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一篇發展第四章戰爭 4

4 我們已經看到20餘年的戰爭，對歐洲政治結構造成的影響。但哪些是戰爭的實際過程、軍事動員、戰役，以及隨之採取的政治和經濟措施的後果呢？ 矛盾的是，除幾乎肯定比其他國家傷亡更大、間接人口損失更多的法國本身以外，與實際流血關係最不密切的地方，反而受影響最大。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時期的人們，有幸生活在兩大野蠻戰爭（17世紀和我們所處的20世紀）之間，這些戰爭以真正駭人聽聞的方式蹂躪世界。受1792－1815年戰爭影響的地區，即使是軍事行動持續時間比別的地方都長、群眾性抵抗和報復使之變得更殘酷的伊比利亞半島，其所受到的蹂躪也不及17世紀“30年戰爭”和“北方戰爭”中的中歐和西歐，不及18世紀初的瑞典和波蘭，或20世紀國際戰爭和內戰中的世界大部分地區。 1789年之前的長期經濟改善，意味著飢荒以及隨之而來的瘟疫和惡性流行病，不會使戰爭和劫掠的破壞過分加重；至少在1811年後是這樣（主要的飢荒時期發生在戰後的1816－1817年）。每次會戰都趨於短暫而激烈，而所用武器——相對來說為輕型武器和機動大砲——用現代的標準來衡量，破壞力並不很大。圍攻戰不太常見。炮火可能對住宅和生產工具的破壞最大，但小房屋和農舍是很容易重建的。在工業經濟中，真正難以很快恢復的物資是樹木、果園或橄欖園，它們需要很多年才能培植起來，但在工業地區，園林似乎並不太多。

因此，因這20年戰爭而造成的純人力損失，按現代標準來衡量，並不顯得特別高，雖然事實上沒有一個政府試圖去計算這些損失，而我們所有的現代估算都模糊得近乎推測，只有法國和幾個特定場合的傷亡人數例外。和為期四年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任何一個主要交戰國的死亡人數或1861－1865年的美國內戰約60萬的死亡人數比較起來，這20年時期100萬人的戰爭死亡數並不算多。而如果我們還把當時飢荒和時疫特別厲害的致死力考慮進去，對20餘年的全面戰爭來說，即使是死200萬人也不顯得殺傷力特別大。據報導，西班牙遲至1865年的一次霍亂流行，便造成了236744人死亡。事實上，也許除法國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在這段時期，其人口增長率呈現明顯下降。

除交戰人員以外，對大多數居民來說，這場戰爭很可能只是偶爾間接地打亂了正常生活，就算有打亂的話。簡·奧斯汀筆下的鄉村家庭照樣做他們自己的事，好像戰爭不曾發生似的。路透（Fritz Reuter）筆下的梅克倫堡（Mecklenburg）人，他們對外國占領時期的回憶，好似一件小軼事，而不是戲劇性大事；庫格爾根（Herr Kugelgen）想起他在薩克森（歐洲的“鬥雞場”之一，那裡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勢吸引了各國的軍隊和戰鬥，好像只有比利時和倫巴底可與媲美）的童年時，僅回憶起軍隊向德累斯頓（Dresden）開拔或宿營的奇特時光。大家公認，捲入戰爭的武裝人員數量，要比以往戰爭的正常人數多得多，儘管按現代標準並不算特別多。即使徵兵，也僅徵召了應徵人數的一小部分，拿破崙執政時期，法國的黃金海岸省（Cote d'Or）只提供了35萬居民中的1．1萬人，佔總人口的3．15％。在1800－1815年之間，被徵召的人數不超過法國總人口的7％，而在短得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卻足足征召了居民總數的21％。但在絕對數字上，這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1793－1794年的《全民徵兵法》，可能武裝了63萬人（來自理論上可徵召的77萬人）；1805年，拿破崙在和平時期的兵力約40萬人，而1812年對俄戰爭開始時，若不算歐洲大陸其餘地區，特別是西班牙的法國部隊，其龐大軍隊是由70萬人所組成（其中30萬為非法國人）。法國的幾個敵國經常動員的人數少得多，只因（英國除外）它們持續停留在戰場的人要少得多，同樣也因為財政上的困擾和組織上的困難，常使充分動員變得很不容易。例如，根據1809年的和約，奧地利人在1813年有權擁有15萬軍隊，但實際只有6萬人可用於作戰。另一方面，英國人保持了一支動員人數極為龐大的軍隊。在其鼎盛時期，他們有足夠的撥款，可供養一支30萬人的常備軍和14萬人的水兵及海軍陸戰隊，在這場戰爭的大部分時間，他們所能承擔的人力負荷，要比法國人多得多。 （由於這些數字是根據議會批准的撥款，實際徵集人數當然要少一些。）

