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二章意識形態：宗教 2

2 單從數量上來看，顯然所有宗教，都可能隨著人口的增加而擴大，除了那種實際上正在萎縮的宗教之外。然而在本書所論時期，有兩種宗教表現出特強的擴張能力，那就是伊斯蘭教和新教宗派主義。儘管其他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歐洲以外的傳教活動急劇增加，並越來越得到歐洲軍事、政治和經濟擴張力量的支持，它們卻遭到明顯的失敗，若把前兩者的擴張情勢與後者的失敗相對比，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事實上，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統治的年代，有系統的新教傳教活動，已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主導下展開。浸禮宣教會（BaptistMissionary Society，1792年）、由各教派共同組成的倫敦宣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年）、基督教教會宣教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799年）、英國和外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804年），均被美國國外傳教者委員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1810年）、美國浸禮會（American Baptists，1814年）、衛斯理教會（Wesleyans，1813－1818年）、美國《聖經》公會、蘇格蘭教會（1824年）、聯合長老會（1835年）、美國美以美聖公會（1819），以及其他組織所追隨。儘管有尼德蘭宣教會（1797年）和巴塞爾宣教士團（1815年）這類先驅，但歐洲大陸的新教徒在發展傳教活動方面，仍然有些落後。柏林和萊茵河流域的宗教會社遲至19世紀20年代才開始，瑞典、萊比錫和不來梅在19世紀30年代，挪威則到1842年。而傳教活動向來遲緩馬虎的羅馬天主教，甚至恢復得更晚。基督信仰和貿易之所以大量湧入異教地區，除與歐美的宗教、社會有關，也與其經濟史脫不了乾系。在此我們僅需指出，及至1848年，除了在某些像夏威夷一樣的太平洋島嶼之外，它的成果仍然微不足道。它只在非洲沿岸的獅子山（Sierra Leone，在18世紀90年代的反奴宣傳中，此地曾吸引眾人的目光）和利比里亞（Liberia，19世紀20年代獲得解放的美國黑奴在此建國）據有少數立足點。在南非的歐洲人聚居區周圍，海外宣教者（但不是已在當地奠定地位的英國國教和荷蘭新教）已開始使一定數量的非洲人皈依。但是，當著名的傳教士兼探險家利文斯頓（DavidLivingstone），於1840年航行到非洲內陸之時，該大陸的原住民實際上仍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基督教影響。

與基督教的情況相反，伊斯蘭教此時正在繼續其緩慢無聲但不可逆轉的擴張。在這場擴張背後，並沒有有組織的傳教努力和強迫皈依的武力支持，那原是伊斯蘭教傳教的一貫特色。然而它還是向東擴展到了印度尼西亞和中國西北部，又向西從蘇丹傳至塞內加爾（Senegal），並且在小得多的程度上，從印度洋沿岸向內陸擴展。當傳統社會對某些事物造成的改變如同宗教那般根本時，很清楚的，它們必定會面臨一些重大的新問題。壟斷了非洲對外貿易並使這種貿易日漸繁興的穆斯林商人，有助於使伊斯蘭教引起新民族的注意。破壞部落生活的奴隸貿易，則使伊斯蘭教更具吸引力，因為它是重新凝聚社會結構的強有力工具。在此同時，由穆罕默德所創的這種宗教，對半封建性的蘇丹軍事社會，也極具吸引力；而其所特有的獨立、好戰和優越意識，則使它成為對抗奴隸制度的有效力量。穆斯林黑人通常都是桀驁不馴的奴隸。進口到巴西的非洲豪薩族人（Haussa）（和其他蘇丹人），在1807－1835年的大起義中，總共反叛了九次，事實上，直到他們大部分被殺或遣回非洲之後，他們的反叛行動才告停止。自此，奴隸販子學會了避免從這些剛剛開放奴隸貿易的地區進口奴隸。

