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納德·亨明斯爵士靜靜地坐著，布賴恩·哈考特·史密斯坐在旁邊，聽著普雷斯頓匯報，直到聽他講完。
“天老爺！”普雷斯頓不說時，爵士重重地說，“歸根到底還是莫斯科。這下可虧得很，損失是巨大的。布賴恩，這兩個人還在監視嗎？”
“是的，伯納德爵士。”
“週末繼續監視，在帕拉根委員會有時間聽取我們的匯報之前，不要採取任何行動。約翰，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星期日晚上以前能把報告寫出來嗎？”
“能，爵士。”
“那好，星期一早上頭一件事就是把報告交給我。我要到每個委員家去通知他們在星期一上午召開緊急會議。”
瓦列裡·彼得羅夫斯基被領進沃蘇沃高級別墅的客廳裡，精神非常緊張。他從來沒有見過蘇共總書記，也從沒想到過會見到他。
三天來，他一直提心吊膽，坐臥不安。自從局長分配他做特殊任務的副手後，他一直被隔離在莫斯科中心的一套房間裡，晝夜都有兩名九局，即克里姆林宮衛隊的人看守。很自然地，他害怕最壞的情況發生，因為，他一丁點兒也不知道，究竟他們認為他做錯了什麼事。
後來，突然來了命令，讓他穿上最好的便服，跟著衛兵來到等在外面的海鷗牌轎車旁。一路上，他一聲不吭地來到了沃蘇沃。他被帶了進去，他甚至沒認出這是座別墅。
只有在巴甫洛夫少校告訴他“總書記同志現在接見你”時，他才意識到是在哪裡。他走進客廳的門時，覺得喉嚨非常乾渴，他竭力控制自己，叮嚀自己一定要畢恭畢敬地、忠誠老實地回答總書記的任何問話。
在門內，他僵直地立正站著。坐在輪椅中的老人審視了幾分鐘，然後舉手示意讓他走過來。彼得羅夫斯基跨了四步又停下，仍然立正站著。這位蘇聯領導人講話時，往常的嚴厲語調消失了，聲音很溫和。 “彼得羅夫斯基少校，你不是服裝店裡支撐衣服的模特，到燈下來，讓我看得清楚些，坐下。”
彼得羅夫斯基本呆呆的，一個年輕的少校，坐在總書記的面前，這還從來沒聽說過。他順從地坐了下來，但只搭了一個椅子邊，後背直直的，膝蓋靠攏著。
“知道我為什麼找你來嗎？”
“不知道，總書記同志。”
“我猜你不知道。有必要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會告訴你的。要執行一個任務。它的後果對於蘇聯和革命的勝利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如果成功了，對我國的好處也是不可估量的。但如果失敗了，對我們的損害也是災難性的。我親自挑選了你——瓦列裡·阿烈克賽維奇，來完成這個使命。”
彼得羅夫斯基心潮起伏。原先那種橫禍臨頭的恐懼，完全被不可控制的喜悅所代替。很久以來，從他還是莫斯科大學的優秀碩士畢業生時，就一直想在外交部找一個理想的工作，成為第一總局一名年富力強的人物；很久以來，自從他自願報名並被挑選到地下局後，就一直想承擔重要使命。但他那漫無邊際的夢想卻從來沒有夢到過這種樣子。他終於允許自己直接看了總書記一眼。 “謝謝您，總書記同志。”
“其他人會告訴你細節，”總書記繼續說，“時間很緊迫，但你已經受過了全面良好的訓練，你也會得到執行任務所需要的一切。
“我親自接見你，只有一個原因，有些事要向你交待，而且我決定親自交待。如果任務完成了——我毫不懷疑一定會成功的——你會回到這裡，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提拔和榮譽。我要親自負責到這一天的到來。
