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在普雷斯頓的請求下，維爾揚和他在聯合大廈四樓的辦公室裡會了面。由於是星期天，幾乎整個大樓都歸他們所有了。
“那麼，下一步怎麼辦？”維爾揚上尉問。
“昨晚睡不著，我想了許多，”普雷斯頓說，“有些事情是不對頭的。”
“從北邊回來你睡了一路，”維爾揚不快地說，“可我得開車。”
“啊，但是你比我結實多了。”普雷斯頓說。
這話使維爾揚很高興。他為自己。的身體自豪，他經常堅持鍛煉。他變得隨和起來了。
“我想找另一名戰士。”普雷斯頓說。
“什麼另一名戰士？”
“跟馬雷一起逃走的那個。他從來沒提過他的名字。只是'另一名戰士'或'我的同志'，他為什麼不給他一個名字呢？”
維爾揚聳了聳肩。 “他認為無關緊要。在溫伯格醫院時，他一定會告訴當局的，以便通知家屬。”
“那是口頭的，”普雷斯頓若有所思地說，“聽他說的軍官們可能很快就被遣散為老百姓。只有書面的東西才能留下來，他提到了但又沒有名字。我想找出另一個戰士。”
“但是他已經死了，”維爾揚分辯說，“他42年前就埋在波蘭森林的墳墓裡了。”
“那我就找出他是誰。”
“可是，我們從哪兒開始呀？”
“馬雷說在那個集中營裡只靠紅十字會食品包維持生命，”普雷斯頓說，似乎在冥思苦思，“他還說是在聖誕節以前逃走的。這必然使德國人感到不安，通常是全體都要受到懲罰——失去特殊照顧，包括不給食品包。所有的人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那個聖誕節的。我們能不能找到其中的某個人？”
在南非沒有舊戰俘協會，但有一個退伍軍人聯誼會，包括那些打過仗的人。這個組織叫鋼盔協會。鋼盔協會成員的每個分會的會議室叫做“彈洞”，負責人叫“老牛”。普雷斯頓和維爾揚每人用一部電話，分別與南非每一人“彈洞”聯繫，設法找到一個在344號集中營待過的人。
這是很麻煩的。那所集中營裡的11000名戰俘中，大部分來自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或美國，南非人很少。而且，過去了這麼多年，許多人都死了，鋼盔協會的成員中，有的到高爾夫球場去了，有的不在家。有些人歉意地否認，有的給出了一些主意，結果仍然到處是死胡同。太陽落山時，他們歇手了。
星期一上午又接著幹。到中午時，維爾揚才喘了一口氣。他在開普敦找到一位退休的肉類加工商，維爾揚和他講著南非語。他用手摀上話筒說：“這個人說，他在344號集中營待過。”
普雷斯頓接過電話。 “安德森先生嗎？啊，我叫普雷斯頓。我正在對344號集中營進行一些研究工作。謝謝，太好了……啊，我相信你在那兒待過。你還記得1944年聖誕節嗎？兩個南非戰士在外面的工地逃走了……啊，你確實記得。對，我肯定是相當糟糕的……你記得他們的名字嗎？啊，不住在一個屋？是啊，當然了。那麼，你記得南非國民大會組織負責人的名字嗎？……羅伯特准尉。全名是什麼……請仔細想一想……什麼？瓦爾特？你能肯定嗎？太感謝你了！”
普雷斯頓放下電話。 “瓦爾特·羅伯特准尉。我們到軍事檔案館去，好嗎？”
