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一章勞動貧民 2

2 逃避和失敗之外的另一選擇就是暴動。當勞動貧民，特別是已成為貧民核心的工業無產階級面臨這種局面的時候，暴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實際上是迫不得已的。 19 世紀上半葉，出現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而且實際上是群眾性的社會革命騷動，是不可避免的事。 1848年革命便是其直接後果。 1815 －1848年間的勞動貧民處境，著實令人震驚，這一點是任何通情達理的觀察家都無法否認的，而這樣的人所在多有。眾人普遍認定，貧民的處境正在日漸惡化。在英國，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便是基於這樣的假定，認為人口的增長必然會超過生活所需的增長，並得到李嘉圖派經濟學家的支持。那些對工人階級前景持樂觀看法的人，比抱悲觀看法的人少一點，才能也要差一些。在19世紀30年代的德國，至少有14種不同的出版物，是以人民的日漸貧困作為討論主題。而且，關於“日益貧困和食物短缺的抱怨”是否得到證實的問題，也被提出來作為學術獎勵的論文題目。 16位競爭者中，有10位認為已得到證實，只有兩位認為這些抱怨沒有得到證實。從這類意見佔有的壓倒性多數，便可看出貧民普遍陷於令人絕望的苦難之中。

無疑，鄉村實際存在的貧困狀況，顯然是最糟糕的，特別是在無地的工資勞動者，鄉村家庭作坊工人，當然還有擁有土地但很貧困的農民，或靠貧瘠土地生活的那些人中間。那些發生在1789年、1795年、1817年、1832年、1847年的歉收，仍然造成實際的飢荒，就算沒有額外災難的干預，諸如破壞了西利西亞家庭亞麻工業基礎的英國棉紡織品競爭，情況也是如此。 1813年的倫巴底歉收，造成許多人僅靠吃肥料、乾草、豆葉和野果制的麵餅維持生命。甚至在瑞士這樣的穩定國家裡，像1817年那樣的歉收年，也會造成實際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的慘況。與愛爾蘭飢荒的大災難比起來，1846－1848年的歐洲大陸饑民也顯得黯然失色，但這樣的飢荒已經夠現實的了。在普魯士的東部和西部（1847年），三分之一的居民已沒麵包可吃，僅靠馬鈴薯維生。在德國中部山區，簡樸、貧窮的製造業村莊里，男男女女坐在圓木和長凳上，很少有簾子或桌巾，因沒玻璃杯而用陶器或錫杯喝水，居民已有點習慣了馬鈴薯飲食和談咖啡。在饑饉期間，救濟工作者不得不教居民吃他們提供的豌豆和稀粥。因飢餓而產生的斑疹、傷寒，在佛蘭德斯和西利西亞的鄉村肆虐，在那裡，農村的麻布織工與近代工業進行著注定要失敗的鬥爭。

但事實上，除去愛爾蘭那樣的全面災難之外，吸引大多數人注意的苦難——許多人都認為程度日益加重——是城市和工業區的苦難，那裡的貧民不像農村那般消極地挨餓，也不像他們那麼不顯眼。他們的實際收入是否下降，仍是歷史上有爭論的問題，儘管如我們所見，城市貧民的一般處境無疑是惡化了。在不同地區之間、不同種類的工人之間，以及各個經濟時期之間，情況千差萬別，再加上統計數據方面的缺陷，使這些問題很難得出肯定的答案。不過在1848年以前（英國也許在1844年以前），任何顯著的普遍改善都不曾發生，而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鴻溝，肯定是越來越大，越來越明顯。當羅思柴爾德伯爵夫人佩戴價值150萬法郎的珠寶出席奧爾良公爵的化裝舞會時（1842年），正是布賴特（John Bright）這樣描述羅奇代爾婦女的時候：“2000名婦女和少女唱著聖歌走過街道，這是非常獨特、非常令人吃驚的場面。這支奇異的隊伍走近了，她們是可怕的饑民，麵包被狼吞虎咽地吞食下去，其狀難以形容，即使那些麵包上幾乎沾滿了泥土，也會被當作美食吞食下去。”

事實上，在歐洲廣大地區，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可能都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惡化。不僅（如我們所見）城市設施和社會服務無法與城市輕率而又無計劃的發展同步，在1815年到鐵路時代來臨之前，貨幣工資（經常是實際工資）趨於下降，許多大城市的食品生產和運輸價格也隨之下降。那個時代馬爾薩斯主義者的悲觀論調，就是建立在這樣的時間差之上。但除了這種時間差之外，光是飲食習慣從前工業時期的傳統三餐，變為城市化和工業化時期的不加重視或無錢購買，就足以導致營養惡化，恰如城市生活和工作條件很可能導致健康惡化一樣。工業人口和農業人口（而且當然也是上層、中等和工人各階級之間）在身體和健康上的特大差異，顯然都是因為這一原因。法國和英國的統計學家，特別重視研究這一課題。 19世紀40年代，維爾特郡（Wiltshire）和拉特蘭（Rutland）鄉村僱工（未必是一個飽足的階級）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要比曼徹斯特和利物浦勞工的預期壽命高一倍，但那時，僅舉一個例子來說，“直到刀剪行業改用蒸汽動力之前，亦即直到18世紀末，在謝菲爾德（Sheffield）刀剪業中，還不知道什麼叫做磨工病。”但到了1842年，因罹患這種疾病而翻腸嘔吐的磨刀工比例， 30多歲年齡層中有50％的人，40多歲有79％，50歲以上更達100％。