“但是，如果出了什麼差錯，如果你派去的那個國家的警察或軍隊向你逼近，你必須毫不猶豫地採取措施，千萬不能被活捉，瓦列裡·阿烈克賽維奇，你明白嗎？”
“明白，總書記同志。”
“被活捉了，被嚴刑拷打和審問，就會垮下去。咳——會的，現在這個時代，什麼手段都會有的，任何毅力也經不住化學藥物的作用。一旦在世界記者招待會上亮相，這一切就都將變成人間地獄。這樣所造成的後果，對於蘇聯來說，對於你的祖國來說，都會造成不可估計和不可彌補的損失。”
彼得羅夫斯基少校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我不會失敗的，”他說，“但是，如果一旦發生了，我決不會被活捉。”
總書記按了一下桌下的鈴，門開了，巴甫洛夫少校站在那裡。
“那就去吧，年輕人，在這所房子裡，有個人會來見你。你以前可能見過他，他會告訴你是什麼任務，爾後，你要到另一個地方，再跟你詳細交待。我們不會再見面了——在你回來以前。”
兩個克格勃少校離去，門關上了。總書記出神地盯著啪啪燃燒的木樣子。多麼好的一個年輕人，他想，真可惜。
彼得羅夫斯基跟著巴甫洛夫經過兩條長走廊，來到招待所。他感到，胸膛裡幾乎容不下那種無限憧憬和無比自豪的情感。
瓦列裡·阿烈克賽維奇·彼得羅夫斯基是一位純粹的蘇聯戰士和愛國主義者。他的英文造詣很深，知道“為了上帝、國王和祖國而獻身”這句名言，也深知其含義。雖然他不信上帝，但祖國的領袖已委以重任。在走廊裡一邊走著，一邊暗下決心，如果那個時刻到來，他就毫不畏縮地採取所應該採取的行動。
巴甫洛夫少校在一個門前站住，敲了敲便推開了門，站在一旁讓彼得羅夫斯基進去。然後，關上門便走了。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從桌旁的椅子上站起來，向他走來，桌上鋪滿了筆記和地圖。
“你是彼得羅夫斯基少校了。”老人笑著說，伸出手來。
這句結結巴巴的話使他很吃驚。雖然他們從沒見過面，但他認識這個面孔。在第一總局的傳說中，這個人是五大明星之一，新來的年輕人都會聽到他的故事的，他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他標誌著蘇聯意識形態戰勝資本主義的巨大勝利之一。
“是的，上校同志。”
菲爾比已經熟讀了他的檔案。彼得羅夫斯基才36歲。為了像一個英國人，受了10年的訓練，曾兩次去英國，以便體驗那裡的生活，每次都有巧妙的偽裝，每次都沒有離開過大使館附近，而且兩次都沒有擔任任何工作。
這種體驗生活的旅行只是為了讓特務們熟悉他們將來要再次接觸的事物、一些簡單的事情——如何在銀行開戶頭，與其他司機擦車時如何對付，怎樣坐倫敦地鐵，不斷地熟悉和使用最新的流行土語。
菲爾比知道，他面前的這個年輕人不僅可以講一口地地道道的英語，還會使用四種地區的口音，而且對威爾士和愛爾蘭話也掌握得準確無誤。他自己開始用英語講起話來。
“坐吧，”他說，“現在我給你概括一下這個使命的大框兒，其他人會告訴你細節的。時間很短，非常短，所以，你必須盡快地記住每一件事。”
他們談著。菲爾比意識到，與自己的故鄉闊別30年之後，儘管他閱讀每一份所能得到的英國報刊雜誌，但由於缺少練習的機會，他的話都是呆板的和過了時的。而這位年輕的俄國人卻跟同齡的英國人講著一樣的話。
菲爾比花了兩個鐘頭描述叫做“曙光計劃”的概況和所涉及的事情。彼得羅夫斯基記著每個細節。他很激動，但也為這個計劃的冒險性感到吃驚。
“你將跟四個人在一起待幾天。他們會告訴你一系列的名字。地點、日期、遞送時間、接頭暗號和備用暗號。你都要記清楚。你推一要隨身攜帶的就是一本一次使用的密碼本。好吧，就這些。”