他們找到了南非軍事檔案館。出於某種原因，它附屬於教育處，坐落於比勒陀利亞的維薩治大街20號。名單中有100多個姓羅伯特的，有19個人是以瓦字打頭的，7個人叫瓦爾特，但都對不上。把瓦字打頭的人都查了一遍，也是一無所獲。普雷斯頓在羅伯特的捲宗裡，從字母A開始查起，他很走運，一個小時之後，他查到傑姆斯·瓦爾特·羅伯特在第二次大戰中是一位準尉，在圖卜魯格被俘，囚於北非、意大利，最後在東德。戰後一直在部隊供職，升為上校，1972年退休。
“你最好為他活著做禱告。”維爾揚說。
“如果他還活著，一定拿退休金，”普雷斯頓說，“負責退休的人一定知道他。”
確實如此。瓦爾特·羅伯特上校正在奧蘭治維爾度秋假，那是約翰內斯堡以南100英里處的一座小鎮，位於湖泊和森林之中。當他們出來時，外面的維薩治大街上，天已經黑了。他們決定第二天早晨開車去。
這是一幢整潔的平房，開門的是羅伯特太太，她看了看維爾揚上尉的身份證，顯得有點吃驚。
“他到湖上餵鳥去了。”她告訴他們，並指了指路。他們發現這位老軍人正在用麵包渣餵水鳥。他們走近時，他站了起來，並看了一下維爾揚的身份證，點點頭，好像在說：“說吧！”
他已70多歲，身板挺直，穿著花呢套服，棕色皮鞋，打得很亮，上唇一縷白胡。他認真地聽普雷斯頓提問題。
“我當然記得。那個德國軍官大發雷霆，朝著我吼個不停。為這事，全屋的人都丟了紅十字包，這兩個年輕的傻瓜蛋。1945年1月22日，我們向西撤退，4月底被解放了。”
“你還記得他倆的名字嗎？”普雷斯頓問。
“當然，什麼名字也不會忘的。兩個人都很年輕，大概20來歲的樣子。都是下士，一個叫馬雷，一個叫布蘭特，弗利基·布蘭特。兩個都是南非人，但記不得他們的部隊番號了。當時我們都裹得嚴嚴的，有什麼就都穿上，根本看不到兵團的標識。”
他們熱忱地感謝他，又駕車回比勒陀利亞，又來到維薩治大街進行第二輪查詢。不巧的是，布蘭特是個荷蘭名字，同音異字的很多，一共有幾百個類似的名字。
到傍晚時，在檔案館人員的協助下，他們找出了六個叫布蘭特的下士，他們都死了。兩名在北非的戰鬥中陣亡，兩名在意大死去，一名死於登陸艦傾毀。他們打開第六名的捲宗。
維爾揚目瞪口呆地望著打開的捲宗。 “真是怪事！”他輕聲地說，“誰幹的呢？”
“那誰知道？”普雷斯頓回答說，“但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
卷宗裡空空如也。
“真對不起，”在開車送普雷斯頓回伯格斯帕克的路上，維爾揚說，“看來是山窮水盡了。”
當晚很晚的時候，普雷斯頓在旅館裡給羅伯特上校打了個電話。 “上校，又麻煩你了，真對不起。你是否記得布蘭特在那個營房裡有沒有什麼要好的同伴或朋友？我個人的經驗是，在軍隊中總會有一個要好的同伴的。”
“你說得很對，通常是這樣的。現在我一時想不起來。讓我睡覺時好好想想，如果我想起什麼，明早打電話告訴你。”
早飯時，熱心的上校給普雷斯頓打來了電話。他在電話中講得很乾脆，如同向司令部報告一樣：“想起一點兒。那些營房都是按100人蓋的，但我們都像沙丁魚一樣擠在那裡面，一個營房裡住200多人。有些人住在地板上，有些人擠在鋪上睡，什麼也沒有，你知道，什麼辦法也沒有。”
“我明白，”普雷斯頓說，“布蘭特呢？”
“跟另一個下士睡一個鋪，叫萊文森，皇家德本輕步兵。”
“你說什麼？”
“萊文森是皇家德本輕步兵團的。”
這回在維薩治大街查得很快。萊文森不是普通的名字，叫的人不多。 15分鐘後，檔案就找出來了。他的名字叫麥克斯·萊文森，生於德本。戰爭結束時，他退伍了，所以沒有撫卹金，沒有通信地址。但知道他是65歲。
