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對抗在本世紀○○年代和解，兩國之間保持一百餘年的長期和平。但宋帝國由於本身太衰弱的緣故，西北一隅的夏州（陝西靖邊北），跟西南一隅的交州（越南河內）一樣，也脫幅而去，建立西夏帝國。這個帝國既小又窮，可是，對宋帝國的傷害，卻十倍於遼。
在中國固有的領土上，事實上不是宋帝國大一統的單獨局面，而是三國分立局面。這個局面，一直延續到第十三世紀。
一宋遼和解
宋遼兩國的衝突，到了本世紀（十一）初葉，急轉直下。
一○○四年，遼帝國大舉南征，皇帝耶律隆緒和他的母親蕭太后親自統軍，進入宋帝國本土之後，只使用少數軍隊攻擊城市，主力卻穿過原野，直赴黃河。深入四百公里，進抵澶洲（河南濮陽），距宋帝國首都開封（河南開封），直線只一百二十公里。宋帝國朝野震動，皇帝趙恆召集緊急會議，群臣們除了想到遷都外，別無他法。大臣王欽若是臨江（江西樟樹）人，他主張遷都異州（江蘇南京）；另一位大臣陳堯叟是閬州（四川閬中）人，他主張遷都成都（四川成都）。只有宰相寇準反對，他主張御駕親征。他說“御駕親征，對士氣是一個極大的鼓勵，可以致勝有餘。何況敵人深入，我們堅壁清野，用奇兵切斷它的糧道、它只有敗退。一旦遷都，人心崩潰，帝國可能瓦解。”
趙恆采納了寇準的意見，即行北上，進駐遭州（河南濮陽），登北門城樓，跟城外的契丹兵團對峙。這是大決戰的前奏，但和解卻早已暗中進行。被遼帝國於前一年俘擄的宋帝國大將王繼忠，深得耶律隆緒的禮遇。他乘機分析和解的利益與對抗的惡果，建議兩國舉行談判，蕭太后和耶律隆緒被他說服。於是由王繼忠寫信給趙恆，透露遼帝國的彈性態度，趙恆遂派遣代表曹利用前往遼軍司令部磋商。
當趙恆到達澶州之後，曹利用也從遼軍司令部返回澶州。遼帝國堅持要索回上世紀（十）九五九年被後周帝國奪取的瓦橋關（河北雄縣）以南的“關南地區”，包括莫州（河北任丘）、瀛州（河北河間）。趙恆不肯接受，他希望的是沒有損失的和平。但是遼帝國後衛部隊已對莫、瀛二州開始猛烈攻擊，危在旦夕，如果陷落，遼帝國的條件勢必更苛。於是趙恆表示，關南地區不可以割讓，但宋帝國願每年向遼帝國進貢，作為補償，派遣曹利用再往談判。蕭太后、耶律隆緒正佔優勢的時候，當然不肯讓步，但曹利用提醒他們母子：“和解不成，只有戰爭。中國現在是一個統一的帝國，不像分裂狀態下的後晉政府。我們皇帝又親自督戰，士氣激昂，你們未必一定勝利。而且未帝國進貢，是把整批財寶直接送到陛下手中，而戰爭掠奪，只便宜了將士。”這些話正確地分析了事態的真相，結果議定宋帝國每年向遼帝國進貢銀幣十萬兩，綢緞二十四萬匹。兩國代表對天盟誓，簽訂和約，這就是有名的“澶淵之盟”。
上世紀（十）之前的貨幣，還是以鋼鐵鑄造的“錢”為主，以一千個錢為一“緡”（貫、串），緡是最高的計算單位。本世紀（十一）兩個條約所載，白銀已成為主要貨幣，“兩”已成為最高計算單位。這種改變，一直使用九○○年。到二十世紀初葉，才再改為以“元”為最高計算單位。
宋帝國向遼帝國進貢，顯然大失面子。但是，兩國對抗，最好能把敵人消滅；如果不能，那麼就只有忍氣吞聲跟它做朋友。長期的纏鬥不休，再強大的國家都會因精疲力盡而瓦解。以當時形勢，和解實是最明智的決策。這是一次長時間的和解。從○○年代一○○四年起，到下世紀（十二）—一二二年為止，凡一百一十九年。自八世紀中葉安史兵變，使沉淪在混戰中二百餘年的黃河以北大平原上的中國人民，初次得到安定。
一一九年長期和平中，並不是沒有爭執。爭執經常發生，但都由談判解決。最大的一次爭執發生於四十年後的四十年代一○四二年，遼帝國再度提出關南地區的要求。那時宋帝國正被新獨立的西夏帝國連連擊敗，結果增加每年進貢數量，共銀幣二十萬兩，綢緞三十萬匹。
二宋帝國立國精神——苟且偷安
任何新興的政權，初起的時候，都會有一段時間具有相當強大戰鬥力。只宋帝國不然，它一開始就高度疲憊。同樣是中國人，在唐王朝黃金時代，生龍活虎使山河動搖。可是一進入宋王朝，卻成了病夫，不堪一擊。
趙匡胤是後周皇帝郭榮的親信，被認為絕對不會叛變的將領，然而他終於叛變。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覺到部下的所謂忠心，並不可靠。要想根絕叛變，不能單純的寄託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辦法是不要為別人累積叛變的資本。所以他定下原則：不讓大臣有權，萬不得已時，也不讓大臣有權過久。假如有權的人所掌握的權都只是暫時性的，就無法作大規模行動。這可從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組織形態上，觀察出來：
