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一章勞動貧民 1

第一個工廠主人，就像殖民地的種植園主人生活在他們的奴隸中那樣，生活在自己的工廠裡，他一個人要面對成百個工人，而里昂的破壞活動，就像是聖多明各的那種暴動……威脅社會的野蠻人既不在高加索，也不在蒙古草原，而是在我們工業城市的郊區……中產階級應認清這種局勢的性質；他應當知道他是站在何處。 ——吉拉丹，《辯論報》1831年12月8日 想要做官掌權， 總得被大氅，掛綬帶。 我們為你們大人物紡紗織布， 死後卻不包裹屍布就草草掩埋。 我們是織布工， 卻赤身裸體，無遮無蓋。 你們的統治行將結束， 我們掌權的日子就要到來。 我們為舊世界織好了裹屍布， 造反的吼聲已響徹天外。 我們是織工，

從此衣冠整齊，有穿有戴。 ——里昂絲織工人歌謠 1 那些發現自己正處在資本主義社會道路上的貧民來說，在他們面前展現出三種可能性，而且他們在當時仍難以進入的傳統社會領域內，再也得不到有效的保護。這三種可能性是：他們可以爭取成為資產階級；或讓自己忍受折磨；或起而造反。 如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的那樣，第一條道路對那些身無分文得以賺取財產或接受教育的人來說，不僅實行起來有困難，而且也頗令人厭惡。純功利式的個人主義社會行為製度，秉持的信條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種理論上看似合理的叢林競爭法則，在成長於傳統社會之人的眼中，無異於淫亂的魔鬼。 1844年，絕望的西利西亞麻布手織工，為了與自己的命運抗爭，發動了一場失敗的起義。起義工人中有人說道：“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發明了各種巧妙無比的技巧，用來削弱和破壞別人的生計。唉！但再也沒有人會想到《聖經》第七條戒律的訓示：你不能偷盜。他們也沒記住路德（Luther）對這一條戒律的評註，路德說：我們應當敬畏上帝，我們不能拿走鄰居的錢財，不能用假貨和欺詐的交易去獲取錢財，相反，我們應當幫助鄰人保護並增加其生計和財產。”這段話代表了所有發現自己簡直是被地獄的力量拖入深淵之人的所有心聲。他們要求的並不多。 （“富人常給窮人以施捨，而窮人過著極簡樸的生活，因為在那時，下層人不像他們今天那樣，很少需要誇耀用的衣著和打扮。”）但即使這麼卑微的地位，如今也被剝奪了。

因此，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抵制，即使經過最合理的計劃，也少不了野蠻的行為。以濟貧稅救助低薪勞工的“斯平漢姆蘭”制度，由鄉紳主導實行，並深受勞工依賴，雖然經濟學上對這種制度的反對已成定論。作為緩和貧困的一種方式，基督徒式的施捨毫無助益，就像在大量興辦慈善事業的教皇國家可以見到的那樣。但它不僅在傳統的富人當中普受歡迎，而且也在傳統的窮人當中普受歡迎。富人把它看作防止邪惡平權的手段（這種平權觀念是“那些堅持自然創造的眾人都是平等的，而社會差別純粹只有在公共效益中才能找到”的夢想家所提出的）；而窮人深信，他們有權獲取富人餐桌上的麵包屑。在英國，有一道鴻溝把互助會（Friendly Society）中產階級提倡者和貧民分隔開來，前者認為互助會完全是個人自助的一種形式；而後者還把它們當作、並且根本常常當作是舉行歡樂聚會、儀式、宗教祭典和慶祝活動的社會團體，這對互助會的健全是有害的。