普雷斯頓在德本電話號碼簿上查找著，同時，維爾揚讓德本警察從他們的檔案中找這個名字。維爾揚先找到了。
麥克斯·萊文森在海邊開了一個小旅館。維爾揚打電話找到了萊文森太太。她肯定說，她丈夫在344號集中營待過。但現在她丈夫釣魚去了。
他們等他回來，無聊地轉著大拇指。直到天黑，他才回來。普雷斯頓跟他談起來。這位旅館老闆從東海岸通過電話線傳來開朗洪亮的聲音：“我當然記得弗利基。這個混蛋小子逃到了樹林裡，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他怎麼了？”
“他是哪兒的人？”普雷斯頓問。
“東倫敦。”萊文森毫不猶豫地說。
“他的出身怎麼樣？”
“他講得很少，”萊文森回答說，“當然是南非人嘍，南非語講得很流利，英語很糟，勞動家庭。啊，我想起來了，他說過他爸爸是那裡鐵路的扳道員。”
普雷斯頓跟他說了再見並轉向維爾揚說：“東倫敦，咱們能開車去嗎？”
維爾揚嘆了一口氣。 “我看不行，”他說，“幾百英里。我們的國家很大，普雷斯頓先生。你果真想去的話，咱們可以明天坐飛機去。我可以安排一個警車和一個司機去接咱們。”
“沒有標記的車，”普雷斯頓說，“穿便衣駕駛。”
雖然克格勃總部是在莫斯科市中心捷爾仁斯基廣場2號的“中心”，雖然那幢樓並不小，但是，要把這個龐大機構的總局。局、處的一些機關放到這裡，仍然顯得很狹窄。所以，下屬的分部就到處都是了。
第一總局坐落在莫斯科外環路的雅辛涅沃，幾乎在城的正南方。差不多第一總局的全體都在這座現代化的、鋁和玻璃的八層大廈裡，形狀像一個三個尖的星，如同本茨牌汽車的標識一樣。
這座大廈是芬蘭人承包建築的，準備作為中央委員會的國際部。但竣工之後，國際部的人不喜歡它。他們想離市中心近一點。於是，就給了第一總局。由於它位於城外，遠離人們那敏銳的耳目，所以，非常適合第一總局使用。
第一總局的成員，即使在國內，身份也是保密的。由於他們必須（或者已經）到國外去擔任外事工作，最忌諱被那些鼻子尖尖的旅遊者看到他們從第一總局走出來，或不知不覺被拍照。
然而，在第一總局裡有一個很秘密的局，它並不在雅辛涅沃。如果第一總局是秘密的話，那麼，裡面的這個S局，或叫地下局，就是絕密的。裡面的人員不但見不到第一總局裡的同事們，連他們內部互相之間也從不見面。他們的訓練和教導都是單獨進行的，只是一個教導員一個學生。每天早晨他們並不到辦公室簽到，否則就會互相見面了。
從蘇聯的心理觀點看，原因很簡單。俄國人對秘密和背叛有一種偏見——這與共產主義沒有什麼特殊關係，而是源於沙皇時代。 “特務”，就是男人，有時也有女人，經過嚴格的訓練，然後，派遣到國外去，以極端隱蔽的身份生活在那裡。
然而，“特務”被捕並且與人家合作了，變了節，便會交待一切。所以，他們知道得越少越好，不言而喻，一個人不可能出賣他不知道的事或不認識的人。
因而，那些“特務”都住在莫斯科中心一些用木板隔開的幾十個住宅里。他們單獨匯報，單獨訓練和單獨下指示。為了接近自己的“手下人”，S局的局長仍然把辦公室設在捷爾仁斯基廣場。他的辦公室設在七樓，比主席切布利科夫高三層，比第一總局副主席契涅夫將軍和克留什科夫將軍高兩層。
3月18日，星期三，下午，正當普雷斯頓與麥克斯·萊文森談話時，有兩個人來到S局局長的密室。局長是一位老軍人，畢生從事秘密諜報工作。他看了他們出示的東西後，顯出不高興的樣子。
