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五章科學 5

5 我們該怎樣解釋這些科學發展呢？特別是，我們該怎樣將它們與雙元革命的其他歷史變化聯繫起來呢？它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聯繫是毋庸置疑的。蒸汽機的理論問題促使天才卡諾特於1824年提出19世紀最具根本性的物理學洞視，即熱力學的兩個定律（《有關火車頭功率之思考》［Reflexions surla puissance motrice du feu〕。不過，他的第一個定律直到很久以後才發表），儘管這並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惟一途徑。地理學和古生物學的重大進展，顯然在極大的程度上要歸功於那些工業工程師和建築師對土地開鑿的熱情，以及採礦業的重要性。英國於1836年進行了一次全國性的地理調查，並因此成為最出色的地理學國家。對礦物資源的調查，為化學家提供了無數無機化合物以作分析之用；採礦、製陶、冶金、紡織、煤氣燈和化學藥品這些新工業以及農業，都促進了他們的工作。從團結一致的資產階級激進派和貴族派輝格黨人對應用研究，以及那些連科學家都為之退縮的大膽知識所抱的熱情，就足以證明本書所論時期的科學進步，是不能與工業革命的刺激區分開來的。

法國大革命與科學之間的糾葛，也以類似的方式明顯表現在對科學的公開或隱秘的敵視中。政治上的保守派或溫和派，以這種敵視態度來對待他們視為18世紀唯物主義和理性主義顛覆的自然產物。拿破崙的失敗帶來了一股蒙昧主義的浪潮。狡猾的拉馬丁叫喊道：“數學是人類思想的鎖鏈，我一吸氣，它就斷了。”支持科學、反對教會的左派，鬥志旺盛地在難得的勝利時刻，建立了大多數使法國科學家得以活動的研究機構；而反對科學的右派，則竭力使科學家挨餓，這兩派之間的鬥爭一直在持續著。這倒不意味著法國或其他地方的科學家，在這一時期特別傾向革命。他們當中有一些是激進的革命分子，例如金童伽羅瓦就曾在1830年突擊街壘，以反叛者的罪名遭受迫害，並在1832年他21歲的時候，於一次政治暴徒挑起的決鬥中被殺害。一代又一代的數學家從其深刻的思想中孕育、成長，而那些思想是他在人世間的最後一夜嘔心瀝血完成的。有些人則是公開的反動派，比如正統主義者柯西。儘管基於明顯的理由，曾因地而生輝的綜合工科學校，卻是好戰的反皇派。也許大多數科學家會認為自己在後拿破崙時期已脫離政治中心，但有些科學家，特別是在新興國家或在此之前的非政治性社團中，他們則被迫進入政治領導者的職位，特別是與民族運動有著明顯聯繫的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和其他學者。帕拉茨基在1848年成為捷克民族的主要代言人；哥廷根大學（Cottingen）的七位教授因在1837年簽署了一封抗議信，而赫然發現自己已成為全國性的重要人物（七人當中包括格林兄弟）；德國1848年革命中的法蘭克福國會，儼然就是一個由教授和其他文官組成的會議。另一方面，與藝術家和哲學家相比，科學家（尤其是自然科學家）只表現出了非常低的政治意識，除非在他們的學科有實際需要之時。例如，在天主教國家之外，他們表現出一種把科學與寧靜的宗教正統結合起來的能力，這使後達爾文主義時代的學者大為驚訝。

