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章向有才幹的人開放的職業 3

3 在各類群體當中，沒有比少數派更熱情歡迎向有才能的人開放晉升之途，無論這些職業是什麼，因為這些少數派群體在當時尚不被允許躋身顯著地位。這不僅因為他們出身不佳，也因為他們遭到官方和集體的歧視。法國新教徒以無比的熱情投身於大革命期間和之後的公共生活，這種熱情惟有西方猶太人所迸發的那種才幹可與媲美。 18世紀的理性主義為這種解放進行了準備，法國大革命則將它付諸實行。在此之前，猶太人邁向成功的道路只有兩條：一是商業或金融，一是解說神聖律法，但這兩者都使他局限在狹小而且被隔離的猶太聚居區中。只有一小批“宮廷猶太人”或其他富有者，半隱半現地浮出其聚居區外，即使是在英國和荷蘭，他們也要小心謹慎，不可走得太遠，以免陷入危險和不得人心的境地。即使是這樣有限的顯露，也只有在那些昏醉的不信宗教者當中，才不顯得不受歡迎，但總體而言，這些不信教者也擺明並不歡迎猶太解放。世世代代的社會壓抑，使得猶太聚居區也實行自我封閉，拒絕任何違離嚴密正統之外的行動，並將其視為不信和反叛。在18世紀，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解放運動先驅，尤其是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都被罵成是叛逃者和無神論者。

大批猶太人居住在舊波蘭王國東部和立陶宛的猶太區內，這些猶太區迅速增長。區內的猶太人繼續在充滿敵意的農民當中，過著自我約束和叫人猜疑的生活，只有在教派信仰上，才能使他們有所分歧，一派效忠於立陶宛正統派學識淵博的拉比，另一派則虔信忘我入神卻備受窮困折磨的哈錫德派。 1834年，奧地利當局逮捕了46名加利西亞革命者，其中只有一名猶太人，這是非常典型的情形。但是，在西方更小的社區中，猶太人雙手緊緊抓住他們的新機遇，無論如何也要得到官員職位，即使不得不為此付出名義上受洗的代價，在那些半解放的國家中，經常也是如此。實業家想要得到的，甚至不止是官職。羅思柴爾德家族是國際上的猶太之王，他們不止是有錢而已。他們本來可以更早發跡致富，儘管這一時期的政治軍事變化，為國際金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他們此際也已被視為有錢人，具有一種與他們的財富大致相稱的社會地位，甚至渴望成為貴族。事實上，歐洲的王公們已從1816年開始授予他們貴族爵位（1823年，他們成為世襲的哈布斯堡男爵）。

比猶太人的財富更令人吃驚的，是在世俗的藝術、科學和各種職業中，猶太人才華橫溢的表現。以20世紀的標準來衡量，這種才華的展露還很有限。不過，到了1848年，19世紀最偉大的猶太思想家和最成功的政治家，都已雙雙達到成熟時期。他們分別是馬克思和迪斯累裡（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此時尚無猶太籍大科學家，只有幾位雖不是第一流卻也有顯著地位的數學家。邁耶貝爾（Meyerbeer，1791－1864）和門德爾松（Mendelssohn－Bartholdy，188－1847）還稱不上是當時最傑出的作曲家；不過在詩人當中，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詩作流傳下來，評價甚高。此時也還沒出現偉大的猶太演奏家和指揮家，沒有重要的猶太畫家，惟一重要的戲劇演員，就是女演員拉舍爾（Rachel，1821－1858）。事實上，天才的產生並不是衡量一個民族獲得解放的尺度，反倒是從大批並非最卓越的猶太人才突然湧現，並且加入到西歐的文化和公眾生活之中——尤其是法國，最重要的是德國諸邦——更能看出這種解放。這些人才的湧現，為來自偏遠內地的猶太移民提供了語言和意識形態，用以逐漸填平橫隔在中世紀與19世紀之間的鴻溝。

雙元革命賦予猶太人在基督教統治之下所曾享受到的、最接近於平等的東西。那些抓住機會的猶太人，所希望的莫過於“同化”到新社會之中，而且出於明顯的原因，他們的歸屬感幾乎全都是自由主義的。然而，即使是煽動性政治家還沒有認真利用流行於被剝削大眾中的反猶主義（到此際，勞工大眾已經可以把猶太人視作資本家），猶太人的處境仍是捉摸不定、令人不安的。 （日耳曼強盜“屠夫”畢克勒[JohannesBueckler，1777－1803]專以猶太人為犧牲品，並因此名聲大噪；在19世紀40年代布拉格的工人騷動中，也有反猶太的情形。）在法國和德國西部（尚不及於別處），一些年輕的猶太人發現自己正夢想著一個更為完美的社會。有一種明顯的猶太特質存在於法國的圣西門主義中（羅德里格斯〔OlindeRodrigues〕、皮爾耶兄弟、阿列維［Leon Halevy］、戴希塔爾〔d'Eichthal〕），並在較小程度上存在於德國的共產主義中。 （赫斯[Moses Hess]、詩人海涅，當然還有馬克思，不過，他對他的猶太出身，表現出一種徹底的冷淡。）