“只有一個人適合這個工作，”他小氣地說，“這個人很出色。”
中央委員會來的兩人中的一個拿出一張小卡片。 “好，少將，請您從現在開始讓他離職，叫他到這個地址報到。”
局長不高興地點點頭。他知道這個地址。這兩個人走後，他再次回想起他們的權威性。是的，是來自中央委員會。雖然他們沒這麼說，但是他知道，這個命令是從哪層人物來的。他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這是一個非同一般的特務，是他所訓練的最好的特務。失去這樣一位傑出的、訓練有素的特務，心裡真不是滋味。但在這樣的命令面前，沒有二話可說。他是一個職業軍人，對命令是不能打問號的。他按了一下內部聯絡器。
“告訴瓦列裡·彼得羅夫斯基到我這兒來報到。”他說。
從約翰內斯堡到東倫敦的第一次飛機準時到達了本舒曼機場。機場很小，但很整潔，漆成藍色和白色。這是南非第四大貿易城市和港口的機場。警察局的司機正在停機坪上等他們，把他們領到停車場，坐進一輛沒有標記的福特牌轎車。
“上尉，到哪兒？”他問。維爾揚用眼睛問普雷斯頓。
“鐵路局，”普雷斯頓說，“具體說就是管理處。”
司機點點頭，車開了。東倫敦的現代化車站位於艦隊街。在車站的正對面是一排破舊的二層樓，刷成綠色和乳白色。這就是管理處。
在裡面，維爾揚亮了一下非常管用的證件，馬上被領進財務處長的辦公室。處長聽著普雷斯頓的問題。
“對，我們向本局所有活著的退休鐵路員工開支，”他說，“叫什麼名字？”
“姓布蘭特，”普雷斯頓說，“遺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許多年以前，他是一個扳道工。”
處長找來一個助手。他們穿過幾條黑暗的走廊來到卡片室。那個助手查了一會兒，抽出一張退休卡片。
“就是他，”他說，“我們就這麼一個人，三年前退休的。庫斯·布蘭特。”
“他多大歲數？”普雷斯頓問。
“63歲。”助手朝卡片掃了一眼說。普雷斯頓搖了搖頭。如果弗利基·布蘭特跟簡·馬雷的歲數差不多的話，他父親要大約老30歲，可能90多歲了。
“我們找的人現在大約90歲了。”普雷斯頓說。
處長和助手都肯定地說，再沒有別的退休的布蘭特了。
“那麼，你們能不能給我找三個活著的、歲數最大的領退休金的人？”
“卡片不是按歲數排的，”助手反駁說，“是按字母順序排的。”
維爾揚把處長拉到一邊，咬著耳朵用南非語說了些什麼。他的話立即生效，處長顯出受震動的樣子。
“找，”他說，“一張一張地查。1910年以前生的。我們在辦公室等著。”
花了一個鐘頭。助手拿來了三張退休卡片。
“一個78歲，”他說，“但他是行李員。一個80歲，過去是清潔工。這個77歲，過去是編組車場扳道工。”
這個人叫弗利，住在奎格奈。
10分鐘後，他們駕車來到奎格奈。這是東倫敦的一個老區，有50多年了。一些破舊的平房已被修修補補過，其他的東倒西歪、破爛不堪。這裡是白人工人貧民窟。從這裡可以聽到穆爾大街那邊的鐵路車間以及扳道場的叮叮噹當聲；在那裡，一輛輛巨大的貨車被編成組，將東倫敦碼頭上的貨物，經過彼得茨堡，運到內陸的德蘭士瓦省。他們在穆爾大街上找到了那所房子。
一位黑人老太婆開了門，佈滿皺紋的臉像個胡桃核，白髮在腦後紮成一團。維爾揚用南非語跟她講話。老太婆指著遠處，說了幾句什麼，便咣的一聲關上了門。維爾揚陪著普雷斯頓回到車中。
