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身穿灰衣服的人，打定主意在今天深夜把那套戈蘭鑽石首飾盜出來。他知道只要首飾仍在房間的保險櫃裡，而主人又不在家，那就篤定能弄到手。他必須先把情況搞清楚，於是，他窺視著，等待著。到了7點半，開始有動靜了。
又寬又大的美洲虎牌豪華型高級臥車，從地下停車場威風凜凜地駛出來了。在門洞口停了一下，駕車人看了看街上來往的車輛，便上了馬路，朝海德公園路口的方向馳去。
在這座堂皇住宅對面的路邊，停著一輛租來的沃爾沃貨車，方向盤後坐著吉姆·勞令斯，身著租來的灰色司機制服。他鬆了一口氣。在貝爾格萊維亞街的對面，吉姆·勞令斯終於看到了他盼望的事情：丈夫開著車，妻子坐在旁邊。他把自動檔扳到“駕駛”位置上，尾隨著那輛美洲虎牌豪華型高級臥車，從長長的停車行列中開了出來。
這是一個晴朗而寒冷的早晨。東方格林公園的上空已現出一抹魚肚白，街燈仍然亮著。從5點開始，勞令斯就在這裡監視著。雖然有幾個人從這裡走過，但並沒有人注意他。貝爾格萊維亞是倫敦西區最有錢的街區。一個人穿著司機制服，坐在貨車中，車後還放四個衣箱和一個食品筐，而且又是在這12月31號的早晨，根本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許多有錢人都在準備離開首都，到鄉間的家裡去過年。
到海德公園路口，他與“美洲虎”距離大約50碼時，一輛卡車插到他們中間。他們繼續往前行駛，到花園巷時，勞令斯有點緊張了，他知道那裡有庫茨銀行的一個分行，他擔心“美洲虎”車中的夫婦把鑽石首飾存到銀行的夜間保險庫裡。
到馬博爾門時，他才鬆了一口氣。 “美洲虎”沒有掉頭向南沿著花園巷奔銀行開去，卻向北一直駛向大昆博蘭街、格魯賽斯特街。看來，豐坦諾大樓九樓高級住宅的主人不打算把鑽石首飾存在銀行里，他們要么是隨身帶到鄉下去，要么就是此刻留在家中。而勞令斯判定，一定是留在家裡了。
他尾隨著“美洲虎”，一直跟到漢頓路，看著它駛上了血號公路，才掉轉車頭向倫敦中心開回來。顯然，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樣，他們是到妻弟家——謝菲爾德大公家過年去了。大公家在北約克郡，汽車要整整跑6個小時。這樣，至少可以給他24個小時的時間，這對他是足夠的了。他毫不懷疑，自己是一定能把豐坦諾大樓那個住宅給“端”了的，因為，他畢竟是倫敦最有名的保險櫃盜賊之一。
上午，他把沃爾沃貨車退給了出租公司，把製服還給了服裝出租處，把四隻空衣箱扔到櫃櫥上——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的家在王茲沃綏區一幢茶葉倉庫改成的公寓的最上層，一套配有高級家具的單元。這一帶是他的老家。不管他如何走運和發跡，他畢竟是一個南倫敦人，在這裡出生，在這里長大，這裡雖然不如貝爾格萊維亞和美以費爾那樣繁華，但這裡是他的“領地”。跟那些與他類似的人一樣，他不願離開這塊安全的領地。儘管在當地的黑社會和警察局看來，他——按照黑社會中對罪犯和惡棍的稱呼——是有名的“臉兒”，然而，在這裡他總有一種踏實的安全感。
跟那些一帆風順的惡棍一樣，在這個領地中他始終保持著一副謙卑的形象，駕駛著一輛不起眼的汽車。惟一與他的外表形像不相符的是他那豪華的房間。在這個黑社會的下層之中，無論做什麼事情，他都深思熟慮，小心翼翼，不露馬腳。警方對他的反常雖然疑團叢生，但他的“卷宗”裡卻非常清白，只是在十幾歲時有一小段審訊記錄。他能夠順利得手而讓人摸不透是怎麼得手的，這使他的那些小字輩信徒們佩服得五體投地，因而，他們便甘心為他當差跑腿兒。就是那些手持短槍、鎬把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的強盜們，對他也敬畏三分。
出於需要，他必須有一個“門面”職業來掩飾贓款、髒物的來路。所有得手成功的“臉兒”都有一個合法的門面。最好的門面就是當小車司機、或開蔬菜水果店、或收購破銅爛鐵之類。這種門面職業，既掩飾了髒錢黑利，又有了空閒的時間和藏身之處；也為僱用一名打手或保嫖找到了理由。這些打手都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愣傢伙。他們也需要一種公開合法的幌子來掩蓋給人當打手的勾當。
勞令斯開了一個廢銅爛鐵破汽車收購站，這就使他有許多機會接觸設備優良的機械修配廠，接觸各種各樣的金屬、電線、電瓶液等物。他還雇了兩名彪形大漢，既可以在收購站幹活，又可以在他遇到麻煩而可能受到其他地痞流氓襲擊時當他的保鏢。
