著。
“你幹。”鮑利索夫回答。兩人乾了第一杯。
一個農民老太婆，胖得像口缸，表情呆板，灰頭髮挽成一個髻，典型的俄羅斯大媽形象，她從後屋走進來，放下一些黑麵包、洋蔥、小黃瓜和奶酷塊，又一聲不響地離開了。
“好吧，老大，什麼事啊？”卡爾波夫問。
鮑利索夫比他大5歲，他不止一次地想道，鮑利索夫太像已故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了。他知道，在局裡，鮑利索夫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樣，同志們都很喜歡他，年輕人都很欽佩他；很久以前，就親呢地稱他為“老大”。這個稱呼，過去是指俄羅斯鄉村的頭人，現在是“老人”或“老兄”的意思。
鮑利索夫從桌子對面深情地看著他。 “葉夫傑尼·塞爾杰維奇，咱們認識多長時間了？”
“長得都記不清了。”卡爾波夫說。
“那麼，以前我對你說過謊嗎？”
“從來沒有。”卡爾波夫沉思著說。
“那麼，現在你能對我不說謊嗎？”
“哪兒的話？”卡爾波夫小心地說。這老傢伙的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呢？
“那麼，你在我的手下乾了些什麼？”鮑利索夫大聲地質問。
卡爾波夫仔細地考慮著他的話。 “你幹嘛不干脆地告訴我，你手下出了什麼事呢？”他反駁說。
“我傾家蕩產了，就是這麼回事。”鮑利索夫咆哮起來。 “你一定躲在後面，或者你知道。把我最好的人、最好的材料、最好的設備都一掠而空，還他媽怎麼讓我管這個地下處？苦心經營這麼多年……只幾天工夫，就全給划拉光了。”
他悶在肚子裡的事情一下子都迸發出來了。卡爾波夫坐下去，陷入沉思。鮑利索夫又往杯中斟滿酒。在克格勃這個八卦陣裡，他要沒有時刻警惕危險的第六神經的話，決不會爬得這麼高。鮑利索夫不是一個大驚小怪的人，他的話一定事出有因，但卡爾波夫確實不知道。他探過身來。
“巴維爾，”他說，開始用更親近的稱呼，“你剛才說，咱們交情多年了，相信我，我真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你別吵吵，說明白點兒。”
鮑利索夫雖然對卡爾波夫的保證半信半疑，但還是控制住了自己。 “好吧，”他說，好像在向一個小孩做解釋。 “首先，從中央委員會來了兩個混蛋，讓我把最棒的一個特務交給他們。這個人我已經親自培養了多年，我在他身上寄託著巨大的希望。他們說要派他去執行'重要任務'，這是怎麼回事呢？
“好吧，我把最好的人給了他們。雖然我不願意，但我給了。兩天以後，他們又來了，又要我那份'傳奇'。我花了10年的工夫才把它拼湊起來啊！打從那個倒霉的伊朗事件以後，我還從來沒受過這種氣。你還記得那個伊朗事件嗎？一提起它，我還餘悸未消哪！”
卡爾波夫點了點頭。那時，他還沒到地下處，但後來在地下處跟鮑利索夫一起工作的兩年裡，鮑利索夫曾經告訴過他。在伊朗國王末日的時候，中央委員會國際部決定，伊朗共產黨政治局要秘密地撤出伊朗，認為這是一個絕妙的主意。
他們抄走了鮑利索夫珍藏的文件，沒收了24份完好的傳奇和秘密履歷。鮑利索夫準備這些是為了進入伊朗，而不是撤出伊朗。
“把我搶得精光，”他當時曾喊叫道，“就是為了讓這些滿身蝨子的人逃到安全的地方。”
