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蘇共總書記
自：HAR菲爾比
1987年1月7日，星期四
莫斯科
首先，總書記同志，請允許我將英國工黨的歷史及其強硬左派在過去25年間的滲透和最後取得支配地位的過程提綱挈領地談一下。我認為，只有在了解這些情況的基礎上，才能縱觀過去幾年的歷史和今後數月的前景。
自從休·蓋茨克爾陷入不可救藥而死去之後，英國工黨的發展幾乎在踏步不前，它的歷史已被莫斯科寫出來了。
當然，人人都知道，在工黨的內部一直存在著竭誠親甦的馬列主義勢力。但是，在該黨的歷史上，這股力量還是很小的，不能操縱事情的發展和政策的製定，更重要的是，它左右不了該黨領導階層的選舉和該黨的領導力量。
只要工黨處於專斷的克萊門特。艾特利或狂熱的休·蓋茨克爾的流毒影響之下，這種狀況一定還會繼續下去。
這兩個人的手中都攥著“清黨名單”。按照這個名單，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分子或革命的追隨者都是工黨的敗類，不能允許他們加入工黨，更談不上在黨內擔任工作。
休·蓋茨克爾1960年在斯卡博羅黨代會上叫囂為工黨的（傳統）精神“鬥爭、鬥爭、再鬥爭”。 1963年1月他死了後，黨的領導權落在哈羅德·威爾遜手裡，一直掌權13年。在這13年中，他的兩個特點給工黨帶來很大影響他與艾特利不同的是，他名利薰心、好大喜功；與蓋茨克爾不同的是，他尤忌鬥爭、主張妥協。針對他的這種特點，工黨內我們的朋友採取了放長線釣大魚的政策，越來越深、越來越多地打入了工黨內部。
多年以來，這一直是一項荊棘叢生、艱難困苦的工作。
1972年，在全國執行委員會（下稱全執委）裡，親甦的我們的朋友們採取投石問路的策略，設法通過了一個決議，從“清黨名單”中劃掉了“勞工研究部”。這個“勞工研究部”是有其名無其實，實際上是共產黨控制的一個團體。值得慶幸的是，該黨中央對這項動議沒有駁回。下一年，即1973年，全執委中的強硬左派便全部吊銷了“清黨名單”。
這個結果大大出乎黨內馬列主義小組的意料之外。那時，他們之中少數人是太嫩的新手，但多數都是30年代就親甦的馬列主義者。他們需要在工黨內擴充勢力。他們知道，他們和我們的許多同路人都被排斥在工黨之外，並且有一大批強硬左派政治活動者在尋求政治歸宿。現在大門敞開了。正是這些人，不同年齡不同組織的人，大量地擁進了工黨的隊伍之中。
隨著日月的流逝，大多數老黨員，儘管他們在艾特利和蓋茨克爾那些前途渺茫的歲月裡一直在黨內維持著黨的光焰，也不得不告老還鄉了。現在，已是新的一代——15年前很年輕，但現在已經成熟了的一代，組成了強硬左派，他們不僅在黨內佔有相當的勢力，而且在各階層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1973年以來，在全執委中，強硬左派一直佔絕對優勢。而且正是通過這個有用的工具，使該黨的黨章和上層領導成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請允許我簡單說明一下，總書記同志，我所說的“我們的朋友”在英國工黨和工會運動中是指哪些人。他們包括兩種人：自覺的和不自覺的。我所說的自覺的，不是那些所謂的柔和左派，也不是托洛茨基派蛻化出來的人，這兩種人都仇恨莫斯科，儘管出於不同的原因。我所指的是極強硬左派。這種人具有獻身精神，是徹頭徹尾的馬列主義者。他們並不珍視被稱為共產主義者，因為那意味著毫無用處的英國共產黨員。他們是莫斯科的堅定朋友，十有八九會按照莫斯科的意圖辦事，甚至有些意圖不能向他們講明，他們也能去幹。有些人則認為是在靠“覺悟”或為了“英國”而去幹的。
第二種朋友是英國工黨內部起著決定作用的強硬左派。他們是這樣的人：他們在政治上或情感上贊成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他們堪稱為類似馬列主義的左派。他們在特定的或可能的情況下，能夠不折不扣地、或接近地貫徹蘇聯對英國或西方盟國的外交政策的意圖。他們是一些不需要別人的教導、甚至不願意被人教導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被信念、變異愛國主義、破壞觀念、個人突出思想所驅使的人，屈於威脅壓力的人，自高自大的人，或樂於隨幫跟影的人，這些人的行為舉止都與我們蘇維埃的利益並行不悻。他們形成了為我們的利益而效忠的代理人。