“她說他到機關去了。”維爾揚對司機說，“知道她說的是什麼意思嗎？”
“知道。舊的鐵路機關，現在叫特恩布里停車場，在帕特森大街。是鐵路工人的娛樂場。”
那裡是一個大停車場，有一大片二層樓房，旁邊毗連著三個保齡球草坪。他們穿過一道道門，從一排司努克球檯和電視之間經過，最後來到一個鬧哄哄的酒吧。
“弗利老爹在嗎？”
侍者說：“在，他在那邊看保齡球呢。”
他們在一個草坪上找到了老人，他正坐在那裡慢慢地喝著啤酒，曬著秋天的太陽。普雷斯頓提出了問題。
老人盯著他看了一會兒，點了點頭。 “是啊，我記得喬·布蘭特。他死了好多年了。”
“他有個兒子，叫弗利基。”
“一點不錯。天啊，小伙子，你們又使我回到了許久以前的年代。他真是個好孩子。放學後，有時到車場來，喬總是讓他坐到編組機車裡。在那時候，對孩子來說，這是多麼難得的優待啊！”
“那是30年代中期吧？”普雷斯頓問。
老人點頭。 “大約是那時。是在喬和他搬家來後不久。”
“在1943年前後，弗利基去打仗了。”普雷斯頓說。
弗利老爹用帶眼屎的眼睛瞧了他一會兒，竭力回想50年以前那平平淡淡的生活情景。 “對，”他說，“那孩子再也沒回來。有人告訴喬說，他死在德國什麼地方了。這消息使喬痛不欲生。他指望著那孩子，替孩子安排了遠大前程。他精神失常了，戰後那個電報來了後就失常了。他在1950年死了。我一直認為是心瘁而死。過不久，兩年左右吧，他老婆也沒了。”
“你剛才說'喬和他家搬來後不久'，”維爾揚提醒說，“他們是從南非哪個地方搬來的？”
弗利老爹顯得不解的樣子。 “他們不是從南非什麼地方搬來的。”他說。
“他們一家人都是南非人啊！”維爾揚重複說。
“誰告訴你的？”
“部隊說的。”維爾揚說。
老人笑了。 “我想小弗利基在部隊報名時一定是說他是南非人才被通過的，”他說，“其實不是那樣，他們是從德國搬來的。是移民，大約在30年代中期。喬一直到死也總說不好南非語。當然孩子說得好，在學校學的。”
他們回到停車的地方時，維爾揚問普雷斯頓：“還去哪兒？”
“在南非，移民檔案存在哪兒？”
“在聯合大廈地下室，跟國家檔案室挨著。”維爾揚說。
“咱們在這兒等著，檔案室的人能給咱們查一下嗎？”普雷斯頓問。
“可以。咱們到警察局去，那兒電話好打。”
警察局也在艦隊街，是一座黃磚砌成的堡壘，四層，窗戶都是不透光的。右邊是卡夫拉利安步兵操練廳。
他們打了電話並在那兒的食堂吃了飯。
同一時間，比勒陀利亞的一位檔案館工作人員犧牲了自己的午休時間，查閱著檔案。值得慶幸是，所有的檔案都存在電腦中，檔案號很快就出來了。工作人員抽出檔案，打了一份簡歷，附到電傳中。
在東倫敦，普雷斯頓和維爾揚正喝咖啡時，電傳送來了。維爾揚逐字逐句地譯過來。
“天啊，”他譯完後，說，“誰能想得到呢？”
普雷斯頓似乎在沉思。他站起來走到在另一張桌子上吃飯的司機旁。 “在東倫敦有猶太教堂嗎？”
“有。在花園巷，離這兒20分鐘路。”
這所猶太教堂漆成白色，黑圓頂，上面裝著大衛之星。在這星期四的下午，裡面空蕩蕩的，只有一個黑人守門人。他穿著一身舊軍大衣，戴著絨線帽。他告訴了他們布魯姆教士在郊區的地址。剛過3點，他們便來到教士的門口。
教士本人開了門。他50多歲、身高體壯、蓄著鬍子、鐵灰頭髮。看一眼就行了，他太年輕。
普雷斯頓作了自我介紹。 “你能告訴我你的前任教士是誰嗎？”
“當然可以，是沙皮羅教士。”