甚至連資產階級也認為，在這些方面，純粹自由競爭並未給他帶來實際好處，因而加以反對，這使那種抵制更為強化。誰也不比頑強的美國農場主人和工廠主人更熱心於個人奮鬥精神，沒有一部憲法像美國憲法那樣——或者他們的法學家直到我們這個世紀以前還認為的那樣——反對類似聯邦童工立法那種對自由的干預。但是如我們所見，卻也沒有誰比他們更堅定地致力於對其實業的“人為”保護。新式機械是私人企業和自由競爭的主要好處之一。但是，不僅勞工盧德派奮起搗毀機器，當地的小商人和農民也同情他們，因為他們也認為改革者破壞了他們的生計，而政府則不得不於1830年發出措詞嚴厲的通告，指出“機器應像其他任何形式的財產那樣，受到法律的保護”。在資產階級自由派深具信心的堡壘之外，新興企業家懷著動搖和疑惑的心惰，著手完成他們破壞社會和道德秩序的歷史任務，這更加強了窮人的信念。

當然，也有一些勞動者極力躋身於中產階級，或者至少是遵循節儉、自助和自我改善的訓誡。在中產階級激進主義的道德和說教讀物、戒酒運動和致力傳道的新教當中，隨處可見把斯邁爾斯視為其荷馬的那類人，而事實上，這樣的團體吸引了或許還鼓勵了雄心勃勃的年輕人。 1843年創立的羅頓節欲院（Royton Temperance Seminary，局限於小伙子，大部分是棉紡織工人，他們發誓戒酒、不賭博，並養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在20年裡培養了五個紡紗廠老闆、一名教師、兩名俄國棉紡廠經理，“和不少取得諸如經理、監工、機械工工頭、合格校長之類的體面職位，或變成體面的店鋪老闆。”顯然，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以外，這種現像不那麼普遍，在那些地區，工人階級以外的道路（除了移民）要狹窄得多，即使在英國，這樣的道路也不特別寬廣；而激進中產階級對熟練工人的道德和理智影響，也要小一些。

另一方面，顯然有更多人面臨他們無法理解的社會災難，遭受貧困和剝削，麇集於淒涼污穢的貧民窟或正在擴大的小規模工業複合村，因而陷於道德淪喪。失去了傳統制度和行為指南之後，人們怎能不淪人以權宜之計臨時糊口的深淵呢？許多家庭在每週發薪日之前，不得不把他們的毛毯典當出去（1855年，典當給利物浦當舖老闆的所有物品中，有60％價值在五先令以下，27％在二先令六便士以下）；而酒精則是擺脫曼徹斯特、里爾或博里納日（Borinage）等工業大城的捷徑。酗酒大眾幾乎已成為輕率失控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伴生現象，“酒瘟”開始在全歐洲蔓延。也許那個時代無數感嘆酗酒日益嚴重、妓女或男女淫亂日益敗德之人，有些誇大其詞。不過，1840年左右，在英國、愛爾蘭和德國，有計劃的戒酒宣傳突然大增，有中產階級的，也有工人階級的，這種情形顯示，對世風日下的擔憂既非學究專屬，也不限於任何單一階級。其直接成就十分短暫，但在該世紀的其餘時間，不管是開明的雇主還是勞工運動，對烈酒的厭惡仍然是共同的。 （這種厭惡並不適用於啤酒、葡萄酒或已成為人們日常慣用飲食的其他飲料。這種運動以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為主力。）

