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五章科學 3

3 除了對那些以遠離日常生活而著名的少數專家以外，數學革命便在無聲無息之中過去了。而在另一方面，社會科學領域的革命則幾乎不可能不衝擊到一般大眾，因為它明顯地影響了他們，一般來說，人們相信情況變糟了。皮科克小說中的非職業科學家和學者，溫柔地沐浴在同情或愛撫的嘲笑之中；而蒸汽知識學會（Steam Intellect Society）中的經濟學家和宣傳家的命運，則大不相同。 下列這兩場革命便是明確的例證，兩者的合軌產生了集社會科學之大成的馬克思主義。第一場革命延續了17和18世紀理性主義者的光輝開拓，為人類居民建立了相當於物理法則的規範。其最早的勝利是政治經濟學系統演繹理論的構建，及至1789年，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第二場革命是歷史進化的發現，它實質上屬於這個時代並與浪漫主義密切相關。

古典理性主義者的大膽創新表現在如下的信念上，即邏輯上的必然法則同樣適用於人類的意識和自由決定。 “政治經濟學法則”就屬於這一類。那種認為這些法則就如同重力法則（它們常被與這一法則進行比較）一樣，不會隨著人的好惡而轉移的信念，為19世紀早期的資本家提供了一種無情的確定性，並趨向於向他們的浪漫主義反對者灌輸一種同樣野蠻的反理性主義。原則上，經濟學家們當然是正確的，儘管他們顯然誇大了作為他們推斷基礎的那些假設（“其他物品”的供給“維持衡量不變”）的普遍性，而且有時也誇大了他們自己的智力。如果一個城鎮的人口增加一倍，而住房數量卻保持不變，那麼在其他事物維持不變的情況下，房租必定會上漲，這是不會因為任何人的意志而改變的。這類命題遂產生了由政治經濟學（主要在英國，雖然在較低程度上也出現在18世紀的舊科學中心，如法國、意大利和瑞士）構建而成的演繹體系之力量。如同我們已看到的那樣，從1776年到1830年的這一時期；這種力量正處於其勝利的巔峰時期，並得到首次系統出現的人口統計學理論的補充，這種理論旨在建立可用數學方式描述的人口增長率和生活資料之間的關係。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支持者，沉浸在發現下列事實的熱情之中：有人已證明，窮者總是受窮，對他們的慷慨和捐助必使他們更窮。其實，《人口論》既不像其支持者所說的那樣是首創的，也不具說服力。其重要性並不在它的思想成就，因為這方面並不突出，而在於它主張以科學的方法將諸如性生活般純屬個人而且隨意變化的一些決定，視為一種社會現象。

將數學方法運用到社會之中，是這一時期的另一項主要進展。在這方面，講法語的科學家處於領先地位，無疑這是得益於法國教育的極佳數學氛圍。因此，比利時的凱特爾（Adolphe Quetelet）在其劃時代的著作《論人》（Sur l'Homme，1835年）中指出，人類特徵在統計學上的分佈是遵循已知的數學法則，據此，他以人們一直視為過分的信心，推斷出社會科學與物理學融合的可能性。對人口進行統計歸納並在歸納的基礎上作出確實可靠的預測，這種可能性是或然率理論家長期期待的（凱特爾進入社會科學的出發點），也是諸如保險公司之類必須依靠其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們所長期期待的。但是，凱特爾和興致勃勃的當代統計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調查研究者群體，卻把這些方法應用到遠為寬廣的領域之中，並且創造了仍然是社會現象調查研究的主要數學工具。

社會科學中的這些發展是革命性的，就像化學一樣，都是遵循那些早就在理論上取得的進展而實現。不過，社會科學也有一項全新而且值得稱道的獨特成就，這項成就反過來又有益於生物科學和甚至諸如地理學一類的自然科學，即發現歷史是一種符合邏輯的進化過程，而不僅是各種事件的年代更替。這種創新與雙元革命之間的關係十分明顯，幾乎無需論證。於是，被稱之為社會學（這個詞是孔德在1830年左右發明的）的學科，直接從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萌生出來。被公認為社會學奠基者的孔德，就是以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先驅圣西門伯爵的私人秘書身份展開其生涯。 （雖然如我們已見到的那樣，要將圣西門的思想歸類並不容易，但是，要拋棄將他稱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這一已然確立的習慣，似乎是太書呆子氣了。）社會學最令人生畏的當代理論家馬克思，便是把他的理論視為改變世界的工具。

作為一門學術性學科的歷史學的創立，也許是這種社會科學歷史化過程中最不重要的方面。的確，歷史寫作的時尚在19世紀上半葉風行歐洲。幾乎不曾見過這麼多人以坐在家中撰寫大部頭歷史的方式，來理解他們的世界：俄國的卡拉姆津（Karamzin），瑞典的耶伊爾（Geijer），波希米亞的帕拉茨基（Palacky），各是其本國歷史學的奠基人。在法國，企圖藉由過去來理解現實的要求特別強烈，法國大革命很快就成了梯也爾（Thiers）、米涅（Mignet）、博納羅蒂、拉馬丁和偉大的米歇萊等，進行深入細緻和帶有黨派偏見的研究題目。那是一個歷史編纂學的英雄時代，但是，除了作為歷史文件、文獻或者偶爾作為天才的記錄之外，法國的基佐、梯葉里（AugustinThierry）和米歇萊，丹麥人尼布爾（Niebuhr）和瑞士人西斯蒙蒂，英國的哈勒姆（Hallam）、林加德（Lingard）和卡萊爾，以及無數的德國教授的著作，卻很少倖存至今。