這種直接的淵源，解釋了1789-1848年之間科學發展的某些事情，但並非全面。顯然，當時事件的間接影響更為重要。任何人都無法忽略，在這一時期，世界以空前劇烈的程度發生變化。任何有思想的人都無法不被這些動盪與變革所驚懼、所衝擊，並在思想上被激發。而那些從迅速的社會變化、深刻的革命，以及激進的理性主義革新之中衍生出的思想模式，自然也會被人們所接受。那些遠離塵世的數學家有可能因為這場明顯的革命，而打破束縛他們的思想藩籬嗎？我們不得而知，儘管我們知道妨礙他們接受革命性新思想方式的阻力，並非他們的內在困難，而是他們對於什麼是或什麼不是“自然的”的戰術假設上的衝突。 “無理”數（指像根號2一樣的數）和“虛”數（指像根號－1一樣的數）這類術語本身，就表明了這種困難的性質。一旦我們能確定，他們與其他人一樣有理性、一樣真實，那麼一切都好辦了。但是，要讓神經質的思想家作出這種決定，可能要一個變動劇烈的時代才行；事實也的確如此，數學中的虛數或複變數在18世紀仍被以困惑謹慎的態度對待，一直要到法國大革命之後，才充分被接受。

撇開數學不談，惟一可以期望的是，汲取自社會變革中的思想模式，能夠吸引可以應用類似模式的那些領域裡的科學家。例如，將動力學的進化概念引進迄今仍是靜態的概念之中。這種情形或可直接發生，或需要籍由其他學科作中介。在歷史學和大多數近代經濟學中至關重要的工業革命這一概念，就是以法國大革命的類比概念，而於19世紀20年代為人所引用。達爾文從馬爾薩斯的資本主義競爭（“生存競爭”）模式中，類比推演出他的“物競天擇”機制。地理學中的災變理論之所以在1790-1830年間廣為流行，多少也可歸因於那一代人對猛烈不安的社會騷動的熟悉感。 不過，在最具社會科學特徵的學科之外，過分強調這種外在影響，則是不明智的。在一定程度上，思想界是獨立存在的：無論過去或現在，思想界的運動都與外在世界踩著同樣的歷史波長前進，但卻不只是外在世界的迴聲。因此，例如地理學的災變論也多少該歸因於新教，特別是加爾文教派對上帝主宰萬物和全能的堅信。這類理論基本上是新教科學家所獨有的。如果說科學領域中的發展類似於其他方面的發展的話，那也不是由於每一種發展都能以任何簡單的方式與經濟或政治的發展相聯繫。

但是，這種聯繫卻是難以否認的。本書所論時期普遍思潮的主流，的確在科學的專門領域裡激起反響，正是這種反響使我們能夠在科學和藝術之間，或在科學、藝術兩者和政治社會觀念之間，確立一種對應的關係。正是這樣，“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存在於科學之中，並且，如我們已見的那樣，各自都以一種特別的方式適應於人類社會。把古典主義（或者，用知識分子的術語來說，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機械論的牛頓宇宙）等同於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環境，把浪漫主義（或者，用知識分子的術語來說，所謂的“自然哲學”）等同於它的對手，顯然是過於簡單化，1830年之後，這類對應已告崩潰。不過，它倒代表了真理的某一方面。直到諸如近代社會主義之類的理論興起之時，革命思想已在過去的理性主義時代紮下了根，諸如物理學、化學和天文學這類學科，都是與英、法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並肩發展的。例如，共和二年的平民革命者就是受到盧梭而不是伏爾泰的鼓舞；他們懷疑拉瓦錫（他們處決了他）和拉普拉斯，不僅是由於這兩個人與舊制度的關聯，而且也與詩人布萊克痛斥牛頓的類似原因有關。 （對牛頓科學的懷疑並沒有擴展到具有明顯的經濟和軍事價值的應用研究中。）反之，“自然史”卻是與平民革命者相契合的，因為它代表了通向真實而未被破壞的自然的自發性道路。解散了法蘭西學院的雅各賓專政，在植物園設立了不下於12個研究職位。同樣，在古典自由主義薄弱的德國（參見第十三章），與古典意識形態對立的科學意識形態卻非常流行。這就是自然哲學。