勞令斯洗了澡、刮了臉，攪拌一些咖啡衝到咖啡壺中，這是今天上午第二次喝咖啡了。他把貝利·賴斯給他提供的草圖又研究了一遍。
貝利是他的徒弟，23歲，聰明、伶俐、精幹，總有一天會成為一個不錯的甚至相當出色的竊賊。在這個黑社會中，貝利還剛剛邁進門檻，他非常願意替那些有名氣的人效勞，但在幹事時，他是決不盲目聽從那些毫無價值的瞎指揮的。 24小時以前，貝利曾經穿著一家高級花店的製服，抱著一大束鮮花，來敲豐坦諾大樓九樓那套豪華住宅的房門。這身行頭使貝利輕易地通過了大廳的登記處。從大廳一過，他就記住了門廳的佈局、門房的位置和通向樓梯的路線。
開門的，正是太太菲歐娜女士。她一看到鮮花，臉上就放出驚喜的光彩。這束花是以貧窮老兵救濟基金委員會的名義送來的，而菲歐娜女士恰是讚助人之一。當天晚上——1986年12月30日晚上——她正要去參加該會的慶祝舞會。勞令斯估計，即或她在舞會上向某個委員提及那束花的來歷，別人也只能認為，大概是其他委員代表委員會贈送的。
在門口，她審視著系花的標牌，叫道：“哎呀，多美啊！”帶著一口她那個階層所特有的明朗清脆的聲調，接受了鮮花。然後，貝利拿出收據本和圓珠筆。菲歐娜女士兩隻手拿不了三樣東西，便慌慌張張地回到客廳裡，放下鮮花，讓貝利一個人在小小的門道裡等了幾秒鐘。
貝利長著一張娃娃臉，捲曲的金黃頭髮，藍眼珠兒，羞答答的笑容，到哪兒都是討人喜歡的。他認為，在這個大都市裡，他可以贏得任何中年婦女的歡心；而他那孩子似的藍眼睛也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女人。
在按門鈴之前，他就在門外站了好一會兒，把門的外表、門框和過道的牆都看了一遍。他在尋找微型報警器——那玩意兒並不比胡桃大——以及黑色的按鈕或開關之類，是作為關掉報警器用的。當他滿意地確認沒有後，才去按鈴。
他一個人留在過道裡，便又開始在門裡面和牆上尋找報警器或開關，也沒有。當女主人出來在收據上簽字時，貝利發現了門上裝著里外保險暗鎖，這是有名的查情牌防盜鎖。
菲歐娜接過收據本和圓珠筆，準備簽字。不行，圓珠筆早就沒有油了，筆尖上僅有的一點點油也在一塊紙板上劃光了。貝利不好意思地道歉。菲歐娜女士莞爾一笑，說了聲沒關係，她的手提包中有筆，便又回到里間去了。貝利已經發現了他要找的東西——門確實與報警系統相聯。
在開著的門軸縫裡、合頁的上邊，有一個小小的凸棒，門邊上正對著它有一個小插孔。他知道，在插孔裡一定裝著一個微型開關。門關上時，凸棒就進入插孔，兩者接觸在一起。
防盜報警系統的電路接通後，一旦接觸斷離——門被打開時，微型開關就會接通報警器。貝利拿出超級膠管，向微型開關的孔裡噴入一些膠，又用一個塑料和膠混合製成的小球將開關頂回去，只花了3秒鐘。再過4秒鐘，它就會變得像石頭那樣硬，微型開關就會失靈，凸棒再也不會使它發生作用了。
菲歐娜女士拿著簽好的收據出來時，發現這位可愛的年輕人正靠門邊站著，朝她歉意地笑了笑。他一邊笑著，一邊搓掉了小球沾到大拇指上的餘膠。事後，貝利向勞令斯詳盡地描述了入口的佈局，門房的位置，樓梯和電梯的位置，住宅的過道，門內小小門廳以及他所能看到的客廳的情況。
勞令斯一邊呷著咖啡，一邊信心十足地想道，四個小時以前，那套住宅的主人將衣箱提到走廊裡，又回到窄小的門廳，打開了報警器。在通常的情況下，報警是不響的。他出了房門後將門關上，用鑰匙將保險鎖鎖定，便滿意地認為報警器已經接通，並且進入了戒備狀態。是的，正常情況下，凸棒就會與微型開關接觸，鎖上之後，報警系統電路便接通，進入警戒狀態。但是，由於凸棒與微型開關被隔離開了，至少使門上的警報系統失靈了。勞令斯自信，30分鐘之內，他一定能把鎖打開。屋內肯定還有其他機關，他要遇到一個破一個。
喝完咖啡，他伸手取下剪報簿。如同其他珠寶盜賊一樣，他密切地註視著報上的社會動態欄。這本剪報，是關於菲歐娜女士的社交活動，以及她頭一天晚上參加慶祝舞會所佩戴的那套鑽石首飾的來龍去脈的全部資料。吉姆·勞令斯邊看邊想：這是她最後一次享受這套鑽石首飾的榮耀了。
在1000英里以外的東方，和平大路111號住宅四樓上的客廳中站著一位老人，他也在等待著午夜。那時刻將是1987年元旦——他的75歲壽辰。
現在已經時過中午，但他仍穿著睡衣。這些天，他沒有必要早早就起來或趕到辦公室去了。他已經沒有班可上了。他的比他小30歲的蘇聯妻子艾麗達，已經帶著他們的兩個孩子到高爾基公園冰場上滑冰去了。家裡就剩下他一個人。
他從牆上的鏡子裡看了一下自己，滿臉的皺紋顯得更密集了。當年那又濃又黑的頭髮已變得雪白、稀疏和毫無光澤。由於喝了一輩子酒和一根接一根地吸煙，皮膚已經變得斑斑點點。鏡中的雙眼呆滯憂傷地望著自己。他感到自己不會再有什麼前途，餘生也只能是沉湎於對往事的回憶。他又回到窗前，向下俯視著路上的積雪，幾個搖搖晃晃的老頭子正在掃雪，而雪在晚上還要繼續下。