這種歷史學覺醒的最持久後果，表現在文獻編纂和歷史學的技巧領域。蒐集過去的文字或非文字文物，成為一種普遍的愛好。雖然民族主義也許是歷史學最重要的激勵因素：在那些尚未覺醒的民族中，歷史學家、詞典編輯者和民歌蒐集者，常常就正是民族意識的奠基人；但其中仍不乏保護歷史免受當時蒸汽動力進攻的企圖。因此，法國創辦了法國文獻學院（Ecole des Chartes，1821年），英國創辦了公共檔案局（PublicRecord Office，1838年），日耳曼邦聯開始出版《德國歷史文獻》（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ae，1826年），而歷史學必須建立在對原始材料的審慎評估之上的信條，則是由多產的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確立的。同時，如我們已見到的那樣（參見第十四章），語言學家和民間傳說研究者，編出了其民族語言的基本字典和民族的口頭傳說集。

把歷史放進社會科學，對法律、神學研究，尤其是全新的語言學，有著最為直接的影響。在法律領域，薩維尼（FriedrichKarl von Savigny）建立了法學的歷史學派（1815年）；在神學研究中，歷史準則的應用（顯著地表現在施特勞斯的《耶穌傳》中）嚇壞了基本教義信徒。語言學最初也是從德國發展出來，那裡是史學方法傳播最強有力的中心。馬克思是一位日耳曼人，這並非偶然。表面上對語言學的激勵，是來自歐洲對非歐洲社會的征服。瓊斯爵士對梵文的開創性研究（1786年）是英國征服孟加拉的結果；商博良（Champollion）對象形文字的解讀（針對這一課題的主要著作發表於1824年）是拿破崙遠征埃及的結果；羅林森（Rawlinson）對楔形文字的闡釋（1835年）反映了英國殖民官員的無處不在。但是，語言學事實上並不局限於發現、描述和分類。在偉大的德國學者手中，比如葆樸（Franz Bopp，1791－1867）和格林兄弟，它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二種社會科學；說它是第二種社會科學，是因為它在像人類交流這樣顯然變化莫測的領域當中，發現了可資應用的普遍法則（第一種是政治經濟學）。不過，與政治經濟學的法則不同，語言學法則基本上是歷史的，或更確切地說是進化的。 （奇怪的是，直到本世紀，人們才試圖將數學物理方法，應用到被認為是更為普遍的“交流理論”之一的語言學中。）

他們的基礎建立在下列的發現之上，即語言範圍廣布的印歐語系，彼此之間是互有關聯的。這項發現還得到下述明顯事實的補充，即每一種現存的歐洲書寫語言在漫長的歲月裡都被明顯地改變了，而且根據推測，仍將繼續改變。語言學家的問題不僅是要運用科學比較的方法將各個語言之間的關聯加以證明和分類，這項工作當時人已廣泛進行（例如，居維葉［Cuvier）所進行的比較分析）；同時也是，而且主要是闡釋它們必定是從一個共同的母語演化而來的歷史進程。語言學是第一門將進化視為其核心的科學。它當然是幸運的，因為《聖經》有關語言的歷史所言不多，而如同生物學家和地理學家在付出代價之後所體認的那樣，《聖經》對於地球的創造和早期歷史的說法顯然是太明確了。因此，比起他們倒霉的盟友，語言學家被諾亞洪水淹沒或被《創世紀》第一章絆倒的可能性自然少得多。如果說《聖經》曾提過什麼，也是與語言學家看法一致的：“整個地球使用同一語言，同一口音。”語言學的幸運，也是由於在所有社會科學當中，只有它不直接研究人——人們總是不願相信他們的行動是受其自由選擇之外的任何東西所決定的——而是直接地研究詞語，它們不會像人一樣抱怨。因此，它可以自由地面對歷史學科始終存在的基本問題：怎樣從不變的普遍法則運作中，推演出實際生活中大量的。並且顯然是常常變化莫測的個例。

儘管葆樸本人早已提出了語法的曲折變化之起源的理論，但是，語言學先驅們實際上並末在解釋語言變化方面取得很大進展。不過，他們倒是為印歐語系建立了一種類似於譜系表的東西。他們作了許多有關不同語言要素變化相對率的歸納概括，以及諸如“格林法則”（它指出所有日耳曼語言都經歷了某些輔音變化，幾世紀之後，日耳曼方言的一個分支又發生了另一次類似的變化。）這類範圍非常廣泛的歷史概括。但是，在這種開創性探索的整個過程中，他們從來沒有懷疑過，語言的進化不僅是一種建立年代順序或記錄語言變化的事情，而應該用類似於科學法則的普遍語言學法則來加以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