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米拉·瓦納芙斯卡婭少校失眠了。她試圖睡著，但沒有成功。黑暗中她睜著眼睛躺在床上納悶，為什麼素以控制國民效率很高而聞名的東德人，會在一個方圓20英里的地區內失去像莫倫茨那樣的一個人。他是不是搭上了一輛便車？偷了一輛自行車？仍俯伏在一條溝渠裡？那些警察到底在那里幹些什麼呀！
到凌晨3點鐘時，她深信有一個差錯，在一個半瘋癲的人能在一個小小的地方逃脫警察布下的天羅地網的這個謎團中有一些差錯。
她在4點鐘起床，回到了克格勃辦公室裡，命令夜班值班員為她接通給東德國家安全局總部的保密線路。接通電話後，她與福斯上校通話。
“莫倫茨的那張照片，”她說，“是不是近照？”
“大概一年前照的。”福斯回答。他感到迷惑。
“你是從哪裡弄來的？”
“從HVA。”福斯說。瓦納芙斯卡婭謝過他後掛斷了電話。
HVA是東德的國外情報局，顯然由於語言方面的原因，專長於操縱在西德內部的諜報網。局長是傳奇人物馬爾庫斯·沃爾夫上將。即使是瞧不起衛星國情報機構的克格勃，也對他相當尊敬。馬爾庫斯·沃爾夫曾經對西德搞過幾次漂亮的行動，最有名的是“操縱”西德總理勃蘭特的私人秘書。瓦納芙斯卡妞打電話喚醒了克格勃第三總局駐東德的負責人，提出她的要求，還報出了局長謝利平將軍的名字。這一招奏效了。接電話的那位上校說他落實一下看看是否可行。半小時後他回電了。沃爾夫將軍好像是一位習慣早起的人，他說，你的約見已定在6點鐘在他的辦公室裡。
那天凌晨5點鐘，總部設在切爾特南的英國政府通訊總局的密碼部，已經完成了在過去的24小時內堆積下來的最後一批低級情報資料的譯碼工作。譯成白話文字後，這些情報將通過一系列陸上保密線路傳送給各個接收機關——有些發送給在世紀大廈的秘密情報局，有些發送給在柯桑街的MI-5局（即承擔反間諜工作的保安局，又稱軍情五局），有些發送給在白廳的國防部。許多情報被複製後同時分送給兩個或甚至所有這三個機關。緊急情報的處理速度要快得多，但下半夜是發送低等級情報給倫敦的好時段；線路相對不太忙。
星期三晚上的那些情報材料有一個信號是由布拉赫發給西德駐倫敦使館的聯邦情報局職員。德國當然是英國有價值的和受尊重的盟國。但切爾特南在截聽和譯解一個盟國發給其駐外使館的絕密電文時是不講究感情的。這份密電在早些時候已被譯解出來了。沒什麼冒犯的內容，只是例行通訊。這份電文被發送給了MI局和世紀大廈的北約科。後者專門處理除中情局以外的與英國所有盟國的情報聯絡工作，與中情局的聯絡工作由另一個科室負責。
北約科的科長已經註意到了愛德華茲非常關注麥克里迪在操縱友好情報機構——西德聯邦情報局一名特工時的失誤狀況。這位北約科頭頭是麥克里迪的朋友。當他在那天上午10點鐘見到西德的電文時，他決定把它交給麥克里迪，以備萬一他的朋友需要，但他在中午之前一直沒空。
早上6點鐘，瓦納芙斯卡妞少校被引進了位於福斯上校辦公室再高兩層的馬爾庫斯·沃爾夫的辦公室裡。這位東德的間諜頭子不喜歡制服，因此他身著一套裁剪得體的深色西服。他還喜歡茶，而不是咖啡，專門讓人為他從倫敦的福特納及瑪森搞來了一些上好的茶葉。他給蘇聯的少校提供了一杯茶。
“將軍同志，布魯諾·莫倫茨的那張近照，是你們這裡提供的。”
馬爾庫斯·沃爾夫的目光從茶杯沿口上方打量著她。如果他在西德的政府機構內有情報網和間諜——實際上他是有的，那麼他是不會向這個陌生人確認的。
“你們是否能搞到莫倫茨的一份履歷表？”她問道。沃爾夫思考了一下這個要求。
“你為什麼要這個東西？”他柔和地反問。
她詳細地解釋了一番。打破了幾項規定。
“我知道這只是一種懷疑，”她說，“還沒有具體證據。感覺到缺少一點什麼。也許是他過去的某些情況。”