這個表只列出中樞三個機構，另外“尚書省”、“門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組織一樣，仍然存在，不過都屬於輔樞，地位並不重要。中樞三機構並不總隸於宰相，而是分隸於皇帝。宰相只在理論上統攝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別命令，否則他不能過問樞密院（軍事）或三司使司（財政）的事。這是預防政治領袖跟軍事領袖或財政領袖結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單位首長，跟他所主持的單位又完全不發生關連。像中書令，名義上是中書省的首長，事實上中書令只是一個高級官銜，他只能在自己家裡享受這個榮譽，不能去中書省行使他的首長職權。去中書省行使首長職權的人，即中書省的實際首長，則由尚書省副首長（右僕射）（尚書省首長尚書令，同樣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長職權），兼任中書省副首長（侍郎），然後再代理中書省首長（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判省事）。這太複雜了，我們姑且用現代機構，作一比喻。猶如教育部長並不能過問教育部的事，而由商業部副部長兼任教育部副部長，此一兼任的副部長，再代理教育部部長，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長。
地方政府的情況，完全相同，各州不設正式州長（刺史·州牧），所有州長都是臨時性的，稱之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們的本職都在中央，州長不過暫時兼任或暫時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員，有時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員的官銜，表示地方職務只是暫兼暫代，隨時都會被調走。
於是，宋政府所有機關和所有官員，好像是七拼八湊走江湖的雜耍戲團，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夠糊口，便心滿意足。在這種情形下，沒有人想到百年大計和長遠謀略，而趙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軍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將領們永遠沒有軍權。樞密院即現代的國防部，它的首長限定由文職人員擔任，並且更進一步，連戰術單位的部隊首長，也改由文職人員擔任，軍隊的戰鬥力，遂被傷害。
宋帝國的武裝部隊分為兩種，一種是稱為“禁軍”的國防軍；一種是稱為“廂軍”的地方團隊。地方團隊全是老弱殘兵，分散各地，維持地方治安。國防軍則是精銳，全部集中在首都開封。遇到戰爭，即由中央臨時委派一位文職人員擔任統帥（甚至由宦官擔任統帥，卻很少由將領擔任統帥），率領出征。而負責實際作戰的將領，也出於臨時委派，他們雖然是職業軍人，但對所統率的部眾，卻一無所知。戰爭結束時，統帥把軍權交出，將領則調往別的單位，士兵返回營區。這樣的好處是，統帥跟將領不熟習，將領跟士兵不熟習，絕對不會發生陳橋式兵變。不過正因為如此，再多的部隊只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不但不能擔當大的攻擊，連承受大的打擊都困難。文官擔任統帥，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淵之盟那一年，天雄戰區（河北大名）司令官王欽若（當時官銜“參知政事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河北轉運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戰區司令官兼總指揮兼河北省省長”），看到遼軍從城下經過，嚇得屁尿直流，唯有燒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在這種情形之下，士氣是如何形態。
末帝國的立國精神是：抱殘守缺，苟且偷安，過一日算一日，將就一天算一天。
三士大夫的樂園
