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來，豐坦諾大樓那套住宅的主人每個小時都向那個號碼打一次電話，但直到今天——1月4日，星期日——才有人接。他們在電話裡說得很簡單，結果只是讓他在午飯前到西區一個很可靠的旅館去，在那裡的一個會客室與一個人會面。
那人大約60歲，深灰色的頭髮，衣著樸素，有文職人員的風度。他來後道聲歉就坐下了。
“真對不起，這三天我不在，”他說，“我是單身漢，一些好朋友邀我到城外去跟他們一起過年。那麼，出了什麼事？”
那位主人簡單地把經過告訴了他。他已經考慮了好幾天如何講述事情的經過和一些話該怎麼說。那個人非常嚴肅認真地聽他講。
“當然了，你做得很對，”他終於開了口，“這事可能很嚴重。你星期四晚上回來的時候，叫沒叫警察？或者，以後報告沒有？”
“沒有。我想最好先跟您談談再說。”
“咳，真遺憾，不管怎麼說，現在有點太晚了。他們的技術人員，在三四天內能從保險箱的被炸中鑑別出一些線索。現在就很難說明白了。除非……”
“除非什麼？”那家主人急切地問。
“除非你回來後，鏡子仍在原處，屋裡的一切都整整齊齊，你住了三天還不知道被盜了。這可能嗎？”
“怎麼可能呢？”那家主人說，“地毯的邊兒都給掀起來了，那混蛋一定是沿著牆走的，以防踩到踏板上。”
“是啊，”另一位若有所思地說，“他們不可能有這樣利索的小偷，做完後連鏡子和地毯都放好。他們也不會指望你到別的地方去躲三天。”
“我到哪兒去啊？我會給人看見的。我哪兒也沒去。夜總會？旅館？那我要登記的。”
“說真的，”他的知己說，“不行了，這不解決問題。不管是好是壞，反正生米已經做成熟飯了，現在叫警察也來不及了。”
“那我他媽該怎麼辦啊？”那家主人急了，“他們可能早就躲得無影無踪了。”
“你老婆在外面要待多長時間？”那人問。
“誰知道啊？她願意待在約克郡，我想，幾週吧。”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把那個保險箱換上個新的，一樣牌子的；戈蘭鑽石也換上複製品。這是需要時間的。”
“那麼，被偷走的怎麼辦呢？”那家主人氣急敗壞地問，“不能丟了就不管啊，我得把它搞回來。”
“不錯，”另一個人點頭說，“聽我說，你想一想，我的人跟鑽石界的人有來往。這些寶石肯定要送到哪家去改頭換面的，他們不能原樣不動地就拿到市場上去賣，太顯眼了。我要設法看能不能找到那個賊和把東西搞回來。”
那主人站起來要走。他的朋友仍然坐著，憂心忡忡。那位穿著樸素的人同樣也是很失望的，但他掩飾得好一些。
“你什麼也不要做，對此事守口如瓶，”他叮嚀說，“盡量讓你老婆在鄉下待得越久越好。要裝得和平時一樣。耐心等待，我會跟你聯繫的。”
第二天早上，約翰·普雷斯頓是湧回倫敦中心的人流中的一員。他們一共休息了長長的五天。因為他住在南肯辛頓，坐地鐵來上班正合適。他在古治街下車，剩下的500碼就可以步行了。他是一個不引人注意的人，中等個，結實，46歲，穿著風雨衣。雖然冷，但他沒戴帽子。
快到戈登大街路口時，他拐進一所不顯眼的大樓裡。這可能是一座辦公大樓，很堅固，但不是新式的，名義上是一個保險公司。只有到裡面，才能看出與附近其他的辦公樓不同。
不同的是，在大廳中有三個人，一個在門口，一個在收發台前，一個在電梯口，個個身高體大、肌肉發達，跟保險公司整天書書寫寫的人大不一樣。任何偶爾想跟這個公司開展業務或尋求幫助的公民，都會領教到這裡的麻煩。只有能出示有關的證明。並在收發台後面的小電腦的終端通過，才被允許進到裡面去。
英國保安局，即“五局”，代號MIS不僅僅在一所大樓里辦公，為了保密和方便，它有四個辦公大樓。總部在查爾斯大街，已不在報紙上常常提到的那個舊總部——勒孔菲爾德大廈了。
