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二章意識形態：宗教 3

3 從純宗教角度來看，我們必須將本書所論時期視為一個整體。在這段時期，日益增強的世俗化和（歐洲的）宗教冷漠，以最不妥協、最不理性、也最訴諸情感的方式，力抗宗教復興運動。如果潘恩代表兩極中的一端，那麼米勒這位基督复臨主義者則代表另一端。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Feuerbach，1804－1872）公然揭示的無神派機械唯物論，在19世紀30年代對抗著“牛津運動”的反智青年，後者極力為中世紀早期的聖徒行跡抗辯，他們認為相關的文學記載都是正確的。 但是，這種向舊式宗教的複歸，具有三個不同方面的作用。對於群眾而言，這種複歸主要是一種手段，用以應付在中產階級自由主義控制之下，日益慘無人道的社會剝削。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不過他並非惟一使用這種話的人），那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是人民的鴉片。”更有甚者，它試圖在什麼也沒有提供的環境之中建立社會，甚至還包括教育和政治機構；並教導在政治上尚未開化的人民，以原始方式表達他們的不滿和願望。它的拘泥文字、強調情感和迷信崇拜，既是要反對由理性主導的整體社會，也是要抗議以自己的想像來破壞宗教的上層階級。

對於從這類群眾中崛起的中產階級而言，宗教扮演了強有力的道德支柱，不但確認了他們的社會地位，擋掉了來自傳統社會的輕蔑憎惡，同時更為他們提供了擴張發展的動力。如果他們隸屬特定宗派的話，它還可使他們從社會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宗教可為他們的追求利潤披上道德外衣，讓他們看起來比自私營利者偉大些；宗教也使他們對被壓迫者的嚴酷態度變得合法；而宗教與貿易的結合，則把文明帶給野蠻，把銷售帶給商務。 對於君主、貴族，以及事實上所有居於社會金字塔頂端的人來說，宗教保障了社會穩定。他們已從法國大革命中認識到，教會是王權最強大的支柱。虔誠而沒有文化的民族，比如南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蒂羅爾人以及俄國人，都曾經奮起武裝，在牧師的支持有時甚至是領導下，保衛他們的教會和統治者，並反抗外來者、異端和革命分子。虔誠而沒有文化的人民，會滿足於生活在貧困之中，上帝召喚他們來此，置身於天意為他們安排的統治者之下，過著合乎簡樸、道德、秩序的生活，並擺脫理性所具有的破壞性影響。對於1815年後的保守政府來說——哪一個歐洲大陸政府不是如此呢？ ——助長宗教情緒和支持教會，就如同維護警察機關和新聞出版審查制度一樣，是政府政策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牧師、警察和審查官，正是當時反對革命的三大支柱。

對於大多數已獲承認的政府來說，雅各賓主義威脅了王權，而教會則保護了它們，只此一點就夠了。但是，對於一群浪漫的知識分子和空想家來說，王權與祭壇的聯盟，還有著一種更為深刻的意義：它保持了一種舊式的、有機的、活生生的社會，以抵抗理性和自由主義的侵蝕，而個人則發現這種聯盟在表達自己悲慘處境方面，比理性主義者所提供的任何方式都更合適。在法國和英國，對於王權與祭壇聯盟的類似辯護，則不具什麼政治價值。對於悲劇性、個人式宗教的浪漫追求，亦復如此。 （在當時，探求人類心靈奧秘的最重要代表人物，首推克爾愷郭爾［Dane Soren kierkegaard，1813－1885〕，他出生於一個小邦國，只有少數當代人注意到他，其名聲完全是身後之事。）但是，在德國諸邦和俄國這種君主政治的反動堡壘裡，浪漫而又反動的知識分子，卻以文官和宣言綱領起草者的身份，在政治上發揮了一些作用。而在那些君主本身往往容易精神失常（比如俄國的亞歷山大一世和普魯士的威廉四世）的地方，他們則充任私人顧問。但是，整體說來，根茨和繆勒（Adam Muller）之流，只不過是些小人物而已，他們信仰中的中世紀遺風（梅特涅就不相信這套），僅是傳統主義的曇花一現，預告了國王所依靠的警察和審查官員即將來臨。將要在1815年後維持歐洲秩序的俄、奧、普神聖同盟，其力量並不在於空有其名的十字軍神秘主義，而是在於用俄、普、奧三國軍隊鎮壓任何反叛運動的決心。更有甚者，真正的保守政府都傾向於不信任知識分子和思想家，即便他們是反動的，因為一旦他們接受了思考原則而不是服從原則，政府未日也就不遠了。正如根茨（梅特涅的秘書）於1819年寫給繆勒的信中所言：

