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來拜訪拉奧爾·列維的是四個人，個個人高馬大，開來兩輛車。一輛停在墨倫大街列維家的院外，另一輛停在100碼以外的街上。
這是一個寒冷的夜晚，剛過7點鐘，天就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在這1月15號的夜晚，沒有人在墨倫大街上行走。第一輛車上下來兩個人，輕快而毫無聲響地來到門前。兩個司機等在車裡，關了車燈，但沒有熄火。
敲門的人很機靈，一副商人打扮，好像時間緊迫、有急事要幹、越快越好的樣子。列維來開門時，他們並不介紹自己是誰，一步跨進門來，隨後就關上了門。列維還沒來得及張口說什麼，一張鐵硬的巴掌便讓他不知道什麼了。
幾個高大的人給他披上大衣、扣上帽子，很內行地架著他向車子走去。汽車一邊開過來一邊開了後門。他們坐在裡面，把列維夾在中間。這前前後後只用了20秒鐘。
他們將列維帶到凱色斯·海德——尼幾倫小村西北的一個大公園，50多公頃的地面上長滿了石南、雜草、柞樹和一些針葉樹，是一個十分僻靜的去處。兩輛車離開大路，開進石南之中，停了下來。第二輛車的司機負責審問，他過來坐到前面的客座上。
他把臉轉向後面，向他的兩個同夥點了點頭。右邊的人張開胳膊把這個瘦小的鑽石匠抱住，一隻戴手套的手摀住了他的嘴。另一個人拿出一把大鉗子，抓起列維的左手，夾他的三個指甲，一個接一個地夾。
列維感到一陣陣鑽心的疼痛，但使他更害怕的是，他們什麼也不問，好像對問題不感興趣似的。當第四個指甲被夾碎時，列維尖叫著請求他們說有什麼事。
前排座上的問話者點了點頭，問：“願意說嗎？”
列維在手套的後面急忙點頭。手套拿開了，列維顫抖地哼叫了一聲。他哼完後，那人問：“鑽石，倫敦來的，在哪兒？”
那人講著佛蘭芒語但有明顯的外國口音。列維毫不拖延地告訴了他。手和生命是什麼錢也買不來的。問話者考慮了一下列維的話。
“鑰匙。”他說。
鑰匙在列維的褲兜里。問話者拿了鑰匙下車了。幾秒鐘之後，第二輛車從草地開出去，上了大路。它去了50分鐘。
在這期間，列維哼哼著，捧著傷手。兩邊的人好像沒有看見他似的。司機坐在那裡看著前方，帶手套的手搭在方向盤上。當問話者回來後，他並沒有說四塊鑽石都已在他的口袋中，他只是說：“最後一個問題，送來的人是誰？”
列維搖了搖頭。問話者嘆了口氣，感到浪費時間，並向列維右邊的人點了點頭。那兩個人換了個班。右邊的拿起鉗子，抓起列維的右手，夾掉兩個指甲後，列維說了。問話者又問了兩個小問題，然後顯得滿意了。他下了車，回到自己的車裡。兩輛車一前一後地退回到路上，向尼幾倫開回去。
當他們從列維的房前開過時，列維看到他的房子黑著燈、關著門。他希望他們讓他下車，但他們沒有。他們開過市中心，出了城向東駛去。一家家溫暖的咖啡館的燈光，在寒冷的冬夜中忽閃著從車窗外退去，沒有人走到街上來。他還看到教堂對面警察局上面的藍色霓虹燈“警察”兩個字，但也沒有人走出來。多在尼幾倫東邊3公里的地方，盧埃大街與鐵路交叉，這是從利爾到海倫塔爾斯的鐵路，直得像箭一樣，柴油電氣機車以每小時120公里的高速從這裡飛馳而過。鐵道口的兩側都是農舍。這兩輛車都停在道口邊，關了燈熄了火。