另一幢最雄偉的大樓是在戈登大街，人們只簡稱“戈登”，而不加什麼零碎兒，正如總部叫“查爾斯”一樣。另兩個地方是科克大街（簡稱“科克”）和馬爾巴勒大街的一所附屬建築，也以街名來簡稱之。
該局有六個分局，分散在幾幢大樓裡。有的分局又分出幾個處，也分散在不同的樓裡。為了減少不必要的跑腿磨鞋底兒，互相之間都有保密電話。任何來訪者都必須有完整無缺的證件和手續。
“A分局”裡有政策處、技術處、財產處、註冊處、數據處理處、法律顧問室和盯梢處。這最後一個處是由各種具有專長的人物組成，男女老少。書生武士，無所不有，一個個不但機靈果斷，而且人通地熟，可以組成世界上最高明的偵探小組，連“敵人”都不得不承認，即使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五局的偵察員們也都是身手不凡的。
這個局跟秘密情報局不一樣。秘密情報局，即“六局”，代號MI6，是負責外國情報的，並且吸收了一些美國的術語充實到它的內部語言中去。而英國保安局（“五局”）卻是負責內部反間諜活動的，所使用的語言都是警方正式用語。他們避諱使用“採取調查行動”這一類套語，只管他們的跟踪隊叫“盯梢”。
“B分局”負責徵員、人事、體檢、晉職、撫卹金和財務（即工資和活動費）。
“C分局”掌管民事治安（含本局職員和辦公處）、承包人的安全（主要是涉及國防、通訊業務和私營公司）、軍事安全（跟部隊內部的保安局有密切聯繫）和防止破壞（行動中的或蓄謀中的）。
“五局”過去還有個“D分局”，為了保密起見，只有情報局內部的人才知道，它早就改成了“K分局”。這個分局是最大的。其中幾個最大的處叫蘇聯處，下面又分設行動科、外勤調查科和戰鬥指揮科；蘇聯衛星國處，也分成同樣的三個科，還有研究處和特務處。
可以想像，K分局要花費多少精力來監視蘇聯及其衛星國派來的大量特務，他們通過各種渠道——使館、領事館、代辦處。商務處、銀行、新聞社以及貿易社團，有的已經派來，有的正在準備派來，而且，由於英國政府的寬宏大度，這些單位有的在首都，有的（像領事館等）卻分散在各個郡。
另外，在“K分局”還有一個辦公室，其工作人員負責英國保安局和秘密情報局之間的聯繫工作。這個辦公室隸屬於查爾斯大街的總部開展業務，其代號為K7。 “E分局”負責國際共產主義及其追隨者的不懷好意的來訪或在國內長大而到國外進行同類活動的人。在E分局內部，又分成遠東聯絡員，分駐香港、新德里、堪培拉、惠靈頓，和全球聯絡員，分駐華盛頓、握大華、西印度群島以及其他友好國家的首都。
最後是“F分局”，約翰·普雷斯頓就是屬於這個分局，至少那天上午還是。這個分局包括政黨（極左）處、政黨（極右）處、研究處和特務處。
“丁分局”位於戈登大街，在五樓。在這元月的早晨，約翰·普雷斯頓正是進入了這個大樓朝辦公室走來。他並不幻想他的三週以前的報告能使布賴恩·哈考特·史密斯對他垂青，但他相信，他的報告會被呈遞到總局長伯納德·亨明斯爵士本人的辦公桌上。
他很有把握地認為，亨明斯一定會轉發他的情報並會把他的預測轉告給聯合情報委員會主席，也就是內務部常設秘書。內務部是英國保安局政治上的主管部門。一位好的常設秘書一定會認為應該給內務大臣看一下，而內務大臣又會提請首相注意他的報告。
但他來到辦公室後，辦公桌上的備忘錄卻說明事情完全不是那樣。他看完後，便坐在那裡陷入沉思。他曾準備靠這份報告發跡。如果報告送到上面去了，就會提出一些問題，他能夠回答這些問題。他一定要回答這些問題，因為他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他能夠回答這些問題，因為他是F分局政黨處D科科長。但是，如果他被調到其他部門，事情就另當別論了。
