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五章科學 4

4 生物學家和地理學家可沒有語言學家那麼幸運。儘管對地球的研究（藉由開採礦石）與化學密切相關，對生命的研究（通過醫學）與生理學和化學（由於發現了生物體中的化學元素與無機自然中的化學元素相同）緊緊相連，但是，對他們來說，歷史也是一個重大問題。不過，無論如何，對地理學家來說，最明顯的問題都涉及歷史——例如，怎樣解釋陸地和水的分佈，解釋山脈以及極為明顯的地層。 如果說地理學的歷史問題是怎樣解釋地球的進化的話，那麼，生物學的歷史問題則是雙元的：怎樣解釋個別的生物體從卵、種子或孢子中成長起來，以及怎樣解釋物種的進化。化石這種看得見的證據將兩者聯繫起來：每一個岩層都會發現一種獨特的化石群，但不會在其他岩層中發現。一位英國排水工程師史密斯（William Smith）於18世紀90年代發現，地層的歷史順序能以各地層特有的化石輕鬆加以確定，因此，工業革命的挖地活動便為生物學和地理學帶來了光明。

人們早就企圖提出進化理論，這一點是很明顯的，特別是追逐時尚但有時有些馬虎的動物學家布丰（Buffon，《自然時代》[Les Epoques de la Nature，1778年]）為動物世界提供進化理論的嘗試。在法國大革命那10年裡，這些嘗試迅速獲得進展。愛丁堡沉思默想的赫頓（James Hutton，《地球論》[Theoryof the Earth，1795年]）和脾氣古怪的伊拉斯莫斯·達爾文（他從伯明翰新月學會中脫穎而出，並以詩的體裁寫出一些科學著作，如《動物生理學》〔Zoonomia，1794年］）提出了一套相當完整的地球以及動植物物種的進化理論。大約與此同時，拉普拉斯甚至提出了哲學家康德和卡巴尼斯（Pierre Cabanis）曾經預見到的太陽系進化理論，並將人類高度的心智能力視為其進化史的產物。 1809年，法國的拉馬克（Lamarck）在後天性格的遺傳性基礎上，提出了第一套有系統的現代進化論。

這些理論無一取得勝利。事實上，它們很快就遇到了諸如托利黨人的《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那樣的瘋狂抵抗。該雜誌“對啟示錄的信仰是很堅定的”。如此一來，諾亞洪水該怎麼辦？物種是一個個分別創造（暫且不說人類）的說法又該如何解釋？最重要的是，社會的穩定性如何維繫？這類問題困擾的不僅是頭腦簡單的神父，而且是頭腦不那麼簡單的政治家。偉大的居維葉，這位對化石進行系統研究的奠基人（《關於化石骨骸的研究》［ 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s Fossiles，1812年］），以上帝的名義批駁了進化論。與其動搖《聖經》和亞里斯多德學說的穩固性，甚至還不如去想像地理史上發生了一系列大災變，繼之以一系列神的再創造——與否定生物學的變化不同，否定地理學的變化幾乎是不可能的。可憐的勞倫斯博士曾提出一個類似達爾文的天擇進化理論來回應拉馬克，卻迫於保守分子的鼓譟，而將其《人類的自然歷史》（Natural History of Man，1819年）撤消發行。他實在太不明智了，因為他不僅討論人的進化，甚至還指出進化思想對當代社會的意義。他的公開認錯保住了眼前的職業、未來的事業以及永遠的良心不安。他只能以恭維一次又一次偷印其煽動性著作的激進派印刷勇士，來安慰自己的良心。

直到19世紀30年代，如我們將觀察到的那樣，政治再次向左轉，隨著賴爾（Lyell）著名的《地理學原理》（Principles ofGeology，1830－1833年）的發表，成熟的進化理論才在地理學中取得突破。 《地理學原理》終結了水成論者（Neptunist）和災變論者的抵抗。水成論者以《聖經》為據，辯說所有的礦物都是從曾經覆蓋地球的水溶液中沉澱而成（參見《創世紀》第一章，以及第七至九章）；災變論者則繼承了居維葉孤注一擲的辯護傳統。 這同一10年內，在比利時作研究的施梅林（Schmerling）和佩爾德斯（Boucher de Perthes，幸運的是，他對考古的癖好遠超過他在阿比維爾的海關主任職位），預示了一個甚至更為驚人的發展，即發現了史前人類的化石，在此之前史前人類存在的可能性一直被狂熱地否定。 （直到1846年，他的《凱爾特的古代建築》才得以發表。事實上，一些人類化石已一再被發現，但它們不是沒人認識，就是全被遺忘，就這樣躺在各地博物館的角落裡。）然而，直到1856年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發現為止，科學保守主義仍然能夠以證據不足為由來否定這一令人生畏的前景。

至此人們不得不承認：（1）迄今仍在發揮作用的那些動因，曾在時間的進程中把地球從其初始狀態改變成目前狀態；（2）這個過程遠比根據《聖經》所推測的任何時間都要長得多；（3）地層的順序揭示了動物進化形式的順序，因此也包含了生物的進化。十分有意義的是，那些最願意接受這種理論，並且對進化問題真正表現出最大興趣的人，是英國中產階級當中那批自信激進的門外漢（不過，那位以讚美工廠製的詩作聞名的尤爾博士［Dr．Andrew Ure〕除外）。科學家們遲遲才接受了科學。不過，當我們想到，在這一時期地理學是惟一因其紳士派頭十足（也許是因為它是在戶外進行，並且尤其喜愛花費巨大的“地理旅行”），而在牛津和劍橋大學被嚴肅地加以研究的學科時，這種情況就不會那麼讓人吃驚了。

