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一篇發展第二章工業革命 3

3 傳統的觀點最初一直是根據棉紡織業來看待英國工業革命的歷史，這是正確的。棉紡織業是第一個進行革命的行業，在其他行業中，我們很難看到有那麼多私人企業家被推向革命。遲至19世紀30年代，棉紡織業是惟一一個由工廠或“製造廠”（這一名稱來自前工業化時期最普遍運用笨重動力機械來進行生產的企業）占主導地位的英國工業。起先（1780－1815年）它主要是用在紡紗、梳棉以及一些輔助性工作的機械化上，從1815年以後，織佈業也逐漸開始機械化。在人們的觀念裡，新的《工廠法》所說的“工廠”，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絕對是指紡織廠，主要是指棉紡織廠。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其他紡織業領域的工廠生產發展緩慢，而其他製造業更是微不足道。蒸汽機首先在開礦中得到應用，到1815年，蒸汽機已被應用到其他很多行業，但是，儘管如此，除了開礦以外，其他行業使用蒸汽機的數量不大。在1830年時，現代意義上的“工業”和“工廠”幾乎絕對是指英國的棉紡織業。

這樣說，並不是要低估在其他消費品生產領域中，導致工業技術革新的力量，尤其在其他紡織業（在所有國家掌握的可供出售的商品中，紡織品都佔有很大分額，往往處於主導地位：在1800年的西利西亞［Silesia〕，紡織品價值佔全部產值的74％），在食品和釀酒業、陶瓷製造業，以及在城市迅速發展刺激下大為興盛的家用商品生產領域的革新。但是，這些領域所僱用的人手比起棉紡織業要少得多：1833年，直接受僱於或依賴於棉紡織業的人數達150萬，沒有任何其他行業能望其項背，這是第一。第二，這些行業改變社會的影響力要小得多：釀造業，在很多方面是比較先進的行業，在科技上，它比其他行業先進得多，機械化程度更高，它無疑已在棉紡織業之前就實現了革命化，但是，它對於周圍的經濟生活幾乎沒什麼影響，這可以從都柏林的吉尼斯（Guinness）黑啤酒廠得到證明，該廠的設立對於都柏林和愛爾蘭其他經濟領域並沒造成什麼影響。然而從棉紡織業中所產生的需求——需要更多建築以及在這個新興工業領域中的各種活動，需要機械、化學方面的改進，需要工業照明、船隻運輸和其他很多活動——卻足以說明19世紀30年代以前英國經濟增長的大部分原因。第三，棉紡織業獲得瞭如此巨大的發展，它在英國對外貿易中所佔的比重又是如此之大，以致它支配了整個英國經濟的運行。英國的原棉進口量從1785年的1100萬磅，上升到1850 年的5．88億磅。棉布產量從4000萬碼增長到20．25億碼。從1816－1848年，英國棉紡織品的年出口額佔總出口額的40％－50％。棉紡織業的興衰關係到整個英國經濟的興衰。棉紡織品的價格變動決定了全國貿易的平衡，只有農業可與之匹敵，但農業顯然處在衰退之中。

然而，儘管棉紡織業和棉紡織業占主導地位的工業經濟，其發展之速，使最富想像之人在此前任何情況下所能想像的一切都成為笑談，然而它的發展卻非一帆風順。到19世紀30和40年代初，增長過程中的某些重要問題便已出現，更別提那場英國近代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革命騷動。在那個時期，英國國民所得增長速度明顯降低，甚至有可能下降，這表明工業資本主義經濟首次出現了大波折。然而，這場資本主義的第一次普遍危機，並非只是英國的現象。 這次危機最嚴重的後果表現在社會方面：新經濟變革產生了痛苦和不滿，產生了社會革命的因素。的確，城市貧民和窮苦工人自發興起的社會革命爆發了，它在歐洲大陸上產生了1848年革命，在英國產生了憲章主義運動（ChartistMovement）。群眾的不滿並不限於勞動貧民，不能適應新情況的小商人、小資產階級，某些特定經濟部門也是工業革命及其發展所造成的犧牲品。頭腦簡單的工人認為，他們的悲慘遭遇都是機器造成的，所以，他們搗毀機器以反抗這個新制度。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竟有一大批地方上的商人和農場主人也深深同情他們勞工所搞的勒德派（Luddites）運動，因為他們把自己看作是一小批心狠手辣、自私自利革新家的犧牲品。對工人進行剝削，把他們的收入維持在糊口邊緣，使得富人能夠累積利潤，為工業化（以及他們自己過奢侈享樂的生活）提供資金，這種剝削引起了無產者的反抗。但是，在另一方面，國民所得從窮人流向富人、從消費流向投資的轉移，也引起了小企業家的對抗。大銀行家、緊抱成團的國內外“公債持有人”，他們把所有稅收撈入自己的腰包（參見第四章）——大約佔國民總收入的8％——他們在小商人、小農場主人這類人當中的形象，要比在勞工中更不得人心，因為這些人完全懂得金錢和債權，因此對於他們所處的不利境況深感憤怒。拿破崙戰爭之後，富人們事事如意，他們籌集了所需的所有貸款，他們強制緊縮通貨，在經濟上採取貨幣正統措施；倒霉的是小人物，在19世紀的每個時期，在每個國家，小人物們都要求放鬆借貸、實行財政非正統主義。 （從拿破崙戰爭後的英國激進主義到美國的平民黨的政治綱領[Populism]，所有農場主人和小企業家參加的抗議運動，都可以藉由他們對財政非正統主義的要求而組織起來：他們都是“貨幣狂”。）所以，工人和那些行將淪為一無所有、心有怨氣的小資產階級，他們都有共同的不滿。這些不滿使得他們逐漸在“激進主義”、“民主主義”或“共和主義”的群眾運動中團結起來，從1815－1848年，英國的激進派（Radicals）、法國的共和派（Republicans）和美國的傑克遜民主派（Jacksonian Democrats）是其中最為棘手的運動。