他暗暗想道，自己在貝魯特擺脫了那毫無意義的流亡生活，來到這裡，已經24年了。那時，他實在待不下去了。尼克。艾留特和公司其他的人把他的一切都抓過去了。最後，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那個現實，丟下了老婆孩子，來到了這裡。
起初，他覺得就像回到了家裡一樣——一個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家。他滿腔熱忱地投入了新生活，真誠地相信這裡的哲學和最後的勝利。有什麼可不相信的呢？為此，他花費了27年為之效勞。在60年代中期的幾年裡，他曾經感到歡欣和順利。當然，對他進行了全面的審查。但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裡，他還是受人尊重的佼佼者，五大明星之一。另外幾位是伯吉斯、麥克萊恩、布倫特、布萊克。他們都深深地打入了英國機構的內部，而後又背叛出來。
伯吉斯是一個酒鬼和雞姦狂，早早就見了閻王爺。麥克萊恩先是失去了信心，後來自1951年起，就一直住在莫斯科。到1963年，他感到厭煩透頂，那時，梅林達也逃了過來，住在這所房子裡，他便把一切都發洩到她的身上。麥克萊恩後來變得失望和憤恨，終於身患癌症，含著對主子的仇恨，也背負著主子對他的仇恨死去了。布倫特受到打擊，又聲名狼藉地回到英國。這樣，就剩下他和布萊克了。在某種程度上，他是妒忌布萊克的。布萊克完全同化了，躊躇滿志。布萊克邀請他和艾麗達一起去過年。當然了，布萊克是有一個世界主義的背景的，父親是荷蘭人，母親是猶太人。
對他自己來說，根本不可能被同化。過了頭5年，他就意識到這一點了。那時，他已經熟練地掌握了俄語，而且口筆相應。但他仍然保留著明顯的英國倫派頭。此外，他開始恨這個社會，這裡完全是一個死也不會改變的異國他鄉的社會。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來了7年之後，他在政治上的一線希望也破滅了。全都是謊言。他能看破這一點也確實不簡單。他把自己的青春和活力都花費在一個謊言上了。為了謊言而說謊，為了謊言而背叛，拋棄了那塊“綠色的和偷快的國土”，一切都是為了謊言。
多年來，作為一種權利和待遇，他一直能直接看到英國各類雜誌和報紙。他向有關方面報告鼓舞人心的罷工消息的同時，也關心著板球比賽的記錄；在準備破壞性反情報的同時，也觀察雜誌上那些他所熟悉的舊地；給克格勃高級人物，甚至包括主席本人當參謀，研究如何最有效地顛覆那個小島的同時，也不引人注意地坐在國家飯店酒吧的高凳上，聆聽著英國人用母語饒有風趣的談笑。在過去的15年，一直有一種失望的空虛感，吸煙飲酒，尋花問柳都不能排遣這種惆悵情緒。他對自己說，太晚了，永遠也回不去了。可是，可是……
門鈴響了。他覺得有點奇怪。和平大路11號位於莫斯科中心的一個僻靜地點，歸克格勃所有，居民大都是克格勃的人和少部分外交部的人員，任何來訪者都得在門口登記。不會是艾麗達，她有鑰匙。
他打開門，有個人站在那裡，看起來很年輕，也很結實，穿著剪裁合體的大衣，戴著皮帽子，沒有帽徽。那人的臉顯得冷漠，但不是由於外面的冷風。因為腳上的鞋表明，那人是由溫暖的車中進入這溫暖的大樓的，鞋上一點兒冰雪的痕跡也沒有。那人深邃碧藍的眼睛盯著他，既看不出友好，也看不出敵視。
“菲爾比上校同志嗎？”那人問。
菲爾比不禁一愣。他的摯友們，像布萊克夫婦以及其他幾個人，管他叫基姆；而別人呢，多年來都稱他化名。只有少數幾個上層人物管他叫菲爾比。他在退休名單中，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克格勃上校。
“正是。”
“我是巴甫洛夫少校，第九局的，下屬於蘇共總書記辦事處。”
菲爾比知道克格勃的第九局。這個局負責管理黨的所有高級幹部和他們的辦公大樓、住宅大樓的警衛人員。在黨的機關大樓內和舉行儀典時，在服裝方面，帽子上都戴有明顯的鐵藍色條帶，佩著肩章和領章。他們就是過去的克里姆林宮衛隊，但成為私人衛兵時，就穿起剪裁精緻的便服。他們必須是身體健壯，受過良好訓練，忠於職守的人，並且隨身佩帶武器。
“哦。”菲爾比說。
“這是給您的，上校同志。”
少校遞過來一隻質地精美的長信封，菲爾比接了過來。
“還有這個。”巴甫洛夫少校說著，又遞過來一小塊硬紙片，上面有個電話號碼。