我將繼續捍衛以下觀點：“為了不讓出版業被濫用，在以後的……歲月裡，什麼東西都不要印出來。句號。”如果這個原則可以強制的方式加以應用，將只有極少數的例外能獲得極明智的上級法庭允許，如此一來，在短時間內，我們將會發現我們已重返上帝和真理之路。 雖然反自由思想人士對政治的影響力不大，但他們卻發揮了相當大的宗教感染力，因為他們對神聖過去的回歸，在上層階級的敏感青年當中，帶動了羅馬天主教的顯著復興。新教本身不就是個人主義、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直接先驅嗎？如果一個真正的宗教社會確能獨立醫好19世紀的痼疾的話，那麼除了像基督教中世紀那種惟一純粹的天主教社會之外，還會有別的嗎？ （在俄國，東正教式的純基督教社會依然興盛，但這同樣的潮流卻較少轉向過去的潔淨莊嚴那面，而多退回到東正教現有的、無限深奧的神秘主義之中。）如同往常一樣，根茨以一種不適合這一主題的清晰性，表達了天主教的吸引力：

新教是最初的、真正的、惟一的萬惡之源，我們今日便是在這些罪惡的重壓之下呻吟。如果它能將自身局限於說理範圍之內，我們原本可以並且應該加以寬容，因為說理爭辯的個性植根於人類的本質之中。但是，一旦政府同意接受新教作為一種合法的宗教形式，一種基督教的表現方式，一種人的權利；一旦政府……在國家之內、在惟一真正的教會之外，甚或在它的廢墟之上授予它們一個位置，那麼，這個世界的宗教、道德和政治秩序，便會立時解體。 ……法國大革命，以及就要在德國爆發的更嚴重革命，都是來自這同一源頭。 一批批情緒昂揚的年輕人因此拋開對知識的恐懼，而投身到羅馬伸出的雙臂之中，以一種放縱的熱情擁抱獨身主義、禁慾苦修的自我折磨、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述，或僅僅是溫暖而又在美學上讓人滿足的教會禮儀。如眾人所料，他們大多數來自新教國家：德國的浪漫主義者通常都是普魯士人。對於盎格魯-撒克遜讀者來說，19 世紀30年代的“牛津運動”是這類現象當中最令人熟悉的，儘管它帶有英國特徵。在英國，只有少數年輕的狂熱信徒會實際加入羅馬教會，這些人藉此表達了最蒙昧、最反動的大學精神，其中的風雲人物當推才華橫溢的紐曼（J．H．Newman，1801－1890）。其他人則以“儀式主義者”的身份，在英國國教會內尋得一個權宜的安適之處，他們聲稱國教會才是真正的天主教會堂，並且，令“低級”和“粗俗”僧侶們大為恐懼的是，他們還試圖用法衣、薰香以及其他的天主教可厭之物來加以裝飾。對於那些以宗教為家徽的傳統天主教貴族和紳士家族，對於日漸成為英國天主教主體的愛爾蘭移民勞工來說，這些新皈依者令他們不知如何是好；而另一方面，他們的高貴熱情也並不完全被謹慎而又現實的梵蒂岡教會官員看重。但是，既然他們來自優秀的家族，加上上層階級的皈依可能會帶動下層階級的皈依，因而他們仍然備受教會歡迎。

然而，即使在有組織的宗教之內——至少在羅馬天主教、新教和猶太教等宗教之內——自由主義的掘墓者仍在發揮作用。在羅馬教會當中，他們的主要戰場是法國，最為重要的人物是拉梅內。他從浪漫的保守主義成功地轉變成人民的革命理想，這使他較接近於社會主義。拉梅內的《一位信仰者的話》（Paroles d'un Croyant，1834年）曾在政府部門引起喧囂，因為他們幾乎沒有意料到，像天主教這樣可靠的現存制度維護者，竟會在他們的背上插上一刀。拉梅內很快就被羅馬宣佈為有罪。不過，自由的天主教卻在法國生存了下來。這個國家總是願意容納與羅馬教會稍有不同的流派。在意大利，19世紀30和40年代的強大革命洪流，也將一些天主教思想家捲入漩渦之中，比如羅斯米尼（Rosmini）和喬貝蒂（Gioberti，1801－1852），後者主張在教皇領導之下建立自由的意大利。但無論如何，教會的主體是好鬥的，並且越來越傾向於反自由。

新教少數派和各宗派自然更親近自由主義，至少在政治上是如此。作為一名法國胡格諾新教徒（Huguenot），實際上就意味著至少是一名溫和的自由派分子（路易·菲力浦的首相基佐就是這樣一個人）。像信仰英國國教和路德教這樣的新教國家，教會雖然在政治上更為保守，但是它們的神學理論對《聖經》學和理性主義侵蝕的抵抗力顯然低得多。猶太人當然直接暴露在這股自由主義洪流的全面衝擊之下，畢竟他們的政治和社會解放，全都得借助自由主義。文化同化是所有獲得解放的猶太人的目標。在先進國家當中，最極端的人士放棄了他們的舊宗教而轉向基督教或不可知論，就像馬克思的父親或詩人海涅（但是他發現，猶太人不上猶太會堂，並不表示他們就不再是猶太人，至少對於外面世界是如此）。不那麼極端的人則發展出一種稀釋過的自由主義猶太教。只有在小城鎮的猶太聚居區內，以猶太經文和法典所支配的生活，才得以繼續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