人員損失是巨大的，儘管用我們這個世紀的傷亡標準來衡量，並不算特別大；但奇怪的是，傷亡實際上很少是敵人造成的。 1793－1815年之間，英國死亡的海員中，只有6％或7％是死於法國人之手，而有80％死於疾病或事故。戰死沙場是一種小風險；奧斯特里茨會戰的傷亡人數中，只有2％是實際戰死的，也許在滑鐵盧會戰這個比例有8％或9％。戰爭中真正可怕的風險被忽略了，污穢、組織不善、醫療服務的缺陷、衛生方面的無知，是這些因素屠殺了傷兵和俘虜。若在適當的氣候條件下（如熱帶），這些因素也足以使每一個人斃命。 實際的軍事行動直接或間接地殺傷人員，而且破壞生產設施，但是如前所述，它們並沒有在多大程度上嚴重干擾鄉村生活的正常進行和發展。但是戰爭的經濟所需和經濟戰，卻有著很深遠的後果。

以18 世紀的標準，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可謂耗資空前；而且在實際上，其金錢的耗費留給當時人的印象，也許更勝過其生命代價。滑鐵盧會戰之後的那代人，他們所感受到的財政負擔下降，肯定比人力損失的下降更引人注目。據估算，1820－1850年間的戰爭平均耗費，低於1790－1820年的10％，而年平均的戰爭死亡人數，卻保持在略低於前一時期的25％。這種空前的耗費是怎樣支付的呢？傳統的辦法是通貨膨脹（發行新貨幣以支付政府賬單）、貸款和加徵最低限度的特別稅。之所以只能加徵最低限度的稅，是因為徵稅會激起公眾不滿和（當必須由議會和三級會議批准徵稅時）引起政治上的麻煩。但是，特殊的財政需求和戰時條件，打破並改變了這一切。

首先，它們使世界熟悉了無法兌換的紙幣。 （事實上，在18世紀末之前，任何類型的紙幣，不管是否可以據以要求兌換成金銀錠，都是比較不常見的。）用可以輕易印製的紙片去支付政府債務，在歐洲大陸上，這種便宜的方法被證明是不可抗拒的。法國的指券（1798年），最初只不過是利息5％的法國國庫債券（bons detresor），旨在提前使用最終將出售的教會土地收益。在幾個月之內，指券演變成貨幣，而相繼而來的每一次財政危機都使指券數量越印越多，這使指券貶值的幅度越來越大，公眾日漸缺乏信心，更加快了貶值的速度。到戰爭爆發時，指券已貶值約40％，到1793年6月，已貶值約三分之二。貶值的情形在雅各賓掌政時維持得相當不錯，但熱月政變之後，經濟嚴重失控，使指券加速貶值到其票面價值的1／300，直到1797年國家正式破產，才宣告了這個貨幣事件的終結。這個事件使法國人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對任何類型的銀行券都抱有偏見。其他國家的紙幣沒有那麼慘烈的經歷，雖然到1810年，俄國紙幣已降到票面價值的20％，而奧地利紙幣（1810和1815年兩次貶值）則降至面值的10％。英國人避開了這種特殊形式的財政戰爭，而且也不迴避使用他們所熟悉的銀行券。即便如此，英格蘭銀行還是無法抗拒政府巨大需求——大部分作為貸款和補助金匯往國外——的雙重壓力：私人積攢金銀和饑謹年的特別緊張。 1797 年，銀行停止對私人顧客兌付黃金，而無法兌換的銀行券則成為事實上的有效貨幣：一英鎊券就是其結果之一。 “紙鎊”從來不曾像大陸貨幣那樣嚴重貶值，其最低線是面值的71％，而到1817年，它又回彈到98％；但它持續的時間卻比預期要長得多。直到1821年，現金支付才完全恢復。