沃爾夫同意了。他喜歡橫向思考。他的某些漂亮的行動來自於一種發自內心的感覺，懷疑對方在某個地方有一個阿基利斯的腳踵，只要他能夠找到它。他起身走到文件櫃邊，取來了由8張紙組成的一疊資料。他沒有吭聲。這是布魯諾·莫倫茨的全套人事檔案。與星期三下午洛塔爾·赫爾曼在西德布拉赫看閱過的那一套相同。瓦納芙斯卡姬羨慕地呼出一口氣來。沃爾夫微笑了。
如果說馬爾庫斯·沃爾夫在諜報界有一項專長的話，那麼他的這項專長不是去收買和策反西德的高級官員（雖然有時候他也這麼做過），而是在這些要人的身邊安插生活和工作作風無可挑剔的拘謹刻板的老處女型秘書。他知道一名機要女祕書能見到她的主子見過的文件材料，有時候還能比其主子見得更多。
多年來，西德曾爆出過一系列醜聞：一些內閣部長、高級公務員和軍火承包商的機要秘書們不是被保安局逮捕就是悄悄地潛回了東德。他知道，有一天他將把愛爾穆特·凱普爾小姐從聯邦情報局科隆分局召回到她所敬愛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此之前，她將繼續在迪特·奧斯特局長上班前一小時到達辦公室，複印任何有價值的文件資料，包括全局員工的人事檔案。在夏天，她將繼續在那個安靜的公園裡吃色拉三明治當中飯，用一些乾淨的麵包屑餵鴿子，最後把那隻空了的三明治包裝袋丟進附近的一隻垃圾箱。幾分鐘之後，那個牽著狗散步的紳士將從那裡把它取走。在冬天，她將在那個溫暖的咖啡館裡吃中飯，並把她所看過的報紙丟人門口的那隻垃圾桶裡，那位街道清潔工將把它從那裡撿出來。當凱普爾小姐回到東德後，她將參加國宴，受到安全局長埃里希·米爾克的接見，或者可能是黨的領袖埃里希·昂納克的親自接見，被授予一枚勳章，領取一份政府年金，還將得到在菲爾斯騰瓦爾德湖邊的一套溫暖舒適的退休公寓。
當然，馬爾庫斯·沃爾夫並不是一個先知先覺的超人。他不可能知道到1990年時東德將不復存在，米爾克和昂納克將遭到廢黜和受到侮辱；他本人將會退休，靠寫回憶錄而去掙得一份豐厚的稿費；而愛爾穆特·凱普爾將在西德的一個僻靜處度過她的餘生，該地方的條件要比原定她那湖邊的公寓差多了。
瓦納芙斯卡姬少校抬起頭來。
“他有一個姐姐。”她說。
“是的。”沃爾夫說，“你認為她也許知道一些事情嗎？”
“可能不會有什麼收穫。”蘇聯人說，“如果我去探訪她……”
“如果你能從你的上司那裡獲得同意。”沃爾夫溫和地向她建議。 “你不是為我工作的。”
“但如果我能去成，我會需要一種身份掩護。不是俄羅斯人，不是東德人……”
沃爾夫自我否定似地聳聳肩。
“我倒有一些假的身份證明，隨時可供使用。當然，這是我們這個奇怪的行業的一部分內容……”
波蘭航空公司的LOT104航班上午10點鐘經停在柏林合尼菲爾德機場。該航班延誤了10分鐘，以讓柳德米拉·瓦納芙斯卡婭登機。如同沃爾夫所指出的，她的德語說得比較好，但還不能冒充德國人。她在倫敦要見面的人當中，極少有說波蘭語的。現在她帶上了去走訪親戚的一位波蘭教師的證件。波蘭是一個大為寬鬆自由的國度。
波航的那架定期客機於11點鐘降落了，因時差關係節省了一個小時。瓦納芙斯卡婭少校在30分鐘內經過了護照檢查和海關卡口，在航站2號集散大廳的一個公用電話亭裡打了兩個電話，並坐上出租車去了倫敦市櫻草山區。
中午時分，山姆·麥克里迪辦公桌上的電話鈴響了起來。他才剛剛與切爾特南通完話擱下話筒。他所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沒有動靜。時間已經過去了48個鐘頭，而莫倫茨仍然在逃。現在打電話的人是樓下的北約科科長。