“謝謝。”菲爾比說。少校再也沒說什麼，稍微低了低頭，然後轉身，順著走廊走了。一會兒，菲爾比從他的窗口看到一輛烏黑鋥亮的海鷗牌轎車從門口開走了，車上掛著中央委員會顯眼的號碼牌，開頭的字母是MOC。吉姆·勞令斯用一隻放大鏡仔細地觀察著社會雜誌上那幅照片。儘管這幅照片是一年以前拍的，但也可以看出這就是今天早晨所看到的、跟丈夫一起乘車朝倫敦以北去的那個女人。她站在受褒獎的行列中，旁邊向她祝賀的正是亞歷山德拉公主。當時她佩帶的正是那套戈蘭鑽石。勞令斯每採取一次行動之前，都要進行幾個月的研究。他對這套鑽石的來龍去脈比他自己的生辰八字還要清楚。
1905年，年輕的馬蓋特伯爵從南非歸來，帶回四塊未經琢磨的大鑽石。 1912年結婚時，他讓倫敦的卡梯葉寶石店給加工，以作為送給年輕夫人的禮物。卡梯葉又委託阿姆斯特丹的阿斯徹寶石店加工。阿斯徹寶石店自從成功地加工了巨大的庫里南鑽石後，一直被認為是最高級的寶石店。四塊鑽石被加工成兩對一樣的梨形寶石，每塊都是58個面；一對每隻重10克拉，另一對每隻重20克拉。
回到倫敦後，卡梯葉寶石店鑲上白金，配上40個小鑽石，製成一套鑽石首飾；以一塊大的梨形鑽石為中心做成一副頭飾，以另一塊大的為核心做成一副垂飾；用兩塊小的為核心做成一副耳墜兒。在做成之前，伯爵的父親——謝菲爾德的第七大公去世了，因此，伯爵承襲了大公頭銜。由於謝菲爾德大公家姓戈蘭，這套鑽石便被稱之為戈蘭鑽石。
1936年第八大公去世時，又把這套鑽石傳給了他的兒子。他的兒子有兩個孩子：一個女兒，1944年生；一個兒子，1949年生。這個女兒今年44歲。吉姆·勞令斯用放大鏡端詳的正是這個女兒。
“你將與它永別了，親愛的。”勞令斯在自言自語。隨即，他把當晚要用的傢伙又檢查了一遍。
哈羅德·菲爾比用餐刀打開信封，抽出信，攤在客廳的桌子上。他很受感動。這是蘇共總書記的親筆信。這位蘇聯領導的字體規範、整潔，當然，是俄文。
跟信封一樣，信紙質地也很優良，但信紙上沒有印名頭。一定是在家裡寫的。他家住在庫圖佐夫斯基大街26號——這座雄偉豪華、富麗堂皇的大廈，自從斯大林時代起，就一直是黨的最上層領導在莫斯科的居舍。
信的右上角寫著：1986年12月31日上午。信的正文是：
信的結尾是簽名。
菲爾比長長地噓了一口氣。看來，26號那天克留什科夫為克格勃老工作人員舉行的招待會還是被竊聽了。他有點半信半疑，因為，伏拉基米爾·亞歷山德洛維奇·克留什科夫，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兼第一總局局長，完完全全是總書記一手提拔上來的。雖然克留什科夫有著大校的軍銜，但根本不是行伍出身，也不是情報工作人員，而是硬幹上來的黨的機關幹部。現任蘇聯領導當克格勃主席的時候，克留什科夫是被提拔上來的干部之一。
菲爾比又看了一遍信，然後把信推到一邊。他想，這老頭子的脾氣還沒改。言簡意賅，字字千斤，沒有客套話，滴水不漏，挑不出什麼毛病，甚至連菲爾比的生日都點到了。說明事前是查了檔案，做了點準備的。
菲爾比有點受寵若驚。這是一位最冷漠的人，能得到他的親筆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知有多少人看到他的信就覺得不勝榮幸而感動不已呢！幾年前，事情就不同了。那時，這位現領導來到克格勃當主席時，菲爾比早就在那裡多年了，並一直被視為明星。他經常做關於西方情報機構概況和英國秘密情報局的專題演講。
跟其他黨的領導者履新後一樣，這位新主席在重要的崗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人。菲爾比呢，雖然被推崇為五大明星之一，但也意識到，在這陰謀叢生的社會中，在上層找一個後台是很有用的。新主席是一位老謀深算、博學多才的人，曾經對英國表現出一種特殊的關注，一種特殊的興趣。
那些年裡，他曾多次找菲爾比，聽取解釋或分析英國的事件、人物背景和可能的反響，菲爾比總是盡力而又高興地去做。看起來，這位克格勃的主席想核實一下那些本家的英國通以及他的舊辦公室——鮑利斯·波諾馬列夫領導的中央委員會國際部交給他的材料是否準確，以便對其他的批評給以反駁。有好幾次，在英國問題上他都非常重視菲爾比私下里出的主意。
菲爾比已經有好長時間沒有同這位全甦的新沙皇直接見面了。上一次還是在歡送他離開克格勃回到中央委員會的招待會上見的面。他表面上是去當書記，實際上是行將就木的前任準備後事和籌劃自己的勢力。現在，他又來找菲爾比出謀劃策了。
他的沉思被艾麗達和孩子們的歸來打斷了由於滑冰，他們的臉上泛起紅潤，不停地吵吵嚷嚷。在1975年，梅林達已經去世很久了，克格勃上層注意到，他的亂嫖和酗酒帶來很壞的影響（至少給機關丟臉），所以，便指定艾麗達搬到他這裡來住。她當時是克格勃的女幹部。與眾不同的是，她是猶太人，34歲，皮膚黝黑而健壯。當年他們就結了婚。
