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六章結語：邁向1848

貧窮與無產階級是近代國家這個有機體的化膿性潰瘍。它們能治愈嗎？共產主義醫生提議徹底摧毀現存的生命體……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這些人獲取行動的權力的話，將會出現一場並非政治的、而是社會的革命，一場反對一切財產的戰爭，一種徹底的無政府狀態。這種現象將依序被新生的民族國家所取代嗎？它是建立在什麼樣的道德和社會基礎之上的國家呢？誰將揭開未來的面紗？俄國將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一句俄國古諺說：“我坐在岸邊，以待風來。” ——哈克斯特豪森《關於……俄國的研究》 我們是從考察1789年的世界開始本書的。讓我們以掃視一下約50年後，在那個史無前例的、最革命性的半個世紀結束時的世界，來結束本書吧。 那是一個登峰造極的時代。在這個講求計算的時代裡，人們企圖藉著統計數字記錄已知世界的所有情事，眾多的新統計簡報（約有50個這種類型的主要簡報在1800－1848年之間發表，這還不包括政府的統計［人口普查、官方調查等等〕或充滿了統計表格的眾多新專業性或經濟學性雜誌）能夠公正地總結說，每一個可量度的數據都比之前的任何時期更大（或更小）。已知的、畫在地圖上的、而且彼此之間互有聯繫的世界面積比以往的任何時代都來得大，其相互之間的聯繫更是令人無法想像的快速。世界人口比此前任何時候都多，在某些地區，甚至多到超出一切預料或以前根本不可能的程度。大城市以空前的速度持續增加。工業生產達到了天文數字：19世紀40年代，大約挖掘了6．4億噸的煤。只有更為反常的國際貿易超越了工業生產的天文數字。國際貿易自1780年以來已增至四倍，其貿易額達到約8億英鎊，如果用比不上英鎊那樣穩固的貨幣單位來計算的話，數字還要大得多。

在此之前，科學從來沒有如此成功；知識從來沒有這般廣泛傳播。 4000份以上的報紙為世界各國公民提供訊息，每年光是在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出版的書籍數就達五位數之多。人類每一年的發明都在攀登更為令人眩目的高峰。當稱作煤氣廠的巨大實驗室，通過沒有盡頭的地下管道將煤氣輸送出來，開始照亮工廠（鮑爾頓和瓦特於1798年引進煤氣燈，曼徹斯特的“菲利普斯和李”棉紡廠自1805年起長期使用1000個煤氣燈頭。），緊接著照亮歐洲的城市（倫敦自1807 年起，都柏林自1818年起，巴黎自1819年起，甚至偏遠的悉尼也在1814年被煤氣燈照亮。）之時，與這一成就比較起來，阿爾岡燈（Argand lamp，1782－1884年）——它是自油燈和蠟燭發明以來第一個重大進步——在人造照明方面幾乎完全不具革命性作用了。而此時，電弧光燈也已開始為人所知。倫敦的惠斯頓（Wheatstone）教授已計劃用海底電報線聯繫英、法兩國。才一年的時間（1845年），就已有4800萬乘客搭乘過英國的鐵路。男男女女已可以沿著大不列顛3000英里（1846年，1850年前夕為6000余英裡）長的鐵道奔馳。在美國有9000英里長的鐵道。定期的汽船航線早已將歐洲和美洲、歐洲和印度群島連接起來。

無疑，這些成就都有其陰暗面，儘管無法輕易從統計表格中歸納出來。人們如何以計量的方式來表達那些今天已很少有人會否認的事實，像是工業革命創造了人類曾居住過的最醜陋環境，例如曼徹斯特後街曾經歷過的邪惡腐臭與滿無廢氣；或是工業革命創造了最悲慘的世界，它將數量空前的男女趕出家園，使他們失去生命。不過，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能夠原諒19世紀50年代進步旗手們的信心和決心：“商業可以自由地進行，一手引導文明，一手引導和平，以使人類更加幸福，更加聰慧，更加美好。”