當然，他們都自稱是民主的追隨者。令人高興的是，當今絕大多數英國人都把“民主”理解成多黨制，統治機構必須定期由廣大群眾秘密選舉而產生。既然我們的強硬左派朋友們都是俗體凡胎，就必定要食人間煙火，睡覺、做夢，每天醒著時還要為左派方針而工作，所以，他們要一個“選舉出的民主”，由他們或與他們具有相同思想的人掌權。英國的輿論界根本沒有採取什麼措施來糾正這種錯誤的認識。
總書記同志，我現在想談一下多年來強硬左派對英國工人運動發展的干擾。這就是兩條道路共存、並行長入到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這種錯誤思想在強硬左派的思想中存在了幾十年，直到10年以前的1976年發展到登峰造極之時才得以解決。
強硬左派多年來要在英國推行的兩條道路就是“議會道路”和“工業道路”。前一條道路就是潛移默化地接管工黨，以其作為工具來掌握政權而製造一個真正的革命社會。另一條道路就是在工會運動中發動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走上街頭，從而產生革命的社會。
永遠不能忘記的是，在英國，真正的馬列主義中流批柱是在工會運動之中，工會的中堅分子總是比工黨在議院裡的中堅分子多得多。這就是為什麼多年來一直是工會一方起主導作用並且在1976年使其力量達到頂峰的原因。
1974年希恩政府倒台、威爾遜重新掌權時，他也知道不能指望工會。如果他把工會推上來，就會使工黨破裂並且丟掉交椅。那時工會發動了大罷工，要求提高工資、降低生產成本和減少沖天漲的人頭稅，使英國在工業上、商業上和財政上都陷。困境而不能自拔。
到1976年4月，哈羅德·威爾遜失去了對工會和經濟的控制。經濟學家們看得很清楚，大動盪到來了。威爾遜宣布，由於健康的原因辭職，把政權拱手交給傑姆斯·卡拉漢。
當年夏末，英國經濟瀕臨危機，需要國際貨幣基金會給以大量的緊急貸款，但國際貨幣基金會組織不理睬，認為不符合條件。在10月的工黨代表大會上，英國財政大臣只好書面請求工會的負責人遏制工資和接受削減公用開支。
菲爾比站起來走到窗前。他清楚地記得那個多事之秋，不無遺憾地嘆了口氣。當英國工會的負責人與莫斯科接觸和聆聽如何辦的指示時，他一直是一個秘密聆聽者和得力的參謀。遺憾的是，他很清楚，自17世紀內戰以來，英國一直沒有被革命勢力所掌握；自從那時以來，也從來沒有這樣的媚外。他又回到打字機旁。
您會比我更清楚地記得，當時莫斯科的建議是：工會要重視卡拉漢政府要求節制的號召。不到兩週，工會的戰鬥意志就垮下去了，對政府與工會達成的“社會協約”作了讓步。時至今日，英國自己還仍然蒙在鼓裡。所以，請允許我重申一下您應該了解的情況，因為它與下述情況有關。
應該重視財政大臣的要求，避免把數百萬的工人推到街頭去與軍隊和警察對峙。這裡有一個原因，而且也只能有一個原因。正如那時克利洛夫教授所竭力爭辯的那樣，所有的歷史教訓都證明，只有在革命者打入軍隊和警察之中、並使其大多數人拒絕服從長官的命令而支持遊行示威者之時，群眾運動才能推翻根深蒂固的雜牌民主。
在英國，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儘管多年來一再努力，以便在工會的基礎上“組織”起來，但在英國從未取得成功。原因在於——我認為也是對的——英國士兵和警察仍然效忠於女皇、王權和英國政府（或者叫做別的什麼權力），並且服從他們長官的命令。
只要有這種狀態存在，任何想從大街上而不是從議院內去改變英國歷史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一旦失敗，它會使我們真正的朋友的事業倒退，不倒退半個世紀的話，也要倒退幾十年。
從那以後，便開始努力改變英國革命的這個薄弱環節，著手於在警察和軍隊內開展工會活動，但沒有收到成效。傑姆斯·卡拉漢過去曾是警察聯合會的顧問，他不允許開展這樣的活動。 1979年5月，瑪格麗特·撒切爾上台後，這種活動便被拋出了窗外。
我們的朋友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自從控制了大批都市的權力後，通過出版社和宣傳工具，在上上下下各個階層中，他們或者親自地或者利用托洛茨基小派別中的激進年輕人作為突擊隊，開展不屈不撓的運動，來貶低、低毀和破壞英國警察。目的當然是為了削弱或摧毀英國大眾對警察的信賴，而這些警察卻是世界上最和藹和紀律最嚴明的。