雖然非洲伊斯蘭教世界對白人的抵抗力量很小（幾乎沒有什麼），但在東南亞的抗爭傳統上，伊斯蘭教卻具有決定性的地位。在東南亞的香料群島，伊斯蘭教（又是由商人打先鋒）早已在打擊地方宗教和日漸衰落的印度教方面取得了進展，而其成功的理由，主要是因為它扮演了抵抗葡萄牙和荷蘭人的有效手段，代表了一種前民族主義，以及一種民眾對印度教王公貴族的抗衡力量。當這些王公日漸成為荷蘭人的依附者或代理人時，伊斯蘭教在民眾中的根基便日益加深。反之，荷蘭人也知道，若能與伊斯蘭教導師取得合作，印度尼西亞的王公們便能發動一場普遍的人民起義，由日惹王（Prince ofDjogjakarta）發動的爪哇戰爭（1825－1830年）便是一例。於是他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被迫退回到一種與當地統治者緊密聯合或間接統治的政策。同時，隨著貿易和船運的增長，東南亞穆斯林與麥加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這不但有利於朝聖人數的增加，也使印度尼西亞的伊斯蘭教更具正統性，甚至使它得以接受阿拉伯伊斯蘭教瓦哈比派的好戰和復興主義影響。

伊斯蘭教內部的改良和復興運動，在本書所論時期，賦予該宗教許多深入人心的力量，這類運動可視為被沖擊的反映。衝擊的力量來自於歐洲的擴張，也來自於伊斯蘭古老社會（特別是土耳其和波斯帝國）的危機，也許還包括中華帝國日益加深的危機。 18世紀中葉，嚴守戒律的瓦哈比派在阿拉伯興起。 1814年時，他們已征服全阿拉伯，並準備進占敘利亞，雖然最後仍受阻於正在西化的埃及統治者阿里與西方軍隊組成的聯合力量，但他們的教義已東傳到波斯、阿富汗以及印度。在瓦哈比主義鼓舞下，一位阿爾及利亞聖者賽努西（Ali elSenussi）發動了一場類似的運動，自19世紀40年代起，該運動逐漸從的黎波里（Tripoli）傳至撒哈拉沙漠。阿爾及利亞的阿布杜卡迪爾，以及高加索地區的沙米爾，各自發動了抵抗法國人和俄國人的宗教政治運動（見第七章），這類運動預示了一種泛伊斯蘭主義的誕生，不僅尋求回歸到先知時代的原始純淨，也企圖吸收西方的創新。在波斯，甚至有一種更為明顯的民族主義和革命異端於19世紀40年代興起，此即阿里·穆罕默德所領導的巴布泛神主義（bab）運動。該運動的企圖之一，便是要回复某些古代波斯拜火教的習俗，並要求婦女不戴面紗。

從純宗教史的角度來看，伊斯蘭教在1789－1848年的騷亂擴張，已足以使這段時期被定位成世界性的伊斯蘭教復興。在非基督教的其他宗教之中，都不曾發生類似的群眾運動，儘管在這段時期行將結束之際，偉大的太平天國起義已蠢蠢欲動，在這場起義中，我們可以見到宗教群眾運動的諸多特徵。大國統治下的小規模宗教改革運動，在英屬印度首先發難，其中最著名的是羅伊（Ram Mohan Roy，1772－1833）的梵天運動（Brahmo Samaj）。在美國，被擊敗的印第安部落開始發起抵抗白人的宗教社會運動，例如19世紀前10年在杜堪士（Tecumseh）領導之下的印第安人聯盟戰爭，以及漢森湖（Handsome Lake）宗教運動（1799年）。前者是平原印第安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聯盟戰爭；後者則是為了維護易洛魁族（Iroquois）的生活不受白人社會破壞。幾乎未受啟蒙影響的杰斐遜，曾經以官方力量支持那位採納了部分基督教、尤其是教友派特質的印第安先知，這點相當值得嘉許。但是，先進的資本主義文明和信仰泛靈論的民族之間，仍然沒有足夠的直接接觸，仍不足以產生20世紀典型的先知運動和千禧年運動。