“上午送來的公文袋裡有一份電文。”他對麥克里迪說，“也許沒什麼苗頭；那樣的話，你就把它扔進廢紙簍吧。反正我現在讓收發員送上來。”
5分鐘後，那份電報稿送達了。當麥克里邊看到電報及其上面的時間後，他不由地大聲咒罵起來。
情報界中的“需要知道”原則通常運作得較好。那些在自己的工作中無需知道某事的人，是不會被告知的。這樣，如有洩密，無論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損失就不會很大。但有時候也會起到相反的作用。一份也許能改變事件的信息沒有傳遞過去，因為沒人認為是必要的。
在哈爾茨山區的阿基米德監聽站和在切爾特南的東德科監聽員們已被告知把他們截獲的任何消息及時傳送給麥克里迪。如電訊中有“格勞伯”或“莫倫茨”字樣，則更應該立即傳送。但役人想到還應該把這件事通知到對盟國的外交和軍事通訊的監聽人員。
麥克里迪現在手頭上的電文時間是星期三下午4點22分。電文內容如下：由：赫爾曼致：菲特策烏特急。請洽阿·法誇森夫人，娘家姓莫倫茨，應該住在倫敦。問她在過去的四天裡是否見到過她的弟弟或聽到過他的消息。完。
他從來沒告訴過我他在倫敦有一個姐姐，從來沒告訴過我，麥克里迪沉思著。他開始納悶他的朋友布魯諾還有什麼關於過去的事情沒告訴過他。他從一個架子上抽出一本電話號碼簿，尋找法守森這個姓氏的欄目。
幸好這不是一個常見的姓氏。如果姓史密斯就得找上半天時間了。電話號碼本里有14位法誇森，但沒有以A為名字字頭的已婚婦女。他開始按照這14個人的順序，一個一個地打電話。在前面的7個電話中，5個人回答說不知道阿·法誇森夫人。 2個電話沒人接聽。在打第8個電話時他的運氣來了；電話本上的姓名是羅伯特法誇森。一位婦女來接聽電話。
“是的，我是法誇森夫人。”
話聲中好像有德語口音。
“請問您是不是阿·法誇森夫人？”
“是的。”她似乎有所警覺。
“對不起，打擾你了，法誇森夫人。我是倫敦希斯羅機場移民局的。你是不是有一個叫布魯諾·莫倫茨的弟弟？”
一陣長時間的停頓。
“他在那裡嗎？在希斯羅嗎？”
“這我不能說，夫人。除非你是他的姐姐。”
“是的，我是阿德爾海德·法誇森。布魯諾·莫倫茨是我的弟弟。我能不能與他說話？”
“恐怕現在不行。你留在家裡好不好，嗯，15分鐘內我過來。這事很重要。”
“好的，我就在這裡。”
麥克里迪打電話給汽車互助協會要了一輛車和一名司機，然後匆匆跑下樓去。
這是隱藏在攝政王公園路後面一座用實習磚建造的愛德華七世時代別墅頂上的一間很大的工作室公寓。麥克里邊走上去按響了門鈴。法誇森夫人穿著一件畫家工作服招呼了他，並把他引進了一間畫架上支著油畫、地板上攤滿了速寫的工作室。
她是一位漂亮的婦女，像她弟弟那樣也是頭髮灰白。麥克里迪猜測她大概有五十七八歲。她騰出一個地方讓他坐下，並直視著他的目光。麥克里迪注意到旁邊的一張桌子上擺著兩隻咖啡杯。兩隻杯子都是空的。趁著法誇森夫人坐下去的時候，他設法去摸了一下其中一隻杯子。杯子是溫熱的。
“你貴姓？有何貴幹？”
“我叫瓊斯。我想問問關於你弟弟布魯諾·莫倫茨先生的事情。”
“為什麼？”
“這是一件移民方面的事情。”
“你在向我說謊，瓊斯先生。”
“是嗎？”
“是的，我弟弟沒來這裡。而且如果他想來的話，他也不會有與英國移民局有關的問題。他是一位西德公民。你是一個警察吧？”
“不，法誇森夫人。可我是布魯諾的一個朋友。多年老朋友。我們的交往已經很長久了。我請你相信這一點，因為這是真實的。”
“他遇上麻煩了，對不對？”
“是的，恐怕是這樣。我正在設法幫助他，如果能夠的話。但這不太容易。”
“他幹下了什麼事？”
“事情似乎是他在科隆殺了他的情人。而且他已經逃走了。他對我說了一句話。他說他並不是故意要那樣做的。然後他就消失了。”