結婚以後，他那出類拔萃的氣質顯示了征服力，她真的愛上了他，並且委婉地拒絕向克格勃匯報他的情況。檔案處的負責人束手無策，只好向上級如實匯報，上級也表示不再過問他的一切。兩年以後，他們有了個男孩，不久，又一個男孩降生。
“有什麼重要事情嗎，基姆？”她問。他正把信揣在兜里。他搖了搖頭。她幫著兩個男孩脫下厚厚的棉衣。
“沒什麼事，親愛的。”他說。
但她看得出他正在想事情。她很清楚，跟他爭執是沒用的。她走過來，在他的臉上親了一下。 “今晚上到布萊克家可別喝多了。”
“我盡量少喝。”他笑著說。
說心裡話，他想讓自己最後一次痛痛快快地喝一頓。他是從一次聚會上開始喝酒的。一個喝了一輩子酒的人，不喝死是扔不了酒壺的。醫生上百次地勸他戒酒，但他老是不聽。別人曾強迫他戒菸，可他不但沒戒住，反而吸得更厲害了。假若不是酒宴的話，他說不喝還是可以做到的。他也清楚，今晚的會餐之後，他不得不再戒一個時候了。
他回想到在克留什科夫宴會桌上說過的話以及他說話時的心理活動。他知道在英國工黨核心的深部正在發生著什麼事以及他們的目的。別人搞到了一大堆情報，雜亂無章。幾年來，他對這些情報進行了研究。作為一種待遇，這些材料源源不斷地傳到他的手中。只有他，才能對這些材料進行歸納、綜合，只有對照英國群眾的心理進行分析，才能透過這些現像看出實質來。如果他想把頭腦中的想法毫無遺漏地說出來，他就必須用文字把這些現象描繪出來。要竭盡全力給這位蘇聯領導人準備一份最詳盡的材料。週末，他可以把艾麗達和孩子們打發到鄉間的家去，以便從周末開始一個人在家中寫材料。在那以前，再最後痛飲一次。
當天晚上9點到10點，吉姆·勞令斯一直坐在另一輛出租小汽車裡，停在豐坦諾大樓的外面。他穿著一件裁制精美的夜和服，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專注地觀察著這座大樓上的燈光。作為他的目標的那一家是黑著的。但他高興地看到，樓上和樓下兩家的燈都亮著。從窗上映出的身影來看，各家的新年慶祝會已經開始了。
10點鐘，他小心謹慎地把車停在兩幢樓房以外的胡同里，然後，大搖大擺地走進豐坦諾大樓的正門。進進出出的人很多，門雖關著，但沒鎖。裡邊大廳的左側，正像貝利·賴斯說的那樣，是門房。門房裡，值夜班的正在看一台日本袖珍電視，他站起來走到門口，好像要說什麼。
勞令斯提著一大瓶香擯酒，瓶上繫著大綢帶。他擺了擺手，似醉非醉地打招呼：“晚安。”接著又急忙補充說，“啊，新年好！”
如果老門房要證件或問他到哪去，他想那也沒關係，樓里至少有六家在開聯歡會，又有一半是開門晚會，老門房怎麼能查出來賓名單呢？
“餵——啊，謝謝，新年好。”老門房答道。穿夜禮服的人已經走過去了，他回頭又去看電視。
勞令斯沿樓梯上到二樓，然後乘電梯到九樓。 10點零5分，他便站在他要找的那家門口了。正如貝利匯報的那樣，外面沒有警報器，門鎖是查情牌暗鎖。在查情鎖的上方20厘米處，有一個日常用的自合彈簧鎖。
這種查情牌暗鎖一共有位種計算數字和排列，有五排鎖簧。但對於好鎖匠來說，這根本不是什麼難題。因為只要把兩排半鎖簧摸准就可以了，另外兩排半是相同的，只不過方向相反而已，這樣，主人的鑰匙在裡面、外面都能把它鎖上和打開。
勞令斯16歲離開學校後，就在艾伯特叔叔的五金店裡跟叔叔一起乾了10年活。五金店是叔叔的“門面”，他當時是有名的撬門賊，這就給年輕的勞令斯提供了極好的機會，使他熟悉了市場上每一種鎖和大部分小型保險櫃的構造和特點，經過10年不斷地操作和艾伯特叔叔的專門指教，勞令斯可以打開現有的任何鎖。
他從褲兜中掏出自製的一串12把萬能鑰匙，從中選了3把，一個一個地試著。他把一串上的第6把插到鎖中，試探著鎖內的壓力，然後從上衣口袋中拿出一把扁鋼挫，加工萬能鑰匙。只花了10分鐘，就制出了頭兩排半鎖簧的鑰匙攀構形。又花了15分鐘，把相反的兩排半也制出來了。他把製好的鑰匙插進查情牌鎖內，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擰著。
鎖開了。他等了60秒鐘，以防貝利用塑膠堵住的插孔萬一沒有堵結實。鈴沒有響。他鬆了一口氣，便開始用一條細鋼絲開上面的彈簧鎖。只用1分鐘，門就輕輕地開了。裡面一片黑，但走廊的燈使他能看清門廳內的輪廓。門廳約有8平方英尺，鋪著地毯。
他猜測，在哪個地方一定有一塊踏板，但不能太靠近門，以防主人自己踏上。他跨到門廳內，緊靠著牆，輕輕地在身後合上門，打開門廳燈。左手是一個門，半開著，看去顯然是廁所；右手是另一個門，可以肯定是大衣櫥，裡面準有報警系統控制裝置，不必管它。他從胸前兜里掏出一把鉗子，彎下身去，把地毯的一邊拉起來。方地毯掀開後，看到門廳正中間有一塊踏板。找的就是它。他把地毯輕輕地放回原處，繞過踏板，打開前面的高門。正如貝利所說的，恰是通向客廳的門。
