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早晨，約翰·普雷斯頓抵達簡·斯馬茨機場。駐在當地的站長來接他。站長叫丹尼斯·格雷，瘦高個，黃頭髮。迎送站台上，南非全國情報局的兩個人監視著他，但並沒有接近他。
海關和入境只是一種手續。著陸30分鐘後，兩個英國人就驅車向北，朝著比勒陀利亞疾馳。普雷斯頓好奇地望著南非大草原的風光。這並不像他想像中的非洲——一條六車道的現代柏油路面高速公路，縱貫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兩旁都是歐式的現代化農場和工廠。
“我在勃哲斯巴克給你訂了房間，”格雷說，“在比勒陀利亞市中心。倫敦通知我說，你願意住旅館，不願意住公寓。”
“對。謝謝你。”普雷斯頓說。
“咱們先去登記一下。11點還約定與'野獸'見面呢！”
這個不太雅觀的外號本來是加在範·鄧·伯格將軍頭上的，一位警方將軍、前國家保安局局長。在1979年的馬爾德蓋特醜聞之後，南非國家情報部隊與保安警察融為一體的害人機關解體了，從而使職業情報人員和外事部門如釋重負。他們之中不少人都嚐過國家保安局鐵拳頭的滋味。
情報部隊重新改組為全國情報局。亨利·皮埃納爾將軍從軍事情報局局長的位置升到這裡。他並不是警方將軍，而是軍方將軍；也不像奈傑爾·歐文那樣，是一位終身情報官員。他的軍事情報生涯使他懂得了，要打死一隻貓，可以用硬東西將它砸死，但這不是惟一的方法，還可以有其他多種方法。範·鄧·伯格先生已經退休了，但仍隨時準備訓導前來求教的人：“上帝總是助我一臂之力的。”不幸的是，英國佬卻把他的外號移植到皮埃納爾將軍頭上了。
普雷斯頓在范德瓦爾特大街的旅館裡登完記，放下行李，簡單地洗了洗，刮了臉，於10點半來到樓下大廳裡與格雷會面。從這兒，向聯合大廈開去。
南非政府的大部分機構都坐落在一所又長又高的紅褐色沙岩大廈裡。四層樓高，400碼長的正面是四個突出的柱廊。這座大廈位於比勒陀利亞市中心的山丘上，朝南俯視一條山谷，谷底是克爾克大街，在大樓前的空場上，可以一覽山谷和南邊大草原的褐色山丘，丘頂矗立著方形的沃爾特萊卡紀念碑。
格雷在收發室出示了證件並說明了約會。幾分鐘後，來了一位年輕的官員，把他們領到皮埃納爾將軍辦公室。這位全國情報局局長的辦公處是在大樓西端的最頂層。格雷和普雷斯頓被領著穿過一條又一條似乎沒有盡頭的走廊，走廊裡裝飾著典型的南非那種以褐色和乳白色為主色的圖畫，都繪在黑色的木板上。將軍的辦公室在四樓的最後一條走廊的盡頭，兩邊各有一個辦公室，右邊的是兩個秘書，左邊的是兩個官員。
那官員敲了一下門，等著喊進後，把兩個英國人領了進去。這是一個相當講究的辦公室，一張大辦公桌正對著門，桌上很整齊，窗前是一個矮桌子，周圍有四隻皮軟椅，窗外俯瞰克爾克大街、坡谷和對面的山丘。牆下可能是一些指揮地圖，都用綠色的慢簾遮著。
皮埃納爾將軍又高又胖。他們進來後，他站起來，並走過來握手。格雷作了介紹，將軍示意他們坐在皮椅上。侍從端來了咖啡。他們的談話聲音很小，格雷領會了意思，便起身告辭了。皮埃納爾看了普雷斯頓一會兒。
“這麼說，普雷斯頓先生，”他幾乎用地地道道的英語說，“是關於我們的簡·馬雷大使。我已經跟奈傑爾爵士說了，現在也可以告訴你：他不為我幹事，也不為政府，至少，不是在英國的特務負責人。你是來調查他究竟是為誰幹事嗎？”
“正是這樣，將軍。但願我能。”
皮埃納爾點了幾次頭。 “我已經向奈傑爾爵士許願，你會在這兒得到我們全面的協助。而且，我從不食言。”
“謝謝你，將軍。”