徵稅之外的另一選擇是貸款，然而戰爭的綿長和開支的沉重，都是始料未及的，而伴隨而來的公共債務增長速度，更是叫人頭暈目眩，甚至嚇壞了大多數最繁榮、最富有和最善於理財的國家。在實際上靠貸款支撐戰爭五年之後，英國政府被迫採取空前而又不祥的步驟，即靠直接稅來支付戰爭費用，為此目的開徵了所得稅（1799－1816年）。國家迅速增長的財富使徵稅完全可行，從此，戰爭的耗費基本上便靠日常收入來滿足。如果戰爭一開始就徵收足夠的賦稅，國債就不會從1793年的2．28億英鎊，增至1816年的8．76億英鎊了，而每年的債務償付額也不會從1792年的1000萬英鎊，增至1815年的3000萬英鎊，這個數目比開戰前一年政府的總支出還多。這種貸款的社會後果非常嚴重，因為在效果上，它像一個漏斗，通過它，主要由居民支付的稅收以越來越高的比例，轉移到“公債持有人”這一小小富有階級的腰包中。於是，貧民、小商人和農民的代言人如科貝特（William Cobbett），便開始在報刊上發動雷電般的抨擊。國外貸款主要是（至少反法陣營一邊是如此）向英國舉借，後者長期遵循一種資助軍事盟國的政策： 1794－1814年間，英國為此目的貸款高達8000萬英鎊。其直接受益人是國際金融機構、英國或法國的金融機構，但交易活動愈來愈傾向通過已成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倫敦進行。例如，在這些交易中扮演中介角色的巴林銀行（Baling）和羅思柴爾德家族銀行（House of Rothschild，該銀行創始人阿姆斯歇爾[Amschel Rothschild]於1798年將他的兒子內森[Nathan]從法蘭克福派到倫敦）。這些國際金融家的黃金時代是從戰後開始的，當時貸出大量款項，旨在幫助舊制度國家從戰爭中恢復過來，而貸款給新制度國家，則是為了鞏固自己；但是，由巴林和羅思柴爾德主宰世界金融時代（自16世紀偉大的德國銀行建立以來，誰也未能做到此點），其基礎是在戰爭期間奠定的。

不過，戰時財政的技術細節，其影響不像資源從和平用途到軍事用途的大轉移——這是戰爭的主要遺產——那麼普遍、那麼重大。認為戰爭的花費完全是吮吸或以犧牲民用經濟為代價，顯然是錯誤的。武裝部隊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僅動員那些不當兵就會失業，或者甚至在其經濟範圍內無力僱用的人（像瑞士那樣人口過多的山區，其人民外移擔任他國僱傭兵的傳統，便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軍事工業雖然在短期內把人力和物資從民用市場轉移出來，但長期看來，卻有助於推動那些在和平時期一般考慮利潤時可能會被忽視的部門。眾所周知，鋼鐵工業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如第二章所述，鋼鐵工業無法像棉紡織業那樣迅速發展，因此向來需要依賴政府和戰爭的刺激。拉德納（Dionysius Lardner）於1831年寫道：“在18世紀，鋼鐵的鑄造幾乎就等於是大砲的鑄造。”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部分從和平用途轉移而來的資本，在本質上是對資本產業和技術發展的長期投資。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促成的技術革新中，有歐洲大陸的甜菜製糖工業（以取代從西印度群島進口的蔗糖）和罐頭食品工業（源自英國海軍對能在船上無限期保存食物的摸索）。然而，儘管有種種保留，一場大戰還是意味著資源的重大轉移，在相互封鎖的情況下，或許甚至意味著經濟的戰時部門和平時部門，對同感缺乏的資源的直接爭奪。

