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一章勞動貧民 3

3 勞工運動對窮人的呼聲做了回應。我們不應把勞工運動和歷史上經常可見的集體反抗相混淆，後者所反對的只是難以忍受的苦難；甚至也不應與已成為勞工特有的罷工或其他鬥爭形式相混淆。勞工運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工業革命之前。但19世紀勞工運動的新現象，是階級覺悟和階級抱負。 “窮人”不再討好“富人”。一個特定的階級，勞工、工人或無產階級，面對著另一個階級，雇主或資本家。法國大革命賦予這個新興階級信心，工業革命則使它銘記經常動員的必要性。適當的生活，並不是偶爾的抗議便能實現的，那種抗議只能恢復早已穩定、但暫時被打亂的社會平衡。它需要的是永遠保持警惕、加強組織並進行活動的“運動”——工會、互助會或合作社、工人階級學校、報刊或宣傳鼓動。但是，那種不斷翻新、快速更動而且幾乎吞噬他們的社會變革，促使勞工們以自身的經驗和其與壓迫者相抗衡的理想為基礎，從全面改造社會這個角度進行思考。合理的社會應當是合作的，而非競爭的；是集體主義的，而非個人主義的。應該是“社會主義的”。而且它代表的不是自由社會的永恆理想，而是一種長久而且切實可行的現存社會替代物。窮人總是把自由社會的理想置諸腦後，只有在個別情況下，他們才會考慮進行普遍的社會革命。

這種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意識，在1789年，或者說實際上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都尚未形成。在英國和法國以外的國家，甚至到了1848年，這種意識即使存在，也極為罕見。但在體現雙元革命的這兩個國家，在1815－1848年間，特別是在1830年左右，工人階級的覺悟的確已經形成。 “工人階級” （Working Class）一詞（不同於不那麼特定的“勞工階層”〔theworking classes］），於滑鐵盧戰後不久，也許還要更早一些，便在英國的勞工著作中出現了；而在法國工人階級的著作中，1830年後，也可看到同樣的句子。在英國，把全國勞工都組織到“總工會”之下的企圖，於1818年正式展開，並在1829－1834年間非常熱烈地進行嘗試。組織總工會的目的，在於打破特定工人群體的部門或地域區隔，而將所有工人組織到全國性的團結組織當中。與“總工會”相配合的是總罷工，在這段時期，它被當作工人階級的一種觀念和一種有計劃的戰術，班鮑（William Benbow）在《偉大的國定假日與生產階層的盛會》（1832年）一書中，曾加以詳細陳述，而憲章派也曾把它視做一種政治方法，認真討論過。同時，英、法兩國知識分子的討論，在19世紀20年代既產生了“社會主義”的觀念，也創造了這一詞彙。它立即被工人所接受，在法國規模較小（如1832年的巴黎同業公會），在英國程度便大得多，英國人不久即推動了由歐文領導的廣大群眾運動，對於這樣的運動，歐文個人是難以勝任的。簡言之，到19世紀30年代早期，工人的階級意識和社會抱負已經形成了。與他們的雇主在大約相同時期所形成或表現出來的中產階級意識比較起來，工人階級的意識無疑是微弱多了，也不具那樣大的效力。但，它們已經出現了。

無產階級意識與那種最好是稱作雅各賓意識的東西，強有力地結合在一起。雅各賓意識是指一整套由法國（還有之前的美國）大革命滲透給有思想、有信心的窮人的抱負、經驗、方法和道德觀念。就像作為新興工人階級，其實際表達方式是“勞工運動”、其思想體係是“平民合作”一樣，作為普通人民、無產階級，或其他被法國大革命推上歷史舞台的行動者而非純受難者，其實際表達方式便是民主革命。 “外表寒酸的公民和以前不敢出現在舉止高雅者專屬場合的人，現在都昂首和富人走在一起。”他們需要尊敬、承認和平等地位。他們知道這些都可以實現，因為在1793－1794年間，他們已經做到了。這樣的公民並非全是工人，但所有有自覺性的工人卻都是這類人。

無產階級意識和雅各賓意識相互補充。工人階級的經驗，賦予勞動貧民日常自衛的主要機構：工會和互助會；以及集體鬥爭的主要武器：團結一致和進行罷工（其本身又意味著組織和紀律）。 （罷工對工人階級的存在而言，是非常自發且符合邏輯的結果，以致大多數的歐洲語言都有各自表示罷工的當地詞彙[例如，greve， huelga，sciopero，zabastovka]，而表示其他機構的詞彙則常常是互相借用的。）雖然如此，這些發展在歐洲大陸各國，一般說來還是微弱、不穩定而且限於局部地區；即使在不那麼弱、不那麼不穩定和不那麼受局限的國家，其範圍也受到嚴格的限制。利用純工會和互助會模式的企圖，不僅是要替有組織的部分工人爭取更高工資，更是為了粉碎整個現存社會，並建立一個新社會。 1829－1834年間，在英國曾進行過這樣的嘗試；憲章運動期間，又部分進行過。嘗試失敗了，並破壞了相當成熟的早期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運動達半個世紀之久。把各個工會組織成全國性的合作生產者聯盟（如1831－1834年的建築工人聯合會及其“建築工人議會”和“建築工人行會”）的嘗試失敗了；以其他方式建立全國合作生產和“公平勞動交易所”的嘗試也失敗了。那種龐大得足以包羅所有工人的“總工會”，在尚未被證明比地方工會和行業公會來得強大之前，倒先被證明是軟弱又難以運作。雖然這主要不是因為總工會本身固有的缺陷，而是因為缺乏紀律、組織和領導經驗。在憲章運動期間，總罷工被證明是難以實行的，只有（1824年）那種自發蔓延式的饑民騷動例外。

