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一篇發展第三章法國大革命 2

2 1789 －1791年間，勝利的溫和派資產階級經由現在已經變成立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的機構，著手進行法國規模龐大的合理化改革，這是該機構的目標。這次革命大部分持久的製度性成就都源於這一時期，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國際性成果、公制度量衡的施行和對猶太人的最早解放，也都完成於此一時期。經濟上，立憲會議的觀點是完全自由的：它的農民政策是圈圍公地和鼓勵農村企業家；工人政策是禁止工會；小手工業政策是廢除行會和同業公會。它對普通人很少給予具體的滿足，例外的是，從1790年起，通過教會土地（以及逃亡貴族土地）的世俗化和出售，一般人可從中獲得三重好處：削弱教權，加強地方和農民企業家的力量，並對許多農民的革命活動給予有限的回報。 1791年的憲法藉由君主立憲制度，避開了過度民主，這種君主立憲政體，是建立在“積極公民”的財產權基礎上。他們相信，消極公民將過著與他們稱謂相符的生活。

事實上，這種情形並未發生。 ，一方面，儘管君主現在得到前革命資產階級強大派別的支持，卻還是不願屈從於新制度。宮廷夢想讓王弟進行征討，以驅逐佔統治地位的暴民，並恢復神授的法蘭西最正統天主教徒國王的合法地位。 《教士組織法》（1790年）被誤解為企圖摧毀教會對羅馬專制主義的忠誠，而不是摧毀教會，這把多數教士及其追隨者趕到了反對派那邊，並有助於迫使國王企圖逃離國家，這是一種絕望的、並被證明是自殺性的企圖。路易十六在瓦倫斯（Varennes）被抓獲（1791年6月），從此，共和主義變成了一種群眾力量，對拋棄其人民的傳統國王來說，它已失去享有臣民忠誠的權利。另一方面，不受控制的溫和派自由企業經濟，加重了食品價格的波動，因而也加強了城市貧民，特別是巴黎貧民的戰鬥精神。麵包價格以溫度計般的準確性反映了巴黎的政治溫度，而巴黎的群眾是決定性的革命力量：法國的三色旗就是結合了舊時王室的白色和巴黎的紅、藍兩色。

戰爭的爆發使事情達到危急關頭，這指的是它導致了1792年的第二次革命。共和二年的雅各賓共和，最終導致了拿破崙上台。換句話說，它把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轉變成歐洲的歷史。 兩股勢力——極右派和溫和左派——把法國推向了一場全面戰爭。因為國王、越來越多的貴族和教會流亡者，都麇集在德國西部各城市，很明顯，只有外國干涉才有辦法恢復舊制度（約有30萬法國人在1789－1795年間流亡國外）。由於國際局勢複雜，加上其他國家在政治上相對平靜，要組織這樣的干涉並不那麼容易。然而，對其他各國的貴族和君權神授的統治者來說，態勢已越來越明顯，恢復路易十六的權力不僅僅是階級團結的行動，而且是防止令人震驚的思想從法國傳播出來的重要防護措施。結果，奪回法國的勢力在國外集結起來。

與此同時，溫和自由派本身，最著名的是聚集在商業比較發達的吉倫特省代表周圍的政治家集團，是一股好戰的勢力。這部分是因為每次真正的革命都有成為世界性的趨向。對法國人來說，誠如對他們在國外的許多同情者一樣，法國的解放僅僅是全世界自由凱旋號吹響的第一聲，這樣的觀念很容易讓人相信，解放在壓迫和暴政下呻吟的所有民族，是革命祖國的義務。這種崇高昂揚的熱情，企圖將自由傳送到溫和和極端的革命者中，這種熱情的存在的確無法把法蘭西民族的事業和一切受奴役之民族的事業分割開來。法國和其他所有的革命運動都會接受或採用這種觀點，從這時起至少要到1848年止，情況都是這樣。直到1848年，解放歐洲的所有計劃，都以各國人民在法國人民領導下聯合起義推翻歐洲反動派為樞紐；而在1830年以後，其他國家的民族和自由主義起義，諸如意大利或波蘭的起義，也都趨向於把他們自己的國家看成某種意義上的救世主，命定要用自己的自由去發動其他所有的民族。