帕麥斯頓勳爵即使在最黯淡的1842年，仍繼續發表這種樂觀的言論：“先生，這是上帝的安排。”無人能否認，當時存在著最為令人震驚的貧困。許多人認為，貧困甚至在加劇和深化之中。但是，若用估量工業和科學成就的空前標準來衡量，即使是最悲觀的理性觀察者仍能堅持說，在物質方面，它比過去任何時候，甚至比迄今尚未工業化的國家還糟嗎？他不能。說勞動貧民的物質情況比不上黑暗的過去，有時比記憶猶新的一些時期還要差，已是足夠嚴厲的譴責了。進步的捍衛者試圖以下述論點來抵擋攻擊：這不是由新興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造成的，相反，而是由舊的封建主義、君主制度和貴族制度，在完善的自由企業之路上仍然設置的障礙造成的。與此相反，新的社會主義者則認為，它正是由該制度的運作造成的。不過，兩方都同意，這是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痛苦。一些人認為，它們將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之內得到克服，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不可能。不過，雙方都正確地相信，隨著人類對自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加強，人類生活也將迎向物質改善的光明前景。

但是，當我們著手分析18世紀40年代世界的社會和政治結構時，我們卻把最精妙的那些部分留待有節制、有保留的評述。世界多數居民仍和以前一樣，還是農民，儘管某些地區，特別是英國，農業早已是少數人的職業，而城市人口已達超過農村人口的邊緣，如同1851年人口普查首次顯示的那樣。奴隸也相對減少，因為1815年正式廢除了國際奴隸貿易；英國殖民地實際存在的奴隸制度已於1834年廢止；已獲解放的西班牙和法國殖民地，奴隸制度則於法國大革命期間和之後被禁止。但是，當西印度群島，除一些非英國人統治的地區外，現在都成為法律上的自由農業區之時，奴隸的數量卻在巴西和美國南部這兩大殘存據點持續增長。這種增長受到工商業快速進步的刺激，任何有關貨物和人力的限制都會遭到工商業的反對，官方的禁止反倒使奴隸貿易更為有利可圖。 1795年，在美國南部一個從事田間勞動的黑奴大概叫價300美元，但是到了1860年，竟漲至1800美元；而美國的奴隸數量則從1792年的70萬人，上升到1840年的250萬人，以及1850年的320萬人。他們仍然來自非洲，但是在擁有奴隸的地區，亦即在美國邊境州里，奴隸出售的數量也在增加，他們被賣往迅速擴展的棉花種植區。

此外，原本便已存在的半奴隸制度也在不斷完善，例如將“契約勞工”從印度出口到生產甘蔗的印度洋島嶼和西印度群島。 農奴制度或者農民的法律束縛，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都已廢除，儘管這對像西西里或安達魯西亞這樣的傳統大莊園的農村窮苦人民來說，並無多大差別。然而，在其主要的歐洲據點裡，農奴制度仍頑固地存在下來，儘管在最初的大量擴增之後，自1811年起，俄國的男性農奴數量已穩定保持在1000萬到1100萬之間，也就是說，相對衰落了。 （在凱塞琳二世和保羅[Paul，1762－1801]統治時期，農奴制度的擴展使男性農奴人數從約380萬增加到1811年的1400萬。）不過，農奴制度的農業（不同於奴隸農業）明顯在走下坡，其經濟弊端日益顯著，而且，尤其是自19世紀40年代起，農民的反抗也日漸增強。最大規模的農奴起義可能要算1846年奧地利的加利西亞農奴起義了，它是1848年普遍解放農奴的序曲。但是，甚至在俄國，1826－1834年間便曾爆發了148次農民騷動，1835－1844年間216次，1844－1854年間348次，而在1861年農奴解放之前的最後幾年則達到最高潮，共計474 次。