這樣做的結果也並不顯著。偶爾靠揭露當地的弊端、抨擊當地的腐敗和警察的暴行等，取得了一點成績，並發動了幾次組織嚴密的騷亂。但整個英國的工人階級卻是頑固地墨守成規和服從法制，而中產階級也總是站在警察的一邊。
我講了這麼多，只是想說明一點，靠“工業道路”進入社會主義，發動千百萬群眾走上街頭去推翻選舉的政府，完全是蠢人的舉動。現在應該走的道路是“議會道路”，不知不覺地、迂迴曲折地開展工作。歸根結底，這是最有效的途徑。
這種通過議會道路達到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途徑，現在已經踏上了勝利的進程。這種結果應歸功於強硬左派打入工黨內部運動的巨大勝利，歸功於工黨結構的巨大變化，歸功於1983年大選悲劇以來我們真正的朋友所採取的自我否定政策的勝利。
由於與1976年秋季所貫徹的工業道路分道揚鑣，我們在工黨內的馬列主義朋友們進行了始終不渝的鬥爭，控制了該黨的命運，採取了有效的方案，三年前廢除了“清黨名單”。
工黨始終像是一個三腳架一樣靠著三條腿：工會。選區工黨（每個選區一個，構成了英國的選舉模式）和議會工黨，即大選中選出的工黨議員們。黨的領導人總是從他們之中產生。
在三者中，工會是最強的勢力。這股勢力在兩個方面發揮著作用。一，他們是黨的財經來源，從千百萬工人工資中扣除的錢中徵得一部分充實到他們的金庫中去。二，他們在黨代會上實行“團體選舉”，由工會全國執委會來代表成千上萬未經復查的成員進行選舉。這種集體投票的辦法可以使任何決議得以通過，並能使黨的最重要的全國執委會的三分之一都得以當選。
工會選舉執委會是絕對說了算數的，他們是由決定工會政策的脫產活動分子和官員所組成的。他們是金字塔的頂尖，中層由地區幹部組成，底層由支部於部組成。這樣，在廣大工會於部之間，強硬左派分子是主要力量，實際上，他們已經成功地掌握了權力。
在這個任務中，我們朋友的偉大同盟軍是廣大普通工會成員。這些成員對事物漠不關心，不願意參加工會支部會議，這樣，參加各種活動的積極分子們就可以控制幾千個支部、幾百個地區和全國執委會。目前，附屬於工黨的80個工會中，其中10個最大的工會控制著工會選舉的半數以上，而這10個中的9個都是由強硬左派掌權的。但在70年代初卻只有兩個。這些成果只是靠千百萬英國工人中那些不到1萬人的傑出人物來取得的。
經過對選舉團在選舉黨的新領導的作用的描述，便可以明顯地看出強硬左派所控制的工會選舉的重要性。工會在選舉團中操縱百分之四十的選票。
其次是選區工黨。在這些選區工黨中，核心是總管理委員會。它不僅負責該選區黨的日常事務，而且還有另一重大職能：為議院在工黨挑選候選人。在1973年至1983年的10年中，極左派強硬路線的年輕積極分子開始進入選區，通過在選區內召開一連串的枯燥的馬拉松會議，開除了舊的干部，一個又一個地控制了總管理委員會。
由於選區接二連三地落入新強硬左派的手中，代表這些選區的大部分中央議員都變得越來越強硬，而且，他們還不容易被驅逐。為了爭取強硬左派的真正勝利，必須削弱議員的獨立性，把他們從選民利益的代表者變成總管理委員會的馴服工具。
這一目的在1979年被布賴頓的強硬左派實現了。依靠他們的管理委員會通過了年度選舉議員的新規定。這個規定造成了權力大轉移。一大群核心議員退出去了，組成了社會民主黨，其他人落選了，從而脫離了政界。最有資格的核心議員也不得不辭職。雖然還是議會工黨，但卻被閉割成只有一種職能：只是議員，只能選舉工黨領導的議員。把三個權力集中過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81年，在強硬左派的努力下，又一次實現了這一目的。由於創立了選舉團，其中議會黨掌握了選票的百分之三十，選區黨佔百分之三十，工會佔百分之四十。在必要和需要時，選舉團就選出新領導，並且每年給以確認。這最後的職能對現在的計劃起著決定的作用。這一點，我將給以說明。
