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什麼也沒發生。當晚，卡普斯蒂克和普雷斯頓趁職員們都酣然人夢之際來到國防部，查驗複印的份數。一共印了7份：喬治·貝倫森3份，另兩個有阿森松島文件的人每人印兩份，第四個人沒有印。
第二天晚上，貝倫森先生的行動有點奇怪。偵察哨報告：天黑以後，貝倫森離開了貝爾格萊維亞街的住宅，來到附近的一個電話間。他們說不出他撥了什麼號碼，但他只說了幾句話，便放下了聽筒走回家了。普雷斯頓很納悶，為什麼家裡有蠻好的電話，卻跑到外面去打電話。普雷斯頓已經猜到了一些，因為家中的電話被監聽了。
星期四。這是第三天了。喬治·貝倫森按往常的時間離開了國防部，叫了一輛出租車，向聖約翰教堂開去。在這個具有田園氣息的教區鬧市上，有一家冰淇淋咖啡店。這位國防部的大員走進去，坐下來，叫了一份該店的特產——水果冰淇淋。
約翰·普雷斯頓坐在科克大街地下室的無線電室裡，聽著偵察哨的匯報。匯報人是萊恩·斯圖爾特，A監視組的組長。
“我派進去兩個人，”他說，“外面街上還有兩個，再加上我的車。”
“他在裡面乾什麼呢？”普雷斯頓問。
“看不見，”斯圖爾特對著無線電說，“得等一會兒裡面的人趁空告訴我。”
實際上，貝倫森先生坐在一個座位裡，一邊吃著冰淇淋，一邊填寫從文件箱中拿出的一份《每日電訊報》上的文字遊戲。他根本不去注意擠在角落裡的兩個穿著牛仔褲的大學生。
30分鐘後，他叫來服務員算賬。他走到付款處，交了錢便走了。
“他回到了街上，”萊恩·斯圖爾特叫道，“我的兩個人待在裡面。他來到鬧市，在找出租車。我看到裡面的人了，他們正在付款。”
“你問問他們在裡面乾什麼了。”普雷斯頓說。他想，整個事情有點奇怪。這也許是一個特殊的冰淇淋店。但是，從國防部到貝爾格萊維亞的一路上，美以費爾和西區都有冰淇淋店，為什麼非要跑到大老遠的里金特公園北邊的聖約翰教堂這一帶來吃一份冰淇淋呢？
又傳來了斯圖爾特的聲音。 “來了一輛出租車，他在叫汽車，等一下，裡面的人來了。”
稍稍停了一會兒，他們在說話，然後說：“好像他吃完了冰淇淋，也填完了《每日電訊報》上的填字遊戲，然後，付了款就走了。”
“報紙在哪兒？”普雷斯頓問。
“他填完就留在那兒了……等一下……然後，店主就走過來收拾桌子，把臟碗和報紙都收拾到廚房去了……他上了汽車開走了。我們幹什麼……還守著他嗎？”
普雷斯頓的思緒翻騰不已。哈里·伯金肖和B組一直監視理查德·彼得斯爵士，剛剛休息幾天。他們風裡、雨裡、霧裡待了幾週。現在只有一個組在執勤，如果撤了這個組而丟了貝倫森，讓他到別的地方去接頭，那麼，哈考特·史密斯更得給他小鞋穿了，他當機立斷。
“萊恩，騰出一個車，跟上出租車。我知道，如果他徒步溜走就不夠用了，但沒辦法，把你的其他人都調到冰淇淋店來。”
“好的。”萊恩·斯圖爾特說。然後，無線電裡沒聲音了。
普雷斯頓很走運。出租車一直開到西區貝倫森先生的俱樂部，他下了車便走進去了。但是，普雷斯頓想，他也可能在那裡與什麼人接頭。
萊恩·斯圖爾特進到冰淇淋店，坐下來喝咖啡，看（旗幟報），一直到關門的時候。什麼事也沒發生。關門時，人家讓他離開，他便走了。在街上的四人小組看著店員們下班走了，店主關了門，熄了燈。
普雷斯頓從科克大街安排對這個冰淇淋店實行電話監聽並查找店主身份。原來他叫西格諾。白諾蒂，正式移民，來自那不勒斯，已經在這里居住了20年，從不惹是生非。半夜時，冰淇淋店和西格諾。白諾蒂在瑞士屋的家中都被安上了電話監聽。但什麼收穫也沒有。
普雷斯頓在科克大街熬了一夜，一點覺也沒睡。斯圖爾特的監視是從晚上8點開始的。他們對冰淇淋店和白諾蒂家監視了一夜。