後來，他向卡爾波夫抱怨說，“那樣也沒使他們得好，霍梅尼上了台，共產黨被取締，我們再也不能在那裡搞什麼活動了。”
卡爾波夫知道，那個事件的餘恨還未消，但這個新問題確實有點奇怪。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這個命令必須通過他才能發出。
“你把誰給了他們？”他問。
“彼得羅夫斯基，”鮑利索夫不無遺憾地說，“沒辦法，他們要最好的，而他是別人所望塵莫及的。你還記得彼得羅夫斯基嗎？”
卡爾波夫點頭，他只管了兩年地下處，但他能想起最好的人的名字和正在進行的活動。他現在的職務使他知道每一件事。
“誰下的命令？”
“嗯，從手續上是中央委員會，但是上層……”鮑利索夫用手指一指天花板，意思是——天上。
“上帝？”卡爾波夫問。
“差不多。我們敬愛的總書記，至少，這是我的猜測。”
“還有什麼事？”
“有。拿走傳奇後，他們又來了。這回他們搞走了一個秘密電台的接收晶體，就是四年前你安插在英國的。所以，我想這事一定是你幹的。”
卡爾波夫的眼睛瞇了起來。他擔任地下處處長時，北約國家正在部署潘興11號地對地導彈和巡航導彈，而華盛頓則在世界各地進行煽動，妄圖故伎重演。這樣，政治局慌了。他接到命令，指示要抓緊在西歐縱深處派遣特務，策劃大量的破壞活動，製造敵視活動藉口。
為了執行這個任務，他在西歐安插了一些秘密電台，其中包括在英國的三個。攜帶和訓練使用這些電台的人都隱蔽得很深，命令他們，只有持有特殊密碼的人來與他們接頭，才能露面使用。這些電台是非常現代化的，在發報的同時還發出擾頻信號，要排除擾頻的話，接收機就需要一種程序晶體。這些晶體都鎖在地下處的保險櫃裡。
“哪一部發報機？”他問。
“你起名叫波普勒的那台。”
卡爾波夫點了點頭。他知道，所有的活動、特務和設備都有代號。由於他是英國通，對倫敦瞭如指掌，所以，他掌管的活動都用他個人起的代號，而這些代號都是以倫敦的地區命名的，而且都是三個字。他管安插在英國的三個電台叫哈克奈、肖迪奇和波普勒。
“還有什麼，巴維爾？”
“有，這些人得寸進尺，最後，他們還把伊戈爾·沃爾科夫要走了。”
沃爾科夫少校是行動指揮處的。當政治局認為直接出擊有點下不來台時，就可能讓東德人或保加利亞人去幹這些勾當，因而，行動指揮處，也叫五處，就越來越多地擔當起破壞活動了。
“他的任務是什麼？”
“通過國境線攜帶秘密包裹，特別是西歐。”
“走私？”
“對，走私。他是善於搞這一手的。那些地方的國境他很熟，海關、移民手續，怎麼混過去，他比我們搞來的人，乾脆說比我們所有的人都熟。他們把他也要去了。”
卡爾波夫站起來，探過身去，把兩手放在老人的肩上。
“聽我說，老大，我告訴你心裡話，這不是我搞的。我一點兒都不知道。但咱倆心裡明白，這一定是件大事，而且，把它捅開也是很危險的。你老老實實地待著，別走露風聲，把心放寬些。我要設法悄悄地查一查到底是怎麼回事和你什麼時候能把東西拿回來。至於你這邊，一定要守口如瓶，好嗎？”
鮑利索夫抬起雙手，雙掌朝前，做出一種無辜的樣子。 “你是知道我的，葉夫傑尼·賽爾杰維奇，我在俄國還要活到歲數最大呢！”
卡爾波夫笑了。他穿上大衣，向門口走去。鮑利索夫跟過來送他。
“我也認為你會活到那時候的。”卡爾波夫說。
當板門關上後，卡爾波夫敲了敲司機的車窗。
