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一篇發展第三章法國大革命 4

4 熱月是法國大革命值得記憶的英雄階段的結束，是衣衫襤褸的無套褲漢和頭戴紅帽、把自己看成是布魯圖和加圖（Brutus and Cato：古羅馬共和派政治家）公民階段的結束，是誇張的古典和寬宏階段的結束，但又是發出如下絕望呼號階段的結束：“里昂不復存在了！”“1萬名戰士缺鞋。你們拿走史特拉斯堡所有貴族的鞋，並準備好在明天早晨10點鐘以前運到司令部。”這並不是一個好日子的階段，因為多數人都處在忍飢挨餓和驚恐不安的狀態；而是一個像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般可怕而又不可改變的現象，將全部的歷史永遠地改變了。其中所產生的力量足以把歐洲舊制度的軍隊像乾草一樣掃蕩掉。 在專業術語上可稱做革命時期的剩餘時期裡（1794－1799年），中產階級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1789－1791年的最初自由綱領基礎上，達到政治穩定並取得經濟進步。從那時到現今，這個問題從來沒有獲得完美解決，儘管從1870年後，可在議會共和的多數時期裡找到能夠運作的處方。制度迅速變換——督政政府（1795－1799年），執政政府（1799－1804年），第一帝國（1804－1814年），波旁復辟王朝（1815－1830年），君主立憲（1830－1848年），第二共和國（1848－1851年），第二帝國（1852－1870年）——的種種嘗試都是為了維護中產階級社會，避免雅各賓共和和舊制度的雙重危險。

熱月黨人的最大弱點是，他們沒有享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是以最大的忍受力被擠壓在復闢的貴族反動派和雅各賓-無套褲漢巴黎貧民之間的狹縫中，而後者很快就為羅伯斯比爾的倒台而感到惋惜。 1795年，他們制定了一部意在牽制和保持均勢的複雜憲法，以保障他們自己免受來自左、右兩方的傷害，他們並且週期性地變換態度，一會兒向右，一會兒向左，勉強地保持平衡，但不得不越來越依賴軍隊去驅散反對派。這是一種與第四共和國驚人相似的局面，而且其結果也是相似的：一位將軍的統治。但是，督政政府對軍隊的依賴，主要不是為了鎮壓週期性爆發的政變和陰謀。 （1795年的種種陰謀，1796年的巴貝夫密謀，1797年的果月政變，1798年的花月政變，1799年的牧月政變。）由於製度脆弱且不得人心，無為而治是保障政權的惟一辦法，但主動性和擴張是中產階級所需要的。軍隊解決了這個顯然難以解決的問題。它克敵制勝，不但養活了自己，而且其所掠奪的戰利品和征服地也養活了政府。在這種情況之下，當最後那位明智而又能幹的軍事領袖拿破崙，認定軍隊可與脆弱的平民制度分道揚鑣，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這支革命軍隊是雅各賓共和最可怕的產兒。從革命公民的“全民皆兵”開始，它很快就變成了一支由職業軍人組成的軍隊，因為在1793－1798年間從未徵過兵，而那些沒有興趣和才能當兵的人，大多都當了逃兵。所以，這支軍隊既保留了革命的特徵，也具有既得利益者的優勢：典型的拿破崙主義混合物。革命賦予軍隊前所未有的軍事優勢，而拿破崙卓越的統帥才能則將其發揮得淋漓盡致。革命軍隊總是保持某種臨時徵兵的性質，其中幾乎沒有訓練過的新兵是從過去的苦差事中獲得練習和士氣，正規的軍營紀律是無關緊要的，士兵受到人道的待遇，而絕對論功（即戰場上的傑出表現）晉升的原則，則產生了純粹憑藉勇氣的軍隊制度。凡此種種，再加上驕傲的革命使命感，使法國軍隊不依賴那些比較正統軍隊所依賴的那些資源。它從未獲得過有效的補給體系，因為它駐紮在國外。它從未得到軍火工業的有力支持，因為後者的力量薄弱，難以滿足其表面上的需要；但由於它很快就打了勝仗，以致所需的軍火比理論上少得多。 1806年，普魯士軍隊的強大戰爭機器，在一支整個軍團僅發射1400發砲彈的軍隊面前，土崩瓦解。將軍們可以依靠無限的進攻勇氣和相當大程度的困地制宜。如眾所公認，這支軍隊也有其原生性的弱點。除拿破崙和其他少數幾個人，其統帥部和參謀工作的效率甚差，那些革命的將領或拿破崙的元帥，其實更像是粗暴的士官長或尉官，他們之所以晉升，靠的是勇敢和將道，而非頭腦，那個英勇卻很愚蠢的賴伊（Ney）元帥，就是再典型不過的例子。拿破崙常打勝仗，而他的元帥單獨作戰時則常打敗仗。其粗略的後勤補給系統，在已高度發展而且可進行掠奪的富庶國家（比利時、北意大利、德國）是足夠的，但如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的那樣，在荒涼的波蘭和俄國大地，它就土崩瓦解了。完全缺乏的醫療衛生服務，增加了軍隊的傷亡：1800－1815年間，拿破崙損失其軍隊的40％（雖然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是開小差），但這些損失中有90％－98％不是死於戰鬥，而是死於受傷、疾病、筋疲力竭和寒冷。簡言之，這是一支能在短時間的突發性猛攻中征服整個歐洲的軍隊，它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不僅是因為它有能力征服，而且是因為它不得不這樣做。