被調走後，接管和處理普雷斯頓報告的將是D科的新科長。他能夠接替普雷斯頓的工作，一定會感到滿意；而且也可以肯定，他一定是哈考特·史密斯的親信之一，但他是解答不了那些問題的。
他給檔案室打了個電話。是的，已經登記了，他記下了登記號碼，以便日後參考時查找。
“'不轉發'是什麼意思？”他憤憤地問，“好吧，對不起……是啊，我知道這不怪你，查理。我只是問問，有點不對勁兒，就這麼回事兒。”
他放下聽筒，又坐下來，陷入沉思。一個人不應該對他的上司有什麼想法，即或沒有私人關係，也不應該。但這些想法，他老也擺脫不掉。他承認，如果他的報告呈到上面去了，報告的內容就會傳達到議院中反對派工黨領袖尼爾。金諾克的耳裡，他是不會高興的。
再過17個月的大選中，工黨是有可能取勝的，而且，哈考特·史密斯希望，新政府的新措施之一就是任命他當英國保安局的總局長。不冒犯正在台上或即將上台的強有力的政客，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處世哲學。對於一個軟弱卑微的人來說，或者對一個想飛黃騰達的人來說，報喜不報憂也是一個訣竅。
局裡的每一個人都記得前總局長羅傑·霍利斯的事。直到如今，雖然兩派的人都各持己見，但秘密仍然沒有揭開。
那還是在1962年和1963年的時候，在克里斯廷。基勒事件快暴露的時候，羅傑·霍利斯幾乎就已經從外面知道了該事件的全部細節。在這個醜聞暴露的幾週前，關於克里溫登一伙的幾份報告就已經擺在他的辦公桌上了，有的報告說司蒂芬。沃德一面提供妓女，一面向上司匯報；有的報告說蘇聯隨員伊万諾夫與國防大臣同嫖一個妓女。然而，雖然證據確鑿，他卻給壓下了，沒有設法盡職地跟哈羅德。麥克米倫單獨碰碰頭。
由於事先沒有得到警告，麥克米倫就被牽著鼻子捲進了醜聞。整個1963年夏天。這個事件愈演愈烈，使英國在國內外焦頭爛額。全世界都認為，這事就好像是莫斯科一手操縱的一樣。
多年以後，爭論仍然很激烈：到底是羅傑·霍利斯不稱職呢，還是他已經陷得很深很深？
“淨扯皮。”普雷斯頓對自己說。他止住了思緒，又重新讀備忘錄。
備忘錄是B分局人事處處長發來的，通知他從今天起調到C分局的民事治安處A科當科長。口氣非常友好，可能是為了緩和一下對他的打擊。
“副總局長通知我說，在新年之際，所有的空缺都有了人是大好事。如果您能盡量毫不耽擱地把尚未處理的事務整理一下，最好能在一兩天內移交給年輕的馬克思韋爾……最真誠最熱烈地希望新崗位能使您滿意……”
“廢話，扯淡。”普雷斯頓想。他知道，治安處是負責人員和建築的安全的，A科是負責首都這一片兒的——他將要負責女王陛下所有在倫敦各個部的治安工作。
“這他媽是警察的差事。”他從鼻子裡輕蔑地說，然後打電話召集他手下的人進行告別。
離開倫敦僅僅1英里的地方，在一條小胡同里——這裡距車水馬龍的邦德大街只有200碼——吉姆·勞令斯推開了推一的一家小珠寶店的門。店裡很暗，但那精心安排的燈光卻可以照到陳列架上擺著的喬治王朝的銀飾；在具有照明的陳列櫃檯裡可以看到舊時代的寶石。很顯然，這個店是專門經營古董的，而不經營現代的仿製品。
他穿著乾淨的深色西裝、綢襯衣和顏色柔和的領帶，提著一隻光澤髮烏的文件箱。櫃檯後面的姑娘請他進來，很有禮貌地看著他。她剛36歲，看起來又利索又健康，一副雅俗兼備的樣子。她把胸脯朝前挺了挺，臉上掛著一絲微笑。 “您有事嗎？”
“我想找扎布朗斯基，見他本人。”他那一口倫敦腔兒表明他不是顧客。
姑娘的臉一下子沉下來。 “請問貴姓？”她問。
“就說傑姆斯先生有話跟他說就行了。”勞令斯說。
正在這時，店堂後面裝著鏡子的門打開了，路易斯·扎布朗斯基走了出來。他又小又乾巴，才56歲，但顯得很老。
“傑姆斯先生，”他說，“什麼風把你刮來了？請到辦公室來。你這一向怎麼樣啊？”他把勞令斯引進櫃檯，來到後屋。 “沒你的事兒了，桑迪拉，親愛的。”