與伊斯蘭教的情形不同，新教宗派主義的擴張運動幾乎完全局限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程度無法測度，因為這類運動有些（例如德國虔信派或英國福音派）依然存在於既定的國家教會框架之內。不過，其規模是不用懷疑的。 1851年時，差不多有半數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新教信徒，參加了不同於英國國教的宗教儀式。各種教派這種異乎尋常的勝利，主要是自1790年來，或更準確地說是自拿破崙戰爭末期以來，宗教發展的自然結果。 1790年時，英國衛斯理派僅有5．9萬名領受聖餐的成員，然而1850年，該會及其各種分支的成員人數已差不多是上述數目的10倍。在美國，一個很相似的群眾改宗過程，也增加了浸禮會或衛斯理教徒的數量，並且在較小程度上增加了長者派信徒的數量，而這一切，都是以削弱以往佔支配地位的教會為代價。 1850年時，幾乎四分之三的美國教會都屬於這三個教派。國家教會的瓦解，各種教派的析出和興起，也是這一時期蘇格蘭（1843年的“大崩潰”）、尼德蘭、挪威和其他國家宗教史的特徵。

新教宗派主義受限於地理和社會的理由十分明顯。羅馬天主教國家不可能為公眾教派提供空間與傳統。在當地，若想與國家教會或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斷絕關係，可能採取的方式是群眾性的脫離基督教化（尤其在男人當中），而不是教派分離的形式（相反，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新教反教權主義，則常是歐洲大陸國家無神論者反教權主義的精確對等物）。因此，宗教復興主義傾向於在羅馬天主教已被接受的框架之內，採用某種感性崇拜的形式，或某種創造奇蹟的聖者或朝聖形式。在本書所論時期，這類聖者當中有一兩位已廣為人知，例如，法國阿爾斯的本堂神父（Cure d'Ars，1789－1859）。東歐的希臘正教更適於產生宗派主義，在俄國這個自17世紀後期已日漸走向崩潰的落後社會，早已產生了大批教派。其中有些是18世紀後期和拿破崙時期的產物，例如自我閹割的苦行派（Skoptsi）、烏克蘭的捍衛靈魂派（Doukhobors）和莫洛肯派；有些則始自17 世紀，例如“老信徒教派”。但是，整體說來，這類宗派主義訴求的階級多半是小技工、商人、商業性農夫，以及其他資產階級先驅，或已經覺醒的農民革命者，這些階層的人數仍不夠多，不足以產生一場大規模的宗派運動。

在新教國家，形勢則不一樣。這些國家受到商業和工業社會的衝擊最為強烈（至少在英國和美國是如此），而宗派傳統卻早已形成。新教的排他性和堅持人與上帝之間的個人交流，以及其道德上的嚴肅性，吸引了或教導了正在興起的企業家和小業主。而其嚴厲的地獄譴責說以及樸素的個人得救論，則吸引了那些在惡劣環境下過著艱苦生活的人們——拓荒者和水手、小自耕農和礦工、受剝削的技工等等。這種教派很容易轉化成一種民主平等的信仰代表，由於它們沒有社會或宗教上的等級制度，因而對普通人具有相當的吸引力。由於它憎惡繁文縟節和艱深教義，遂帶動了業餘的預言和佈道。長久以來的千禧年傳統，有助於以一種原始的方式表現出社會反叛。最後，它與情感強烈的個人“皈依”攜手並行，共同為一種激情澎湃的群眾宗教“復興運動”開闢了道路。在其中，男人和女人能夠從一個未能為群眾情緒提供任何新發地口，甚至還從舊發洩口毀滅了的社會的壓抑之中，找到了一種可喜的解脫。

“復興運動”的最大影響力在於促進教派蔓延。新教異端的複興和擴張的推動力正是來自於具有強烈情感色彩、信仰非理性主義個人得救論的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及其信眾，至少在英國是如此。基於此一理由，這類新教派和新趨勢最初都非常厭惡政治，甚至（像衛斯理教派）非常保守，由於他們主張脫離邪惡的外在世界，轉而追尋個人得救或壓抑自我的群體生活，這也就意味著，他們拒絕對其世俗安排進行集體改變。他們的“政治”能量一般多用於道德和宗教方面，例如推廣海外傳教、反對奴隸制度和宣傳戒酒等。在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期間，在政治上表現積極。立場激進的宗派，多半都是更早期、更嚴肅且更平靜的異端和清教團體。他們是17世紀的殘存者，其主張若非停滯不前，便是在18世紀理性主義影響之下，向一種知識分子的自然神論——長老派、公理會、惟一神教派、教友派——靠攏。以新的衛斯理公會形式出現的宗派主義，是反革命的，有些人甚至誤以為：英國之所以能在本書所論時期倖免於革命之火，便是由於這類反革命教派的發展。