“我給你派兩名我的官員，他們會在各個方面幫助你的。幫你找所要的檔案，必要時做你的翻譯。你會說南非話嗎？”
“不會，將軍，一個字也不懂。”
“那就要有筆頭翻譯了，也許也要些口譯。”
他接了一下桌上的鈴，門開了，進來一個人，也跟將軍一樣的大個頭，但很年輕。普雷斯頓猜測，他可能剛過30歲。他是黃頭髮黃眉毛。
“讓我介紹一下，這是安德烈斯·維爾揚上尉。安德烈斯，這是倫敦來的約翰·普雷斯頓先生。你將和他一起工作。”
普雷斯頓站起來握手。他覺察到這位年輕的南非人的臉上有一層淡淡的敵意，可能是他的上司那善於隱飾的情感的反映。
“我按你的吩咐，在走廊的那邊安排了一個房間。”皮埃納爾將軍說，“好吧，先生們，別再浪費時間了，開始工作吧！”
他們來到已經準備好的辦公室後，維爾揚問：“你看從哪兒做起，普雷斯頓先生？”
普雷斯頓的心裡嘆了一口氣。查爾斯大街和戈登大街那種無拘無束的、直接叫名字的稱呼要比這樣自在得多。
“簡·馬雷的檔案。你說好嗎，維爾揚上尉？”
上尉從一個抽屜中拿出檔案，喜形於色的樣子很明顯。 “我們已經審查過了，”他說，“幾天以前，我親自從外交部個人檔案處調來的。”他把檔案放在普雷斯頓面前。一份很厚的檔案，牛皮紙封面。
“我把我們審查的情況綜述一下，可能對你有用。馬雷於1946年4月開始，在開普敦參加南非外事局工作，已經工作了40多年，今年12月退休。出身是純南非人，從來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事情。這就是他在倫敦的行為顯得神秘的原因。”
普雷斯頓點了點頭。他不想先入為主。這裡的觀點是認為倫敦犯了個錯誤。他打開卷宗，在檔案的開頭，是一件手寫的英文材料。
“這個，”維爾揚說，“是他自己寫的自傳，這是申請參加外事局時的要求。在簡·斯馬茨的聯合黨掌權的年月裡，英文比現在用得多。現在，這種東西就得用南非語。當然了，兩種文字是通用的。”
“我看就從這兒開始吧！”普雷斯頓說，“我讀的時候，你給我寫一份他在外事局所擔任的工作的概要好嗎？特別是在國外的工作，何地，何時，多長時間。”
“好的，”維爾揚點頭說，“如果他變壞了，如果他變節了，一定是在國外什麼地方。”
維爾揚把“如果”兩個字說得很重，以強調他的疑慮。 “國外”的含義是指一個好南非人變壞也是由於外國人的腐蝕作用所致。
普雷斯頓看那份自傳。
普雷斯頓停下來，問：“我想，這些不會影響他加入吧？”
“一點也不影響，”維爾揚看著那份文件說，“那時統一黨還掌權。國民黨只是在1948年才佔領了農村。”
普雷斯頓繼續讀下去。
“'紅領章'是什麼意思？”普雷斯頓問。
維爾揚停下寫字，抬起頭。 “那時，只有志願兵才能被派到南非境外去打仗，”他說，“不能強迫。到國外去打仗的志願兵都發紅領章。”
“你想去吃午飯嗎？”維爾揚問，“我們這兒有個食堂。”
“能不能送點三明治和咖啡來？”普雷斯頓問。
“行。我打個電話。”
普雷斯頓又繼續看簡·馬雷的故事。
普雷斯頓狼吞虎咽地吃著三明治，呷著咖啡。他看到，只剩下幾頁了。
普雷斯頓合上卷宗，維爾揚抬起了頭。
“你看，”這位南非人說，“從那以後，他的工作一直是穩重的，雖然沒有驚人的壯舉，但也無可非議，熬到一秘。他在國外任過八次職，所有的國家都是堅定地親西方的。這就不少了。但他是個光棍兒，幹這一行是較合適的，只有大使級和部長級才需要有夫人。你仍然認為他在這些工作中有什麼地方不對頭嗎？”
普雷斯頓聳了一下肩膀。
維爾揚靠過來敲著卷宗說：“你看到這些俄國人是怎麼對待他的嗎？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你搞錯了，普雷斯頓先生。所以，他喜歡冰淇淋，並且撥錯了電話號碼，偶合而已。”