另一方面，就像資產階級革命向有才能者開放的其他許多職業一樣，軍人也是一種職業；而那些在軍隊中取得成功的人，則像其他任何資產階級分子一樣，能在內政的穩定中享有既得利益。正因為如此，才使得這支帶有雅各賓主義的軍隊成了後熱月政府的支柱，並使其領袖拿破崙成為結束資產階級革命和開啟資產階級制度的合適人物。拿破崙，按他家鄉科西嘉島的蠻荒標準，雖也算出身名門，但他本人也是這類典型的追名逐利之徒。他出生於1769年，在皇家砲兵中緩慢升遷，砲兵是皇家軍隊少數幾個須具備技能的兵種之一。他是一個野心勃勃、心懷不滿的革命者。在革命期間，特別是在他強烈支持的雅各賓專政期間，在一次艱苦的戰鬥中，他贏得一位地方長官的賞識，認為他是一個頗具天賦和前途的軍人。共和二年使拿破崙成為將軍。羅伯斯比爾垮台時，他倖免於難，在巴黎靠著廣結有用關係的天賦幫助他渡過了這一難關。他抓住1796年意大利戰役的機會，使他成為共和國沒有異議的首席軍事家，他實際上不受文官政府管轄，獨自採取行動。當1799年的外國入侵暴露出督政政府的軟弱無能，而且離不開拿破崙的事實後，有一半的權力是別人加諾的，另一半則是他自己攫取的。拿破崙變成了第一執政，接著是終身執政，最後是皇帝。而隨著他的到來，執政政府無法解決的問題奇蹟般地迎刃而解。在幾年之中，法國製訂了一部《民法法典》，和教會達成了協議，甚至還建立了國家銀行這一最令人注目的資產階級穩定象徵，而世界上則有了第一個俗世神話。