猶太人所處的地位，使他們格外樂意融入資本主義社會。他們是少數族群。他們之中的極大多數已居住在城市中，在很大程度上已對城市化的種種疾病有了免疫力。統計學家已經註意到他們在城市中的死亡率和患病率較低。他們之中極大多數是識字者，不從事農業；而且很大一部分人已經在從事商業或各種專門職業。只要察覺到新形勢、新思想所具有的潛在威脅，他們本身所處的形勢就會不斷地迫使他們去思考這些新形勢、新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對世上大多數的民族而言，適應新的社會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這種不適應，部分是因為頑固的舊習使他們幾乎不可能理解新社會對他們的期待。如在19世紀40年代，年輕的阿爾及利亞紳士，被送到巴黎接受歐洲教育。他們吃驚地發現自己受邀參加這個皇都中的任何活動，除了國王和貴族的社交宴會。此外，新社會也不比舊社會更容易適應。那些接受中產階級文明洗禮和行事方法的人們，可以自如地享受其好處；但那些拒絕或無力這麼做的人們，簡直就無可指望。堅持選舉權必須有財產資格限制，這是1830年時各個溫和自由主義政府的特色，其中的偏見不僅是政治上的。他們認為無法表現出積聚財富能力的人，稱不上是一個完整的人，因而也很難說算是一個完整的公民。這種態度在歐洲中產階級與異教徒的接觸當中，表現得最為極端。歐洲中產階級致力於通過明智純真的傳教士，說服異教徒皈依基督教、信仰商業並穿上褲子（其間無法劃出明顯界線），或是想把自由主義的立法真理強加給他們。只要他們接受了這些，自由主義（至少在革命的法國人當中）就準備授予他們具有一切權利的公民身份，或者如在大英帝國的子民當中，完成他們有朝一日成為一名英國人的希望。這種態度充分反映在拿破崙三世的參議院中。在本書所論時代結束但仍受其影響的數年中，法國參議院向阿爾及利亞人開放了公民身份：“根據他的要求，他被允許享有法國公民的權利，因此，他必須遵守法國的民法和政策。”阿爾及利亞人所必須放棄的，實際上就是伊斯蘭教信仰；如果他不想這麼做——極少有人這樣做——那麼，他就仍是一個人民而不是公民。

“文明人”對“野蠻人”（包括國內大量的勞動貧民）的眾多輕蔑，都建立在這種露骨的優越感上。中產階級世界對所有人都是自由開放的。那些未能進人其中的人，要不是因為缺乏才智、道德或精力，而罪有應得；便是受到歷史或種族遺產的拖累，否則，他們早已充分利用他們的機會了。這種發展約在該世紀中期達到頂點，於是，那段時期也就變成一個史無前例的冷酷時期。這不僅是因為當時的富人對其周圍令人震驚的貧困完全視若無睹，那種恐怖的貧窮現象，只會對外來訪客造成衝擊（今日印度貧民窟的情況亦然）；更因為他們提起窮人的態度，就好像談到外國的野蠻人一樣，根本不把他們當人看。如果他們的命運是要成為工業勞工，他們也只會是一群烏合之眾，要以絕對的強制、嚴厲的工廠紀律、輔之以國家的幫助，強迫他們適應恰當的紀律模式。 （頗有特色的倒是當時的中產階級認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與明顯具歧視性的勞工法典之間，並無矛盾之處；在這樣的法典中，如1823年英國的《主僕法》，工人違背合同要處以監禁，雇主違背合同卻只處以少量罰金，如果真有其事的話。）窮人應當讓他們一直處在飢餓的邊緣上，因為若非如此，他們就不願工作，就不會具有堪稱為“人”的動機。雇主們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對維勤梅說：“工人們為了自己著想，應該使自己經常受需求所迫，因為這樣他才不會給孩子們樹立壞榜樣。而且，貧困也可以確保他的良好行為。” 然而，對中產階級來說，窮人還是太多了，他們只能指望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能夠發揮作用，去餓殺足夠多的窮人，以建立生存人口的最大限量；當然，除非每一個不具理性的窮人都能節制生育，理性地確立他們自己的人口控制。

這種態度與正式承認的不平等，只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 1853年，巴德里拉爾（Henri Baudrillart）在法蘭西學院的就職演說中提出：不平等是人類社會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兩個是財產和繼承權。於是，階級社會就這樣在形式平等的基礎上重建起來。失掉的只是昔日它所寬容的那些東西：認為人既有責任又有權利的普遍社會信念，以及美德善行絕不僅等於金錢的信念；下層階級雖然卑微，也有在這塊上帝召喚他們前來的地方，過一種簡樸生活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