在社會金字塔的另一端，除了像法國這種發生了直接農民革命的國家外，土地貴族的地位也比想像中的可能變化要小一些。無疑，當時已出現像法國和美國之類的國家，該國最富有的人已不再是土地所有者了。 （有些富人購買土地以作為他們進入最高階層的標誌，比如羅思柴爾德家族就是這樣。這種情況當然要除外。）但是，甚至在19世紀70年代的英國，最大量的財富集中當然仍是出現在貴族階層；而美國南部，在司各特、“騎士精神”、“浪漫”以及其他概念（這些概念對於他們所剝削的黑人奴隸和未受教育、自食其力的清教徒農夫們毫無意義）的鼓舞下，棉花種植者甚至為他們自己創造了一個貴族社會的拙劣仿冒品。當然，在貴族制度的穩固之中，隱藏著一種變化：貴族的收入越來越依賴於他們所藐視的資產階級，依賴他們的工業、股票證券和房地產的發展。

當然，中產階級已迅速增加了，但即使如此，他們的數量並未達到壓倒性的多數。 1801年，英國年收入150鎊以上的納稅人口約10萬人；在本書所論時期結束之際，則可能增加到約34萬人，也就是說，包括其龐大的家族成員在內，在2100萬總人口中佔了150萬人（1851年）。 （這類估計是主觀的，不過，假定每一個可劃歸中產階級的家庭至少有一名僕人，那麼1851年的67．4萬名女性“一般家僕”，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超出中產階級最大戶數的數字。大約5萬名廚師，“女管家和女僕的數量約與此相同”，則提供了最小的數目。）自然，那些正在追趕中產階級生活標準和方式的人，其數量更是大得多了。但這些人並不是都非常富有，比較有把握的推測是，年收人5000英鎊以上的人數約為4000人，包括貴族，這個數字與僱用7579名私人馬車夫來裝點英國街道的雇主人數相去不遠。我們可以假定其他國家的中產階級比例顯然不比英國高，事實上普遍還要低一些。

工人階級（包括新的工廠、礦山、鐵路等等方面的無產者）自然是以最快的速率在增長。不過，除了英國，這種增長至多也只能以數十萬計，而不能以數百萬計。與世界總人口相比，工人階級在數量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並且再一次除了英國和其他的一些小核心地區外，無論怎麼說他們都是無組織的。然而，如我們已見到的那樣，工人階級的政治重要性已經相當大了，與其人數或成就不成比例。 及至19世紀40年代，世界政治結構已經歷過極大的改變，不過無論如何，改變的幅度還是趕不上樂觀的（或悲觀的）觀察家在1800年時所預期的。除了美洲大陸之外，君主制度仍然是統治國家的最普遍模式；甚至在美洲，面積最大的國家（巴西）仍是一個帝國，另有一個國家（墨西哥）至少在1822－1833年之問，曾在伊圖爾比德將軍（奧古斯丁一世）統治下，試用過帝國的名稱。的確，包括法國在內的一些歐洲王國，可以被形容為君主立憲國家，但是除了集中於大西洋東緣的這類國家之外，專制君王仍在各處佔有絕對優勢。的確，到了19世紀40年代，革命孕育出一些新國家：比利時、塞爾維亞、希臘，以及拉丁美洲諸國。雖然比利時是一個重要的工業強國（主要是因其追隨法國這個偉大鄰居的腳步所致），但是因革命建國的政權中，最重要的還是那個在1789年早已存在的美國。美國享有兩項巨大的有利條件：一是不存在任何能夠、或的確想要阻止其越過廣大內陸而向太平洋沿岸擴張的強鄰或敵手——法國在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購買案》中，事實上已賣給美國一塊相當於美國當時面積的土地；二是其經濟發展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向前飛躍。巴西也分享了第一項有利條件，這個從葡萄牙手中和平分離出來的國家，避免了長達一代人的革命戰爭所帶給西屬美洲大部分地區的分裂命運；不過，它的資源和財富實際上依然未得到開發。