“也許是。”普雷斯頓說，“這個自傳，有些不對頭的地方。”
維爾揚上尉搖了搖頭。 “你們的奈傑爾·歐文爵士一跟將軍聯繫，我們就把這份檔案調來了。我們審查了一遍又一遍，都是絕對準確無誤的。每個名字、日期、地點、兵營、軍事單位、戰役和細節都是準確的。就是戰前在慕賽基峽谷所種植的作物都考察過了。搞農業的人肯定了解這些。現在那裡種西紅柿和鱷梨。誰也編不出那些來，不可能。如果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我懷疑，也只能是在國外。”
普雷斯頓顯得悶悶不樂的樣子。窗外夜幕在降臨。
“好吧，”維爾揚說，“我在這兒幫助你。下面你想怎麼幹？”
“我想從頭開始，”普雷斯頓說，“這個地方，杜威爾斯克魯弗，遠嗎？”
“開車大約四個小時的路程。你想到那兒去嗎？”
“對。咱們能早點兒動身嗎？明早6點，怎麼樣？”
“我設法從車隊搞一輛車，6點到旅館。”維爾揚說。
在朝北通向津巴布韋的路上，汽車嗚嗚地開了很長時間，但公路是現代化的。維爾揚開來了一輛沒有標記的捨瓦爾牌汽車。這種車通常是南非情報局使用的。汽車飛馳著，穿過奈爾斯特龍和波特吉特斯魯斯，只用三個小時，就到了彼得斯堡。一路上，普雷斯頓有幸看到非洲廣袤無垠的大地。這種景象，使那些適應了狹小天地的歐洲遊客大為讚歎。
在彼得斯堡，他們轉向東方，在平坦廣闊的非洲大草原上行駛了50英里，淡藍色的渺渺蒼穹與無邊無際的地平線遙相接應。直到他們到達叫做水牛嶺的懸崖時，大草原才伸向了穆賽基峽谷。當他們盤旋向下時，普雷斯頓發出一陣陣的驚叫。
在下面很深的地方延伸著峽谷，一片蔥籠茂密。在平展的谷底，點綴著成千上萬蜂箱一樣的非洲小屋，屋周圍是禽舍、牛欄和玉米田。有些小屋建在坡上，但大多數都分佈在穆賽基谷底。屋頂中央的煙囪冒出裊裊的劈柴煙，甚至在如此高遠的地方，也可以看到非洲兒童放牧著一群群筋肉隆起的肥牛，婦女弓著腰在田間勞動。
他想，這才是真正的非洲。道路高低迴轉地順著懸崖爬向穆賽基谷底。在谷底又是一連串的山丘，中間有一條深深的狹縫，道路從中間通過。這就是杜威爾斯克魯弗，意思是魔鬼溝。
10分鐘後，他們進入溝中，慢慢地從新小學校前駛過，來到勃塔街，這是小鎮的主要街道。
“你想到哪兒去？”維爾揚問。
“老農馬雷死的時候，一定留有遺囑，”普雷斯頓若有所思地說，“這就必然有遺囑執行人，也就是說，要有個律師。咱們找一下，在杜威爾斯克魯弗有沒有律師？星期六上午上不上班？”
維爾揚把車開到克斯坦斯修配廠的前院，指著馬路對面的因姆波旅館說：“去喝杯咖啡，也給我要一杯。我加滿油，再打聽一下。”
5分鐘後，他來到旅館的前廳找到普雷斯頓。 “有一位律師，”他一邊呷著咖啡一邊說，“是盎格魯人，名字叫本森。就在馬路對面，與修配廠隔兩個門。今天上午他可能在。咱們去吧。”
本森先生在辦公室。維爾揚將裝在塑料夾中的卡片向律師的秘書晃了晃，這一招儿立刻見效。她用南非語對著內部對講機說了些什麼，他們便立刻被領進本森先生的辦公宦裡。本森很和氣，滿面紅光，穿著淺駝色西裝。他用南非話向他倆問候。維爾揚用口音很重的英語說：“這位是普雷斯頓先生，從英國倫敦來。他想向你問個問題。”
本森先生叫他們坐下，又回到辦公桌後面的椅子裡。 “請吧，”他打著手勢說，“只要我知道的。”
“請問你多大歲數了？”普雷斯頓問。
本森詫異地看著他。 “大老遠的從倫敦來問我多大歲數？說實在的，我53歲。”
“這麼說來，1946年你大概是12歲？”
“對。”