她起身走到窗邊，凝視著窗外櫻草山公園裡的那些夏末時的各種樹葉。
“哦，布魯諾，你這個傻瓜。可憐的、膽小的布魯諾啊。”
她轉過身來面向著他。
“這裡的德國大使館有一個人來過。是昨天上午來的。在此之前的星期三晚上，他打來過電話，可是我出門了。他沒有告訴我你說過的事情，只是詢問布魯諾是否來聯繫過。他再沒來聯繫。我也幫不了你，瓊斯先生。你很可能比我知道得更多，如果他對你說過一句話。你知道他去了哪裡嗎？”
“那就是問題。我認為他已經越過了國境，進入了東德，在魏瑪地區的某個地方。也許與朋友待在一起。可到目前為止就我所知，他一生中從未去過魏瑪附近地區。”
她看上去一臉迷茫。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他在那裡住了兩年呢！”
麥克里迪保持著臉上的鎮靜，但他的內心吃了一驚。
“對不起。我不知道這個。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我。”
“是沒有，他不會說的。他不喜歡那裡。那是他一生中最不愉快的兩年。他從來沒有談起過。”
“我還以為你們全家是漢堡人呢，在漢堡出生並長大。”
“是的，直到1943年。那一年漢堡被英國皇家空軍炸成了廢墟。就是那次'火爆'大轟炸。你聽說過嗎？”
麥克里迪點點頭。當時他5歲。皇家空軍對漢堡市中心進行了狂轟爛炸，使之燃起了熊熊火焰。大火把氧氣從郊區吸了進來，城市成了一座熾熱的煉獄，溫度升高後使鋼鐵像水一般地流動起來，混凝土像炸彈一般爆裂開來。這種恐怖景象橫掃整個城市，所到之處萬物蒸發。
“布魯諾和我在那天夜裡成了孤兒。”她停頓了一下後又開始凝視，不是去看麥克里迪，而是越過他，看到了她所生長的那座城市燃起的沖天大火，把她的雙親、她的朋友、她的同學和她的生命界標燒成了灰燼。過了幾秒鐘後她的身子猛地一動，從遐想中恢復過來，繼續用她那略帶德語口音的說話敘述下去。 “災難過後，當局收養了我們，而且我們被疏散出去了。當時我15歲，布魯諾10歲。我們分開了。我被分配去住在格了根郊外的一戶人家裡。布魯諾被送到了魏瑪附近的一位農場主家中。
“戰後我千方百計尋找他，在紅十字會幫助下我們姐弟團聚了。我們回到了漢堡。我照顧著他。可他幾乎沒有說起過魏瑪。我開始在英國占領軍辦的一座食堂裡打工，以養活布魯諾。那時候的生活真艱苦，這你是知道的。”
麥克里迪點點頭。 “是的，對不起。”
她聳聳肩。 “都是那場戰爭的原因。後來在1947年，我遇見了一個叫羅伯特·法誇森的英軍中士。我們結婚後就住到倫敦來了。8年前他去世了。1948年當我和羅伯特離開漢堡時，布魯諾在一家製造光學鏡頭的工廠裡找到了一份住廠學徒的工作。此後我只見過他三四次，而在最近10年裡一次也沒見過他。”
“你把這些情況告訴了使館的那個人？”
“菲特策烏先生？沒有，他沒問起過布魯諾的童年時代。可我告訴了那位女士。”
“女士？”
“她在一小時前剛剛離去。就是來自年金部門的那個女的。”
“年金？”
“是的。她說布魯諾仍在光學器材行業工作，在為維爾茨堡的一家BKI公司工作。但BKI好像是英國的皮爾金頓玻璃公司的子公司，且由於布魯諾快要退休，她需要了解他的一生詳情，以便計算出他的應得年金。她不是來自於布魯諾的工作單位吧？”
“我懷疑不是。很可能是西德的警察。恐怕他們也在尋找布魯諾的下落，但不是為了幫助他。”
“對不起。我不應該說給人家聽的。”
“你原先不知道呀，法誇森夫人。那個女的英語說得很好嗎？”
“是的，很完美。只有一點點口音，也許是波蘭語口音吧。”
