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第二篇結果第十章向有才幹的人開放的職業 2

2 因而雙元革命的決定性成就，就是它們打開了有才之士的進身之路，或者至少說是向精力、精明、勤奮，以及貪婪，打開了進身之路。並不是說所有的進身之路都已敞開，也不代表它們全都能通往社會階級的頂端，或許在美國是例外。然而，這些機遇是多麼非凡！昔日靜止不變的階級制度理想，已經遙遙地遠離19世紀！漢諾威王國的謝勒（Kabinettsrat vonSchele），曾拒絕一位貧寒的年輕律師申請一個政府職位，其理由是這位年輕律師的父親是一名訂書匠，他理當繼承父業。而今，這個理由顯得既不充分又極荒唐。然而謝勒所做的，只不過是奉行穩定的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古老格言，而且在1750年時，一位訂書匠的兒子的確只有繼承父業一途。現在，他卻不再非這麼做不可。在他面前敞開了四條成功之路：實業、教育（並可藉此轉向政府公職、政治以及自由業三個目標）、藝術以及戰爭。戰爭在革命時期和拿破崙時期的法國是很重要的，但在隨後數代人的長期和平中，便不再具有重要性，也因此不再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三條道路是新近才出現，因為此時有比以往大得多的公共獎賞，鼓勵那些能令大眾歡娛或感動的非凡才能，舞台的社會地位日益上升，便表明了這點。這種地位的上升，在愛德華時代的英國，最終產生了相互關聯的景象：封為騎士的男演員和娶合唱隊女孩為妻的貴族。甚至在後拿破崙時期，就已經產生了富有特色的現象：被當作偶像崇拜的歌唱家（如“瑞典夜鶯”琳德［Jenny Lind〕）或舞蹈家（如埃爾絲勒[Fanny Elssler]，以及被奉為神明的音樂藝術家（如帕格尼尼[Paganini]和李斯特［Franz Liszt］）。

實業和教育都不屬於向所有人開放的坦途，即使是在那些充分擺脫了習俗和傳統束縛的人們當中，也是如此。這些人相信“像我這樣的人”將為他們容納，也知道在一個個人奮鬥的社會中如何活動經營，或者承認“自我完善”是值得的。想走上這兩條路的旅行者必須交付通行費：沒有一些起碼的資財，無論限額多麼小，便很難在成功之路上啟步。這種通行費對想踏上教育之路的人來說，無疑要比進入實業之路更高，因為即使是在建立了公共教育體系的國家中，初等教育一般仍受到忽視，而且，即使在有初等教育存在的地方，出於政治原因，也僅只教授最低程度的識字、算術和道德服從。不過，非常矛盾的是，乍看起來，教育之路似乎要比實業之路更有吸引力。 這種認知並不奇怪，因為教育只需要人們在生活的習慣和方式上做一點小小的革命。學識，如果只是教士學習的那種學識，早已在傳統社會中擁有了為人所認可、為社會所重視的地位，而且實際上，比它在純正的資產社會中的地位更為顯著。家庭中有一位教士、牧師或猶太學者，可能就是窮人所能期望的最大榮幸，也值得為此做出巨大犧牲。一旦開放這樣的進身之路，這種社會傾慕可以輕易地轉向世俗學者、官吏或教師，或者在最好的情況下，轉向律師和醫生。此外，學識不像實業那樣，具有明顯的反社會傾向。受過教育者不會像無恥自私的商人和雇主那樣，主動攻擊他的同類。實際上經常看到的情形是，他們（尤其是教師）明顯地是在幫助同胞擺脫看來是他們苦難之源的愚昧無知和黑暗。比起對個人實業成功的普遍渴求，對教育的普遍渴求更容易實現，而且，學校教育比可賺錢的奇怪藝術更容易取得。在那些幾乎完全是由小農夫、小商販和無產者所組成的社區中，如威爾士，人們一方面會渴望將兒子送去從事教學或傳教工作，但同時卻對財富和實業本身有著痛苦的社會怨恨。

然而，在一定意義上，教育代表著個人主義式的工作競爭、“向才乾之士開放的職業”，以及實力戰勝出身和關係。在此，教育的效用完全與實業不相上下，而且是通過競爭性的考試來實現的。如同往常，考試制度最具邏輯性的表現方式，也是產生於法國大革命之中，類似等級制度的考試，迄今仍在從學術優勝者中挑選出知識精英分子，去管理和教導法國人民。學識和競爭性考試，也是英國最具資產階級意識的思想學派的理想。這個學派就是邊沁主義的“哲學激進派”，他們最終（但不是在本書所述時期結束之前）會將這種理想以一種極為純淨的形式，強加在英國內政部和印度事務部之上，以反對貴族的激烈抵抗。憑實力取才，如經由考試或其他教育檢定，已成為公認的理想典範。只有最為陳腐的歐洲公職，如羅馬教廷和英國外交部，或最民主的文官制度，如美國，不在此列。最民主的文官制度，傾向於以選舉而不是考試作為選拔公職人員的標準。雖然，像其他形式的個人主義競爭一樣，考試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方法，卻不是民主的或平等主義的方法。

