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三章意識形態：世俗界 4

4 現在，剩下要考察的是這樣一組意識形態：它們奇怪地徘徊於進步分子和反進步分子之間，或者用社會術語來說，徘徊於以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為一邊，以貴族、商人階級和封建群體為一邊的兩部分人之間。它們最重要的信仰者是西歐和美國的激進“小人物”，以及中南歐地位卑微的中產階級，他們舒服地但又並非完全滿意地置身於一個貴族的和君主的社會結構之中。這兩者都在某些方面相信進步，但兩者都不打算追隨進步自然會導致的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歸宿。前者是因為這些歸宿將注定要把小手工業者、店主、農民和商人，或者變為資本家，或者變為勞動者；後者則是因為他們自身太過虛弱，他們在雅各賓專政經歷之後被嚇怕了，無法向其王公們的權力挑戰，因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就是這些王公的官員。因此，這兩群人的觀點就結合了自由主義（前者還暗含著社會主義）和反自由主義的成分，進步的和反進步的成分。並且，這種本質上的複雜性和矛盾性，使他們比自由主義的進步主義者或反進步主義者，更能深入洞察社會的本質；這也迫使他們採用辯證法。

第一類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最重要的思想家（或不如說是直覺的無才），早在1789年就已壽終正寢，此人即盧梭。徘徊於純粹的個人主義和人只有在群體當中才是其自身這一信念之間；基於理性的國家理想和反“情感”的理性懷疑之間；在承認進步是不可避免的和進步破壞“自然”原始人和諧的必然性兩者之間，盧梭表達了他個人以及其階級的困境，這些階級既不能接受工廠主人對自由主義的確信，又無法認同無產者對社會主義的確信。這位難以相處、神經質、但卻又相當偉大的人物，無需我們詳細探討，因為並沒有盧梭主義的專屬思想學派或政治學派——除了羅伯斯比爾和共和二年的雅各賓分子。盧梭思想的影響相當普遍而強大，尤其在德國和浪漫主義者之間，但那不是一種體系的影響，而是一種觀念和熱情的影響。他在平民和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中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但是也許僅僅在諸如馬志尼和與他同樣的民族主義者這類思想最模糊的人中間，他才佔有支配地位。整體而言，它更常與諸如杰斐遜和潘恩這類18世紀理性主義正統思想的改編物融合在一起。

近來的學術風尚對盧梭的誤解愈來愈深。他們諷刺那種把他與伏爾泰和百科全書派，一道歸於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先驅之列的傳統，因為盧梭是他們的批判者。但是，對那些受其影響的人來說，在當時的確被視為啟蒙運動的一部分，那些19世紀早期在小工廠裡重印其著作的人，也自動地把他與伏爾泰、霍爾巴赫（Holbach）和其他人一併視作啟蒙運動的一部分。最近的自由主義批評家，把盧梭攻擊成左翼“極權主義”的鼻祖。但是，事實上他根本沒有影響過近代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傳統。 （在將近40年的通信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僅三次偶然地、並且相當否定性地提到過盧梭。不過，附帶地，他們倒是相當欣賞他預先為黑格爾所示範的辯證方法。）他的典型追隨者在本書所論時期及其之後，都是雅各賓派、杰斐遜主義者和馬志尼這一類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他們信奉實行民主、民族主義，以及平等分配財產並設有某些福利制度的小型獨立政權。在本書所論的時期裡，一般人皆認為他是倡導平等；倡導自由，反對暴政和剝削（“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桎梏之中”）；倡導民主，反對寡頭政治；倡導未被富人和受過教育之人的世故圓滑污染的單純“自然人”；倡導“情感”，反對冷酷的計算。

第二群人，也許最好被稱之為德國哲學團體，他們要復雜得多。並且，由於其成員既無力推翻他們的社會，又無經濟資源去進行一場工業革命，於是傾向於集中精力建造精心構築的普遍思想體系。在德國，古典自由主義者相當罕見。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這位大科學家的兄弟，是最為有名的一個。在德國中層和上層階級知識分子中間，對進步的必然性信念和對科學以及經濟進步好處的信念，與對開明家長製或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和上層階級的責任意識相互結合，這種態度非常普遍，相當適合一個有著如此眾多文官和受僱於政府的教授階級。偉大的歌德，自己就是一個小邦的部長和樞密顧問官，他曾將他的看法做了極佳的闡明。中產階級的要求——經常在哲學上被形容為歷史趨勢的必然產物——由一個開明的政府加以執行，這些要求充分代表了德國溫和的自由主義。德國諸邦在其最好的狀態下，總是來取富有活力和效果的主動措施，來促進經濟和教育的進步，徹底的自由放任主義對德國實業家並不是特別有好處的政策，但卻也未曾因此削弱這種觀點的吸引力。