司機一句話沒說，從手套箱中拿出一瓶當地產的糧食白酒，遞給後面的兩個人。一個人捏住了列維的鼻子，另一個人將白酒灌到他嘴裡。三刻鐘以後，他們不灌了，放下他不管了。拉奧爾·列維醉了，感到身子飄走了，甚至連疼痛都減輕了。這輛車中的三個人和另一輛車中的人都等待著。
11點15分時，前面車中的問訊者走過來，在車窗上說了句什麼。列維已經醉得不省人事了，但還能動。兩邊的人把他拖出車，架他到道口上。 11點20分時，一個人用鐵棍狠狠地擊向他的頭。他死了。他們將他放下，把他傷殘的手搭在鐵軌上，砸碎的頭緊靠著鐵軌。
漢斯·格勞白拉與平時一樣，在10點零9分把最後一趟夜班快車從利爾開了出來。這次車每天一趟。 1點時，他就可以回到海倫塔爾斯家中的暖床上了。這是直達貨車，11點19分通過尼幾倫車站。過了幾個路口後，便加足馬力，向盧埃大街道口一直開過來，車速接近每小時120公里。 6268號機車上的探照燈射向前方100碼的地方。
離盧埃大街很近時，他發現鐵軌上躺著個什麼東西，急忙踩了剎車。車輪下冒出火星，機車慢下來。但距離太近了。透過擋風玻璃，他看到車燈照射著蜷曲的身軀、張著的嘴。他們段裡曾發生過兩次這樣的事，是自殺還是醉酒，誰也不知道，後來也說不明白。人家說，攤到這種事情時，你好像什麼聲音也聽不到了。他沒有聽到。尖嘯的機車從出事地點滑過時的速度是每小時50公里。
他停下車來時，連看都不敢看了。他跑到一家農場，報告了警察。警察帶著燈趕來時，車輪下那一堆東西就像肉醬一樣。一直到天亮，漢斯·格勞白拉還沒有回家。
同一天上午，但是在4個小時以後，約翰·普雷斯頓來到白廳街國防部的大廳中，走到傳達櫃檯旁，出示了通用通行證。與他要見的人通話後，被領到電梯，上了樓，又穿過幾個走廊，來到國防部國內保安廳廳長的辦公室。這個辦公室在後樓的高層，俯視著泰晤士河。
布里格迪爾帕蒂。卡普斯蒂克好像沒什麼變化，普雷斯頓幾年前在阿爾斯特見過他。他高大、紅潤、和藹可親，兩個臉蛋像蘋果似的，他看起來不像軍人，倒像一個農民。他走上前來，嘴里大叫著：“約翰，我的孩子，只要我有一口氣，你總是孩子。來來，進來。”
雖然伯蒂·卡普斯蒂克只比普雷斯頓大10歲，但他習慣上總是把比他小的人叫“我的孩子”。他那副樣子，使他真像一個叔叔。他是大兵出身，印尼危機時，在馬來亞戰役中，他曾深入敵後，帶領一個穿插小組轉戰在婆羅洲的叢林之中。
卡普斯蒂克坐下，從櫃中拿出一瓶啤酒。 “來點兒？”
“有點兒早。”普雷斯頓謝絕說。現在剛過11點。
“胡說，為咱們的過去乾一杯。這裡的咖啡沒法喝。”卡普斯蒂克坐下，從桌子上把杯子推給普雷斯頓。 “你說，他們把你怎麼了，我的孩子？”
普雷斯頓做了個苦臉。 “電話裡我跟你說了他們讓我幹什麼，”他說，“該死的警察差事。根本不把你當人看，伯蒂。”
“哎——我也是一樣，約翰。閒待著。當然了，我是轉業軍官，所以，還不算太糟。55歲時拿了撫卹金，搞到這個工作，還不算太壞。每天到火車上混，檢查各個治安點，不讓壞蛋鑽空子，再回家陪老婆。天天如此。可能會更糟的。不管怎麼說，先為咱們的過去乾一杯。”
“幹！”普雷斯頓說。兩人都乾了。
普雷斯頓想道，過去的日子也不是那麼平靜的。他上次見到伯蒂·卡普斯蒂克的時間還是在6年以前。那時卡普斯蒂克是一個上校，這位外表看來大咧咧的軍官卻是北愛爾蘭軍事情報處的副處長，建立了里斯布恩綜合大廈，大廈內的資料庫可以向任何詢問者提供愛爾蘭革命軍的最新詳細動態。