相反，屬於雅各賓主義和一般激進主義，但並不特別屬於工人階級的政治鼓動方法——通過報紙和宣傳手冊等手段所進行的政治運動、公共集會和遊行示威，必要時舉行暴動和起義——被證明是既有效又靈活的。的確，當這類運動目標定得太高，或者把統治階級嚇得太過分時，它們就容易流於失敗。在19世紀20年代那段歇斯底里的時代裡，統治者傾向於調動武裝部隊來鎮壓任何重大的遊行示威（如1816年鎮壓倫敦斯帕廣場[Spa Fields]的遊行，或1819年曼徹斯特的“彼得盧”[Peterloo]大屠殺，當時有10名示威者被殺害，幾百人受傷）。 1838－1848年間，幾百萬人簽名的請願書，並未使“人民憲章”更接近於實現。不過，對一個正面較窄的戰線而言，政治運動是有效果的。如果沒有這樣的運動，就不會有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令，不會有1832年的國會改革法，當然，甚至也不會有針對工廠條件和工作時間所製定的有效立法。於是，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組織軟弱的工人階級，利用政治激進主義的鼓動方法彌補了自身的弱點。 19世紀30年代，英格蘭北部的“工廠鼓動”（Factories Agitation）彌補了地方工會的弱點，恰似1834年後，因逐放“托爾普德爾殉難者”所引起的群眾性抗議運動，多少可拯救一下正在土崩瓦解的“總工會”免遭覆滅一樣。

可是，雅各賓傳統反過來又從新興無產階級所特有的緊密團結和忠誠中汲取了力量，吸收了前所未有的持續性和群眾性。無產階級之所以緊密團結，不僅是因為他們在同樣的處境上忍受貧窮，而且還因為他們的生活就是和許多人一起工作、一起協力，並互相依存。堅不可摧的團結，是他們的惟一武器，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展示其惟一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資本——無與倫比的集體性。 “不准破壞罷工”（或產生類似效果的話）是——而且一直是——他們道德法典中的第一戒律，破壞團結者（“工賊”〔blackleg〕一詞便帶有道德上的“黑色”之意）是他們群體中的猶大。一旦他們形成了哪怕是隱隱約約的政治意識，他們的遊行示威就不再只是偶爾發作的“暴民”憤怒，它是沒那麼容易就可以平息下來的。他們是一支活躍的大軍。在像謝菲爾德那樣的城市裡，一旦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鬥爭，變成地方政治中的主要問題（如19世紀40年代初期），一個強大穩定的無產階級集團就會立即出現。到1847年底，在該市議會中已有八名憲章派代表，而1848年憲章運動的全國性失敗，幾乎沒有對該城市的憲章運動產生任何影響，那裡有一兩萬人為該年發生的巴黎革命高聲歡呼。至1849年，憲章派幾乎奪得了該市議會席位的半數。

在工人階級和雅各賓傳統之下，有一種更古老的傳統基礎，使兩者都得到加強，那就是暴動者或絕望者偶爾進行公開抗議的傳統。直接行動或騷亂，搗毀機器、商店和富人房屋，已有很悠久的歷史。一般說來，這種騷亂反映了全面飢荒或人們在山窮水盡時的情緒，例如在受到機器威脅而衰落的手工業中，搗毀機器的浪潮幾乎是定期席捲（1810－1811年和1826年，席捲英國紡織業，19世紀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中期，則侵襲歐洲大陸紡織工業）。有時，如在英格蘭，騷亂是有組織的工人施加集體壓力的一種公認形式，它並不代表對機器的敵視，如礦工、某些熟練的紡織工人或刀剪工人，他們結合了政治上的溫和態度和有計劃的恐怖行動，以對抗不屬於工會的同僚。傳統的抗爭還反映了失業工人或饑民的不滿。當革命走向成熟之時，由政治意識還不成熟的匹夫所發動的這類直接行動，可能會轉變成一支決定性力量，特別是行動發生在首都或其他政治敏感地區更是如此。在1830和1848兩年，就是這類運動在本來是無關大局的不滿發洩那端，投下一枚巨大砝碼，於是抗議遂變成了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