但是，從資本家的觀點來看，這些社會問題都與經濟進步有關，只有出現某些可怕的偶發事件時，才會推翻社會秩序。而在另一方面，他們似乎已經看到經濟過程中存在著某種固有的缺陷，這些缺陷將對經濟過程的基本驅動力——利潤——造成威脅。因為，如果資本的回報率降為零，那麼，只為利潤而生產的經濟必然衰退而進入“停滯狀態”，這是經濟學家們已可預見並擔憂不已的情況。 在這些缺陷中，有三項最為明顯，它們分別是繁榮和蕭條交替出現的商業周期，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以及（等於一回事）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減少。其中的第一個缺陷並不被認為很嚴重，只有批評資本主義的人，他們才會對周期性變化進行調查研究，並把它當作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內在組成部分，當作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症狀。 （1825年以前，瑞士的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和保守、土頭土腦的馬爾薩斯［Malthus〕，他們是在這方面進行爭論的第一批人。新興的社會主義者藉用他們的危機理論作為自身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基本原理。）週期性經濟危機導致失業、生產下降、企業破產等等，這些都是人所共知。在18世紀，週期性經濟危機的發生一般是反映了農業上的某種災難（歉收等），人們一直認為，在本書所述時期結束以前，農業不穩定依然是歐洲大陸那些波及面最為廣泛的經濟蕭條的主要原因。在英國，至少從1793年起，在小型的製造業領域以及財政金融部門所發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也是大家熟知的。在拿破崙戰爭以後，從1825－1826年，1836－ 1837年，1839－1842年，1846－1848年，繁榮和崩潰這種週期性輪替的戲劇性變化，顯然支配著和平時期一國的經濟生活。 19世紀30年代是本書所述時期的關鍵10年，到這個時期，人們才模模糊糊地意識到，經濟危機是有規律的、週期性發生的現象，至少在貿易和金融領域是如此。但是，實業家們依然普遍地認為，引起經濟危機的原因若非是犯了特別的錯誤（例如過分投機於美國股票），便是由於外界力量干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平穩運行，人們並不相信危機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任何基本困難。

邊際利潤下降的情況就不一樣了，棉紡織業能非常清楚地說明這一點。起初，這個行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機械化大大提高了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即降低了生產的單位成本），由於勞動力主要由婦女和兒童所組成，他們所得到的報酬怎麼說都是極為糟糕的。 （1835年，貝勒斯[E．Baines]估計，所有紡織工人的周平均工資為10先令，一年有兩週不給薪的假期，而手搖織布機織工的平均工資則為每週七先令。）1833年，格拉斯哥棉紡織廠的1．2萬名工人中，每周平均工資超過11先令的工人只有2000名。在曼徹斯特的131個棉紡織廠中，平均工資不到12先令，只有21個工廠的工資超過12先令。棉紡織廠的建設費用相對便宜，1846年，建造一個擁有410台機器的完整織布廠（包括土地及建築費用），大約只需1．1萬英鎊。不過，尤為重要的是，1793年惠特尼（EliWhitney）發明軋棉機後，美國南部的棉花種植業迅速擴大，紡織原料的價格——棉紡織業的主要成本——由此急途下跌。由於利潤隨著物價上漲而增長，企業家已從中得到好處（也就是說，他們出售產品時的價格要高於他們製造該產品時的價格，這是一個總趨勢），再加上我們剛才說的這一點，那麼，我們就能明白為什麼棉紡織製造業者的感覺會特別好。

