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定難戰區建立西夏帝國
本世紀（十一）以來，宋帝國外與遼帝國和解，內部社會也相當安定，士大夫歌舞昇平，一切看起來都很好。但位於西北邊陲，河套以南的定難戰區（陝西靖邊北），卻於三十年代，脫離宋帝國政府，建立西夏帝國。
這是一個党項民族的國度，屬於羌民族的一支。四百年前七世紀時，一位姓拓拔的酋長把他們帶領著離開祁連山南麓柴達木盆地，投靠中國。當時李世民大帝特准他們定居在河套以南。九世紀時，因為幫助唐政府討伐黃巢有功，唐政府就委派當時的酋長拓拔思恭擔任定難戰區（陝西靖邊北）司令官（節度使），並特許他改姓皇家的李姓。以後跟其他藩鎮一樣，世代承襲。本世紀（十一）初，表面上雖然順服來政府，實際上仍維持著藩鎮割據的局面，不時地劫掠戰區界外的其他州縣。
三十年代一○三二年，定難戰區節度使李德明逝世，雄心勃勃的兒子李元昊繼位，即開始使用自己的年號。在以年號為紀年的時代，改變年號即是改變政治立場。李元吳制定西夏文字，大量翻譯華文書籍，提高党項人的文化水準。一面向西擴張，把陷落在回紇部落手中一百餘年的河西走廊，包括涼州（甘肅武威）瓜州（甘肅安西）、沙洲（甘肅敦煌）、蘭州（甘肅蘭州），全部征服定都興慶（寧夏銀川）。一○三八年，李元吳宣稱他是西夏帝國皇帝，向宋政府上奏章，請求冊封。中國版圖上，遂出現了第三個國家。
宋帝國當然不能容忍叛徒猖撅，皇帝趙受益下令懸賞，凡擒殺李元吳的人，就命他當定難戰區節度使。李元吳的反應是發動一連串不停止的攻擊。一○四○年，西夏兵團進攻延州（陝西延安），宋軍大敗，主將被擒，延州州長（知延州）範雍被貶。中央政府任命兩位知名的文職大臣韓琦、范仲淹到西境主持軍事，並命范仲淹擔任延州州長。范仲淹對軍事是門外漢，但他有宋王朝士大夫特有的對內宣傳技巧。到職只一個月，就自己宣稱，西夏帝國已警告他們國人：“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有數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範雍）可欺。”明年（一○四一），西夏兵團進攻渭州（甘肅平涼），正在鎮戎（寧夏固原）巡視的韓琦派大軍迎戰，在六盤山（寧夏隆德）下好水川（甜水河）接觸，一萬零三百人，全軍覆沒。韓琦狼狽逃回，陣亡將士的家屬數千人，攔住馬頭，哀號招魂，大哭說：“你們隨著司令官出征，平安而去。今天司令官回來，你們何在？願你們孤魂，也隨著司令官返家！”哭聲震動天地，韓琦又懼又慚。但不幾個月，就又有人宣稱，邊區人民到處歌唱：“軍中有一韓（韓琦），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當然是范仲淹），西賊聞之驚破膽。”問題是，對內宣傳只是一種肉麻當有趣的小動作，並不能解決實際困難。又明年（一○四二），鎮戎再度會戰，宋軍再度大敗，九千四百餘人，全部戰死或被俘。
在每戰必敗的情勢下，宋帝國祇好謀求和解。一○四四年，正式承認西夏帝國獨立，並每年向西夏帝國繳納綢緞十三萬匹，銀幣五萬兩，茶葉二萬斤。每年節日（如元旦，中國皇帝生日），再增加綢緞二點三萬匹，銀幣二萬兩，茶葉十萬斤，銀器二千兩。
宋帝國為了面子，堅稱這項繳納是一種“賞賜”，而且只承認李元吳是西夏國王，不承認他是西夏皇帝。
宋夏之間保持了三十六年的不穩定的和平。七十年代，宋政府宰相王安石選拔出宋帝國開國以來第一位統帥人才王韶，擔任洮河戰區（甘肅臨潭）司令官（安撫使）。於一○七三、一○七四兩年之間，收回陷於吐蕃王國二百餘年，面積達二十萬平方公里，有五個台灣島大的中國故有領土，包括熙州（甘肅臨洮）、河州（甘肅臨夏）和全部河湟地區（青海省東北部），目的在切斷西夏帝國的右臂，作為向西夏帝國總攻的準備。可是，兩年之後（一○七年），王安石辭職，王韶也被新任宰相司馬光指責“開邊生事”，免職貶謫，以致前功盡棄。