此外，經濟上的變化使廣大勞工階層發生了轉移或取代，這種變化有時對他們有利，但更多時候是使他們感到悲哀。廣大居民群眾因尚未被新的工業部門或城市吸收，仍舊永遠處在一個貧困無告的底層，甚至更多的群眾，被周期性的危機推向失業深淵，這種危機幾乎還不曾為人所認識，它們既是暫時性的，也是反復發生的。一次這樣的經濟蕭條，可以使博爾頓（1842年）或魯貝（Roubaix，1847年）三分之二的紡織工人失去工作。 20％的諾丁漢（Norttingham）居民，三分之一的佩斯利（Paisley）人口，實際上可能都是貧民。像英國憲章主義那類運動，因其政治上的軟弱性，會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敗；但一次又一次的嚴重飢荒——壓在千百萬勞動貧民身上不堪忍受的重負——又將使它一次次復活。

在這些一般性的衝擊之外，還要加上特殊類型勞動貧民所面對的特殊災難。如我們所見，在工業革命初期，並沒有把所有勞工都推進機械化的工廠中。相反，在少數已機械化和大規模生產的地區周圍，增加了許多前工業革命的手工業者、某些種類的技術工人，以及家庭和作坊的勞工大軍，工業革命常常改善了他們的處境，特別是在勞動力長期短缺的戰爭期間。 19世紀20和30年代，機器和市場的無情發展，開始把他們甩到一旁。在這樣的過程中，獨立人變成了依附者，人則變成了“人手”。在經常是極其苛刻的條件下，產生了許許多多喪失社會地位、貧困無告，以及忍飢挨餓的人群——手織工、網狀織物編織工等等——他們的處境甚至使多數鐵石心腸的經濟學家都感到恐懼。這些人並不是技術不熟練或愚昧無知的下等人。類似在19世紀30年代被搞得七零八落的諾里奇（Norwich）和鄧弗姆林（Dunfermline）織工，過去通過談判確定的“價目單”已變成廢紙片的倫敦家具製作工，已沉淪於血汗和工場泥淖、變成流浪無產者的歐洲大陸技術工人，以及已喪失其獨立性的手工業者等等，這些人都曾經是技術最熟練、教育程度最高、最能自立的工人，是勞動人民的精英。 （1840年，在195名格洛斯特郡成年織工中，只有15人既不能讀，也不會寫；但1842年，在蘭開夏、柴郡和斯塔福德郡逮捕的暴亂者中，只有13％的人可以好好讀寫，32％的人讀寫不全。）他們不知道，他們周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很自然，他們會尋求出路，甚至更自然的是，他們會抗議。 （“我們的工人人口中，約有三分之—……是織工和僱工，他們的平均所得如無教區補助，根本不足以養家糊口。這一群人，在他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體體面面的，受人尊敬的，現在卻飽受工資下降之苦和時代之難。特別是為了這群貧困夥伴，我願意推薦這種合作制度。”F．Baker，First Lecture on Co-operation，Bolton 1830年。）

在物質上，新興的工業無產階級可能多少有所改善。但同時他們卻是不自由的，要在老闆或監工的強力控制下，忍受極其嚴苛的紀律管束，他們得不到法律援助來對付老闆監工，因為公共保護才剛剛起步。他們不得不在老闆規定的鐘點和輪班時間工作，接受老闆為了加強或增加利潤而施行的懲罰和罰款。在一些閉塞的地區和行業中，他們不得不在老闆的商店裡購物，還常常得被迫領取實物工資（這樣可使厚顏無恥的雇主賺取更多利潤），或住在老闆提供的房子裡。無疑，農村小伙子或許會認為這種生活比起他們的父輩，依賴性可能小一點，情況或許還要好一些；而在歐洲大陸那種帶有強烈家長制傳統的行業裡，老闆的專橫，至少部分被安全感、教育以及有時提供的福利設施所抵消。但對自由人來說，進入這樣的工廠充當一個“人手”，無異於陷入一種奴隸狀態，因此除非快要餓死，否則他們都寧可避而遠之。即使進了工廠，他們在抵制嚴厲紀律方面，也要比女工和童工頑強得多。所以工廠主人多半傾向於招收女工和童工，當然，在19世紀30和40年代的部分時間裡，即使是工廠裡的無產階級，他們的物質狀態也趨於惡化。

不管勞動貧民的實際狀況如何，毫無疑問的，他們當中每一個稍會思考的人——即那些不接受窮人命該受苦受難、不相信命運無法改變的人——都認為：勞工是受到富人的剝削才變得窮困，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而窮人受苦就是因為富人受益。資產階級的社會機制，根本就是殘酷不公而且不合人道。 《蘭開夏合作者》（Lancashire Co－operator）一書寫道：“沒有勞動就沒有財富。工人是一切財富的源泉。是誰種植、飼養了一切食品之源？是吃得半飽的窮苦勞工。是誰建造了被不事勞動和不事生產的富人所佔有的房屋、倉庫和宮殿？是工人。是誰紡出了所有紗線和織出了所有布匹？是紡紗工和織布工。”然而，“勞工始終是窮人和赤貧者，而那些不干活的卻是有錢人，並且擁有過分充足的財富。”而絕望的農村僱工（甚至到今天，黑人靈歌歌手還在逐句地重複吟唱），說得雖沒那麼清晰，但也許更加深刻：

如果生命可以用金錢來買的話， 那麼富人可以活，窮人就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