1815 年以後，上述優勢看來越來越為邊際利潤的減少而抵消。首先，工業革命和競爭造成了產品價格經常性的大幅下降，而生產的費用在很多方面並非如此。第二， 1815年以後，總體的價格形勢是回落而不是上揚，也就是說，生產者絕享受不到以前曾享有的因物價上漲所帶來的額外利潤，反而因為物價輕微的下落而遭受損害。例如，1784年時，一磅細紗的售價為10先令11便士，其原料價格為2先令（每磅有8先令11便士的利潤）；1812年，一磅細紗的售價為2先令6 便士，而原料費用為1先令6便士（利潤為1先令）；而到1832年時，其售價為11．25便士，原料費用為7．5便士，扣除其他費用，每磅只有4便士利潤。當然，在英國工業中到處都是這種情況，但因各行各業都在發展之中，形勢也不至太悲觀。有一位讚賞棉紡織業的歷史學家，在1835年輕描淡寫地寫道： “利潤依然豐厚，足以在棉紡織製造業中積累大量資本。”隨著銷售總量猛增，利潤總額即使在利潤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也快速增長。當務之急，是繼續大幅度地加速生產。不過，邊際利潤的減少看來必須加以抑制，或者說，至少得減緩效益下降的速度。而這只能靠降低成本來實現。在所有成本中，最能壓縮的就是工資。麥克庫洛赫（McCulloch：蘇格蘭經濟學家）估算，每年的工資開支總數是原料成本額的三倍。

直接剝削工資，用廉價的機器操作員替代報酬較高的技術熟練工人，以及藉由機器競賽的辦法，可以有效壓縮工資。 1795年，鮑爾頓的手搖織布機織工每周平均工資為33先令，用最後一種辦法壓縮工資開支，到1815年，織工的每周平均工資減為14先令，在1829－1834年間，進而削減到5先令6便士（確切地說，淨收入為4先令1．5便士）。確實，在拿破崙戰爭之後的時期望，現金工資持續下降。但是，這種對工資的削減有其生理上的限度，否則，工人就會挨餓，而當時實際上已有50萬名織工處於挨餓狀態。只有當生活費用同步下降時，工資的下降才不至於導致挨餓。棉紡織製造商都持有這樣的觀點，認為生活費用的提高，是由於土地利益集團的壟斷者人為哄抬的。拿破崙戰爭以後，為地主所把持的議會為了庇護英國的農業經營，遂徵收很重的保護性關稅——此即《穀物法》（Corn Laws）——這使得情況更加糟糕。此外，這些做法還有別的副作用，足以威脅到英國出口的實際增長。因為，如果世界上尚未實現工業化的其他地區，由於英國的保護政策而無法出售它的農產品，那麼，它們拿什麼來購買只有英國才能夠（而且英國必須）提供的工業產品？所以，曼徹斯特商界成為反對整個地主所有製，尤其是反對《穀物法》的中心，他們勇往直前，富有戰鬥精神，並作為1838－1846年間“反《穀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的支柱。但是，《穀物法》直到1846年才被廢除，《穀物法》的廢除並沒有立即造成生活費用的下降。在鐵路時代和汽船時代到來之前，即使是免稅進口糧食，是否可以大大降低生活費用，也是令人懷疑的。

英國的棉紡織業是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下去進行機械化（即經由節約勞動力以降低成本）、合理化，擴大生產和銷售，藉著薄利多銷的方式彌補邊際利潤下降的損失，棉紡織業的成功是靠出奇制勝贏得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生產和出口當時在實際上已有大幅度增長，因此到了1815年後，原先仍靠手工操作或僅半機械化的工作也都開始大規模機械化了，尤其是織佈業。這些職業機械化的方式，主要是通過普遍使用現有機器或稍加改進的機器，而不是進一步的技術革命。儘管技術革新的壓力日益加大（1800－1820年，棉紡等領域的新專利有39個，19世紀20年代為51個，19世紀30年代為86個，19世紀40年代則達到156個。），但是，英國棉紡織業從技術上看，到19世紀30年代已趨穩定。另一方面，在後拿破崙戰爭時期，儘管每人平均生產量有所增加，但是，這種增加並未達到革命性的程度，真正的大幅度增加要到19世紀下半葉才發生。

資本的利率也有類似壓力，當代理論往往趨向於把這種利率比作利潤。不過，這一問題我們留待工業發展的下一個階段，即建設資本產業的階段再予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