他在客廳門口站了幾分鐘，認出了電燈開關，並打開了燈。這是很危險的。但他是在距離地面九層的樓上，而房主人又到約克郡去了。在這佈滿機關的房間裡做活，他沒有必要用鋼筆電筒照明。
房間是長方形，約25英尺長、18英尺寬，滿鋪地毯，家具豪華典雅。正對著他的是朝南的幾扇雙層花玻璃窗，下面是大街。右邊牆上，有一個石砌壁爐和煤氣木柴爐，牆角有一個門，可能是通向臥室的，左邊牆上有兩個門，一個半開著，通向客房；另一個關著，估計是通向餐室和廚房的。
他一動不動地站了10分鐘，把牆壁和天花板看了個遍。原因很簡單：很可能還有貝利·賴斯沒有看到的靜電運動警報器，它可以探測出任何進到室內的身體的熱能或運動。如果鈴響了，他能在3秒鐘內離開那裡。鈴沒有響。報警系統用電線與門相聯，或者與窗戶相聯，但他並不想去觸動窗戶，或許，它也是一個踏板。
他肯定，保險櫃一定在這個屋里或臥室裡，而且一定在外牆上，因為內牆的厚度不夠。快到11點時，他看到了，在對面兩扇大窗戶的中間有一塊8英尺寬的牆壁，牆上有一面金色框子的鏡子，它不是像畫框一樣稍稍前傾地掛著，遮出一條陰影，而是緊緊地貼在牆上，像是嵌進牆裡的。
他用鉗子把地毯掀起一邊，沿牆腳走過去，看到一根從牆圍板引出來的像絲線一樣的細電線，這是通向踏板的，踏板一定在屋子中間。
快到鏡子跟前時，他看到正下方又是一塊踏板。他想把它移開，但一轉念，又把旁邊的咖啡桌搬過來放在上面，四條腿正好壓不著踏板。他知道，家具是不會放在踏板上的，如果緊靠牆或站在家具上，就會平安無事。
鏡子是靠磁性附著器吸在牆上的，也連著電線。這不成問題。附著器有兩塊磁鐵，一塊在牆上，一塊在鏡框上。他把一塊薄磁片插到附著器的兩塊磁鐵中間，緊緊地把插進去的磁片與牆上的磁鐵按住，將鏡子拿了下來。牆上的磁鐵沒有任何反應，因為它仍與另一塊磁鐵接觸著。由於沒有斷離，便發不出警報。
勞令斯樂了——牆上的保險箱是小巧玲瓏的漢伯牌D型。他知道，這種保險箱的門是用半英寸厚的高強度硬化鋼製成的，門的連接軸是一條硬化鋼棍，與門連在一起，上下都插到門框裡。門鎖的機件包括三根硬化鋼製鎖栓，從門上插進門框中1英寸半深。在門面鋼板的里面是一隻兩英寸厚的鐵板盒，裝著三根鎖栓，一根垂直的控制栓制約著鎖栓的運動和三個組合號碼盤。現在，眼前對著他的正是組合號碼盤。
勞令斯根本不想在鎖上打主意。他另有妙方——在組合號碼盤另一側靠近連接軸的地方，把門自上而下切開。這樣，剩下門的百分之六十，上面帶著號碼盤和三個鎖栓，鎖栓仍然在門框中鎖著；而門的另外百分之四十卻可以掀開，足可以伸進一隻手把裡面的東西掏出來。
他小心地回到門廳裡，他帶來的那瓶香擯剛才留在那裡了。他把香擯拿過來，蹲在咖啡桌上，擰開假瓶子，倒出裡面的東西。除了一個小盒中棉花包著的雷管外，還有一套小磁鐵和一盤家用5安培花線。他還帶來一段CLC。勞令斯知道，切割半英寸厚鋼板的最好方法是應用門羅理論。門羅是“型金屬行電原理”的發現者。他手中拿的東西，商業名稱是荷電線性切割裝置，簡稱CLC，包括一段V型金屬，雖然硬，但還容易加工，外麵包著塑料炸藥。這種裝置是英國三家公司生產的，一家是國營的，兩家是私人的。只有用特殊的介紹信才能買到CLC。但作為職業盜賊，他與一家私營公司有內線關係。
勞令斯熟練而迅速地干著，把CLC弄成需要的長度，在漢伯牌保險箱的門上靠近連接軸的一側自上而下地裝好。在CLC的一端插進雷管，從雷管引出兩條繞著的銅線，把銅線打開並遠遠地分開，以防短路。每根銅線又與帶來的花線盤的兩個頭接好，花線的另一端是一個三腳插頭。
他把花線展開，小心地沿著牆拉到拐向客廳的過道裡。爆炸時，過道可以起到保護作用。他又小心地走進廚房，從口袋中拿出一隻大塑料袋，裝滿了水。把一袋子水用摁釘按到牆上，正好擋住了保險箱門上的炸藥。艾伯特叔叔告訴過他，毛墊子可以擋住鳥和電視的聲音，但爆炸聲最好的消音方法是水。
現在是差20分12點。樓上的晚會越來越喧鬧了，甚至在這幢以獨門獨戶為特點的豪華公寓裡，他都可以清楚地聽到喊叫聲和跳舞聲。他退到過道裡。最後一步就是打開電視。他又在過道裡的牆上裝了一個插座，看看確實是關著的，便把插頭插上，等待著。
午夜還差1分鐘時，上面的吵鬧聲更厲害了，一個人突然喊肅靜，吵鬧聲一下子就靜了下來。在安靜中，他可以聽到客廳裡他打開的電視的聲音。電視裡的傳統蘇格蘭節目——民歌和高地舞蹈，改換成了一個靜靜的時鐘的圖像，即倫敦議院塔上的大時鐘，被人們誤稱為大本鐘。在這個時鐘的後邊是一個巨大的鐘，那才是真正的大本鐘。在午夜前的短暫時刻裡，全國人民都在向杯中斟酒的時候，電視評論員利用這點時間哇啦哇啦地講著什麼。報時器響了起來。
報時器響完之後，靜了瞬間，大本鐘響了：咚！這午夜的第一響，如同雷鳴一般，在全國兩千萬家庭中迴盪著，也波及到豐坦諾大樓的十樓上，接著便被一片歡呼聲淹沒了而在九樓上，當第一聲“咚”響過之後，吉姆·勞令斯便“啪”地一下合上了電門。