星期五早上9點鐘，白諾蒂走回店中，10點鐘開始營業。萊恩·斯圖爾特和日班小組又開始監視起來。 11點時，斯圖爾特呼叫了。
“門前來了一輛送貨車，”他告訴普雷斯頓說，“車上的人好像在裝大桶的冰淇淋，好像他們實行送貨上門服務。”
普雷斯頓衝了第20杯咖啡，由於缺覺，他的頭有些昏沉沉的。
“我知道了，”他說，“電話簿裡有這個廣告。派兩個人和一輛車跟上送貨車，把每個收貨人都記下來。”
“這裡加上我只有兩個人、一輛車，”斯圖爾特，“人太少了。”
“查爾斯大街要開個碰頭會，我設法再搞來一個組。”普雷斯頓說。
冰淇淋送貨車上午送了12家，都是在聖約翰教堂和瑞士屋一帶，最南邊的兩家在瑪麗勒勃恩，有的是住宅樓。雖然偵察哨在這些地方出現會引起懷疑，但他們還是設法記下了地址。然後，送貨車就回店了。下午沒有送貨。
“你回家前能把地址表留在科克大街嗎？”普雷斯頓問斯圖爾特。
當晚，電話監聽報告說，貝倫森在家時收到四個電話，包括一個打錯了號的電話。他沒有往外打電話。全都錄在磁帶上了。普雷斯頓想听聽磁帶，監聽人員說裡面什麼令人懷疑的話也沒有。但他想，最好還是聽一聽。
星期六上午，是普雷斯頓有生以來最忙的時候。技術處的人幫他安了一個錄音機，他以各種藉口，拜訪了每一戶收到冰淇淋的顧客，如果是婦女出來開門，他便問能否跟她丈夫說兩句話。因為是星期六，除了一戶之外，他都錄了音。
有一個聲音似乎有點耳熟。是誰呢？有點口吃？他以前在哪兒聽到過呢？他又對了一下每家的主人，但什麼也看不出來。
他在科克大街附近的餐館悶悶地吃了點午飯。在喝咖啡時，他想起來了。他急忙回到科克大樓，又把錄音帶放了一遍。很可能。不是結論，但很可能。
在蘇格蘭場辯證科學部的廣泛設施中有一個聲音分析科，罪犯在監聽錄音面前否認是他自己的聲音時，便由這個科來驗證。英國保安局沒有辯證科學設備，這類事情，只有依靠蘇格蘭場，並且要靠特勤處來安排。
普雷斯頓給警察蘭德打了個電話，在家中找到了他。在蘭德的幫助下，優先安排他在星期六的下午到蘇格蘭場聲音分析科去見面。只找到一個技術員，正在看足球賽，不願意來工作。但到底還是來了。他是一個瘦瘦的年輕人，戴著水晶眼鏡。他把普雷斯頓的錄音帶放了五六遍，觀察波形顯示屏上那上上下下起伏的亮線，記錄聲音中那些細微的音調音質的差別。
“同一聲音，”他最後說，“沒問題。”
星期天，普雷斯頓靠外交使團名單識別出了那個聲音的本人。他還拜訪了一位在倫敦大學理科系的朋友，跟他磨了一天，問了好多問題。最後，給伯納德·亨明斯打了個電話。
“我認為，有些問題應該向帕拉根委員會匯報，爵士，”他說，“最好是明天上午。”
帕拉根委員會上午11點碰頭，安東尼·普魯姆爵士叫普雷斯頓匯報。儘管伯納德·亨明斯爵士表情嚴肅，但會上總有一種盼望的情緒。
普雷斯頓把發出阿森松島文件以後兩天來的情況盡量簡單扼要地敘述了一遍。講到貝倫森先生星期三晚上從公用電話間打出了奇怪而又簡短的電話時，會場裡發出一片感興趣的騷動聲。
“你們給那個電話錄音了嗎？”佩里·瓊斯爵士問。
“沒有，爵士。我們到不了跟前。”普雷斯頓回答。
“那你認為他打電話幹什麼呢？”
“我認為，貝倫森先生是通知他的上司在哪兒接頭，可能是用代號來表示時間和地點。”
“對此你有什麼證據嗎？”內務部的休伯特·維利爾斯爵士問。
“沒有，爵士。”
普雷斯頓繼續講述他去冰淇淋店、《每日電訊報》的遺棄以及被店主親自收走的情況。
“你們設法找到那張報紙沒有？”斯特里克蘭爵士問。
“沒有，爵士。搜查冰淇淋店就會導致白諾蒂先生被捕。但是，如果報紙裡有什麼東西的話；而貝倫森也可以狡辯說他犯了疏忽大意的錯誤。”