進到他的小辦公室後，他關上門，並把門鎖上。從那扇帶鏡子的門，可以看到外麵店裡的情況。他示意讓勞令斯坐到他那古香古色的辦公桌前，自己坐到後面的轉椅上。一盞聚光燈照在桌上的記事簿上。他親切地望著勞令斯。 “那麼，吉姆，你有什麼事啊？”
“我給你搞來點東西，路易斯，你會喜歡的，這回你不會說是次品了吧？”勞令斯打開文件箱。
扎布朗斯基攤開雙手。 “吉姆，我什麼時候……”他的話只說了半截，看到勞令斯放到記事簿上的東西，他突然瞪著眼睛，不敢相信那些東西是真的。
“戈蘭寶石！”他倒吸了一口氣說，“你到底把戈蘭鑽石搞來了。報紙上還沒有登呢！”
“這麼說，他們還沒有回到倫敦。”勞令斯說，“沒碰響報警器，你是知道的，我善於搞這一手。”
“你是最棒的，吉姆，最棒的。可這是戈蘭鑽石！你怎麼不告訴我一聲？”
勞令斯知道，在下手搞戈蘭鑽石之前就安排好路子的話，會容易得多。但他有自己的方法，他已經精心策劃好了。他不相信任何人，更不想找一個銷贓人，甚至像扎布朗斯基這樣信得過的銷贓人也信不過。一個銷贓人被警察抓住再加上一連串的審訊後，為了洗清自己，往往把什麼都端出來。雖然扎布朗斯基還沒見過班房是什麼樣子，但蘇格蘭場的嚴重罪行處卻掌握他的情況。這就是為什麼勞令斯下手前沒透一點風，而且來找他也是神不知鬼不覺地就來了的原因。所以，他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扎布朗斯基看著記錄簿上熠熠發光的寶石出了神。不用說，他也知道這套鑽石的來歷。
1939年，謝菲爾德的第九大公繼承了這套鑽石，他有兩個後代，一男一女，女兒便是菲歐娜·戈蘭小姐。他1980年逝世時，沒有把鑽石傳給兒子——他的貴族稱號的繼承者，卻傳給了女兒。
1974年的時候，他的兒子25歲，大公傷心地意識到他這大逆不道的兒子竟是一個天生的獨身主義者。但謝菲爾德不會再有年輕貌美的大公夫人佩戴這一套鑽石了，所以，只好傳給了女兒。
扎布朗斯基知道，大公去世之後，菲歐娜女士便常常懇求保險公司的同意，戴上這套鑽石首飾參加慶祝舞會；而且，但凡有舞會，她往往必到場。其他時間，這套鑽石便躺在花園巷庫茨銀行那黑暗的保險櫃裡。他笑了。
“是在新年前格羅斯文諾大樓的舞會上嗎？”他問。勞令斯聳了聳肩膀。 “咳，你這個小滑頭，吉姆。但乾得很漂亮！”
雖然路易斯·扎布朗斯基能講，口流利的波蘭語、猶太語和希伯來語，但在英國生活40多年後，還是說不好英語，說話時總帶著一種波蘭味兒。因為他是跟舊課本學的英語，所以，他用的詞好多都是今天不用的舊詞。勞令斯知道，路易斯·扎布朗斯基的歷史充滿了血淚辛酸。他老婆貝利爾。扎布朗斯基跟他講過，這個老頭子還是孩子的時候，就被關在集中營裡。
正如任何鑑賞家欣賞傑作一樣；扎布朗斯基仍然陶醉在那套鑽石的魅力之中。他模糊地記得在什麼地方讀到過，在60年代中期，菲歐娜·戈蘭小姐嫁給了一位扶搖直上的年輕文職人員，到80年代，他成了那個部裡的達官貴人；兩口子住在倫敦西區的一個地方，靠妻子的財產過著奢侈豪華的生活。
“餵，路易斯，你看怎麼樣？”
“真了不起，親愛的吉姆。我真是心花怒放了。但是，也棘手啊！這不是普通的寶石。在寶石界，不管到哪兒，都會被認出來的。你讓我幹什麼呢？”
“你說吧。”勞令斯說。
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寬寬地攤開了雙手。 “當著真人不說假話，吉姆，直截了當地告訴你，戈蘭鑽石的保險價是75萬英鎊。這是由於卡梯葉寶石行公開合法拍賣時他們給的價。但顯然賣不了那個價。
“這就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找一個大財主買主，他雖然明知道不能將它戴出去，也不能公開宣布所有權，但仍然願意買這套名貴的戈蘭鑽石——一位有錢的守財奴，只滿足於在私下觀賞它們。這樣的人是有的，但不多。賣給這種人，大概能賣我說的那個價的一半。”