我所說的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導致了1983年的大選。大權即將到手時，我們的朋友犯了兩個錯誤，違背了列寧主義關於謹慎和隱蔽的精闢教導。他們有點太公開。太露骨了，急於求成，過早地號召進行大選，從而導致他們的敗露。強硬左派還需要一年的時間來進行鞏固、提高和加強團結。他們沒有做到這一點。他們過早地強行貫徹歷史上極左強硬派的主張，使黨陷入了混亂之中。更糟糕的是，讓英國公眾看到了強硬左派的廬山真面目。
您可能記得，1983年的選舉，對於現在強硬左派掌權的工黨來說，確實是一場災難。然而我認為，這種下場實際上是一種保護性偽裝，因為，它使他們變得更堅韌不拔和有了自我認識。這一點，工黨內我們的朋友在過去的40個月中也是一致承認的。
首先，1983年的650個選區中，工黨贏得了209個。這看起來並不壞。在這209名工黨議員中，100名是堅定的左派，40名是強硬左派。這可能有點少，但今天的議會工黨還是有史以來在眾議院中最左的。
其次，在民意測驗中的失敗對於那些認為奪取政權的鬥爭已經結束了的傻瓜們是當頭棒喝。他們很快就認識到，經過1979年到1983年為取得工黨領導權的艱苦而又必要的鬥爭之後，現在已是重新團結起來、醫治創傷的時候了。同時要嚴密注視下一次選舉。這個程序已於1983年10月在工黨代表大會上由強硬左派精心製定出來了，並從那時開始貫徹了。
第三，他們都認識到了列寧關於真正的革命者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要進行秘密工作的教導的重要性。從而，在整個過去的40個月中，強硬左派的中心工作已經轉入地下。這種工作在70年代初期、中期都開展得很好。而且，他們一直在適當地控制著火候。他們還花費很大氣力來整頓個人紀律，至今沒有發現違紀現象。
實際上，從1983年10月開始，強硬左派才做到有理有利有節，經常強調黨的團結的重要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黨的文件中也規定了一些措施。現在，不管是上層，還是中層，都已被我們的馬列主義朋友納入了正常軌道。
這種更隱蔽的奪權已成為現實。現在，各個委員會的領導權要么在強硬左派手裡，要么只靠一次緊急會議就可以爭取過來。但是，這個“但是”很重要，有時在選舉中處於絕對優勢時，他們往往總是滿足於使委員會的領導權落在溫和左派手中，甚至是落在中間派手中。
中間派，除10多個懷疑論者外，實際上都由於強硬左派的新的團結和他們自身煩惱的解除而放下了武器。然而，鐵拳仍然藏在絲絨手套之中。
在選區一級，地方選區工黨的領導權仍在繼續悄悄地被強硬左派奪取過來，並沒有引起公眾和輿論界的注意。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樣，在工會運動中也是這種大好形勢。 10個大工會中的8個和其他70個工會中的一半都屬於強硬左派。但外部表現比1983年都有意地顯現得少一些。
總之，整個英國工黨現在都屬於強硬左派掌權，或者是直接地通過溫和左派，通過馴順的中間派，或者通過某個緊急會議就可以把某個委員會篡奪過來。而各級黨員、工會、輿論以及給工黨投票的那些廣大選民都沒有覺察到這一點。
另外，40個月來，強硬左派一直把下一次大選當做一場軍事活動。在英國議院中要贏得簡單多數需要325個席位，或330個。現在有十分把握的是210個。另外120個——1979年或1983年失去的——是可以爭取的，並已安排好了目標。
在英國，一個政府連任兩屆後，即使這個掌權的政府並非不被人們歡迎，但人們也總覺得應該換換才好。這已成了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實際情況。但英國人只想換上他們信得過的人。在過去的40個月中，我們的朋友在工黨內部絞盡了腦汁，一心想使工黨贏回這個信任。
從最近的公眾民意測驗來看，這個運動基本上是順利的，因為在朝的保守黨與工黨的百分數差別已相差無幾。考慮到英國的體制，80個空席位往往決定選舉的結果，而百分之十五的浮動選票又影響空缺席位傾向這一方或那一方。因而，工黨便有機會在下一次大選中上台。
在這份備忘錄的結尾，總書記同志，我想說明一下，一旦大選中出現這種形勢，則我們的強硬左派朋友就準備在工黨取勝之際推翻尼爾。金諾克的領導，安排上他們自己的馬列主義首相，並貫徹真正革命的社會主義綱領。
您忠誠的哈羅德·阿德林·羅素·菲爾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