“他還活著嗎？到哪兒能找到他？”
“你最好還是進來吧！”布魯姆教士說。
他領他們進了屋，穿過一條走廊，打開盡頭的門。裡邊是一間臥室，房間裡，一位老人坐在煤氣火爐前，呷著紅茶。
“所羅門叔叔，有人來找你。”他說。
一個小時以後，普雷斯頓離開了這家，去找維爾揚。維爾揚已經先回到了車裡。
“去機場。”普雷斯頓告訴司機，轉而對維爾揚說：“明早能安排我與皮埃納爾將軍見面嗎？”
那天下午，蘇聯軍隊中又有兩個人被抽出來執行特殊任務。
在莫斯科以西100英里處，剛好在通向明斯克公路邊的一片樹林裡，有一片綜合大樓和一些盤形天線，這是蘇聯的一個監聽站，接收華沙條約軍事單位的電波和外國電波，也接收蘇聯國土以外其他政黨之間的通訊信號。綜合大樓有一個部分被隔離開來，這是克格勃專用的。
被調出的兩個人中，有一個是準尉無線電操作手。
中央委員會的人離去後，主管的上校對他的副職埋怨道：“這個人是我這兒最棒的，真是好樣的，給他設備的話，他連加利福尼亞的蟑螂搔屁股的聲音都能收來。”
另一個被調離的人是蘇軍的一名少校。他很少穿軍裝，如果他穿軍裝的話，他的領章可以表明他是砲兵的，與其說他是個軍人，還不如說他是個科學家。他在研究部軍械處工作。
大家在皮椅中坐下後，皮埃納爾將軍問道：“那麼，我們的簡·馬雷大使有罪沒有啊？”
“有罪，”普雷斯頓說，“很嚴重。”
“普雷斯頓先生，我想，最好還是讓我聽聽證據。他在哪兒犯的錯？在什麼地方背叛的？”
“哪兒也沒有，”普雷斯頓說，“他一步也沒走錯。你看過他寫的自傳嗎？”
“看過，像維爾揚上尉說的那樣，從他出生到現在，每一件事我們都查過了。我們沒有發現不符合的地方。”
“沒有不符合的地方，”普雷斯頓說，“他那些童年時代的故事的每個細節都是真的。我相信他今天也能把他的童年時代說上五個鐘頭，不會有重複的地方，也不會錯一個細節。”
“這是真的，經得起推敲的都是真的。”將軍說。
“對，都經得起推敲，直到兩個年輕戰士在西里西亞從德國卡車車尾逃走為止，在這以前都是真的。從那以後就全是謊言了。讓我從另一角度從頭解釋一下，就是和簡·馬雷一起逃的那個人——弗利基·布蘭特的故事。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國上台。1935年，在德國有一名叫喬·布蘭特的人來到柏林的南非公使館，要求給以同情並恩准簽證。因為他們是猶太人，面臨著被殺害的危險。聽了他的請求後，公使館便給他們全家簽發了移居南非的簽證。你們的檔案館證明，確實有他的申請和簽發的簽證。”
“是這樣的，”皮埃納爾將軍點頭，“在希特勒時代，有好多猶太人移居南非。南非在這方面的記錄是很好的，比一些國家要強一些。
“1935年9月，”普雷斯頓繼續說，“喬·布蘭特帶著妻子伊爾絲、10歲的兒子弗利基在不來梅港上了船，六週以後抵達東倫敦。那時，那裡有許多德國人，猶太人很少。他決定定居下來並在鐵路上找了個工作。一位好心的移民官員把這一家的情況通知了當時的猶太教士。
“當時的教士叫所羅門·沙皮羅。沙皮羅是一位生氣勃勃的年輕人，他拜訪了這一家並竭力勸導他們參加當地的猶太社會生活。他們拒絕了，教士估計，他們想過著非猶太人的生活。他感到很掃興，但並不懷疑他們。