“這麼說，你認為到冰淇淋店是去接頭嗎？”安東尼·普魯姆問。
“我敢肯定。”普雷斯頓說。他繼續講第二天把冰淇淋送到12個顧客家的情況，他如何錄了11家的嗓音樣帶，以及貝倫森在當晚接到錯電話的事。
“當晚打了電話，說是打錯了號碼，道了歉並掛了電話的嗓音，正是收到冰淇淋的一個顧客的嗓音。”
桌子周圍一片沉默。
“會不會是巧合呢？”休伯特·維利爾斯不無懷疑地問，“在這個城市裡打錯電話的真是太多了。我也總是接到錯電話。”
“我昨天跟一個朋友查了一下，他能用電腦。”普雷斯頓平靜地說，“一個人在這個有1200萬人的城市裡到一家冰淇淋店吃了一份冰淇淋；那個冰淇淋店主第二天上午向12家顧客送了冰淇淋；顧客中的一個又在半夜裡給吃冰淇淋的人打了一個錯電話。這種偶然的機會只是百萬分之一。星期五晚上的電話是一個安全收到情報的通知。”
“讓我想一想，看我是否聽懂了。”佩里·瓊斯爵士說，“貝倫森從三位同事手中收回我那份精心製造的文件複印件，假裝把它們都剪碎銷毀了。實際上他留下了一份。他把文件疊在報紙裡，把它留在冰淇淋店。店主收起報紙，把文件用塑料布包起來，第二天藏到冰淇淋中送到上司的手中。上司給貝倫森打電話，說他收到了。”
“我認為就是這麼回事。”普雷斯頓說。
“一百萬比一的偶然性。”安東尼·普魯姆小聲說，“奈傑爾，你怎麼看？”
這位秘密情報局的局長搖起頭來。 “我不相信這種百萬比一的偶然性，”他說，“在咱們的工作中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伯納德？不可能，這明明是個接頭，從情報員到上司，經過中轉站白諾蒂。約翰·普雷斯頓的分析很正確。祝賀你。貝倫森是我們找的那個人。”
“那麼，你發現這個關係後怎麼處理了？普雷斯頓先生。”安東尼爵士問。
“我把所有監視貝倫森先生的人都調過來監視他的上司。”普雷斯頓說，“我已經把他找出來了。說實在的，今天上午我就和偵察哨們跟上他了，從他的瑪麗勒勃恩的住宅一直到他的辦公處。他是一個單身漢，一個外國大使，名字叫簡·馬雷先生。”
“簡？聽起來像捷克名。”佩里·瓊斯爵士說。
“不是，”普雷斯頓鬱鬱地說，“簡·馬雷是南非共和國使館的大使。”
大家一片沉默，似乎不敢置信。斯特里克蘭爵士以一種外交上不適用的話說：“真他媽見鬼！”所有的眼光都投向奈傑爾·歐文爵士。
奈傑爾·歐文爵士坐在會議桌的一端，他很受震動。他暗自想道：如果是真的，我要割掉他的睾丸當酒菜下酒。
他想到了亨利·皮埃納爾將軍——南非全國情報局局長，前南非國家保安局局長的接替人。對於南非人來說，僱傭一些英國流氓打手去搶劫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黨是一回事；在英國國防部安插一個間諜卻是另一回事。這是兩個局之間的宣戰。
“先生們，我想得到大家的恩准，我準備用幾天時間把這件事深入地調查一下。”奈傑爾爵士說。
兩天以後，即3月4日，撒切爾夫人曾經召集並商量提前進行大選的內閣大臣之一，正在倫敦荷蘭公園的家中和太太一起吃早飯。太太正在瀏覽一本休假指南。
“希臘的科學海峽挺好，”她說，“或者克里特。”
沒有回答。她又強調說：“親愛的，今年夏天咱們可真得出去好好休息兩週了。都兩年了。6月份怎麼樣？在旅遊盛季最擁擠的高峰之前，而天氣又是最好的時候。”
“6月不行。”大臣說。連眼皮也沒抬一下。
“可是，6月多美呀！”她爭辯說。
“6月不行，”他重複說，“除了6月，什麼時候都行，親愛的。”
她瞪大了眼睛。 “6月有什麼事那麼重要？”