現在麥克里迪知道那位女士是來自何方了。其他獵手也在外出尋找布魯諾·莫倫茨，其他許多獵手，但只有麥克里迪和另一組人知道關於維爾茨堡的BKI公司事情。他站起身來。
“請你努力回想一下他所說起過的戰後那兩年生活的只言片語。在他需要時，他也許會去求助的某個人，或任何人？尋找避難聖所？”
她努力想了好長時間。
“他提到過一個名字，對他比較好的某一人的名字。他的小學老師。小姐……這個……紐堡小姐……不是，我現在記起來了，是紐曼小姐。沒錯，是紐曼。當然，現在她可能已經死了。那是40年以前的事了。”
“最後一個問題，法誇森夫人。你把這一情況告訴玻璃公司的那位女士了嗎？”
“沒有，我才剛剛想起來呢。我只告訴過她，布魯諾曾作為一個被疏散人員在離魏瑪不到10英里的一個農場裡度過了兩年時間。”
回到世紀大廈後，麥克里迪從東德科借了一本魏瑪電話簿。裡面列有幾個姓紐曼的人，但只有一個人標著小姐的字樣。應該是一個老處女。在東德，一個十幾歲的女孩是不會擁有她自己的公寓和電話的。一位成年的老處女，一位職業女性，則可能擁有這些。這事成功的把握很小，非常小。他可以讓東德科潛伏在柏林牆對面的特工去打一個電話。但國家安全局無處不在，對一切通話都在實施竊聽。在電話裡提問：一個叫莫倫茨的小男孩曾經是你的學生嗎？他是否來找你了？如果這樣打電話去問是會把事情整個兒搞砸的。接著麥克里迪到世紀大廈內專門製作假證件的部門去了。
他打電話給英國航空公司，但沒能訂到機票。倒是德國漢莎航空公司能提供幫助，他們在下午5點15分有一班飛往西德漢諾威的航班。他要丹尼斯·岡特再一次駕車送他去倫敦希斯羅機場。
波蘭航空公司那架經東柏林返回華沙的飛機，應該在下午3點30分從希斯羅起飛。但當飛行員開啟飛機的航行系統時，一隻紅燈亮了起來。經檢查後發現原來只是一隻螺線管出了故障，但航班要延誤到6點鐘才能起飛。在離港大廳休息室裡，柳德米拉·瓦納芙斯卡姬少校看了看電視屏幕上出港航班信息，注意到她的航班“由於營運原因”而延誤了。她輕輕地咒罵一聲後繼續看書。
麥克里迪正要離開辦公室時，電話鈴響了起來。他猶豫著是否應該接聽，最後還是去接了。也許是一個重要的電話呢。這是愛德華茲的來電。
“山姆，證件部門的人剛才向我匯報了。現在你聽著，山姆，你不會、絕對不會得到我的批准再去東德。清楚了嗎？”
“絕對清楚，蒂莫西，再清楚不過了。”
“那就好。”副局長說完就擱下了電話。岡特已經聽到了電話另一頭那個人的聲音和談話內容。
麥克里迪開始喜歡同特。他到這個科室才6個月，但他已經顯示出他很聰明、可以信任，而且口風很緊。當他駕車載著麥克里迪拐過霍加斯環形路口，穿行在星期五下午的車流中向希斯羅機場駛去時，他張口說話了。
“山姆，我知道你曾經歷過更為艱難危險的處境，但你是上了東德的黑名單的，而且老闆禁止你去那裡。”
“禁止是一回事，”麥克里迪說，“防範是另一回事。”
當他走進2號航站樓的出港大廳去搭乘漢莎航空公司赴漢諾威的航班時，他沒有看見離他兩碼距離正坐著看書的那位年輕的女士。她有一雙敏銳的藍眼睛，一頭閃亮的金發剪得短短的。當他走過去時，她也沒有抬頭去看這位中等身材、頭髮棕黃稀疏、穿著一件皺巴巴灰色風雨衣的男人。
麥克里迪的航班準時起飛，並在當地時間晚上8點鐘降落在漢諾威。瓦納芙斯卡姬少校於6點鐘起飛並於9點鐘在東柏林舍尼菲爾德機場著陸。麥克里迪租了一輛車，駕車穿過希爾德斯海姆和薩爾茨吉特，奔赴戈斯拉爾郊外的林中國的地。瓦納芙斯卡妮由一輛克格勃轎車把她從機場接到了東柏林市內諾曼納大街22號。她不得不等上一個小時才能見到奧托·福斯上校，因為上校正在向國家安全局局長埃里希·米爾克匯報工作。