彼得羅夫斯基坐在那裡聽著，頻頻點頭。 “我已經對總書記同志說了，決不會失敗的，”他說，“一定完成，按照要求和準時地完成。如果各個部分都到齊了，一定能成功。”
菲爾比站起來。 “好，那我就送你回莫斯科。在你離開之前，就待在那兒。”
菲爾比走過去打內部電話。從角落裡突然傳來響亮的一聲“咕——”彼得羅夫斯基嚇了一跳。他看過去，是一個大籠子，裡面有一隻漂亮的鴿子，一條腿上打著夾板，正瞧著他們。菲爾比轉過臉，歉意地一笑。
“我管它叫'盼盼'，”他一邊向巴甫洛夫少校撥電話一邊說，“去年冬天在街上拾來的，一個翅膀和一條腿都斷了。翅膀治好了，但腿老有毛病。”
彼得羅夫斯基走過去，來到籠子跟前，用指甲撓籠柱，鴿子一拐一拐地走到那邊去了。
門開了，巴甫洛夫進來了，跟平時一樣，二句話沒說，示意彼得羅夫斯基跟他走。
“後會有期。祝你走運。”菲爾比說。
帕拉根委員會的成員們坐下來閱讀普雷斯頓的報告直到都看完為止。
“看來，”安東尼·普魯姆爵士首先發言，“我們知道了事情是什麼、地點、時間和人物，但還不知道為什麼。”
“也不知道損失有多大，”帕特里克·斯特里克蘭爵士插嘴說，“還沒有對損失做出估計。儘管一個月以來除了一份杜撰的文件以外，還沒有什麼敏感的東西傳到莫斯科，但我們也得通知各個盟國了。”
“我同意，”安東尼爵士說，“好吧，先生們，我認為，我們應該共同定一個調查結束的時間。怎麼處理這個人？誰出個主意？布賴恩？”
總局長沒有同布賴恩一起來，他代表著五局。他小心地措詞。
“我們的觀點是，貝倫森、馬雷以及白諾蒂是一個小集團。在保安局看來，似乎這個集團再沒有其他人員了。我們認為，貝倫森是個重要人物。這個集團就掌握他一個人。”
桌子周圍的人都同意地點著頭。
“那麼，你認為怎麼辦好呢？”安東尼爵士問。
“我們的意見就是把他們都抓起來，把這個小集團連窩端。”哈考特·史密斯說。
“這裡還涉及一名外國大使。”內務部的休伯特·維利爾斯反對說。
“我想，在這個案件中，比勒陀利亞可能要放棄外交豁免權。”帕特里克·斯特里克蘭爵士說，“皮埃納爾將軍現在一定把這一切都向博塔先生匯報了。但我們要是跟他提起的話，他們無疑會要回馬雷的。”
“是啊，肯定會那樣。”安東尼爵士說，“你認為怎樣，奈傑爾？”
奈傑爾·歐文爵士一直盯著天花板，好像想什麼出了神。這句問話好像喚醒了他。 “我在考慮，”他小聲地說，“我們把他們抓起來，然後怎麼辦呢？”
“審訊，”布賴恩·哈考特·史密斯說，“我們可以開始估計損失和把整個集團的情況通報盟國。這樣，就會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對，這樣是不錯，”奈傑爾爵士說，“但以後又怎麼辦呢？”
他朝著三個部和內閣的大臣們說：“我認為有四種選擇。我們可以把貝倫森抓起來，以違反保密法對他起訴。我們逮捕他，就得這樣做。但是，我們有沒有在法庭上能站得住腳的訴狀呢？我們知道，我們是對的。但是，我們有證據駁倒一流的辯護律師嗎？姑且置其他事情於不顧，光一個正式逮捕和起訴就會引起一場大醜聞，這肯定會給政府抹黑。”內閣大臣馬丁·弗蘭納里領會了其中的意思。他與室內其他人不一樣，他知道在夏季要進行快速選舉的計劃，因為首相已經向他透露了天機。他是舊學校出來的人，當了一輩子文官，已是四朝元老了。前三屆政府中，有兩屆工黨政府。像對前三屆政府一樣，也竭盡全力效忠於現政府。他也會以同樣的忠誠忠於任何通過民主選舉而產生的新政府。他緊閉了一下嘴唇。
“其次，”奈傑爾爵士接著說，“我們可以把貝倫森和馬雷放在那裡不動，設法把一些篡改過的文件供給貝倫森，傳到莫斯科。但這個辦法實行不了多久。貝倫森的地位太高了，而且知道的事太多，那是騙不了他的。”