因此，教育向有才之士開放所產生的首要社會結果，是矛盾的。它所產生的不是自由競爭的“開放社會”，而是官僚制度的“封閉社會”；但是，這兩者——以其多樣的方式——都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時代中最富特色的體制。 19世紀高等文官的氣質，基本上仍是18世紀啟蒙運動時的那種氣質：在中歐和東歐是共濟會式和“約瑟芬式”（Josephinian），在法國是拿破崙式，在其他拉丁語系國家是自由主義式和反教士的，在英國則是邊沁主義式。眾人一致公認，一旦有實力者在文官制度中鞏固了地位，競爭就轉變為自動晉升，不過，一個人究竟能晉升得多快和多高，仍取決於（在理論上）他的實力，除非有規定的平均主義強迫純粹憑資歷晉升。因此，乍看起來，官僚制度非常不同於自由主義社會的理想。然而，憑實力選才的意識、普遍的廉潔風氣、講求實際的效率、一定的教育程度，以及非貴族的出身，都將公職文官聚為一體。就算是刻板嚴厲地堅持自動晉升（尤其是在那個非常中產階級的英國海軍部中，其延續的時間已達到了荒唐程度），至少也有以下的好處：排斥典型的貴族徇私或君主偏袒的習性。在經濟發展停滯落後的社會中，公職向新興的中產階級提供了一種替代的中心點（巴爾扎克小說中的所有官員，看來都是出身於小企業家庭或即將變成小企業家庭）。 1848年的法蘭克福國會（FrankfurtParliament）中，68％的議員都是文官或其他官員，只有12％的議員是“自由業者”，2．5％是實業家，這種情況並非偶然。

因此，對有意追求名利的人來說，有幸的是，後拿破崙時期幾乎在所有地方都是政府機構和政府活動明顯擴張的時期，不過，這種擴張很難大到足以吸納日益增多的識字公民。 1830－1850年間，平均每人的公共開支在西班牙增加了25％，在法國增加40％，在俄國增加44％，在比利時增加50％，在奧地利增加70％，在美國增加75％，在荷蘭增加90％以上。 （只有在英國、英屬殖民地、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幾個落後國家，按人口分攤的政府開支維持穩定或下降，而這個時期正是經濟自由主義如日中天之時。）這種增加的情況，部分可歸因於軍隊這個顯而易見的賦稅消費者。儘管沒有發生重大的國際戰爭，軍隊在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卻還是比之前要龐大得多。以1851年主要大國的軍隊總數為例，其中惟有英法兩國的數字，低於1810年拿破崙力量臻於頂峰之際。其他大國，如俄國、德國和意大利諸邦國，以及西班牙，實際上擁有更龐大的軍隊。這種增加情況，也可歸因於國家舊職能的發展以及新職能的取得。認為自由主義敵視官僚制度，是一種基本的錯誤觀念。 （那些具有邏輯思想的資本主義擁護者——激進的邊沁學派，並不曾犯這種謬誤。）自由主義只敵視缺乏效率的官僚制度，敵視政府乾涉那些最好是留給私營企業去辦的事情，以及敵視過多過濫的稅收。使政府的作用降到只具守夜更夫的功能，這種庸俗自由主義的口號，掩蓋了下列事實：剪除了無效率和乾涉性功能的政府，會是一個比過去更為強大而且更有雄心的政府。例如，及至1848年，只有政府才擁有現代、而且經常是全國性的警察武力：法國始於1798年，愛爾蘭始於1823年，英格蘭始於1829年，西班牙始於1844年；除英國之外，通常也只有政府才擁有公共教育體系；除了英國和美國，公共鐵路服務也歸或將歸政府所有；在任何地方，都是由政府經營日益擴大的郵政服務，用以滿足急速增大的商務和私人通訊需求。人口增長迫使國家維持一個更大的司法系統；城市增長和城市社會問題也要求一個範圍更大的市政管理系統。無論政府的職能是新增還是舊有，都日益依靠一個由專職官員組成的、單一的、全國性的文官體系去執行，其中的高級官員，由各國的中央權威任意調遣和升遷。這種有效率的服務雖然可以大量減少官員數量、消除腐敗和兼職差役，並可降低行政單位的成本花費，然而卻會創造出一個遠令人可畏的政府機器。自由主義國家的大多數基本職能，看來都超出了大多數前革命專制國家最狂放時的夢想，例如聘用支付薪酬的官吏或維持一支全國性的常規地方警力，去有效地評估和徵收稅款。徵稅的水準也超過從前甚多，甚至也曾間歇實行累進所得稅率，而這正是自由主義政府得以維持的原因：實行自由主義的英國，其1840年的政府開支，竟相當於獨裁俄國的四倍之多。 （在英國，累進所得稅是在拿破崙戰爭時臨時徵收，從1842年起常年徵收；1848年前，沒有其他重要國家仿效此一先例。）