宋王朝社會異於唐王朝社會的是，門第世家消滅。在第九第十世紀，唐王朝末期和小分裂時代，那些跟盜匪沒有區別的所謂政府軍隊和將領，往往屠殺門第世家，以奪取他們的財產，尊貴的門第已失去有效的保護。同時，長期勞力缺乏，土地不能生產足夠的食糧以供養大批寄生分子，尊貴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政府對封爵貴族，防範同樣嚴格，親王、駙馬，都沒有實權。所以國家統治階層，幾乎全由寒門士大夫充當。社會結構的縱剖面，有如下表所示：
平民躍升到士大夫階層，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學校，一是考試，一是推薦。學校，我們以後再談到它。考試制度到了宋王朝，才開始真正的嚴肅。唐王朝那種浪漫性戲劇化的場外交易，漸被根絕。考試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視，比唐王朝更甚。當進士考試及格的那些高級知識分子，結隊朝見皇帝，通過街市時，首都開封就好像瘋狂了一樣，萬人空巷。當時便有人感慨說：“縱使一位大將，於萬里之外立功滅國，凱旋歸來，所受的歡迎，也不過如此。”至於推薦，類似從前的九品中正，知識分子群中的互相讚揚，也可以使人獲得官職。在達到高階層之後，這種互相讚揚和向皇帝表達這種讚揚，就更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別容易結黨，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國精神，跟儒家學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樣，融合為一。宋王朝遂成為士大夫的理想樂園，對政府所賜給他們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進步、不求效率的職務，都能非常的勝任愉快。但趙姓皇帝對士大夫仍不放心，為了加強他們互相間的牽制，以防團結生變，特別鼓勵彈劾和檢舉，僅監察機構，就設立兩個，一是“御史台”，一是“諫院”，任務完全相同，以便一個被野心家操縱時，另一個照樣發生功能。而且除了監察機構的官員，如御史和諫議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級官員，同樣都可以隨時向皇帝提出意見，或隨時對宰相以下提出抨擊。這對於以寫文章為主要學問的士大夫，誠是一個好制度，使他們舞文弄墨的英雄伎倆。有了用武之地。他們隨時隨地都會對任何進步改革和他們所不知道的事物，發出反對的言論。目的並不在於把自己的意見付諸實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於是，再小再無聊的事，都會引起激烈爭論。
促使這種現象發生的另一個原因，是士大夫對他的言論所負的責任太輕。唐王朝以前，官員的彈劾或檢舉，如果被認為失當，可能被免職或被處死。宋王朝士大夫則沒有這種危險，他們所受的最大譴責，大多數不過貶官而已——貶出首都開封，到地方政府擔任州長（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長，或秘書長（通判）。這與其說是一種譴責，勿寧說是一種獎賞，以鼓勵士大夫更勇於喧嘩取鬧。因為這種譴責，絲毫不損害他的既得利益，還可以平空多一個“正直忠良”、“不畏強權”的美名。
懦家學派用兩分法把人類分為兩個系統：一是君子系統，一是小人系統。這種分法本是經濟的，後來發展為倫理的，後來更發展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為政治鬥爭中的一項重要武器。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達；
對好喧嘩取鬧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類一分為二，使他們在吵鬧內鬥中，可以節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爭論，只要立刻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把對方納入小人系統，就自以為可以大獲全勝。
我們舉出下列一事，作為說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趙受益沒有兒子，收養他堂兄的兒子趙宗實作為兒子，趙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趙允讓。他們的關係位置，如下表所示：