人們很容易低估了自然哲學，因為它與我們已確立為科學的那些東西具有強烈衝突。它是思辨和直觀的。它企圖表現世界精神或者生命，表現所有事物之間的神秘合一，以及表現其他許許多多不容進行精確定量測量的事物。的確，它根本就是對機械唯物主義、牛頓，有時也是對理性本身的反叛。偉大的歌德白費了大量的寶貴時間，試圖否定牛頓的光學，而其理由只不過是，他不喜歡一種不能以光明與黑暗原理的交互作用來解釋顏色的理論。這種反常現像在綜合工科學校只能引起令人痛苦的驚嘆，令人不解的是，在神秘紊亂的開普勒（Kepler）和明晰完美的牛頓《數學原理》之間，德國竟執著地偏愛前者。促使奧肯（Lorenz Oken）寫出下面這段文字的，實際上就正是這種反常：

上帝的行動或生命是存在於無止境的展現之中，存在於對統一性和二元性的無盡沉思之中，存在於無止境的自行分裂而又不斷合一的過程中……對立性是出現在這個世界的第一種力量……因果法則是對立性的法則。因果關係是一種相生的行動。對立性植根於世界的第一個運動之中……因此，在一切事物中都存在著兩種過程，一種是個體化、生命化，另一種則是普遍化和毀滅。 這到底是什麼？羅素（Bertrand Russell）對以此類術語寫作的黑格爾的茫然不解，正是18世紀理性主義者回答這種修辭學問題的極佳說明。另一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則坦承他們從自然哲學那裡得到的益處（恩格斯的《反杜林論》［Anti－Duehring〕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是對自然哲學以及與牛頓對立的開普勒的有力辯護），他們警告我們，不能把自然哲學看作陳詞濫調。重點在於，它正在發揮作用。它不僅產生了科學的推動力——奧肯建立了自由主義的“德國自然科學研究者協會”，並且激勵了“英國科學促進協會”——而且帶來了豐碩的成果。生物學中的細胞理論、形態學、胚胎學、語言學的大部分，以及在所有科學學科中的大量歷史和進化因素，最初都受到了“浪漫主義”的推動。大家公認，甚至在被其選定的生物學領域中，“浪漫主義”實際上也不得不由近代生理學奠基人貝爾納（Claude Bernard，1813－1878）的冷靜古典主義加以補充。然而在另一方面，甚至在仍然是“古典主義”堡壘的物理化學之中，自然哲學家對於電和磁這類神秘學科的思考，也仍然帶來了進展。謝林憂鬱的弟子、哥本哈根的奧斯特，於1820年展示電流的磁效應時，尋找到電和磁兩者之間的聯繫。事實上，這兩種科學方法已經交融。不過，它們從未完全混為一體，甚至在馬克思身上也是如此。馬克思比大多數人都更清楚地了解其思想的綜合源頭。總的說來，“浪漫主義”的方法在對新觀念和新突破發揮了促進作用之後，便再次脫離科學。不過，在本書所論時期，它是不能被忽視的。

如果說作為一種純粹的科學促進因素，它不應被忽視，那麼，對於研究思想和觀念的史家來說，它就更不能被忽視了。對他們來說，即使是荒誕虛假的觀念也是事實，也具有歷史力量。我們不能把一個捕獲了或影響了像歌德、黑格爾和青年馬克思這樣聰明絕頂的天才的運動一筆勾銷。我們只能嘗試去理解何以“古典的”18世紀英法世界觀，會令人有這麼深的不滿足感。這種世界現在科學和社會方面的巨大成就是不容否認的，然而，在雙元革命時期，其狹隘性和局限性也變得益趨明顯。認識到這些局限性，並進而尋求（常常是通過直覺而不是分析）能用以勾畫出一個更為令人滿意的世界圖像的術語，事實上並不是在建構世界。自然哲學家所表達出的那種互相聯繫、進化辯證的宇宙幻象，既不能當作證據，甚至稱不上是適當的系統闡述。但是，它們反映了真正的問題，甚至是自然科學中的真正問題；同時，它們也預見了科學領域的變革與擴張，正是那些變革與擴張，建立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科學宇宙。它們以自己的方式，反映了雙元革命的衝擊，這場革命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每一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