佩里·瓊斯爵士點了點頭。他知道，在這方面，奈傑爾是對的。
“或者，我們可以逮捕貝倫森，使用免予起訴的辦法讓他在估計損失中密切合作。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不願意對叛徒豁免。你永遠也不會知道他們告訴你的是事實還是在愚弄你，比如像布蘭特那樣。最後總是以一個更大的醜聞而告終。”
休伯特·維利爾斯爵士表示同意，但他厭煩地蹙起眉頭。他的部裡有一些王室的法官，但他討厭豁免案。他們也都知道，首相也是有同感的。
秘密情報局局長奈傑爾爵士爽直地說：“這就剩下拘留的問題了，不進行審判和嚴格審訊。可能我的思想太舊，但我從來不相信那一套。他可能承認洩露了50份文件，但我們每個人到死恐怕也不會知道，他是不是還有50份。”
沉默了一會兒。
“他們都是不好對付的傢伙，”安東尼·普魯姆爵士附和說，“但是，如果沒有其他辦法的話，看來還得採納布賴思的建議。”
“或許還有一種情況，”奈傑爾爵士彬彬有禮地說，“大家知道，貝倫森蒐集情報很可能是受騙上當。”
在場的大多數人都知道什麼是受騙上當而蒐集情報，但內務部的休伯特·維利爾斯爵士和內閣的馬丁·弗蘭納里爵士卻疑惑地皺起了眉頭。
奈傑爾爵士解釋道：“這種情況包括：一些人假裝為某個國家工作，而受騙者是同情那個國家的，便為他們蒐集情報，而實際上，是在為另一個國家效勞。以色列情報局就善於搞這一手。以色列人培養了許多特務，他們可以公開地在任何國家活動，他們利用蒙蔽的方法安插了許多'釘子'。
“比如說，在中東工作的一名忠厚的德國人，他在柏林休假時，與兩名德國同胞邂逅，他們拿出無懈可擊的證件，證明他倆是西德的情報部隊的人。他們編排出一套天花亂墜的故事讓他相信，在伊拉克跟他在同一個工程中一起工作的法國人正在輸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禁止的專利技術秘密，以便得到更多的訂貨。這個老實的德國人會不會不斷地把工程進展情況向他們反映呢？作為一名忠厚的德國人，他會的。就這樣，一直乾了幾年，但事實上卻在為耶路撒冷效勞。這種事屢見不鮮。”
“眾所周知，這是合情合理的。”奈傑爾爵士緊接著說，“我們大家都看過貝倫森的檔案，都看膩了。就我們現在所知，其原因就是受蒙蔽。”
大家一邊回想著貝倫森檔案的內容，一邊點著頭。他大學一畢業就在外交部供職，一帆風順，出國三次。在外交使團中雖不是飛黃騰達，但也是穩步上升的。
60年代中期，他與菲歐娜·戈蘭女士結了婚，不久就攜夫人到比勒陀利亞任職。可能就是在那裡，由於受了南非那種傳統的、然而也是有限的激進情緒的熏染，對南非產生了深切的同情和羨慕。由於英國政府是工黨當政，羅得西亞處於暴亂之中，他那種對比勒陀利亞日漸強烈的羨慕情緒都沒有得以收斂。
1969年回到英國後，他得到消息說，他的下一個任職可能是一個別人不願意去的地方，比如玻利維亞。可能完全是由於菲歐娜女士的原因（會議桌周圍的人只能猜測），她正想在比勒陀利亞過舒心悠閒的生活，一考慮到要被派往安第斯山的半山腰住上三年，丟下自己心愛的馬和社交生活，便決定駐足不前。且不管是什麼原因，總之，喬治·貝倫森明知道在走下坡路，還是申請調到國防部。由於可以依靠妻子的財產，他寧願如此。由於擺脫了外交部的束縛，他成了一些南非親善社團的成員。這些社團大都是右翼政治組織。
佩里·瓊斯爵士至少心裡明白，貝倫森肆無忌憚地同情右翼分子是路人皆知的。因此，他——瓊斯——不能推薦貝倫森成為貴族。現在他意識到，這可能早就引起了貝倫森的憤懣。
一小時以前，從開始讀報告時起，他們就一直認為貝倫森的親南非情緒是秘密親甦的偽裝。而現在，奈傑爾·歐文爵士的一席話，使事情的看法發生了變化。