老一輩的讀者或那些舊式國家的讀者便會知道，拿破崙神話是如何地流傳於整個世紀，那時沒有任何中產階級的房間裡沒有他的半身塑像，而寫小冊子的才子們則辯論說，即使是為了說笑，他也不是人，而是太陽神。這個神話的超常力量不能用拿破崙的勝利或是拿破崙的宣傳，甚至也不能用拿破崙無可懷疑的天才，來作恰當的解釋。作為一個人，他無疑是異常能幹、多才多藝、聰明過人，並富有想像力的，雖然權力把他造就成一個很危險的人物。作為將領，他是無與倫比的。作為統治者，他是一個極有效率的計劃者、首領和執行者，足以使周圍的知識分子理解並監督其下屬的所作所為。作為單獨的個人，他似乎向四周擴散了一種偉大的意識。但大多數體驗到這點的人，如歌德（Goethe），都是在神話已將他拱升至聲譽頂峰的時候。毫無疑問，他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而（也許列寧是個例外）他的畫像，是大多數受過一點教育的人，即使在今天，都很容易在歷史的畫廊中辨認出來的，即使從很小的三角商標上，也能認出他那梳至額頭的髮型和手插進半敞開背心的形象。把他拿來與20世紀的候選人比看誰更偉大，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拿破崙的神話與其說是建立在拿破崙的功績之上，毋寧說是建立在他那堪稱獨一無二的生涯事實上。這個偉人知道，過去那些撼動世界的人，都是像亞歷山大那樣的國王或像愷撒那樣的顯貴，但拿破崙只是一個“小小的下士”，他完全是靠個人的天才，崛起並統治歐洲大陸。 （嚴格地說，這不完全正確，但他的升遷真是疾如流星，併升得很高，足以使上述描述合情合理。）每一個像年輕的拿破崙那般貪婪地閱讀書籍的年輕知識分子，都寫些差勁的詩詞小說，崇拜盧梭。他們從此可以把天空看成是他的限界，他的姓名環繞成榮譽的桂冠。從此，每一個商人的雄心都有個共同的名字：成為一名“金融拿破崙”或“工業拿破崙”（陳詞濫調本身如此說）。那時有一獨特現象，即當看到一個普通人變得比那些生來就戴王冠的人更偉大時，其他的普通人似乎都會受到激勵。在雙元革命向雄心勃勃之人敞開世界大門的時刻，拿破崙使他的名字等同於雄心壯志。不只如此，他還是18世紀的文明人、理性主義者。他好奇、開明，但身上也有足夠的盧梭信徒氣質，因此他是19世紀富於浪漫色彩的人物。他是從事革命和帶來穩定的人。一言以蔽之，他是每一個與傳統決裂的人夢想成為的人物。

更簡單地說，對法國人民而言，他也是其悠久歷史上最成功的統治者。在國外，他贏得了輝煌的勝利；但在國內他也創建了或重建了法國的體制機構，它們一直留存至今。大家公認，他的大部分思想，也許是所有的思想，都是法國大革命和督政政府預先提出來的；他的貢獻在於使它們變得更保守，更具等級性，更具權威主義。他將前輩預見到的付諸實行。明白易懂，成為整個非盎格魯資產階級世界典範的法國法典，是拿破崙制訂的；從省長以下，法院、大學和中小學的官階是他制訂的；法國公共生活、軍隊、文官、教育和法律的眾多“職業”至今還帶有拿破崙的外形。除那25萬名未能從他進行的戰爭中生還的法國人外，他給所有人，甚至為他贏得榮譽的陣亡將士的親屬們，帶來了穩定和繁榮。無疑，英國人認為他們是在為自由、為反對暴政而戰，但在1815年之際，也許多數英國人都比1800年時更貧窮，處境更惡劣；而大多數法國人的處境幾乎都有肯定的改善。毫無例外，當時仍微不足道的工資勞動者失去了革命的主要經濟利益。拿破崙主義作為非政治化的法國人，特別是較富裕農民的思想觀念，在他垮台後仍長久存在，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1851－1870年間，拿破崙主義才被地位不及他的拿破崙三世所驅散。

拿破崙只破壞了一樣東西：雅各賓革命，那是一種對平等、自由、博愛的夢想，以及人民起義推翻壓迫的夢想。這是比他的神話更強有力的神話，因為在他垮台之後，是這種夢想，而不是對拿破崙的記憶，激勵了19世紀的革命，甚至在他自己的國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