但宋帝國仍念念不忘西夏的小而且貧，一○八一年，第六任皇帝趙頊停止繳納財帛。傾全國之力，分五路出兵，向西夏帝國進攻，預定在靈州（寧夏靈武）會師，可是，他卻任命宦官李憲擔任總司令。結果四路兵團如期到達，只有總司令在克復蘭州（甘肅蘭州）後，屯兵不進，沒有趕到。抵達的四路兵團，在靈州城下，群龍無首，又沒有攻城工具，無法攻城。西夏乘機反撲，決開黃河堤防灌敵，宋軍全部崩潰，死二十餘萬人。明年（一○八二），西夏再攻陷永樂城（陝西米脂西北），宋守軍和居民二十餘萬人再全部覆沒。
——把兵將不相習，烏合之眾的軍隊，在文職官員（甚至是宦官）白痴般地指揮之下，投入戰場，跟把可憐的羔羊驅入狼群一樣，不過是殘忍的屠殺。而宋帝國建國三百年中，卻一直如此，使人為千萬無辜犧牲的將士落淚。
於是宋夏再度和解，本世紀（十一）最後一年，一○九九年，宋帝國對西夏帝國繼續“賞賜”。
下世紀（十二），兩國邊界上仍然不斷發生衝突，一直到金帝國大舉入侵前夕，衝突才停止。宋帝國被這麼一個蕞爾小國纏住，國力競告枯竭。
七王安石
宋帝國能通過瓶頸，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第二任皇帝是長君，趙光義即位時已三十八歲，足可應付複雜的政治形勢。如果由趙匡胤年幼的兒子繼位，我們有理由相信它早被顛覆。不過趙姓皇帝雖然到了平安坦境，仍不斷做著隨時被推翻的惡夢。這惡夢使未政府除了努力防止叛變外，其他什麼事都不能做。對遼和對西夏的屈辱戰爭，證明他們只會剝削人民財產奉獻外國，而無力保衛人民。廣大農村在沉重捐稅和士大夫地主強烈兼併下，產生大批農奴和士大夫的家奴。政府官員數目，每年都在膨脹，士大夫越多。脫離生產的人也就越多。他們以全民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的人數，佔有全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財富，而仍掠奪不止。這個士大夫所高興的樂園，實質上是一個熱度日高的大火藥庫。
於是產生變法運動，中國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的王安石效法紀元前四世紀另一偉大的政治家公孫鞅，用革命性的全盤改革，來挽救宋帝國和士大夫自身的惡運，同時也解救倒懸在水火中的平民，他的見解被皇帝趙頊所採納。趙頊是一個生長在深宮之中的皇帝，屬於少數傑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一○六九年，趙頊任命王安石當宰相，變法立即開始。
變法是全面的，包括經濟、政治、軍事、教育。我們把他最重要的措施，歸納十項，作一簡單敘述。
一確立預算制度，並控制預算。王安石設立一個“計劃部”（制置三司條例司。三司：度支司、戶部司、鹽鐵司），自兼首長，對行政管理作合理的改進，嚴厲制止私人挪用或吞沒公款，結果每年為國家節省開支百分之四十。
二建立政府儲蓄食糧制度。過去，各行政區（路、州）向中央政府每年繳納以食糧為主的賦稅，都有一定數額：豐收之年，不能多繳；歉收之年，不能少繳——全靠向貧苦的農民強迫搜刮。而且還要千里輾轉，運輸到首都開封，費用巨大。王安石頒布均輸法，用貨幣代替實物納稅，以免去運輸上的困難。由各行政區在首都設立專用倉庫，豐收時大量購入，歉年時就可不必強迫搜刮農民。
三建立政府貸款制度。中國農民最苦的日子，大都發生在“青黃不接”之時。即稻麥剛生出青苗，還沒有變黃成熟，農家存糧往往用盡，新糧又未收穫，需錢最是孔急。王安石命政府貸款給農民，收取他們向地主貸款時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穫之後，再行歸還。因為這項貸款是用田中的青苗作信用保證的，所以稱“青苗法”。
四清查漏稅耕地和整理田賦。士大夫地主兼併貧農耕地時，往往隱沒田籍，不繳納賦稅。王安石對全國耕地，加以清查，結果清查出三百六十萬畝之多。又頒布方田均稅法，對全國耕地，重新評估，依照肥沃貧瘠，分為五等，肥沃的耕地賦稅多，貧瘠的耕地賦稅等差減少。