普雷斯頓那時是他手下的人，穿著便服，隱瞞著身份，經常出入於強硬路線的普羅沃地區，與情報員接頭或到斷了線的情報點取材料。一次，為卡普斯蒂克執行任務時暴露了身份，險些喪了命。是靠卡普斯蒂克的幫助，才從霍利魯德大廈調出來，當了文職人員。
那是在1981年5月28日。第二天的報紙上還有一段詳細報導。普雷斯頓開著一輛沒有標記的車進入了倫敦德里的包格賽德區，去和一個情報員會面。不知是上頭走露了風聲，還是他開的這輛車來的次數太多了，或者是普羅沃的情報人員早已盯上了他，後來始終是個謎。不管怎麼說，他暴露了。他剛剛進入共和堡壘一帶，一輛載著四名普羅沃武裝人員的汽車，從旁邊的胡同開出來，跟上了他。
他很快就從反光鏡中看到了他們，立即撤銷了約會。但那幾個人還是跟著他。在市區中心，他們急速趕到他的前面，從車中走了出來，兩個人端著阿馬利特自動步槍，一個人拿著手槍。
他已無路可走，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獄。他來個先下手為強，趁那幾個攻擊者疑神未定的一剎那，疾速地一滾，出了車門，恰在這時，一梭子彈射入了他的車裡。他把9毫米13發的勃朗寧自動手槍拿在手中，扳動槍機，從路緣石邊朝他們射擊。他們本來想活捉他，但離他太遠了。
他快速射擊，立即打死了兩個，第三個的脖頸骨也被打斷了。那個普羅沃司機見勢不妙，掛上檔，一溜煙開跑了。普雷斯頓把車開到一個派出所，那裡有四名空中特勤人員。他們收留了他。卡普斯蒂克前來把他帶回了家。
當然，這要引起一些麻煩事——上級一連串的調查、盤問和懷疑。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他已經被盯住了，他已無法活動了，那個活著的普羅沃司機到哪兒都會認出他的。也不會讓他回老部隊了——奧爾德肖特傘兵團。誰知道奧爾德肖特一帶有多少普羅沃呢？
曾想派他到香港或國外去工作。後來，伯蒂·卡普斯蒂克跟一個朋友談了一下，有了第三個選擇：以一位41歲少校的資格離開部隊到五局來工作。他走了這條路。
“有什麼特殊事嗎？”卡普斯蒂克問。
普雷斯頓搖了搖頭。 “只是來熟悉一下工作。”他說。
“別擔心，約翰。既然知道你管這一攤了，如果這裡出現一些類似搶劫聖誕貸款的大事時，一定通知你。可是，朱莉婭怎麼樣？”
“三年前，她離開我了。”
“哎，聽這話我真傷心，”卡普斯蒂克的臉上露出真正同情的神態，“又有女人了嗎？”
“沒有，以前沒有。我想現在快有了。不過這工作……你很清楚。”
卡普斯蒂克肯定地點了點頭。 “我的貝蒂卻一直很好，”他若有所思地說，“我在外面飄泊了半輩子，她老是等著，滿懷著希望。對一個女人來說，那是什麼日子啊！我以前看到過，許多次啊！然而，命都不好。你常看孩子嗎？”
“有時看。”普雷斯頓承認說。
卡普斯蒂克的話勾起了他的思緒。在南肯辛頓那座孤零零的小房子裡，普雷斯頓保存著兩幅照片。一張是他和朱莉婭的結婚照，他那時26歲，穿著傘兵團制服；她20歲，美麗動人，身披白紗。另一張是他兒子湯米的照片。他把兒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寶貴。
