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一篇發展第三章法國大革命 3

3 當一個受過教育的非專業人士思考法國大革命時，他主要想到的是1789年的事件，特別是共和二年的雅各賓共和。我們看得最清楚的形像是羅伯斯比爾，身材高大、好賣弄才華的丹東（Danton），冷靜而且革命舉止優雅的聖茹斯特，粗獷的馬拉、公安委員會、革命法庭和斷頭台。介於1789年的米拉波和拉斐德（Lafayette）以及1793年的雅各賓領導人之間的溫和革命派，他們的名字已從所有非歷史學家的記憶中消失。人們記得的吉倫特派只是一個集團，而且還可能是因為那些在政治上微不足道但風流浪漫的女士——如羅蘭夫人（MmeRoland）或科爾黛（Charlotte Corday）。除了專家圈子之外，即使是像布里索（Brissot）、維尼奧（Vergniaud）、居阿代（Guadet）等人，也沒有幾個人知道吧！保守派恐怖、獨裁和歇斯底里的殺戮形象，長久以來總是擺脫不開，儘管按20世紀的標準，事實上就是按保守派迫害社會革命的標準，如1871年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失敗後的大屠殺，相比之下，雅各賓專政所進行的大屠殺還是比較溫和的：它在14個月中正式處決1·7萬人。革命者，特別是法國的革命者把它看成是第一個人民共和國，是對日後一切起義的鼓舞。雖然這是一個不能用常人標準衡量的時代。

這的確是事實。但對支持恐怖統治的法國穩健派中產階級而言，恐怖既不是變態，也不是狂熱放縱，而是保存他們國家的惟一有效辦法。雅各賓共和這樣做了，而且其成就超乎尋常。 1793年6月，法國80個省中有60個起義反對巴黎；日耳曼王公們的軍隊從北部和東部侵入法國；英國軍隊從南部和西部發起進攻，國家已處於崩潰無助的狀態。 14個月後，全法國已處於牢固控制之下，入侵者已被驅逐，法國軍隊反過來佔領了比利時，並將開啟一段長達20年幾乎連續不斷的、輕而易舉的軍事勝利時期。更有甚者，到了1794年3月，一支規模增至以往三倍的軍隊，僅用了1793年3月開銷的一半，而且法國貨幣（更確切地說，應是已取代大部分貨幣的指券〔assignat］）的幣值大體上保持了相當的穩定，這與過去和將來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難怪公安委員會的雅各賓派成員聖安德烈（Jeanbon St．Andre），儘管是一個堅定的共和主義者，而且日後成為拿破崙最能幹的省長之一，卻以輕蔑的態度看待實行帝制的法國，因為它在1812－1813 年的失敗中搖擺不定。共和二年的共和國以較少的資源應付了嚴重許多的危機。 （“你知道什麼樣的政府［是勝利的政府〕嗎？……是國民公會的政府。是熱情的雅各賓派的政府。他們頭戴紅帽，身穿粗呢衣，兩腳著木履，靠簡單的麵包和劣質啤酒過活，當他們困乏得睜不開眼睛、無法再思考問題的時候，他們就在會議廳打地舖。這就是拯救了法國的那些人。先生們，我就是其中之一。而在這裡，在我即將進入的皇帝寢宮裡，我為這一事實而自豪。”J．Savant，Les Prefets de Napoleon，1958，pp．111－2．）

對這類人來說，的確就像對實際上已奪回整個英雄時期控制權的國民公會一樣，擺在眼前的選擇是顯而易見的：若不進行恐怖統治，儘管從中產階級的觀點看來具有種種弊端，就只好坐看革命瓦解、民族崩裂（波蘭不就是證據嗎？）和國家消失。要不是因為法國嚴重的經濟危機，很可能他們之中的多數人，寧願實行不那麼嚴厲的製度，當然也是不那麼嚴格控制的經濟。羅伯斯比爾的垮台導致經濟失控和貪污詐騙蔓延，這種現象隨後在飛速的通貨膨脹和1797年全國性的破產中達到了巔峰。但即使從最狹義的觀點來看，法國中產階級的前途也得仰賴於一個統一的、強烈中央集權化的民族國家。不管怎麼說，實際上創造了現代意義的“國家”和“愛國主義”一詞的法國大革命，會放棄它“偉大的國家”嗎？

雅各賓制度的首要任務就是動員民眾反對吉倫特派和地方貴族的不滿分子，並使已經動員起來的民眾對無套褲漢的支持得以持續，後者對打好革命戰爭的某些要求—— 普遍徵兵（the'levee en masse'，全民皆兵），對“賣國者”採取恐怖措施和全面控制物價（“最高限價”）——一般而言是與雅各賓的觀念相吻合，儘管他們的其他要求後來被證明是有點麻煩。以前遭吉倫特派拖延，而今已多少變得激進一點的新憲法公佈了。根據這一莊嚴但遵循慣例的文件，人民被賦予普選權、起義權、工作或維持生活的權利，而最有意義的是，它正式宣布，全體人民的福址是政府的目標，而人民的權利不僅可以獲得，而且可以實行。這是一個現代國家頒布的第一部民主憲法。更具體地說，雅各賓派不予賠償地廢除了一切殘餘的封建權利，改善了小買主購買流亡分子被沒收之土地的機會，而且在數月以後，廢除法屬殖民地的奴隸制度，其目的在於鼓勵聖多明各島（San Domingo，即今海地）的黑人為爭取共和、反對英國而進行抗爭。這些措施產生了極深遠的後果，在美洲，它們幫助塑造出像杜桑盧維杜爾（Toussaini－Louverture，1749－1803，海地奴隸起義領導者）那樣的首位獨立革命領袖。 （拿破崙法國重新奪回海地的行動失敗，是促使法國決定整個結束其美洲殘餘帝國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些殘餘的殖民地通過《路易斯安那購買案》［1803年〕出售給美國。於是，雅各賓主義傳播到美洲的進一步後果，便是把美國變成一個擁有廣闊大陸的強國。）在法國，它們為中小農、小手工業者和店鋪老闆建立了堅不可摧的堡壘，這些人在經濟上是倒退的，但卻熱情獻身於革命和共和。從此，這些人主宰了鄉村生活。加速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農業和小企業的資本主義化——放慢到了爬行的速度，因此也降低了都市化、擴大國內市場和工人階級成長的速度，順便說一句，它也影響了隨後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大企業和勞工運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注定是法國少數人的現象，是被街角雜貨商、小土地自耕農和咖啡館老闆的汪洋大海所包圍的孤島（參見第九章）。