五建立平抑物價制度，設立平抑物價機構“市易務”。首先在首都開封施行，物價低廉時，由政府購入；等到物價上漲，再行售出。 “市易務”這個機構還兼營銀行，人民用金銀綢緞或不動·產作抵押，就給予貸款。這是一個經濟性的大進步，稱“市易法”。
六建立公平勞役制度。王安石頒布“免役法”，規定全國每一個成年男子，都有為國家服勞役的義務。如果申請免除勞役，必須繳納代役金，稱“免役錢”，由政府代為僱人充當。
七加強國防軍訓練，淘汰老弱殘兵。宋帝國的國防軍，一部分集中首都，一部分集中邊疆，輪流更調，目的在使兵將不相熟習，以免叛變，這些國防軍平時就有八十萬人，僅軍餉開支，即佔國家總收入的三分之二。可是出征作戰，不堪一擊。王安石強迫老弱退役，廢止“更戍法”，國防軍不再輪調，而把他們永久分屯到重要地區，委派專任司令官（鎮將），平時負責訓練，戰時帶兵出征，使上下互相了解，如臂使指。王韶所以能收復河湟（青海省東北部）失土，就是因為他所率領的部隊，是變法後的部隊。跟變法前的部隊比較，好像是來自兩個星球。
八更新武器，國防軍裝備全部現代化。國防部隊的腐敗，在武器方面更為嚴重。不僅數量不夠，而且大都銹爛，一萬張斷了弦的弓，跟沒有一張弓一樣。王安石設立中央兵工廠（軍器監），徵求新式武器圖樣及設計，淘汰全部落伍的武器。
九建立並加強人民基層組織，集合“管”、“教”、“養”、“衛”於一個稱為“保”的單位。王安石頒布“保甲法”，規定十個家庭組織一個“保”，五十個家庭組織一個“大保”，五百個家庭組織一個“都保”。守望相助，隨時糾察有沒有違法亂紀的人。一家有兩個青年時，選出一個充當“保丁”，利用農閒時，集中軍事訓練。
十改進考試課目和學校課程。自從唐王朝之後，考試課目，主要有二：一是詩賦；一是帖經——即對《五經》的填空白試法。這種人才跟國家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毫不相干，但已實行了約四百年之久。王安石把它們一律取消，改為考試議論文，培養青年獨立思考的能力。學校中除了教授王安石所著的《三經新議》（三經：、《書經》、《周禮》），還教授地理學、經濟學、史學、法學、醫學。
這是王安石變法中的主要改革，然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總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他的變法終於失敗。
八新舊兩黨的鬥爭
宋帝國的內在危機，人人皆知，人人都認為必須改革。不過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必須在不損傷自己既得利益之下改革。遠在王安石變法二十六年之前，即一○四三年，宰相范仲淹也曾實行過改革。他先從小地方著手，只輕微地淘汰了少數官員，限制未來的“蔭子”數目。蔭子，高級官員的子弟不經過學校和考試即行當官的一種制度。有些官員還沒有結婚，而兒子已經被政府委派官職，甚至懷抱中的嬰兒，往往已是科長縣長。范仲淹僅把這種荒唐的流弊，稍為縮小，要求必須確實有兒子而且年滿十五歲。但這已立刻就引起高級官員的公憤，把他納入小人系統。范仲淹是一個伶俐的人，在還沒有招來更嚴重的打擊之前，立即辭職，一切復舊。
王安石的改革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氣使他堅定不移。在意料之中的，他所招來的不僅是公憤而已，而是全體既得利益階層瘋狂地猛撲，他們被稱為“舊黨”，那位在“濮議”中堅持稱老爹為伯父的司馬光，則被奉為領袖。王安石所領導的變法改革集團，被稱為“新黨”，王安石自然是新黨領袖。王安石雖然也屬儒家學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給他的束縛。司馬光則是一位正統的儒家，反對任何古代所沒有的東西，反對任何改革現狀的措施。司馬光跟皇帝趙頊之間，有一段生動的對話，充分錶露出這種思想。趙頊曾問他：“紀元前二世紀的西漢王朝，如果一直守著它第一任宰相蕭何制定的法律規章，不加改變，你以為可以嗎？”司馬光回答：“當然可以。豈止西漢王朝可以，即今紀元前二十三世紀的那些帝王和他們的夏、商、周王朝，所製定的法律規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話，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漢王朝皇帝劉徹改變祖宗的法，盜匪遂遍中國。劉爽改變父親的法，西漢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製定的法律規章，絕不可有任何改變。”