“受蒙蔽？”帕特里克·斯特里克蘭說，“你是說，他真的以為是在給南非遞送秘密情報嗎？”
“我是這樣認為的，”這位六局的局長說，“如果他一直是一個秘密的親蘇分子或者是地下共產黨，為什麼不由一個蘇聯後台來控制他呢？據我所知，在他們的使館中有五個人都可以同樣地擔任這個角色。”
“哎，我承認，我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安東尼·普魯姆爵士說。恰在這時，他抬頭看了一眼，在桌子對面正巧碰上奈傑爾·歐文爵士的目光。歐文一隻眼睛迅速地朝他擠了一下，他又不得不盯著眼前貝倫森的檔案。
你這個老滑頭的奈傑爾，他想道，你根本不是在推測，你早就知道了。
實際上，兩天以前，安德烈葉夫已經報告了一些消息。消息並不多，只是蘇聯使館內食堂裡的閒言碎語。他跟N線的一個人喝咖啡，漫無邊際地聊著。他提及說，有時，使用蒙蔽方法搞情報還是很有用的。那個地下局的代表笑了，使了個眼色並用食指敲了一下鼻子的一側。安德烈葉夫認為這個暗示是說，在倫敦現在就有一個蒙蔽行動，這位N線人物知道一點情況。奈傑爾爵士聽了後，便接受了這個觀點。
而安東尼爵士產生了另一個想法：如果你確實知道了，奈傑爾，你一定是在他們內部有內線，你真是一個老狐狸。隨之又有了一個想法，這個想法使他覺得不大舒服：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呢？桌子周圍的人不都是很可靠的嗎？他心裡似乎在翻攪。他抬起了頭。
“我認為，我們應該認真地考慮奈傑爾的意見。很有道理。你心裡是怎麼想的，奈傑爾？”
“這個人是個叛徒，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六局局長說，“如果把寄回來的文件擺在他的面前，我堅信，他會非常震驚。但是，如果再給他看一看約翰·普雷斯頓從南非搞來的檔案，即使他過去一直認為在替比勒陀利亞效勞，我想，他也不能掩蓋住那種崩潰了的情緒。假如他真是一個秘密共產黨員的話，他無論如何都會知道馬雷的思想意識的。那麼，他就不會感到吃驚。我認為，一個訓練有素的觀察員是能看得出來的。”
“那麼，假如真是受蒙蔽呢？”佩里·瓊斯爵士問。
“那麼，我想，在估計損失時，我們就能得到他們的充分合作。而且我認為，我們可以勸導他反戈一擊，使我們能夠對莫斯科發動一場反情報行動，從而，我們可以給盟國帶來一個巨大的額外補償。”
帕特里克·斯特里克蘭爵士被說服了。大家同意執行奈傑爾爵士的策略。
“最後一件事，誰去見他？”安東尼爵士問。
奈傑爾·歐文爵士咳嗽了一聲，說：“當然，這事該五局來負責，但反情報行動將由六局來執行。還有一點，我恰好認識這個人，說實在的，我們是同學。”
“天老爺，”安東尼爵士喊道，“他不是比你小嗎？”
“實際上小5歲，他過去總給我擦靴子。”
“好吧，大家同意嗎？有反對的嗎？你可以管這個事，奈傑爾。你把他領去，歸你了。要告訴我們你的進展。”
24號，星期二。一位南非旅遊者從約翰內斯堡到達倫敦希思羅機場，他很順利地通過了機場檢查。
他拎著自己的手提包從海關大廳出來後，一個年輕人走上前來，在他耳邊小聲地問了句什麼。這位粗壯的南非人肯定地點了點頭。年輕人接過他的手提包，領他來到外面二輛等著的車前。
司機沒有把車駛向倫敦，卻拐上了M25號環城公路，然後，又駛上了去漢普郡的M3號公路。一小時後，來到貝辛斯托克郊外一所漂亮的鄉間房屋的門前。南非人脫了外衣，被領進了藏書室。爐旁椅子上的一位英國人站起來跟他見面。英國人穿著一套鄉間的花呢衣服，年齡與他相仿。
“亨利·皮埃納爾，看到你真高興。久違了，歡迎到英國來。”