他們住在一排軍人家屬房中，過著平淡的軍人生活。 8年後，生了湯米。孩子的誕生使普雷斯頓如獲至寶，但她卻不高興。很快，朱莉婭就厭煩當媽媽的瑣碎事情了，加上他常不在家，讓她過著只影孤燈的生活。她說掇他離開軍隊轉到地方，以便多掙點錢，絲毫不理解他喜歡自己工作的心情。對他來說，坐在工商界的辦公桌前會把他憋瘋的。
他調換到情報團，但這使他的處境更糟了。他被派到阿爾斯特，那裡還不能帶家屬。後來他轉入地下工作，跟老婆的接觸便全斷了。包格賽德事件發生後，她便把話挑明了。但他盡量努力改善關係。他到五局後，搬到郊區住，幾乎每天晚上都回去。這樣，他們沒有分手，但他們的婚姻生活已變得無味了。朱莉婭的花銷越來越大，不是他這個後來到五局的工作人員所能供養得起的。
她找了一個工作，在倫敦西區一家時裝店當售貨員。當時湯米8歲，在他的執意堅持下，他們送湯米到附近的一所地方自費學校上了學。這使他們的經濟更緊張了。一年以後，她帶著湯米離開了他。現在，他知道，她與她的老闆住在一起。那人老得可以當她的爸爸，但卻能供得起她的吃喝玩樂，並能供湯米在頓橋的住宿預科學校唸書。現在孩子已經12歲了，但他很少見到孩子。
他曾同意離婚，但她不干。已經分居三年了，他是可以拿到離婚證的。然而她恐嚇說，既然他拿不起撫養費，那麼，湯米就得歸她。他很清楚，他處於被動地位。她允許，每個假期他可以把湯米接去一周，每學期接去一個星期天。
“哦，我得走了，伯蒂。如果出了什麼大事，你知道我在哪兒。”
“當然，當然。”伯蒂·卡普斯蒂克趕到門口來送他。 “多多保重，約翰。咱們這些好夥伴沒剩幾個了。”
他們心照不宣地分手了。普雷斯頓回到戈登大街。
星期六晚上，很晚了，幾個人把車開到路易斯·扎布朗斯基門口，敲著門。他知道他們是什麼人。跟平時的星期六一樣，他一個人待在家裡。他老婆貝莉爾出去了，不到後半夜她是不會回來的。他估計，他們已經知道了。
他正在看電視的晚場電影，突然傳來敲門聲，他並沒有當回事。他去開門，他們一下子擁進門廳內，隨即關上了門。他們是三個人，與兩天前拜訪拉奧爾·列維的那四個人不同（他一點也不知道那件事，因為他不看比利時報紙）。這幾個都是從倫敦東區雇來的打手，黑社會叫“渣滓”。兩個是兇猛漢子，一臉橫向疙瘩，只要第三個人一發話，他們什麼都能幹得出來。第三個人瘦長、麻臉、狠毒，一頭黃色臟發。扎布朗斯基並不認識他們，只是“知道”他們——他在集中營見過，那時是穿制服的。本能使他去反抗，但沒有用。他們對他這樣的人是想幹什麼就乾什麼的，反抗和央求都沒有用。
他們把他推回客廳，將他摔到沙發里。
一個漢子站到沙發後面，弓下身來，將他按在沙發里，另一個漢子站在旁邊，一隻手揉著另一個拳頭。黃頭髮拉過前邊的一個小凳，蹲在上面，盯著鑽石匠的臉。
“給他一下！”黃頭髮說。
扎布朗斯基右邊的“渣滓”照他的嘴狠狠地給了一下。那人戴著銅關節。鑽石匠的嘴立刻塌了下去，牙、嘴唇和血摻和在一起，像粘醬一樣。
黃頭髮笑了。 “不是那兒，”他輕聲輕氣地說，“還得讓他說話呢，下邊點兒。”
那傢伙照著扎布朗斯基的胸來了第二下。幾根肋骨咔吧一聲響，扎布朗斯基的口裡發出“嗷”的一聲怪叫。黃頭髮又笑了，他願意聽人這樣叫。
扎布朗斯基無力地掙扎了兩下，但他們並不在乎。黃頭髮朝他笑時，沙發後面的粗胳膊將他緊緊按住，就跟很久很久以前在波蘭南部時他被接在石頭桌上那兩條胳膊一模一樣。
“你乾了壞事，路易斯，”黃頭髮壓低聲音說，“你給我的一個朋友找了麻煩，他發現你拿了他的東西，他要把東西拿回去。”