“你甭管了。”
“你這個老滑頭，”她氣喘吁籲地說，“又是瑪格麗特，是不是？上週日在切卡斯的秘密談話。她想到鄉下去，而我卻倒霉了。”
“噓——”她丈夫說。但是，憑25年的經驗，她知道她言中了。
她抬起頭，看到他們的女兒艾瑪正站在門口。 “你要出去，親愛的？”
“是啊，”姑娘說，“回頭見。”
艾瑪·勞克伍德，19歲，藝術學院的學生，熱衷於激進派政治。她討厭父親的政治觀點，竭力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來抗議他們。在她父母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內，從不錯過反核示威和左翼的抗議遊行。她的抗議方式之一還有和西蒙·迪瓦因一起睡覺。他是一個專科學校的講師。他倆在一次示威中相識。
他並不是什麼好戀人，只是用狂熱的托洛茨基主義和對“資產階級”的切齒痛恨來吸引她。在他的眼裡，任何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都是資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強烈地反對他們的人，便冠以法西斯分子。當晚，在枕頭邊，她把早晨在門口聽到的父母的閒話告訴了他。
迪瓦因是一系列革命研究小組的成員，並為內部發行的強硬左派刊物熱情撰稿。兩天以後，他在跟一個編輯一起討論稿時，提到了從艾瑪·勞克伍德那兒聽來的消息。他為這個編輯寫了一篇稿，文中號召考萊工廠熱愛自由的汽車工人們，利用一名工人因偷竊而被開除的事件，搗毀工廠的生產線。
編輯告訴迪瓦因說，這篇文章的煽動性還達不到出版的要求，但他答應跟同事研究一下，並告訴他說，這事誰也不要告訴。迪瓦因離開後，這個編輯確實跟他的一個同事研究了一下，這是他的消息渠道，而這個渠道又把消息傳給了後台老闆蘇聯使館。 3月10日，這個消息就傳到了莫斯科。迪瓦因如果知道會這樣的話，一定要給嚇壞的。作為托洛茨基的全球性一次革命理論的熱情追隨者，他痛恨莫斯科及其一切主張。
英國機構內部的一個大間諜的後台竟然是一名南非外交官，這使奈傑爾·歐文大為光火。他採取了惟一的選擇——直截了當地向南非全國情報局攤牌並讓對方做出解釋。
英國秘密情報局與南非全國情報局（前身為國家保安局）之間的關係是很微妙的。按兩國的政治家們的說法是“根本不存在”。更實際點說是“互不親近”。關係是有的，但出於政治原因，很不融洽。
由於人們越來越反對種族歧視政策，南非與英國歷屆政府的關係都很僵，而且在工黨政府時比保守黨更糟。在1960～1975年工黨政府掌權期間，由於羅得西亞政局一團糟，這種關係竟然奇怪地保持下來了。工黨首相哈羅德·威爾遜承認，他需要所能得到的關於伊恩·史密斯的羅得西亞的一切情報，以實施他的製裁。而南非人是掌握大部分情況的。當他們下野、保守黨於1979年5月東山再起之後，這種關係又繼續下來，原因是由於納米比亞和安哥拉，他們不得不承認，南非人民那裡有很好的關係網。
關係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的。正是由於英國從西德得到信息，說東德與南非海軍準將迪特爾·格哈特的老婆有聯繫，而使他後來被當做蘇聯集團間諜遭逮捕。英國還利用秘密情報局包羅萬象的檔案，拋出幾個人的材料並透露給南非，說這幾個人是蘇聯派往南非的間諜。
1967年發生過一次小小的不愉快。當時國家保安局的一名叫諾爾曼·布萊克本的特務在讚白吉夜總會當酒吧招待，與一位花園小姐過從甚密。這些花園小姐都是唐寧街10號的秘書，因為他們的工作間都朝向花園而得名。