還有兩件事可以幫助我們的了解：
一宋帝國不成文法，皇家教師（侍講、說書）給皇帝上課（經筵）時，一向是皇帝坐著聽，而教師站著講的。變法的前一年（一○六八），王安石建議：儒家學派一直提倡尊師重道，應該讓教師坐著講解才是。這個建議馬上遭到反擊，大臣劉分阝認為教師站著講書，是祖宗所定的製度，已實行五十餘年，絕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呂誨更有趣，他在彈劾的奏章上說：“王安石竟然妄想坐著講書，犧牲皇帝的尊嚴，以顯示教師的尊嚴，既不知道上下之禮，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嚴懲王安石這個奸邪。
——世界上確確實實有一種奴性非常堅定的人，使我們嘆氣。
二變法開始後，遼帝國曾提議重新劃定太行山以西（山後）代州（山西代縣）一帶邊界。皇帝趙頊命大臣們提出意見，退休宰相韓琦（即好水川戰役“軍中有一韓”的一韓）建議說：“我們有下列七事，觸怒敵人：一、高麗王國，早已脫離中國，成為遼帝國的藩屬。我們卻利用商人，跟它恢復舊有關係，遼帝國當然認為對它不利。二、我們用武力奪取吐蕃王國的河漢地區，遼帝國當然認為下個目標一定是它。三、我們在代州沿邊，大量種植榆樹柳樹，目的顯然在阻擋遼帝國騎兵奔馳。四、我們又在國內實行保甲制度，寓兵於農，教人民戰鬥技能。五、黃河以北各州縣，積極修築城郭，掘深護城河渠。六、我們又設立兵工廠，製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裝部隊的裝備。七、我們又在黃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個將領，加強駐屯的國防軍訓練。以上七項，都是刺激遼帝國的措施，使他們反感。我們只有一個方法才可以使遼帝國相信我們的和平誠意，跟我們繼續友好相處。那就是，立即把這些措施，全部廢除（跟高麗王國斷絕通商，把河漢地區交還吐蕃王國，剷除沿邊限制敵人騎兵深入的榆樹柳樹。解散保甲，停上人民軍事訓練。黃河以北州縣城郭，隨它頹塌，護城河渠也隨它淤塞，停止修築。撤銷兵工廠，停止製造武器，停止更新裝備，停止軍隊現代化。撤銷黃河以北三十七將領，停止軍隊訓練）。等到上述的七項措施全部廢除之後，陛下再養民愛力，選賢無能（他跟司馬光），疏遠奸邪（王安石），進用忠良（他跟司馬光），遼帝國自然心說口服。”
這就是有名的“韓琦七項奏摺”，於一○七四年呈給趙頊。韓琦因“濮議”一案，已被納入小人系統，現在因反對改革的立場一致，又被送回君子系統。
士大夫反對改革，固然是一種本能反應。但更主要的是，改革傷害到他們本身。像預算制度，使國家開支減少百分之四十，則這百分之四十所豢養的官員，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貪污，自然憤怒。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農急時放高利貸，才能合法的兼併貧農土地，現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貸款，阻塞了他們的兼併之路，自然憤怒。像“免役法”，過去實行“差役法”時，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勞役，築城築路以及地方供應任何勞役，徵調民夫時，全部由平民承當。