黃頭髮告訴了鑽石匠是什麼東西。扎布朗斯基滿嘴是血，他抽了口氣。 “不在這兒。”他模模糊糊地說。
黃頭髮想了一下。 “搜，”他對夥伴說，“他不會搗亂了，別管他。”
兩個渣滓搜著，黃頭髮和扎布朗斯基留在客廳裡。他們搜了個遍，花了一個小時。搜完後，所有的箱、櫃、抽屜、犄角旮旯兒都翻個底朝上。黃頭髮感到愜意的是，一下子就讓那老傢伙斷了幾根肋骨。半夜時，兩個渣滓搜完回來了。
“什麼也沒有。”一個說，帶著外國口音。
“你說，誰拿去了？”黃頭髮問。
扎布朗斯基不告訴他們。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打他。後面的人鬆開手時，他向前倒在地毯上，滾到一邊。他的嘴唇發青，眼睛發直，呼吸越來越短並開始倒氣。三個人低頭看著他。
“他中風了，”一個人詫異地說，“不行了。”
“你們用的勁兒太大了，是不是？”黃頭髮譏諷地說，“走吧！咱們已經知道了名字。”
“你認為他說的是真話嗎？”一個渣滓問。
“對，一個鐘頭以前他說的是真話。”黃頭髮說。
三個人離開房子，爬進車裡開走了。他們順著格林金匠街向南開。一個人問黃頭髮：“現在咱們還要幹什麼啊？”
“少廢話，我正在考慮。”黃頭髮說。
這個小虐待狂總把自己當成罪犯的頭兒。實際上他得到的情報有限，這使他進退兩難。一方面，合同上只讓他拜訪一個人，尋找丟了的東西；另一方面，他們又沒找到。快到雷金茲公園時，他看到了一個公用電話。
“停車，”他說，“我得打個電話。”
僱他的人給了他一個電話號碼——另一個公用電話的號碼，限定了三個打電話時間。第一個打電話的時間就剩幾分鐘了。
貝莉爾·扎布朗斯基從周末的玩樂中回來時已經是早上兩點了。她把自己的米特羅牌小汽車停到馬路對面，自己進了屋子。她奇怪的是還開著燈。
路易斯·扎布朗斯基的老婆曾經是一位漂亮的猶太姑娘，出身於一個勞動者家庭。她很早就懂得，希望生活十全十美是愚蠢的和自私的。 10年以前，那時她25歲，在一個毫無前途的合唱隊的第二排唱歌。扎布朗斯基相中了她，並要求她嫁給他。他曾經告訴她，他干那件事是不行的。但她不在乎，毫無條件地同意了。
奇怪的是，他們的婚姻很美滿。他非常善良，對她像慈父一般。她依賴他，也像女兒一樣。他盡其所能給予她一切——好房子、漂亮衣服、小件飾物、零花錢、安全感——她也感到心滿意足。
當然，有一件事，他是滿足不了她的。但他很通情達理，也能忍得下。他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讓他知道是誰，也不要讓他跟那人見面。現在，貝莉爾已經35歲了，有些老練了，在那種事情上就更明顯更大膽了，而且也更有招法了。這就更吸引了一些年輕人，而她也打心眼裡有求必應。她在西區開了一個小小的工作間，以便作為幽會地點。每週六晚上都到那裡去，寡廉鮮恥地鬼混一番。
一進到屋內，貝莉爾·扎布朗斯基便哭了起來，並急忙給急救站打電話。 6分鐘後，救護車來了，把這個垂死的人抬到擔架上，一邊搶救一邊向皇家免費醫院疾馳。貝莉爾也坐救護車一起來了。
在路上，他有一會兒迴光返照，示意她湊到他那血污的嘴邊，她豎起耳朵聽他講了什麼，眉毛詫異地挑了幾下。這是他最後的話。當到達漢普斯特德時，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已成了另一個“入院死亡”的患者。