“跟著我，我想進去時再停下。”他說。他順著滿是雪的車道走著，不管雪沾到鞋上和褲腳上。夜晚的寒風刮到臉上，給他一種新鮮的感覺，也帶走了一些伏特加的酒氣。他需要清醒一下頭腦，考慮考慮問題。他聽到的這件事使他大為惱火。有人（他也知道是誰）正在英國搞一個行動，竟然把他——卡爾波夫，第一總局的第一副局長——踢到一邊。他在英國折騰了這麼多年，在那裡控制著特務。他認為，這至少應該是他的勢力範圍。
正當卡爾波夫將軍漫步雪地、陷於沉思之際，在倫敦，離卡爾。馬克思墓不到500碼的一套不大的住宅里，電話鈴響了。
“你在那兒嗎，巴里？”一個女人的聲音從廚房喊道。客廳裡，一個男人的聲音回答說：“在，我來接。”
那男人走到廳裡，拿起了電話。他的妻子仍在準備星期天的晚飯。
“巴里嗎？”
“我就是。”
“啊，星期天晚上打擾你，實在對不起，我是局長。”
“噢，你好，爵士。”
巴里·班克斯很驚訝。一個頭頭往手下人家中打電話，這種事不是沒有聽過，但很少見。
“聽我說，巴里，你平時上午幾點到查爾斯大街來？”
“大約10點，爵士。”
“你明天能提前一個小時到桑蒂納爾大樓來一下嗎？我有話說。”
“當然可以。”
“好吧，那麼，我9點見你。”
巴里·班克斯是五局查爾斯大街總部K分局七處的，但實際上他是六局的人，負責奈傑爾·歐文爵士與保安局之間的聯繫工作。他一邊吃著妻子為他準備的晚飯，一邊遐想著。奈傑爾·歐文爵士要幹什麼呢？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打來電話呢？
葉夫傑尼·卡爾波夫絲毫也不懷疑，在英國一定組織了一個秘密行動而且正在進行之中。他知道，彼得羅夫斯基在那個國家的內部扮成一個英國人來進行活動是得心應手的。從鮑利索夫卷宗裡抽出的那份傳奇正適合彼得羅夫斯基。波普勒電台隱藏在英國北部的米德蘭平原。如果沃爾科夫被調走是因為他具有向英國傳送包裹的特長的話，那麼，一定還有別的人被調出來，但那些人一定是鮑利索夫這個圈子外其他處的。
這些都毫不動搖地說明，彼得羅夫斯基到英國去是非常秘密的，或者已經去了。這沒什麼奇怪的，培養他的目的就是為這個。但令人奇怪的是：他這個堂堂正正的第一總局卻被束之高閣。明知道他是如此精通英國和英國事務，卻被蒙在鼓裡，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他回想起20年前在英國的情況。自從1967年9月份的一個傍晚以後，他一直泡在西柏林的一個酒吧間裡。英國的工作人員下班後常常到那裡去。作為一個機敏而又扶搖直上的“特工人員”，他當時被派到這里工作。
他看到酒吧的那邊有一個愁眉不展的小伙子，他的便裝和髮型說明，他是英國軍隊的人。他貼到這個孤孤單單的小伙子跟前，發現他是監聽站的操作手，在加圖皇家空軍服役，29歲，對自己當前的命運非常不滿。
在那年9月到1968年1月期間，卡爾波夫一直做這個皇家空軍人員的工作，先裝作是一個德國人（那是他的隱蔽身份），後來又承認是俄國人。事情很容易，容易得簡直令人懷疑。但卻是真的、確實的。克格勃全力以赴地討好這個英國人，使這個動搖的人仇恨他的服役和他的國家，從而同意為蘇聯效勞。 1968年夏天，卡爾波夫在東柏林親自訓練他，越來越了解他，也越來越鄙視他。這個人在柏林的逗留以及他與英國皇家空軍的合同快到期了，他要在1968年9月回英國並且轉業。他們建議他離開空軍後，設法在切爾股納姆國家電訊總局找個工作。他同意了，並於1968年9月如願以償地找到了工作。他的名字叫杰弗裡·普賴姆。