“什麼時候能找到這樣一個買主呢？”
扎布朗斯基聳了聳肩膀。 “今年，明年，可能找到，也可能找不到。這種事情是不能上廣告的。”
“太長了，”勞令斯說，“另一種可能呢？”
“把它們拆開來零賣——這一下就會減價到60萬英鎊，再進行磨製，然後單個地分別出售，這樣只能值30萬英鎊。而且磨製者還要手工費。如果這些費用由我自己來負擔的話，我想我可以給你10萬英鎊——但只能在最後給你錢，就是到全部脫手的時候。”
“那麼現在你能給我多少呢？我不能喝西北風啊，路易斯。”
“哪能呢，”老窩主——扎布朗斯基說，“你瞧，這些白金裝飾，在舊貨攤上大概能賣2000英鎊，這40個小鑽石，送到合法市場的話，就算它12000英鎊，一共14000英鎊。這會很快到手的。這可以先支給你一半，現金，現在就給。你看怎麼樣？”
他們又談了30分鐘，成了交。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從他的保險櫃裡拿出7000英鎊現鈔。勞令斯打開公文箱，把那捆鈔票裝到裡面。
“好極了，”扎布朗斯基說，“你一個人幹的嗎？”
勞令斯聳了聳肩。 “去做的時候一個人。”
扎布朗斯基敲了幾下手指，然後指著勞令斯的鼻子說：“搞乾淨點兒，吉姆，幹完了活兒什麼東西也別留，不值得冒那個險。”
勞令斯想了想，點了點頭，告別離去了。
約翰·普雷斯頓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才把他的調查組的那些人找回來進行告別。對於他的走，他們都深表遺憾。然後就是移交文件。博比。馬克思韋爾已經來走馬上任了。
普雷斯頓模糊地知道他的一點情況。他是一個逆來順受的年輕人，一直想到五局來找個差事，並一心想靠紅極一時的布賴恩·哈考特·史密斯的提攜來往上爬。普雷斯頓爭不過他。
他自己是一個外來戶，1981年從英國陸軍情報處直接調到這個局。他那年41歲。他知道他是永遠上不去了——外來戶當一個科長就算到頂了。
在極罕見的情況下，即將離職的總局長的職位，在內部實在沒有合適的人選時，則可能落到本局以外的人的手裡，使得五局的人都變得很失望。但是，副總局長、六個分局以及所屬各處室的頭頭卻一直是本局內的人。
他跟馬克思韋爾達成協議，他今天（星期一）把所有的文件都整理好，明天向他一一交待各個卷宗的要點和正在進行的調查。他倆分手時都很客氣地說明天見。
他看了一下表，已經很晚了。他從自己的保險櫃裡把所有的文件都拿出來，挑出該送還檔案室的文件，又花了半宿的時間一頁一頁地看那些該在上午向馬克思韋爾介紹的公文。
他想喝點什麼。他乘電梯來到地下室，那裡有一個很好的酒吧。
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在星期二乾了一整天。他把自己鎖在屋裡，只出去過兩次，親自接待一下顧客。謝天謝地，今天生意並不忙。
他把上衣脫掉了，又把襯衫袖子挽了起來，露出沒有汗毛的胳膊，小心翼翼地從戈蘭鑽石上往下撬白金底座。那四顆大鑽石——兩個10克拉的耳墜兒和互相匹配的頭飾及垂飾很容易拆，沒有花多少時間。
鑽石從底座上卸下來後，他能更仔細地觀賞它們了。它們確實美麗無比，在燈光下晶瑩耀眼。過去曾傳說是藍白色，也曾叫“湖藍”，但是，現在按照新的GIA規範的等級，是D-無瑕級。他賞玩一陣後，便把這四塊寶石裝到一個小絲絨口袋裡。然後，開始拆費時費力的40個小鑽石。在他幹活時，燈光有時能照到左肘裡側五個不大清晰的號碼記號。懂得這些號碼意思的人都知道，它們只代表一個意思，那就是奧什維茨標記。