“後來，1938年，那個孩子，即已經南非化了的弗利基13歲了，該行成人禮了，即一個猶太兒童到了長大成人的年齡了。可是，由於布蘭特想非猶太化，這對只有一個兒子的猶太家庭來說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雖然他們沒參加猶太社團，沙皮羅教士還是來徵求一下他們的意見，是否讓他來主持弗利基的成人禮。他們說了一句刺耳的話，於是，沙皮羅產生了懷疑。”
“產生了什麼懷疑？”將軍不解地問。
“他懷疑他們不是猶太人，”普雷斯頓說，“昨天晚上他對我說了。在行成人禮時，孩子要受教士的祝福，但首先要使教士相信孩子是猶太人。按猶太人的信條，這要取決於母親，而不是父親。母親必須出示一份文件，叫做血統書，證明她是猶太人。伊爾絲·布蘭特沒有血統書。這就沒有必要行成人禮了。”
“這麼說來，他們是靠偽證來南非的？”皮埃納爾將軍說，“這麼長時間了。”
“還不僅如此，”普雷斯頓說，“我還不能證實這點，但我相信我是對的。喬·布蘭特告訴你們的公使館說，他正面臨著被蓋世太保殺害的危險，這話是真的。但不是因為猶太人，而是因為他是個軍人，是德國共產黨的積極分子。他知道，如果他講了真話，他是得不到簽證的。”
“說下去。”將軍鬱鬱不快地說。
“他的兒子弗利基18歲的時候，已經完全被他父親的隱蔽思想所灌輸，成了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決心為共產國際而奮鬥。
“1943年，這兩個年輕人加入南非軍去打仗。杜威爾斯克魯弗的簡·馬雷是為了南非和英聯邦而戰；然而弗利基卻是為了他的信仰的祖國——蘇聯而戰的。
“在基本訓練中、在部隊轉移中、或者在意大利或在穆斯伯格，他們都從來沒有見過面。但他們在344號集中營見了面。我不知道弗利基是否精心策劃了他的逃跑計劃，但他挑了一個年輕的同伴，這個人也是黃頭髮，個頭和他一樣高。我認為，在卡車出毛病時。不是馬雷，而是他先開始暗示向森林逃走的。”
“那麼，肺炎又怎麼解釋呢？”維爾揚問。
“根本就沒有什麼肺炎，”普雷斯頓說，“他們也沒有落入波蘭基督教游擊隊手裡。他們是落入共產黨的游擊隊手裡。布蘭特可以跟他們用流利的德語進行交談。他們便會把他領到紅軍那裡，於是，把他和仍然蒙在鼓裡的馬雷一起，交給了蘇聯內務部人民委員會。
“在1945年3月到8月間，事情發生了變化。所有關於冰冷的牢房的話都是扯淡。馬雷一定是把他的童年和讀書的每一個細節都跟他講過，而他都記住了。儘管他的筆頭英語不好，但他閉著眼睛也可以把那個簡歷寫出來。
“他們大概也讓布蘭特快速進修了一下英語，給他整了整容，將馬雷的身份識別牌掛到他的脖子上。這樣，一切就給了。而後，由於馬雷的用處使完了，他可能就被消滅了。
“他們將布蘭特弄得蓬頭垢面、狼狽不堪的樣子，又給他一點化學藥品使他顯得身染重病，在波茨坦移交過來。在比勒菲爾德醫院待了一段，並在格拉斯哥郊外的醫院待了更長一段時間。1945年冬，所有的南非士兵都應該回家了，他沒有碰到任何德拉雷團維茨營的人。12月，他乘船回開普敦。1946年1月抵達那裡。
“有一件麻煩事。他不能到杜威爾斯克魯弗去，他也不願去。而後，國防部總部有人給農場主老馬雷發了一個電報，說過去誤認為他那'失踪，可能死亡'的兒子，現在終於回來了。老馬雷恩兒心切，就按照國防部提供的地址，給'兒子'發了一份電報。布蘭特收到了電報，大為震驚（這裡我承認是猜測，但似乎合情合理），電報催他回家。他又裝病了，住進了溫伯格軍醫院。