一○六三年，趙受益逝世，趙宗實即位。於是發生我們現代人死也想不通，但當時士大夫卻認為異常嚴重的稱呼問題，即趙宗實應該稱呼他親生老爹（趙允讓）什麼？宰相韓琦、副宰相歐陽修主張當然稱為父親，這主張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的大臣，根據儒家學說，主張應該稱他親生老爹（趙允讓）為伯父。因為儒家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在宗法制度下，趙宗實是“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對大宗“法定父親”（趙受益）的堂兄（趙允讓），當然稱為伯父。兩派都擁有廣大的黨羽，而以司馬光的黨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黨羽之一的總監察官（御史中丞）賈黯，臨死時特地留下遺書，請求趙宗實一定要稱老爹為伯父；諮議部長（同知諫院）蔡伉，進見趙宗實時，跪下來痛哭流涕，陳述國家興亡，就在此一稱呼，趙宗實也深為蔡伉那付急來的眼淚所感動。另三位黨羽：監察部主任秘書（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和監察部委員（侍御史）範純仁、呂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歐陽修、韓琦一下子就納入小人系統，小人當然沒有活的理由，於是請求把二人處斬，以謝天下。當趙宗實不接受他們的意見，而終於堅持稱自己的老爹為老爹時，司馬光黨羽洶洶然表示，君子系統絕不跟小人系統和平共存，要求辭職。
這就是有名的“濮議”，我們可藉此對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綜合認識：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開始僵化。歐陽修、韓琦都是最頑強的保守派，只不過在父子至情上偶爾流露一點靈性，就立刻受到兇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擊一旦開始，人類兩分法立刻登場，而所運用的表達文字，翻來覆去，都是那一套。說明他們字彙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議”是一件小事，卻被認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當時被西夏帝國連連擊敗，死人千萬，喪師失地，還要重要。顯示出士大夫已沒有辨別輕重是非的能力，卻有勇於內鬥的特質。
四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過去任何時代都發達，這是士大夫努力推廣的結果。猶如基督教牧師認為有義務把耶穌的福音傳播給大眾一樣，士大夫也認為有義務把儒家學派的思想傳播給中國人民。
在政府系統中，仍以國立大學（國子監）為最高學府，設於首都開封。國立京師大學校長，最初稱“判國子監事”，後來才恢復古老的稱謂“祭酒”。國立京師大學包括兩個學院，“國子學”和“太學”。國子學是貴族學院，七品官職（如縣長）以上官員的子弟，才有資格入學。太學則不同，八品以下低級官員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學。本世紀（十一）七十年代，王安石當宰相時，把太學學生依他們的程度，分為三個學級，即“外舍”、“內舍”、“上舍”。外舍考試及格，升為內舍。再合格，升為上舍，上舍考試及格，即行畢業，由政府授予官職。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學，縣政府所在地有縣學。各鄉鎮有人民自費設立的小型學校——私塾。
除國立大學外，社會上還有私立大學（書院）。國立大學僅首都一所，私立大學為數很多。規模的宏大，有時還超過國立大學，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譽：
它們因是私立的，所以畢業生不能像國立大學的畢業生一樣，有法定的地位。但它們卻全由政府官員創設，幾乎全靠政府的支持。石鼓學校成立最早，應該是中國最早的私立大學。其他四個學院也都成立於上世紀（十），只是到了本世紀（十一）才開始顯示出它們的影響。而白鹿洞書院，到了下世紀（十二）時，學生將近一萬人，竟成為儒家學派主流——道學（理學）的大本營。