不過，政治仍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大約從1830 以來，變化的動力明顯地增加了。 1830年革命將溫和的自由中產階級憲法（反民主的，但同樣是反貴族的），引進了西歐的主要國家。這當中無疑意味著妥協，這是由於害怕爆發超出溫和中產階級願望的群眾革命。這些妥協使得政府當中的地主階級人數過多，比如英國；而新興階級，特別是最富生氣的工業中產階級，在政府中卻沒有代表性，比如法國。然而，這些妥協仍然使政治天平決定性地傾向中產階級。 1832年後，在一切具有分量的事情上，英國工業家都取得成功。為了贏得《穀物法》的廢除，放棄功利主義者所提出的更極端的共和主義和反教會提議，是非常值得的。毫無疑問，在西歐，中產階級自由主義（雖然不是民主激進主義）正處在上升階段。它的主要對手（在英國是保守黨人，在其他地區是普遍集合在天主教會周圍的那些集團）則處於守勢，並深刻體認到這一點。

但是，甚至激進的民主制度也未曾取得重大進展。經過50年的猶豫和敵視之後，西部拓荒者和農民的壓力終於在傑克遜總統在位時（1829－1837年），使民主在美國確立了。這大致是在歐洲革命重新獲得其動能的同時。就在本書所論時期行將結束之際（1847年），瑞士激進派與天主教徒之間的一場內戰，把民主帶給了這個國家。但是，在溫和的中產階級自由派當中，很少有人會認為，這樣一種主要由左翼革命派把持，並且看起來至多也只適合於那些山區或平原的粗俗小生產者的政府制度，有一天會成為資本主義的典型政治結構，並且保護他們去反對那些在19世紀40年代曾擁護過這項製度的人們所發起的新攻擊。 只有在國際政治中，才有一場明顯是總體而且實際的無限革命。 19世紀40年代的世界，是由歐洲的政治和經濟列強，加上正在發展中的美國全權支配的。 1839 －1842年的鴉片戰爭，證明惟一尚存的非歐洲大國中華帝國，已無力招架西方的軍事和經濟侵略。看起來，自此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帶著貿易和《聖經》隨行的少數西方軍隊了。而且，在西方主宰世界的大潮流中，由於英國擁有比其他西方國家更多的砲艦、貿易和《聖經》，遂順理成章地榮登霸王寶座。英國的霸王地位是如此絕對，以至於其運作幾乎不需要政治控制。除了英國之外，其他殖民強國都已衰退，因此英國也就沒有任何敵手。法蘭西帝國已縮減到只控有少數分散的島嶼和貿易據點，儘管它正著手跨越地中海，以圖恢復它在阿爾及利亞的地位。印度尼西亞已處於英國新貿易集散地新加坡的監視之下，因此在印度尼西亞恢復統治的荷蘭人，已不再與英國競爭；西班牙人保住了古巴、菲律賓群島以及對於非洲領土的模糊權力；葡萄牙殖民地則完全被遺忘了。英國貿易支配著獨立的阿根廷、巴西和美國南部，同時也支配著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或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地。英國人的投資在美國北部，事實上是在世界各個經濟增長地區，都有其強大的影響力。有史以來，從未有過一個大國像19世紀中期的大英帝國那樣，行使過世界霸權，因為歷史上最強大的帝國或霸權國家，都只是區域性的，如中華帝國、阿拉伯帝國和羅馬帝國。自那以後，沒有任何單一大國成功地再建過一個可與之相匹敵的霸權，而且實際上在可預見的未來，也絕沒有任何國家能夠這樣做，因為再也沒有任何大國可以聲稱自己擁有“世界工廠”這種獨一無二的地位。