為了能繼續與普賴姆保持聯繫，卡爾波夫便以蘇聯大使館外交官的身份來到倫敦，繼續對普賴姆控制了三年。一直到1971年他回莫斯科時，才把他移交給接任者。這個成績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榮譽。他調回到三處時，升為少校。在三處，整個70年代他都掌管著普賴姆的情報。顯而易見，在任何情報單位裡，能夠搞來準確情報的活動都要受到重視和表揚，而這種表揚總是與該活動的主管官員分不開的。
1977年，普賴姆離開了國家電訊總局。英國人已經覺察到一些失密的地方，而且盤查得非常緊。 1978年，卡爾波夫又回到倫敦，這回他是使館的最高人物，職銜是上校。普賴姆雖然已經不在國家電訊總局了，但他仍是特務，卡爾波夫設法警告他要注意隱蔽。卡爾波夫指出，1979年以前的活動，一丁點兒馬腳都沒露出來。因而，有什麼意外的話，普賴姆就只能怪他自己了。
卡爾波夫生氣地想道，普賴姆要不是把他那骯髒的手伸向小姑娘的話，他如今還會是一個自由的人。他早就知道普賴姆這個人太輕浮。終於，由於犯了見不得人的強姦罪而引來警察登門。於是，他全坦白了，因為七條間諜罪而被判了35年。
但是，倫敦搞了兩次恩賜來抵消普賴姆事件的影響。 1980的一次酒會上，他被介紹給英國國防部的一位文職人員。起初，那人沒有聽清楚卡爾波夫的名字，在意識到他是俄國人之前，還跟他客套了幾句話。但知道之後，立刻改變了態度。從那人的無禮和冷漠，他覺察到，不管自己作為一個俄國人，還是一個共產黨員，那人對他都是深惡痛絕的。
他並沒有往心裡去，但很好奇。他了解到，那個人是喬治·貝倫森，又經過幾週的調查，發現那人是一個鐵桿反共主義者，但卻是南非的狂熱追隨者。他個人認為，可以使用蒙蔽的方法利用貝倫森。
1981年5月，他回莫斯科主管三處。他詢問有沒有親甦的南非特務。地下處提到，他們在那兒有兩個人：一個是軍官，叫格哈特，在南非海軍；另一個是外交官，叫馬雷。但是，馬雷在波恩待了三年，剛剛回到比勒陀利亞。
正是由於他控制馬雷有功，才使他於1983年春升為少將，並當了地下處的處長。他命令這個南非人要求到倫敦任職並以此作為他畢生工作的歸宿。 1984年，他遂願以求。卡爾波夫極端秘密地親自飛到巴黎向馬雷面授機宜。馬雷要培養喬治·貝倫森，吸收他為南非效勞。
1985年2月，基爾皮琴柯死後，卡爾波夫繼任他的職位。一個月以後，即3月，馬雷報告說貝倫森上鉤了。當月，貝倫森的第一批材料送了過來。這真是一個千金難買的聚寶盆。從那以後，他一直把貝倫森一馬雷行動當做處長的點來親自抓。兩年當中，他兩次到歐洲城市與馬雷親自會面，了解情況並向他表示祝賀。今天午飯時，信使將帶來貝倫森的最新材料，這些材料是馬雷寄到哥本哈根一個克格勃聯絡點的。
1978至1981年在倫敦期間還給他帶來了第二個好處。按照他的習慣，他給普賴姆和貝倫森起了自己的代號：普賴姆叫奈茨布里奇；貝倫森叫漢普斯特德。接著，又來了切爾希……