和學校教育配合的是圖書，中國歷代政府都設有藏書機構。宋政府的藏書機構是崇文院，即國立圖書館。國立圖書館包括四個單位，稱為“四館”，即“昭文館”、“集賢殿”、“史館”、“崇文院秘閣”。昭文館負責蒐集和保管圖書，集賢館負責對藏書校正錯誤，史館負責蒐集史料和編寫史書，崇文院秘閣負責保藏特別珍貴的書籍和名畫。圖書最多時達七萬三千卷，約七億三千萬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當然很小，不過非法外流的數目很多，如管理人員私相授受，甚至偷竊而去，但對知識傳播，卻有貢獻。
國立圖書館在宋政府另有一種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級官員（包括宰相）的候補人才儲備所。 “四館”裡的供職官員，在術語上稱為“館職”，全由具有儒書豐富知識的人選擔任。一旦擔任館職，就等於確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為新進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標。
然而，國立圖書館最大的貢獻，是它編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類書”。類書，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叢書，即把千百種圖書所包括的相類似的事件，編纂在一起。讀者如果需要某一類的資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種圖書的艱苦。
四大類書除了能夠提供學者同類事件豐富的資料外，還為中國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覽》所引用的原書多達一千六百八十九種，其中百分之八十八，即一千五百種以上，都已失傳。完全靠這部類書，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們的內容，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勳績。 ——
文化普及有賴於圖書普及，圖書普及有賴於進步的印刷術。古代圖書，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紀，木刻版興起，寺廟和尚最初用來雕刻佛經——宗教信仰始終是文化傳播的主要動力之一。上世紀（十）時，士大夫才用來雕刻儒家學派的經典。到本世紀（十一），雕刻技術突飛猛進，業務蒸蒸日上，遂發展成為一種大規模的手工藝行業，大小工廠林立。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圖書，像上述的四部類書，就要送到這些地方雕版。除了政府刊行圖書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間也大量刊行圖書，書店業由是應運而生，圖書由珍藏秘寶，逐漸變成普通商品。
——本世紀（十一）四十年代時，最偉大的雕版家之一的畢異，曾發明活字版。他在膠泥上刻字，用火燒鑄，使它變硬，形狀跟近代的鉛字一樣，排版的方式也相同，這是中國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麼緣故，並沒有推廣，只曇花一現便消失了。可能是農業社會的靜態需要量，還沒有多到手刻版來不及供應的程度。
五宋詞
中國文學在第八、第九兩世紀唐王朝時代，以詩的創作，有輝煌的成績。但中國詩有先天的缺點，即字數句數和韻腳，限制太嚴，又由於方塊文字運用困難，所以無法發展出來像希臘和《奧德賽》那種海洋般的長篇史詩。絕大多數的詩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數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達更複雜的感情和作更複雜的敘述。同時因為音樂的普及，於是，一種新的形式興起，最初稱之為“詩餘”、“長短句”，這是最恰當的稱呼，但中國古代習慣使用單音節，所以又改稱為“詞”。
詞是詩的解放，無論字數句數和韻腳，大都比詩所要求的尺度為寬，而且比詩更適於歌唱。所以每首詞都有一個固定的雅麗名稱，以標出它的音樂性質。詩人只要選擇詞調之後，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筆，就立刻成為一首歌曲。詞的歌唱法，很久以來，已經失傳。不過我們認為，詞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但不見得有很高的音樂價值。