“奈傑爾，你過得怎麼樣啊？”
兩個情報局的首腦在午飯桌上談了一個小時。
在一般的寒暄之後，便談起了正題。正是為了這件事，才使這位皮埃納爾將軍來到這所鄉間房子裡。這房子歸秘密情報局所有，作為招待顯要而又秘密的客人用。
傍晚時，奈傑爾·歐文爵士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南非同意將簡·馬雷留在這裡，以使歐文有機會利用喬治·貝倫森——假如他願意反戈一擊的話——發動一場巨大的反情報攻勢。
英國要對馬雷進行全面監視。雙方的責任是不能讓馬雷向莫斯科透露一點風聲，因為南非也面臨著如何估計自己的損失的問題——40年的嚴重損失。
他們還達成了進一步的協議。一俟反情報行動結束，歐文要通知皮埃納爾說馬雷已經沒用了，他將被召回國內，英國要“護送”他登上南非的噴氣式客機，而皮埃納爾的人將在飛機升到空中時，也就是到達南非的領空時，將他逮捕歸案。
晚飯以後，奈傑爾致歉告辭，他的車在等他。皮埃納爾將要在此地過夜，第二天到倫敦西區買些東西，晚上飛回去。
“別讓他跑了，”皮埃納爾將軍送奈傑爾爵士到門口時說，“年底我還要把這個壞蛋弄回家呢！”
“你會得到他的，”奈傑爾爵士答應說，“那時可別把他嚇壞了。”
正當南非全國情報局的局長在邦德大街給太太選購東西時，約翰·普雷斯頓正在查爾斯大街和布賴恩·哈考特·史密斯會面。副總局長擺出一副竭力討人喜歡的樣子。
“約翰，我猜賀詞已經準備好了。整個委員會都被你從南非搞來的揭發材料所感動。”
“謝謝，布賴恩。”
“是的，真的。現在要由委員會來直接抓。還說不准具體要怎麼幹，但安東尼·普魯姆讓我轉達他個人的意見，好……”他把雙手平放在記錄簿上，“談談你今後的工作。”
“今後的工作？”
“你瞧，我也有點進退兩難。你處理這個案子已經八星期了，有時和盯梢的人在街上，大部分時間在科克的地下室裡，現在人去了南非。在這個期間，年輕的馬奇——你的二把手，一直負責C分局一處首都治安科的工作，而且幹得很出色。
“我問自己，我該怎麼安排他呢？我想，讓他再屈就的話，未兔有點不公平。畢竟，他跑遍了各個部委，提出不少寶貴的建議，還做了幾處積極的變動。”
普雷斯頓想，他會做得出來的，馬奇是個野心勃勃的年輕人，是哈考特·史密斯的忠實門徒之一。
“話又說回來，你在一處這個科只待了10週，太短了。你既然已經榮耀滿身，也該見好就收，換個地方也好。我已經跟人事處說了，也真走運，C分局五處三科有個肥缺，克蘭雷在本週末提前退休，他的老婆——這你知道——一直不大好，他想帶她到萊克區去，所以，他將拿退休金離職。我想，這對你挺合適。”
普雷斯頓揣度著：C分局五處三科？ “港口和機場科？”他問。
這又是一項聯絡性的工作。移民科、海關科、特勤科、嚴重罪行股、毒品股，都是監視港口和機場，跟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那些人要么自己想混進來，要么千方百計把違禁品帶進來。普雷斯頓認為，五處三科都是乾些別處漏網的下腳料兒。
哈考特·史密斯伸出一個手指強調說：“約翰，這工作很重要，肩負著特殊責任，要時刻睜大眼睛注意蘇聯集團那些特務、信使等。要出國，要到處跑，這一行正是你喜歡的。”
普雷斯頓想，我已經離開了總部，但爭權奪勢仍在進行。他知道，他是伯納德·亨明斯的人，不是那個線上的人；他清楚，哈考特·史密斯也知道這一點。他想提出抗議，要求見伯納德爵士，但實際上仍留在原位不動。
“不管怎麼說，希望你幹幹看，”哈考特·史密斯說，“還是在戈登大樓，你也不用搬家。”