他很尊重切爾希，不像對普賴姆和貝倫森那樣，他鄙視那兩個傢伙。跟他倆不同的是，切爾希不是一個特務，而是一個熟人，一個在自己的國家機關里地位很高的人，一個跟他卡爾波夫一樣的人，也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一個與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國家和自己周圍環境的現實相結合的人。卡爾波夫從來都沒被那些西方的參考雜誌所迷惑，那些鬼參考只是為那些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中的情報人員而準備的。在他看來，只有政客們才生活在夢幻世界中，被他們自己的宣傳搞得昏頭昏腦。
他認為，情報人員應該在陰暗的街道上行走，利用謊言和欺騙來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如果他們一旦陷入了幻想的王國而不能自拔的話，就像美國中央情報局那些秘密人員常常犯的錯誤那樣，那麼，他們倒霉的日子也就不很遠了。
切爾希曾兩次暗示他，如果蘇聯一意孤行，那麼，就要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兩次都是對的。由於卡爾波夫及時地通知自己的人要警惕隨時可能降臨的危險，而事實又確實證明他是有先見之明的，因而，使他的身份倍增。
他停下來，讓自己的思路又回到當前的問題上來。鮑利索夫是對的。正是總書記本人在親自組織一個秘密行動，而且正在他鼻子底下的英國進行著，然而卻迴避著克格勃的任何一個人。他預感到危險。這老頭子根本不是職業情報工作者，只不過是在克格勃當了幾年頭頭。儘管自己的前途未卜，但自己應該搞清楚究竟在幹什麼。要小心，要十分小心！
他看了一下表，11點半。他讓車開過來，鑽了進去，向莫斯科的家中開去。
星期一上午9點差10分時，巴里·班克斯來到了秘密情報局的總部。桑蒂納爾大樓是泰晤士河南岸上一座巨大的方形大樓，有點過分花哨，大倫敦市政廳將它租給了政府的某個部，裡面的電梯都很古怪，下面幾層樓的牆圍子上都掛著嵌花壁飾，遮蓋著下面斑斑駁駁的瓷磚。
班克斯在門口出示了證件，一直上了樓。局長立即見了他，擺出一副平時對手下人既威嚴又和藹的樣子。
“你聽說過五局有個叫約翰·普雷斯頓的人嗎？”局長問。
“聽說過，爵士，但不熟，只是碰到過幾次，都是在戈登的酒吧里，去喝酒的時候。”
“他是C分局一處的一個科長，對嗎，巴里？”
“不是了。上週他已經調到C分局五處三科了。”
“啊，真的嗎？大突然了。我聽說他在一處幹得不錯啊！”奈傑爾爵士認為沒有必要告訴班克斯，他已經在聯合情報委員會上見過普雷斯頓，並且還讓他代表自己到南非跑了一趟。班克斯根本不知道貝倫森事件，也沒有必要知道。而班克斯呢，心裡很納悶，不知道局長腦子裡是怎麼想的；據他所知，普雷斯頓跟六局沒有關係。
“是大突然了，實際上他在一處只待了幾週，新年以前他是F分局一處的。後來，不知他乾了什麼事得罪了伯納德爵士，確切地說是得罪了布賴恩·哈考特·史密斯，於是被踢到C分局一處。然後，在4月，又被'嘿'地一下子踢走了。”
原來是這樣，奈傑爾爵士想道，得罪了哈考特·史密斯？可能嗎？值得懷疑。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他大聲說：“你認為他什麼事得罪了哈考特·史密斯呢？”
“我確實聽到一點，爵士，從普雷斯頓那裡。他不是對我講的，但我離他很近，能聽得到。那時他在戈登的酒吧里，大約兩週以前。他顯得有些不安。他花了幾年時間準備了一份報告，去年聖誕節前交上去了。他認為他的報告應該受到重視，但哈考特·史密斯卻把它打入冷宮。”