扎布朗斯基生於1930年，華沙一個波蘭——猶太血統珠寶匠的三兒子。他9歲時，德寇侵略者來了。 1940年，華沙的猶太區被封鎖了，裡面擁擠著40萬猶太人，人們陷入極度飢餓之中。
1943年4月19日，猶太區倖存下來的9萬人在他們中間的幾位傑出人物的領導下，舉行了暴動。那時，扎布朗斯基已經13歲，但他瘦骨鱗峋、萎靡不振，看起來要小5歲。
5月16日，猶太區終於落到了朱埃根·斯特魯波將軍的瓦芬-SS部隊的手中。他是在密集的掃射中倖存下來的少數人之一。大多數居民，6萬多人死於子彈、砲彈、刺刀下，或被倒塌的樓房壓死。剩下的3萬人，大都是老人、婦女和孩子，扎布朗斯基混在裡面。大多數人都轉移到特萊布林卡並且死掉了。
但是，在那非常時期，一個偶然的情況導致了意想不到的轉折。載著扎布朗斯基的火車車頭壞了，他們的車廂被掛在另一列車上，然後，被拉到奧什維茨。
雖然注定是要死的，但他卻被留下了。當他說出自己是首飾匠時，德國人就讓他識別和挑選小件珠寶首飾，這些都是從新來的猶太人囚徒中搜出來的。後來有一天，他被挑到集中營醫院，落到一個被叫做“安琪”的人手裡，這是一個經常面帶笑容的人，一直從事猶太青年青春期生殖器的活人試驗。正是在他的手術台上，連麻藥都沒有打，路易斯·扎布朗斯基被閹割了。
他把40個寶石中最後一個的金飾摳下來，檢查了一下，看有沒有漏下的。他數了數又秤了秤，一共40個，平均為半克拉，多數都少於半克拉，可以做訂婚戒指，一共值12000英鎊。他可以通過哈頓花園將它們賣掉，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懷疑，而且是現金交易。他認識那些經紀人。接著，他把那些金件底座等砸成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什麼樣子也看不出來了。
1944年末，在奧什維茨集中營活下來的人被迫向西走。扎布朗斯基在柏根伯爾森被擋住了。在那裡死的人更多了，只有一小部分活了下來。最後，英國軍隊把他們解放了。
經過精心治療後，扎布朗斯基被送到英國，由一名北倫敦猶太人作保，住了一段時間後，成了一家珠寶匠的學徒。 60年代初，他離開師傅自己開了一個珠寶店，先是在倫敦東區，10年以後遷到現址，在倫敦西區也算是較興隆的一家。
在東區的時候，他便在碼頭上開始與海員做寶石交易——錫蘭的祖母綠、非洲的鑽石、印度的紅寶石和澳大利亞的乳寶石。到80年代中期，他成了富翁，無論在生意上，還是在合法或非法交易上，他都是專家和倫敦最大的銷贓人。他在格林金匠街有一處大分銷店。他已成了寶石界的大亨。
當他把那些鑲在鑽石上的白金撬下來並砸成一個金塊後，便把它們裝到包裡。他看桑迪拉下班了，便關了店門，整理一下辦公室，帶著四塊大鑽石走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在一個公用電話亭往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外面的一個地方打了個電話，那是一個叫做尼幾倫的小村莊。他回到家後，又給英國航空公司打電話訂了一張翌日去布魯塞爾的機票。
在泰晤士河南岸，有一排早已廢棄不用的碼頭。在80年代初，按照一個發展規劃在這裡建起一些新大樓。但在新樓之間的空場上，卻堆棄著一大片亂七八糟的碎石和瓦塊，磚石瓦礫之間雜草叢生。曾經計劃在上面蓋起新住宅、商店和立體停車場，但要成為現實可能還要等到猴年馬月。
在溫暖的季節裡，有一些酒鬼在這一帶支起帳篷；而南倫敦那些扒手小偷想要銷毀什麼證據的話，也拿到這裡來燒掉。
1月6日，星期二，已是晚上很晚了。吉姆·勞令斯摸著黑在這片垃圾上絆絆磕磕地走著。沒有人監視他。如果有人的話，就會看到他手裡提著兩加侖的汽油桶，另一隻手拎著漂亮的手工製的牛皮文件箱。