不過，英國在未來的衰落已經明顯可見。像托克維爾和哈克斯特豪森這類聰明的觀察家，甚至早在19世紀30和40年代就已預言，美國和俄國的巨大版圖和潛在資源，終究將使他們成為這個世界的兩大巨人；在歐洲境內，德國（如恩格斯於1844年所預言的那樣）也將很快就會在同等的條件下進行競爭。只有法國已決定性地跌下國際霸權的角逐台，儘管這一點尚未明顯到讓多疑的英國和其他國家政治家放心的地步。 簡而言之，19世紀40年代的世界已失去了平衡。在過去半個世紀所釋放出來的經濟、技術和社會變化的力量，是史無前例的，並且，甚至對最膚淺的觀察者來說，都是不可抗拒的。不過，另一方面，它們的製度性成果仍相當微小。如同英國必然不能永遠是惟一的工業化國家一樣，或遲或早，合法的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除了尚未被新經濟觸及的偏遠地區之外）也必然要消失。在強大的資產階級正在發展的任何國家裡面，貴族地主和專制君主的退卻都是不可避免的，無論他們以什麼樣的政治妥協方案來企圖保留其地位、影響，甚至政治權勢。更有甚者，法國大革命的偉大遺產之一，即不斷灌輸給群眾的政治意識和持續不斷的政治活動，意味著這些群眾遲早必定會在政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1830年以後，社會變動的顯著加快，以及世界革命的複興，明白揭示了變革（無論其精確的製度性本質為何）已無法避免，且無可推延。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當時普遍被認為是必然會發生的所有變革都有必要發生，例如，自由貿易、和平和代議政體的普遍勝利，或是君主及羅馬天主教會的消逝。） 上述種種，已足以給19世紀40年代的人們一種變革迫在眉睫的意識。但這還不足以解釋何以整個歐洲都感覺到一場社會革命已蓄勢待發。值得注意的是，變革就在眼前的迫切感，並不限於已對其進行了詳盡表達的革命者，也不限於懼怕貧民群眾的統治階級。窮人自己也感受到變革即將來臨。人民中的識字階層曾表達了這種感覺。在1847年的飢荒期間，美國領事從阿姆斯特丹報告了途經荷蘭的德國移民的情緒，他寫道：“所有消息靈通之人都表達了這樣一種信念：眼下的危機是如此深刻地交織在當前的事件之中，'這'一定就是那場偉大革命的開始，那場他們認為遲早會瓦解現存事物與法則的偉大革命。” 迫切感的根源在於舊社會留下的危機看來恰好與一次新社會的危機重合。回顧19世紀40年代，人們很容易把預見資本主義最終危機將近的社會主義者，視為一批錯把希望當作現實的夢想家。因為事實上接著發生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崩潰，而是它最迅速而且無可抗拒的擴張時期。然而，在19世紀30和40年代，下列事實卻仍相當模糊：新經濟終將能夠克服它的困難，即那種隨著它以越來越革命的方式生產越來越大量的貨物之能力的增加而增加的困難。資本主義的理論家被一種“靜止狀態”的前景所困擾：他們（不像18世紀或之後的那些理論家）相信，那種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即將枯竭，而且這不僅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對於資本主義的未來，其捍衛者持兩種態度。那些即將成為高級財政和重工業首領的法國人（圣西門主義者），在19世紀30年代，對於工業社會贏得勝利的最佳路徑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一問題仍無定見。像格里利（Horace Greeley，“年輕人，到西部去吧”是他的名言）這樣的美國人，在19世紀40年代卻是烏托邦社會主義的信仰者。他們建立了傅立葉主義的“法倫斯泰爾”，並在理論上闡釋了其優點。這些法倫斯泰爾是類似以色列集體農業屯墾區（kibbutz），與今天被認定的“美國風格”十分不配。商人們自己都絕望了。於今回顧，我們可能無法理解，像布賴特和成功的蘭開夏棉紡主人那樣的教友派實業家，在他們擴張的最有生氣的階段當中，竟會為了廢除關稅一事，準備以一種普遍的政治封鎖將他們的國家投入動亂、飢餓和騷動之中。然而，在可怕的1841－1842年間，對於有思想的資本家來說，工業發展所面臨的不僅是麻煩和損失，還有普遍的窒息，除非能立即清除其進一步擴張的障礙。 