“你能告訴我在那年誰是杜威爾斯克魯弗這兒的律師嗎？”
“當然，是我父親。塞德里克·本森。”
“他還在嗎？”
“在。80多歲了。15年前移交給我的。但他手腳還很靈活。”
“跟他聊聊行嗎？”
本森先生沒有回答，卻伸手拿電話，撥了一個號碼。大概是他父親接的電話，因為兒子說來了客人，有一個倫敦的，想跟他聊聊。他放下電話。
“他住的地方離這兒6英里，但他還能開車。路上的人都很吃驚。他說馬上就來。”
“趁等著的時候，”普雷斯頓問道，“你能不能查一下1946年的捲宗？看看你，噢，你父親，是否為一個叫勞倫斯·馬雷的當地農民主持過遺囑，這個人那年1月份死的。”
“試試看，”小本森說，“當然了，這位馬雷先生也可能找彼得斯堡的律師。但那些年，當地人通常都是待在當地。1946年的盒子可能在別的什麼地方。請稍等一下。”
他離開辦公室。秘書送上來咖啡。 10分鐘後，外屋傳來說話聲。本森父子一起進來了。兒子手中拿著一個滿是灰塵的紙盒子。老人滿頭白髮，但卻精神抖擻、神采奕奕。互相介紹之後，普雷斯頓解釋了他的來意。
老本森一句話沒說，坐到桌後的椅子上，讓他兒子拉過另一個椅子坐下。老本森把眼鏡卡到鼻子上，從眼鏡上面看著客人。 “我記得勞倫斯·馬雷，”他說，“嗯……對，是我們在他去世後主持的遺囑。我親自處理的。”
兒子遞給他一份用粉絲帶扎著的又髒又黃的文件。老人撣掉灰塵，解開帶子，把文件展開。他不出聲地看起來。
“啊，對了，我想起來了。他是個鰥夫，一個人生活。有一個兒子叫簡。這家人家真慘啊，他兒子剛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回來，勞倫斯·馬雷在去開普敦看兒子的路上，突然死了。慘啊！”
“說說遺產好嗎？”普雷斯頓要求說。
“全都歸兒子，”本森簡單地說，“農場、房子、設備、屋內財產。哦，還有一個異乎尋常的關於錢的遺囑，把錢分給當地的農場工人、工頭等等。”
“在私人關係上有什麼遺囑嗎？任何涉及個人往來的？”普雷斯頓追問道。
“嗯……這兒有：'將我的象牙象棋送給我的老朋友朱普·範·蘭斯伯格，以紀念我們在農場裡一起度過的那些美好的夜晚。'就這些。”
“老人死後，他兒子回家來過嗎？”普雷斯頓問。
“應該回來過。老馬雷是死在去看兒子的路上。那時是很遠的路程，還沒有航班，必須坐火車去。”
“農場和其他財產的拍賣，你經手沒有，本森先生？”
“拍賣商經手的，就在農場外面，賣給了範·吉爾。他全買去了。現在所有的土地都歸伯蒂·範·吉爾所有。但我在場，擔任遺囑主持人。”
“還有沒賣掉的私人紀念品嗎？”普雷斯頓問。
老人皺起了眉頭。 “沒有什麼，都沒了。啊，我記得有一個相簿，沒有什麼商業價值，我想我是把它給了範·蘭斯伯格先生。”
“他是乾什麼的？”
“小學校長，”小本森插嘴說，“他教過我，一直到我上中學。在新小學校建立之前，他一直管農場小學。後來，他退休了，就住在杜威爾斯克魯弗這兒。”
“他還活著嗎？”
“沒了，10年前就死了，”老本森說，“我參加了他的葬禮。”
“但他有個女兒，”小本森提醒說，“叫西絲。中學時她和我在一起，可能和我同歲。”
“你知道她後來的情況嗎？”
“當然知道。多年前她結婚了，嫁給了外面特贊寧路上的一個鋸木場場主。”
“最後一個問題，”普雷斯頓朝著老人說，“你為什麼賣掉那些財產呢？他兒子不想要嗎？”
“他不要。”老人說，“他那時住進了溫伯格部隊醫院，給我打了個電報。我從軍事當局查到了他的地址，他們也擔保了他的身份。他在電報中讓我把所有的財產都賣掉，把錢電匯給他。”
“他沒回來參加葬禮嗎？”