這位陷入情網的海倫（她的名字從略，因她早已建立了家庭）在案發前曾交給布萊克本一些精選的文件。此事鬧得滿城風雨。打那以後，不管發生什麼大事小事，從葡萄酒走味到農業歉收，哈羅德·威爾遜都歸罪於南非國家保安局。
後來，關係有所好轉，因而，英國派到南非一個站長。站長一般住在約翰內斯堡，提供南非全國情報局的情況。英國對南非的領土沒有採取任何“積極措施”，南非也在駐倫敦大使館中安排幾名工作人員（秘密情報局知道他們），並在館外也有幾名（英國保安局監視他們）。這些工作人員的任務主要是監視南非革命組織（像非洲人國民大會黨和西南非人民組織等等）在倫敦這邊的活動。只要這些南非人規規矩矩，就不去動他們。
英國在約翰內斯堡的站長設法與亨利·皮埃納爾將軍進行了私人接觸，並向倫敦的上司報告了這位全國情報局的頭頭說了什麼。奈傑爾爵士於3月10日召開了帕拉很委員會會議。
“偉大的善良的皮埃納爾將軍發誓說他對我們保持精誠，對簡·馬雷毫無所知。他聲稱馬雷現在和過去從來沒有為他工作過。”
“他說的是真話嗎？”斯特里克蘭爵士問。
“在這種事情中，誰也不敢保准。”奈傑爾爵士說，“但是，他可能說的是真話。有一點可以看出，他應該知道，我們發現馬雷已經有三天了。如果馬雷是他的人，他知道我們會進行強烈報復的。他在這兒的人一個也沒有撤走。我想，如果他覺得有罪的話，他就會撤人。”
“那麼，這個馬雷到底是乾什麼的呢？”佩里·瓊斯爵士問。
“皮埃納爾聲稱，他也很想知道是怎麼回事，”奈傑爾回答說，“他還同意了我的要求，派一個人到那兒和他們共同進行調查。”
“現在貝倫森和馬雷的情況怎樣？”安東尼·普魯姆爵士向代表五局的哈考特·史密斯問道。
“兩人都在嚴密監視中，但沒有採取什麼行動，沒有抄家。只是晝夜地郵檢、電話監聽和盯梢。”哈考特·史密斯回答。
“你要多長時間，奈傑爾？”普魯姆問。
“10天。”
“好吧，10天為限。10天以後，我們就要用所能掌握的材料對他起訴，並要做出損失估計，不管他合作還是不合作。”
第二天，奈傑爾·歐文爵士到法納姆附近的家中去拜訪病休的伯納德·亨明斯爵士。
“伯納德，你的那個人，普雷斯頓，我知道他很了不起。本來我可以派自己的一個人去，但我喜歡他的作風。能把他借給我到南非去出一趟差嗎？”
伯納德爵士同意了。普雷斯頓乘了3月12日的夜航班機去了約翰內斯堡。直到他上了飛機，這個消息才傳到布賴恩·哈考特·史密斯的辦公桌上。他氣得火冒三丈。他知道，他被踢到一邊了。
12日晚，非常委員會在庫圖佐夫大街的住宅中向總書記作匯報。
“你們給我搞了什麼了？”蘇聯總書記小聲地問。
克利洛夫教授，作為會議主席，向洛哥夫博士示意，後者便打開卷宗讀了起來。
菲爾比在總書記出席的情況下，雖然有些緊張，但總是被這位掌握生殺大權的人物所感動。在委員會的討論中，很少提到他的名字，因為他這個絕對權威者給他們提供了蘇聯所需要的一切資料，他們沒有提出任何問題。但菲爾比在權力和用權上還是一個小學生，這位蘇聯各個領域中獨攬大權的總書記的心狠手辣和殘酷無情，使他羨慕不已。
幾年前，這位總書記成為克格勃的權威主席時，並不是勃列日涅夫委派的，而是那位政治局裡不公開的國王、黨的理論家米哈依·蘇斯洛夫的主意。由於沒有依靠勃列日涅夫，他就長臂獨攬了這個秘密組織。所以，使克格勃沒有變成勃列日涅夫得心應手的馴服工具。 1982年5月，蘇斯洛夫死了。在勃列日涅夫日薄西山之際，他離開了克格勃，來到中央委員會。他沒有犯那樣的錯誤。