貝莉爾·扎布朗斯基還恍惚地記得吉姆·勞令斯。在她結婚的前7年，她曾與他有過一點交往。她知道，現在他的婚姻已經破裂了，又一個人住在王茲沃綏區那個頂層房間裡。她常給他打電話，所以，還記得電話號碼。
她打通電話時仍在哭泣，開始時，勞令斯沒弄清是怎麼回事，他還沒睡醒，懵懵懂懂地不知是誰來的電話。她是從急救站公用電話打出的。她連著投硬幣，但老是嗡嗡作響。當勞令斯明白是誰時，便越聽越覺得不大對頭。
“他就說了……這麼點兒？好吧，親愛的。你瞧，真遺憾，太遺憾了。事情平靜後我會來的，看我能幫什麼忙，啊，貝莉爾……謝謝！”
勞令斯放下電話，想了一會兒，馬上打了兩個電話。勞尼先到了，他是從廢品收購站來的。 10分鐘後，希德也來了。按吩咐，他倆都準備好了傢伙。他們來得正是時候。 15分鐘後，那一夥人就順著樓梯爬上了八層。
黃頭髮本不想承諾第二個合同，但電話裡的那個聲音答應給那麼多錢，他捨不得拒絕。他和他的伙伴都是東倫敦人，不願意過河到南邊來。東倫敦幫與南倫敦幫的仇怨在首都的黑社會是盡人皆知的，幾天幾夜也說不完。如果一個南倫敦人不事先送個信兒就到東邊的地盤上來，倒過來也如此，那就會惹出許多不愉快。然而，黃頭髮想，在3點30分這樣的大清早，鴉雀無聲，他幹完事馬上就回自己的地盤，連神鬼都不會知道。
吉姆·勞令斯一打開門，一隻有力的大手就把他推回到通向客廳的走廊裡。兩個渣滓先進來了，黃頭髮殿後。勞令斯就勢急忙向走廊裡退，好讓他們都進來。黃頭髮剛把門關上，勞尼從廚房跳出來，一鎬把就撂倒一個渣滓；希德從衣櫃裡竄出來，用釘起子敲到了第二個人的頭上。兩個人像兩條牛一樣倒下去了。
黃頭髮正抓著門把手，想逃到外面安全的樓梯口去，說時遲，那時快，勞令斯從兩個渣滓的身上跨過去，一把抓住黃頭髮的後身，將他的臉向聖母像的鏡框上撞去。這個瘦小的傢伙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與聖母貼臉兒，玻璃碎了。黃頭髮的臉上紮進了一些碎玻璃。
勞尼和希德把兩個大塊頭捆起來，勞令斯把黃頭髮推到客廳裡。幾分鐘之後，勞尼抓著黃頭髮的腳，希德抱著胸，把他伸到玻璃窗的外面，那裡距離地面整整八層樓高。
“你看到那個停車場了嗎？”勞令斯問他。
雖然是冬天的夜晚，他仍然能夠看出下面遠處街燈照著的一些汽車。他點了點頭。
“那好，20分鐘後，那個停車場就會一片吵嚷，人們圍著一塊塑料布，猜測著那下面血肉淋漓、一片模糊的人是誰……”
黃頭髮意識到了，這一瞬間就要決定他的生死了，便死命地喊道：“別扔，我全說。”
他們把他抬進來，讓他坐下。
他竭力討好他們。 “你們瞧，我知道好歹，頭兒，人家只是僱我干點事兒，您知道。找回被借走的……”
“金匠街那個老頭兒？”勞令斯問。
“啊，是啊，他、他說您借了。所以，我來這兒。”
“他是我們一伙的，他死了。”
“嗯，太對不起了，頭兒。我不知他心臟有點毛病。伙計們碰了他幾下。”
“放屁！嘴都打碎了，肋骨也折了。你們究竟來幹什麼？”
黃頭髮說了。
“找什麼？”勞令斯不相信地問。
黃頭髮又說了一遍。 “別問我了，頭兒，他們只是給我錢，讓我把它找回來，或者找到下落。”