但是，悲嘆新興城市和工業區貧民世風日下的同時代人，當然並不是在誇大其詞。而這些事件加在一起，使得情況更加惡劣。城鎮和工業區在沒有計劃和監管的情況下迅速發展，一些最起碼的城市生活服務設施，例如，街道的清掃、飲用水供應、衛生，更別提工人階級的住房了，都完全跟不上城市發展的步伐。這種城市狀況惡化的最明顯後果，便是傳染性疾病再度出現（主要是水源性傳染病）、廣泛流行，特別是霍亂。霍亂從1831年起再度征服歐洲，並在1832年橫掃從馬賽到聖彼得堡的歐洲大陸，後來還曾再度爆發。舉一個例子來說，在格拉斯哥，“1818年前，斑疹傷寒並未被當做什麼流行疾病而引起注意”。此後，斑疹傷寒的發病率不斷增加。至19世紀30年代，該城有兩種主要流行病（斑疹傷寒和霍亂），19世紀40年代有三種（斑疹傷寒、霍亂和回歸熱），19世紀50年代上半期兩種，一直到一整代人忽視城市衛生的情況改善為止。忽視城市衛生的可怕後果，又因為中產階級和統治階級未曾親身感受，而更顯嚴重。本書所論時期的城市發展，以飛快的速度將不同階級隔離開來，新興的勞動貧民，被推入政府、商業中心以及新闢的資產階級專門住宅區之外，溺陷於黑暗的苦難深淵。在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歐洲各大城市，幾乎被普遍地劃分為“豪華”的西區和“貧窮”的東區。 （“迫使工人遷出巴黎市中心，一般而言，都對他們的行為舉止和道德產生了令人悲嘆的影響。在舊時，他們通常住在建築物的上層，其下層由商人和相對來說屬小康階級的其他成員佔用。在同一幢建築物中賃屋而居的人，產生了一種團結友愛的精神。鄰居在小事上互相幫助，工人生病或失業時，也可以在樓中鄰里找到援手。另一方面，一種身為人的尊嚴感，也始終規範著工人階級的行為。”）除了勞工自己主動興辦的設施外，在這些新興的勞工聚居區裡，除了酒館，或許還包括小教堂，此外根本沒有公共設施。一直要等到1848年後，當新的流行疾病從貧民窟蔓延出來，開始造成富人的死亡；以及在貧民窟中長大的絕望群眾，以社會革命嚇壞了當權者的時候，有計劃的城市改建和改善才開始進行。

酗酒還不是世風日下的惟一象徵，殺嬰、賣淫、自殺和精神錯亂等社會現象，都與這場社會和經濟的大災難有關。這項發現主要得感謝當時代人對我們今日稱為社會醫學所進行的開拓性工作。 （我們對那個時代［及隨後的改進〕的了解，大多歸功於許許多多的醫生，他們與資產階級輿論普遍的自鳴得意和強硬態度適形成鮮明對照。此外，維勒梅和《公共衛生年鑑》[Annales d'Hygiene Publique，1829年〕的英國撰稿人——凱伊〔Kay〕、撒克拉[Thackrah]、西蒙［Simon〕、蓋斯克爾[Gaskell]和法爾［Farr］，還有德國的幾個人，都值得我們給乎更廣泛的紀念。）刑事犯罪和日益增多而且經常是無目的的暴力犯罪，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暴力犯罪是個人對威脅著要吞噬馴服者的力量的盲目宣洩。盛行於此時的天啟教派、神秘教派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迷信（參見第十二章），處處表明：對毀滅人類的社會大震動，人們表現出類似的無能為力。例如，霍亂的流行在信奉天主教的馬賽以及信奉新教的威爾士，都同樣造成了宗教復興。

在社會行為的各種扭曲形式之間，有一點是共同的，而且恰好都與“自助行動”有關。這些形式都是逃脫貧民勞工命運的企圖，或者至多是接受或忘記貧困和羞辱的企圖。那些相信來世的人、酒鬼、小盜賊、精神病患者、流浪乞丐，或雄心勃勃的小業主，都對其集體狀況視而不見，並且（小業主除外）都對採取集體行動的能力漠不關心。在這一時期的歷史上，這種群眾性的冷漠態度所起的作用，比人們經常認定的大得多。下述的那種情況絕非偶然：技術最不熟練、受教育最少、最無組織性、因而也最沒希望的貧民，在當時和後來都是政治態度最冷漠的人。在1848年普魯士哈勒（Halle）城的選舉中，有81％的獨立手工業師傅和71％的石匠、木匠和其他熟練建築工人參加投票，而在工廠和鐵路工人、僱工和家庭代工當中，只有46％的人參加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