新政府的核心，誠如它的所作所為，代表了雅各賓派和無套褲漢的聯盟，因而明顯地向左轉。這在重建的公安委員會中反映出來，該委員會很快變成法國實際的戰時內閣。它失去了丹東這個強有力的，放蕩的，也許還是腐敗的，但極富天才，比他外表溫和許多的革命家（他曾在最後一任國王的政府裡擔任大臣），但保留了羅伯斯比爾，後者成為該委員會最有影響力的成員。很少歷史學家能對這個花花公子般的、缺少血色、個性略嫌獨斷的狂熱律師無動於衷，因為他仍然體現著可怕而光榮的共和二年，對於這個時代，沒有一個人能無所偏倚。羅伯斯比爾並非一個令人愉快的人，甚至那些認為他正確的人，如今也傾向於年輕聖茹斯特所散發出的準確和嚴酷。羅伯斯比爾並非偉人，他經常顯得心胸狹窄。但他是大革命製造出的惟一一個（拿破崙以外）受到崇拜的個人。這是因為對他來說，就像對歷史來說一樣，雅各賓共和不是一個贏得戰爭的謀略，而是一種理想：在正義道德莊嚴而可怕的統治下，所有良民在國家面前人人平等，叛國者則遭到人民的懲罰。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和對正義的純潔信仰賦予他力量。他沒有正式的獨裁權力甚或職位，因為他僅僅是公安委員會的一員，後者只是國民公會的下屬委員會，一個最強有力、雖然從來也不是一個全權機構的下屬委員會。他的權力是人民的，是巴黎民眾的；他的恐怖也是他們主張的。當他們拋棄他時，他便只有垮台。

羅伯斯比爾和雅各賓派共同的悲劇是，他們自己被迫疏遠了這樣的支持。雅各賓政權是中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聯盟，但對中產階級的雅各賓派來說，對無套褲漢的讓步之所以尚可容忍，只是因為他們將群眾與該制度的依附關係控制在不會威脅到有產者的程度上；而且在聯盟內部，中產階級的雅各賓派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戰爭的緊迫迫使任何一個政府實行中央集權並加強法紀，而這必須以犧牲俱樂部和支部自由的地方直接民主，犧牲臨時的自願民兵和無套褲漢據以發展壯大的自由爭論式選舉為代價。這樣的過程強化了聖茹斯特之類的雅各賓派，而犧牲了埃貝爾之類的無套褲漢；而同樣的過程也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中，強化了共產黨人，而犧牲了無政府主義者。到了1794年，政府和政體已堅如磐石，並通過中央的公安委員會或國民公會（通過特使），以及地方上由雅各賓軍官、官吏和地方黨派組織結合而成的龐大團體，正常運作。最後，戰爭的經濟需要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在城鎮，物價控制和配給制度使群眾獲益；在鄉村，有計劃地徵集食物（這是城市無套褲漢首先捍衛的辦法）則使農民疏遠了。

因此，群眾退入不滿、困惑、心懷抱怨的消極狀態之中，特別是在審判處決了埃貝爾派之後，更是如此，該派是無套褲漢當中最暢言無忌的代言人。同時，比較溫和的支持者又被以丹東為首的右翼反對派所震驚。這個派別為大量的詐騙分子、投機人物、黑市投機商以及其他靠營私舞弊累積資本的人提供了避難所，丹東本人就體現了不道德的、福斯塔夫式（Falstaffian：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一個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的隨便愛、隨便花錢的角色。這種現像在社會革命之中，總是最先浮現，直到嚴苛的清教主義佔上風時，才會停止。歷史上的丹東們總是被羅伯斯比爾們打敗（或被那些偽裝像羅伯斯比爾般行事的人打敗），因為極端偏狹的獻身精神，總能在放蕩不羈無法取勝的地方獲得成功。然而，如果羅伯斯比爾在消除腐敗方面贏得了溫和派的支持，因為這畢竟有利於戰爭，但在進一步限制自由和限制賺取金錢方面，則造成更多商人驚惶失措。最後，沒有多少人喜歡那個時期有點荒誕的意識形態偏移——有組織的脫離基督教運動（由於無套褲漢的狂熱），以及羅伯斯比爾崇拜最高主宰的新市民宗教，這種宗教有一整套儀式，意在對抗無神論者並貫徹神學家讓-雅各（Jean－Jacques）的訓誡。

到了1794年4月，左右兩派都被送上了斷頭台，羅伯斯比爾在政治上孤立了。只剩戰時危機支撐著他維持權力。 1794年6月末，當共和國的新式軍隊在弗勒呂斯（Fleurus）大敗奧地利軍隊並佔領比利時，從而證明了它們的堅定強韌之時，羅伯斯比爾的末日就在眼前。革命歷熱月9日（1794年7月27日），國民公會推翻了羅伯斯比爾。第二天，他、聖茹斯特和庫東（Couthon）被處決，幾天以後，87名革命的公安委員會成員也遭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