“老父親等不了啦，又發了一封電報，說要到開普敦來。在一籌莫展的情況下，布蘭特向共產國際裡的朋友求援，於是策劃了一個陰謀。他們在穆賽基山谷的偏僻道路上撞了老人，並用半個車輪軋壞了他的車，使現場像一場撞車後又逃走了的樣子。然後，就一切順利了。年輕人不能回去參加葬禮，這一點，杜威爾斯克魯弗的人都可以理解。而且他請求本森律師代理變賣田地產並將款匯到開普敦時，律師也毫不懷疑。”
將軍的辦公室裡一片沉默，只能聽到窗戶上蒼蠅的嗡嗡聲。將軍連連點頭。
“有道理，”他終於承認說，“但沒有證據。我們不能證明布蘭特家不是猶太人，更甭說是共產黨了。你能給我一些證據而不是懷疑嗎？”
普雷斯頓把手伸進口袋，掏出一張照片，放到皮埃納爾將軍的桌上。 “這是一張照片，真正的簡·馬雷的最後一張照片。你們瞧，他小時候是一個很好的板球運動員。他是投球手。你仔細看看就會發現他的手指握球的姿勢是一個旋轉球手。你們也可以看出，他是左撇子。
“我在倫敦曾花了一周時間研究簡·馬雷，用雙筒望遠鏡仔細地研究。他開車、吸煙、吃飯、喝什麼，都是用右手。將軍，你可以把一個人從各方面進行改變——改變頭髮、語聲、臉型、舉止，但你不能把一個左手投球手改成一個右撇子。”
皮埃納爾將軍打了半輩子板球，他盯著看照片。 “這麼說來，普雷斯頓先生，我們在倫敦的是什麼人呢？”
“將軍，你們有一個共產黨的代理人，他在南非外事局工作，卻為蘇聯效了40多年的勞。”
皮埃納爾將軍的目光從桌上移開，望著峽谷對面的沃爾特萊卡紀念碑。 “我要劈了他，我要把他劈得粉身碎骨扔到大草原裡去。”
普雷斯頓咳嗽一聲。 “問題是跟這個人相關的還有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忍耐一個階段，等你親自與奈傑爾·歐文爵士談談再說？”
“很好，普雷斯頓先生，”皮埃納爾將軍點頭說，“我先跟奈傑爾爵士談談。那麼，你的計劃如何？”
“今晚有一次回倫敦的航班，我想坐它走。”
皮埃納爾將軍站起身來，伸出了手。 “再見，普雷斯頓先生。維爾揚上尉會送你到飛機上。謝謝你的幫助。”
普雷斯頓收拾東西時，又從旅館給把他從約翰內斯堡接來的丹尼斯·格雷打了個電話，讓他向倫敦轉發一封密碼電報。兩小時以後，他收到回電。伯納德·亨明斯爵士將在第二天，星期六，來辦公室與他會面。
當晚快到8點時，最後一次籲請旅客登上飛往倫敦的南非航班後，普雷斯頓和維爾揚站在離港廳中，普雷斯頓出示了登機牌，維爾揚出示了萬能通行證，他們一起來到涼爽、黑暗的機場上。
“聽我說，英國佬，你真是一個賈格洪德。”
“謝謝你的好意。”普雷斯頓說。
“你知道賈格洪德是什麼嗎？”
“我想，”普雷斯頓謹慎地說，“是南非的獵狗，雖然跑得快，而且笨拙，但有窮追不捨的精神。”
維爾揚上尉一周來頭一次仰面大笑起來。然後，他又變得一本正經地問：“我可以問個問題嗎？”
“請吧。”
“你為什麼要給老人的墳獻花呢？”
普雷斯頓凝視著停在一旁的班機，在20碼以外，機艙裡的燈光一片輝煌。最後一批旅客正登上舷梯。
“他們奪走了他的兒子，”他說，“然後，為了不讓他發現，又殺死了他。似乎就是這麼一回事。”
維爾揚伸出了手。 “再見，約翰，一路順風。”
“再見，安德烈斯。”
10分鐘以後，南非噴氣客機升上天空，朝北向歐洲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