傳來平平常常的一聲響。除他自己之外，任何人都沒有聽到。他等了60秒鐘，拔掉插頭，小心地回到保險箱前，邊走邊收拾工具和盤繞電線。煙霧正消散，裝水的塑料袋已不見了，地上只是些濕漉漉的碎片。像一個巨人用一把利斧猛劈一下似的，保險箱的門從上到下齊刷刷地裂開了。勞令斯用手將殘留的煙扇散，用戴著手套的手把門的小半截拉開。鐵皮盒已被炸裂了，但另一邊的鎖栓卻仍然牢牢地嵌在框中。從打開的半截門可以清楚地看到裡面的東西：一個現金盒和一隻絲絨口袋。他掏出口袋，解開扎繩，把裡面的東西倒在咖啡桌上。
在電燈下，那些東西晶瑩耀眼，好像裡麵包著一團火似的。這就是戈蘭鑽石。勞令斯把工具又裝進假香擯瓶子裡，裝進去線盤、空雷管盒、摁釘和剩餘的CLC。他還沒有意識到所面臨的麻煩。垂飾和耳墜兒能裝到褲兜里，但頭飾卻比他想像得又寬又高。他環顧一下房間，想找一個能裝頭飾而又不引人注意的東西。幾步之外的櫃子上正好有一個。
那是一隻公文箱。他把裡面的東西倒在沙發里——幾個錢包、一些信用卡、幾隻筆、通訊簿和兩個文件夾。
公文箱恰好適用。整套戈蘭鑽石和香檳瓶都裝進去了。離開聯歡會卻拎著一個文件箱，讓人看到一定會感到詫異。勞令斯把客廳又環視了一下，便關了燈，退到門廳裡，關上門。他一退到走廊裡，便把查情牌暗鎖又鎖上了。 1分鐘後，他大步地走過門房，來到午夜的大街上。老門房連看都沒看一眼。
1月1號那天晚上快到半夜時，哈羅德·菲爾比才在莫斯科的家中客廳裡坐下來。頭天晚上在布萊克家，他是大喝了一頓，但喝得併不痛快。要寫的東西一直在頭腦里索繞著。今天上午，他才慢慢地從酒中醒過來。現在，艾麗達和孩子都睡著了，他才得以安靜下來考慮問題。
屋子那邊傳來咕咕聲，菲爾比走過去。在屋角上有一個大鳥籠，他透過柵欄看著裡邊帶夾板的鴿子，他一直喜歡的寵物。在貝魯特時，他養了一隻雌狐；到這個住宅後，他養過幾隻金絲鳥和小鸚鵡。鴿子在籠子底上一晃一晃地走著，帶夾板的腿使它很不方便。
“好吧，老朋友，”菲爾比向籠子裡說，“不久就會把它拿掉的，那時你就又能飛了。”
他回到桌旁。一定要寫得像個樣才行，他反复地提醒自己，總書記不是個好對付的人，想騙他，是很難的。 1983年，空軍把南朝鮮的噴氣式客機擊毀，空軍的一些元老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其中幾個人已經葬身勘察加半島那永久凍土之下了。由於健康的原因，總書記有時只能坐在輪椅裡，但他仍然是蘇聯不可爭議的首腦，他的話就是金科玉律。他的大腦仍很機敏，什麼也逃不過他那暗淡無光的灰眼睛。
菲爾比拿起筆和紙，開始打草稿。
莫斯科這個夜晚的四個鐘頭之後，在倫敦還沒過午夜，豐坦諾大樓那所住宅的主人隻身一人回到首都。他身材高大，舉止文雅，有50多歲。他把車一直開進地下停車場，用自己的塑料電子卡片打開門。然後，提著自己的衣箱乘電梯上到九樓。他情緒很不好。
他已經開了六個鐘頭的車。提前三天離開了小舅子那莊園似的家，行前還跟妻子吵了一架。她很犟，但非常喜歡馬，貪戀鄉下生活。而他卻厭煩鄉下。她陶醉於跟弟弟——第十大公——一起馳騁在約克郡那無垠的隆冬荒野上，卻把他一個人孤單單、淒清清地丟在家中。更使他討厭的是，儘管自己是似崇尚男子大丈夫正統觀念而得意的人，而他那混蛋小舅子卻是一個同性戀者。
新年晚宴簡直讓他煩透了。妻子的老友們把他圍在中間，總是談論打獵、釣魚和射擊，整個席間都是大公和那些狐朋狗友的尖嘯刺耳的狂笑。今天上午，他跟妻子談了談，然而他們越說越不投機。最後達成協議，他在喝完下午茶後回南邊去；而她則願待多久就待多久，也可能是一個月。
他進入自己家的門廳便停住了。報警系統應該重複地發出“噼——噼——”的尖叫聲，一直延續30秒，然後是連續的警報聲。那時，他就可以去把控制器關掉。這個鬼東西，他想，一定是不好使了。他走到衣櫥那兒，用自己的鑰匙把警報系統關掉。然後走進客廳，打開電燈。
他站在那裡，呆若木雞地看著室內的景象，衣箱仍留在身後的門廳裡。那些濕漉漉的碎片在溫暖的屋中早已乾了，電視也關著。第一眼看到的是正面那燒焦的牆和裂開的保險箱門。他幾步跨過去，看了看保險箱裡面。毫無疑問，鑽石不見了。他又向四周看了看，他的東西散亂地堆在壁爐旁的沙發里，地毯被沿著牆邊掀了起來。他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癱軟地坐在爐旁的另一隻沙發里，面如白紙。
“啊，天哪——”他絕望地說。這突如其來的災難把他驚呆了，在沙發里坐了足足有10分鐘，喘著粗氣，傻愣愣地看著這慘景。
末了，他站起來走向電話，用顫抖的手撥了一個號碼。另一端電話響了又響，但沒人接。