但是，儘管我們能夠把德國中產階級思想家（體諒到他們歷史地位的特殊性）的務實世界觀，與其他國家和他們持相反立場的那些人的世界觀進行類比，我們並不肯定就能以這種方式解釋整個德國思想界對於古典自由主義的明顯冷淡。自由主義的老生常談（哲學上的唯物主義或經驗主義，牛頓、笛卡兒的分析等等），完全不適合大多數德國思想家的胃口；明顯吸引他們的是神秘主義、象徵主義和對有機整體的廣泛概括。在18世紀早期佔支配地位的德國民族主義對法國文化的反感，有可能強化了德國思想中的這種條頓主義。但這更可能是延續自上一個世紀的思想氛圍，在那個世紀，德國在經濟上、思想上，以及某種程度的政治上，都處於優勢地位。因為，從宗教改革到18世紀後期這一階段的衰落，維持了德國思想傳統的古風，正像它一成不變地保存了德國小城鎮的16世紀舊貌一樣。無論如何，德國思想（不管是在哲學、科學還是藝術中）的基本氛圍，顯然不同於西歐18世紀的主要傳統。 （這種推論不適用於奧地利，它經歷了一段非常不同的歷史。奧地利思想的主要特徵是，沒有一點可值得一提的東西，儘管在藝術〔尤其是音樂、建築和戲劇〕和某些應用科學方面，奧地利帝國是非常傑出的。）在18世紀的古典觀點正走向其極限之時，這種古風賦予德國思想某些優勢，也有助於解釋它在19世紀日漸重要的思想影響。

它最不朽的表現形式便是德國古典哲學，即在1760－1830年之間，與德國古典文學一同被創造出來、並且密切相關的一整套思想（一定不可忘記，詩人歌德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和“自然哲學家”，詩人席勒不僅是一位歷史學教授，而且是哲學論著的傑出作者）。康德和黑格爾是其中最傑出的兩位偉大人物。 1830年以後，如我們在前面已談到的那樣，在古典的政治經濟學（18世紀理性主義的思想之花）內部同時發生的瓦解過程，也在德國哲學中出現了。它的產物便是“青年黑格爾派”，最後是馬克思主義。 必須始終牢記，德國古典哲學是一種徹底的資產階級現象。它的所有主要人物（康德、黑格爾、費希特、謝林）都為法國大革命歡呼，並且實際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仍忠實於它（黑格爾遲至耶納會戰時仍支持拿破崙）。啟蒙運動是康德思想的框架，以及黑格爾思想的出發點。兩人的哲學都充滿了進步觀念：康德的第一個偉大成就是提出了太陽繫起源和發展的假說，而黑格爾的整個哲學就是進化（或者，用社會術語來說是歷史性）和必然進步的哲學。因此，雖然黑格爾一開始就憎惡法國大革命的極左派別，並且最終成為徹底的保守派，但他一刻也未曾懷疑過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基礎的那場革命的歷史必然性。並且，不像大多數後來的學院式哲學家那樣，康德、費希特，特別是黑格爾，都曾研究了一些經濟學（費希特研究了重農學派的經濟學，康德和黑格爾研究了英國的經濟學理論），我們有理由相信，康德和年輕的黑格爾已把他們自己看作是受過亞當·斯密影響之人。

德國哲學的資產階級傾向在康德身上一方面相當明顯，他終身都是一個自由主義左派——在他最後的著作（1795年）中，他高尚地呼籲，通過建立一個放棄戰爭的共和國世界邦聯，來實現普遍的和平——但另一方面卻又比在黑格爾身上來得模糊。由於康德僻居於偏遠的普魯士哥尼斯堡，獨處在陳設簡陋的教授住處中，以致在英國和法國思想界如此獨特的社會內容，在康德的思想中卻變為一種冷峻的（如果說是崇高的話）抽象，尤其是“意志”的道德抽象。 （因此，盧卡奇[Lukacs]表明，亞當·斯密有關“看不見的手”的那種非常具象的停論，在康德那裡，則成了“非社會的社會性”這樣一種純粹的抽象。）如同所有讀者都曾痛楚體認過的那樣，黑格爾的思想是夠抽象的了。然而，至少在開始時，他的抽像是與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達成妥協的企圖；並且實際上，在他對人性的基本要素——勞動——的分析中，黑格爾以一種抽象的方式，使用了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使用過的相同工具，並在無意間為馬克思的學說提供了基礎。 （如同他在其1805－1806年的講演中所說的那樣，“人製造工具，因為他是有理性的，這是他意志的最初表現。”）