另一方面，不那麼理想主義的看法認為，戰爭也有助於解決大量的國內問題。把新制度的困難說成是流亡貴族和外國暴君的陰謀，並把群眾的不滿引向他們，這是頗具吸引力和顯而易見的做法。尤其是商人爭辯說，捉摸不定的經濟前景、通貨貶值和其他問題，只有在消除乾涉威脅後，才能得到解決。只要看一看英國的歷史便可知曉，他們和他們的思想家或許認為，經濟霸權是有計劃侵略的產物（18世紀並非成功商人十分熱愛和平的世紀）；而且，如很快便會出現的那樣，進行戰爭還可創造利潤。由於這種種原因，除少數右翼和羅伯斯比爾領導下的少數左翼以外，新的立法會議（LegislativeAssembly）大多數成員都主張進行戰爭。也由於這些原因，當戰爭開始時，革命的征服便把解放、剝削和政治變更結合起來。

戰爭是1792年4月宣布的。人們把失敗歸咎於王黨的陰謀破壞和叛變（似乎完全可能），所以失敗導致激進化。 8、9月，通過巴黎無套褲漢群眾的武裝行動，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統一而不可分割的第一共和，隨著共和元年的確立，宣布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新時代。法國大革命的黑暗和英雄時代，在對政治犯進行大屠殺、選舉國民公會（NationalConvention，也許是議會史上最傑出的代表）和號召全面抵抗入侵者的聲音中展開了。國王被關進監獄，外國入侵在法爾梅（Valmy）並不激烈的砲戰中被阻擋住了。 革命戰爭強行按自己的邏輯行事。在新成立的國民公會中，占主導地位的黨派是吉倫特派，他們是一些對外好戰而對內溫和的人士，是一批代表大商人、地方資產階級和許多知識界傑出人物的、富有魅力和才華的議會演講家。他們的政策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只有用已經建立的正規軍發動有限戰役的國家，才有希望把戰爭和國內事務局限在嚴密分隔的空間裡，就像簡·奧斯汀（Jane Austen）小說中的女士和紳士們恰好在那時的英國所做的那樣。革命既未發動有限的戰役，又沒有已經建立的軍隊；因而其戰爭搖擺於世界革命的最大勝利和最大失敗之間，失敗意味著全面的反革命，其軍隊（法國舊軍隊的殘餘）則既沒有戰鬥力，又不可靠。共和國的主要將領杜穆里埃（Dumouriez）不久就投向敵人。只有用前所未有的革命辦法才能在這樣一場戰爭中取勝，即使勝利僅意味著粉碎外國干涉。事實上，這樣的辦法是找到了。在其危機過程中，年輕的法蘭西共和國發現了或發明了總體戰：通過徵兵、實行定量配給制、嚴格控制戰時經濟，以及在國內外實際消除士兵和平民之間的差別，來全面動員國家資源。這一發現所具有的驚人涵義，直到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才變得清楚起來。既然1792－1794年的革命戰爭仍然是一個特殊插曲，無怪乎19世紀的多數評論家弄不清它的意義，除了注意到（直至維多利亞晚期的豐腴時代前，這一點甚至被人遺忘）戰爭導致了革命，而革命贏得了用其他辦法無法贏得的戰爭。惟有到今日我們才能了解，雅各賓共和和1793-1794年的“恐怖統治”，其所進行的努力是多麼貼切地體現了現代總體戰這個詞彙。

無套褲漢歡迎建立一個革命的戰時政府，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正確地證明，只有這樣才能粉碎反革命和外國武裝干涉，也是因為，其方法動員了民眾而且更接近社會正義（他們忽略了下述事實，即沒有任何有效的現代戰爭，可以與他們喜愛的分權式直接民主相協調）。另外，吉倫特派害怕他們發動的群眾性革命，一旦和戰爭相結合所可能導致的政治後果。他們也未作好與左派競爭的思想準備。他們不想審判或處決國王，但又不得不為了革命熱情的這一象徵而與他們的對手“山岳派”（雅各賓黨人）競爭；是山岳派贏得了聲譽，而不是他們。另一方面，他們的確想把戰爭擴大成一次普遍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對主要經濟對手英國的直接挑戰。他們在實現這一目標方面獲得了成果。至1793年3月，法國正在與大多數歐洲國家作戰，並開始兼併外國土地（法國有權佔有其“自然邊疆”的新理論，使這項兼併合法化）。

但是，戰爭的擴大加上戰爭進行不利，只會加強左派力量，因為惟有後者才能贏得戰爭。節節敗退並在謀略上被打敗的吉倫特派，最終被迫對左派發起不明智的進攻，後者不久就轉向反對巴黎的有組織地方起義。由無套褲漢所發動的一次快速政變，於1793年6月2日推翻了吉倫特派。雅各賓共和由此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