“嗯，F分局一處，正是極左黨派處，是不是？你瞧，巴里，我想讓你給我辦點事。對這事不要吵吵嚷嚷，要悄悄的。查出那份報告的登記號，從檔案室把它找出來，能辦到嗎？封到信袋里送到這兒，寫我親啟。”
班克斯又來到街上，還不到10點鐘，他朝北向查爾斯大街走去。
蘇聯民航機組人員吃早點時間很充裕。 9點29分，羅蒙諾夫大副向廁所走去。他曾到這個廁所來過，認准了該佔哪一間，是倒數第二個。倒數第一個已經有了人，並且閂上了門。他進入第二個，也閂上了門。
9點30分，他在一張卡片上寫了六個數字，放在隔板下的地面上。一隻手從隔板下伸過來拿走了卡片，在上面寫了什麼又退了回來。羅蒙諾夫將卡片撿起來，卡片背面寫著他盼望的數字。
對了暗號之後，他把半導體機放在地上，那隻手又伸過來，毫無聲息地把半導體拿了過去。外面，有人正在小便。羅蒙諾夫拉了一下水箱，打開門，過去洗手。直到那個小便的人離去，他才跟著出來。開往希思羅機場的麵包車正停在門口，機組人員中誰也沒有註意到他的索尼半導體機不見了，人家以為他裝在手提包裡了。第一隻包裹送完了。
中午前，巴里·班克斯給奈傑爾爵士打電話。這是內部電話，非常保險。
“事情很怪，奈傑爾爵士，”他說，“我查到了你要的那份報告的號碼，就到檔案室去拿。我跟那個檔案員很熟。他說確實歸了檔，但不在。”
“不在？”
“不在，借出去了。”
“誰借的？”
“一個叫斯旺頓的人，我知道他。奇怪的是，他是財務處的人，所以我問他能不能藉閱一下。這又來了第二個怪事，他不借，說他還沒用完。從檔案室登記來看，他已經拿去三週了。在他以前，另一個人還借過。”
“是廁所清掃工嗎？”奈傑爾爵士問。
“差不多。管理處的一個什麼人。”
奈傑爾爵士想了一會兒。要想永遠控制一份文件不外傳的最好辦法，就是自己或自己的親信把它藉來，永遠也不還。他深信，斯旺頓和另一個人一定都是哈考特·史密斯的人。
“巴里，你要找到普雷斯頓的私人地址，下午5點來見我。”
這天下午，卡爾波夫將軍坐在辦公桌旁，揉著自己又酸又硬的脖子。他昨晚沒有睡好。雖然路德米拉睡在身邊，但大部分時間他都沒睡著。天快亮時，他做出了決定。儘管他曾想利用日常工作之便把事情搞明白，但還是沒有改變這個決定。
英國秘密行動的幕後人是總書記，這是無疑的。但總書記除了自稱懂些英語之外，對英國一點也不了解。他一定依靠某個懂英國的人。這就有許多人嘍——外交部、中央委員會國際部、蘇軍軍事情報處、以及克格勃。但是，如果他迴避了克格勃，能不迴避別處嗎？
這樣看來，一定是一個私人顧問。他越這樣想，他所討厭的那個人的名字就越出現在他的眼前。多年以前，當他還年輕、正在一心進取的時候，曾經羨慕過菲爾比。人人都這樣過。但隨著歲月的流失，他步步登高，而菲爾比則每況愈下。他親眼看著這個英國叛徒頹廢成為一個酒鬼。事實上，自從1951年以來，菲爾比就沒有接觸過英國的精選文件（克格勃給他看的那些除外）。他1955年離開英國去貝魯特；1963年叛逃過來後，再也沒有到西方去過。 24年啊！卡爾波夫認為，他自己現在要比菲爾比更了解英國。
更有甚者是，他知道，總書記在克格勃的時候，對菲爾比印像很好。菲爾比那種舊時代的舉止，那種趣味，那種英國紳士情調，對現代社會生活——搖擺舞、摩托車和牛仔褲的厭惡，這些都與總書記的觀點一拍即合。曾經有幾次（卡爾波夫知道得很清楚），總書記都採納了菲爾比的意見而駁回了第一總局的意見。現在又何嘗不能如此呢？