但是，生物學的發展卻仍是蹣跚不前。直到1848年革命失敗之後，這一爆炸性題目才再次被認真看待；那時，即使連達爾文也都是以極其謹慎且模棱兩可（且不說不真誠）的態度來研究這個題目。甚至通過胚胎學所進行的類似探索，也一時沉寂下來。在這個領域中，如哈勒的梅克爾（Johann Meckelof Halle，1781－1833）這類德國早期思辨哲學家曾經指出，在生物體的胚胎成長過程中，重演了該物種的進化過程。然而，這一“生物學法則”雖然在開始時得到了像拉特克（Rathke，他於1829年發現鳥的胚胎髮育過程中會經過一個有鰓口的階段）這類人的支持，卻遭到了可怕的哥尼斯堡的貝爾（VonBaer）和聖彼得堡方面的反對——實驗生理學似乎已對斯拉夫和波羅的海區域的研究者產生了顯著的吸引力。 （拉特克在愛沙尼亞的多爾帕特〔塔爾圖〕教書；潘德爾[Pander]在拉脫維亞的里加教書；偉大的捷克生理學家波金傑［Purkinje］於1830年在波蘭的布雷斯勞創辦了第一所生理學研究實驗室。）直到達爾文主義的到來，這些思想才告復活。

與此同時，進化理論已在社會研究中取得驚人的進步。不過，我們不應誇大這種進步。雙元革命時期屬於所有社會科學的史前時期，除了政治經濟學、語言學，也許還包括統計學。甚至其最重大的成就，馬克思和恩格斯結構嚴謹的社會進化理論，在此時也只不過是一種精彩的構想罷了，它藉助出色的宣傳小冊提出這一構想，以作為歷史敘述的基礎。直到該世紀後半葉，人文社會研究的科學基礎，才堅實地建立起來。 在社會人類學或人種起源學領域，在史前史、社會學和心理學領域，情況也是如此。這些研究領域在本書所論時期接受洗禮，或者說，首次提出聲明，視其自身為具有特殊規則的獨立學科——小穆勒於1843年提出的聲明，也許是首次堅決主張賦予心理學這種地位的聲明——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如同在1830－1848年之間，以統計學方法進行社會調查的增加和統計學會的增加一樣，在法國和英國建立專門的人種學會（1839年、1843年）以研究“人類種族”，這一事實也是同樣重要的。不過，法國人種學會號召旅行者去“發現一個民族對其起源保留了什麼樣的記憶……其語言或行為（moeurs），其藝術、科學和財富，其權力或統治等等都經歷了哪些變革？引起這些變革的是內部原因還是外部入侵？”這一“對旅行者的一般指示”只不過是一個提綱而已，儘管是一個具有深刻歷史性的提綱。的確，對於本書所論時期的社會科學，重要的不是它們的成果（儘管已積累大量描述性資料），而是它們堅定的唯物傾向（以環境決定論來解釋人類社會的差異），以及對進化理論的同樣執著。夏凡納（Chavannes）不是在1787年，當人種學剛起步之際，便將它定義為“各民族邁向文明的進程史”嗎？

不過，在此必須簡單地回顧一下社會科學早期發展的一個陰暗副產品——種族理論。不同種族（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膚色）的存在問題曾在18世紀引起廣泛討論，當時有關人類究竟是一次或多次被創造出來的問題，也同樣煩擾著人們。人類同源論者和人類多源論者之間的界線，並不是一條簡單的直線。第一類群體將進化論和人類平等論的信仰者，與那些因發現在這一點上至少科學與《聖經》並不衝突而鬆了一口氣的人結合在一起，如前達爾文主義者普里查德（Prichard）、勞倫斯與居維葉。大家公認，第二類群體不僅包括了真正的科學家，也包括了實行奴隸制度的美國南方種族主義者。針對種族問題的討論帶動了人體測量學（anthropometry）的蓬勃興旺。人體測量學主要是以頭蓋骨的蒐集、分類和測量為基礎。這些活動也受到了當代顱相學（phrenology）的推動，這種奇怪的學說試圖從頭蓋骨的形狀解讀人的性格。在英國和法國都建立了顱相學學會（1823年、1832年），儘管該學科很快就再次脫離科學。

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歷史學和野外觀察，共同攜手把另一個同樣危險的議題，即民族或種族特徵的永恆性論題引入社會之中。 19世紀20年代，法國的史學和革命先驅梯葉里兄弟，便投身於諾曼征服和高盧人的研究，這一研究至今仍反映在法國學校讀本（“我們的祖先高盧人”）以及“高盧人”牌香煙的藍色盒子上。作為優秀的激進分子，他們認為法國人民是高盧人的後裔，貴族則是征服他們的條頓後裔，這項論點日後被像戈賓諾伯爵（Count of Gobineau）那樣的上層階級種族主義分子，用來作為其保守主義的論據。威爾斯自然主義者愛德華，站在凱爾特人的立場上，以可以理解的熱情信奉著如下信念：特定的種族之所以能生存在這個時代，是因為他們試圖發現自己民族浪漫而又神奇的獨特個性；試圖為自己找到承擔拯救世界使命的依據；或者試圖將他們的財富和力量歸之於“天生的優越性”（他們倒沒有表現出把貧困和壓迫歸之於天生的劣根性的傾向）。不過，可以為他們開脫的是，種族理論最糟糕的濫用，是在本書所論時期結束之後才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