在離開倫敦之前，麥克里迪已經打電話通知了他的主人；所以現在有一個人在等待著他。那人在他那幢寬大的別墅的正門前迎接了他。這是一座由狩獵屋改建的漂亮的住房，坐落在山腰上，在白天能看到遠處覆蓋著針葉樹的一條長長的山谷。 5英里之外，戈斯拉爾小城的燈火在夜空下一閃一閃地亮著。假如天光尚未褪盡，站在哈爾茨山脈的一個山頭上，麥克里迪也許可以看見東邊遠處一座高樓的屋頂。人們也許會誤認為那是一座狩獵樓，但它不是。它是一座炮樓，它的目的不是為了獵殺野豬，而是獵殺男人和女人。麥克里迪來探訪的那個人，選擇了使他發了財的國境線附近來度過他的舒適的退休生活。
多年來，他的主人已經發生了變化，麥克里迪心想著。他被引進了一間四周鑲著護壁板、牆上掛著野豬頭和牡鹿角的客廳。一隻石砌壁爐裡啪啪地燃燒著一堆柴火；高山上的夜晚即使在9月初也已是寒氣襲人。
招呼他的那個人已經發福了；那曾經是瘦瘦的身軀現在已是長滿了肉。他的個子仍然不高，當然，那張粉紅色的圓臉上方覆蓋著白色糖果絲一般的頭髮，使他看上去更顯得面容善良。直至你去洞察那雙眼睛。那是一雙狡黠的眼睛、一雙詭計多端的眼睛，那雙眼睛看夠了世事，見證了許多次生與死的交易，經歷了下水道中的生活並倖存下來了。他是冷戰中的一個邪惡人物，曾被稱為柏林黑社會的無冕之王。
在自1961年柏林牆建起來至1981年他退休的20年時間裡，安德雷·庫茨林格一直是一名蛇頭，幫助偷渡者偷越國境。是柏林牆使他發了財。在柏林牆建立之前，想逃往西德去的東德人，只要先到達東柏林然後走進西柏林就可以了。後來，在1961年8月21日夜晚，突然間一道巨大的混凝土牆豎了起來，柏林成了一座被分隔的城市。許多人試圖翻越牆頭；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被拖回去送進了監獄。還有些人在鐵蒺藜上被機槍掃死後像鼬鼠那樣掛在了上面，直至被割落下來。對大多數人來說，穿越柏林牆是一次性的冒險。可對於庫茨林格——當時他只不過是柏林黑市上的一個非法經營者和地痞惡棍，穿越柏林牆卻成了他的一項職業。
他把人偷渡出去——為了錢。他以各種身份喬裝打扮進去，或派去使者，談妥價錢。有的人以東德馬克支付，許多人以西德馬克。用這些錢，庫茨林格要在東柏林購買三件上好的商品：匈牙利豬皮旅行箱、捷克古典音樂密紋唱片和古巴克羅那牌雪茄。這些東西在東部很便宜，即使加上走私偷運成本，庫茨林格仍可在西部轉手倒賣賺取豐厚的利潤。
其他難民同意一旦抵達西德找到工作後就向他支付西德馬克。這些人很少食言。庫茨林格對討債很有一套辦法；他僱傭了一大幫助手以確保他沒被欺騙。
謠傳說，他在為西方的情報機關服務。這話不對，雖然他偶爾也與中情局或秘情局訂立合同，由他負責把某個人帶出來。還有謠傳說，他與東德國家安全局或克格勃互相勾結；這也不太可能，因為他對東德造成了太多的損失。當然，到底有多少個邊防警官和共產黨幹部被他收買和賄賂，恐怕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有人說，他在百步之外就能嗅出一名貪婪的官員。雖然柏林是他的地盤，但他也在從波羅的海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漫長的東、西德國境線上活動。當他最終積累了一大筆可觀的財富洗手不干了時，他選擇了西德，而不是西柏林定居。他的莊園只離國境5英里，處在哈爾茨山脈的高山上。
“嗯，麥克里迪先生，我的朋友山姆，時間過得真快啊。”
他背向爐火站著，穿著一件天鵝絨吸煙服，與1945年時從廢墟堆裡爬出來開始把姑娘們賣給美國大兵賺取外快的那個小伙子完全不同了。
“你現在也退休了嗎？”
“沒有，安德雷。我還得為麵包而打工。沒有你那麼聰明。”