現在把這種他們一向輕視的勞動加到身上，使他們與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他們當然不會傻到明目張膽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吶喊，但他們卻可以為維護“祖宗法度”而吶喊。不過，在情急的時候，也會忍不住露出嘴臉。有一天，當趙頊告訴文彥博，人民都歡迎改革時，文彥博反問：“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統治國家？還是由小民統治國家？”趙頊頓時不能回答。
到了最後，舊黨更滲透到皇宮之中，使趙頊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們一邊，不斷向兒子警告：新法禍國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輕改。事實上新法本身也碰到了無可挽救的困難：一是，本世紀（十一）七十年代恰巧發生一連串旱災，在舊黨策劃下，開封安上門管理員（監安上門）鄭俠把饑民流亡情形，繪成圖畫，呈送給趙頊和他母親高太后，宣稱這就是變法改革的結果，如果不馬上停止變法改革，旱災還要擴大，饑民還要增多。另一是，王安石沒有力量把反對新法的舊黨逐出政府，更不要說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公孫鞅所得到的堅強支持，皇帝趙頊無法跳出宋王朝立國的傳統，他只能把舊黨貶出中央，貶到地方上擔任地方政府首長，不能把舊黨全部貶為平民。問題就發生在這上面，因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執行。於是呈現出一種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異場面，即由一批反對新法的人，負責執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們用種種方法加以破壞，故意迫使農民痛恨新法，以證實新法的罪惡。
一○七六年，王安石終於下台，他只當了六年宰相。他辭職後，由他的助手呂惠卿繼續主政，然而不久被攻擊去職，只靠皇帝趙頊一人堅持下去。一○八五年，趙頊去世，十歲的兒子趙煦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后臨朝執政。她立即召回被貶到洛陽的舊黨領袖司馬光擔任宰相。剎那間，變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銷，一切恢復原狀，即韓琦所歡呼的原狀。
司馬光是當時知名度極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議”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編的——從紀元前四○三年到紀元後九五九年，一部很詳細的中國政治編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紀，這部大約六百萬字的巨著，仍是最有價值的史籍之一。在這部巨著中，司馬光要求國家領導人，必須有偉大的胸襟，以採納不悅耳的意見。他給人的印像是，如果他是國家領導人，他必如此，因為這是正確而榮譽的道路。可是，當他一旦接觸到實際大權，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別人的。權力像試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剛愎自用的性格。當他決心撤銷縱是舊黨也不得不承認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時，蘇軾再三力爭不可，司馬光大怒，蘇軾說：“從前常聽你稱讚某人犯顏直諫，某人據理力爭。今天你剛當宰相，就不准別人開口。”另一位大臣範純仁（他後來也當宰相），也認為“免役法”已獲得一致擁護、只不過少數權勢人家不便，萬不可改。司馬光立刻翻臉，範純仁說；“你如此聲色俱厲，不過堵人的嘴，使人不敢開口罷了。凡事應虛心地聽聽大家意見，不必一定謀從己出。”但這一切不足以動搖司馬光走回頭路的決心。