最後，在卡爾波夫的目錄中，有那麼一條記載，有一次，僅僅一次，他曾經說過一句話——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想回國。僅僅這一句話，別的都姑且不論，就不能信任他，一點兒也不能信任。他想起了新年前克留什科夫宴會桌對面那張佈滿皺紋的笑臉。他那時說英國什麼來著？說什麼他（卡爾波夫）的部門過高地估計了政治穩定性？
他還想起了一些支離破碎的情況，又把它們歸納到一起。他決定查一查哈羅德·菲爾比先生。但他知道，處於他的這個地位上，什麼都要有記錄的。索取檔案、正式要求資料、打電話、往來信函都要登記。必須用非正式的、私人的形式，更不能留下文字。與總書記分庭抗禮是非常危險的。
約翰·普雷斯頓走在通往自己家的大街上，離自己的公寓大樓100碼時，突然聽到喊聲。他回過頭來，看到巴里·班克斯正穿過馬路朝他走來。
“你好，巴里，真是冤家路窄。你到這兒有什麼貴幹啊？”
他知道巴里是K分局的，住在北邊海格特區。可能是路過這裡到附近的艾爾伯特音樂廳去聽音樂會？
“我正等著你哪，真的。”班克斯說，並友好地一笑。 “是這樣，我的一個同事想見你。你不介意吧？”
普雷斯頓是有頭腦的，但並不疑神疑鬼。他知道班克斯是六局的人，但不知道誰要見他。他跟著班克斯穿過馬路走了100碼，班克斯在一輛停著的福特汽車前站住了，拉開後門，示意普雷斯頓往裡瞧。他看了看。
“晚上好，約翰，咱們聊幾句好嗎？”
普雷斯頓驚奇地鑽進車裡，坐在身著大衣的那個人旁邊。班克斯關上車門，悠閒地走開了。
“是這樣，我知道這樣見面有點怪，但還是見了，不想引起什麼風波，是不是？我只是覺得沒有一個適當的機會來謝謝你在南非的出色工作，一流的成績。亨利·皮埃納爾很感動。我也是如此。”
“謝謝你，奈傑爾爵士。”他暗想，這個狡猾的老狐狸究竟要幹什麼呢？當然不是為了謝謝我。但局長好像陷入了沉思。
“還有另一件事，”他終於開了口，似乎在竭力思考什麼，“巴里這個小伙子告訴我說，他注意到去年聖誕節時你針對本國的極左分子寫了一份非常有價值的報告。也許我搞錯了，但我想一定有一個外國勢力給他們提供經費，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但問題是，你的報告並沒有傳給我們。真可惜，竟有這樣的事。”
“報告被束之高閣了。”普雷斯頓緊接著說。
“對，對，巴里告訴我了。可惜，太可惜了。我倒想拜讀一下。能給我搞到一份嗎？”
“檔案室有啊！”普雷斯頓不解地說，“它倒是歸檔人庫了，但是還在呀，巴里去借來，封上交給你就行了。”
“說老實話，沒有了，”奈傑爾爵士說，“已經被人拿走了，被斯旺頓，而且他還沒用完，不交出來。”
“但他是財務處的啊！”普雷斯頓分辯說。
“對，”奈傑爾爵士不無遺憾地嘟噥說，“在他之前，管理處的一個什麼人還用過。幾乎可以認為，它會被弄沒的。”
普雷斯頓愣愣地坐在那裡。透過車窗，他可以看到班克斯在街上踱來踱去。 “還有一份，”他說，“我自己的，在我個人的保險櫃裡。”
班克斯給他們開車。傍晚，從肯辛頓到戈登的路上，就像爬一樣。一小時之後，普雷斯頓從車窗探進去，把報告交給了奈傑爾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