傳說拿破崙的士兵會在軍用背包裡攜帶軍官肩章，作為他最終取得元帥權杖的第一步。然而，那些新的官僚職位卻很少在實際上等同於這些軍官肩章。 1839年時，法國計有13萬名文職官員，其中大多數是郵遞員、教師、低層徵稅官、司法官員，以及類似人員；甚至於內政部的450名官員和外交部的350名官員中，大多也是普通辦事員，從狄更斯到果戈里的文學作品，都把這一類人描寫得淋漓盡致。除了公職特權外，他們難得有什麼值得嫉妒的，他們所得到的保障，只是可以用一種穩定的節奏終身挨餓受窮。只有寥寥可數的官職，夠稱上是一份中產階級的好職業，從經濟上看，誠實的官員不可能在過得去的舒適之外，指望更多東西。 19世紀中期的改革者，在英國文官制度中設計了“行政管理級”官員，以作為適合中產階級的級別，但即使是到今天，該級行政官員也不會多於3500人。

雖然小官吏或白領工人的情況簡樸如此，但若比起勞動貧民，他們還是像山巒般高高在上。這些人不需從事體力勞動。儘管只是像徵性的，但他潔淨的雙手和雪白的衣領，都使他偏向富人那邊。他們身上通常都帶有公共權威的魔力。男男女女在他面前，只能排隊領取登記著他們生活的文件，他對這些人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他可以告訴這些人甚麼是不可以做的。在較落後的國家（以及民主的美國）兄弟子侄可指望通過他找到一份工作；在許多不那麼落後的國家，他不得不受賄。對於無數的農民或勞工家庭，對於不太可能以其他方式提高社會地位的人來說，小官吏、教書和神職人員至少在理論上是可以觸及的，這座喜馬拉雅山是他們的兒子有可能攀登的。 自由業很少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因為要想成為一名醫生、律師、教授（在歐洲大陸上意味著當一名中學校長或大學教師），或者成為一名“從事各種職業的受過教育者”，都需要有多年的教育或出眾的才華和機遇。 1851年的英國，有大約1.6萬名律師（不算法官）和不過1700名的法律學生（歐洲大陸上律師的數目和比例通常更高）；大約1．7萬名醫生和外科醫生，以及3500名醫學學生和助手；不足3000名建築師；大約1300名“編輯和作家”（法文的新聞記者［Journalist〕一詞，尚未得到正式認可）。法律和醫學是兩個具有悠久傳統的職業，第三個則是教士。教士提供的出路少於人們所指望的，如果只是因為它的擴張程度遠慢於人口的增長，那也還好，但實際的情況卻是，由於各個政府的反教士熱情，使得這門職業正在萎縮而不是擴張。約瑟夫二世查禁了359座男女修道院，西班牙在其自由主義時期也極力查禁所有的修道院。

只有一條真正的出路存在：即由世俗者和教會人士充任小學教師。教師這行的主要成員多半是農夫、工匠和其他簡樸家庭的下一代，其數目在西方國家中絕非微不足道：1851年，英國有大約7．6萬名男女自稱是校長或普通教師，這還不包括2萬名左右的家庭教師。對於身無分文而又受過教育的女孩而言，若她們不能或不願以不太體面的方式謀生，家庭教師就是她們眾所周知的最後出路了。而且，教學不僅是龐大的，也是正在擴張中的一門職業。教師的收入很低，但是，除了英國和美國這種市儈盛行的國家外，小學教師是極受歡迎的人物。因為在平凡男女第一次發現愚昧無知是可以驅除的時代，如果有任何一個人代表了這個時代的理想典範，那麼這個男人或女人的生活及呼喚，必定能夠提供孩子們他們父母從未有過的機遇，能夠為孩子們敞開世界，能夠以真理和道德浸潤他們。

當然，實業是向有才能的人開放的最明顯職業，而且在一個迅速發展的經濟潮流中，實業的機會自然相當多。許多企業的小規模性質、盛行的轉包製、小規模的買賣，都使他們相對容易從事。但是，無論是物質、社會還是文化條件，都不利於窮人。首先，成功者經常忽略一個事實，那就是想要發展工業經濟，就必須創造出一群比雇主或自行創業者更多的工資勞動者。每有一個人向上升入實業家階層，就必須有更多人滑落下去。第二，經濟獨立必須具有技術能力、思想準備或財政資源（無論是多麼有限），而這些全都是大多數人所沒有的。那些足夠幸運擁有這些條件的人——如處於少數地位的宗教派別成員，社會學家熟知他們從事這類活動的才幹—— 都表現得相當出色：在“俄國的曼徹斯特”伊凡諾沃（Ivanovo），那些成為紡織業者的農奴，大多數都屬於“老信徒”（Old Believers）教派。但是，若要是指望那些並不擁有這些特長的人們，例如大多數俄國農民，去做同樣的事情，甚或在同樣的條件上竭力仿效他們，都是完全不切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