第二天上午快到11點時，約翰·普雷斯頓朝著他上班的總部走去。他從米拉貝利餐館前面繞過街角。這個高級餐館，沒有幾個職員能夠吃得起。
今天是星期五。大多數機關都獲准從星期四——即新年，法定假日——一直休息到週末。但是布賴恩·哈考特·史密斯卻專門讓他來，他只好來了。他猜想著這位“五局”的副總局長要談什麼。
1981年夏天，他來到這裡。從那時到現在的三年多時間，一多半都花費到“五局”的事情上了。他一直在這個局的F分局擔任極端政治組織（極左的和極右的）的調查工作，研究這些組織以及它們的負責人員。有兩年，他在F分局一處D科當科長，掌管調查極左分子向英國工黨內部滲透的情況。他把調查結果寫成了報告。兩週以前——即聖誕節之前交上去了。他沒想到會批閱得這麼快。
他在傳達室打了個招呼，出示了證件。證件檢查過後，又跟副總局長辦公室聯繫了一下，知道是約來會面的，便允許他進來了。他登上了大樓的最頂層。
他感到遺憾的是，他見不到總局長本人。他喜歡總局長伯納德·亨明斯爵士。但是，這個老頭子病了，到辦公室來的時候越來越少了。總局長不在時，局裡的常務工作便愈來愈多地轉移到野心勃勃的副總局長手裡。這在“五局”已是公開的秘密了。這件事，使局裡那些老資格的人員大為掃興。
伯納德爵士很早就是“五局”的人，並且幹過外勤工作，很理解和同情那些被派到大街上對可疑分子進行監視、對敵對情報員和滲透顛覆組織進行盯梢的工作人員。哈考特·史密斯是個大學畢業生，只獲得一等畢業生的資格，主要是一直當辦公室頭頭，從這個機關調到那個機關，但在晉升的階梯上卻是一帆風順。
哈考特·史密斯的打扮跟平時一樣，在辦公室裡熱情地接待了普雷斯頓。普雷斯頓對這種熱情存有戒心。外面早有流傳，他接待其他人時也這麼熱情，但一周以後，就一腳把他們踢出去。哈考特·史密斯讓普雷斯頓坐在寫字台前，自己坐在桌後。普雷斯頓的報告放在登記簿上。
“你瞧，約翰，這是你的報告。當然，你會明白，我對你的報告和你的工作都是很重視的。”
“謝謝你。”普雷斯頓說。
“不必客氣，”哈考特·史密斯接著說下去，“節日里，我花費了好多時間，都是在這個辦公室裡研讀和考慮你的報告。”
普雷斯頓想，最好還是別發言。
“這個報告，我怎麼說呢，相當激進……都那麼肯定嗎？問題是，這也是我們這裡每提出一項建議性政策時我要問自己的問題，是不是所有的都絕對正確？有水分沒有？這也是我應該問的問題。”
“是這樣，布賴恩，這個調查我花了兩年的時間。我的人打進去很深，非常深，我所舉的事實都是真的。”
“啊，約翰，我沒有否認你列舉的事實，但你從這些事實所做的結論……”
“是符合邏輯的，我認為。”普雷斯頓說。
“這是一個偉大的原則，我過去研究過。”哈考特·史密斯接著說，“但是，往往不總是靠確鑿證據就能站得住腳的，你說是嗎？比如這件事……”他在報告中找到那個地方，用指頭順行指點著，“英國革命宣言，很極端，你是這個意思嗎？”
“是啊，布賴恩，很極端。這些都是很極端的。”
“那是毫無疑問的，那麼，在你的報告中加上一個英國革命宣言的附件，不是更有用嗎？”
“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寫出來。那是某些人頭腦中一系列的想法，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
哈考特·史密斯遺憾地噴著牙。 “想法……”他說，好像這個字眼刺痛了他，“對，是想法。但是，你知道，約翰，在這個國家里許多人的腦瓜裡都有很多想法，不一定都是友好的。但是我們不能以這些想法為基礎去提出政策、措施和反措施……”
普雷斯頓剛要張口，哈考特·史密斯止住了他，站了起來，表明會見到此為止。 “聽我說，約翰，這個報告在我這兒再放幾天。我還得考慮考慮，或許我還要蒐集些意見，然後再決定怎麼處理。順便問一下，你喜歡一處D科嗎？”
“很喜歡。”普雷斯頓說著，也站了起來。
“我可能給你換一個更好的工作。”哈考特·史密斯說。
普雷斯頓離去後，哈考特·史密斯把他關上的門盯了好半天，好像想什麼想得出了神。
他自己認為，這份報告是很傷腦筋的，而且有一天可能對自己有危險。但是，簡單地將它絞碎銷毀是不行的。這是一個科長正式呈遞上來的，有登記號。哈考特·史密斯想了好長時間，然後拿起紅筆，在普雷斯頓報告的封面上小心地寫了幾個字，按鈴叫來了秘書。
“梅布爾，”秘書進來後他對她說，“請你親自把它送到檔案室去，現在就去。”
姑娘朝封面上掃了一眼，上面寫著“不轉發”，以及哈考特·史密斯的簡單簽名。在局裡，“不轉發”的意思就是把它存在檔案室，埋在紙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