繼承他的克格勃主席的是費道爾丘克將軍，是他一手安插的。在黨內，他鞏固了在中央委員會的地位，並且在短暫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時代等待時機，最後終於爬上了顯位。在上台後的幾個月內，他就把各路大權集於一手之中：黨、軍隊、克格勃和內務部。由於手中掌握了所有的王牌，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
“總書記同志，我們制定了一個計劃。”洛哥夫博士說。跟其他人一樣，他使用官場稱呼。 “這是一個切實的計劃，一個積極的措施，一個建議。它會使英國人陷入大動盪，從而使薩拉熱窩事件和柏林賴什塔格大火黯然失色而顯得微不足道。我們管它叫'曙光計劃'。”
他花了一個鐘頭才讀完計劃的全文。他不時抬起眼皮看看有沒有什麼反應。但是，總書記是大型象棋比賽中的高手，他臉上一直毫無表情。最後，洛哥夫博士終於讀完了。他們等待著。一片沉默。
“這很擔風險，”總書記平靜地說，“有什麼保障措施沒有？使它不會像——其他行動那樣引火燒身。”
他沒有說出那個詞。但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什麼。他在克格勃的最後一年，沃伊蒂瓦事件的慘敗使他大傷腦筋，花了三年時間才使那場喧囂和譴責平息下去。全世界的輿論都連篇累牘地大做文章。這真使蘇聯出盡了醜。
1981年早春，保加利亞保密局報告說，他們在土耳其內部的人從西德拖到一條怪魚。保加利亞是蘇聯忠實馴順的衛星國，但出於種族、文化和歷史的原因，深深地捲入了土耳其及土耳其族人的糾葛之中。他們發現的這個人是個恐怖主義職業刺客，受過黎巴嫩極左派的培訓，為土耳其極右派格雷·沃爾弗斯當槍手。他越獄逃到西德。奇怪的是，他表示要刺殺教皇。他們該怎麼辦呢？把這位穆罕默德·阿賈扔出去不管呢，還是給他錢、給他假證件、再加上一支槍讓他去干呢？在正常的情況下，克格勃的反應應該是謹慎的——幹掉他。但現在情況不正常。卡羅爾·沃伊蒂瓦，這位世界上第一個波蘭教皇，是一個主要威脅。波蘭在怒吼，在那裡，（共產黨的）統治將要很快被持不同政見的團結工會所粉碎。
持不同政見的沃伊蒂瓦已經對波蘭進行過一次訪問，在蘇聯看來，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克格勃回答保加利亞說：你們幹吧，但我們不過問。 1981年5月，阿賈揣著錢、假證件、還有一支槍，被陪送到羅馬，並給他指明了方向。他便孤注一擲，結果是許多人送了命。
“說實在的，我認為這兩件事不能相提並論。”洛哥夫博士說。這個“曙光計劃”基本上是他策劃的，並隨時準備為它辯護。 “沃伊蒂瓦事件由於三個原因而釀成大錯：被刺者沒有死；兇手被活捉；最糟糕的是，沒有一個精心策劃的替罪羊，比如說，意大利或美國的極右派。應該有一連串有力的證據，使全世界相信，阿賈的後台老闆就是右派。”
總書記像雞吃米一樣地點著頭。
洛哥夫接著說：“這次，情況大不一樣。每一步都有迴旋的餘地和金蟬脫殼的辦法。執行人是一名高級職業特務，在被捕之前，他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大多數製品看起來都是無害的，沒有人會追溯到蘇聯這邊來。執行人在事發之後絕對活不了，並且有一系列的配合措施，使矛頭無疑地指向美國。”
總書記轉向馬爾琴柯將軍，問道：“行嗎？”
三個委員都覺得不大自在。馬爾琴柯若是做出什麼反應，大家都會很容易地隨和他。但他什麼也沒表示。