——詞律最講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聲與清濁，蘇軾作詞往往不合這種規定，有時還不注意斷句，曾被指摘為“把人的嗓子拗斷”。所以我們判斷，在如此單調簡陋的基礎之上，不可能有復雜的高級音樂產生。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可以聽到“詞”的後裔“崑曲”，實在並不悅耳，使我們更肯定這種判斷。
第八世紀，詞便出現於文壇之上，但它卻在進入第十世紀之後，才生氣蓬勃，壓倒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造成詞的時代。宋王朝以詞聞名的有八百餘人，有專業出版的有二百餘人。我們舉出其中最偉大的五人：李煜、蘇軾、柳永、辛棄疾、史達祖，作為詞時代的代表。李煜屬於上世紀（十）。蘇軾、柳永屬於本世紀（十一）。辛棄疾屬於下世紀（十二）。史達祖屬於下下世紀（十三）。
李煜，恐怕是中國唯一的帝王詞人，他是小分裂時代南唐帝國最後一任皇帝。一生截然地分為兩段，前半生是無憂無慮的宮廷生涯，後半生家破國亡，成為宋帝國俘虜。兩種絕對相反的生活，使他寫出動人心弦的好詞。當他還是皇帝時，跟妻子週娥皇（大周後）感情最篤，為她寫下很多艷詞。我們舉《一斛珠》一詞為例：
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囗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氵宛。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沉，檀香木，用以焚香。丁香顆，形容舌尖。櫻桃，形容紅唇。囗，纏繞拂拭。醪：美酒。(門必)，漩渦。無那，無限之意。檀郎，愛人、丈夫。）
後來他瞞著妻子，跟她的妹妹（小周後）偷情，又為她寫下很多幽會的詞，如《菩薩蠻》：
花明月暗飛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劃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劃襪，脫掉鞋子，以襪著地，避免發出聲音。）
被俘之後，送到開封，小周後被宋皇帝趙光義霸占，向他哭泣求救，李煜毫無辦法，自有無限悲愴。九七八年的七月七日，正是他的生日，他和他的家人歌唱他的新詞《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對故國的懷念觸怒了趙光義，下令把他毒死。李煜死的很慘，他中的是牽機毒，痛苦時頭部跟足部佝僂相接。李煜當皇帝是失敗了，但當一個詞人卻很成功。他用白描手法寫詞，表面上平鋪直敘，內部卻包括真摯的感情，是一種最艱難的功力，使他成為詞壇之仙，沒有一個詞人在同一道路上能達到他的造詣。
蘇軾，他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明星，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十項全能。對各種形式的作品，如“賦”、“詩”、“詞”、“文章”、“駢體”、“繪畫”、“書法”，幾無一不精。他把詞的範圍擴大，從狹小的兒女之情的天地，擴大到廣漠的大千世界。舉他的赤壁懷古一詞；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道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赤壁，三世紀時，曹操大軍被周瑜在此擊敗，奠定三國時代的基礎。周郎，指周瑜。公瑾，周瑜別號。小喬，周瑜的妻子，美女之一。羽扇綸巾，傳說中諸葛亮不穿戎裝，隻手執羽扇，頭戴綸巾帽，指揮大軍。酹，用酒灑地祭典。）
豪放雄渾，使二個知道這段史蹟的讀者，在讀這首詞後，感覺到風雨撲面。但蘇軾的婉約悲涼也同樣成功，如《江城子》一詞，寫他夜間夢見亡妻，誠是一字一慟：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