在星期三上午，路易斯·扎布朗斯基順利地通過了希思羅機場。他穿著厚厚的大衣，戴著軟帽，拎著包，嘴上叼著一隻樹根做的大煙斗，匯入從倫敦到布魯塞爾去辦事的旅客之中。
在飛機上，一位空中小姐躬下身來小聲地說：“先生，請您在機艙內不要點著煙斗。”
扎布朗斯基道了聲歉，便把煙斗裝進口袋裡。他並不介意。他不吸煙；就是點著了，他也不吸。那煙斗抽不動。裡面裝四顆58面的鑽石，上面塞實了煙草，怎麼能抽得動呢？
在布魯塞爾國際機場，他租了一輛車開上向北的公路，從扎文特姆到麥哲倫，向右朝東北方的利爾和尼幾倫開去。
比利時的寶石加工業大都集中在安特衛普，中心地點是佩利卡大街一帶。在這裡，大商號都有自己的陳列櫥窗和加工車間。與其他加工業一樣，寶石工業也需要一些零散的供應商、個體工匠來加工一些小件活或承擔一些分包活，如加工配飾、清理和重新磨製等。
一些個體工匠住在安特衛普，跟猶太人住在一起，他們之中大多數都來自東歐。在安特衛普以東有一個地區叫坎普恩，那裡有一些散散落落的村莊，每個村莊都很清潔整齊，村莊里有一些小店鋪為安特衛普的寶石業加工零活兒。在坎普恩中心有個小村叫尼幾倫，正處於連通利爾和海倫塔爾斯的公路和鐵路的旁邊。
在墨倫大街的中間住著一位叫拉奧爾·列維的人，是波蘭猶太人，戰後在這裡定居下來。他湊巧是倫敦的路易斯·扎布朗斯基的二表哥。列維是鑽石磨製匠，早年喪妻，一個人住在一所小巧干淨的紅磚房裡，位於墨倫大街的路西。房子後面是小作坊。扎布朗斯基午飯後來到這裡，與他的表哥見面了。
他們爭了一個鐘頭，最後成了交。列維重新磨製這些鑽石，盡可能少地減少其重量，又使人認不出原樣來。他們的成交價是5萬英鎊，先付一半，另一半在第四隻賣掉後再付。
扎布朗斯基離開那裡返回了倫敦。
容易壞事的不是拉奧爾·列維的手藝不高，而是他一個人孤零零地生活著。每週他盼著那一次外出——坐火車到安特衛普，在他最喜歡的一家咖啡館裡，跟他的老朋友們在晚上會面，扯南道北、談論生意。三天以後，他又到那裡去談生意了。
正當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在比利時的時候，約翰·普雷斯頓已經坐到了他在三樓的新辦公室裡。使他慶幸的是，他沒有離開戈登大樓去到另一幢大樓辦公。
他的前任在年前退休了，副科長主管了幾天，滿以為自己能坐住這把交椅，現在又不得不失望地向普雷斯頓交待工作。這些工作在普雷斯頓看來，每天就是在那裡兜圈子。
下午，就剩下他一個人時，他瀏覽了一眼由這個科負責治安的各部大樓的清單。這個清單比他想像的要長一些，但多數都不是治安重點單位，除非洩密才能引起一些政治上的麻煩。洩露機密對社會治安的威脅是很大的，因為文職機關吸收了那麼多具有極左政治觀點的人。但這些事一般都是由該部自己的治保人員負責的。
他要負責的較大單位是外交部、內閣和國防部，這幾個部門的往來文件堆積如山。但他們自己的治保措施也很嚴格。他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打電話，與各個部的治保負責人取得聯繫、約定見面時間，以便互相認識。
在打電話的間歇，他看著面前堆著的、從樓上舊辦公室帶來的個人物品。在等著一個回話時，他站了起來，打開自己的新保險櫃，把文件一卷一卷地放進去。最後一份就是他上個月打的報告，他自己留存了一份，另一份已經被注上“不轉發”而埋在檔案室的紙堆裡了，這是僅剩的一份了。他聳了聳肩膀，將它放入保險櫃的最裡面。它可能永遠沒用了，但他認為還沒有必要將它扔掉，總是過去的一個紀念嘛！不管怎麼說，把它們歸攏成一個報告，還是花費了他許多心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