“那好，”勞令斯說，“我真想在太陽升起以前把你和你的伙計都扔到泰晤士河裡，掛上繩子，吊著裝滿磚頭的襯褲。但我不想讓你們不明不白地死去，所以，我放了你，告訴你的老闆，那東西是空的，什麼也沒有。我燒了……成灰了，連影兒都沒了。你想想，我做了活還能留什麼東西嗎？我還沒傻到家。好，滾吧！”
在門口，勞令斯叫住了勞尼。 “送他們一直過河，替我給那兔崽子一個小禮物，那老傢伙，OK！”
勞尼點點頭。幾分鐘以後，來到下面的停車場。幾個傷殘的東倫敦人從他們自己的車後爬了進去，仍然被捆著。那個半昏半醒的人被放在駕駛座上，解開了手，讓他開車。黃頭髮被扔到司機旁的座位上，兩條斷了的胳膊放在大腿上。勞尼和希德跟他們到滑鐵盧橋，然後掉頭回家了。
吉姆·勞令斯有些納悶。他煮了一杯咖啡，把事情好好想了一遍。
他曾經真想把那隻文件箱在那片垃圾堆燒掉。但文件箱的手工是那麼精美，皮子發著烏亮的光，在火焰的照映下，就像金屬一樣。他曾細細地檢查了一下，看有沒有什麼特殊的識別標記。但什麼標記也沒有。這次，他違背了理智和扎布朗斯基的勸告，決定冒險將它留下來。
他走到一個高櫥前，把文件箱拿下來。這回，他以一個職業盜賊的態度，認真看了一下。 10分鐘後，他發現箱子後面的摺頁上的鉚釘用手指按時能滑向一邊，他聽到箱子裡面有聲音。他打開箱子，裡面靠底部的一邊翹起1英寸高。他用紙刀把箱底撬高些，看到真底與假底之間有一扁空膛。從裡面，他用鑷子夾出來10張紙。
勞令斯不是政府文件專家，但他認識那上面用紅字印著的“國防部”，而且“絕密”兩個大字是誰都明白的。他坐了下來，輕輕地打了一聲口哨。
勞令斯是個盜賊和搶劫犯，但他跟黑社會的大多數人一樣，不允許任何人給他的國家“抹黑”。人人皆知的事實是，那些有罪的叛徒，從來不能和那些年輕的搗亂分子關在一起，必須隔離開來。因為，那些職業性的“臉兒”若是單獨和哪個叛徒關在一起的話，那個叛徒準得不了好。
勞令斯知道他“端”的那套住宅是誰的，但盜竊案始終沒有見報。現在他明白了，他猜測，這樁盜竊案可能永遠不會見報了。這樣，他沒有必要再留神了。但話又說回來，扎布朗斯基死了，鑽石也可能一去不復返了，他的那份錢也沒了。他開始恨起那個住宅的主人來。
他已經摸了那些紙，又沒帶手套。他知道，他的指紋是備了案的，他不敢暴露自己。所以，他不得不用布把指紋擦乾淨。當然，叛徒的指紋也同時被擦掉了。
星期日下午，他用平郵寄出了一個牛皮紙信封，封得很牢，並多貼了郵票，將它投到遠遠的一個信筒裡。星期一上午以前是不會來取信的。實際上，那份郵件星期二才到。
1月20號那天，布里格迪爾·伯蒂·卡普斯蒂克向戈登大街的約翰·普雷斯頓打電話。他那和藹可親的聲音一反常態。
“約翰，那天咱們說的話你還記得嗎？如果有什麼麻煩事……對，出事了。但不是聖誕節救濟金。大事兒！約翰，有人給我寄來點兒東西……不，不是炸彈，但可能更傷腦筋。看樣子好像是我們洩密了，約翰。可能是很上層的人。這就是說，是你的職責範圍了。我看你還是來看一下才好。”
也是在同一天上午，房主人不在家的時候，兩個工人來到了豐坦諾大樓九樓那套公寓，進到屋內。他們是按約定來的，並且有鑰匙。白天，他們把牆上的漢伯牌保險箱挖下來，又換上一個同樣牌子的。晚上，他們又把牆修理粉刷了一下，和以前一樣，然後，他們就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