九舊黨的分裂
司馬光於當宰相的明年（一○八六）逝世，他的繼任人選繼續他的政策，而且一度企圖屠殺新黨。 －○八九年，已被貶為鄧州（河南鄧州）州長的新黨前任宰相蔡確，在遊安州（湖北安陸）風景區車蓋亭時，作了一首詩。舊黨立刻挑撥說，它是諷刺正在當權的高太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受了刺激，立刻像一頭母老虎般地大怒起來。幸好有人恐懼大規模流血的鎮壓可能招來大規模流血的報復，才改為從輕處置，僅把包括王安石在內的三十餘位主持變法改革的人物，列為“奸黨”，公告全國皆知。蔡確則貶竄到距首都一千五百公里外的新州（廣東新興），死在貶所。
這是舊黨猛撲的高潮。
然而舊黨內部卻適時的分裂，使他們的力量不能集中。導火線與司馬光之死有關。當司馬光死訊傳出來時，政府官員正集體參加一項慶典。大家認為應該馬上前去弔喪，只有皇家教師（崇政殿說書）程頤反對，他說：“孔丘說，哭的那一天不歡樂。”有人駁斥他：“孔丘並沒有說，歡樂的那一天不哭。”蘇軾在旁幽了他一默說：“這都是西漢王朝死鬼叔孫通發明的怪禮。”程頤不能忍受這種奚落，決心報復，命他的學生賈易、朱光庭彈劾蘇武在主持國立圖書館官員（館職）考試時，所出的題目，故意誹謗政府。這彈劾引起反應，蘇軾的朋友孔文仲也彈劾程頤污穢陰險。是五鬼之魁。於是舊黨遂分裂為下列三黨：
黨的名稱，以領袖的籍貫而定。程頤，洛陽（河南洛陽）人。蘇武，眉山（四川眉山）人，屬於古蜀地。劉摯，東光（河北東光）人，屬於河朔地區。他們之間的鬥爭全是意氣鬥爭，但十分激烈，而且很自然地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而把對方驅入小人系統，互相恨入骨髓。宋政府在對新黨人士大批放逐外，又忙著大批放逐內鬥中失敗了的舊黨。
一○九三年，舊黨護法神高大皇太后逝世，已經十八歲的皇帝趙煦對這位干涉國政的老祖母，早忍受夠了。他跟老祖母當年迫不及待召回舊黨領袖司馬光一樣，也迫不及待地召回新黨領袖章惇，恢復新法，貶竄舊黨——只一位例外，就是司馬光最得力的黨羽之一蔡京。當司馬光下令以五天的時間為限，撤銷“免役法”，恢復“差役法”時，大家都擔心時間短促，不容易辦到。原屬新黨的蔡京正擔任首都開封市長（知開封府），竟如期完成，以致司馬光呼籲舊黨人士向蔡京看齊。現在他看見舊黨失勢，叛離舊黨，再投入新黨。
我們可把兩黨交互當權情形，作一排列：
本世紀（十一）在新黨重執政權中閉幕，轉眼就到下世紀（十二），舊黨徹底潰敗，新黨從內部變質。
十儒家學派的主流——理學誕生
最後，我們要敘述洛黨領袖程頤，他是一個重要人物。就在本世紀（十一）末期，儒家學派中興起一個新的支派（這支派後來發展成為主流）——理學，即由程頤開創。他的哥哥程顥則是他的同志，當時人稱之為“二程”。他的老師周敦頤，是一位唯心論的哲學家，對“無極”、“太極”、“陰陽”、“動靜”以及它們的交互影響，有特殊的研究和見解。程頤從他老師那裡得到唯心哲學，再吸收佛家學派和道家學派的神秘思想，而形成他所提倡的理學。理學家認為人生應該嚴肅，而且要非常非常的嚴肅，除了日夜努力，訓練自己成為聖人外，不許可有其他意念。遊戲和幽默，都被視為罪惡，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還要嚴厲。這可以用一個例子說明，第七任皇帝趙煦登極那年（一○八五），只有十歲，正是貪玩的孩子，有一天上課時，偶爾折了一枝柳條來玩，程頤立刻正色阻止說：“春天時節，萬物生長，不應該隨便攀摘，那會傷害天地和氣。”趙煦把那枝柳條悻悻扔掉，氣得發抖。對一個十歲頑童，就作如此壓制，無怪引起蘇軾一派的反感，認為他囗喪人性。連最頑固的司馬光都嘆息說：“使皇帝不願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頤這種人。”