對於廣大的一般人民來說，問題甚至更加簡單。如我們已見到的那樣，在西歐和中歐的大城市和工廠地區，他們的狀況必然會將他們推向社會革命。他們對他們生活於其中的那個苦難世界裡的富人和權貴的仇恨，以及他們對一個美麗新世界的夢想，給了他們絕望的眼睛一個目標，即使他們之中只有少數人（主要在英國和法國）看得到那個目標。利於進行集體活動的組織賦予他們力量。法國大革命的偉大覺醒教導他們，普通人不必對不公正逆來順受：“在此之前，這些國家一無所知，而其人民則認為國王是世間的上帝，他們一定會說，不管國王做什麼都是對的。經過現在這場變化，統治人民將會更困難了。” 這就是遊蕩於歐洲的“共產主義幽靈”，這反映了對“無產階級”的恐懼。這種恐懼不僅影響了蘭開復或法國北部的工廠主人，也影響了農業德國的政府文官、羅馬的僧侶和各地的教授。這是罪有應得的。因為，在1848年頭幾個月爆發的這場革命，並不僅是在它涉及動員了所有社會階層這一意義上才是一場社會革命。在中西歐的大城市，特別是首都當中，它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勞動貧民起義。他們的力量，而且差不多就僅是他們的力量，將把從意大利巴勒摩到俄國邊界的舊制度推倒在地。當塵埃在其廢墟上落定之時，人們發現，工人們（在法國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工人）正站立其上，他們不僅要求麵包和就業，而且還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和社會。 當窮苦的勞動者奮起之時，歐洲舊制度的虛弱與無能，增加了富人和權貴世界的內在危機。對他們來說，這並不是個美妙的時刻。如這些危機換個時間出現，或在允許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派別和平調整其爭端的體制下出現的話，他們導致革命的可能性，恐怕比不上18世紀俄國宮廷常年不斷的爭吵導致沙皇制度沒落的可能性。例如，在英國和比利時，農業家與工業家之間，及其各自的內部派別之間，都有大量的衝突存在。但是，顯然可以理解的是，1830－1832年的變革已以有利於工業家的結果決定了權力問題；否則，只有冒險革命才能將政治現狀加以凍結，然而，革命卻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以避免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主張自由貿易的英國工業家和農業保護主義者之間有關《穀物法》的尖銳鬥爭，居然能在憲章派的騷動中展開並取得成果（1846年），而且一刻也未曾危及到所有統治階級對抗普選威脅的團結性。在比利時，雖然自由主義者於1847年的選舉中戰勝天主教徒，使工業家脫離潛在的革命者行列，而1848年經審慎判斷的選舉改革，一舉將選民增加了一倍（在400萬人口中，選民仍不多於8萬人），多少消除了下層中產階級核心人士的不滿。因此比利時沒有爆發1848年革命，儘管以實際遭受的苦難而論，比利時（或者不如說佛蘭德斯）可能比除愛爾蘭之外的西歐地區都要糟。 但是，專制主義的歐洲，是由1815年的頑固政體所主導，該體制旨在杜絕任何具有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性質的變革，甚至對最溫和的反對派，該體制也未留下除了承認現狀或進行革命之外的其他選擇。他們可能不准備自己起來反叛，但是，除非發動一場不可逆轉的社會革命，並且除非有人起來進行這樣的革命，他們也將一無所獲。 1815年的政權遲早得讓路。他們自己知道這一點。 “歷史反對他們”的意識削弱了他們的抵抗意志，正如歷史的確是在反對他們這一事實削弱了他們抵抗的能力一樣。在1848年，革命（常常是國外的革命）的第一陣輕煙就把他們吹跑了。不過，至少得有這一陣輕煙，否則他們是不會走開的。