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一章勞動貧民 5

5 然而，當我們回顧這一時期，我們可以看到：在富人懼怕的勞動貧民力量、籠罩他們的“共產主義幽靈”和他們實際有組織的力量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巨大差距，更別提新興工業無產階級的力量了。他們公開表達抗議的方式，從字面意義來說，是“運動”，而不是組織。即使以群眾性最強、全面性最廣的政治運動——憲章運動（1838－1848年）——為例，將勞動貧民聯繫在一起的，也僅是少數傳統的激進口號，幾位強有力的演說家和如奧康納那樣成了窮人代言人的新聞工作者，以及幾份像《北星報》那樣的報紙。反對富人和大人物是他們的共同命運，對此，老戰士們回憶說： 我們有一隻叫羅德尼的狗。我的祖父不喜歡這個名字，因為她有點稀奇古怪地使人想起海軍上將羅德尼（Rodney）。他在封為貴族之後，就開始敵視人民。有個老女士也小心翼翼地向我解釋說，科貝特和科布登是兩個不同的人——科貝特是英雄，而科布登只是一個中產階級的擁護者。我記得最久的一幅畫——位於華盛頓瓷像不遠的樣品和版畫旁邊——是弗羅斯特（John Frost，1839年在新港起義失敗的憲章派領袖）的畫像。該畫頂端有一行字指出，它屬於“人民之友肖像畫畫廊”的系列作品之一。畫面上方是頂桂冠，下方則表現出弗羅斯特先生以衣衫襤樓的悲慘流浪者形象呼喚正義。 ……我們的參觀者中，最常見的是一位跛足的鞋匠……（他）每個星期天早晨都帶著一份剛從印刷機上拿下來墨跡未乾的《北星報》，像時鐘一樣準確地出現在那裡，目的是要聆聽我們家人為他和其他人朗讀“賽格斯書信”。報紙先要在火前烤乾，然後再仔細整齊地剪下來，以免損壞幾乎是神聖產品的每一行字。一切準備就緒後，拉里便平靜地抽著短煙斗，偶爾把煙斗伸進壁爐，像教堂裡的信徒那樣，全神貫注地靜聽偉大費格斯的音訊。

領導或合作的情形相當少見。 1834－1835年的“總工會”，野心勃勃地企圖將運動轉變成組織，但卻可悲又迅速地失敗了。最好的情形——在英國和歐洲大陸——便是地方勞工群體的自發團結，那些如同里昂絲綢工人的勞動貧民，願意為了生存奮戰到死。使勞工運動凝聚的力量是飢餓、悲慘、仇恨和希望，而使其招致失敗的因素，則是組織的缺乏和末臻成熟。眾多窮人的飢餓和絕望，足以使他們奮起抗爭，但組織的缺乏和末臻成熟，則使他們的起義淪為社會秩序的暫時危機。英國的憲章運動如此，歐洲大陸的1848年革命亦然。在1848年之前，勞動貧民運動尚未發展出等同於1789－1794年革命中產階級雅各賓主義那樣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