普雷斯頓知道他是詭計多端的，哈考特·史密斯有一半的時間都花費在總部辦公室的工作上了。普雷斯頓認為，雖然這又是一個“警察幹的差事”，但至少又可以從事外勤作業了。
“我希望你在星期一能開始工作。”哈考特·史密斯說。
星期五，瓦列裡·彼得羅夫斯基少校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了英國。
他從莫斯科飛到蘇黎世，用的是瑞典證件。他把這些證件用一個信封封好，寄到克格勃在該市的一所保密住宅，又在機場大廳的郵局取出存在那裡的一個密封信封，拿出一份瑞士工程師的證件。從蘇黎世又飛到都柏林。
在同一架班機上，有他的一個陪同人員。陪同人員根本不知道、也不關心他陪的這個人是乾什麼的，他只是執行命令而已。在都柏林國際機場旅館的一個房間裡，兩個人會面了。彼得羅夫斯基脫得精光，把那身歐洲服裝交給了陪同，穿上陪同手提袋中給他帶來的東西——從頭到腳都是英式服裝，還有一個睡袋，裡面裝著常用的雜物——睡衣，牙具，讀了一半的小說和換用的衣服。
陪同人員已經從機場留言板上取來了一個信封，是都柏林使館N線人物在四個小時以前按在那裡的。裡面裝著一張頭天晚上艾勃拉納劇場演出票的票根、一張頭天晚上在紐朱麗旅館過夜的收據，收據上開著適當的名字，還有一張愛爾蘭航空公司的“倫敦－都柏林”往返票的回程票。
最後，給了彼得羅夫斯基一張新護照。他又回到機場大廳，出關時，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是一個英國人，到都柏林辦了一天公事後，正要返回倫敦。在都柏林和倫敦間不檢查護照。在倫敦這邊，入港旅客只要出示一下登機牌或機票存根就可以作為證明。旅客還要從兩個眼神冷漠的特勤科人員的眼皮下經過。他倆對什麼都不感興趣，但什麼也逃不過他們的眼睛。他倆誰也沒有見過彼得羅夫斯基，因為他以前從來沒有通過希思羅機場進入英國。他倆要盤問的話，那麼，他就會拿出一個純粹的英國護照，持照人是傑姆斯·鄧肯·羅斯。就是護照司也找不出這張護照有什麼毛病，原因很簡單，它是護照司簽發的。
沒有檢查就通過了海關。俄國人叫了一輛出租車，來到金斯路口站。在這裡，他來到一個自鎖存物箱旁。他已經有了鑰匙。在首都倫敦一帶，使館裡N線人物長期掌握著好多處自鎖存物箱，鑰匙也都仿造了。從存物箱中，俄國人拿出一個包裹。這個包裹在兩天前通過信使袋到達使館，又原封不動地存在這裡。 N線的人沒有看裡面有什麼，也不想看，更不想多問為什麼要把這個包裹存在這個大車站的存物箱裡。那不關他的事。
彼得羅夫斯基沒有打開包裹，將它扔進手提袋中，以後有空時再打開不遲。他知道裡邊是什麼。從金斯路口站又叫了一輛出租車，穿過倫敦來到利物浦街站。在這裡，傍晚的火車開往薩福克郡的伊普斯威奇。他住進大白馬旅館時，正趕上吃晚飯。
如果有哪個好管閒事的警察在火車站要檢查一下這個年輕英國人的手提包裡的包裹的話，他就會嚇掉了魂。裡面，一邊是一隻芬蘭薩可自動手槍，子彈盒中滿滿的，每個子彈頭上都刻有X形溝紋，裡面填著明膠和氰化鉀的濃縮物。這種藥物不僅會擴散到人的周身，而且想要解毒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包中的另一邊是傑姆斯·鄧肯·羅斯的“傳奇”。
所謂“傳奇”，用文學的語言來說，就是在各種各樣的真實材料的基礎上，虛構出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的故事。一般說來，傳奇的主人公曾一度存在，但後來死了，無案可稽又毫無影響，於是，以此為主體，安上胳膊腿加上肉，再用一些材料將他畢生前前後後的生活充實起來。這樣，他根本就不是死去的那個骷髏了。