但是，從一開始，德國哲學就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同於古典自由主義，這在黑格爾那裡比在康德那裡表現得更為明顯。首先，它是成熟縝密的理想主義哲學，否定古典傳統的唯物主義或經驗主義。其次，康德哲學的基本單位是個人（即使是在個人良心的形式上），而黑格爾的出發點則是集體（亦即共同體）。他明顯地看到，在歷史發展的影響下，集體正化解為個體。而且事實上，黑格爾的著名辯證法，這種通過永無止境地解決矛盾而實現進步（在任何領域）的理論，可能就是從個人和集體之間充滿矛盾的這種深刻感受，而獲得其最初的靈感。更進一步，由於德國哲學家在全心全意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大舉進占的領域中處於被邊緣的地位，加上也許是他們完全無能參與這種進步，使得德國思想家更容易了解其中的局限性和矛盾。這無疑是必然的，在帶來巨大收穫之時，不也就帶來巨大的損失嗎？它不是反過來又必須被取代嗎？

因此，我們發現古典哲學，但尤其是黑格爾哲學，奇怪地類似於盧梭進退兩難的世界觀；儘管，與盧梭不同，哲學家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把其矛盾包容於單一的、無所不包的、在理論上縝密的體系之中（盧梭碰巧對康德產生一種巨大的感情影響。據說康德一生只有兩次打破過他固定的在下午散步的習慣，一次是因為巴士底獄的陷落，一次是〔持續了幾天〕因為讀盧梭的《愛彌兒》）。在實踐上，這些失意的哲學革命家面臨著“順從”現實的問題，黑格爾在經過數年猶豫之後，採取了把普魯士政府理想化的形式。直到拿破崙垮台之後，像歌德一樣，他對解放戰爭毫無興趣，而對普魯士依然是三心二意的。在理論上，注定會被歷史毀滅的社會短暫性，也嵌入了他們的哲學之中。沒有絕對的真理。歷史過程的發展本身，便是經由矛盾的辯證法而發生，又通過辯證的方式而得到理解，至少19世紀30年代的“青年黑格爾派”是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如同在1830年以後，他們準備重新走上其前輩們或已拋棄、或（像歌德那樣）從未選擇的革命道路那樣，他們也準備追隨德國古典哲學的邏輯，在這方面，他們甚至要超越其偉大導師黑格爾本人都想止步的地方（因為他有些不合邏輯地急於以對絕對理念的認知來結束歷史）。但是， 1830－1848年的革命問題，已不再是簡單的對中產階級自由權力加以征服的問題。而從德國古典哲學解體中湧現出的思想革命派，並非一個吉倫特派或一個哲學上的激進派，而是馬克思。

就這樣，在雙元革命時期，既看到了中產階級自由主義以及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意識形態的勝利和其最詳盡闡述的表現形式，也看到它們在其親自建立或至少是廣受歡迎的政權和社會的衝擊下宣告瓦解。 1830年標誌著西歐主要的革命運動在後滑鐵盧年代的靜寂之後，重新復活，也代表了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危機的開始。它們將在這場危機中殘存下來，雖然是以一種萎縮了的形式。在日後的階段中，再沒有任何一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有著亞當·斯密或李嘉圖那樣的高深（當然不包括小穆勒，從19世紀40年代起，他就成了代表性的英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兼哲學家。），也沒有任何一位德國古典哲學家會有康德和黑格爾的眼界和才能。 1830年。 1848年及以後的法國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與他們在1789- 1794年的前輩比起來，只不過是侏儒而已。正因為如此，19世紀中葉的馬志尼之輩，是無法和18世紀的盧梭們相提並論的。但是，這一偉大的傳統（自文藝復興以來思想運動的主流）並沒有死去，它變成了自身的對立物。就其深度和方法而言，馬克思是古典經濟學家和哲學家的繼承人。但是，他希望成為其預言家和建築師的那個社會，卻與他們的社會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