然而，這些新教派的社會特徵，使得它們的神學理論不容易脫離塵世。在富人權貴與傳統平民的中間地帶，它們傳播得最快，諸如那些行將升格為中產階級，或行將淪落成無產階級的平民，以及介於他們之間各式各樣地位卑下但人身獨立的群眾。這些人的政治態度，基本上多半傾向於雅各賓式或杰斐遜式的邀進主義，至少也是一種溫和的中產階級自由主義。因此，英國的“非國教主義”（Nonconformism）以及美國流行的新教教會，便趨向於採取左翼政治立場，儘管英國的衛斯理派信徒，要到結束於1848年、長達半個世紀的分裂與內部危機之後，才正式放棄其創始人的保皇派立場。 只有在那些極其貧窮或遭受巨大衝擊的人們身上，我們才可看到早期那種對於現存世界的排斥。但是，經常有一種原始的革命性排斥，以千禧年的預言形式出現，而後拿破崙時期的苦難，則似乎（與“啟示錄”相符）預示末世即將來臨。英國的歐文派（Irvingites）宣布末日將於1835－1838年來到；米勒（William Miller）這位美國“安息日基督复臨派”（Seventh DayAdventists）創始人，則預言末日將於1843－1844年降臨，到那個時候，據說會有5萬人跟從他，3000名佈道者支持他。在那些穩定的小個體農業和小商業，直接受到資本主義經濟衝擊的地區，如紐約州北部，這種千禧年學說尤為騷動。其最戲劇性的產物便是末世聖徒派（Latter－Day Saints，摩門教派［Mormons］），該派是由先知史密斯（Joseph Smith）所創。史密斯在19世紀20年代，於紐約柏米納（Palmyra）附近獲得啟示，之後便領導他的大批信徒出發尋找遙遠的天國，最後把他們帶入了猶他沙漠。

通常也是在這類團體當中，群眾佈道大會的集體狂熱，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不論是由於集會紓解了他們艱難、單調的生活（“當不能提供其他娛樂之時，佈道大會有時會取代娛樂的地位”，一位女士這樣評論埃塞克斯紡織工廠的女孩子們），還是因為宗教上的集體性在完全不同的個體之間，創造了一種暫時的共同體。現代形式的宗教復興運動，是美國邊疆的產物。 “大甦醒”於1800年左右在阿帕拉契亞山區展開，其特色是盛大的“營地集會”和難以想像的狂歡熱情。在肯塔基康恩嶺（Kane Ridge）的某次營地集會中（1801年），在40名牧師率領之下，共集合了一到兩萬名群眾。男女信徒盡情“扭動著”，跳舞跳到筋疲力竭，成千上萬人處於痴迷狀況，“用舌頭說話”或像狗一樣吠叫。地處偏遠的疏離感，以及嚴酷的自然、社會環境，促進了這類宗教復興運動，而遊方牧師又將之帶往歐洲，因為導致了無產階級民主派在1808年後脫離美以美教派（所謂的原始衛斯理教派），在英國北部的礦工、小農，北海的漁民。僱工和中部的家庭代工當中，該派特別盛行。在本書所論時期，這類宗教狂熱週期性地湧現——以南威爾士為例，這種狂熱便曾於1807－1809年、1828－1830年、1839－1842年、 1849年、1859年不斷爆發——而各種教派在數量上也都增長很快。這種現象無法歸咎於任何單一的碎發因素。有些是尖銳的緊張騷動期的重合（在本書所論時期，衛斯理派擴張速度特快的幾個高峰期皆與此吻合，只有一次例外），但有時也與蕭條之後的迅速復蘇同步，偶爾，也會被像霍亂瘟疫般的社會性災難所刺激。這類災難在其他基督教國家也造成過類似的宗教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