庫茨林格喜歡那樣。他按了一個鈴，一名男僕端來了兩杯清澈的莫澤爾葡萄酒。
“那麼，”庫茨林格一邊透過葡萄酒審視著火苗，一邊說，“一個老頭子能為英國女王陛下神通廣大的諜報機關做些什麼呢？”
麥克里迪告訴了他。老人繼續盯著火焰，但抿緊嘴唇搖了搖頭。
“我退出了，山姆，退休了。現在他們沒人來找我了。兩邊都沒人來。但是你知道，他們警告過我，如同我認為他們警告過你那樣。如果我重操舊業，他們會來找我算賬的。一次快速行動，晚上越境過來，黎明前就可返回了。他們會抓住我，就在這裡我的家中。他們有這種打算。在我的一生中，我對他們造成了許多損害，這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麥克里迪說。
“而且，形勢也變了。以前在柏林時倒還可以；我可以把你弄過去。即使在農村我也曾經有過一些兔子路徑。但最終它們全都被發現了，關閉了。我排除掉的地雷已被重新埋上了。我行賄過的邊防警官調動了——你知道嗎？他們從來不會把邊防警察在國境線上放置很長時間，經常把他們調來調去。我的聯絡人都歇業了。現在太晚了。”
“我必須去那裡，”麥克里迪緩緩地說，“因為我們有一個人在那裡。他病了，病得很厲害。但如果我能把他帶出來，那會使負責國安局二處的奧托·福斯丟掉烏紗帽。”
庫茨林格的身體沒有動，但他的眼睛變得非常冷峻。多年前，如同麥克里迪所知，他曾有一個朋友，一個親密朋友，很可能是他有過的最親密的朋友。那人在過柏林牆時被捉住了。後來傳來的消息是，他已經舉起雙手投降，但福斯仍開槍向他射擊，先是擊中他的雙膝，接著是雙肘，然後是雙肩，最後是腹部。
“來吧，”庫茨林格說，“我們先吃飯。我還要把你介紹給我的兒子。”
當然，加入他們飯桌的那位30歲左右的英俊的金發年輕人不是他的兒子。但庫茨林格已經過繼他為兒子。飯桌上，老人偶爾會笑瞇瞇地去看他，而他的繼子齊格弗里德也會崇敬地回視。
“我把齊格弗里德從東部帶出來了。”庫茨林格說，似乎在組織話題。 “他當初沒地方可去……現在他與我住在一起。”
麥克里迪繼續吃飯。他懷疑老頭還要說下去。
“你是否聽說過國境工作組？”庫茨林格邊吃葡萄邊說。
麥克里迪聽說過。那是東德國家安全局的一個部門，除了以羅馬數字標示的各個處室之外，國境工作組是一個很小的部門，專長於開展奇特的行動。
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東德國外情報局局長要派一名特工去西德，他可以通過一個中立國去實施派遣，在中轉期間那名特工可披上一件新的“外衣”——身份掩護。但有時候國家安全局或國外情報局要派一個人越境去搞一次“黑色”行動。為完成這種任務，東德人實際上會從東德到西德的國境線上穿過自己的防區開闢一條兔子路徑。許多兔子路徑是從西往東開闢的，以把不准備離開的人帶出來。當國安局為他們自己的目的而要開闢一條兔子路徑時，他們就讓國境工作組的專家們去承擔這項工作。這些工兵專家們將在深夜裡作業（因為西德的邊防部隊也在註視著國境），他們將在鐵蒺藜下面掘洞，闢出一條穿越雷區的小徑，並在完成任務後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那還剩有200碼寬的開闊地，也就是射擊區，在那裡，一名真正的難民偷渡者很可能會被探照燈罩住並被機槍掃倒。最後，在西德一側還有籬笆柵欄。國境工作組將不會去破壞它，當那名特工要穿過去時為他剪一個洞，並在他進去後把洞口修補好。那些探照燈，在他們要派人潛入西德的那天夜晚，將轉向相反方向，而且開闊地帶上通常野草濃密，尤其是盛夏季節。到了第二天上午，那些野草自己將會恢復垂直，從而掩蓋了腳步走過的所有痕跡。
