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第一篇發展第四章戰爭 3

3 在戰爭進行的這幾十年裡，歐洲的政治疆界被重新劃過幾次。在此只需考慮那些因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使其持續時間超過拿破崙失敗的變動時間。 這些變動中最重要的是歐洲政治地圖的普遍合理化，特別是德國和意大利。在政治地理方面，法國大革命宣告了歐洲中世紀的結束。經過幾個世紀的演變，典型的現代國家是受單一最高權力當局根據單一的基本行政和法律體系所治理，領土是連成一體並有明確邊界的完整區域。 （法國大革命以來，也設定國家應代表一個單一“民族”或語言集團，但在這個階段，有主權的領土國家尚不包含這層意思。）儘管典型的歐洲封建國家有時看起來也像是這樣，如中世紀的英國，但當時並未設定這些必要條件。它們多半是模仿“莊園”而來。好比“貝德福公爵莊園”既不意味它必須在單一的區段，也不意味它們全體必須直接受其所有者管理，或按同樣的租佃關係持有土地，或在同樣的條件下租佃，也不一定排除轉租，也就是說西歐的封建國家並不排除今天顯得完全不能容忍的複雜情況。然而到了1789年，大多數國家已感受到這些複雜情況是一種累贅。一些外國的領地深處在另一個國家的腹地之中，如在法國的羅馬教皇城阿維尼翁（Avignon）。一國之內的領土發現自己因歷史上的某些原因也要依附於另一個領主，而後者現在恰好是另一個國家的一部分，因此，用現代詞彙來說，它們處於雙重主權之下。 （這類國家在歐洲的惟一倖存者是安道爾[Andorra]共和國，它處於西班牙烏蓋爾〔Urgel］主教和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雙重主權之下。）以關稅壁壘形式存在的“邊界”，存在於同一國家的各個省分之間。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有他自己幾個世紀積攢下來的公國，但它們從未充分實行同一制度或實現統一。 （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領，直至1804年前，甚至沒有一個單一的稱號可以涵括他對自己全部領土的統治［他只是奧地利公爵、匈牙利國王、波希米亞國王、蒂羅爾伯爵等等〕。）此外，他還可對形形色色的領土行使皇帝權力，從獨立存在的大國（如普魯士），到大大小小的公國，到獨立的城市共和國，以及“自由帝國騎士”，後者的領地常常不超過幾英畝，只是恰好沒有位居其上的領主。每個這類公侯國本身，如果足夠大的話，通常也呈現出同樣缺乏的統一領土和劃一管理，它們依據的是家族遺產的逐塊佔有、分割和再統一。結合了經濟、行政、意識形態和實力考慮的現代政府概念，在當時尚未被大量採用，於是再小的領土人口，都可組成一個政府單位，只要其實力允許。因此，特別是在德國和意大利，小國和迷你國仍大量存在。

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戰爭，大量清除了這類殘餘，這部分是由於對領土統一和簡單劃一的革命熱情，部分是因為這些小國和弱國，一而再再而三地長期暴露於較大鄰國的貪婪面前。諸如神聖羅馬帝國、大多數城市國家和城市帝國之類的早期國家，都告消失。神聖羅馬帝國亡於1806年，古老的熱內亞和威尼斯共和國亡於1799年，而到戰爭末期，德國自由市已減少到四個。其他獨具特色的中世紀倖存者——獨立的教會國家——也經歷了同樣的道路：由主教團統治的侯國科隆、美因茨、特里爾（Treves）、薩爾茨堡（Salzburg）等，都告滅亡；只有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國殘存到1870年。法國人通過吞併、和平條約和幾次會議，企圖有計劃地重組德國的政治地圖（1797－1798年、1803年），並使神聖羅馬帝國的234塊領土（不算自由帝國騎士及其類似的領地）減少到40塊；在意大利，變化沒那麼劇烈，這裡世世代代的叢林戰已使其政治結構簡單化了，迷你國家僅存在於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既然這類變化大多有益於一些地位穩固的君主國家，拿破崙的失敗只會使他們更長久地持續下去。奧地利不再考慮恢復威尼斯共和國，因為它最初是通過法國大革命而佔有其領土的，而它之所以想放棄薩爾茨堡（於1803年獲得），僅因它尊重天主教會。