與英、比相反的是，在這類國家當中，即使是較小的摩擦（統治者與普魯士和匈牙利議會的爭執；1846年選舉出一位“自由主義”教皇，即一位急於把教皇國帶到離19世紀稍微近一點的教皇；對巴伐利亞的一位王室女主人的怨恨等等。），也都會釀成重大的政治震盪。 理論上，路易·菲力普的法國應該有著英國、比利時、荷蘭以及丹麥和斯堪的納維亞人的政治靈活性才是。但是，事實上它卻沒有。因為，法國統治階級（銀行家、金融家以及一兩個大工業家）僅代表了中產階級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是其經濟政策為更有活力的工業家以及不同利益集團所討厭的那部分；此外，對1789年革命的記憶，仍然阻礙著改革。因為，反對勢力不僅有不滿的中產階級，而且還有政治上起決定作用的下層中產階級，尤其是巴黎的下層中產階級。 （儘管選舉權受到限制，他們仍在1846年投票反對政府。）擴大選舉權可能因此而引入潛在的雅各賓黨人，亦即激進派，這些人除非被正式加以禁止，否則一定會變成共和分子。路易·菲力普的總理兼歷史學家基佐，因此傾向於將擴大政權之社會基礎的任務留給經濟發展來承擔。因為經濟發展將自動增加具有進人政界財產資格的公民數量。事實上正是如此。選民從1831年的16．6萬人上升到1846年的24．1萬人。不過，這還不夠。對雅各賓共和的恐懼使法國政治結構無比僵化，而且使法國政治形勢日趨緊張。在英國，於宴會之後舉辦一場公共政治講演——就像法國反對派在1847年所舉行的那樣——絕對不會引起任何問題。但是在法國，它就代表著革命的序幕。 如同歐洲統治階級的其他政治危機一樣，1848年革命與一項社會災難同時發生，即自19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橫掃歐洲大陸的大蕭條。歉收，尤其是馬鈴薯歉收引人注目。愛爾蘭和程度上較輕的威斯特利西亞和佛蘭德斯的所有人口都在挨餓（在佛蘭德斯的亞麻種植地區，1846－1848年之間，人口下降了5％。），食品價格飛漲。工業蕭條使失業加劇，大批城市勞動貧民恰好在其生活費用飛漲之時，被奪去了他們微薄的收入。不同國家與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的形勢都有所不同，但是，對於當時政權有幸的是，諸如愛爾蘭人和佛蘭德斯人或一些地方工廠工人這樣最悲慘的人，在政治上也是最不成熟的。例如，法國北部地區的棉紡工人將他們的絕望發洩在湧入法國北部同樣絕望的比利時移民身上，而不是發洩在政府甚至老闆身上。而在最工業化的國家當中，不滿情緒的鋒芒早已被19世紀40年代工業和鐵路建設的大繁榮所磨滅。 1846－1848年是個壞年頭，但還沒壞到1841－1842年那種程度，而且，它們只是在現已清晰可見的經濟繁榮曲線上的暫時下滑而已。不過，如果把中歐和西歐當做一個整體，1846－1848年的大災難則是普遍性的，而總是處在生存邊緣的群眾，他們的情緒則是緊張而激動的。 一場歐洲的經濟災難就這樣與舊政權的顯然瓦解同時發生。 1846年加利西亞的一場農民起義；同年一位“自由主義”教皇的當選；1847年末，一場由瑞士激進派打敗天主教徒的內戰；1848年初在巴勒摩發生的西西里自治起義，上述事件都不是大風中飄動的草，而是狂風的最初怒吼。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很少有革命像這場革命那樣被普遍預見到，儘管並不一定正確預見到在哪些國家或哪些日期發生。整個歐洲大陸都在等待著，他們已準備就緒，可立即將革命的消息藉由電報從城市傳向城市。 1831年，雨果寫道，他早已聽到了“革命沉悶的轟響，仍然在地層深處，正在歐洲的每一個王國底下，沿著其地下坑道，從礦場的中心豎井—— 巴黎——向外湧出”。 1847年，革命之聲高亢而逼近。 1848年，正式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