我們再敘述三件事，以增強對理學的認識
第一前面曾提及儒家學派主要的思想根據——《五經》。另外還有若干輔助性的書籍，如孔丘言論集，即佔僅次於五經的地位。但到了下世紀（十二），朱熹又把跟孟軻言論集《孟子》，以及《禮記》一書中的兩篇《大學》、《中庸》，合訂為一部書，定名“《四書》”。四書遂與五經並肩，稱為“《五經四書》”，後來漸漸代替《五經》，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唯一經典。
第二程頤堅決主張壓制感情和靈性，認為沒有感情和靈性的道德，才是最高道德。所以他反對任何和感情靈性有關的事物，包括藝術與文學。曾有人對他吟詩句：“夢魂慣得無拘束，又踏楊花謝娘橋。”程頤變色說：“鬼語，鬼語。”他要求的是，人類只能做一件事，即敬畏聖人，凡不能幫助這項目的的行為，都是邪惡。
第三中國對婦女的貞操問題，尺度一向很寬。像當過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親，在范仲淹父親死了後，即行再嫁，沒有人對她輕視。到了程頤，才開始對婦女加強迫害，訂立片面的苛刻標準，即男人可以隨便再娶，婦女則絕對不可以再嫁。曾有人問他：“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程頤斷然說：“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飢寒作為藉口。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是理學的另一特質，那就是對於犧牲別人生命或幸福的事，無不十分慷慨激昂。
理學在本世紀（十一）沒有發生大的作用，反而一開始即行碰壁，即蘇東坡的攻擊和程頤被逐出政府。但到了下世紀（十二）末，他的門徒的門徒朱熹，在政府取得權力後，才正式結出果實。
十一東西方世界
一○三一年（西夏帝國建國前一年），西阿拉伯帝國（白衣大食）無子嗣，奧米亞王朝絕，哈里發改為選舉。
一○四○年（好水川戰役前一年），突厥回教徒塞爾柱部落酋長托格茲，稱蘇丹（皇帝），於中亞（今阿富汗北部）建立塞爾柱土耳其帝國。
一○七三年（名將王韶收復河湟地區前一年），天主教教皇格列高里七世，改革教會，禁止教士經商娶妻，並不得向君主行臣服禮。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否認禁令，打算把教皇罷黜。格列高里七世下令將亨利四世逐出教會。
一○七七年（王安石辭職的次年），亨利四世自從被逐出教會，國內紛叛。不得已，大雪中赴羅馬，身披悔罪麻布衣，赤足立於坎諾薩堡（教廷）三晝夜，格列高里七世始予赦免。
一○八四年（高大皇太后引用！日黨領袖司馬光，盡廢新法的前一年），亨利四世進攻羅馬，以報復被罰之仇。格列高里七世向兩西西里王國求援，亨利四世敗走。兩西西里兵圍入羅馬城後，大掠二
一○九四年（新黨章停出任宰相，盡復新法），塞爾柱土耳其帝國禁止基督徒赴耶路撒冷朝聖，並且準備進攻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皇帝亞歷蘇斯一世大懼，向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求救。
一○九五年（章停出任宰相的次年），教皇烏爾班二世，在克勒門召集宗教會議，呼籲組織十字軍，對伊斯蘭教徒作戰。
一○九六年（中國宮廷發生冤獄，趙煦的妻子孟皇后被囚，宦官宮女三十人，拷掠備至，肢體折毀，有的在審訊中還被割掉舌頭，最後全體處斬），歐洲第一次十字軍興起，由法國貴族統軍東正。
一○九九年（向太后執政，舊黨第二次反撲的前一年），第一次十字軍結束，歷時四年。攻陷耶路撒冷，建耶路撒冷王國，選兩西西里王國的高弗梨王子當國王。