在歐洲以外，戰時領土變更當然主要是由於英國大量吞併他國殖民地，以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成果。這類解放運動，或受到法國大革命的激勵（如聖多明各），或因與宗主國的暫時分離而成為可能（如西、葡屬美洲）。英國的製海權確保了這類變化的不可逆轉性，不管這些變化是否對法國或（更多的是）反法國家的利益有損，其結果都是一樣的。 與領土變更同等重要的是，法國征服行動所直接或間接造成的體制性變革。在其權勢的巔峰時期（1810年），作為領土的一部分，法國直接統治了萊茵河左岸的德國、比利時、尼德蘭、東至盧卑克（Lubeck）的北部德國、薩伏伊、皮德蒙特（Riedmont）、利古里亞、亞平寧山脈以西的意大利直到那不勒斯邊境，以及從卡林西亞（Carinthia）到包括達爾馬提亞（Dalmatia）在內的伊利里亞各省。屬於法國家族或衛星王國以及公爵領地的地方，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其餘部分、萊茵-威斯特發里亞的其餘部分和波蘭的大部。上述地區（也許華沙大公國除外），都自動實行了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帝國的製度，或成為地方行政的明星典範。封建主義被正式廢除，拿破崙法典被採用，如此等等。歷史證明這些變化遠不像邊界變動那樣可以逆轉。於是，拿破崙的《民法法典》在比利時、萊茵地區（甚至在回歸普魯士以後）和意大利仍然是，或再次成為當地法律的基礎。封建主義一旦被正式廢除，就不曾在任何地方重新建立。

既然對法國明智的對手來說，事實已經很明顯，他們已被新政治制度的優勢所擊敗，或者說至少是因為他們未能實行同等的改革而失敗，戰爭造成的變化不僅是通過法國的征服，而且也在對征服的反應中實現；在有些情況下，如西班牙，則是由於雙重作用。一方是拿破崙的合作者西班牙親法派，另一方是加的斯（Cadiz）反法集團的自由派領袖，雙方實際上所想望的西班牙，都是沿著法國大革命改革路線實現現代化的西班牙，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一方遭到失敗，另一方就會嘗試實現它。通過反動派實現改革的更鮮明例證是普魯士，因為西班牙自由派原本便是改革家，其反法只是出於歷史的偶然。但在普魯士，一種農民解放形式的創立，一支以徵兵組建的軍隊的成立，立法、經濟和教育改革的進行，全都是腓特烈大帝的軍隊和國家，在耶拿和奧爾施塔特土崩瓦解的影響下實現的，而其絕對性的目的，就是要扭轉敗局。

事實上，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位居俄羅斯、土耳其以西，以及斯堪的納維亞以南的歐洲大陸國家，在這20年的戰爭期間，其國內製度沒有一個完全未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甚至極端反動的那不勒斯王國，在法定的封建主義被法國廢除以後，實際上也沒有再恢復過。 但是，邊界、法律和行政制度的變化，若與革命戰爭年代的第三種影響，即政治環境的深刻變化比較起來，仍算不了什麼。當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歐洲各國政府相對說來仍處之泰然。當時有的僅是製度的突然改變、起義的爆發、王朝被推翻，或國王被暗殺處決。這些事實本身，並未震動18世紀的統治者們，他們對此已習以為常，而且他們是從這些事件對其本身的實力均勢和相對地位的影響來看待其他國家的這些變化。法國舊制度著名的外交大臣維爾讓（Vergennes）寫道： “我從熱那亞驅逐的暴動者是英國的代理人，而美國的暴動者則與我們維持著長期友誼。我對每個國家的政策並不取決於他們的政治制度，而是取決於它們對法國的態度。這才是我的根本考慮。”但到了1815年，對革命完全不同的態度壓倒並主宰了各強國的政策。

現在大家認識到，個別國家的革命可以是一種歐洲現象，其信條可以傳出國界，而更壞的是，其遠征大軍可以席捲一整個大陸的政治制度。現在他們知道，社會革命是可能的，現實世界中存在著多少獨立於國家的民族，多少獨立於其統治者的人民，甚至存在多少獨立於統治階級的平民。博納爾（DeBonald）在1796年評道：“法國大革命是歷史上的一個獨特事件。”這句話是錯的，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普遍事件，沒有一個國家能倖免於它的影響。法國軍人從安達魯西亞出征，一直打到莫斯科；從波羅的海打到敘利亞，征戰的區域比蒙古人以來的任何一批征服者都大，當然也比之前除古代斯堪的納維亞人（Norsemen）以外的任何歐洲軍事力量所征戰的區域為大，他們比任何可能做到的事情都更有效地突出了其革命故鄉的普遍性。而他們隨之帶去的，甚或在拿破崙統率下帶去的信條和製度，從西班牙到敘利亞，如各國政府所知道的那樣，也如各國人民自己很快就知道的那樣，是具有普遍影響力的信條。一位希臘愛國盜匪透徹地表達了他們的感受：

“根據我的判斷”，科洛科特羅尼斯（Kolokotrones）說：“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所作所為，打開了世界的眼界。在此之前，這些國家一無所知，而其人民則認為國王是世間的上帝，他們一定會說，不管國王做什麼都是對的。經過現在這場變化，統治人民將會更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