“沒有時間。在南非這裡，一月份是夏天，那時還沒有陳屍設備，屍體必須很快埋掉，不能停放。說實在的，我想他根本沒有回來過。也可以理解，父親不在了，回來也沒什麼可折騰的。”
“勞倫斯·馬雷葬在哪兒？”
“在山上的墓地，”老本森說，“完了嗎？我該去吃午飯了。”
在杜威爾斯克魯弗這個地方，嶺東與嶺西的氣候完全不同。嶺西穆賽基的年降雨量為20英寸。而在嶺東，大片大片的濃雲從印度洋飄來，越過莫三比克和克魯格獵場，撞到嶺上，使東坡的年降雨量達80英寸。在這邊，一片蘭按樹林，工業也隨之因林木而為加工業。維爾揚和普雷斯頓沿著特贊寧路開了6英里，找到了杜。普萊希斯先生的鋸木場。給他們開門的正是他的妻子——小學校長的女兒。她長著蘋果似的臉，大約50歲，手和圍裙上沾著麵粉，正忙著烤麵包。
她專心地聽他們講，然後搖了搖頭。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到農場去，他和農場主馬雷下象棋，”她說，“那大約是在1944年和1945年。我記得像牙象棋，但不記得什麼相簿。”
“你父親去世時，你沒繼承他什麼遺物嗎？”普雷斯頓問。
“沒有。你瞧，我母親1955年去世，爸爸成了鰥夫。我照顧他，一直到1958年結婚，那年我23歲。打那以後，他不能自理，他的屋裡老是亂七八糟的。我盡量常去給他做飯和收拾屋子。但自從有了孩子後，就顧不上了。
“後來，1960年，他的妹妹——我的姑姑成了寡婦，住在彼得斯堡。她來和我父親住在一起，照顧他，這也是情理中的事。他去世時，我讓他把一切都給了姑姑——房子、家具等等。”
“你姑姑後來怎麼樣了？”普雷斯頓問。
“啊，她還住在那兒。住在杜威爾斯克魯弗的因姆波旅館後面的一棟普普通通的平房裡。”
她同意跟他們一起去。她姑姑，溫特太太，正在家中，一位開朗大方、像麻雀一樣歡快的老太婆，頭髮是染過的。聽他們講完後，她便走到櫃櫥前，抽出一隻扁盒子。
“可憐的朱普過去總愛玩這個。”她說。她拿的是像牙象棋。 “你們要的是這個嗎？”
“不想要這個，想要相簿。”普雷斯頓說。
她顯得疑惑不解的樣子。 “在上面閣樓裡確實有一盒子舊東西，”她說，“他死了以後一直扔在那兒。都是些紙和他當校長時的一些東西。”
維爾揚爬上閣樓，將它拿了下來。在一堆變黃了的學校報告書的下面，是馬雷家的相簿。普雷斯頓仔細地、一頁一頁地翻看著。全都有：1920年贏弱而美麗的新娘，1930年的羞答答微笑的母親，男孩騎著自己的第一匹小馬，瞇著雙眼，父親嘴上咬著煙斗站在旁邊，竭力表現出不為孩子顯得太驕傲的樣子，前面草地上是一排兔子。末尾一張是黑白照片，一個17歲的漂亮小伙子，身著法蘭絨板球衣，正走向三柱門準備投球。上面的說明寫道：“簡·馬倫斯基中學板球隊隊長，1943年”。這是最後一張照片。
“我可以拿走嗎？”普雷斯頓問。
“當然可以。”溫特太太說。
“你哥哥跟你談起過馬雷先生的事嗎？”
“有時提起，”她說，“他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他說過他怎麼死的嗎？”
她蹙了蹙眉。 “在律師事務所，他們沒告訴你嗎？咳，老馬雷一定是發昏了，那是一場車禍，車撞了人又逃走了，朱普說過。好像是老馬雷停下來修理扎壞的車胎，一輛過路的卡車撞了他。那時以為是一個喝醉了的卡菲爾人，咳，別提了！”她將手摀上嘴，不好意思地看著維爾揚。 “我真不該講這麼多話。可是，不管怎麼說，他們總也沒有找到是誰開的卡車。”
在回來下山的路上，他們經過墓地。普雷斯頓讓維爾揚停車。這是一片安寧僻靜的去處，高高地俯瞰城鎮，周圍是一圈松樹和冷衫，中間是一棵老樹，樹幹已經乾裂，附近長著一圈一品紅。他們在一個角落找到一塊蓋滿苔蘚的石碑，擦去苔蘚後，普雷斯頓看到鑿刻的墓銘志：“勞倫斯·馬雷，1879～1946，妻瑪麗，子簡，上帝永在，安息吧！”