真正的傑姆斯·鄧肯·羅斯，多年以前就葬身並腐爛在非洲贊比西河河畔的濃密灌木叢裡了。他生於1950年，是安格斯·羅斯和柯爾斯蒂的兒子，住在蘇格蘭的基爾布萊德。 1951年，安格斯·羅斯討厭戰後英國那種窮苦的配給生活，便攜同妻子幼兒移居當時的南羅得西亞。由於他是工程師，在農業開發和機械方面找到了工作。到1960年，自己開了業。
他的日子越過越好，便把幼小的傑姆斯送到一所較好的預備校學習，後來上了大學。 1971年，得到畢業證書，便和父親一起經營公司。但這時已經是伊恩·史密斯的羅得西亞了，政府與喬舒亞·恩科莫領導的津巴布韋非洲人民聯盟、羅伯特·穆加貝領導的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的游擊隊的戰鬥越來越激烈。
每個身體健康的男性公民都要參加預備隊，而且在軍隊裡服役的時間越來越長。 1976年，傑姆斯·羅斯在羅得西亞輕步兵軍隊服役時，在讚比西河南岸的灌木叢林中遭到津巴布韋非洲人民聯盟的伏擊而陣亡。
他本來不應該帶任何證件，但剛好在出發前，他收到了女朋友的來信，便匆忙地揣到軍裝的口袋裡。這些東西被帶到贊比亞，落到了克格勃的手裡。
一個老牌克格勃軍官，瓦西里·索洛道夫尼科夫，當時是駐盧薩卡大使，負責南部非洲的幾個情報網。一個情報網得到了女朋友通過父母的家轉給傑姆斯·羅斯的信。第一次調查這個死去的年輕軍官，就得到了額外的收穫：出生在英國；安格斯·羅斯和他的兒子傑姆斯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英國護照。所以，克格勃使傑姆斯·鄧肯·羅斯死而復生。
羅得西亞獨立了，改名津巴布韋。安格斯·羅斯和柯爾斯蒂離開那裡，去了南非。而傑姆斯卻決定回英國。一隻看不見的手從倫敦的薩馬塞特大廈取出了他的出生證的副本；其他的手通過郵政方法填寫了護照申請書。經過核實，簽發了護照。
為了把傳奇編選得更好一些，幾十個人花了幾千個小時。克格勃不乏人手也是不無耐心的。銀行存款戶頭開了一個又一個，駕駛執照也接連不斷不失時機地登記，以免過期。汽車也是買了賣，賣了又買。這樣，他的名字也不斷地儲存在行車執照中心的電腦中。工作也換來換去，並得到提升。這些都記錄在案。公司的補貼金也不斷增加。年輕的情報人員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使這些有關文件不斷地符合手續。
其他一些人則回溯到過去。這個孩子的外號叫什麼？在哪兒念的書？孩子們在背後把理科老師叫什麼？家裡小狗的名字叫什麼？
經過多年，傳奇完成了。當這個傳奇的主人公將這些記住之後，如果需要查的話，至少需要旬月的時間才能查出破綻來。在彼得羅夫斯基的頭腦里和手提包裡裝著的，就是這個傳奇。他就是，而且他也能證明他就是傑姆斯·羅斯。他正在從西部遷往東部，去接替一家瑞士商業電腦軟件辦事處的工作。他在多塞特郡多切斯特的巴克利銀行有一筆相當可觀的存款，這筆錢要匯到科爾切斯特來。他已經熟悉掌握了羅斯的簽字。
英國是個很自由的國家。在世界上，幾乎可以說只有英國不需要隨身攜帶任何個人證件。如果問到時，只要拿出他個人的信就可以了，好像這封信就可以說明任何問題了。一張駕駛執照（英國的執照甚至連照片都沒有），就可以通行無阻。一個人說他是誰就是誰。
當晚，瓦列裡·阿烈克賽維奇在伊普斯威奇吃晚飯時，他充滿了信心。沒有人會懷疑他不是傑姆斯·鄧肯·羅斯的。
晚飯以後，他在旅館服務台上查閱黃頁商業指南，他翻到了房屋出租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