柳永，一個頹廢詩人，他最初在一首詞裡有兩句話：“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當他參加進士考試時，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趙受益把他的姓名抹去說：“去淺斟低唱吧，要浮名幹什麼？”柳永遂幽默的自稱“奉旨作詞”。他的詞全部是愛情和離愁，表露出本世紀（十一）社會上紙醉金迷的一面。傳播之廣，凡有井水的地方，都有他的詞。詞在他的開拓下，句數增加，成為長調。他的創作技巧使他寫出難寫的感情和難寫的事和景，而仍保持直率的自然原始之美。像《雨霖鈴》描述離情，迴腸百折：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悵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晚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都門，郡城城門。）
另一首《望海潮》，讚美杭州：
東南形勢，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榮。煙柳畫橋，風簾翠(巾莫)，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蕭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風池誇。
（三吳，指蘇州（江蘇蘇州）、越州（浙江紹興）、湖州（浙江湖州），即最富庶的太湖流域及錢塘江流域地區。羌管，笛。菱歌，江南婦女每逢採菱，在舟中邊採邊唱。高牙，古時軍營前大旗稱牙旗。）
在柳永的創作中，這並不是一首好詞。可是百年之後，到了下世紀（十二）六十年代，金帝國皇帝完顏亮讀它，讀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對南中國的富麗，怦然心動，引起他大舉南征的殺機。
辛棄疾，下世紀（十二）宋政府南遷後的偉大詞人，他原籍歷城（山東濟南），生下來時，山東已淪陷給金帝國。在女真民族統治之下，他和一批愛國青年，起兵反抗，推舉耿京為主。耿京派他到來政府當時首都臨安（浙江杭州）聯絡，可是等他從臨安回來，叛徒張安國已把耿京殺掉降敵。辛棄疾和他的同志向戒備森嚴的金軍大營突擊，把張安國擒出砍頭，然後率眾南下。從這一段英雄行徑，可了解他的英雄性格。但他強烈的愛國心，卻限於客觀的苟且偷安的環境，眼看一半國土永遠喪失，而無可奈何。於是他的詞像錢塘江的大潮，氣吞山岳，但帶著嗚咽蒼涼。我們舉他《永遇樂》一詞，這首詞寫他在京口（江蘇鎮江）北固亭懷古的心情。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孫仲謀，孫權的別號，三世紀東吳帝國開國皇帝。寄奴，劉裕的乳名，五世紀南宋帝國開國皇帝。元嘉，南宋帝國第三任皇帝劉義隆的年號（四二四一四五三）。狼居胥，即肯特山，紀元前二世紀，西漢王朝大將霍去病追擊匈奴，到狼居胥山，不見敵踪。封，堆土祭神。倉皇北顧，劉義隆未作準備即行北伐，凡三次均大敗，劉義隆隔著長江，北望北魏軍營，面無人色。四十三年，辛棄疾作此詞時，距南下投奔祖國已四十三年。佛狸，北魏帝國第三任皇帝拓拔燾的乳名，劉義隆北伐的對手。廉頗，紀元前三世紀趙王國名將。）——辛棄疾作詞，最喜歡使用典故，被人認為“掉書袋”，但典故在手中並不阻礙感情奔放。
辛棄疾的詞不僅豪放，而且悲壯沉鬱。蘇軾的詞如日出時萬馬奔騰，長嘯道遊。辛棄疾的詞則如日落時兩軍生死鏖戰，縱是不悅耳的嘶喊，也出自肺腑。
史達祖，身跨十二、十三兩個世紀的偉大詞人。宋詞經過二百年的發展，到他而作出總結。十三世紀初，宰相韓侘冑北伐時，史達祖是幕僚之一。韓侘冑開罪了儒家學派的主流道學家，等到韓侘冑失敗，道學人士用毒惡的手段，大肆報復，史達祖被處黥刑——在臉上刺字後，貶竄，死在蠻荒。他雖然是政治鬥爭中的犧牲者，但他並沒有政治慾望。黥刑和道學對他的傷害，只更增高他的聲譽。他描寫春天燕子的《雙雙燕》：
過春社了，度審幕中閒，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樑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翩然快拂花梢，翠見分開紅影。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瞑。應是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欄獨憑。
（春社，立春後農村祈求豐收的祭神禮。）
如果把史達祖的詞跟前面各家的詞，作一個比較，可看出時間的元素，使它們大不相同。詞到史達祖，已完全成熟。他集結廠前人的精華。一字一句，一音一調，都有仔細的斟酌，跟中國畫壇上的工筆劃一樣的無懈可擊。但也像工筆劃一樣，不為後人留下餘地，就再也發展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