當東德人搞這種行動時，他們有自己的邊防警察提供配合。從西德闖進去是另一回事；東德人不會提供任何配合。
“齊格弗里德以前曾為國境工作組服務，”庫茨林格說，“直至他使用了他自己的其中一條兔子路徑。當然，國安局在事後立即關閉了這條路徑。齊格弗里德，我們這位朋友需要越境過去。你能幫助他嗎？”
麥克里迪懷疑他對這個老頭的判斷是否正確。他認為他的判斷是對的。庫茨林格因福斯的所作所為而對他恨之入骨，而且他對於被槍殺的朋友的悲痛也是不容低估的。
齊格弗里德想了一會兒。
“那裡曾經有一條兔子路徑，”他最後說，“是我自己開闢出來的。我原打算留給自己使用，所以我沒把它寫進報告裡。後來我是從另一條路徑出來的。”
“它在哪裡？”麥克里迪問。
“離這裡不遠，”齊格弗里德說，“在巴特薩克莎與埃爾里希之間。”
他取來一張地圖，指明了在哈爾茨山脈南翼的這兩個小鎮，巴特薩克莎在西德，埃爾里希在東德。
“我能否看看你要使用的身份證件？”庫茨林格問。麥克里迪把證件遞了過去。齊格弗里德審視著證件。
“做得很好，”他說，“但你還需要一張鐵路通行證。我有一張。它仍然有效。”
“什麼時間過去最好？”麥克里迪問道。
“4點鐘，黎明前。夜色最黑暗，衛兵也最疲憊。他們用燈光照射開闊地的次數也減少了。我們需要偽裝服，以備萬一被燈光照到，偽裝服也許能救我們性命。”
他們又花了一個小時討論細節問題。
“你明白，麥克里迪先生，”齊格弗里德說，“這是5年以前的事了。我也許還記得它的位置。我在穿越雷區開闢出來的那條路徑上放置了一條釣魚線。但我也許找不到它。如果我找不到，我們就回來。如不知道我開闢的路徑而闖進雷區，那隻能是死亡。或者我原先的同事已經發現了它並把它關閉了。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們也只能回來。”
“我明白了，”麥克里迪說，“我很感激。”
午夜1點鐘，齊格弗里德和麥克里迪離開了，他們要駕車在山區緩慢地穿行兩個小時。庫茨林格站在門口的台階上為他們送行。
“照顧好我的孩子，山姆，”他說，“我這麼做只是為了多年前被福斯從我身邊奪走的另一個孩子。”
“當你進去以後，”在他們驅車行駛時齊格弗里德說，“走上6英里抵達北豪森。避開埃爾里希村莊——那裡有衛兵，而且警犬會吠叫。從北豪森坐火車南下去愛爾福特，再轉汽車去魏瑪。這兩個地方都有打工的工人。”
他們靜靜地穿過了沉睡中的巴特薩克莎鎮，把車停在了郊外。齊格弗里德拿著一隻指南針和一支筆型燈站在黑暗中。當他確定了方位後，他鑽進松林，向著東方行進。麥克里迪跟上了他。
4個小時之前，瓦納芙斯卡婭少校在福斯上校的辦公室裡與他見面了。
“據他的姐姐說，在魏瑪地區有一個地方他會去躲藏。”
她解釋了戰爭期間有關布魯諾的疏散情況。
“一個農場？”福斯說，“哪個農場？那地方有幾百個農場呢。”
“她不知道農場的名字。只知道該農場離魏瑪不到10英里。搞成一個包圍圈，上校。派部隊進去。一天之內你就能夠抓住他。”
福斯上校打電話給十三處，即人民軍情報及安全處。在卡爾斯霍特郊外的人民軍司令部裡，電話鈴聲此起彼伏。黎明前，一輛輛卡車開始滾滾地駛向在南方的魏瑪。
“包圍圈已形成，”福斯在半夜裡說，“部隊將從魏瑪往外運動，以幾個扇形朝城外的包圍圈搜索前進。戰士們將搜查每一個農場。穀倉、農具庫、馬厩、牛棚和豬圈，直至他們抵達10英里外的包圍圈。我希望你沒有搞錯，瓦納芙斯卡婭少校。現在已經投入了許多人呢。”
下半夜他坐進專車從東柏林趕赴南方。瓦納芙斯卡婭少校陪同他一起參加行動。全面搜索定於黎明時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