馬爾琴柯深吸了一口氣，點了點頭，表示同意說：“很可行。我認為需要10到16個月才能完成。”
總書記問菲爾比說：“上校同志呢？”
菲爾比說話結巴得更厲害了。他在緊張時總是這樣。 “至於風險嘛，我還拿不准，技術上的可行性我也沒有發言權。但是效果——它肯定會使百分之十的浮動選票倒向工黨一方。”
“克利洛夫教授同志？”
“總書記同志，我反對。我認為，它的施行和產生的可能後果都是非常危險的。它完全違背了的條款。這個議定書一旦被破壞，大家都要遭殃。”
總書記似乎陷入了沉思，誰也不想打攪他。閃閃發光的眼鏡後面的雙眼凝思了5分鐘之久。他終於抬起了頭。 “沒有筆記，沒有錄音，外面也沒有這個計劃的廢紙，是不是？”
“沒有。”四個委員一致說。
“把文件和封套都給我。”總書記說。他接過來後，以一貫的單調的聲音繼續說：“這個計劃很殘酷、很毒辣，具有冒險性，也特別危險。現在委員會解散。你們各回各的崗位，不要再提非常委員會了，更不能提'曙光計劃'。”
四位卑微而虔誠的人站起來之後，他仍然坐在那裡瞪著桌子出神。他們無聲地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幾乎誰也沒看誰一眼，便被引到樓下，向他們各自的汽車走去。
在空曠的院子裡，各自鑽進汽車。菲爾比坐在自己的伏爾加里，等著司機葛利高利葉夫發動引擎。但司機卻坐著不動。另外三輛車都開出了院子，出了門洞，駛上林蔭大路。菲爾比的車窗上有人敲了幾下。他放下車窗，看到巴甫洛夫少校的臉。
“請跟我來，上校同志。”
菲爾比的心格登一下子。他明白，他知道得太多了，他是幾個人中惟一的外國人。總書記是善於抓薄弱環節而出名的。他跟著巴甫洛夫少校又回到樓裡。兩分鐘後，他又被領到總書記的客廳裡。這老頭子仍然坐在咖啡桌旁的輪椅裡。他示意讓菲爾比坐下。這位英國叛徒誠惶誠恐地坐下了。
“你心裡是怎麼想的？”總書記溫和地問。
菲爾比有點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這個，殘酷，大膽，危險。但是，如果成功了，很起作用。”
“這個計劃很妙。”總書記小聲地說，“要實行，但由我自己抓，別人誰也不能插手，只有我自己。而且，你要做不少工作。”
“我可以提個問題嗎？”菲爾比大膽地說，“為什麼是我呢？我是個外國人啊，雖然我一輩子都在為蘇聯效勞，而且也在這裡度過了生命的三分之一，但我還是一個外國人啊！”
“一點不錯，”總書記回答說，“除了我，你沒有後台。你不能搞陰謀來反對我。”
“你要離開家和你的愛人，辭去司機，住在我的沃蘇沃別墅賓館裡。在那裡，你可以把執行'曙光計劃'的先遣隊組織起來。你可以使用任何必要的權力，可以通過我在中央委員會的辦公室來貫徹。你自己不要露面。”總書記按了一下桌下的按鈕。 “你要在這個人的監護下工作。我想你早就認識他了。”
門開了。無動於衷的、目光冷淡的巴甫洛夫少校站在那裡。
“他非常機警，而且特別敏銳，”總書記讚賞地說，“但又非常忠誠。他恰巧還是我的侄子。”
菲爾比站起來正要跟少校離去時，總書記遞給他一個紙條。這是一張第一總局呈遞給總書記親閱的薄紙文件。菲爾比難以置信地看著。
“是這樣，”總書記說，“我昨天收到的。你不能像馬爾琴柯那樣，要10到16個月。看來撒切爾夫人要在6月份就開始行動。我們的行動必須要比她早一周。”
菲爾比長噓了一口氣。在1916年，只用10天就完成了俄國革命。而現在卻給了這位英國天字第一號的大叛徒90天，來進行一次英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