普雷斯頓跨到旁邊，掠了一把盛開的一品紅，放到石碑前。維爾揚不解地看著他。
“我想，是在比勒陀利亞了。”普雷斯頓說。
當他們離開穆賽基開向上山的路時，普雷斯頓回首看峽谷的對面，在魔鬼溝的那邊，濃密的烏雲越聚越厚。他看到，烏雲聚集到一起，暴雨向小小的城鎮傾注下去。對那裡的不明死亡案，這位坐在車中返回的英國人已經明白了八九分。然後，他把頭仰起，睡著了。
那天晚上，哈羅德·菲爾比被人陪著從賓館來到總書記的客廳。這位蘇聯領導人正在那裡等他。菲爾比將幾份文件放到這位老頭子的面前。
總書記看了一遍，把文件放下。 “參與者並不多。”他說。
“請允許我做兩點解釋，總書記同志。第一；因為這個'曙光計劃'極端保密，我認為明智的辦法是把參與者壓縮到最小的數目。在需要了解的情況下，也不會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二，反過來，由於時間特別緊迫，必須盡量少兜圈子。過去採取重大措施時總是習慣於用幾週、甚至幾個月時間，現在必須縮短到幾天。”
總書記慢慢地點著頭。 “那麼，你說說為什麼要用這幾個人？”
“整個行動的關鍵，”菲爾比繼續說，“是執行官，一位以英國人的身份到英國居住幾週的人，他將最後實現'曙光計劃'。
“要用十二個信使，或叫'騾子'，給他運送所需的一切。他們將把一些物件偷運過去，或者通過海關，或者通過不檢查的地點。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帶的是什麼，也不知為什麼。每個人只要記住一個接頭暗號以及另一個備用暗號就可以，以防一旦某一個聯繫不上時使用。每個人將東西交給執行官後便回到我們的國土來，並且立即隔離起來。除了執行官以外，還有另一個人，他將永遠回不來了。但這一點，他們誰也不知道。
“指揮信使的是一位調度官，他要保證所有的部件都送到在英國的執行官手中。還要有一個供應官與其配合，及時提供運送物件。這個人要有四個助手，每人負責一項專門工作。
“一個人負責信使的文件和交通；一個人自己要學會高級技術；第三個人負責提供製成品；第四個人負責通訊聯絡。重要的是，執行官要向我們報告進度、困難、以及至關重要的是他準備就緒的時間。我們要在任何計劃更動時，能夠及時通知他，當然，還包括向他下達執行計劃的命令。
“關於通訊，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由於時間的因素，不可能採用正常的通訊渠道或人員會面的方式。我們可以通過莫斯科廣播電台商業廣播波段，以密碼的方式定時與執行官進行通訊。但是，為了使他在緊急時能與我們聯繫，他必須在英國某地有一台發報機。這是一台老式的發報機。這很危險，是一台戰時使用的發報機。但必須有一台。你會看到我在裡面提到過。”
總書記又研究了一下文件，衡量計劃中所需要的每一個人。最後，他抬起頭來。 “你會得到這些人的，”他說，“我要把他們一個一人地找出來，都是最好的，分別給以特殊使命。”
“最後一點，我不想讓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曙光計劃'透露給我們在倫敦大使館的克格勃人員。誰也不知道誰會被人監視，或者……”他並沒有說出來他的另一個擔心，“就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