這種競爭的明顯後果便是通貨膨脹，18世紀各國原本都呈緩慢上升的價格曲線，卻在戰爭的推動下全部急遽攀爬，儘管這部分是由於貨幣貶值造成的。戰時需要本身，意味或反映了所得的某種再分配，其帶來的經濟後果是：部分收入從工資勞動者轉到商人（因為工資增長在正常情況下總是落後於價格上漲），從製造業轉到農業，因為大家都公認農業歡迎戰時的高價。反之，戰時需要的結束，把之前用於戰爭的大量資源（包括人力）釋放到和平時期的市場，而這通常會帶來更為緊張的重新調整問題。舉一個明顯的例子來說，1814－1818年間，英國軍隊裁減了約15萬人，也就是說其裁減人數比當時曼徹斯特的總人口還要多，而小麥的價格從1813年1夸特108．5先令，下降到1815年的64．2先令。事實上，如我們所知，戰後調整時期是整個歐洲經濟特別困難的時期之一，1816－ 1817年的農業嚴重歉收，使這種困難更為加劇。

可是，我們應該提一個更一般性的問題。因這場戰爭而發生的資源轉移，在多大程度上阻礙或延緩了各國的經濟發展？顯然，這個問題對身為經濟兩強並承受最沉重經濟負擔的法英來說，特別具有重要性。到了戰爭末期，法國的負擔主要不是戰爭造成的，因為戰爭主要靠以戰養戰，犧牲的是其所征服的領土和所掠奪的人力物力，他們向外國人強徵人力、物力和錢款。 1805－1812年，意大利約有一半的稅收都給了法國。這些收入或許無法完全滿足戰爭需求，但至少明顯減少了戰爭開支（實際數額和貨幣數額），否則開支會更驚人。對法國經濟的真正破壞，源於大革命年代、內戰和混亂，例如，下塞納河畔（盧昂）鋼鐵製造業的產量，在1790－1795年間，從4100萬噸降到1500萬噸，其工人數由24．6萬人降至8．6萬人。此外還應加上因英國控制海洋而造成的海外商業損失。英國的負擔不僅來自本國進行戰爭造成的花費，而且還包括對歐洲大陸盟國的慣常資助，其中有些資助竟是為了攻打法國以外的國家。戰爭期間，英國在金錢方面承擔了比其他參戰國大得多的沉重負擔：它使英國花費了相當於法國三四倍的錢財。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法國要比英國容易一些，因為毫無疑問，法國經濟處於相對停滯狀態，若無這場革命和戰爭，法國的工業和商業幾乎肯定會進一步發展，速度會更快一些。儘管在拿破崙統治時期，國家經濟曾有很大的發展，但仍無法彌補18世紀90年代的倒退和推進動力的喪失。對英國人來說，答案就沒那麼顯而易見了，因為他們的發展快如流星，惟一的問題是，如果沒有戰爭，是否會發展得更快一些？今天普遍同意的答案是肯定的。對其他國家來說，這個問題一般而言沒那麼重要，那些國家就像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大部分地區一樣，經濟發展緩慢不定，而其戰爭花費在數量上的影響也相對較小。 當然，這樣直截了當的說法是用未經證明的假定為論據。即使以17、18世紀英國人公開的經濟戰爭為例，我們也不會認為戰後的經濟發展是來自戰爭本身或戰爭所帶來的刺激，而是因為勝利，因為消除了競爭者而且奪取了新市場。這些戰爭在破壞商業、轉移資源等方面的“代價”，是對照所獲取的“利潤”來衡量的，這表現在戰後交戰雙方的實力消長之上。按這樣的標準，1793－1815年戰爭所得到的補償，顯然是綽綽有餘的。以稍稍降低經濟發展速度（但仍然是很快的）為代價，英國決定性地消滅了最危險的潛在競爭者，並在兩代人的時間中，躍居為“世界工廠”。在每一種工業或商業指數上，英國都比1789年時更進一步領先其他所有國家（或許美國除外）。如果我們相信，暫時消滅它的競爭對手並在實際上壟斷航運和殖民地市場，是英國進一步實現工業化的重要前提，那麼獲得這一點的代價並不算太高。就算我們辯稱，沒有1789年之後的長期戰爭，英國的領先地位仍足以確保它的經濟霸權，但我們還是可以確定地說，保護這項霸權不必再受到法國的政治、經濟的威脅，英國所付出的代價並不算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